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

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







1932年10月的旧中国即中华民国同时发生了三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一是陈独秀被蒋介石国民党以叛国罪下狱。二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被剥夺军权。三是共产国际特派员李德出现并准备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租界当局逮捕。与共产国际打交道后，陈独秀在关键时刻被上海租界当局逮捕了三次：

第一次是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坚决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在与马林会谈后突然被捕。“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马林，凭着自己在上海的一些熟人的关系”，“还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用于拉关系，最后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陈独秀“大为感动”，“态度完全改变了”。【姚金果：《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1页】（下简称《恩怨》）马林于1921年6月初次来沪，并受到当局的严密监视，他在租界现成的“一些熟人”理应是同道。而且，未经批准，马林也不可能擅自动用“活动经费”。

第二次是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坚决反对国共党内合作，在与8月初抵沪的马林会谈后也突然被捕。8月18日“罚洋400元，交保释放。”【《恩怨》，第583页】随即于20日举行西湖会议，最终满足了马林的要求。

陈独秀那两次看似完全偶然的“变故”都在马林抵沪后，都因违抗共产国际，都被法租界逮捕，都被短暂关押，都交“400元”保释，最后马林的要求都如愿以偿。

第三次就是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被捕坐牢，国民党政府虽然没有要他的保金，却将他监禁了近5年的时间！”【《恩怨》，第583页】

陈独秀的突然被捕，就似当年反对王明上台时发生的“被捕潮”一样，原因始终不明，一说是叛徒的出卖，一说是“中共党内反对派把陈独秀抓起来，送到国民党政府治安机关去。”【《陈独秀全传》，第690页】但可以确定的事实是：陈独秀终于闭嘴了。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领导人，没有读懂越飞与孙中山的联合宣言，他的悲剧也许就此注定，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党的幼稚”显然也就有了切实的含义。反过来说，既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显然也理应承担缺乏政治经验，过于书生气的领导责任。但陈独秀不畏强权坚持自主权的不懈努力，也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难能可贵的宝贵经验。

让陈独秀入狱，既不要他的命，又使他闭嘴。主要是在《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

为了让陈独秀停止批评，莫斯科开始强制陈独秀赴俄。

1927年6月14日，斯大林“认为有必要召陈独秀到莫斯科来商议。” 6月15日又决定，“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档案》第4卷，第317页】莫斯科急于召见陈独秀，因为批判陈独秀也即将开始。6月下旬，拒不遵命的陈独秀被实际停职。此后，催促陈独秀赴莫斯科的命令就日益频繁。

9月15日，联共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国委员会关于召中共代表来莫斯科的决定，认为最好让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档案》第7卷，第70页】

10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在沪国际代表诺罗夫：“关于开除陈独秀的报告，是恶毒的谣言。我们再一次坚决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档案》第7卷，第121页】陈独秀也曾说：“1927年，第三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并给东方部长的职位。”【朱文华：《陈独秀评传—终身的反对派》，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张国焘、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和邓中夏5人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版，第366页】但陈独秀依然拒绝参加。

7月24日，米夫致电共产国际在沪代表阿尔布列赫特：“请再次邀请陈独秀来莫斯科。我们保证他能够从事理论工作和返回中国。”【《档案》第7卷，第513页】

8月15日，阿尔布列赫特回信：“他声称，‘现在没有这个必要’。”【《档案》第7卷，第537页】

有研究质疑：“应当请陈独秀去的时候不请，实际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后，几次三番邀请他，其用心何在令人怀疑。”【《陈独秀全传》，第547页】

11月初，斯大林在召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张国焘时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我的回忆》第2册，425页】斯大林显然在担心，不肯离开中国的陈独秀日益强烈的批判可能给“喘息”政策造成的后果。

1929年9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米夫致信远东局：“陈独秀要么彻底承认错误，要么决定他的党籍问题。”【《档案》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陈独秀认为“剥夺我的党籍”“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在党内发表各种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盲动主义和破产政策，成为他们眼中钉之故。”【《档案》第6卷，第360页】

12月30日，共产国际决定：“给陈独秀在两个月期限内向国际监委提出申诉的权利，让他自己来说清楚问题” 【《档案》第8卷，第319页】

1930年1月18日，莫斯科致电陈独秀：“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给您机会参加主席团审议是否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将您开除出党的决定问题的会议。”“如您拒绝参加或两个月内未收到您的答复，这一问题将列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议程。”【《档案》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 -32页】

由于陈独秀既不愿赴俄，又不愿住嘴，还不怕开除，那么要封住陈独秀之口，也许就只有一条生路了。

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对当时党内所谓的“左”倾展开了一系列持久而尖锐的批评。如陈独秀对当时盲动的抨击：“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档案》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页】共产国际“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档案》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51页】“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档案》第6卷，第372-373页】甚至认为：“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档案》第6卷，第362页】

在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视角下，陈独秀最大的威胁就是始终坚持和维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当时陈独秀无论社会影响、政治经验、理论功底、社会阅历和人生历练，中共党内还无人可以相提并论。因此，陈独秀的批评，尤其是已经明确提到“玩弄“和“把戏”，已经危及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安全，甚至直接威胁到了王明的上台，及其上台后将要实施的政策。因此，如何迫使陈独秀闭嘴就成了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当务之急。

为了承担国共分裂的责任，陈独秀必须“错误”。

要让陈独秀承担国共分裂的责任，四一二政变前夕的陈独秀就不准跨出国门前往莫斯科，否则一来二去耗时费日，陈独秀也许就无法“错误”。

从1926年秋开始，当时在党内被尊称为“老头子”的陈独秀屡次赴莫斯科的请求都被否决。

1926年10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会议“认为很有必要让老头子代表中央参加全会”。【《档案》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10月19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在讨论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时决定：“老头子代表中央前往参加。” 【《档案》第3卷，第583页】

10月21日，联共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态要求他留在当地，因此认为最好推迟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的时间。”【《档案》第3卷，第587页】如果当年陈独秀得知“留在当地”会导致的后果，可能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离开“当地”。

1927年春，“又提出了陈独秀来莫斯科的问题，以便他能回国后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但“问题都被否决了，没有同意让陈独秀来莫斯科。”【《档案》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927年3月21日，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致信斯大林：“维经斯基同志建议让陈独秀同志在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来莫斯科。请讨论一下他前来是否合适的问题。”【《档案》第4卷，第153页】这一建议也没有获得同意。

显然，如果让陈独秀在四一二政变前最为关键的时刻离开“当地”，陈独秀也就可能无法“错误”了。

为了掩护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陈独秀必须“错误”。

陈独秀的“错误”由斯大林亲自一锤定音。1927年7月9日，斯大林表态：“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档案》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

斯大林说的是大实话，尤其是批评陈独秀“不理解”、“不想”和“不善于”。同样，陈独秀也“不理解”斯大林对他的批评，尤其“不理解”该批评的真正含义。如果说白了，其实就是批评陈独秀既不能适应更不能满足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需要。

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之所以迅速推出陈独秀的“错误”，既可以继续维持实质上的国苏合作，又可以掩盖国共分裂和蒋介石上台的真正原因，毕竟，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下一步还必须依靠蒋介石牵制日本。可见陈独秀迅速被批判的原因，与其提出过何种理论其实并无多大关系。再说到底，陈独秀的不幸，其实也是中共早年的不幸，由于没有实力，在“喘息”政策中没有地位无足轻重，因此无论提出的理论正确与否，其实都无济于事。

陈独秀经历的那段历史看似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中国谁有决心，尤其是有力量牵制和削弱日本，抵抗日本既定的侵华政策，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就支持谁。反过来也一样，谁有害于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就是危及莫斯科的核心利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此而言，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对陈独秀还算是手下留情，也许陈独秀坚决要求抗日的主张和呐喊，救了他自己的命。

陈独秀为什么下台，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陈独秀成了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障碍。

1923年1月4日，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一个绝密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的政策的建议，该政策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下简称《档案》）不久，《孙文和越飞联合宣言》公开发表。这个“联合”，当然是莫斯科与国民党的联合。

奉命来华落实“联合”的鲍罗廷“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金一南：《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表面上的‘国共合作’，掩盖着实质上的‘国苏合作’。”“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以牺牲中共的利益来实现和维护‘国苏合作’。”“是在做一笔大买卖。在这笔买卖中，中共的利益完全被忽视了，在‘四一二’时就出卖了。”【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7、528、518页】无论是“筹码”还是“买卖”，其实都是代价。

其实，当时的国苏合作和国共合作都是事实，主要区别也许是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先有国苏合作，后有国共合作，后者为前者服务。也就是说，中共也必须为国民党服务，这就形成了悖论，也埋下了陈独秀“错误”的祸根。

不管在信仰上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当时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又岂能岂肯率领中国共产党为国民党服务，更别说为蒋介石服务。因此，陈独秀理所当然就成为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障碍。

基于意识形态与上下级等关系，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理应支持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共产国际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联合宣言等核心利益，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就不得不支持国民党，尤其支持蒋介石。如何尽可能维持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一致性，就成了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最大的困扰，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陈独秀的困惑。（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批判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就是要解决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重大问题。）

当国共两党的矛盾扩大，国共合作岌岌可危之际，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除了竭力压陈独秀让大步，劝蒋介石让小步，给陈独秀以指示，给蒋介石以利益，也已经别无良策。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显然不希望国共分裂，因为这种分裂无疑会削弱牵制日本的力量。但也不可能扶助支援当时弱小且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与国民党交恶，冒国家安全战略毁于一旦、多年努力和代价付诸东流的重大风险，更何况蒋介石已经成为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同盟者。因此，也就不得不让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陈独秀，付出重大的牺牲，来承担和化解这一重大风险。就此而言，当时作为维持与巩固国苏合作代价的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陈独秀，也就厄运难逃。

传统研究认为陈独秀是共产国际错误的替罪羊，其实不然。因为蒋介石上台是“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既定目标和逻辑结果，是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阶段性成功而非失败。就此而言，陈独秀的思想认识中最大的误区，应该是其主观主义的想当然，因为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与陈独秀，各自追求的目标以及判断成败的标准，根本就截然不同。或者说，陈独秀从来就没有从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的角度思考和评价当时的国苏合作和国共合作。因此，就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而言，陈独秀当然犯了重大“错误”；就陈独秀而言，当然也决不会承认。两者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心知肚明，后者却蒙在鼓里。

陈独秀一生的跌宕起伏，也许主要源自东方版的苏共斯大林和国民党的密月阶段政策。因此，只有深入探讨两者的关系，才有可能形成客观评价陈独秀一生的历史逻辑与事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