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痞子在用《知识》撒泼耍赖

知识痞子在用《知识》撒泼耍赖

 

 

 

知识痞子在用《知识》撒泼耍赖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毒汁蜉化下的“普世公知”正是如此：“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

国有企业不赚钱是“效率低下”，赚钱是“垄断”。不赚钱也骂，赚钱也骂;

要涨价就“国际接轨”，要砍老百姓的福利就“中国特色”。

大骂毛岸英上战场是“镀金”，捏造了个罗援“逃兵”再破口大骂他“不上战场”：上战场要骂，不上战场也要骂。牺牲了要骂，没牺牲也要骂。

捏造出“罗援鼓吹轰炸东京”再破口大骂“无知狂徒”，对美国总统向世界宣告要“轰炸北京”的公然叫嚣却装聋作哑;。

骂中国没北欧国家福利好，却又骂中国不减税。骂政府专制不代表民意，却又骂民众是民粹义和团。骂政府不注重环保，却又骂油价太高不能肆意开大汽车。

造谣毛泽东出卖外蒙古再破口大骂“丧失领土”，却又主张放弃钓鱼岛。

大骂外交部在领土问题上表态软弱，又大骂中国军人发出强硬声音是好战战狼。

欢呼到司马南宣传毛泽东的讲座砸场子扔鞋。大骂到茅于轼污蔑马克思的讲座抗议。

欢呼群殴吴法天，大骂严惩污蔑毛泽东、歌颂日本侵略的汉奸，为此锲而不舍喋喋不休“每日一呼”。

毛泽东1956年退居二线，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大饥荒等是一线主持工作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搞的。先骂毛泽东未立即惩罚这些人是“纵容包庇”、“一把手必须总负责”，又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清理门户是“迫害老干部”、“极左”——毛泽东没清理门户要骂，清理门户也要骂。

一边破口大骂青年人上街闹“文化革命”，一边拼命煽动青年人上街闹“颜色革命”;

带头鼓吹腐败有理，带头鼓吹宽恕腐败，却又带头指责腐败的根子是共产党。“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全民公决投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张曙光)

一边口口声声“人权”、“人性”、“人道主义”、“关爱生命”。一边津津乐道邱少云、赖宁是“烤肉”、毛岸英是“挂炉烤鸭”。

鼓吹“自由选举”，却预先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借柳传志之口宣布“不能一人一票”。

说的是“言论自由”，做的是“不争论”、“不允许毛左蛊惑人心”、“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一边鼓吹“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大骂“民粹主义”——“精英”说了算叫“民主”，老百姓说了算就叫“民粹”。

“到天津只说去廊坊”、“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增量改革”、“骗出一个体制来”。

对死了22人的7.23动车事故歇斯底里掀起倾向性舆论狂潮，对死了23人的7.22私营客车事故装聋作哑只字不提。

大骂国有企业如何如何坏，只字不提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几乎全来自“民营企业”，拖欠工资、无视安全生产、工伤迭出、肆无忌惮制造污染的几乎全是“民营企业”。

口口声声“为底层人民代言”，南方报系送报工起来抗议拖欠工资时却一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而且在网上拼命删贴封锁消息。

——鼓吹西方法制，却反对把西方法律中无不具备的“欠薪有罪”内容列入中国刑法。

义愤填膺大喊大叫反贪腐，却对“潘仁美”官商勾结事件顾左右而言他。

提到南京大屠杀、保卫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时便拼命呼吁“放下仇恨向前看”、“决不延续仇恨”。

刚刚一付牛气冲天一脸不屑铁饭碗的模样声称“敢跟单位闹翻，我还真不在乎这个单位”，紧接着就死皮赖脸斩钉截铁发誓“就不辞职。

连万吨轮没撞坏南京长江大桥都成了罪状：“是早期设计保险系数过大”、“这表明不计成本，南京大桥建设浪费巨大”、“如果把浪费的成份提高十倍，则十万吨海轮撞上去也会不沉”、“应该拆掉”、“南京长江大桥被大型船舶碰击已经多次了，即使大桥再结实再稳固终归是个隐患”、“阻碍日益繁忙的长江航运畅通”、“十来个墩子戳在江里，破坏黄金水道的完整性，阻碍航运，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其收益”、“南京桥现在拆都有点晚了，事实证明，南京桥的修建极大限制了长江航运”、“应该炸了这座毛左的圣物，使之无所寄托”。

还有比上述无赖行径更流氓的：我说：“文科类知识分子自命‘精英’即与民为敌”，马上一口咬定我“否定全部文科类知识分子”、“把所有文科类知识分子视为敌人”、“反知识精英以愚昧整个民族!以让你们毛左这群无才无德之人胡作非为!”、“一竹篙打翻了一船人”、“标准的文革大批判文风”、“毛算文科还是理科?”

——凭兴师问罪的这些人的语文常识，岂能连“文科类知识分子”与“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区别都不知道?明明知道却故意胡搅蛮缠混为一谈，明摆着是存心撒泼耍赖，挑明了就是不讲理了。这是什么战术?“苍蝇蚊子癞蛤蟆，泼妇疯狗黑老鸹”的战术——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歇斯底里起哄架秧子要打群架。

不过“普世公知”的知识痞子本色也并非个个都挂在脸上让你一目了然，有些还隐蔽得挺不错，不来点认真分析一下子还真看不出来。比如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果不假思索光看字面还会觉得挺合理。然而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明白这其实无赖之极：“为穷人办事”——“普世公知”们是干实事的人吗?“三斤鸭子两斤半嘴”，光知道吹，什么时候干过实事?真正实行起来只有“为富人说话”，没有“为穷人办事”，其真正含义是“只为富人说话，不为穷人办事”。茅于轼所谓的“为穷人办事”不过是个空头支票假人情。用虚的掩护实的，用假的掩护真的，用根本不可能的“为穷人办事”掩护“全心全意为富人服务”的真面目，这手段无赖不无赖? 有人会说，不对，茅于轼为穷人办了事了——“小额贷款”和“保姆学校”。茅于轼到处吹“近20年来我致力于扶贫工作，投入家庭储蓄百万多元。帮助了成千上万个穷人”，仗的就是这两个“样板项目”。

然而这两个“样板项目”真是“为穷人办事”的样板吗?

先看“小额贷款”——这其实是放高利贷。茅于轼早就宣布：“小额贷款必须高利息”、“高利贷很好，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放高利贷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繁荣经济有非常大的作用”……放高利贷赚钱的生意哪个银行不会做?为什么别人做就是商业行为，茅于轼做就成了“为穷人办事”?凭什么?凭的就是茅于轼的特权——“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规矩，我们的宪法都改了很多回，还有哪条东西不能改啊。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这足以证明茅于轼所谓的“小额贷款”其实是利用法律党擅自给予的独家特权做违法生意，打着“为穷人办事”的旗号从穷人身上榨油水。明明是“为自己谋利”的私人生意，却硬说成是“为穷人办事”的大公无私——无赖不无赖?

再看“保姆学校”——第一，茅于轼不是口口声声说“怎么解决贫富问题?不是打倒富人，而是帮助穷人变成富人”吗?就这么个帮法?让穷人靠当保姆变成富人?

第二，如果茅于轼当真想帮穷人掌握一技之长，为什么不搞技工培训却搞什么保姆培训?难道他原来所学的专业不是机械而是保姆?难道他对保姆技能比对机械技术更熟悉、更有研究?一切背景条件都跟保姆八竿子打不着还偏要特地办什么保姆学校，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八九十的糟老头子了还专打穷人家女人的主意——用“为富人说话”、“改革代价”、“城市化”、“房地产疯狂”、“下岗三千万”、“强制拆迁”等把上千万老百姓逼入绝境还不算，还要专门弄出个“保姆学校”来，一则培训穷人女子登堂入室伺候阔佬，二则为富人玩弄穷人妻女创造条件。分明是“为富人服务到家”，却一口咬定是“为穷人办事”——无耻不无耻? 茅于轼的保姆学校说一共培训了2万多保姆，为保姆争取到了每月休息四天的权益——好大的善举：先用“为富人说话”造成下岗几千万，失地农民上亿;再用“为穷人办事”把两万多妇女弄进富人家当保姆，还“皇恩浩荡”赏你每周休息一天——面对这种知识痞子，你还能说什么? 再看看茅于轼其它的“为穷人办事”：

“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不能搞太多福利”;

“我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

“劳动不创造财富，交换才创造财富”;

“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

“猪肉为什么不涨价啊，价格提高了，农民才有积极性养猪啊”;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赞成电费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补助穷人”;

“经适房只有毛病没好处”、“廉租房不该有私人厕所”;

“餐馆剩食放窗口请路人取用”、“让约占总人口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饭免费给95%的穷人吃，以保护穷人不挨饿的人权，还节约了粮食”;

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从茅于轼上述的“为穷人办事”种种可以看出“精英”是如何为“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彻底否定你的社会价值、砸你的饭碗、砍你的福利、肆无忌惮涨价、将你置于困境，再赏你碗残汤剩饭、恩准你住贫民窟——这就算为你“着想”了。

而为茅于轼自己呢?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2年7月16日，6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竞拍者以25.9万元的价格与茅于轼夫妇“品茶论道”;

“天则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学制7个月，每月集中学习2天，第一天上午茅先生亲授课程，下午举行“师生论坛”，第二天上午由辅助教师授课，下午自由活动。授课地点：北京、桂林、上海、重庆、佳木斯、滕州;结业条件：缺勤不超过2次。每位学员入学前，须一次性缴纳学费6万元。报名费为1000元。

看明白没有?这个“天则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每个月实际“学习”一天半，即使按一天8小时算，每个月满打满算12小时，7个月一共84小时。如果算上2天的“合法”缺勤，那一共只有72小时。这72小时收费61000元，平均每小时收费847元。7个月跑六个地方，等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旅游——这是“为穷人办事”呢还是“为富人说话”?恐怕更恰当的说法是“茅于轼办班骗钱”，恬不知耻做暴利生意。

凡此“普世公知”的特色种种，就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知识混混、知识泼皮、知识无赖、知识流氓、知识泼妇、知识恶霸、知识土匪。以一言而蔽之：知识痞子——说形象点，不过一群套着西装革履、架着金丝眼镜、挥舞着文凭、抡着笔杆枪，横行乡里的“无能大虫牛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