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

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







1932年10月的旧中国即中华民国同时发生了三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一是陈独秀被蒋介石国民党以叛国罪下狱。二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被剥夺军权。三是共产国际特派员李德出现并准备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租界当局逮捕。与共产国际打交道后，陈独秀在关键时刻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了三次：

第一次是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坚决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在与马林会谈后突然被捕。“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马林，凭着自己在上海的一些熟人的关系”，“还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用于拉关系，最后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陈独秀“大为感动”，“态度完全改变了”。【姚金果：《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下简称《恩怨》）马林于1921年6月初次来沪，并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他在租界现成的“一些熟人”理应是同道。而且，未经批准，马林也不可能擅自动用“活动经费”。

第二次是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坚决反对国共党内合作，在与8月初抵沪的马林会谈后也突然被捕。8月18日“罚洋400元，交保释放。”【《恩怨》，第583页】随即于20日举行西湖会议，最终满足了马林的要求。

陈独秀那两次看似完全偶然的“变故”都在马林抵沪后，都因违抗共产国际，都被法租界逮捕，都被短暂关押，都交“400元”保释，最后马林的要求都如愿以偿。

第三次就是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被捕坐牢，国民党政府虽然没有要他的保金，却将他监禁了近5年的时间！”【《恩怨》，第583页】

陈独秀的突然被捕，就似当年反对王明上台时发生的“被捕潮”一样，原因始终不明，一说是叛徒的出卖，一说是“中共党内反对派把陈独秀抓起来，送到国民党政府治安机关去。”【《陈独秀全传》，第690页】但可以确定的事实是：陈独秀终于闭嘴了。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领导人，没有读懂越飞与孙中山的联合宣言，他的悲剧也许就此注定，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党的幼稚”显然也就有了切实的含义。反过来说，既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显然也理应承担缺乏政治经验，过于书生气的领导责任。但陈独秀不畏强权坚持自主权的不懈努力，也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宝贵经验。

让陈独秀入狱，既不要他的命，又使他闭嘴。主要是在《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

为了让陈独秀停止批评，莫斯科开始强制陈独秀赴俄。

1927年6月14日，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召陈独秀到莫斯科来商议。” 6月15日又决定，“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档案》第4卷，第317页】莫斯科急于召见陈独秀，因为批判陈独秀也即将开始。6月下旬，拒不遵命的陈独秀被实际停职。此后，催促陈独秀赴莫斯科的命令就日益频繁。

9月15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国委员会关于召中共代表来莫斯科的决定，认为最好让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档案》第7卷，第70页】

10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在沪国际代表诺罗夫：“关于开除陈独秀的报告，是恶毒的谣言。我们再一次坚决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档案》第7卷，第121页】陈独秀也曾说：“1927年，第三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并给东方部长的职位。”【朱文华：《陈独秀评传—终身的反对派》，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张国焘、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和邓中夏5人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版，第366页】但陈独秀依然拒绝参加。

7月24日，米夫致电共产国际在沪代表阿尔布列赫特：“请再次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我们保证他能够从事理论工作和返回中国。”【《档案》第7卷，第513页】

8月15日，阿尔布列赫特回信：“他声称，‘现在没有这个必要’。”【《档案》第7卷，第537页】

有研究质疑：“应当请陈独秀去的时候不请，实际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后，几次三番邀请他，其用心何在令人怀疑。”【《陈独秀全传》，第547页】

11月初，斯大林在召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时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我的回忆》第2册，425页】斯大林显然在担心，不肯离开中国的陈独秀日益强烈的批判可能给“喘息”政策造成的后果。

1929年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米夫致信远东局：“陈独秀要么彻底承认错误，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档案》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陈独秀认为“剥夺我的党籍”“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在党内发表各种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盲动主义和破产政策，成为他们眼中钉之故。”【《档案》第6卷，第360页】

12月30日，共产国际决定：“给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来说清楚问题” 【《档案》第8卷，第319页】

1930年1月18日，莫斯科致电陈独秀：“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给您机会参加主席团审议是否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将您开除出党的决定问题的会议。”“如您拒绝参加或两个月内未收到您的答复，这一问题将列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议程。”【《档案》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 -32页】

由于陈独秀既不愿赴俄，又不愿住嘴，还不怕开除，那么要封住陈独秀之口，也许就只有一条生路了。

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对当时党内所谓的“左”倾展开了一系列持久而尖锐的批评。如陈独秀对当时盲动的抨击：“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档案》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共产国际“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档案》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页】“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档案》第6卷，第372-373页】甚至认为：“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档案》第6卷，第362页】

在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视角下，陈独秀最大的威胁就是始终坚持和维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当时陈独秀无论社会影响、政治经验、理论功底、社会阅历和人生历练，中共党内还无人可以相提并论。因此，陈独秀的批评，尤其是已经明确提到“玩弄“和“把戏”，已经危及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安全，甚至直接威胁到了王明的上台，及其上台后将要实施的政策。因此，如何迫使陈独秀闭嘴就成了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当务之急。

为了承担国共分裂的责任，陈独秀必须“错误”。

要让陈独秀承担国共分裂的责任，四一二政变前夕的陈独秀就不准跨出国门前往莫斯科，否则一来二去耗时费日，陈独秀也许就无法“错误”。

从1926年秋开始，当时在党内被尊称为“老头子”的陈独秀屡次赴莫斯科的请求都被否决。

1926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认为很有必要让老头子代表中央参加全会”。【《档案》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10月19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在讨论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时决定：“老头子代表中央前往参加。” 【《档案》第3卷，第583页】

10月21日，联共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态要求他留在当地，因此认为最好推迟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的时间。”【《档案》第3卷，第587页】如果当年陈独秀得知“留在当地”会导致的后果，可能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离开“当地”。

1927年春，“又提出了陈独秀来莫斯科的问题，以便他能回国后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但“问题都被否决了，没有同意让陈独秀来莫斯科。”【《档案》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927年3月21日，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致信斯大林：“维经斯基同志建议让陈独秀同志在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来莫斯科。请讨论一下他前来是否合适的问题。”【《档案》第4卷，第153页】这一建议也没有获得同意。

显然，如果让陈独秀在四一二政变前最为关键的时刻离开“当地”，陈独秀也就可能无法“错误”了。

为了掩护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陈独秀必须“错误”。

陈独秀的“错误”由斯大林亲自一锤定音。1927年7月9日，斯大林表态：“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档案》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

斯大林说的是大实话，尤其是批评陈独秀“不理解”、“不想”和“不善于”。同样，陈独秀也“不理解”斯大林对他的批评，尤其“不理解”该批评的真正含义。如果说白了，其实就是批评陈独秀既不能适应更不能满足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需要。

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之所以迅速推出陈独秀的“错误”，既可以继续维持实质上的国苏合作，又可以掩盖国共分裂和蒋介石上台的真正原因，毕竟，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下一步还必须依靠蒋介石牵制日本。可见陈独秀迅速被批判的原因，与其提出过何种理论其实并无多大关系。再说到底，陈独秀的不幸，其实也是中共早年的不幸，由于没有实力，在“喘息”政策中没有地位无足轻重，因此无论提出的理论正确与否，其实都无济于事。

陈独秀经历的那段历史看似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中国谁有决心，尤其是有力量牵制和削弱日本，抵抗日本既定的侵华政策，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就支持谁。反过来也一样，谁有害于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就是危及莫斯科的核心利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此而言，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对陈独秀还算是手下留情，也许陈独秀坚决要求抗日的主张和呐喊，救了他自己的命。

陈独秀为什么下台，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陈独秀成了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障碍。

1923年1月4日，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一个绝密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下简称《档案》）不久，《孙文和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这个“联合”，当然是莫斯科与国民党的联合。

奉命来华落实“联合”的鲍罗廷“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表面上的‘国共合作’，掩盖着实质上的‘国苏合作’。”“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以牺牲中共的利益来实现和维护‘国苏合作’。”“是在做一笔大买卖。在这笔买卖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视了，在‘四一二’时就出卖了。”【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528、518页】无论是“筹码”还是“买卖”，其实都是代价。

其实，当时的国苏合作和国共合作都是事实，主要区别也许是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先有国苏合作，后有国共合作，后者为前者服务。也就是说，中共也必须为国民党服务，这就形成了悖论，也埋下了陈独秀“错误”的祸根。

不管在信仰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当时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又岂能岂肯率领中国共产党为国民党服务，更别说为蒋介石服务。因此，陈独秀理所当然就成为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障碍。

基于意识形态与上下级等关系，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理应支持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共产国际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联合宣言等核心利益，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就不得不支持国民党，尤其支持蒋介石。如何尽可能维持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一致性，就成了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最大的困扰，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陈独秀的困惑。（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就是要解决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重大问题。）

当国共两党的矛盾扩大，国共合作岌岌可危之际，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除了竭力压陈独秀让大步，劝蒋介石让小步，给陈独秀以指示，给蒋介石以利益，也已经别无良策。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显然不希望国共分裂，因为这种分裂无疑会削弱牵制日本的力量。但也不可能扶助支援当时弱小且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恶，冒国家安全战略毁于一旦、多年努力和代价付诸东流的重大风险，更何况蒋介石已经成为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同盟者。因此，也就不得不让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陈独秀，付出重大的牺牲，来承担和化解这一重大风险。就此而言，当时作为维持与巩固国苏合作代价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陈独秀，也就厄运难逃。

传统研究认为陈独秀是共产国际错误的替罪羊，其实不然。因为蒋介石上台是“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既定目标和逻辑结果，是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阶段性成功而非失败。就此而言，陈独秀的思想认识中最大的误区，应该是其主观主义的想当然，因为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与陈独秀，各自追求的目标以及判断成败的标准，根本就截然不同。或者说，陈独秀从来就没有从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角度思考和评价当时的国苏合作和国共合作。因此，就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而言，陈独秀当然犯了重大“错误”；就陈独秀而言，当然也决不会承认。两者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心知肚明，后者却蒙在鼓里。

陈独秀一生的跌宕起伏，也许主要源自东方版的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因此，只有深入探讨两者的关系，才有可能形成客观评价陈独秀一生的历史逻辑与事实依据。

[yongbing1993]

早期共产党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








早期中国共产党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作为总书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作为听命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指挥的“中国支部”负责人，也是一系列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错误方针的执行者，做出过一些错误的决策和指示。虽然他曾有过抵制和不同程度的抗争，也曾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分一部分枪支武装农民，却未得到相应的支持，陈独秀领导“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事实也说明他是重视工农运动的。对蒋介石、汪精卫篡夺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一直持谴责的态度，并非心甘情愿的“拱手”相让。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最大的错误是对军事领导权争夺不力，终致在实力的较量中败北。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联共中央及其顾问事无巨细地遥控指挥着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而陈独秀却以“中国支部书记”之低微，一次次地进行了顽强地抗争！他曾反对加入国民党，多次明确主张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但多次被否决：“（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我们应该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以後，陈独秀再次坚决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在革命危急的关头，陈独秀也曾部署了反蒋计划，却一再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压服——“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告全党同志书》）。这表明，原来加在陈独秀头上的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来自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相反，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一直有同的看法。所以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这两顶帽子。

由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苏联共产党高层争权斗法的结果，陈独秀便成了斯大林指挥中国革命失败的替罪之羊，被栽赃陷害。在武汉政府阶段，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在即，共产国际仍然坚持进攻，陈独秀却力主退却。分歧的焦点主要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在当时一方面要靠民众运动的规模与国民党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有经验的干部。中共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实行真正的约束。由此不仅引起了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还直接刺激了两湖地区的大部分军官（多为湖南籍），从而使武汉国民党上层也产生了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倾向和不满。面对这种局面，陈独秀和苏联总顾问鲍罗廷的基本态度是暂时退却，采取让步政策。

在1927年5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明确主张：在相当时期，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无产阶级必须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即使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进一步推进，使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展之後再进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开的程度来逐步加深革命。但实际上，正如鲍罗廷所说，更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中共中央已经发过不少文件，几个月毫无效果，“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

共产党既无军队、政权，又无经验、缺干部，既不能保护工农，也难以指导运动：北伐以来，新入党的大批党员鲜有训练，缺少相关的理论和政策知识。中央与地方工作衔接不易，下级往往各行其是，一些工会、农会受地方帮会的把持。中共中央连武汉地区的罢工示威都无从约束，就更不用说去控制武汉以外的农民运动了。

但莫斯科却根本无视中共的种种困难，1927.5.30电令陈独秀、鲍罗廷把革命进一步向左推进，立即开展没收土地的土地革命；组建10个师（2万共产党员，5万工农）的革命军。这个纸上谈兵的 “五月指示”被陈独秀所婉拒。1927年7月5日，心力交瘁、无可奈何的陈独秀终于赌气辞职，被共产国际认定要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并被共产国际戴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罪帽。

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陈独秀在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其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如较早提出军事因素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力主引导工农运动，约束“过火”行为；以及最後坚持退却策略等等），则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革命失败後，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为共产国际瞎指挥而承担罪责：“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他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挥，斯大林为此十分恼火，约见张国涛咨询对策，甚至担心陈独秀会筹钱另办报纸另行组党（见张国涛《我的回忆》）。

围绕着对中国革命的看法，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及共产国际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陈独秀对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重要地位缺乏认识，不赞成建立工农红军和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他出于对大革命失败後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及蒋介石政权性质的看法，宣扬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的“二次革命论”；同时又无法隐忍因大革命的失败而代人受过的悲愤心情，最终走上了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而拥护托洛茨基的道路，于1929年11月被中共开除出党。

中国“托洛茨基派”元老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写到：“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那么，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1931年5月初，早已被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等人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集合四个托派小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然而，国民党政府仍不肯放过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逮捕後处以重刑。陈独秀在法庭上为自己做了有力的辩护，指出国民党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不等于“叛国”。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争，国民党当局释放了一批政治犯，陈独秀才于8月23日走出南京模范监狱的大门，先後栖身于其学生傅斯年、陈钟凡的家中。陈独秀出狱後立即发表声明，赞同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张国焘叛党後，要陈独秀出面另组一个伪共产党，陈未予理睬。

因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陈独秀被迫西逃，由南京而武汉，而长沙，在颠沛流离中于1938年7月抵达山城重庆。在流落武汉时，董必武代表中共中央出面，让陈独秀写份书面检讨，可以安排重回中共中央工作。陈独秀表示：“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的呢？”

晚年的陈独秀大彻大悟：“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端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端错误的话，绝对不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以及斯大林体制等一些重大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入思考。

1940年9月《致西流的信》中，陈独秀指出：民主主义是人类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

陈独秀蜗居于深山僻野的江津一隅，生活清苦，但仍然有不少人来看望他。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找陈独秀，要陈另外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可提供10万元经费，陈独秀坚决不干。蒋介石派其亲信胡宗南和戴笠携带礼物专程拜访，却吃了闭门羹。後经高语罕的斡旋勉强一见，因话不投机，胡、戴二人只得悻悻而归。蒋介石希望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的劳动部（教育部？）次长，被陈斥之为“异想天开”：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其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都是中共优秀领导干部），我与蒋介石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高语罕与蒋介石见了一面，陈独秀骂他是“无耻之徒”。陈独秀曾派罗汉与中共联系，表示他要去延安。

周恩来在朱蕴山的陪同下也从重庆到江津看望陈独秀。周恩来希望陈能向中共中央写出个人书面检讨，中央欢迎陈独秀去延安回党工作，结果被陈独秀婉言谢绝，拒绝承认错误。1937年底王明秉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肃托”旨意也反对陈独秀回党工作，中共中央对此亦未再进一步做工作。

1942年5月12日，为了治疗高血压病，陈独秀因泡服已发霉的蚕豆花，引起中毒而吐泻不止，引发了多种疾病，迨至27日，陈独秀终于在这个穷乡僻壤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享年64岁。抗战胜利後的1947年，由其第三子陈松年将其灵柩运回安徽安庆老家再葬。

陈独秀作为政治领袖，在中国不可能成功。他远远缺乏与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各个阶级、阶层打交道的丰富经验，也缺乏中国政治所需要的灵活性极强的各式策略和权术，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实力基础（军队、干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没有近代民主制度和民主观念，在实践上成功的中国政治领袖不是靠演说、靠文章、靠选票，而是靠实力、权术、政治上“得人心”、组织上靠“三教九流”和五湖四海。这位书生气颇重的教授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在政治纲领上，陈独秀也确有严重错误。

陈独秀是战士，是意志刚烈的革命家，勇敢、坚决、顽强，但比较肤浅。他当了一生的反对派：反满清、反袁世凯、反北洋军阀、反国民党蒋介石到反共产党。陈独秀有比较彻底的理论兴趣和概括能力，密切关怀着国事民情，积极行动，但他由思想领袖变为政治领袖，既是中国现代必然会有的历史误会，也是他个人的悲惨命运安排。陈独秀一生处在革命的人生境界中。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说到他。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

蔡元培誉其：一位失败的书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独行的叛逆者，一位命运坎坷的孤独英雄，抑或是一个不依附任何势力的社会活动家。一切的评价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为过。“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yongbing1993]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







陈独秀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是：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身分加入国民党之后，其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完全依赖，以及不重视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而这些让步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 “

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即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但同时又缺乏自我判断的能力。”

“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 有，虽“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是难以说得通。”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下来一年是147.6个会议，也即平均两天半一个。

这么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的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

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

一直到武汉的汪精卫也随着蒋介石反共以后，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了，莫斯科还发来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武装起义的电报。

这就是当年张国焘奉命匆匆赶到南昌阻止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周逸群、叶挺等群起而攻之这件事的直相。恽代英当时气极，捎带把共产国际也骂了一顿，也骂了张国焘。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

但是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

当时，陈独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被杀，其中也有陈独秀自己的儿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级的关怀，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志的感情，共同来总结教训，想出新办法，以挽救革命。结果却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要到会上来，把莫科斯来的决议指示都实事求是摊出来，会还收得了场吗?于是只能缺席审判，把陈独秀搞下去了事。

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陈独秀的罪名具体是谁定的呢? 有一本2001年5月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易礼容纪念集》。易礼容是毛泽东在长沙创建的新民学会里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建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到处杀共产党员。

陈独秀5月23日在武汉对易说：“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他去当军委书记。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任省委书记，他协助毛泽东工作。仍当军委书记，但当时还一个兵都没有。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易留下任省委代理书记。毛泽东刚走，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住在长沙苏联领事馆，找易礼容、夏明翰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这时“八七会议”还没有开，中共中央还没有说话，他们就风风火火地跑来指挥一个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总书记，这是什么意思?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问这两人：“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蒋介石、汪精卫分裂的那些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易等人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会议不欢而散。苏联人回了武汉在“八七会议”上就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

毛泽东在会上驳斥说：“临时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线和敌人斗争，你们在租界开会，说风凉话(当时武汉有外国租界，国民党不能管)。”毛泽东8月12日返湘，把“八七会议”情况告诉了易礼容，之后，就去搞秋收起义了。“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易礼容也被撤了职。易礼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97年去世，这是他口述的情况。

为什么共产国际的人要亲自出马风风火火地去组织人打倒陈独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杂志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回忆录中的文章：《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说，1927年整个3月份，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消息传来，中山大学像遭了一大场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南京蒋介石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右派)、汉(武汉汪精卫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左派)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

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的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斯大林这样做，当然引起最了解情况的中山大学学员的不满，于是在以后的“反托派”斗争中他们倒了大霉。杨尚昆在文章中说，中山大学在后来苏共的清党、清团中给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是“托派嫌疑分子”，被开除团籍，到工厂劳动。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也去工厂劳动改造，还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这就是铁的事实。事实是最有力量的。斯大林在位时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独裁者的狂言。他当时掌握着苏联的党政军大权，但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只是一个暂时的掌权人。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只承认事实，事实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盖子，他掌权时组织人为他写得处处正确、事事正确的《联共(布)党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遗体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里被撤了出来，从苏联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为自己写的光荣历史就此结束。

应该说，对陈独秀问题最自信的是陈独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年末日军占领南京，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去拜访他，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许多人都觉得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定了的事，是铁板钉了钉的。他却认为还在未定之数，他不认为斯大林不实事求是的话最后会算得了数。他真是个有自信力有远见的大哲人。实际上，当时就是他写了检讨，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让他去延安是新的党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时斯大林还在台上，还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苏联还在反“托派”，陈独秀问题是一个大禁区。新的中共中央让陈到延安去，这么大的事靠一纸检讨怎么敷衍得过去?延安当时就有人提出了陈独秀不能去。

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陈独秀生活潦倒，但是绝不让自己染上污点。就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还把他抓了起来，为他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讲，他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于分共。陈独秀听了，拍案而起，大义凛然，不同意律师的说法，还大讲了一通共产党的主张，大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俨然是开除了共产党党籍的共产党人，结果被判重刑。后来，国共合作抗日，人们奔走营救，才提前释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后，他就几次被捕，从不低头，早期孙中山还组织人营救过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有的做了国民党大官，送钱来，他一分不收。他说收了就说不清了。周恩来让他有困难到重庆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后贫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陈独秀在当中共领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革命家。在担任中共领袖以后的六年里，他的实践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正是他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地成熟起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想领导好中国的革命，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走自己的路，对一切外来的意见，要认真听，但绝不能盲从，要独立判断，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当时斯大林和苏共需要的是一个驯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严加控制)，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的态度是不喜欢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了，为中华民族洗净了邪片战争以后的百年耻辱，扫平了国内军阀，建立了真正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也只能承认现实了。

[yongbing1993]

共产国际控制下中国共产党挫败








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亲自创建的高度集中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共产国际都进行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到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到建立驻华机构的过程。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

但是，共产国际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直接指导，如果说开始还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共产国际就会压缩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自主领导革命的空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失败。

共产国际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是直接的，但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共产国际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马林、维经斯基先后担任过此职；鲍罗廷到中国后，任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同时指导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部分职能。后来，共产国际决定成立驻华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

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开始工作后，便和广东的鲍罗廷在一些重大策略问题产生了分歧。从1926年10月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发展至长江流域。维经斯基认为，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面前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能让资产阶级和豪绅一起利用南方军队的胜利果实”。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现在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反对上述资产阶级倾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维经斯基的建议“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极其危险的。”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中国委员会提交的中国问题报告以后，认为远东局在一些问题上犯有错误，向远东局提出“警告”，并“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这个决议表明远东局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码已经变轻，鲍罗廷变得越来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等一系列激进方针。

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后，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一方面承认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执行决定是困难的。这时蒋介石同武汉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也转为更加激进，维经斯基领导的远东局的状况当然不能令联共（布）、共产国际决策层满意。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会议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远东局现有成员的问题。”这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远东局根本适应不了新形势，对其采取了“大换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针。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远东局人员组成问题，决定由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委员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朝鲜及日本三国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但新的远东局没有成立起来，4月9日，共产国际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作出决定，解散远东局。这样，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

罗易在1927年4月初到达武汉后不久，就发生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中共是先进行土地革命还是继续北伐，罗易和鲍罗廷对此发生了意见分歧。

随着罗易的离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决定成立的由罗易、鲍罗廷、加伦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未开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罗易离开后，1927年7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随着鲍罗廷的离去，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代表和机构，全部结束了使命。

1927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新任驻华代表罗米纳兹到达武汉。罗米纳兹到中国后，帮助中共召开“八七”会议，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不久，罗米纳兹又向共产国际力主放弃国民党的旗号，开始建立苏维埃的斗争。

在1928年6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不派代表到中国，而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结束后，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开始工作。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认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摇摆性”，“同时犯了许多右的、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由此建议“绝对有必要尽快派来一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威信的代表，长期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工作。”

从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改组派、游击战争、赤色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在1930年7月29日听取了周恩来和雷利斯基、别斯帕洛夫关于双方分歧的报告后，一方面作出决定肯定了远东局基本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根据东方书记处的建议改组了远东局，任命米夫为远东局书记，成员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别斯帕洛夫和米林（即盖利斯）。米林不仅仅是远东局的成员，而且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的负责人。

在远东局增加负责军事的成员，主要是这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已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重视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派盖利斯作为远东局成员，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中共的军事指导。盖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达上海，同时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军事顾问组成员马雷舍夫、费尔德曼。盖利斯到后，即参与了中共中央军事部制定中国工农红军的编制和组织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远东局书记。米夫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校长时的得意学生王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1931年4月下旬，由于白色恐怖，米夫和盖利斯一起离华。12月，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请求共产国际再派一个代表来。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才决定派东方书记处副主任埃韦特为驻华代表、远东局书记，但没有给远东局委派军事人员。

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又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派军事专家帮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派到远东局工作。但李德只是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成员，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另有其人，是远在美国的弗雷德，一时还没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远东局任职后，和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时有摩擦发生。两人都向共产国际写信或发电报，报告他们之间的争吵。埃韦特认为，弗雷德总是越权，在政治方面指手画脚，在他身边碍手碍脚，决定将弗雷德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派军事代表参加远东局。弗雷德则指责埃韦特“对地下工作的起码要求漫不经心”，对待不同意见者“采用各种手段”，“很像小政客伎俩”。弗雷德提出到川陕根据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韦特同意。埃韦特和弗雷德之间的矛盾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头疼，多次回电要他们在中国党面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见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要弗雷德再次赴华，到川陕根据地任军事顾问，并再派一军事顾问到上海，但未见共产国际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韦特因在对待《中国论坛》杂志编辑艾萨克斯问题上受到远东局内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8月初将埃韦特召回。

埃韦特走后，远东局成员只剩下赖安和赤色工会驻华代表贝克。这时，赖安实际上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作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则等参加了远东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由于赖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触颇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后撤回了莫斯科，远东局在无形中结束。贝克在1935年2月被共产国际召回。

共产国际于1926年和1929年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这说明，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共产国际只有对中共实行间接指导，即用路线、方针指导，让中共自主地从实际出发工作，才能使中国革命事业顺利发展。自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向忠发，（1880年-1931年6月24日），又名仲发，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930年间，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6月22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即叛变。24日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上海龙华。这是有共产国际提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中共中央有周恩来负责。

王明，1930年10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到上海任远东局书记。米夫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把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校长时的得意学生王明塞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后因1931年4月下旬，由于白色恐怖，米夫和王明一起离华。12月，有王明的代表博古负责的中共临时中央请求共产国际再派一个代表来。共产国际派李德来华，有博古，李德，周恩来为三人小组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原名陈绍禹，字露清，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六区金家寨镇下码头。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

1974年3月27日，王明因病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0岁。遗体埋葬于莫斯科近郊的新圣母公墓。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冒险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以他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王明也曾为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观其一生，可谓“过”远远大于“功”。

博古（秦邦宪），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 [8]-1946年4月8日），又名博古，男，汉族，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1931年4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46年4月8日，博古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張闻天（洛甫），张闻天（1900年8月30日 -1976年7月1日），原名张应皋，化名洛甫，上海南汇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中成绩卓著的领导人之一。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出席遵义会议，于1976年7月1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