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证明了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

文革证明了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经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接班人！》是自愿自觉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没有被选定谁是接班人。列宁是自愿自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也没有被选定谁是接班人。毛泽东也是自愿自觉继承了马列主义。

无产阶级接班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谁要自愿自觉做到这些，就能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即《共产主义接班人！》

资产阶级接班人除了家庭式的接班人外，就是中国走资派的特色指定式的接班人。让你《先富起来》，让谁去接班，阿Q也能接班。走资派邓小平指定了胡赵当牵线木偶后，又指定了江胡习，都成了先富之人，何乐而不为。习后恐指定不下去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选举产生的只能是轮流执政。谈不上谁接谁的班。拜登接了川普的班？还是川普接了拜登的班？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经毛泽东的文革证明了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试图交班给刘少奇，林彪，但都不成后，意识到接班人是自愿形成的。因此，不惜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真理在人间。这真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新政权之后，要《继续革命》！要《继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让后人们明白，让千千万万个后人们懂得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文革是成功的。文革在毛泽东逝世前放收自如，完整完美地结束。文革分三个阶段：《斗》《批》《改》。《改》是个长期艰巨的工程。因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没有能稳固政权，这只怪四人帮无能。华也是过渡之人，玩不过走资派邓小平，只能怪华无能。

而毛泽东的《文革》影响深远。恐怕一万年之后，还会有人会淡论《文革》。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一首被传唱了几十年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还有人在唱。

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苦难境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上下求索。至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将当时衰落的中国比作“白首中华”，未来美好的中国比作“青春中华”，提出“白首中华”能否再现青春之关键“系乎青年之自觉如何耳”，进而致力于青年启蒙，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批进步青年就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带动下，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及之后的革命活动。可以说，早在党成立之前，中国最早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就已经将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努力培养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主力军和生力军，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思想的最初萌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工人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要求“社会主义的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以启发并养成青年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及批评力”。同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约束他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之下”，中国少年运动的先锋“要认目前民主革命的奋斗是训练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好机会”。可见，尽管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但已经开始在工人和青少年中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为他们将来投身工农运动进行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接班人的早期实践。

正是越来越多的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党组织并在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中成长为合格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为以后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保证。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在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致力于培养具有革命精神的“新军人”；土地革命时期，党强调“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由此，党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了一批批人。这些人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面对敌人的疯狂屠杀，“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尽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近半数党员惨遭杀害，土地革命后期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但党还是能从挫折中奋起，革命还能在曲折中前进，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在打仗的同时，没有忘记从群众中发现并培养新生力量和后备干部，由此确保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党的事业总能后继有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了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适应全民族抗战和争取革命彻底胜利的需要，成批量培养各类干部和青年具备了过去不曾具备的条件。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论及干部政策：“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对“干部和领袖”的要求，其实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后继者——接班人的要求；部署的“培养大批的新干部”的“战斗任务”，其实就是要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革命事业最关键的接班人是干部，而干部又主要出自青年。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大批知识青年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党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创办这些学校的目的，正如1937年1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的题词所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的解决”。这里，毛泽东对“先锋分子”的要求，其实就是对从青年中培养的接班人的要求。1939年5月，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再次肯定青年在中国革命中发挥的“先锋队的作用”，并提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接班人思想。

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党还没有明确提出“接班人”概念，但提出“培养大批的新干部”、造就青年这一“革命的先锋队”，已经内在包含了培养接班人的意蕴。这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培养了一批批骨干力量，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正式提出接班人思想奠定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和实践基础。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还需要一代代革命者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接续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公开提出“接班人”概念的是宋庆龄。20世纪50年代中期连续几年庆祝儿童节时，宋庆龄都把少年儿童称作“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我们伟大事业的接班人”，“接班人”一词由此正式进入党和国家的话语体系。而完整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并在理论上明确其重要性、必要性、条件要求、培养方式，在实践中进行大量探索的是毛泽东。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展开了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同时极力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对兄弟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搞老子党和大国主义，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两国关系随之恶化。由此，毛泽东认为，苏联赫鲁晓夫集团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一套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行动纲领，正在为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在此形势下，美国也企图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思想混乱，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在国内，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面临更加艰巨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任务，选拔和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批干部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另一方面，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干部队伍中确有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的进攻下吃了“败仗”，甚至发生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毛泽东对此高度警觉，多次提出“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的问题，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

早在1956年9月，毛泽东就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的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1964年1月，他更加忧虑地指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是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同年6月，出于对“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高度戒备，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并明确了接班人应具备的五项条件：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为剥削阶级；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同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

很显然，这里的“接班人”不是指一两个人，而是指千百万人，不仅包括担任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也包括作为干部后备军的青年学生。怎样培养接班人？根据党的长期经验，毛泽东强调了两点：一是思想教育，二是实践锻炼。对于干部来说，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为此，除进行常规化、群众性的思想教育外，毛泽东还经常倡导大家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58年11月，他就“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此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与这一思想相一致，此前的1957年5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把干部参加劳动确立为一项制度，让干部回到生产中去，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克服不愿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保证各级干部特别是领袖集团不出修正主义。对于学生来说，党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教育方针已经明确提出了通过教育来培养接班人的根本目的和具体路径。其中，“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就是要培养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即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解决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他想了各种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总不能如愿，最后回想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毅然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600多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展开。作出这样的决策，“虽有对解决城市人口就业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的考量，但毛泽东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出发的战略设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回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思想和实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之下，毛泽东在晚年发动了《文革》，毛泽东系统提出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宏阔视野和深邃洞察。特别是联系后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使人愈加感受到毛泽东的远见卓识。直到今天，毛泽东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真知灼见依然是人类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一座无法逾越的巨峰。

[yongbing1993]

知识痞子在用《知识》撒泼耍赖







知识痞子在用《知识》撒泼耍赖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毒汁蜉化下的“普世公知”正是如此：“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

国有企业不赚钱是“效率低下”，赚钱是“垄断”。不赚钱也骂，赚钱也骂;

要涨价就“国际接轨”，要砍老百姓的福利就“中国特色”。

大骂毛岸英上战场是“镀金”，捏造了个罗援“逃兵”再破口大骂他“不上战场”：上战场要骂，不上战场也要骂。牺牲了要骂，没牺牲也要骂。

捏造出“罗援鼓吹轰炸东京”再破口大骂“无知狂徒”，对美国总统向世界宣告要“轰炸北京”的公然叫嚣却装聋作哑;。

骂中国没北欧国家福利好，却又骂中国不减税。骂政府专制不代表民意，却又骂民众是民粹义和团。骂政府不注重环保，却又骂油价太高不能肆意开大汽车。

造谣毛泽东出卖外蒙古再破口大骂“丧失领土”，却又主张放弃钓鱼岛。

大骂外交部在领土问题上表态软弱，又大骂中国军人发出强硬声音是好战战狼。

欢呼到司马南宣传毛泽东的讲座砸场子扔鞋。大骂到茅于轼污蔑马克思的讲座抗议。

欢呼群殴吴法天，大骂严惩污蔑毛泽东、歌颂日本侵略的汉奸，为此锲而不舍喋喋不休“每日一呼”。

毛泽东1956年退居二线，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大饥荒等是一线主持工作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搞的。先骂毛泽东未立即惩罚这些人是“纵容包庇”、“一把手必须总负责”，又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清理门户是“迫害老干部”、“极左”——毛泽东没清理门户要骂，清理门户也要骂。

一边破口大骂青年人上街闹“文化革命”，一边拼命煽动青年人上街闹“颜色革命”;

带头鼓吹腐败有理，带头鼓吹宽恕腐败，却又带头指责腐败的根子是共产党。“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全民公决投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张曙光)

一边口口声声“人权”、“人性”、“人道主义”、“关爱生命”。一边津津乐道邱少云、赖宁是“烤肉”、毛岸英是“挂炉烤鸭”。

鼓吹“自由选举”，却预先规定“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借柳传志之口宣布“不能一人一票”。

说的是“言论自由”，做的是“不争论”、“不允许毛左蛊惑人心”、“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那些批评骂我的人，他的道德连我一个脚后跟都没有!”

一边鼓吹“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大骂“民粹主义”——“精英”说了算叫“民主”，老百姓说了算就叫“民粹”。

“到天津只说去廊坊”、“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增量改革”、“骗出一个体制来”。

对死了22人的7.23动车事故歇斯底里掀起倾向性舆论狂潮，对死了23人的7.22私营客车事故装聋作哑只字不提。

大骂国有企业如何如何坏，只字不提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几乎全来自“民营企业”，拖欠工资、无视安全生产、工伤迭出、肆无忌惮制造污染的几乎全是“民营企业”。

口口声声“为底层人民代言”，南方报系送报工起来抗议拖欠工资时却一致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而且在网上拼命删贴封锁消息。　　

——鼓吹西方法制，却反对把西方法律中无不具备的“欠薪有罪”内容列入中国刑法。

义愤填膺大喊大叫反贪腐，却对“潘仁美”官商勾结事件顾左右而言他。

提到南京大屠杀、保卫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时便拼命呼吁“放下仇恨向前看”、“决不延续仇恨”。

刚刚一付牛气冲天一脸不屑铁饭碗的模样声称“敢跟单位闹翻，我还真不在乎这个单位”，紧接着就死皮赖脸斩钉截铁发誓“就不辞职。

连万吨轮没撞坏南京长江大桥都成了罪状：“是早期设计保险系数过大”、“这表明不计成本，南京大桥建设浪费巨大”、“如果把浪费的成份提高十倍，则十万吨海轮撞上去也会不沉”、“应该拆掉”、“南京长江大桥被大型船舶碰击已经多次了，即使大桥再结实再稳固终归是个隐患”、“阻碍日益繁忙的长江航运畅通”、“十来个墩子戳在江里，破坏黄金水道的完整性，阻碍航运，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其收益”、“南京桥现在拆都有点晚了，事实证明，南京桥的修建极大限制了长江航运”、“应该炸了这座毛左的圣物，使之无所寄托”。

还有比上述无赖行径更流氓的：我说：“文科类知识分子自命‘精英’即与民为敌”，马上一口咬定我“否定全部文科类知识分子”、“把所有文科类知识分子视为敌人”、“反知识精英以愚昧整个民族!以让你们毛左这群无才无德之人胡作非为!”、“一竹篙打翻了一船人”、“标准的文革大批判文风”、“毛算文科还是理科?”

——凭兴师问罪的这些人的语文常识，岂能连“文科类知识分子”与“自命‘精英’的文科类知识分子”的区别都不知道?明明知道却故意胡搅蛮缠混为一谈，明摆着是存心撒泼耍赖，挑明了就是不讲理了。这是什么战术?“苍蝇蚊子癞蛤蟆，泼妇疯狗黑老鸹”的战术——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歇斯底里起哄架秧子要打群架。

不过“普世公知”的知识痞子本色也并非个个都挂在脸上让你一目了然，有些还隐蔽得挺不错，不来点认真分析一下子还真看不出来。比如茅于轼的“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如果不假思索光看字面还会觉得挺合理。然而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明白这其实无赖之极：“为穷人办事”——“普世公知”们是干实事的人吗?“三斤鸭子两斤半嘴”，光知道吹，什么时候干过实事?真正实行起来只有“为富人说话”，没有“为穷人办事”，其真正含义是“只为富人说话，不为穷人办事”。茅于轼所谓的“为穷人办事”不过是个空头支票假人情。用虚的掩护实的，用假的掩护真的，用根本不可能的“为穷人办事”掩护“全心全意为富人服务”的真面目，这手段无赖不无赖?　　有人会说，不对，茅于轼为穷人办了事了——“小额贷款”和“保姆学校”。茅于轼到处吹“近20年来我致力于扶贫工作，投入家庭储蓄百万多元。帮助了成千上万个穷人”，仗的就是这两个“样板项目”。

然而这两个“样板项目”真是“为穷人办事”的样板吗?

先看“小额贷款”——这其实是放高利贷。茅于轼早就宣布：“小额贷款必须高利息”、“高利贷很好，这是资金优化配置的结果”、“放高利贷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利人利己、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繁荣经济有非常大的作用”……放高利贷赚钱的生意哪个银行不会做?为什么别人做就是商业行为，茅于轼做就成了“为穷人办事”?凭什么?凭的就是茅于轼的特权——“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规矩，我们的宪法都改了很多回，还有哪条东西不能改啊。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这足以证明茅于轼所谓的“小额贷款”其实是利用法律党擅自给予的独家特权做违法生意，打着“为穷人办事”的旗号从穷人身上榨油水。明明是“为自己谋利”的私人生意，却硬说成是“为穷人办事”的大公无私——无赖不无赖?

再看“保姆学校”——第一，茅于轼不是口口声声说“怎么解决贫富问题?不是打倒富人，而是帮助穷人变成富人”吗?就这么个帮法?让穷人靠当保姆变成富人?

第二，如果茅于轼当真想帮穷人掌握一技之长，为什么不搞技工培训却搞什么保姆培训?难道他原来所学的专业不是机械而是保姆?难道他对保姆技能比对机械技术更熟悉、更有研究?一切背景条件都跟保姆八竿子打不着还偏要特地办什么保姆学校，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八九十的糟老头子了还专打穷人家女人的主意——用“为富人说话”、“改革代价”、“城市化”、“房地产疯狂”、“下岗三千万”、“强制拆迁”等把上千万老百姓逼入绝境还不算，还要专门弄出个“保姆学校”来，一则培训穷人女子登堂入室伺候阔佬，二则为富人玩弄穷人妻女创造条件。分明是“为富人服务到家”，却一口咬定是“为穷人办事”——无耻不无耻?　　茅于轼的保姆学校说一共培训了2万多保姆，为保姆争取到了每月休息四天的权益——好大的善举：先用“为富人说话”造成下岗几千万，失地农民上亿;再用“为穷人办事”把两万多妇女弄进富人家当保姆，还“皇恩浩荡”赏你每周休息一天——面对这种知识痞子，你还能说什么?　　再看看茅于轼其它的“为穷人办事”：

“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不能搞太多福利”;

“我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人”;

“劳动不创造财富，交换才创造财富”;

“几千万人下岗，结果怎么样呢?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提高了”;

“猪肉为什么不涨价啊，价格提高了，农民才有积极性养猪啊”;

“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赞成电费提价，然后用提高最低生活标准的办法补助穷人”;

“经适房只有毛病没好处”、“廉租房不该有私人厕所”;

“餐馆剩食放窗口请路人取用”、“让约占总人口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饭免费给95%的穷人吃，以保护穷人不挨饿的人权，还节约了粮食”;

茅于轼说：“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但是精英必须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从茅于轼上述的“为穷人办事”种种可以看出“精英”是如何为“公正地为全体人民的利益着想”的：彻底否定你的社会价值、砸你的饭碗、砍你的福利、肆无忌惮涨价、将你置于困境，再赏你碗残汤剩饭、恩准你住贫民窟——这就算为你“着想”了。

而为茅于轼自己呢?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2年7月16日，6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竞拍者以25.9万元的价格与茅于轼夫妇“品茶论道”;

“天则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学制7个月，每月集中学习2天，第一天上午茅先生亲授课程，下午举行“师生论坛”，第二天上午由辅助教师授课，下午自由活动。授课地点：北京、桂林、上海、重庆、佳木斯、滕州;结业条件：缺勤不超过2次。每位学员入学前，须一次性缴纳学费6万元。报名费为1000元。

看明白没有?这个“天则茅于轼学术思想传授班”每个月实际“学习”一天半，即使按一天8小时算，每个月满打满算12小时，7个月一共84小时。如果算上2天的“合法”缺勤，那一共只有72小时。这72小时收费61000元，平均每小时收费847元。7个月跑六个地方，等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旅游——这是“为穷人办事”呢还是“为富人说话”?恐怕更恰当的说法是“茅于轼办班骗钱”，恬不知耻做暴利生意。

凡此“普世公知”的特色种种，就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知识混混、知识泼皮、知识无赖、知识流氓、知识泼妇、知识恶霸、知识土匪。以一言而蔽之：知识痞子——说形象点，不过一群套着西装革履、架着金丝眼镜、挥舞着文凭、抡着笔杆枪，横行乡里的“无能大虫牛二”而已。

[yongbing1993]

挥舞着文凭西装革履的知识鬼子








挥舞着文凭西装革履的知识鬼子：就是用“知识”杀光、抢光、毁光。当年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搞“三光”——用“硬刀子”杀光、抢光、毁光。

如今“普世公知”对中国人搞“三光”——用“知识”这“软刀子”杀光、抢光、毁光。

用“知识”杀光：

茅于轼说：“不是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交换创造了财富”——既然劳动不创造财富，那劳动就一文不值。既然劳动一文不值，那劳动人民就一文不值。既然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劳动人民，那绝大多数中国人就都一文不值。既然劳动一文不值，那劳动就多余，劳动人民就多余，绝大多数中国人就多余。既然多余，那原则上就可以消灭——“劳动不创造财富”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一笔勾销了绝大多数人中国人的生存价值，内含无限杀机。

既然“不是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交换创造财富”，那就不是穷人养活富人，而是富人养活穷人(所以茅于轼会说“让约占总人口5%的富人把吃剩下的剩饭免费给95%的穷人吃，以保护穷人不挨饿的人权，还节约了粮食”)。只要被人养活，命实际上就不是自己的——家畜被主人养活，所以家畜的命实际上不是自己的，而是主人的，主人对所豢养的家畜有实际上的生杀予夺之权。根据茅于轼的“理论”，既然穷人被富人养活，那穷人的命实际上就不是自己的，而是富人的，富人对所养活的穷人同样有实际上的生杀予夺之权——可以养，也可以不养;高兴就养，不高兴就不养;养得起就养，养不起就不养;乖乖听话就养，不识抬举就不养，不但不养，而且要消灭——茅于轼宣布中国富人只占5%，剩下的95%“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所有这一切联系起来，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只能是：95%的中国老百姓应予消灭——“不创造财富”、“纯粹多余”、“靠富人养活”居然还“怀念毛泽东”、“非常有破坏力”、成了“和谐社会的主要对立面”——如此不识抬举，如此不知好歹，如此恩将仇报，如此危险恐怖，那还留着干什么?当然该彻底消灭——就凭“劳动不创造财富”这一句话，茅于轼就奠定了“富人有权消灭穷人”的理论根据。

茅于轼不但论证出了“95%的中国人应予消灭”，而且论证出了“中华民族应予灭绝”——他于2011年12月25日13时54分在给“北方狼至尊”的信中宣布：“必须把人口降至5亿以下，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的永久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共济会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正义而伟大的，因为他是为了挽救人类!能继续留在这个星球上的自然是优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就是天意，不可违背!就算是牺牲我的后人(当然我的后人也未必会牺牲)，那也值得!为了顾全大局，舍小家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顾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转基因食品能在中国迅速推行，且有法律保障，说明我们的领导人是顾全大局的(虽然他们自己及家人并不吃转基因食品，而吃特供食品)，可敬可亲!”“转基因食品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他能让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断子绝孙!它没有血腥的杀戮，却与杀戮殊途同归，是一种可以把地球人减少至5亿的绝佳手段。转基因食品，不让人流血，不让人痛苦，体现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这样的科学家不服不行!”

中国“普世公知”里那么多“经济学家”、“法律专家”，难道都不懂逻辑?难道都看不到茅于轼的“劳动不创造财富”的“理论”与“劳动人民多余、可以消灭”的逻辑关系?难道都看不出茅于轼提出“劳动不创造财富”的险恶用意?根本不可能。然而这么多人中有谁站出来从这个角度反过驳茅于轼?一个也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跟茅于轼是一气的，都不反对“95%的中国人应予消灭”——虽然没有茅于轼那么大的胃口要把十三亿中国人一勺烩，但也个个都是大手笔：“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河南人如何如何”、“东北人如何如何”、“上海人如何如何”、“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中国的老年人群体真是卑劣之极”、“丑陋的五十年代生人”、“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人素质低劣”、“文革毒素已进入中国人的血液中”……都是轻轻松松一句话就把整个阶层整个阶层上千万条人命成批成批地一笔勾销——老百姓再“极左”，追求的不过是跟“普世公知”们平等。而“普世公知”们的追求呢?不但是把老百姓踩到脚下，而且是把亿万人命当成没有生命的数字一般随随便便想抹就抹，抹了还不当回事——冷酷无情，草菅人命，一笔勾销成批成批鲜活生命的生存价值就跟闹着玩似的。

茅于轼是头有屁憋不住的多嘴老叫驴，一来劲就忍不住让许多“普世公知”们“能做不能说”的东西顺嘴溜了出来。虽然他不打自招出来的已经极其骇人听闻，但更令人毛骨竦然的是：还有多少“消灭95%”的措施是虽没有被他捅出来、但被更老练的“普世公知”们正在“能做不能说”地默默付诸实施的?

已见端倪的“冰山一角”：无限制地毁灭可耕地(连“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都不提了)、荒废水利设施、打击农民务农积极性、全面摧毁中国农业，蓄意把中国人都饿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水源，蓄意把中国人都渴死;无限制地制造环境污染(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雾霾蔽日，伸手不见五指……)一步步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巨大的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毒气室，蓄意把中国人都熏死;无限制地包庇保护假冒伪劣，放纵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蓄意把中国人都毒死;无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国人都砸死;无限制地摧毁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福利制度，使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蓄意让中国人都病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能源、矿产等要害战略资源，剥夺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国人都困死;无限制地强制推广能毁灭生殖能力的转基因主粮，蓄意消灭中国人的后代，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中国现在什么东西都有毒”、“中国人吃的是毒食，喝的是毒水，唿吸的是毒气，已到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地步”、“中国毒食品网站记录逾2千种”、“从三聚氰胺奶到地沟油，从牛肉精到鼠肉串，从水银刀鱼到苏丹红蛋，从瘦肉精到镉大米……中国出现一种接一种骇人听闻的化学食品，食品安全防线一步步走向崩溃”、“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导致各种莫名其妙的致命疾病，形同对中华民族的慢性大屠杀”……

任何人，只要还没打算不让中华民族生存下去，对上述种种惊心动魄中的任何一种都岂能无动于衷?岂能不断然制止?不但听之任之，而且包庇保护，那只能证明是蓄意而为：不声不响就把“劳动不创造财富”、“劳动多余”、“劳动人民多余”、“95%的中国人应予消灭”、“中华民族应予灭绝”等“顶层设计”付诸实施。

没有灭绝人性的理论，就没有灭绝人性的行动，就不能容忍灭绝人性的事物。没有“普世公知”这群“夺命书生”的“夺命理论”，上述种种“能做不能说”的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绝不可能发生发展泛滥成灾——悄悄决定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取消转基因作物养殖和过境行政审批、年复一年纵容有毒有害食品泛滥成灾……从这些事实可以发现，每逢涉及中国老百姓生死存亡的决策，就能看到茅于轼们“95%的中国人应予消灭”的恶魔理论在露狰狞。

(有些小青年实在很可怜：为“普世公知”们空空洞洞的天花乱坠如醉如痴，楞是视而不见自己的生死簿已经被人家毫不留情地一笔吊销这个严酷事实——别的不说，你能超脱如今已经无孔不入的毒食毒水毒气毒环境吗?)

当年日本鬼子用有形的钢铁屠刀屠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如今中国“普世公知”们用无形的“知识”屠刀正在屠杀十三亿中国人。他们比当年的日本鬼子更凶更狠更毒辣。日本鬼子没做到的他们要做到——杀光中国人。跟他们的杀人技艺一比，日本鬼子的那一套简直是小儿科。

用“知识”抢光　　穷人只有什么?劳力。穷人靠什么生存?出卖劳力。如果出卖劳力得不到报酬呢?立刻一无所有。抢劫了穷人的劳动报酬——工薪，就把穷人抢了个精光。

“普世公知”通过鼓吹“欠薪有理”、反对“欠薪有罪”，专门用“知识”抢劫穷人工薪——“改开”以来，“民营企业家”拖欠、拒付工人工资成了家常便饭。“普世公知”们对此从来置之不理，坚持反对刑法规定“欠薪有罪”(以至于西方一家报刊公开说：“我们没办法跟你们中国人竞争，因为你们的工厂可以不付工资!”)。足足拖了三十多年，中国刑法中才总算有了条“恶意欠薪罪”。但这条“恶意欠薪罪”刚一提出，“普世公知”们立刻气急败坏暴跳如雷群起而攻之：

2010年8月23日，包含“恶意欠薪罪”的刑法修正案被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第二天(2010年8月24日)，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便跳出来叫嚷：“解决劳资纠纷并不需要上升到刑法层面”、“劳资双方应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恶意欠薪入刑会“从外部刺激劳资对立”。

(注：“民营企业家”普遍拖欠克扣工资三十多年都没见吭过一声，“恶意欠薪罪”草案刚出来一天就迫不及待跳起来了——对比何其强烈，爱憎何其分明);

同一天，彭光华声称：“刑法应该谨慎介入民事纠纷,慎用国家暴力干预劳资关系”;

一周后(2010年8月30日)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撰文声称：“恶意欠薪罪很可能成为政法机关寻租的法律工具”;

2012年1月1月18日，“财新网”在主页显要位置推出其记者蓝方的文章《打击欠薪政府何为?》宣布：“现实，使中国现行法律法规要求按月领取工资等规定变成一纸空文。”(根据此文，“民营企业家”可以理直气壮欠薪，因为这是“现实”的必然!)

2012年1月19日，南方周末借盘点“2011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的机会来反对恶意欠薪入刑，称要“谨防‘猛药’副作用”;　　……

贺卫方把“拖欠工资”定性为“劳资纠纷”完全是恶意歪曲问题性质。“谈判工资待遇不果”是劳资纠纷，“拖欠工资”是犯罪——工资是什么?使用劳动力的代价。欠了工资，意味着已经使用了劳动力。市场经济里劳动力是不是商品?使用了劳动力，就是已经获得了商品。拿走商品而不给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抢劫。抢劫是“纠纷”还是“犯罪”?抢劫商店的商品算“买卖纠纷”还是算犯罪?难道可以说白白拿走物质的商品不给钱才算抢劫犯罪，而白白拿走劳力这种商品不给钱就不算抢劫犯罪而只算“劳资纠纷”?贺卫方号称“法律专家”，难道连这样的基本概念都不懂?凭什么买东西不给钱刑法就要介入、买劳力不给钱刑法就不能介入?这是什么狗屁强盗逻辑?　　如果抢劫劳力这种商品不算犯罪，那就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奴隶经济——只有奴隶经济才可以白白奴役而不给钱。把“抢劫劳力”定性为“劳资纠纷”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普世公知”们开口闭口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实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奴隶经济。

把“欠薪”定性为“劳资纠纷”是用文字游戏掩护抢劫犯罪;故弄玄虚弄出个“恶意欠薪”是更进一步的玩弄文字游戏掩护抢劫犯罪——抢劫就是抢劫，还有什么“善意抢劫”和“恶意抢劫”?难道“善意抢劫商店”不算犯罪、“恶意抢劫商店”才算犯罪?如果抢劫商店的商品不分善意恶意都是犯罪，那凭什么抢劫劳力这种商品却要分“善意”“恶意”、“善意抢劫”不算犯罪、“恶意抢劫”才算犯罪?抢劫商品可以让抢劫犯和被劫者“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吗?如果不可以，那贺卫方主张的抢劫劳力可以“劳资双方应通过协调、谈判、调解等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刑法的介入”算什么法治?

[yongbing1993]

美国的制度有保障伦理合理吗？







新闻：《眼看着总统家族炒股卖币 美国的制度无能为力》

“我们的排行榜每小时实时更新……竞争非常激烈，要么持有特朗普币，要么在一旁观看吧。”

当地时间4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虚拟货币“特朗普币”运营方宣布，将邀请持币量排名前220名的人参加“亲密私人晚宴”，现场有机会听取特朗普关于加密货币未来的“第一手信息”；前25名“大股东”更将获得特朗普私人接待及特别版白宫参观。消息一出，当天下午“特朗普币”就暴涨58%，一洗其暴跌88%的颓势。

眼看着总统家族炒股卖币 美国的制度无能为力？

今年1月，特朗普在正式“二进宫”前夕，趁势发行了自己的加密货币，随后其妻子也发行了“梅拉尼娅币”。公开数据显示，目前特朗普家族已涉足非同质化代币（NFT）、比特币“挖矿”、发布个人加密货币等业务，并通过这些项目获得近10亿美元账面收益。

从全家紧抓“带货窗口”，到炫耀亲友人均“股神”，再到如今拿进白宫当奖励犒劳“榜一大哥”……美国总统完全不加遮掩地大搞内幕交易、刺激粉丝“氪金”，种种操作令国际社会一片哗然。过去数日，美国股市受关税政策影响剧烈震荡，美国不少企业和民众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而特朗普的“身边人”则大赚特赚，全然不在意“先砸盘后抄底”的骂声。

眼下，有民主党参议员痛批特朗普的种种行径是“有史以来总统所做过的最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可悲的是，这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何止特朗普，美国政客用从政影响变现，靠内部信息理财，早已是华尔街人尽皆知的秘密。特别是当美国国家和民众面对危机时，政客们往往精准踩点、大肆收割，从总统到各级高官轮番坐庄、翻手云雨。

更进一步看，政府角色与商业利益之间没有界限，且不受约束，本就是美国的制度特色之一。就以“特朗普币”的疯狂营销为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曾表示此类代币更接近收藏品，不属于联邦证券法监管范畴。再看政客操纵股市，法律的“话语权”也微乎其微。美国在2012年出台《停止利用国会消息交易法案》，仅宽泛规定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不得利用以职务之便获得的非公开信息牟取私利。且没过多久，又取消了国会议员等需要将其股票交易报告存入可搜索数据库的条款。立法权力就掌握在牟取私利的政客手中，谁能说这样大到离谱的规则漏洞不是精心设计的后门呢？

总统公然炒股卖币，游说集团系统贿赂，官商身份无缝切换，政治献金水涨船高……“合理合法”的制度型腐败早已深入美国肌体。

“特朗普币”推出时，特朗普曾在社交平台上兴奋宣布，“是时候庆祝我们所代表的一切：胜利！”总统可以凭借身份一直“胜利”，被愚弄被损害的又是谁呢？

走资派的特色中国的批美是在放空炮。

新闻：《中国代表联合国批美：严重侵犯 严重违反 严重冲击》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3日呼吁各国携手顺应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冲破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的逆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当天，傅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对国际关系的冲击”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包括安理会成员在内的80多个国家代表与会。

傅聪在主旨发言中说，美国滥施关税严重侵犯各国正当权益，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稳定，本质上是以关税为手段颠覆国际经贸秩序，以美国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公利，以牺牲全世界各国的正当利益服务美国的霸权利益。世界需要的是开放包容而不是封闭孤立，是主权平等而不是恃强凌弱，是公平正义而不是本国优先，是团结合作而不是分裂对抗。国际社会必须作出正确抉择，发出一致声音，采取共同行动。

傅聪强调，面对美方倒行逆施，中国果断采取反制措施，不仅是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也是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如果美国真的想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就应采取平等、尊重和互利互惠的态度。极限施压、威胁讹诈不是同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多数与会代表在发言中呼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对话合作，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促进各国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