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破坏文物比文革多得多

改革开放破坏文物比文革多得多

 

 

一提起文化大革命，有些死不改悔的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就会想到文革中红卫兵的“破四旧”，就拿“破坏文物“来控诉清算文化大革命，很多走资派公知精英也会拿对文物和文化的破坏说事。可真要看看改革开放40多年对文物的破坏，那才叫惨不忍睹，那才是怵目惊心。那不仅是破坏一个个珍贵文物，更是在毁灭一座座文化名城，在割断一座座城市的文脉。

前中国文物界元老谢辰生，曾是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在2013年10月23日接受《瞭望》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讲到对“文革”的破坏文物要客观评价，不要夸大其词。具体内容如下：

一、“文革”对文物的破坏并非想象那样大。文革之初，红卫兵破“四旧”，出现对文物的破坏，周总理力挽狂澜，对制止文物破坏起很大作用。1966年“造反派”刚一上街，周总理就立即下命令，调集一个营的军队来保护故宫，所以整个“文革”期间，故宫没受任何破坏。整个“文革”对文物的破坏，也不像许多人所想象那样大，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除西藏有一处被破坏外，其他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二、“文革”期间走私文物的现象几乎不复存在。文革期间，几乎就没有盗墓和走私文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文物盗掘等犯罪活动，整个文物保护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三、文革期间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取得重大成就。文革期间不仅主要文物单位都得到保护，更令世界瞩目的是，就在那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如长沙马王堆、银雀山竹简、金缕玉衣和西安兵马俑，这些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都发生在那个时期。

四、文革期间破“四旧”很多旧物件无文物价值。文革时破“四旧”，绝大多数的物品，都属民国时期的旧物件，大都没什么文物价值，几乎都没进入国家文物保护范围。而那些神龛、牌位的存在，却极大桎梏人们的精神。砸碎一些神龛佛像、祖宗牌位，就是砸碎精神枷锁的物质符号，砸封建宗法制度的图腾。而改开破坏和毁灭的文物，都是被明确标明和定级的文物，绝非是神龛瓦当之类。

中国文物最悲惨劫难始于上世纪走资派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走资派篡权复辞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复杂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尤其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物最悲惨的时期”，比“文革”期间对文物的破坏还要严重得多，真真进入文物“浩劫”时代，而且，这种“浩劫”的破坏的势头一直还在继续延续之今。

1、4.4万不可移动文物消失。根据最近一次的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我国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共766722处，其中，17.77%保存状况较差，8.43%保存状况差，更有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被人为消失。

2、数十座文化名城名存实亡。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很多历史名城，已经徒有虚名。由于历史文化街区成片被拆除，一些历史名城根本就不复存在。据最新统计：中国120个历史文化名城中(截止至2013年)，有将近20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等同于20多座历史文化名城已名存实亡，将近一半的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基本是假冒伪劣。

3、1670万件文物流失海外。文物流失海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有统计，仅在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就有中国文物167万件。估计流失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大概又是馆藏数量的10倍，那就是流失1670万件，其中，30年间，仅流入美国就达230万件。

而改革开放与文革破坏文物之不同：

将改革开放40多年与文化大革命只在一九六七年初不到半年时间对文物的破坏相比，归纳起来有三个不同：

首先，持续的时间不同。文革”提出的“破四旧”、“立四新”与陈小鲁、贺鹏飞等高干子弟的“破四旧”、“立四新”根本不是一回事。虽然红卫兵“破四旧”等行为，给文物保护造成不小的伤害，但时间很短，很快，就几个月。因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都不赞成，特别是毛泽东很不高兴。才有康生、戚本禹等，特别是周恩来出面强力制止不准任何人去破坏文物。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私有化改革开放对文物的破坏偷盗走私以及占为己有己持续40多年至今，而且，还在持续进行之中，重要的是还看不到止损点。

其次，破坏的性质不同。红卫兵“破四旧”中的一些举动，往往是学生无知的狂热举动，很多没收的文物都上缴了，后来也都返还了，很多砸碎的旧物件也并非文物。而私有化的改革开放对文物的破坏，既有犯罪分子有目的，甚至是广泛化、产业化、国际化的恶性犯罪活动之外，更有走资派特色政府有组织的，有资本家的公司或企业通过官商勾结将国有的文物占为己有，或转手买卖用来赚钱发家致富争取走资派邓小平号召下的“少数人先富“的土豪富翁等，而这些文物砖家叫兽们还往往公然违反国家原有对文物保护法的犯罪行动。而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们互相勾结互利共赢发大财。

再次，破坏的范围不同。红卫兵“破四旧”虽然破坏了一些文物，可同走资派私有化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掘墓、偷盗、走私了千千万万件国家级的珍贵文物，甚至毁灭一座座文化名城，根本没法相比。走资派改革开放以来对文物破坏的范围极大，毁灭的更为严重!

四、走资派私有化改革开放以来对文物大规模破坏的四种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对文物破坏如此严重，主要分四种途径进行。

一是盗墓走私空前严重。人们对金钱追逐欲望愈加强烈，加之，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国家保护措施不力，甚至官商勾结。于是沉渣泛起，偷盗、走私都出来了。尤其是1990年以来形成的盗墓风气，不要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见到，就是整个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的盗墓狂潮，几十年来，总计有20多万座古墓被盗。

“中国流失的文物，已形成国际化一条龙经营。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完成。”以海关5%的抽查率，有的海关一天就查出千余件走私文物。若以此类推，中国文物每年大约流失多少?  而且，连古生物化石都不能幸免。2004年以来上海海关共查获古生物化石走私案件12宗，查扣各类走私古生物化石193件，其中二级古生物化石18件，其他禁止出境古生物化石175件。

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依据有关国际法，不断向非法占有中国文物的国家提出索回文物的严正交涉，每年还拨数千万资金去海外回购流失的文物。一些实力雄厚的中国资本家又名企业家和资本家还称是收藏家，也通过多种渠道斥巨资去海外买回本国文物，或捐献国家，或藏宝于自己的家中。可面对数量巨大的流失文物，这一切努力都是杯水车薪。毫不夸张地讲，现在中国文物保卫战的文化含义，绝不亚于一场抗日战争!而且永无胜算，文物源源不断地流向世界流向自由市场以赚钱获利自家发财致富。何人问津。无人控诉。

二是城市改造毁灭名城。自1982年走资派特色的政府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进入名单的城市已为118个。这标志着不再仅仅关注单栋的建筑物，而是扩展到对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可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很多地方政府只图眼前利益，置文物保护法于脑后，骇人听闻的破坏文物，比盗窃文物的犯罪分子造成的后果还恶劣。可中央特色政府又有何能力去执法？

诸如，广州自1982年被公布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开始，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博弈一直未停。2009年7月，新河浦东山别墅区7栋小洋楼被拆除，曾引发轩然大波。2013年6月10日晚，仅靠一纸“缓拆令”保命的民国建筑金陵台、妙高台，一夜之间被开发商夷为平地。6月14日晚，萝岗区5座先秦古墓被地铁六号线施工方以钩机挖毁等等。又有何人来担责？又有谁来问责？破坏了就是破坏了。

“名城”昆明的老宅典雅、简约、实用，用“万国建筑博物馆”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1994年起，昆明进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随着武成路、金碧路、长春路、同仁街、金牛街等大批老街的改造，许多既有明清时期的“一颗印”、“走马转角楼”，北方的四合院、粤式的滴水檐楼，也有苏式的红砖或青砖群楼和欧美风格的精美别墅，这些凝聚着昆明历史文化精髓的老宅全都消失，有建筑颇有特色的小街巷彻底消失，“万国建筑博物馆”已不复存在。

上海的建业里本来是具有清水红砖、马头风火墙的江南民居风格的建筑群。2008年，这个市级建筑保护单位的改造工程启动后，它被打造成商用街区和海派文化的“新地标”，但里面却是以私家豪宅为主的楼盘、酒店式公寓以及商铺，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诸如这样由土地经济和地方政府政绩观，导致的建设性破坏文物，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几乎在每座文化名城都有发生。仅2013年1月，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中，就对河北邯郸等8县、市因保护不力致使历史文化名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进行通报批评，这仅是通报一年的情况。

三是拆真文物造假古董。这是与建设性破坏不同的保护性破坏。在背后巨大经济效益驱使下，打着振兴、恢复的口号，实际上拆旧毁旧、拆旧建新、拆旧造假。

如，济南老火车站于1912年建成，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被二战后联邦德国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最值得一看的第一站，也是当时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建筑学教科书上的范例，更是济南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国保单位”的建筑。竟然在1992年被政府拆除了，一时引发全国舆论大哗，可你大哗有个屁用。后来火车站设计者费舍尔的孙女访华，或成为重建的间接导火索，从得知到决定重建不过匆匆几天。2012年，济南市正式确认重建济南老火车站，称将“原汁原味”地复建21年前拆掉的济南老火车站及行包房，可不管如何原汁原味，那也是赝品!

如，沈阳奉天纺纱厂旧址是不可移动文物，可不管舆论如何呼吁，政府就是不出面制止，任建筑开发商将其拆毁，后在各方压力下按原样修复重建，现存的早年建筑仅剩一座办公楼。这座办公楼为品字形仿欧式建筑，主体建筑为三层，中间上部另起钟楼一层，其上还悬挂着古老时钟。门窗全部为拱形，上面雕饰弧形窗套，小葫芦围墙，砖木结构，水泥瓦顶。可不管重建的这座楼多像，那也是假货赝品!

现在古镇古城重建成风，都不过是一些地方政府或开发商“拆了真文物，造了假古董”。据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必虎统计，我国有30多个城市正在或谋划进行古镇、古城修复或重建，而这所谓的保护性重建，都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以保护为名的破坏!

四是开发过度酿成一场场灾难。央视焦点访谈：河南郑州新郑新空港规划拆迁古村,3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即将在“生态之港”“时代之港”“枢纽之港”的梦想中灰飞烟灭。

除在开发中大面积毁灭不可移动文物外，因过度开发酿成的各种火焚、水淹等，更让大批文物毁于一旦。2014年1月11日凌晨，始建于唐朝，具有1300多年历史，具有“月光城”之称的云南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遭遇了火灾，整座古城核心区域焚烧殆尽，大批重要文物付之一炬。

京侗寨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北部地区最大的侗寨，曾是中国保持最完整的侗族村寨之一，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可2014年1月26日的一场火灾，就将全寨焚为平地!

2014年4月，丽江古城又遇火灾先; 7月，“凤凰”遭灭顶之灾，19.6万人受灾，近4000家被淹灾，桥梁倒塌……。

河北正定大火烧毁千年古城楼;贵州省铜仁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600余年历史的古建筑川主宫，被烧得只剩残砖断瓦等等。

那么，探究一下这些造成这些巨大灾害的原因，哪一个能离开“人祸”?面对一场场如此惨痛的火灾，政府防备不足，消防不力，无疑是不可推卸的责任，独克宗古城发生火灾，消防栓不就虚设没水。而在经济利益的强烈驱使下，开发过“火”更难逃其咎。 2012年独克宗古城接待游客七百多万人，完成旅游业总收入70多亿元，全都两位数增长。而1990年独克宗还是个很小的镇，这次大火重灾区，就位于古城四方街的消防隐患重点——酒吧等娱乐场所。

至于贵州国保级文物川主宫，更不可思议的，被承包出去作茶楼赚钱，茶炉一把大火，将其毁于一旦。至于京侗寨被焚，不同样是因重旅游，轻保护。改开以来，这种出卖祖宗，毁灭文物的追求发展，“竭泽而渔”，“杀鸡取卵”?这样的发展能对得起子孙?而类似这样饮鸩止渴的求发展，还有多少?还不需要反思?

[yongbing1993]

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优秀作品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无论在边区文艺界还是国统区文艺界，都产生了强烈反响，广大文艺工作者对这样一种“普遍的启蒙运动”表示赞同，有的文艺工作者还发生了思想观念上的重大转变，美术、音乐、诗歌、小说、话剧等各个艺术领域纷纷涌现出表现工农大众生活情感，为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人民立场，展现出全新的创作追求和美学风格。文艺工作者也不再居高临下地扮演启蒙者，而是融入广大民众，成为普通劳动人民中的一分子”。应当说，《讲话》确实起到了“整风”的作用。

文艺工作者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其创作全新的劳动人民的文艺作品的前提。比如小说家周立波（1908年8月9日—1979年9月25日），亲自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之后曾经发表《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阐述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对实现作品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指导作用，也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懊悔：“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地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看不见群众，看不清这现实里的真正的英雄”。他深刻意识到文艺“工作对象问题”的重要，于1947年5月深入东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积累大量百姓生活素材，终于创作出长篇巨制《暴风骤雨》，热情歌颂了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极大地教育和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

全新的新文化的文艺作品也相应带来了教育民众起了变化。在这方面，延安边区“革命民歌”的创作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老百姓喜欢的以民间流传的民歌形式上改编的“革命民歌”是较早由著名音乐家李焕之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在与“旧社会的民歌”的新旧对比中提出的。李焕之也是延安时期重要的音乐工作者，他在为《陕北革命民歌选集》一书所作前言中，对革命民歌的发展历程及教育劳苦民众的意义上作了简要说明：如果说产生在旧社会的民歌主要是反映了劳苦人民受尽压迫剥削的悲惨生活以及对那种生活的控诉和反抗，那么，当劳苦大众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农民战争之后，农民群众随即创作了反映他们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的革命民歌，也创作了对新社会热情赞颂的革命民歌。这是新社会里的新文化新的社会主人所自己革命生活的真实形象第一次以主人登上舞台。

从这里可以看出，革命民歌的创作主体主要是劳苦大众，革命民歌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农民新生活及陕北新社会，而革命民歌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正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其劳苦大众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革命”二字亦正此意。有学者称，“在自古以来流传在陕北、陇东、宁夏东部山区的民歌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所谓‘发乎情止乎礼’的信条和‘温柔敦厚’的诗教……我们见到的是无所顾忌的诅咒王政、公开对抗专制家长、责问上天不公的愤激词句以及‘手提上人头怀揣上刀//泼上性命与你交’的爱情”。而“革命色彩”作为新民歌与旧民歌的重大差别，这恰是边区新社会赋予音乐的新的时代内容，正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变化。

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边区革命民歌的创作与发展呈现新的面目。

其一，涌现出李有源、汪庭有、孙万福等一大批优秀民间歌手，创作出《东方红》《十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边区十唱》《翻身道情》等一大批优秀革命民歌，备受边区百姓喜爱，传唱极广。需要注意，这些民间歌手的身份首先是底层劳苦大众，生活经历大都艰苦悲惨，正是有感于陕甘宁边区的新气象和自己政治地位的深刻变化，才创作出如此题材的音乐作品。

比如《十绣金匾》的作者汪庭有，本是陕西商南人，1923年因旱灾随父逃难至鄜县羊圈沟，后自己流浪至陕甘宁边区新正县马栏川。他于1943年完成《十绣金匾》的词曲创作，此时的边区文艺创作和群众文化，由于《讲话》的感召而空前高涨。如汪庭有本人所言：“我一直受苦，这两年心宽敞些了，才编下歌来哩。”著名诗人艾青作为边区专业文艺工作者，曾经对汪庭有做过一个专访，谈及《十绣金匾》的创作时说：自从八路军来到了他的村庄，他的光景改变了，他不再受冻挨饿，也不再被人欺侮了。他过的是自由的生活，一边用锯子和刨子做着活，一边在嘴里就自然地哼出歌来。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写下来的；他的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一串的声音，在自己的脑子里记忆下来的。

1944年11月，汪庭有还参加了边区文教英雄大会，并被边区政府评为“甲等艺术英雄”，《十绣金匾》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歌词“十绣”体现出的对“八路军”“军生产”“民劳动”“恩情宽”等边区新貌的赞颂，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的热情。此时的汪庭有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启蒙者、教育者”的作用，这一身份的转换是前所未有的。应当说，汪庭有、李有源等劳苦大众通过创作反映边区革命新貌的文艺作品，表达了对新政权、新社会的热情赞颂，使这一群体也充当着“启蒙者”的角色，带动更多群众真正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文艺事业与革命事业得到了有机统一。

其二，边区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充分认识到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等的极端重要性，纷纷深入生活，向人民大众学习，从而创作出更为大众接受和喜爱的革命民歌，其自身也受到了革命的教育。

在民间音乐整理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音乐家安波，亲身经历了这场文艺整风运动，并曾经将汪庭有的《十绣金匾》改编而成《三绣金匾》，对于这首歌经典地位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从正面肯定了《讲话》提出的文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的重要，认为“这样较广泛地利用民间形式，对于我们也是一种尝试。这次工作给了我们很多实际的教育，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指示的正确：惟有我们面向工农兵，工农兵才能面向我们的艺术”。

李焕之也说：“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专业文艺工作者也都热情澎湃地改编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民歌，革命民歌的创作活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音乐工作者遵照毛主席在《讲话》中的光辉教导，在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为工农兵服务的实践中，对学习民间音乐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体会。大家都十分重视民间音乐的学习和改编，这对音乐创作更加民族化、群众化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和促进。”向工农大众、向民间音乐的学习，其收获不仅是音乐创作专业上的进步，更包括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情感上的融合。

其三，《讲话》对于革命民歌创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歌曲题材更加贴近和反映工农兵群众生活上，还体现在作品艺术水准的提高和教育劳苦大众自己的作用的提升。《讲话》虽然强调文艺作品“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但并非“都不是从文艺特别不是从审美出发，而完全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相反，《讲话》对审美和艺术性提出了很高要求：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内容有害的艺术品，也反对只讲内容不讲形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

就革命民歌的创作而言，无论是汪庭有、李有源等民间艺人，还是安波、公木等专业文艺工作者，都使革命民歌在音乐上经历了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从选择什么样的曲调，再根据新内容的需要而经过演唱上的加工创造，并当它为群众所接受而在新的生活土壤中生根之后，原有的民间曲调也就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了”。

比如作为移民模范的农民艺人李有源，在之前流传的《芝麻油》《骑白马》等乐调的基础上，重新填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词，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革命领袖的爱戴，并激发了群众移民开荒的热情。这些歌词乐调后又经公木、刘炽、王大化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加工，而成为后来流传极广的经典歌曲《东方红》。

汪庭有也是在《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唱的基础上，无论在歌词还是在曲调上，都经过重要改造而创作出著名的《十绣金匾》，表达了工农群众对边区社会新貌的赞美与歌颂，成为另一首经典革命民歌。这一类革命民歌完全符合《讲话》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统一，产生了良好的教化民众的作用，“有的革命民歌虽然也知道它是脱胎于某某旧民歌，但新的艺术形象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人民的心中，只要一听到《东方红》、《绣金匾》、《抗日将士出征歌》的歌声，我们心中就油然升起了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崇高形象”。

例如创作《绣金匾》这首歌的作者，叫汪庭有。他祖籍陕西商南，生于1916年。1918年因灾全家出外逃荒，其父携带全家沿门乞讨度日，受尽磨难。直至1936年，汪庭有流落至新正县马栏区三乡——杨家店子落户定居。他在马栏开荒种地，学做木匠活。由于他心灵手巧，勤奋好学，干活认真，不计报酬，逐渐成为方圆一带小有名气的巧木匠。汪庭有未念过书，但他很喜欢当地的民间秧歌。他所受的文化教育，得益于当放羊娃的时候，比自己年龄大的同伴经常传唱的《五更道情》《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谣的熏陶。在马栏期间，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和边区的种种的新气象，给庭有生活注入了无限的激情，使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愉悦和欢乐。再加上他悉心的搜取、荟萃和升华，于是他就在挥动锯子和刨子的间隙里，不由自主地哼出歌来。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串声音唱出来的，反映了穷苦农民翻身作主、自由生产、生活的心声。在编歌的过程中，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有时刚把第一节编好，编第二节时，往往就把前面的又忘了。他想了个法子，每节编好后，教给村里孩子唱，当他忘了时，村里孩子记住了，这样就克服了不识字的困难。从而他编出了许多优秀的民歌，在当时的马栏川，大多数老百姓都会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后来唱了几十年经久不衰的《绣金匾》。

《绣金匾》歌词欣赏：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这首《十绣金匾》唱的是《绣荷包》的调子，很有乡土气息。荷包本是民间男女表示爱情的信物，汪庭有觉得给政府、领袖、部队送荷包不合适，因此借用其调改为《绣金匾》，来歌颂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过上好日子的欣欣向荣景象。这首歌一经传唱，不胫而走，很快唱红了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为了配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十绣金匾》的“十绣”被精炼为“三绣”：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的红， 金匾上绣的是，救星毛泽东。 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 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 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 三绣八路军，坚决打敌人， 消灭了反动派，全国享安宁。而共产党八路军大多数来自劳苦人民，这一群劳苦人民有了自己的文艺作品，并登上了舞台。

[yongbing1993]

乌克兰用命换来对人类血的教训







不该自废武功。躲在前苏联共产党的羽裔之下时，全世界有谁敢欺负乌克兰人及侵占土地？历来都是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无可厚非。从前苏联分家时，家当可不少，核武器，航空母舰等都分到了，可就是自废了武功。

不该军队纳粹化。既然分家独立成国。而且还是一个不小的国家，就要好好经营治理。国家机器要正规化，如同当年苏联的红军一样纪律严明，是为保家卫国乌克兰全体人民。而非如亚速营之类的纳粹化军人只顾乱杀俄裔族群。

不该乱杀俄裔族群。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要容纳各个族裔的，不管人数多少都要一视同仁。即便是放对国家的族人，但居住在户口地的国家也要善待才对。

不该选个小丑演员当总统。向西方学习并运用一人一票的选举方法也是无可厚非，但这个小丑演员不懂政治，既无内治经验又无外交常识去实际外交，而只凭听人摆布充当别国的马前卒，没有为自己国家的人民生命和利益考虑，缺乏独立思维着眼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打仗中的战术，胡乱指挥以鸡蛋碰石头把乌克兰士兵当炮灰去送死。更可悲的是明知自己无能掌控全局去死活不让人换班，懒着总统岗位上死活不走人，将整个乌克兰人都被杀光，土地被占领更多，还硬撑着。俗话讲，好汉不吃眼前亏，君子报仇十年不迟。可这个小丑演员为了自身利益强霸在总统位置上不走，全然不顾乌克兰国家和人民生死利益。还到处献丑而自不知丑陋，如此之人实属少见。

不该完全依靠外来援助。外援是需要的，但不可完全依靠外来援助。这在世界历史事件中己有很多教训的。例如当年蒋介石国民党，最后是以失败告终。南韩李承晚也是最后失败了。南越政府最后也是被消灭了。作为弱者一方对强者的反抗或是战争，是要有战略战术的军事头脑的，在争取外援的情况下也要有自己的力量的保存，以时间来换起胜利。而外援是跪求別人，人家高兴了给一些，不高兴了就不给。而如乌克兰这个小丑演员式的乞求各国外援的作法，恐怕将乌克兰人子孙后代的脸都丢倒糞缸里去了。

不该不及时止损。难道乌克兰人中唯有这个小丑演员吗？无一男儿可替换？如今这强权世界，只有两个大人在作主。奈何？有本事有能力反抗呀！造反呀！斗争呀！战争呀！罢工罢市全国罢工让两个大人下台呀！怎么无作为？不吭声了，不敢吭声了。那么就听两个大人的话也能换来少些战争。总比三年多前，美国前任大人带头拱火乌克兰搅事要加入北约的还要不断东扩的，而后如加拿大的一些跟屁虫们一次又一次亲自到访乌克兰，当面答应送钱送武器给乌克兰去打，去打，去打，后面有美国加拿大欧盟强大支持哩。三年过去了，怎么样？

《美俄要合作，做大生意。》《乌克兰问题，只是美俄关系的一部分》。什么北约，什么欧盟，什么乌克兰，什么停战，什么土地交换都一边去，我们两个大人在谈大事：如何控制大杀伤性武器，如何恢复美俄关系，如何进行美俄商业贸业往来，老明友十年未见面了，舒舒旧互相关心一下，互相交换一下有用的文件，特别是俄在乌国境内获得了大量美国一些大人物的珍贵原始材料。而乌克兰问题最后附议一下。结论是：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乌克兰要想和平拿土地去换，有俄乌自己去谈。现在我们：两个大人在商量孩子等电话通知。

《至于外界关心的鸟克兰怎么交换土地？普京和特朗普都没有提。但普京警告欧洲和乌克兰，不要破坏“新进展”。这是两个大人在说话。特朗普告诉记者：“我过一会儿就打电话给北约，我会打电话给我认为合适的各种人，当然，还会打电话给泽连斯基总统，告诉他们，今天的会议。”给孩子们说一下。》

《阿拉斯加双普会晤有很多看点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应美国总统之邀前来会晤。几个月前俄罗斯和美国还是敌对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被国际法庭要求捉那归案，还受整个西方国家的制裁之下。还在全世界亲西方的各种反俄团体和人士以及媒体都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侵咯者。与当年美国占领墨西哥的土地类似，是否如此美国改变看法了？当然不是。而此次双普会唔，尤其是美国方可谓是少有全世界各国领神所能得到的超高级礼遇。例如：

红地毯，仪仗兵，还有特朗普亲自在机场鼓掌欢迎。在特朗普邀请下，普京还坐上特朗普的“野兽”总统座驾，一同前往会场。普京的专车，其实就在旁边等候，但是特朗普要求和普金同坐一辆专车前往会场。三年来，西方媒体“一直在谈论俄罗斯的孤立”吗？这样高规格的接待让有些人“可以说是痴迷，近乎彻底疯狂”。而又让有些人发疯发痴发呆甚至都想去跳楼。

特朗普站在红毯边，拍手欢迎，普京快步上前，两人紧紧握手，笑容挂在他们脸上……毫无疑问，8月15日普京和特朗普的阿拉斯加会晤，是一次历史性的见面。也是2015年以来俄总统第一次造访美国，还是俄罗斯（包括沙俄、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到访阿拉斯加。但，“今天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看到，美国铺开了红地毯拍手欢迎俄罗斯总统”。

还是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内，欢迎普京和特朗普会面，还有两架美军F-22隐形战斗机列队欢迎。就在两人走红地毯时，美军战机组成编队，从机场上空轰鸣飞过。两人望向天空，是一架B-2隐形战略轰炸机和4架F-35隐形战斗机在空中欢迎。川普还特意低下头向普金耳语说明欢迎您。

三个小时会谈后，普京和特朗普联合记者会。普京先发言，定调：我们的会谈具有建设性，我们相互尊重，这非常有用……“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的会议，并就许多问题达成了一致。”特朗普说，“只剩下极少数了，有些并不那么重要，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我们很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至于外界关心的鸟克兰怎么交换土地？普京和特朗普都没有提。但普京警告欧洲和乌克兰，不要破坏“新进展”。这是两个大人在说话。特朗普告诉记者：“我过一会儿就打电话给北约，我会打电话给我认为合适的各种人，当然，还会打电话给泽连斯基总统，告诉他们，今天的会议。”给孩子们说一下。

普京说，他以“亲爱的邻居”的身份向特朗普致意，很高兴看到他身体健康。他夸奖特朗普，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真诚地关心国家的繁荣，同时表现出对俄罗斯有自己国家利益的理解”的人。

他说，特朗普曾经说过，如果是他执政，乌克兰危机就不会发生，“我可以证实这一点。”再没有比这更夸奖人的了。旁边特朗普很高兴。

特朗普则夸耀，他与普京关系很“美妙”，而且“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直接接触”。在西方社交媒体上，很多人更贴出特朗普见普京，以及特朗普见泽连斯基的照片。唉，这个世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普京就说，“我预计今天的协议，不仅将成为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参考点，而且将标志着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恢复商业、务实关系的开始。”

嗯，美方说有进展，普京说有协议。还有，美俄要合作，做大生意。

普京说：“北极的互动，恢复区域间接触，包括我们的远东和美国西海岸之间的接触，似乎也很重要。”普京还说，“真诚地有兴趣结束”乌克兰战争，但要做到这一点，“危机的所有根本原因......必须被淘汰。”

普京说：“必须考虑俄罗斯的所有合理关切，必须恢复欧洲和整个世界安全领域的公平平衡。”乌克兰问题，只是美俄关系的一部分，不排除接下来，美国解除对俄罗斯制裁，美俄关系彻底重塑，进而牵动整个欧亚地缘政治乃至世界格局。

普京在与特朗普的记者会上也说，特别是在阿拉斯加，“伟大的俄罗斯文化遗产”得到了保存。在阿拉斯加普京立刻前往一个军事墓地，悼念在二战期间阵亡的苏联飞行员。在每座坟墓前，普京都单膝跪下，献上一束红玫瑰。阿拉斯加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美俄曾经是二战盟友的特殊关系。这一天，是8月15日。今天也是8月15日。美俄友好。

送走普京后，他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询问，给这次峰会打几分。特朗普脱口而出：10分。用他的话说：“按照 1-10 的等级，我今天会给 10 分。”没有更高的了，特朗普觉得，一切都很完美。

也有不少美国人指责特朗普，让普京赢了。人们担心唐纳德·特朗普会以各种方式屈服——出卖乌克兰，出卖欧洲人。但他没有那样做。是人们多想了。

特朗普说：“我们打算制止这场流血冲突……和我一样，普京总统也希望如此。因此，总统先生，再次非常感谢您。我们很快会再次交谈，弗拉基米尔，而且可能会很快再次见面……”

特朗普转身望向普京。普京用英文回答：“下次，我们在莫斯科。”

特朗普赶紧接话：“哇，那很有意思……我可能会为此受到批评，但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嗯，下一次，莫斯科见！一切就这样定了。

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美国总统是如何接待俄罗斯总统的。世界上各国的头头们，谁有此待遇？这是两个大人在商量，孩子们等电话通知。

普京表示，若特朗普2022年时任美国总统，俄乌冲突或可避免。此前美国总统特郎普第二任刚上台时就说过：我当总统就不会有俄乌战争的发生。

別胡扯什么谁赢谁输，谁先赢，谁又后赢这些没用的了。就这么个事，前所未有的惊天动地的让无数人看不懂的世界级又或是人类罕见的大事就是发生过了。己成过去式，不管赞成还是反对都己成事实的历史事件。

比起前任美国总统伙同几个小兄弟国家的头头们拱火乌克兰的泽连司机不断地踩俄罗斯普金的红线，最后挑起俄乌战争后又不断地送钱送粮送武器给乌克兰去打仗，至如今的乌克兰死光光，造成世界矛盾重重人心慌慌难民全世界逃亡相比。川普的还是佛心的大大的。川普是个商人，赚钱大大的是兴趣。老百姓的都对战争的怕怕的。

当然，川普支持以色列的战争。也是赚钱大大的是兴趣。美国武器是要卖钱赚钱的。乌克兰没钱了，以色列有钱。所以态度就不一样。

[yongbing1993]

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害怕红色文革







人类自有阶级以来，只准有地主色暴力，官权色暴力，富贵色暴力，资本色暴力，恶霸色暴力，权威色暴力，圣神色暴力，妖鬼色暴力，宗教式暴力，父辈色暴力。然而，共产党带领工农兵年轻低层百姓的红色暴力，通过枪捍子的红色暴力，推翻了上述各种暴力，建立了新中国。但几千年的权贵权威的暴力不是可以一夜消失的，因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文革，这文革的造反批判要比武革的枪捍子暴力文明得多。文革中强调用文斗不用武斗。对那些《妖魔鬼怪牛鬼蛇神色的所谓权威的权贵的砖家叫兽》们不该造反进行批判吗？例如不久前的庙里的大和尚开光女性不该批判吗？

古今中外，《妖魔鬼怪牛鬼蛇神》作为人们头脑中强大的邪恶世界的迷信认知和幻想反映，是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结果，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和基础是无神论，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须在掌握真理的基础上，批判人们头脑中的“鬼邪”，克服对“鬼邪”的恐惧。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揭露出传统文化中“鬼邪”的本质是迷信和幻想，这构成了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的生成前提。

在马克思主义真理观指引下，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用“鬼邪”来指代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切需要革命、斗争的对象，将反对“鬼邪”的必要性和必胜性赋予新的思想和科学内涵。

“不信邪”就是追求真理，坚信科学与实践，不为谬论所动摇。“不怕鬼”就是不怕威胁、挑战和困难。“不信邪、不怕鬼”的必要性就是为国为民，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出发，坚持理想信仰，面对一切风险和挑战敢于斗争。必胜性就是依据历史规律和历史走向，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在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直至取得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红色反抗造反以暴力的形式来对待中国人中的一小部分邪恶即《妖魔鬼怪牛鬼蛇神》的。以至在四十多年后这些《妖魔鬼怪牛鬼蛇神》还在害怕红色抗争。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也是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的根本法则。“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斗争的普遍性，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一切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前提。

由此，矛盾斗争不仅涉及社会革命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领域，也关涉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中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等。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社会都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面对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的矛盾，必须“不信邪、不怕鬼”，不惧怕斗争。在处理敌我矛盾时，首先要“分清敌友”，找到革命真正的朋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一同对付共同敌人。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分清是非对错，采取民主、协调，而非暴力、镇压的办法解决。

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务的不同。抗日战争时期，革命主要任务是要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解放战争时期，“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人民自由解放。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革命主要任务是解决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要解决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现实需要的问题。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务的不同，决定了必须根据具体实际认识斗争的性质和适当调整斗争策略。只有准确识别“鬼邪”，摸清情况，找准问题，提实对策，有的放矢地解决矛盾，才能真正做到“不信邪、不怕鬼”，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分清敌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确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也确定了“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实践中可依靠的主体和斗争的对象，“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将日本帝国主义称为“冒失鬼”，将汉奸称为“怕死鬼”。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称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蒋介石是“狞鬼”“恶鬼”。不难看出，这些时期开展“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实践的主体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开展斗争实践的先锋队），作为斗争对象的“鬼邪”则指阻碍中国发展进步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进一步发展了。

一方面，“不信邪、不怕鬼”斗争的主体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扩大到全世界人民，作为对象的“鬼邪”则从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扩大到压迫、剥削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一切反动势力。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1959年在西藏平叛遭到西方舆论的大肆攻击，这种攻击本身就是“鬼邪”。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匈牙利等11个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谈话时，提到《聊斋志异》里“狂生夜坐”的故事，认为鬼是怕不得的。

同时，毛泽东就西藏叛乱问题指出：“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5月10日，毛泽东就西藏问题再次指出：“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满清皇帝等鬼。”从封建迷信故事中的“鬼邪”到现实社会中的敌人，毛泽东的讲话深入阐明了开展“不信邪、不怕鬼”斗争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解放的国家及这些国家受压迫的人民，斗争的对象则是仇视社会主义国家和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纳粹主义、封建主义等，希特勒、蒋介石、袁世凯、清朝皇帝就是这些“鬼邪”的具体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也有新的使命任务，“不信邪、不怕鬼”斗争的主体和对象随之转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层面。

在毛泽东看来，那些横亘在党和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是“鬼邪”：“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

此外，包含封建迷信文化思想的舞台剧目是“牛鬼蛇神”，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瘟君”是“鬼邪”，甚至作为斗争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也暗藏着“鬼邪”，如一些党员干部“怕群众”“丧失信心”和抱有畏惧和顾虑。

此时的斗争主体是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象除了国内外敌人，也涵盖自然界中的灾害、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挫折以及一些党员和群众的不良心理状态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的内涵和外延有所不同，但坚持群众路线不仅是毛泽东敢于“不信邪、不怕鬼”的动力，也是他形成“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的关键。

面对近代以来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各种救国主张和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由于一开始没有科学救国方案的领导，人们的思想激烈分化，一些人甚至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在封建迷信上，致使神学和灵学沉渣泛起。

深受《新青年》影响的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指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天命不足畏，神鬼不要怕。从封建迷信到官僚政府、北洋军阀乃至资本家，这些当时高高在上东西统统被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否定了。毛泽东的立意之高，范围之广，已经超越了同时期绝大多数人。毫无疑问，这场关于“鬼邪是否存在”的争论深刻影响了毛泽东，使他的思想更加尖锐。对于宗教迷信，毛泽东更是直接指出：“宗教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这一反对迷信盲从的坚定立场和“鬼不要怕”观点，对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的形成，乃至对他后来选择马克思主义、坚定走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是从推翻旧的迷信观念开始的。毛泽东指出，人民必须自己自觉地去摧毁支配他们的鬼神系统，而不是靠别人发号施令。他在湖南启发农民起来同迷信作斗争。对此，他说：“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也指出，群众必须自己起来同迷信作斗争；与此同时，党也要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和自觉自愿来联系、教育和改造群众，打破封建迷信对人们的束缚。

毛泽东以“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对旧世界开展了英勇的革命斗争。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毛泽东没有被吓倒，而是勇敢地进行反抗。他对湖南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提出，要勇敢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1927年7月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湖南局势提出：湖南省农协要上山，要投入军队，因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之后，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面对白色恐怖，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正确出路是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组织起广大农民，用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从“坐而言”到“起而行”，毛泽东把秋收起义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在中国大地上创建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燃起了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甫一建立就遭到蒋介石集团的围剿和封锁，这导致力量还很弱小的红军不得不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这时，关于革命道路该怎么走，党内还没有形成正确认识。在“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领导下，革命根据地接连遭受重大损失，一些党员和红军战士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知道，这一悲观情绪会严重阻碍革命发展，因此必须对之展开坚决斗争。为此，他接连发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述了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和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意义，揭示了作为“星星之火”小块红色政权“可以燎原”的必然发展趋势，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些论著有力增强了根据地军民的信念和信心，极大促进了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之后，蒋介石一再发动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围剿”，但毛泽东始终没有被吓倒，而是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由于“左”倾路线占主导地位，五次反“围剿”失败。面对这一局势，中国工农红军不得不展开长征，但是，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临时中共中央又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党和红军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此时，被排斥出中央领导层的毛泽东依然保有高昂的斗争精神，既“不信邪”也“不怕鬼”，与“左”倾错误路线坚决斗争，促使临时中央同意红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实际领导下，党和红军克服了无数艰险，成功在陕北站稳脚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得到进一步发展。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冒失鬼”亡国灭种的侵略，毛泽东指示全党要立即准备抗战，并化解了西安事变带来的内战危机，成功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从而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这个打神鞭面前，“什么都不怕”。[8]在日本帝国主义短时间内占领大批国土并残害中国人民之际，出现了急性病的“速胜论”与悲观主义的“亡国论”观点。毛泽东与这些错误观点展开了坚决斗争。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系统阐释了以持久战求取抗战胜利的观点，指明了抗日战争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鬼”必将失败，中国人民必将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企图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局面，“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为达到目的，国民党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开展和平谈判，实际上在谈判掩护下全力准备打仗。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真诚，认为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必须要为和平而斗争。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赴重庆进行谈判，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但是，蒋介石不久就撕毁了“双十协定”。面对国民党蒋介石“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独裁言论，毛泽东毫不畏惧地指出：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因为站在人民对立面的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7年2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再剥开一层皮——论北平大恐怖》，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党蒋介石这个“鬼”的态度和“不信邪、不怕鬼”的品格：“凡是懂事的人都知道，人若存心怕鬼，那鬼就凶就狠；若是根本不怕鬼，那鬼就没有了。何况中国人民今天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钟馗，他一心一意为人民立功，蒋介石这个狞鬼任凭他有三头六臂和什么靠山，看他还能逃向何处！”

可以说，“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构成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敌斗争的基本策略思想——正是在这一面对一切“鬼邪”毫不畏缩的强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得到完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到“鬼邪”的次数大幅增加，这与当时困难重重的局面分不开。1956年，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足，我们党在建设实践中出现了一些偏差。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减产，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构成极大威胁。同时，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鬼神迷信依然存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仇视新中国，一方面实施封锁、包围和打压，另一方面企图颠覆我社会主义政权；中苏发生分歧，双方关系逐渐趋于恶化；西藏分裂势力发动武装叛乱；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纠纷逐渐增多。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毛泽东认为，必须先破除迷信，既“不信邪”也“不怕鬼”，与这些“鬼邪”展开坚决斗争。为此，他特意提出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以鼓舞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破除鬼神迷信和对西方帝国主义的迷信，在挑战和困难面前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在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斗争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几易其稿，写成《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公开出版。毛泽东在编辑出版《不怕鬼的故事》过程中多次提出指导性意见，并仔细审阅批改了序言。这篇序言和毛泽东本人的讲话，深刻反映出他“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思想。

一方面，世界上并没有“鬼”，只有类似“鬼”的东西。《不怕鬼的故事》序言开篇就明确否定了“鬼”的存在。所谓的“鬼”只存在一些人的大脑皮层里，相信有鬼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但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如国内外的敌人、自然界中的灾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困难挫折以及一些党员和群众的不良心理等。要破除这些“类似鬼的东西”，就要提高觉悟、解放思想，成为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那末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一味地惧怕解决不了问题，“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

另一方面，打“鬼”要讲求方法：战略上要藐视，战术上要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谈到“鬼邪”，为的是让人们在面对一切风险挑战时能够坚定理想信念，敢于战略上藐视“鬼邪”，把“鬼邪”看成“纸老虎”，不被“鬼邪”吓倒。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因此，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切挑战和困难都是暂时的，都可以通过斗争来克服和扭转，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完全可以藐视并战胜它们。与此同时，在同“鬼邪”做具体斗争时，不能盲目轻视，而要认真对待，“认真的思想可以把妖魔鬼怪打掉”，“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不断趋于完善，成为激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敢于面对一切挑战和勇于战胜困难的话语表达。

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具有鲜明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三方面：一切斗争以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任务为根本出发点；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勇于斗争；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以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务为出发点

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在斗争中深刻把握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特征，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主要任务，体现为三点：

第一，斗争要坚持“发展观”即保存和壮大自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付出代价。敢于斗争和保存自己并不矛盾，要在斗争中减少不必要的牺牲。面对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走”的目的是为着“打”；只“打”不“走”完全消耗自己是愚蠢的，只“走”不“打”完全保全自己、避免任何牺牲就谈不上斗争了。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战术，就是从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以达到保存、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目的。

第二，斗争要把握好“敌我观”，分清敌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自从党的二大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多个统一战线联盟。分清敌我，广交朋友，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中国人民的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对敌人和朋友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对人民和同志要团结。

第三，斗争要突出“两点论”和“重点论”，解决主要矛盾。“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毛泽东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着力解决主要矛盾以完成不同革命任务。大革命失败后，面对蒋介石的恐怖屠杀，他带领红军在广大农村与之斗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改变，“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毛泽东毅然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起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

（二）始终坚持“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精神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泽东在为民族、国家、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始终敢于和勇于斗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不惧强大敌人。为改变中华民族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革命和建设中，敌人越强大，越能激起毛泽东的斗争意志，正如青年毛泽东所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第二，为人民不怕牺牲。毛泽东强调，“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了人民，毛泽东先后失去了六名至亲。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源动力。第三，破而后立。中国共产党不但善于摧毁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么走，是继续模仿苏联革命模式，不断在中国的城市起义，还是另辟蹊径？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因而毅然把革命的浪潮引向农村。面对陌生的革命环境，毛泽东始终充满信心，说：“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毫不惧怕各种“鬼邪”，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正是凭着“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和精神，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三）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内外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毛泽东“不信邪”也“不怕鬼”，始终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放在首要位置，让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上。政治上，毛泽东强调，面对内外“鬼邪”，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打击反动势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经济上，毛泽东强调，“经济问题不解决，则社会上一切问题俱不能解决”，中国想要获得一个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就需要大力发展经济和增强抵抗帝国主义的实力。文化上，毛泽东强调，文化一定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军事上，毛泽东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加强国防建设，并将国防的现代化确立为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外交上，毛泽东强调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优化国际环境，团结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

总之，毛泽东的“不信邪、不怕鬼”思想集中体现了他的斗争哲学，并为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不信邪、不怕鬼”斗争精神指引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命运和贫穷落后的面貌，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伟大成就，指出：“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

当今世界正处大变局”，想在变局中育先机、开新局和谋新篇，就需要学习和发扬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的斗争哲学和精神，从中汲取滋养，切实做到“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不信邪、不怕鬼”斗争哲学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