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同

道德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同

 

 

 

中国古人提倡仁爱，是以仁爱为形态的道德行为。在社会的层面，与仁爱相关的道德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对他人的同情、关怀。泛而言之就是要个人做到：乐善好施、利人助人、尊老爱幼，等等，便可视为体现仁爱的道德行为。

这一类行为无疑也包含个人的某种行善努力以及身心的付出，但从利害关系上看，仁爱行为的特点在于不涉及对捐者个人的重大影响或剧烈的冲突变化，即自身不受伤害为原则，或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捐建希望学校、救助受灾群众等善行中，捐者尽管在身心、经济等方面也需要出力，但这种出力或付出并不对捐者自身的生命存在、经济状况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在捐者个人行为的选择和落实过程中，无需面临重大或剧烈的思想冲突。就是说：“我们有义务对所有人提供我们能够提供的、所付出牺牲或努力相对较小的服务”。这里所说的“付出牺牲或努力相对较小”，与不涉及利害关系方面的剧烈冲突或对抗具有相通性即万万不可伤到捐助者或帮助者或救助者自身的生命和利益。

在个人逃生和救助他人的不同选择背后，个人总是面临着利与害的重大冲突：维护自我的生命，还是履行对他人的道德责任？救助他人其特点在于通过助人利人、先公后私、敬老慈幼等善举，展现对人的正面价值关切。

从家庭之中的尽孝，到社会之中的尊长，从一旦他人需要，便伸出援助之手，到发生灾情时，立即以不同方式踊跃救灾，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为善的行为。与仁爱形态的行为一样，为善通常也不涉及重大或剧烈的利害冲突：尽管为善的行为亦需个人作出多方面的付出，但其生命存在或其他根本利益，并不因此而受到实质的影响。

相对于此，止恶以制止他人行恶或作恶为特点，它以否定的方式，显现了行为的道德性质。一般而言，为善过程以使人受益为指向，因此很少会感受到来自作用对象的阻力。然而，止恶旨在制止作恶者的恶行，其行为与作恶者的目的、利益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在危害他人的目的难以实现或不正当的利益受到触犯的情况下，作恶者常常视止恶者为其实施恶行的障碍，必欲以不同方式，包括极端凶残的手段消除这种障碍，由此，止恶者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伤害，其生命也可能面临威胁。从制止偷盗或抢劫，到制止暴力伤人或杀人，止恶者往往为此付出各种代价，甚而失去生命，通常所说的见义勇为，便属于这一类行为。以利害关系上的重大或剧烈冲突为背景，止恶的自我牺牲性质从一个方面突显了克己和舍己行为的道德性质。

这里可以对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一主张后来被概括为亲亲互隐和大义灭亲这两种行为作一考察。就直接的含义而言，亲亲互隐意味着基于亲情，对亲人的过失或劣行加以掩饰或隐匿。关于其中所涉及的法律意义，往往存在着不同理解，对此，这里可以暂时悬而不议。从道德层面看，这一类行为蕴含着对亲情以及亲情关系中相关对象的关切和肯定，其中更多地体现了亲情关系中的为善趋向。与之相对，大义灭亲虽然也涉及亲情关系，但它更多地从对抗、冲突的层面展现了行为的道德性质。如果说，亲亲互隐可以视为仁爱或为善行为在亲情关系中的体现，那么，大义灭亲则更多地表现为止恶之行在亲情关系中的引申。后者常常面临内在情感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可以看作是行为者所涉利害冲突的独特形态，作为道德领域的具体行为，大义灭亲总是需要应对更多冲突。

为善止恶主要关乎行为主体与他人的互动，就行为者自身而言，问题则涉及扩善或充善与去恶或控恶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扩善或充善，主要与自我相关。这一过程主要便表现为自我德性的涵养和提升。德性的升华既表现为人格境界的转化，也体现或落实于日常的道德行为。比较而言，去恶或控恶主要展现为负面或有害之行的戒除或摒弃，吸毒、嗜赌等等，便属于需要加以戒除的负面之行。相对于偷盗、抢劫等恶行，上述有害之行更多地体现于行为者自身，所谓去恶或控恶，也不同于制止外在的恶行，而更多地与抑制自身的有害之行相关。

作为道德行为的仁爱或为善以助人利人、实现正面价值意义为取向，这一过程固然并不影响行为者的根本利益，从而有别于牺牲自身利益意义上的见义勇为，但在成人之美、合人之需的行善过程中，也需要克服自身道德冷漠、道德麻木等精神取向：在他人需要帮助时，尽管助人也许只是举手之劳，并不会对行为者带来严重的损害，但相关的个体也可以采取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的态度。唯有克服了这一类道德冷漠和道德麻木，以仁爱或为善为特点的行为才可能发生。

与之相反而相成，见义勇为、止恶固然需要应对利害关系上的重大冲突，行为者甚至可能牺牲自己，然而，在舍己而行的过程中，对他人或社会的关切以及与人为善的意向，往往也渗入其中。

事实上，仁爱与见义勇为的区分，主要以伦理学上分析地说为前提，从现实的道德形态看，二者同时呈现交错融合的一面。以孝行而言，一方面，孝表现为对父母的敬重、关切，其中体现了广义的仁爱精神；另一方面，孝不同于自发、本能的行为，需要克服个体的自利趋向，并付出多方面的努力，后者包含着克己的见义勇为内在要求。在这里，仁爱与见义勇为彼此关联，构成了道德行为的相关方面。

进而言之，在道德行为的实际展开中，仁爱之维与克己的面向往往相互过渡和转换，其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日常交往中，尊老敬老体现了重要的道德关切，与之相关，在老人遇到困难时施以援手，看到老人不慎倒地而加以搀扶，便实际地体现了以上关切，这一类行为同时内含仁爱为善的性质。

然而，在社会风气呈现不良趋向时，常常会出现如下现象：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受人之助后，不仅不予感谢，反而借机诬陷，以谋取不义的赔偿。因此，在搀扶倒地老人可能被讹诈为肇事者的特定条件下，本来是仁爱性的行为，便同时具有了克己的性质：面对可能的诬陷，伸出援助之手同时需要具有在利益上自我牺牲的道德勇气。

与之相近的是另一种救助人的行为形式。生活中可能出现如下情景：某一个体在夏日的小河边散步，突然看到有儿童落水，便立即下水相救。如果这条小河水流平缓而水浅，其深仅及成人之胸，而该个体游水技能又很好，那么，他的救人之举便属于仁爱或为善的行为，因为在此背景下，河水虽然会危及儿童的生命，但对成人并不构成威胁，行为者也相应地无需面临生与死的冲突和选择。

然而，在山洪暴发、洪水汹涌而来之时，发现有人在湍急的水流中挣扎，情况便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时若下水救助，救人者本身很可能被洪水冲走，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依然跃入水中，那么，这种救助行为已具有另一重性质：相对于河边救人的仁爱之举，面对洪水的威胁和生死的考验毅然救人，无疑应列入见义勇为之域。

在此，同为下水救人，前者以仁爱、为善为内在特点，后者则呈现克己与舍己的形态，而当同一个体不仅能够河边救人，而且勇于在洪水中施救之时，从仁爱之举向克己行为的转换便成为现实的过程。

当然，就其蕴含的相异取向而言，仁爱和克己无疑体现了道德行为的不同规定或维度。以仁爱、为善、关怀为表现形态，道德行为主要展现了内在的人道品格：将人视为仁爱、关怀的对象，其前提是肯定凡人皆有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更多地突显了道德的崇高性。这一意义上的克己以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为前提。所谓克己，首先表现为克服或扬弃人自身存在的这种限度。此所谓有限，既表现为人的生命绵延的非恒久性，也在于人的存在规定的限度性。

从生命延续看，人固有一死，作为行为者的个体，终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人的这种有限性，既规定了个体存在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不可替代性，也赋予生命存在以独特的价值内涵，在面临生死抉择的重大时刻，这种价值内涵进一步以严峻的形式突显出来。舍己救人、舍生取义等行为的道德意义，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它在表现为对个体生命自我舍弃的同时，也使个体的存在超越自身限度而获得了永恒或不朽的意义，而道德的崇高性则由此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人的有限性同时也体现于行为者自身规定的独特性和限度性：作为具体的个体，行为者既有其特定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欲求，也有自身特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价值需求和价值追求的独特性不仅表现为价值追求的差异性，而且也从一个角度折射了个体存在的限度性：每一个体都具有属于他的价值需求和价值追求。

当个体的这种需要、欲求、价值取向在一定的情景中与助人、救灾、止恶等行为选择发生冲突时，克己便在将他人或公共之利放在更为优先地位的同时，又通过抑制个体特定的价值需求或价值追求而使自身行为不再受这种需要和欲求的限定，由此克服了个体在价值层面的限度。在这里，克己作为道德行为的具体形态所内含的崇高性，也从另一个方面得到了体现。

可以看到，道德行为具有人道性与崇高性双重品格，在以仁爱为取向的行为与表现为克己的行为中，道德行为的以上二重品格得到了具体的展现。仁爱和克己在分别体现道德行为的人道性与崇高性的同时，又彼此关联，后者进一步表明了人道之维与崇高之维在道德行为中的相关性。

人类的道德理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在原始社会里，道德意识中并没有自觉表达的道德理想。

从奴隶制时代开始，由于实际的道德和应有的道德状况经常处于矛盾状态，道德理想便作为一种自觉表达的愿望包含在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意识中。

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道德理想都同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或现实矛盾密切相关，它往往既是一定社会或阶级激励人们在道德品质和社会道德关系方面所追求的目标，又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反对异已势力和现存不合理现象的手段。

它以当时社会或阶级的基本道德要求为其内容。道德理想能不能成为人们热忱向往和执着追求的目标，能不能激励人们改善个人道德品质和现实道德关系，最终要看它是否正确反映了现实社会关系发展的趋势，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历史上的道德理想从其阶级属性上看，主要有两种对立的基本类型:一种是剥削阶级的道德理想，如中国古代儒家关于“圣人”和“天下大同”，道家关于“真人”和“无为而治”，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至善”或“幸福”的人和自由、平等、博爱等社会的道德理想。这一类型的道德理想，虽然也对当时的人们起着程度不同的感召和激励作用，其中有的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其总的倾向是粉饰剥削者的人格特征，漠视和掩盖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和道德冲突。

与此相对立的是反映劳动人民要求和愿望的道德理想，如中国古代墨家关于“兼爱”、“非攻”、“尚贤”，农民起义中的“均贫富、等贵贱”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领袖洪秀全“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以及19世纪初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热爱劳动、积极进取、彼此友爱、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等道德理想。这一类型的道德理想着重于鞭挞剥削者的伪善，憧憬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但却往往带有空想的性质。

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以忠诚共产主义事业、自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等作为根本内容。它批判继承历史上所有进步道德理想中的积极因素，正确概括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深刻反映当代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成为现实的客观可能性。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对于增强人们履行各种道德义务的责任感，提高人们道德品质修养的自觉性，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鼓舞作用。

[yongbing1993]

造谣说谎巅倒黑白何来道德可言








走资派右派对毛泽东时代造谣说谎巅倒黑白何来道德可言，这是当今中国被搞得最混乱，制造谣言最多，脏水污水泼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包括所谓回到毛泽东时代，都是被妖魔化最严重的问题。中国走资派右派最无耻下流的地方，就是把回归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污蔑为是要回到过去时代。由于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汽车取代了自行车，高速列车取代了蒸汽机车，电视机取代了矿石收音机，平板电脑取代了圆珠笔等，社会不可能也没有人主张要回到以前那个时代。只有中国这些人类历史上最下流最脏脏的极右人渣，才能编造出如此下流的妖魔化罪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有人强烈反对，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指责文艺复兴运动是要回到古希腊的奴隶时代。这主要是由中国知识精英的下流品质决定的。中国知识精英的下三滥手段是把社会矛盾推向极端的一个重要催化剂。

虽然人类追求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斗争是永久的，但是在每个历史阶段追求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形式是不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对毛泽东时代的向往，以及冲破一切思想枷锁向毛泽东思想的坚决回归，就是当今中国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一种形式。人民大众在理论上的弱势，使人民大众采取了直接跨越任何理论的天才方法，就是采用偶像化和神圣化的方法，用一个生动形象的精神符号，来概括和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以及对真善美的所有追求和梦想。在西方国家，这个精神符号就是耶稣，在中国，就是毛泽东。只是毛泽东比之耶稣更加伟大的地方，或者说中国老百姓崇拜毛泽东比之西方国家崇拜耶稣更加具有现实性的地方，在于耶稣（包括释迦摩尼等）只是告诉了人民存在幸福彼岸，却没有告诉人民怎样到达幸福彼岸，而毛泽东不仅告诉了人民幸福彼岸在哪里，还告诉了人民怎样到达幸福彼岸。这就是当今中国再次掀起毛泽东热，人民冒死崇拜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说白了，人民崇拜毛泽东时代，是因为那是一个让人民大众十分开心的时代，是一个男人不会下岗、女人不会为娼、生病不会自杀、死后不会无处下葬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劳动光荣的时代。当然，那又是一个让帝国主义和精英集团很不开心的时代，用那些文化精英的话说就是：“那个时代太他妈的黑暗了，连玩个娘儿们都不行”。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精英来讲，改革开放最大的好处，就是随便玩娘儿们的时代到来了，如同他们所炫耀的那样：“白天想吃啥就吃啥，晚上想×谁就×谁”。他们以此为中心所形成的种种恶行，把当今中国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肮脏的地方，把中华民族变成了当今世界最肮脏的民族，甚至完全超过了宗教对末法时代的最极端想象。虽然中国知识精英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肮脏的地方，但是中国人民仍然是向往神圣和追求崇高的伟大人民，不甘心在肮脏腐臭的生活中走向死亡，希望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这个民族重新清洗干净，把中国大地再次变成“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圣洁地方，干干净净地去迎接东方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人民大众要求回归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回归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代表了人民大众最根本的利益和愿望，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概括起来就是：

一是回复社会主义的理想，重建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要让人们生活在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社会主义大集体环境中。

二是要废除走资派唯金钱价值观和单纯追求感官享受的低等动物的幸福标准，把人从低等生物的感官追求中解放出来，恢复生命的精神现象本质，让幸福成为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心灵享受。

三是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人不是权利的奴隶，也不是资本的奴隶，更不是创造GDP的工具，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经济的主体，这里的人，是包括每一个底层老百姓在内的人民大众，而不仅仅是那些有本事的有权有钱的人。

四是建立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政治制度，目前网络社会已经自发地形成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众民主潮流，让大众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五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医疗、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养老”的社会主义富裕制度，当今走资派特色中国的生产力所创造的巨大财富，完全能够满足13亿人的“五有生活”。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所有家庭都在消费中国商品，这些商品用来满足本国人民需要，完全富富有余。

六是创造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环境，无论是国家中各级走资派政权，还是各大小资本家的公司集团都不是人民的上帝，所谓的精英阶级更是一个道德底下的社会群体，都没有权利为这个全体人民来制订什么价值，强制推行何种价值的做法，恰恰是当今世界最专制的流氓做法，当今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建立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自由时代。

无论谁对文化大革命持有什么态度，谁都不得不承认，在结束四十多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又回来了。文化大革命又回来了的根本标志，就是在国内，文革再次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议论的主题。曾经怕文革的这群人还是在怕文革再回来。在国外，文化大革命的世界升级版——大众民主革命已经遍及全球。

包括当今中国否定文革最坚决的人都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文革的悲剧还会重演。那些维护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的一般右翼人士，则更是把文革挂在嘴边，把文革当作是他们妖魔化政治对手最常用的罪名。

总之，文革复活了，在社会各个层面各个政治集团中，全面复活了，如同《红色娘子军》中所唱的那样，“打不死的吴琼花我还活在人间”。并且还不仅仅是在中国复活了，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复活了，99%反对1%的大众民主革命，就是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至于文化大革命复活的原因，绝不像改革教普世派所宣称的那样，是对文革错误没有清除干净的结果，是对文革余孽没有斩草除根的结果，是对毛泽东没有彻底否定的结果，而是贪官污吏、不法奸商、无良学者组成的精英铁三角对人民大众敲骨吸髓、肆意掠夺的结果，是全球一体化、虚拟化和网络化发展的结果。

全球一体化发展要求形成和谐共生的统一价值观，并形成了实行统一价值观的世界基础；网络通讯要求实行四大自由为核心的大众民主，并形成了实行大众民主的物质条件；虚拟经济要求社会大众共同占有社会财富，并形成了共同占有财富的经济形式；当今科技和经济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更是具备了实行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所有这一切，都与现代精英统治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要求代之以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大众政治制度，而由精英政治制度向大众政治制度转变的唯一途径，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当今世界文化大革命全面复兴的根本原因。文革中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文化大革命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拉开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篇章。现在看来，当时这个判断极其准确，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划时代，新篇章”，就是最为准确的概括。

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包括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在内，都无法与之相比较。

一方面，就社会变革的形式而言，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类历史上数千年的暴力革命时代，开辟了街头革命的崭新时代。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各地发生过无数次社会变革和新旧制度的交替，所有这些社会变革的形式，几乎无一不是文化大革命所创造的街头革命（外来侵略除外）形式。这是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伟大的贡献，是不断进步的人类文明，在社会制度交替和社会革命方面的历史反映和伟大应用。特别是站在能够轻而易举毁灭整个地球的军事技术角度来观察，就会更加感到，街头革命取代数千年的暴力革命，其意义简直如同开天辟地那样伟大。

另一方面，就社会变革的内容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民大众反对精英集团的斗争，以往历史上的革命都是一个精英集团代替另一个精英集团的斗争，包括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仍然是红色精英取代白色精英的斗争，而文化大革命则是要废除一切精英统治，包括红色精英统治，以大众政治制度取代精英统治制度，这就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根本含义。

正是如此，文化大革命才同时得罪了所有精英，包括红色精英和白色精英，虽然这两类精英之间彼此斗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但是在仇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却不分彼此，完全一致。可以说，仇恨文化大革命，是当今国内外、党内外、体制内外所有精英集团唯一没有实质分歧的共同特征，因而这也必将成为全世界99%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唯一政治大旗。

可以说，能够把当今世界各地大众民主革命统一起来的政治旗帜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红色大潮极端恐惧、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根本原因。

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精英阶级再次掀起了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浪潮，但是此时此刻动手彻底清除“文革影响”已经晚了，已经不可能了。如果说，历时30多年的全面妖魔化——这种妖魔化甚至渗透到了胎教阶段——都没有能够把“文革影响”清除干净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文化大革命已经风起云涌的历史条件下，企图逆历史潮流而动，再次掀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99%民众呼声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已经根本不可能了。历史的列车马上就要到站，那些哭天抢地要清除“文革影响”的人，很快就要下车了。

历史支配现实，现实诠释历史。今天全世界如火如荼的大众民主革命，让人们第一次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含义。人类社会不幸的最深刻根源，在于文化而不是制度，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在内，都不过是一定历史阶段文化的结晶，或者说是文化的沉淀形式。只有进行最深刻领域的文化革命，才有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的社会条件。

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官僚集团占有制的悲剧，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在中国经济制度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上千万造反派被镇压，数百万造反派被投入监狱，随后把公有制强制改变为私有制的历史悲剧，都证明了仅仅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远远不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决定阶级命运的根源。

人类社会付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垮台和中国堕落为动物世界的沉重代价，才获得了这个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所以，21世纪波及全球的大众民主革命，没有继续重复以往只是要求改变社会制度的革命悲剧，没有再提出改变社会制度的传统要求，而是要改变99%与1%之间的游戏规则，改变决定这种游戏规则的价值观和伦理法则。

这是21世纪人民大众反抗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新的斗争形式，斗争的焦点就是99%人民大众的“造反有理”，还是1%精英集团的“压迫有理”，斗争的层面已不再是以往经济制度的社会表面，而是更深刻的文化领域。

相反，只有包藏祸心的极端右翼势力和主张左右合流的极“左”势力，才把斗争矛头对准社会制度，继续用所谓制度问题忽悠人们，为美国肢解中国的战略服务。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今天反对文革的人群已经发生了很大分化，许多人不再是反对文革本身，而是反对文化革命这种方式，反对文革方式的目的，在于主张和煽动武革方式，因为只有武革方式才能使中国陷入大动荡，才有机会肢解中国，甚至把中华民族彻底灭绝。

当初，中国官僚集团破坏文革的主要方式，就是挑起武斗，把文革变成武革，造成“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借机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

只是由于毛主席在世，他们的阴谋没有全面得逞，对人民群众造反的极端仇恨没有完全发泄出来，这才有了文革后一系列暴力镇压事件，以及专门针对老百姓的保安制度、特警制度、武警制度、富人司法特权制度等一系列暴力镇压制度。

由此也可以看出，制度不是精英作恶的根源，而是精英作恶的结果。所以，21世纪掀起的世界大众民主革命，提出的不再是打倒制度，而是打倒精英，以99%的大众政治取代1%的精英统治。

最后谈谈文革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命运的影响。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地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文革已经成为绞杀中国共产党的一条政治绞索，已经成为宰杀中华民族的一把政治尖刀。

本来，恰恰是文化大革命拯救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20世纪末社会主义垮台大潮中幸免于难。

但如今的走资派特色政府己经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了，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了。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道德








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的道德，呈现出强调集体主义、无私奉献和阶级斗争，塑造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理想，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

两弹一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核潜艇等世界一流的技术都是文革时候成功的。文革后，所谓的“科学的春天”，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伟大的专家，教授们”竟然没有多少世界一流的东西出来，除了抄袭，赚钱，很难找出有独立创新的东西，真让人遗憾。

谁在文革中创造出了这么多世界一流的技术？显然仅靠工人农民是不可能的，文革中从事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这是事实。但是从事自然科学尤其是尖端技术的知识分子并不是非常严重。

革命性创新与在创新的基础上改良的概念。南京长江大桥的成功建造，使几千年来的天堑变成了通途。是长江上第一座由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这是当时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桥。竣工时间1968年。作为一个当时在近代历史上受尽列强嘲笑，欺压的中国人，为之自豪，有什么奇怪吗？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只能是厨子，洗衣匠。我们以实际行动给了他一个耳光，难道不值得高兴吗？后来许多的长江大桥并没有多少这种意义，也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至于嫦娥工程，其实在第一次卫星上天后就开始了研究，并完成了动物的运载与回收试验。所有的神州飞船设计与零部件制造的公司研究机构，无一不是文革期间或之前建立的。他们对这段历史有着深刻的印象与表述。反而是改革开放，因为需要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让路，有所搁置。仅仅比大飞机项目幸运没有彻底下马。

至于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应该是五千年来中国人的最大问题，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 如1960 年的大饥荒。但要看到历史上比那次大的饥荒比比皆是，包括国民党时代。而60年的大饥荒后来对此进行了迅速的纠正。要知道农村今天仍在使用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工程，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走资派特色政府并未进行多少水利工程的投资。

毛泽东时代的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原始积累。 当时的计划经济工农业剪刀差，使之成为可能。工人的收入也固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国家挣取的利润，用于投资更多的工厂。 可以说中国现代人的祖辈父辈那几代人是一辈子吃了几辈子的苦，来支撑起了一个新中国有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大国的，而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是靠出卖鸦片和屠杀掠夺本地的土著民族强行获得发展。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时农业种子技术较差，民国末期没有高产的杂交水稻技术。尤其是农业上使用的化肥产量及其供应不足。农业每亩的单产是比较低的。毛泽东时代就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着手开始研究农业种子技术，试验杂交水稻技术，从国外进口化肥生产厂等设备。当时大部分投资集中在重工业，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等工业建设上。

农业人民公社的体制被走资派一刀切的强行解散了之后。但是走资派派邓小平的包产到户的领头羊：安徽小岗村，改革开放几十年后一贫如洗。就充分说明走资派从五六十年代想搞包产到户就是在搞破坏农村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幸好有毛泽东坚持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但是无论如何毛泽东把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八年的时间内，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第六工业大国。期间经历了几次对外战争，最后到毛泽东逝世的一九七六年，中国既无一分内债也无一分外债。他们那一代人是十分了不起的。想过度否定毛泽东时代就需要有足够的数据支持，并能合理的解释这些数据，才能让人信服。如今的走资派特色政府中的抄袭风盛行，短期效益，快速发财争先富一切向钱看正在严重的侵蚀着中国的各行各业尤其是高等院校。十分令人担忧。

美国华裔拿了诺贝尔奖的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 等等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将永远铭记在中华民旅的英雄史册上。文革并没有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冲击而是得到了巨大的支持，才能在文革期间取得了赶超世界一流的技术成就。如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射成功。这也恰恰证明了文革对从事自然科学，尤其是尖端技术的知识分子们受到的冲击并不是非常严重的观点。文革中受批判的知识分子本身是走资派，右派分子，反共分子，反社分子和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以及封建迷信的大师巫婆们。而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也有所谓的新生活运动的“黄金十年”，却没有取得如此的成就，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钱学森等知识分子们的功劳应该归结到整个中华民族头上，他们包括毛泽东等第一代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为建立新中国牺牲的几千万将士以及活下来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将士们，以及在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几代的工人阶级，几亿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亦或称之为贪下中农们，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中国自己培养的研究人员，也不是“名牌”大学毕业，却让整个世界为之自豪。于敏，复旦大学毕业，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核物理研究人员。氢弹理论的主要设计者。中国核物理学界泰斗。连邓稼先都对他异常佩服。人工合成胰岛素小组，全部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科研人员。等等。

中国近代史充满了失败，挫折，流血，屈辱。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之痛苦！无数先辈包括孙中山先生，毛泽东等等，无不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奋斗。虽然道路方法不同，人们都应该跨越意识形态去尊重他们，对他们所出现的失败，挫折，失误甚至罪恶，都应客观基于数据进行分析。情绪化解决不了问题。英国，美国，法国等对他们的民族英雄都非常尊重，即使有些他们的英雄对其他民族来说，可能是罪犯，刽子手。但在中国却有人对中华民旅的英雄吹毛求刺，求全责备，甚至污蔑，污水相向。对背叛民族的汉奸平反唱赞歌，真让人难以理解。

一个真正爱国的人，应该像钱学森，邓稼先他们一样，在祖国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要去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即使每一个人的能力达不到他们一样，但至少每个人可以说个人为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屹立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让自己的子孙以自己的民族为自豪而不要老想着出国定居。让世界各个民族对自己羡慕，嫉妒吧。

中国近代史起始于鸦片战争，因为禁止列强对国人贩卖毒品被打败，从此被迫开始了屈辱的历史。一代一代的有志之士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拼搏探索，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防修反修进行文化大革命，多少代中国人在前仆后继，救亡图存。最终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统一成立了新中国之后，终于才让中华民族重新盎然屹立于世界民族民族之林。

德国近代以来一直是列强，是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之一。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争夺殖民地的划分。一次大战战胜国对德国的过于苛刻的条件，为二次大战埋下了祸根。而中国虽为战胜国之一，却再一次受到了屈辱，导致了五四运动。希特勒二战中的日耳曼民族种族优秀论，以及对犹太民族的种族屠杀，疯狂侵略掠夺其他国家，造成了他是一个恶魔的定义。请问中国近代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有过侵略，屠杀过其他国家和人民吗？

把中国的救亡图存史比作德国的侵略扩张史，把中国一代代的有志之士和先烈比作希特勒。这就不仅仅是无知了，而是对他们的侮辱！侮辱自己祖先的家伙却真是不可理喻，滑天下之大稽！俗话说：狗不嫌家贫。中国需要的是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而不是侮辱！

最后，文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运动，其起因，过程，结束都有待于专著基于事实与数据客观详细研究。现在匆忙下结论为时尚早尤其是许多参与者，利益相关者走资派中国特色党尚在控制着中国的党政军的大局，许多关于走资派们的资料尚未公开解密。

文革前，大跃进，浮夸风，放卫星等当时的具体施政者正是走资派刘少奇与邓小平包括周恩来，毛泽东那是已退居二线主要进行理论研究和调查黄河之害的打算。这从当时的报纸照片可以发现。当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自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奈又返回工作。

新中国建国后，国家体制照搬苏联，中国共产党内的官员在生活上许多高级别领导人迅速腐化堕落，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在没有外部有力监督的情况下，很快就会人亡政息。毛泽东逝世后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直至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权的实际情况正在验证这一点。

在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曾经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建立的这个怪胎越来越不喜欢...，因为现实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参加的中国革命的理想有了较大的差距，而毛泽东以前共同为建立新中国浴血战斗的战友们，在革命成功之后要当大官了，住大房子了，出门坐轿车了，又不愿意与毛泽东一起继续革命了，当时七十三高龄的毛泽东不惜与以前的战友们决裂，寻找新的盟友革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战友们的命了。当时文革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支持情况可以从毛泽东临时去世前的终结中可以看出。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华国锋等人进行重要谈话。

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第一件事就是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除没有解放的岛屿，全国实现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件事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在于发动群众教育干部，也提高人民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认识。要所有人明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仅要消灭传统的所有制生产关系，还要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实行彻底决裂。还要要建立一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服务的思想、文化、习惯、机构。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遗憾的是不仅“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更有一些人妄图趁机捞取权力、地位，或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严重的干扰、破坏了这次运动。

好在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斗私批修”，人民对私心、修正主义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认识，人民受到了一次革命的锻炼。

而文革中有许多人受到了残酷的打击，但这下面官员中报复的事情又有多少呢？ 彭德怀在任国防部长时，粟裕刘伯承就挨过他的整，并且平日对人过于严苛，被打倒后，他的下属曾在批斗会上扇他的耳光，并说你也有今天啊！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在刘的指示下主持过“四清”与“社教”运动，许多人也被残酷打击。这开了第一领导人夫人干政的先例。当然像邓颖超这样的元老除外。蒯大富，聂元梓当时差点上吊自杀。

贺龙的夫人薛明曾在延安整风中揭发叶群是国民党特务，整得叶群死去活来，并且后来贺龙也曾当面指责过林彪不与其划清界限。

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从他的敌人那边可窥全豹之一斑：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毛永远是为了理想战斗到最后一刻得战士。尼克松，基辛格，田中角荣，甚至克林顿，都有过评价。

对毛泽东以及文革有不同看法，可以理解。但绝不能数典忘祖污蔑中国人民的奋斗史。

[yongbing1993]

共产党被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







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

这后一种情况如同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

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说，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

《关于反华问题》

作者：毛泽东

时间：1960.03.23

附件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

假定说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

这后一种情况如同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

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说，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

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

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

我劝同志们，对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

第一，他们人数极少。

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

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

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

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

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

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面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

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

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

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说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

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越站不住脚。

美国和我们的仇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

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

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的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

我们有苏联的先例可资借鉴。

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没有好结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败也最惨。

因此，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性地反对我们。

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整二十世纪的后四十年。

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二千斤至三千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候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