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我们有两个大教员》
学生对老师，是不是要感谢？唯有小人伪君子不懂得感恩。毛泽东还感谢过蒋介石。有时间作一博文。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蒋介石国民党就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后来事实证明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老百姓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
反共分子是少数人, 反共分子是损伤不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根毫毛的, 反共糞子还可以激发中国共产党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 近期美国的反共分子强迫"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开说、
在美国国内抓"共产党员"之行动时, 就连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又走资派特色党也知道, 要扶贫要自力更生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服务战胜外来侵略。这不是近期 反共分子的逼迫吗? 中国共产党内的左派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中国特色政府的左转要感谢今天世界上年轻的一代的 反共分子。
当年的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蒋介石国民党就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被历史事实证实的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反共以及《反共的华人》，不过空口骂中国共产党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东条英机和抗美援朝的结局。
反共分子总是借以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口实, 拼命造谣，污蔑毛主席如何对日本人感恩戴德，借以丑化伟人之说。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1960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方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1956年毛泽东曾发表谈话：“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
毛泽东：“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全体党员，他用机枪上课。”
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感谢美国人给我们送来了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
由此可见，被毛主席感谢的敌人很多，只不过，这种感谢是种嘲讽和幽默，同时还透露出伟人所特有的霸气和自信。反共糞子是听不懂的。
日本侵略中国所产生的客观结果，那就是它起到了反面教员的作用，把中国人从麻木的各顾各的自私、萎靡的精神状态中打得清醒过来，结束了一盘散沙的不团结状态！
毛主席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是有着特殊的语境和涵义的，反共糞子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加以阉割和歪曲来达到虚无中国抗战历史和丑化人民领袖的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不仅敌对方的反面教育不可忽视，即便是同一阵营中错误路线的反面教育作用也是不容怱视的。
毛主席甚至把反面教员的作用看做是人们探求和认识真理的必要条件之一。
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多次被党内的右倾和左倾路线所否定，他也因此备受非议、排斥和打击，“靠边站”不说，最严重的一次还被误传“开除了党籍”。
直至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中央苏区沦陷，红军被迫长征、血染湘江，红一方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余人，同时丢掉了党在白区的全部阵地，多数共产党人才认识到了真正掌握了革命真理，找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是属于“少数派”的毛泽东，这才有了后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的召开。
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使毛泽东主席认识到“看来让人们认识真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有反面的教训才行！”这也许就是毛主席后来多次“感谢”那些提供给中国革命反面教训的日本、蒋介石、美国等反面教员的历史缘由吧。反共糞子是听不懂不明白或断章取义为反而反的。有了这些反共糞子的不断坚持反共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地成长壮大。
在1963年9月3日毛泽东说：“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没有苏联中国就不能活吗? 同样没有美国中国就不活了吗?
中国人民靠着自己的两只手，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6月17日，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要不是赫鲁晓夫的弃义，中国要独立自主地搞出这么大动静，也不太现实，那就要看人脸色，受人制约，中国的独立自主就打了折扣，或者要延迟到不知何年何月了。赫鲁晓夫教育了中国人民，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应不应该给他发一个大勋章呢?
毛主席说的还是没有错，应该发一个。任何的成功都是需要教员的，它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但只是有这样的教员还是不够，还不足以成功，凡成大事者，还需要另一种教员，那就是“反面教员”。毛主席就非常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赫鲁晓夫只是一例，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反面教员多了去了。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说：“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 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 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 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又迎来了另一个反面教员，美国人。毛主席说: “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里，对美国这个反面教员感谢了一番：“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
美国这个教员给中国人上的课，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长效性也有目其睹，如果没有这堂课，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怎能“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呢?又怎能在后来的反霸斗争中，构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宏大战略呢?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特别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反面教员说”便是历史经验的特别重要的一面。1956年4月29日，毛主席说：“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 ，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1956年7月14日，毛主席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左’倾和右倾的路线错误。其中最严重的是陈独秀的右倾和王明的‘左’倾。此外，还有张国焘、高岗等人的右倾错误。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毛主席谈到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要学好的，不要学坏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坏事的作用，他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
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 ，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
1957年7月9日，毛主席说：“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看到没有，这就是毛主席的厉害之处，他恐怕是古往今来最谦逊的人了，世间万物皆可为师，敌人可以为师，错误可以为师，黑暗可以为师，他所见的教员，正面的数不胜数，反面的比比皆是，试问天下，谁可匹敌?尤其是他的“反面教员说”，是他尤为看重的法宝，那是他的辩证法，那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他用来汲取经验，他用来增长才干，他用来树立信心，他用来出奇制胜，他用来教育人民。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上胜利，马列主义的指导固然重要，反面教员的作用也不低估。
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
从迁移台湾后的1949年至1966年，合计无偿赠与现金与武器共36.096亿美元，另有贷款3.518亿?美元。以1960年为例，台湾全年GDP为17.43亿美元，美援之赠与部分即超越2年GDP总额。
中华民国时任总统蒋中正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迁移台湾后，在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安全法》从1951年10月10日开始到1965年6月30日为止，台湾岛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防堵共产势力扩张的第一岛链一环，同西欧、日本、韩国等形成国际中的反共阵营，而在经济上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
二战时期蒋介石国民革命军与日军作战时，美国将中美关系定位为“中美两国并肩对日作战”，透过《租借法案》开始对中华民国进行援助[8]。
1937年－1949年美国对中华民国援助总金额为35.23亿美元，其中，15.15亿美元为中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援助，占比为40%。20.07亿美元为国共内战时期的援助，占比为60%。【20.07亿美元为国共内战时期的援助，占比为60%。】开始时在对日作战时所得的美援物资，在同盟国当中属于最少的：1941年先获得援助金有2,600万美元，仅达年度美国对外租借总额的1.7%。1942年的援助比例为1.5%。1943年与1944年都保持在0.4%。到1945年二战结束前，才提升到11.07亿美元，比例为8%。
1948年7月3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定《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简称《中美经济援助协定》）。同年，行政院设立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简称“美援会”），美国则在上海成立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1948年12月30日，美援会台湾办事处成立。
1949年蒋介石国民党流亡政府逃往台湾岛后，美援会随之迁往台湾，并且由陈诚担任主任委员。同年美国停止援助，直到韩战爆发才在1951年继续。美援计画由中华民国与美国聘请美国“怀特工程顾问公司”担任审查，怀特公司并派出经理狄宝赛于1949年来台担任负责人。从1951年到1965年，中华民国大约每年自华盛顿得到大约1亿美元贷款。
1951年，因韩战爆发，在此背景下，第一批美援物资运往台湾。
1954年，中华民国与美国签定《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并且成立了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以及驻台美军顾问团，驻台美军开始协防台湾。美援的内容除包括民生物资与军事战略物资之外，也包括基础建设所需的物资，例如建筑道路、桥梁、堤坝、电厂及天然资源的开发等，德基水库便是美援贷款之下的产品。
另外，美方除实质上的物资援助中华民国之外，各种技术合作与开发亦广泛的进行。同时，华府亦鼓励台湾的大学与美国境内的大学进行学术合作与人才交流，更以实际资金来协助中华民国的大学兴建校舍。
另外，战后美国对中华民国倾注的大量贷款，解决了当时中华民国外汇资金不足的发展问题。
1957年，美援由原本的赠与性质改为赠与及贷款并行；赠与性质的援助款由主持援外事项的国际合作总署主管，而生产性的经济开发计画则由美国设立的开发贷款基金贷款。1959年，美国对中华民国的金援逐渐减少。1962年后，美国认为台湾的经济开发程度已高、不再适用防卫资助，美援方式大部分改为贷款；以贷款后的第11年起，分30年无息偿还。
1965年7月，华盛顿停止对中华民国的援助贷款。中华民国自从1951年到1965年总计15年间接受美国的经济支援达14.8亿美元，还有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约42.2亿美元（大多是二战裁减下的船舰及新开发待验证的喷射机）。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援滇缅公路、驼峰航线、飞虎队和援蒋路线。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仅仅一个星期后美国就向中华民国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当时中方是以每盎司0.45美元的价格把存于美国准备为贷款担保的6,200万盎司白银出售给美国，再用这笔资金购入黄金，将黄金存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来作为担保。而6,200万盎司白银在当时最多不过价值2,800万美元，所以美国所出贷款明显高于担保价而带有援助性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的四年多时间，美国还有继续大量收购中华民国持有的白银，仅在1937年到1938年间就收购了3.12亿盎司，总价值1.572亿美元。同时美国还放弃了在《中美白银协定》中要求中方必须保持货币准备金的25%是白银的规定，以放宽对中华民国出售白银的限制。另美国甚至把旧金山造币厂已为中方所铸造好的300万盎司银元也一并收购。时报章评论此举是“既能帮助中国，又不刺激日本，还能避免国会与最高法院麻烦的少数好办法之一”。
除此之外，美国还分别有过多次“贷款”援助：包括1937年的黄金抵押贷款，再到1938年的桐油借款，1940年的华锡借款、钨砂借款，最后的则是1941年的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贷款，而借款的条件是随时间而越来越优惠。累计上述贷款本金总共2.4亿美元，中华民国是仅还款半数，剩馀资金相当于变相赠款。而美国在正式参战后的1942年还向中方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用以稳定国民政府的战时财政。
到1941年4月中旬左右苏日中立条约签署后苏联正式结束援助中华民国对抗日本入侵，美国罗斯福总统即在5月初宣告中华民国被纳入《租借法案》的适用范围之内，从而取代苏联、成为中华民国对日作战的主要援助国，从美国手中获得包括技工、卡车、燃料以及道路修筑设备等重要的人员与物资支援，也开启之后更长而广泛的合作关系。
国共内战时期的美援给蒋介石国民党：美国国防部移交70架C-47运输机及一些尚可使用的飞机给中华民国政府。
马歇尔调停时期，美国对中华民国军援包含两种，一是赠与及信贷，另一种是军事顾问团的设立，根据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报告，自二次大战结束后美提供给国民政府的军需品种类繁多数量庞大。
大约包含：小型武器的军火，炸弹、飞机、坦克、汽车、军舰、运输舰、医药、衣服等，全部的军需品赠与及信贷至1949年3月21日为止，总共约998,700,000美元。其中797,700,000美元为赠与，其馀20,100,000美元为信用贷款。
事实上，这些援助的军需品的实际价值远超出所列出的数目，而且不算在上面所列的援助，尚有出售剩馀军需的一笔价值一亿零二百万美元，另外尚有670万美元的物品、5600吨的弹药等等。
此外，在马歇尔调停时期，另还有一些赠与及信贷，根据《中美合作组织协定》，美国提供国军价值约17,700,000美元的军需品，其运送于1945年9月2日至次年3月2日之间。
除此之外，美军向中国西南撤出之时，将其远征缅甸之军需供给（包含战斗用之军火）出售与中华民国，价格约2500万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在该协定上载明是信贷。
另外500万美元为分期付款。此军援本纳入1946年8月30日的（美军）出售财产剩馀的帐目之中，其后则免予偿还，做为对华的恩惠。
1946年7月16日，美国海军部向国民政府派遣海军顾问团，并移交271艘舰艇，包括护航驱逐舰、两栖作战、运输船以及海岸巡逻艇。公共法案亦授权总统设立驻华海军任务处，以不超过100名的军官及200名的士兵为限。
1947年12月8日，国府外交部长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敦共同签署协定，美国以140艘船舰交予国府，美国协助中华民国建立海军机构，包括建立舰队、组织、军港、基地与学校等等。
苏联政府援助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政府：
1927年4月，蒋介石改变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从其反共的立场出发处理与苏联的关系，12月，南京政府单方面宣布与苏联断交。 1929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试图用武力强行收回中东铁路，招来苏联大军越过中苏边界向中国东北发动进攻。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死伤惨重。这让日本人看到了东北军的弱点，认为有可乘之机，两年后便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中苏交恶，让日本看到了中国的孤立，这也是日本人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外在因素。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也威胁到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史达林深知中国战场的价值，希望中国在抵抗日本方面有所作为。
1935年后，面对日本对华北的不断扩张，中国加大了对苏外交的力度，实行《联苏御日》的方针。蒋介石特别希望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但史达林担心中国无力抵抗日本的全面进攻，坚持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表示愿意在签订这一条约后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当时的局势十分复杂，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矛头明显指向苏联。 1937年7月7日，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上海保卫战打响。 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确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此后，苏联开始积极援助中国。
苏联是抗日战争初期援助中国最多的国家。
在日本侵华开始之时，欧洲列强还沉浸在一战后的和平气氛之中，英法奉行的是绥靖政策。虽然日本侵略中国也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利益，但英国自顾不暇，对日本步步退让，美国则深陷孤立主义，采取的是不干涉政策。
中国所能求助的也只有苏联，因为日本是两国的共同威胁，如果中国失败，也将影响苏联的安全。为了帮助国力虚弱的中国政府坚持抗战，苏联给予中国有力的支援，包括提供贷款、武器，还派出军事顾问和飞行员参战。
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苏联向中国蒋介石国民党民国政府提供的第一批飞机和军火物??资陆续运到中国，主要有军用飞机297架、各式火炮290门、坦克82辆、汽车400辆及各类零配件和大量枪支弹药。
苏联提供的飞机、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都是苏联所能提供的最佳装备。当时苏联援华军火的绝大部分是利用苏联对华信用借款支付的。
苏联总共对华提供了三笔信用借款，总额为2.5亿美元。苏联所提供的贷款利息低，年利仅3％，还款时间长，为5至10年，以实物为还款方式，中国以苏联所需之物品与原料偿还。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苏联对华信用借款停止，中国实际使用苏联信用借款约1.73亿美元。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购买了飞机等军火，这些物资大大增??强了中国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
中国除了从苏联得到贷款和武器装备外，还得到了大量的人员支持。抗日战争时期在华服务的苏联人总数约5,000人（含志愿飞行人员），其中200多人为中国人民的自由独立献出了生命。
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渡过抗战初期的难关极为重要。当时中国得到的外援很少，苏联的援助无异于雪中送炭。
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用于作战的飞机只有300架，至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仅存作战飞机30架左右，丧失了空中作战能力。
1937年10月22日，第一批苏联飞机飞抵中国，随同一起来华的还有苏联空军志愿队，共计254人。苏联空军志愿队投入了保卫南京的战斗，击落日军10余架轰炸机，并击沉了日军一艘巡洋舰及2艘运输船。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在中国多地多次执行空中作战任务，给日军重大打击。
苏联教官为中国培训了1000多名飞行员和80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帮助中国重建了空军。
从1938年6月起，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向中国先后派遣了四任军事总顾问，帮助训练中国军队和参与重大战役作战计画的制定和实施。在空军、炮兵与战车兵等技术兵种中，苏联顾问和教官的角色是不可取代的。
1941年2月史达林派崔可夫来华担任驻华武官和军事总顾问，并向中方运交了250架轰炸机和驱逐机，300门大炮和500辆汽车。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抗议，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逐渐停止了对华援助。 1942年2月，苏联顾问崔可夫奉召回国，苏联援华抗日告一段落。
一，《抗战》即中国抗日战争，简称抗战、抗日，也被称为日本侵华战争，国际统称第二次中日战争，全国性的抗战是从1937年至1945年中华民国与小日本帝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抗战持续时间通称八年。抗日战争的战场主要位于中国境内，同时也包括缅甸北部等邻接地区。
1927年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政府是蒋介石国民党，在1927年至1949年间，中华民国政府主要由中国国民党领导和执政，而蒋介石是其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领导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北伐至上海时，蒋介石国民党实行了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左派的《四一二大屠杀》之后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在1937年开始全国性抗日战争后，蒋介石带着他的政府从南京逃退至中国的内地重庆，蒋介石和夫人躲在了峨眉山上。但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和夫人就从峨眉山下来了继续行使国家主权，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二，为什么日本会投降？这里有几个因素：
1，全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日战争是主因。这里有中国国民党的国军将士的参与和蒋介石的被迫参与领导。上海战役，南京保卫战等多次大的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消耗了日军。
2，中国共产党的大部敌后解放区的抗日人民战争，以游击队进行的如地留战地道战等方法，以持久战的战略不断消耗日军。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外放入侵，全中国人都要团结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意将中国工农红军编入国军之队，以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与日军作战。
3，苏联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直接参战。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随后红军开始进入中国东北。主要目的是对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进行军事打击，配合盟国对日本进行最后总攻。苏联的行动是军事干预，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并非参与中国内战。参战兵力远超150万，包括数个方面军的精锐力量。苏联红军迅速击败了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中国东北。苏联对日宣战并进入东北，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并对战后中国及东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4，美国两颗原子弹重创日本国内。美国分别于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造成了巨大的平民伤亡和广泛的城市破坏，并加速了二战的结束，导致日本于同年8月15日宣布投降。
美国对日宣战很复杂，珍珠港事件，又称偷袭珍珠港是日本于美国时间1941年12月7日对美国位于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的一次偷袭作战。珍珠港事件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捩点。日本海军共派出了6艘航空母舰、300多架战机，分两波进行奇袭。日军在偷袭美军之下，取得了重大战果：击沉及重创了美军8艘战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摧毁了188架战机，共造成2,402人死亡，1,282人受伤。与美国的损失相比，日本损失甚微：仅损失29架飞机和5艘袖珍潜艇，共有65名士兵阵亡或失踪，并有一位日本潜艇乘员被俘虏。
1945年2月是美国在太平洋反攻阶段最艰难的时候，以血腥残酷闻名的硫黄岛战役就发生在这时，美国很清楚，随着战线越来越向日本本土推进，日本的抵抗也就会越来越顽强。作为同盟国阵营一员的苏联怎么可以在对日作战问题上袖手旁观？苏联也得参加对日作战，而且是必须的！当然，为了换取苏联出兵的那些条件，损害的都是中国的利益，又不是美国的利益，出卖中国的利益来换取苏联出兵，从而减少美国的损失，何乐而不为？
第三，第四条因素那都是是来摘桃子，捡便宜了。
三，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是什么？
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是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有土地之上的人力财富和资源。这是在中国。还有日本，南北朝鲜的土地以及土地之上的人力财富和资源。
四，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都有谁摘？这里不说美国，苏联来摘的桃子和捡的便宜。只说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是中国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土地之上的人力财富和资源。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国民党就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了，蒋介石国民党继续行使国家主权，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
八十年中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一开始就被蒋介石国民党摘桃子了，时间将近五年。
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服：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中国人民。是那个时代的二万万中国人民。
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
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
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
那末，“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
蒋介石《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怎么办？
毛泽东又说《时局和方针》：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目前的形势和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特别是我党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⒀。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⒁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⒂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⒃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八十年中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就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三年多的解放战争从蒋介石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时间28年。从1949年10月1日到1978年。这《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真正归属于中国人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村人民公社里的贪下中农当家作主，一切权力归人民。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要继续革命，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人人享受社会主义福利。
然而，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们不想继续革命了。
八十年中的《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走资派们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又夺过去了。时间是从1978年至2025年，共47年。
走资派和蒋介右是一样的，是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习近平不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吗？蒋介石也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周总理告诉我们：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
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
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
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
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
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
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
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转载《周恩来解答：毛主席当年为何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中日联合声明》经过艰苦的谈判，台湾问题、战争赔款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那天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时候，田中一进门就想要到洗手间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当时田中就很严肃了，说紧张也可以。他见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谨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境，毛主席当时就表示欢迎，然后很风趣地问：“吵架吵完了没有？”田中马上说：“吵完了，吵完了。”毛主席就又转向大平，幽默地说：“天下太平嘛。”大家马上就都笑了起来，气氛就轻松下来，才开始坐下来聊。
毛主席所说的“吵架”，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就是作为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了。在《中日联合公报》第七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周总理告诉我们：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第二天，周总理陪同田中飞往上海。在专机上，周总理给田中题了几个字——“言必信，行必果”。当时周总理拿了一张纸，将这几个字写了出来，很平和地交给了田中。意思就是说中日建交虽然有这么圆满的结果，但是日本方面要言而有信，见诸行动！周总理这六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