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又炸作《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党又炸作《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民国35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民国36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令公布。民国36年12月25日施行。实为1946年。

1946年12月25日是何年代？1946年12月25日时的中华民国现状如何？1946年12月25日中国人有多少认可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即便有少数中国人制订并了解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又有多长时间在全中国实施过？中国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使用过《中华民国宪法》吗？又有多少中国人认可过？

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逃亡台湾成为流亡政府之后，统治过大陆一天吗？蒋介石国民党流亡政府在台湾的所作所为跟中国大陆十几亿的中国人有关系吗？己经灭亡的蒋介石国民党流亡政府搞历史虚务主义，不断地炸作《中华民国宪法》来忽悠年轻人意欲何为？

中华民国己在一九四九年灭亡，还何谈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即便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是不合法的，世界组织和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承认。

就是国民党的祖宗孙中山知道了也是不高兴的，孙先生的中华民国是这样的：《中华民国》的疆域，自1912年创立之初继承大清国土，以中国大陆为疆域的核心。这是孙先生遗願中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己被国民党的不孝之孙败光了，台湾流亡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孝孙子们还有脸称《中华民国》？更不要脸的是蒋介石国民党的不孝孙子们还到处忽悠炒作《中华民国宪法》。

至少赖清德说了句真话。《台湾未参与《中华民国宪法》制宪》

转发新闻：《赖清德抛出新论：台湾未参与《中华民国宪法》制宪》

文章来源: BBC中文网 于 2025-07-04 

“1946年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台湾是没有派员参加的。”——台湾总统赖清德近日一句话，引发激烈的朝野论战，也被外界解读为强化台湾主体性的政治讯号。

在野党质疑赖清德的说法背离历史事实，试图把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历史脐带”切断。

《中华民国宪法》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制定于1946年的中国大陆，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这部宪法也随之在台湾继续施行至今，历经七次修宪逐步本土化。

多名学者对BBC中文分析，台湾代表曾参与制宪是“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历史事实，但赖清德的“口误”也引发新一波关于宪法代表性的争论，让社会重新检视这部宪法与台湾当前政治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

“团结十讲”为何引爆朝野论战？

在大罢免倒数阶段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推出“团结十讲”阐述理念与国政方向。

但他在6月29日的第三讲以“宪政体制”为主题，提及“台湾当年未参与制宪”引发争议，在野阵营批评为“以团结之名，行挑动对立之实”。

这样的对立来自赖清德所属的民进党长期主张台湾主体性，而主要在野党国民党则强调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性。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发布新闻稿指，赖总统言论违背史实，质疑“连google的能力都没有吗”，甚至指控赖故意说谎、“假造中华民国1949年前未实质统治台湾”。

国民党政治人物赵少康与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合召开记者会，出示国史馆史料与照片反驳赖清德。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则强调，其祖父连震东正是当年18名台湾制宪代表之一，批评赖清德“把自己的梦境和真实历史混淆在一起”，试图切断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历史脐带”。

多名国民党立委也加入抨击，王鸿薇指赖清德篡改历史、对《中华民国宪法》全面宣战。台北市长蒋万安亦回应，“台湾人不应忘记前辈贡献，总统更不应抹煞中华民国历史”。

面对批评声浪不断，总统府澄清，赖清德的原意是指“当年台湾派出的制宪代表并非由台湾人民普选产生”，且对宪法条文讨论并无实质决定权，真正以台湾为修宪主体，是透过后续七次修宪与民主化逐步确立的。

赖清德随后在“团结十讲”第四讲时重申，《中华民国宪法》虽是在中国大陆时期制定，但历经七次修宪，已完成以台湾为主体的民主共识。

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则表示，当年参与制宪的18名台湾人只是“被代表”，不能真正代表台湾的“实质参与”及民意。

台湾究竟有没有参与制宪？

“台湾确实有派代表参与，这点其实没有什么好争执的。”台湾东吴大学法律系教授胡博砚对BBC中文说。

根据台湾国史馆史料，1946年中国国民党宣布举行制宪国民大会，共产党、民主同盟拒绝出席。当时台湾由省参议会间接选举产生18名代表，他们从台湾赴南京出席制宪会议。

制宪国民大会，为当时国民政府用来召集各省代表讨论并通过宪法的机构。来自台湾的18人在全中国1700多位代表中，约占1%。

胡博砚教授指出，讨论代表性多寡的意义不大，美国或德国在制定宪法时都有遇到类似问题。 他认为，关键是这部1947年的宪法当初设想的是“整个中华民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并非以台湾本土地位为基础产生，因而与今日台湾的连结“先天就是缺乏的”。

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研究员苏彦图则以法理地位说明，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只是作为盟军代表占领台湾，在国际法上并未取得台湾主权，因此台湾参与制宪国大就成了有争论之处。

台湾真理大学人文与资讯学系助理教授陈俐甫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若仅以“有代表列名”就认定台湾充分参与制宪，反而可能落入中共长期的“叙事陷阱”。

他指出，中共当年拒绝参与制宪国大，另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至今仍在全国人大与政协中设有所谓“台湾代表”，但这些代表亦从未经过台湾民意授权。

赖清德抛出这段历史有何意图？

赖清德此时在“团结十讲”中提出这段历史，外界关注是否隐含政治意图。

法律学者胡博砚认为，“团结十讲”本是执政者对内凝聚支持的政策论述，与国庆、就职演说程度有别，赖清德是否试图藉此确立台湾主体地位，目前仍有待观察。

中研院的苏彦图则认为，赖清德的说法仅是一次“口误”，并非刻意改写历史，而是未能在有限时间内交代复杂的历史背景。

他同时指出，当前台湾社会对于“台湾作为宪法主体”这个概念，已存在相当高度的政治共识，如果真要深入讨论宪政议题，更应该将焦点放在如何因应当前宪政运作的新挑战，以及探索宪政改革的各种可能性。

制宪历史：从“五五宪草”到七次修宪

赖清德的“台湾未参与制宪”一说，再次打开台湾社会长期存在的宪法正当性争论。

《中华民国宪法》可追溯至1936年，当时中国国民政府为推动宪政，公布了《宪法草案》，因于5月5日发布，后被称为“五五宪草”。

但制宪进程因中日战争与国共内战而中断，直到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依“五五宪草”为基础增修、讨论与表决，制定出《中华民国宪法》，于1947年正式施行。

这部宪法最初的适用范围涵盖整个中国大陆，1949年国共内战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宪法的适用范围逐渐缩限至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在冷战对峙与反共的时代背景下，国民党政府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维持宪政，但也让许多宪法中明订的民主程序形同虚设，长期处于戒严下，宪法如同“装饰品”。

台湾真理大学的陈俐甫教授指出，当时《中华民国宪法》与军事体制相结合，未真正落实代议制度，直到1990年代，随着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国会全面改选与1996年首度总统直选，台湾才逐步完成宪法本土化。

[yongbing1993]

抗日战争是《论持久战》获胜的







抗日战争是《论持久战》获胜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以《论持久战》为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文献。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论持久战》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武器和战略指导。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于1938年发表的重要军事政治著作，科学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要实行持久战，并指出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人民战争，充分动员和依靠人民。?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战，涉及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以及海外华侨的共同参与和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持久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指明了方向，坚定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对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制定战略战术、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论持久战》的指导，抗战胜利还受到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以及日本法西斯力量的衰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总而言之，《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抗战的胜利是全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

1938年，毛泽东深入总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个月来的实践经验，用8天9夜时间写下5万多字的《论持久战》，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坚定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决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一时间，对抗战失去信心者大肆宣扬悲观失望的中国“亡国论”，严重扰乱抗战军心民心。1937年9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1938年三四月间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又有人开始高唱迅速击败日本的中国“速胜论”，紧接着徐州会战失利，“亡国论”再度泛起。

战局起伏，民心不定。为了凝聚国内抗日力量，坚定国人的必胜决心，彻底批驳“亡国论”“速胜论”，毛泽东决定撰写一部关于抗战理论的著作，对全面抗战10个月来的战争经历和经验做个总结性的概括与解释，回应全国人民关于抗战前途、抗战策略、抗战方式的关切，从而指明抗日战争的前进方向。1938年5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中共中央指挥部的窑洞里，经过8天9夜废寝忘食地写作，创作完成《论持久战》，全文5万余字，共计约120个自然段。

《论持久战》是把握全局、预见未来、克敌制胜的战略性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情况，彻底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断，指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客观依据，并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中国不会亡国，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中国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论持久战》一经刊出就以强大的说服力及时回答了抗日军民头脑里的种种问题，在根据地、国统区乃至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将《论持久战》的思想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 他积极向蒋介石推荐，还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学习《论持久战》。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结合战例在该书的书眉上留下许多批注。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对《论持久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论持久战》的撰写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理论自觉的产物，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持久战》的问世，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鼓舞全国人民必胜信心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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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持久战解放战争速胜战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主角。谁能？谁无能？只要是人都能辨别。没有争议。拿“争议“来说事的，不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儿子，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孙子。还有就是走资派的儿子，又或是走资派的孙子。

A，《抗日战争》，当时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华中等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淞沪会战失败，徐州失守，武汉危急，国内战局一度走向混沌迷离。深受侵略之苦的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民族觉醒在当时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几百万国军去哪儿了？

而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内的“亡国论”，“速胜论”甚嚣尘上。在当时国际国内大形势下，战争进程会如何发展？中国能否取得最后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一时众说纷纭，大致有以下3种看法：

一是消极悲观的“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主张妥协投降。例如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内的大佬汪精伪投降日本，另立伪中华民国政府是事实。蒋介石从南京败退到重庆，这又是铁证。如有些《反共华人》例举了国军死了多少的将士，能说明战胜日本军队了吗？几百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内的国军，在被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华中等地，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淞沪会战失败，徐州失守，武汉危急，国内战局一度走向混沌迷离。蒋总司令和各地方的军阀司令们都在哪儿？抓壮丁凑合的国军都干什么？不排除中间的有良知的中国将士真心想抗日的，但上头不下命令怎能去抗日？即使遇上了也打了败仗，死了这么多人。将军张学良黄虎诚只是劝说蒋介石参加抗日，结果如何？

二是盲目乐观的“速胜论”，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认为可以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日本马上会败。

三是部分人认为会是一场持久战，但在为何是持久战，如何开展持久战等问题上仍停留在模糊认识阶段。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在当时统一思想认识势在必行。针对上述3种看法，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对坚持长期抗战是不利的。

为此，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思考，并对抗战进行了系统总结，于1938年5月30日，在《解放》周刊第40期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此后，他用8天9夜撰写了《论持久战》演讲稿，有力批驳了关于抗日战争的错误论调，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论持久战》写了21个问题，可分成两个部分。前9个问题为第一部分，重点论述为何要打持久战，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并对战争阶段、战争形态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后12个问题为第二部分，分析怎样打持久战，着重阐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总体上看，其理论观点如下：

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必然胜利。毛泽东从战略高度，系统论述了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4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基于对这些特点的分析，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他说，“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亡国论”错在其思想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只提军事强弱对比这一点，而忽略其他矛盾；并把这一片面矛盾扩大成全体矛盾，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日方军力虽强，但劣势明显，如其侵华战争本质是退步野蛮的，物力人力不足，失道寡助，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军力虽弱，但战略优势有很多，如抗日战争本质是进步和正义的，以及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加上国际多助，能够支持长期战争。只要军民团结、广泛动员，敌强我弱的趋势就将逆转，胜利必在中国。对于“速胜论”，毛泽东也批评地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

抗日战争须经过三个阶段。通过对敌我力量变化和战争形势之分析，毛泽东合理推演了战争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这个过程是中国从处于劣势到保持平衡再到占据优势的过程，也是日本由占据优势到渐趋平衡再到转向劣势的过程。由此可见，日军虽强，但不可持久，只要我们坚持抗战，运用正确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不犯原则性错误，我们就会越打越强，敌人就会越打越弱，我们就一定能战胜敌人。此后战事的发展，也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

持久战要讲究方式方法。毛泽东不只在战略上指出了持久战的方针政策，还从战役战术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一是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二是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三是灵活用好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四是打好消耗战、歼灭战。五是抓住敌方的错误和漏洞进行攻击。六是不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

强调人民军队的重要性。毛泽东论述了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的思想，特别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认为人民军队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他还指出，“唯武器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成为自己的军队，就会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就会弥补武器的不足等缺陷，构建出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B，《解放战争》中 蒋介石扬言“能速战速决”。结果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速战速胜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热烈欢庆下山来摘抗战胜利的果实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大部分败退在中国的西南、西北，抗日胜利了蒋介石要将其国军运往内战前线完成内战部署需要时间。这时的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又于8月下旬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但蒋介石却玩弄着“假和平、真内战”的政治伎俩。在《双十协定》公开发表的第二天，他就发布了一条“剿共”密令，要求对共产党“速予剿除”。

解放战争时，国民党为何最终失败？是没军事人才吗？该说出真相了

1946年，国民党单方面撕毁和平协议，悍然发动内战，调集重兵围攻解放区，三年解放战争也由此开始。

经过三年鏖战，国民党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相继失败，总损兵百万以上，而渡江战役的胜利，便彻底宣告了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覆灭。

那么，有着飞机、坦克、重炮、军舰等先进武器装备，背后还有美国财力支持的国民党军队，为何最终败给了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难道说国府没有可堪大用的军事人才吗？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南京国府就是一个依附在国内地主和国外列强上的军政府。既然是军政府，军事人才自然是不缺的，而且还都是些骁勇善战的将军。

就拿蒋介石的高级智囊杨永泰来说，他虽然是一介文官，但是行事方法却丝毫不逊色武官，甚至连很多国民党武官都比不上他。

他的战略眼光极具恐怖，兵事策略非常狠毒。北伐时期，他就帮助蒋氏完成北伐，整合各方军阀，吞并地方势力，扩大政权领土。

后来，他给蒋介石献计策，用经济手段瓦解了冯玉祥的军队；用军事手段对抗李宗仁、白崇禧；用政治手段将阎锡山收服；再用外交手段促成东北易帜，收服了张学良。

同时，红军在苏区和长征时期，遭遇的长期经济危机和军事围剿，也多是出自杨永泰的手笔。

杨永泰清楚地认识到，之所以前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就是因为蒋氏对红军有错误的认知，并不清楚为何红军能够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其实，红军和其他军队不同的地方，便在于红军经历过三湾改编，军民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作战时往往会拥有极大的战斗力！说得直接点就是：全民皆兵，兵民一家，人民战争。蒋介石国民党就做不到。所以，不管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能打胜付吗？蒋介石国民党的孙子们别忽悠误导后人了。

后来，蒋介石的军师杨永泰为了应对红军，便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当时，他命令加强对于地方民众的日常管理，澄清吏治（也就是喊喊口号而已，大地主的利益根本不敢动）。

其实，杨永泰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离间百姓和红军的关系。他认为没有百姓支持的红军，后续发展势必遭遇严重危机，比如在兵源、粮食、药品等方面都会出现问题。

正是杨永泰的经济和军事围剿政策实施，导致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展十分艰难，以至于红军，最终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惨败。

其实，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除开李德等人的错误军事指挥，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经济。

当时，中央苏区根据地太穷了，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而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外部经济和军事围剿太厉害，导致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只能被迫转移。

不过，因为杨永泰谋略太深，导致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改革时，触碰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最终难逃被暗杀的命运。

其实，国民党国军，之所以在解放战争中失败，并不是因为军事人才少，反而是因为军事人才太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习惯用军事手段，以此来解决政治问题，像蒋氏既没有政治眼光，也没有能力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

就以1945年，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来说。

当时，毛泽东真的是带着诚意去和谈的，连教员都亲自飞往重庆，可以说是孤身犯险境，可想而知中国共产党对于和谈的重视，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却在军队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上摇摆不定。

同时，《双十协定》不过是蒋氏打着“和平建国”的幌子，用来给国民党国军进攻解放区争取时间罢了，后来国民党国军进攻中原解放区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军事“毛病”又出来了。

当时，在和谈一边进行的时候，另一边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军飞机、轮船的运输下，从南方大规模地向东北地区集结，准备抢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取得的胜利果实。

当然，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打了几十次的正面会战，在打败仗之后的同时，也确实培养了一些国军的军事人才，各级的校官也是储备充足，不过，在解放战争中都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队骨干了，就说黄埔军校培养的将军们，有多少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将军。就是有少数的以至于国民党军残部去了东南亚几个小国之后，还能横扫一片这些小国的正规军。事后成了金三角的毒司令。有的回了台湾，有的客死金三角。

不过，蒋介石国民党国军的军事人才质量，完全赶不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骨干。这里说的质量，不是指个人的文化教育水平，而是抬在艰苦环境下应对恶劣战争中的作战战术上的主动和灵活性。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在华北战场的日占区活跃，有着丰富的对日实际斗争经验，培养了许多具备优秀战斗素养的军官，而这一点就让国民党军无法跟上脚步。

其实，国民党军队的最大问题，就是抗日战争中的整体战略思想缺失，也就造成国民党军事人才的能力，也会受限于整体战略思想的拖累。

就好比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便正式宣布对日宣战，国民党军高层便觉得战争肯定是赢定了，所以就进入消极的防御状态，不仅没怎么作战，而且还时常和共军制造麻烦。

1944年腾冲战役爆发，在得到美军的装备支援后，远征军第20集团军以美空中力量的掩护，对腾冲展开反击作战，这也是国民党军精锐反攻城市的第一战。

但是，腾冲战役历时127天，蒋介石国民党的国军在兵力、火力、后勤等都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以消灭日军6000余人的情况下，居然还付出了损失官兵18000人以上的代价。这就是这些将军和拉来的壮丁死了这么多的原因。还有打了败仗时死更多。

其实，从腾冲战役就暴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军官在战术作战时的急于求成，导致军队的雇佣士兵作战主动性和组织能力弱的现实局面，这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系统的一个通病。死多少人不代表打胜仗了。

还有，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军官们作战不会是一条心的，军官们作战都是为了自保和自己的升官发财，这也就很难有军事才能突出的将领出现。

比如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里算是智勇双全，但是作战经常被蒋氏越级指挥基层，最终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下败将。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的那些高级军事将领们，基本上都成为了北京最有名的监牢“功德林”里的好友，其中就有忌恨黄维一辈子的杨伯涛！

[yongbing1993]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能维持多久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能维持多久？

目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部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即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生产过程是社会化的，这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和社会不稳定。?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利润最大化与社会福利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可能导致对环境、劳工权益和社会福利的忽视，从而引发社会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容易出现周期性危机，例如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等，这些危机可能对社会稳定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构成威胁。?

资本主义虽然有一定的自我调整能力。例如：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引入了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例如社会福利制度、宏观调控等，以缓解社会矛盾和应对经济危机。?然而效果如何？

虽然技术创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又能改变根本性的结构矛盾和对外侵略扩张吗？

目前存在的政治制度的不确定性、选出的领导无能和不负责任自私自利、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都会对资本主义的命运产生影响。?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替代方案，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它们的实践和影响也值得关注。?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未来是动态的，它将继续演变和发展，其具体走向何方？还有待子孙后代体验实践，有待继续观察。?

转发新闻：《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它”或许是民主党最后的希望》

文章来源: 日新说Copernicium 于 2025-07-04

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它”或许是民主党最后的希望

民主党的未来之路

「民主党中道派」的道路已经失败了。 七个月前，哈里斯的竞选口号「我们不会重返过去」败给了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意味着当下对于美国的民主党以及自由主义者而言，已是生死存亡的关口。而曼达尼的成功，或许是一抹希望的微明。一如英国杂志《新政治家》上的一篇社论中所谈到的：

（曼达尼）证明了，特朗普对政治魅力的垄断并非牢不可破。反建制政治已不再是MAGA右翼的特权。

阻止特朗普在下一个任期胜利的，不会是「我们不会重返过去」这样让人丧气的话语；而应当是曼达尼式的「经济民粹主义」道路。 即对于「财富再分配的勇气」、「连贯的平等主义政策」以及与特朗普针锋相对的「一个新世界的许诺」。简而言之，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

一．渴望变革：民粹主义时代的政治逻辑

特朗普的第二次上台，早已标志着中道政治年代的结束，我们来到了一个政治民粹主义的时代。这无疑一系列的喧哗与骚动，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民粹主义者与鼓动家是一切的元凶，良治的破坏者。但是究其本源，民粹主义只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病因。它是合法性危机的标志；它反映了「民主的制度」之下，民众对于这个制度的不满。当下的美国乃至于整个西方世界，中产阶级与底层皆有理由感到失望与迷茫。毕竟，近五十年以来，多数人的收入只增不减；而数十年来技术进步创造的财富，多半被前十分之一的所截留。

而这样一个世界之中，多数人渴望改变——不论是真正的可行的改变；还是改变的幻觉。

因此，一个民粹主义的时代注定是一个极化的年代。而这在美国的两党制体系之中，这一「极化」趋势体现为共和党的右转与民主党的左转。这一方面当然源自于「民粹主义」这一政治策略本身：民粹主义要求「划分敌我」。但与此同时，这也是源自于当下的现实，首先，美国社会之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利益」在迅速的萎缩——特别是广大的工薪阶层与富人之间。这两个群体之间最根本的利益冲突，正体现在特朗普的《一个大而美的法案》上：这一法案在削减数百万普通人的医疗补助之同时，慷慨地给予富人数百亿美元的减税。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观察者，皆会对于这一《“劫贫济富”法案》感到由衷的愤慨。

但是在愤慨之余，我们更要去思考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或许马斯克、扎克伯格之流对于特朗普的支持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美国众多的普通工薪阶层——即注定会在右翼政策之中饱受打击的百分之九十——又为何有一多半支持了的特朗普呢？

简单地得出「这些民众被欺骗了」、「这些人不了解自己的利益」是不够的。恐怕这不只是一种与特朗普一样的「精英式的傲慢」；更是对于「寻找破局之路」的主动放弃。正如当年在1930年代投票给希特勒的中产阶级一样，多数人很清楚自己的困境：或许让一个法西斯组织摧毁宪法是一杯苦酒，但当下的生活无论如何是绝望的；而当那个奥地利人承诺着「让德国再次伟大」之时；守旧的政治家连一个完整的方案都提不出来。

因此，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简单明了的：因为在一个多数人渴望改变的年代，特朗普至少给出了「改变的幻觉」，而民主党的守旧派连「幻觉」都不愿意给。那么进一步来讲，「破局之路」也就显而易见了：自由主义者应当给出「切实的改变」。

这个切实的改变是什么？一个有更多参与民主、更公正的社会分配的新世界？一个新政自由主义重新回归的美国？还是一如吉登斯与艾里克·赖特口中所说的「真实的乌托邦」？我们等到第三个部分再谈，这里不妨先回答一个潜在的质疑：民粹主义时代背景之下，「真诚的变革方案」真的会有人买账吗？

曼达尼·佐兰在纽约市民主党初选中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会的。民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每一个普通人在咽下「改变之幻觉」的同时，皆在等待着等待着「真正的改变」。

二．「连贯的平等主义政策」与民主的奇迹

曼达尼在纽约市的成功是一个民主的奇迹。一个竞选资金上不及对方三分之一分；不曾获得民主党内部任何经营支持；不过三十余岁的草根政客，靠着一个真诚的许诺、完整的改革方案以及深入社区基层的宣传，完成了这场「大卫与哥利亚」的战斗。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右翼民粹主义需要众多富人雄厚资金之背书的时候；一种左翼民粹主义的策略并不需要这一切。它需要的只是一种简单的政治策略：「政策议题化」。

「政治议程」（agenda）对于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著名的民主理论研究者罗伯特·达尔也曾经提出：「对于议程的民主控制」是民主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而归根结底，当前美国乃至于许多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危机，同样也是源自于「新自由主义时代」以来，政治精英对于「政治议程」的压抑。而当一些对于一般选民至关重要的「政治议题」，系统性地排除出了政治探讨的空间时，不安、愤懑以及「民主已经破产」的实感，就是自然的后果了。

而自从里根乃至于日后的克林顿以来，美国政治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禁用议题」就是「财富的再分配」；而曼达尼·佐兰胜利的根本原因，即是「财富的再分配」重新变成一个政治议题。

当然有一些朋友或许会说：自奥巴马以来每一届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皆会谈到「打击巨富」、「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其他的「经济正义话语」。甚至民主党的进步派——诸如桑德斯与AOC——同样也是以「经济平等主义」的话语起家。但当这些零碎的政策无法构成变革的潮流与实感；甚至最终只是由于空泛的话语「安慰剂」。这些「议程」也就会纯粹退化成「修辞」，最终再也无法取信于人。

而相较于这些前辈不连贯的「经济平等议程」，曼达尼·佐兰的一系列承诺是连贯、具体且勇敢的：

市政府拥有的杂货店。

食品价格失控。几乎有9成的纽约人表示，食品杂货的成本上涨速度超过了他们的收入。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在结账时才不会感到压力。

作为市长，Zohran将创建一个由城市拥有的杂货店网络，专注于保持低价，而不是盈利。由于无需支付租金或财产税，他们将减少开支，并将节省的成本转嫁给购物者。他们将以批发价格购买和销售，集中仓储和分销，并与当地社区合作，就产品和采购进行合作。鉴于纽约市已经花费数百万美元来补贴私营杂货店运营商，我们应该将公共资金重新投向一个真正的“公共选择”。

为纽约人设计和提供的住房。

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适用房。但几十年来，纽约市几乎完全依靠改变分区法规来吸引私人开发——其结果常常未能达到宏伟承诺。而且建造出来的住房往往对于最需要它的工薪阶层而言价格不菲。

作为市长，佐兰将利用我们的公共资金，三倍增加该市永久性负担得起的、工会建造的、租金稳定的住房产量——在未来10年内建造20万套新单位。任何100%负担得起的开发项目都将得到快速推进：不再有无谓的延误。佐兰还将充实我们市的住房机构人员，以便我们真正完成这项工作。

为了我们需要的额外住房，Zohran将启动一个全面的纽约市规划，以创造一个关于可负担性、公平性和增长的整体愿景。这项规划将使纽约市能够解决种族歧视性分区的遗留问题，增加交通枢纽附近的密度，结束建造停车场的要求，并且积极主动地规划我们的未来。

对大公司和最富有的纽约人征税

佐兰有一个计划通过市政府拥有的杂货店、普遍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其他大胆的提案来降低生活成本，且他也确切知道如何为此买单。佐兰的收入计划将会提高公司税率至与新泽西州的11.5%相匹配，从而带来50亿美元的收入。他还将对纽约最富有的1%的居民——那些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征收2%的统一税率（目前无论你赚5万美元还是5000万美元，城市所得税率基本相同）。佐兰还将实施常识性的采购改革，结束无竞标合同，增聘更多税务审计员，并严厉打击从腐败房东那里收取罚款，以筹集额外的10亿美元。

而正是因为敢于给出这些「连贯的承诺」，曼达尼得以胜出。民主党中道派也时常承诺「福利」，但这些政客却不常说明：真正的经济正义只可能源自于「财富的再分配」甚至是一个更加公正的经济制度；而不是当前特朗普式的「赤字扩张」。一系列零碎的承诺——比如最低工资上涨一美元——只会给人一种「明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总体没两样」的模糊感觉；而一系列连贯且合理的承诺，可以让纽约市民憧憬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更加平等、一个让真正的工薪阶层享受到「自由」的世界，或者如同昔日卢武铉与文在寅的竞选口号一样：「人」生活的世界。

而「提出一个真实的乌托邦并实现它」正是「改变」的真正意义；更是一个在日益贫困与混乱的民粹主义时代之中，民众真正渴望的东西。

三．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事实上，当前自由主义者在西方的节节败退，是因为它还没有适应这个新的世界。这一时代的主题，不再是「保卫与推广民主制度」；而是在一个民主已经陷入危机的世界之中「重建民主」。

而今站在中道政治的废墟上，回望里根以来的美国史，我们会发现：四十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富豪阶级」不会安于一个稳定的社会现状——今天的保守派人把矛头对准工会；明天就会更进一步得寸进尺，向政府施压以求更多的税收优惠。而近五年来的历史，则证明了另一个事实：「富豪阶级」对于民主没有任何兴趣——马斯克与彼得·蒂利之流此前对于民主制度的尊重，不过是出于忌惮；而今的「富豪阶级」，已经将「摧毁民主」视为自己的己任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无比讽刺的事情：面对自己所创造的混乱，居然是右翼先提出了一个「新世界的承诺」。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再次伟大论」是一个虚假的乌托邦。这个精明的政客将一个封建主义与军国主义的美国，包装成了美国工薪阶层的新希望。这就是特朗普与背后的富豪阶层所给出的「改变的幻觉」。而面对这个「虚假的乌托邦」，自由主义者必得给出一个「真实的乌托邦」——这不论在策略上、还是在实质上，这皆是美国、西方乃至全世界自由主义者最后的出路。

首先，策略上来讲，当广大的民众渴望改变的时候，「老调重弹」是没有意义的；同一个保守主义者一样强调「没有特朗普的世界」总归好过特朗普，只会显得越发无能而虚伪。而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对策：即不给出任何新的希望之同时，直接用行政手段与军事手段与右翼对抗——且不论当前美国的民主党是一个在野党——只会让自己变成敌人的样子，亲手葬送民主制度。因此，民主的敌人拿起「变革」的武器之时，民主的保卫者也必须拿起「变革」的武器。

而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许多自由主义者已经忘了，自由主义曾是一种「乌托邦」。不论是在宗主国殖民之下的美国、或是王权之下的法兰西；抑或是军事政权之下的韩国，自由主义者皆是要靠对于「新世界」的憧憬，战斗之中创造一个民主而公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