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骗子决不遵守自己吹的道义

知识骗子决不遵守自己吹的道义







说一套做一套　　凡骗子必定“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因此骗子决不会言行一致，决不会以身作则，必定说一套做一套。如“皇帝的新衣”里的骗子：决不穿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的“神奇新衣”。

知识骗子：决不遵守自己鼓吹的一切“原则”、“道义”、“普世价值”，强迫别人干的事自己从来不干——要别人下岗，自己却吃皇粮。砸别人的饭碗，自己却端铁饭碗。要别人当“改革代价”，自己却“先富起来”。骂别人“从来没打过仗”、“临阵脱逃”，自己却躲得远远不上战场。口口声声“民主自由”，却对反对意见蛮横声称“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

真理一开始往往被看成空话、谎话。

如何区分究竟是招摇撞骗的骗子，还是宣传真理的先驱者?   简单得很：就看是否以身作则。

中国共产党如何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把自己同土匪军阀骗子强盗区分开来?   理论联系实际、亲身实践、身体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同甘共苦”、“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密切联系群众”……任何其他政党军队都做不到这些。

就凭这一条就可以检验出“普世公知”们是不是骗子，“普世公知”们不是整天高叫“公平”、“公正”、“机会平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既然如此，那他们就应该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必须先做到。要求别人牺牲，自己必先牺牲。要求别人奉献，自己必先奉献。要求别人艰苦奋斗，自己必先艰苦奋斗。要别人冲锋陷阵，你自己先带头上。要别人出生入死，你自己先到死亡线上转一圈。要别人下岗，自己先下岗。要砸别人的铁饭碗，自己先放弃公务员铁饭碗待遇到私营企业打工去，到私营煤矿下井挖煤去。要骂别人临阵脱逃，自己先上战场走一遭。要指责别人“没打过仗”，自己先去至少打上一仗。别的干不了不要紧，志愿帮助中国的“维和部队”，自己掏腰包到战乱地带趟地雷去。趟上一年半载的回来才有资格骂别人“没上过战场”、“临阵脱逃”了。没游过泳的没资格讽刺别人不会游泳，没打过仗的没资格嘲笑别人“没打过仗”，没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没资格骂别人“临阵脱逃”。整天拿自己不敢干、干不了的事讽刺嘲笑别人，只能证明一条：骗子。

凡说一套做一套、理论脱离实际、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部上捣鬼、“己所不欲，偏施于人”、导致自己占便宜别人吃亏者必骗子。

制造“不上当罪”。这是“知识骗子”与“普通骗子”最大的不同之处——普通骗子碰上坚决不上当的人就没辙了。除非有条件改骗为抢，否则没办法逼对方上当。而知识骗子则“天才”地发明了个“不上当罪”，专门用来迫害一切不肯上当受骗的人——谁拒绝上当受骗就制造出种种吓死人的罪名把人家妖魔化，用话语霸权强迫着人家不上当也必须上当：如“皇帝的新衣”：谁不上当受骗顺从自己谁就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

知识骗子常狂犬着：谁不上当受骗顺从自己，谁就是“脑残”、“智障”、“无知”、“劣等”、“愚民”、“暴民”、“屁民”、“极左”、“毛奴”、“改革失败者”、“别有用心”、“民粹主义”、“爱国贼”、“狂热极端分子”、“文革余孽”……　　这一切其实很自然：骗子岂能靠“摆事实、讲道理”行骗? 一旦要被揭穿岂能不狗急跳墙?  制造“不上当罪”，即便不能用倒打一耙逼觉悟者上当受骗，至少也能杀一儆百把水搅混，迷惑住其他人别跟着醒悟。

知识骗子们只有用辱骂和恐吓、没有摆实事讲道理、臭架子十足、不容分说、动不动就给一切不同意见者人扣上种种大帽子和罪状者即专门制造“不上当罪”的知识骗子。

把“专拿空话忽悠人”、“用自家说了算的主观夸张取代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从不干实事”、“说一套做一套”、“制造‘不上当罪’”，是不是知识骗子立刻一目了然。“普世公知”一条都不缺，说他们是“知识骗子”实实在在“姓何的嫁了姓郑的——郑何氏(正合适)”。

知识婊子：用“知识”卖身赚钱。风尘婊子是谁给钱就用身体为谁服务，无所谓真情。知识婊子是谁给钱就用“知识”为谁服务，无所谓真理。风尘婊子总是傍大款，知识婊子同样总是傍大款。在“嫌贫爱富”这点上二者是“哥俩比JB——一个屌样”。

比如“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言必称法律，只是他的“法律”有点象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可以根据情况“迎风一晃”变大变小：

碰上穷人的案子就毫不留情，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办事”：“(赵红霞的行为)符合刑法‘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出卖色相录制视频，是敲诈的一个主要环节”、“应当受到刑罚追究”、“如果敲诈的是500万，并已经拿到，那就不是一般的罪行，可以重判。”(陈有西：赵红霞与雷政富的罪与罚)　　——碰上富人的案子如果法律有空子可钻，同样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办事”：“而雷政富的问题，仅是因为不雅视频，还无法对他进行刑罚追究”、“在刑法犯罪构成上，中国法律目前还没有规定性贿赂犯罪。因此雷政富接受性服务，不构成受贿罪”、“在目前中国法律环境下，同赵红霞的性行为不构成犯罪。”(陈有西：赵红霞与雷政富的罪与罚)

碰上富人的案子如果法律没空子可钻，则立刻态度大变，坚决反对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办事”，而且义正词严举出一大堆有法不依的理由：“中国民企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环境中自发成长，很多的民营企业有一定的原罪，几十年的企业和个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审查。”，“民营企业财富的累积总有一些先天的毛病，三四十年下来，总有一些保安打人，自己偷税漏税，账目处理上的不当……找几个罪名易如反掌。累积一堆罪名，就可以套上黑社会的帽子。而这个帽子一套，人可以杀掉或者判无期，财产可以全部没收。”(陈有西在浙江通衡企业家俱乐部的演讲)

又说：“中国民营企业绝大多数谨小慎微，比国有企业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面临的突出司法风险，不是因为他们不守法、故意违法，而是因为很多的观念基础，都天然地存在着抑制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基因”、“以前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宁可共同贫穷，也不能让别人先富。认为为富肯定不仁，灭尽天下富人才有社会公平。‘均贫富’是他们的朴素理想，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仇富心理，仇官心理普遍流行，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为私人合法财富和私有制正名，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和价值观念”、“考虑经济刑法简化问题，刑罚入罪标准要提高，防止全民违法的泛惩罚主义现象”“经济刑法这一部分，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刑法标准，有的罪名分割过细，不利于按吸收犯和牵连犯原则来定罪”、“刑罚的起刑点，在当前的物价条件和经济行为标准来看，已经严重背离现实。如受贿罪贪污罪的‘一万判一年’问题，就是严重同现实脱节的”、“不能将正常企业中涉及的犯罪行为逐年进行累加”、“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陈有西：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司法风险”)

看见没有?一碰到富人，根本不等立案就已经来了个“赦免原罪”：“有一定的原罪，几十年的企业和个人的毛病，集中清算累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审查”、“绝大多数谨小慎微，比国有企业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目前面临的突出司法风险，不是因为他们不守法、故意违法，而是因为很多的观念基础”、“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一句话：富人无罪，审都多余，谁起诉富人谁就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潮重新抬头”、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原则和价值观念”……

陈有西对赵红霞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条文办事”——“应当受到刑罚追究”、“应予重判”、对雷政富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条文办事”——“中国法律目前还没有规定性贿赂犯罪”、“雷政富接受性服务，不构成受贿罪”、“在目前中国法律环境下，同赵红霞的性行为不构成犯罪”。此时他显然不认为“目前中国法律环境”影响判决公正。但一碰上“民营企业家”，陈有西马上就变了，宣布“目前中国法律环境”影响司法公正，反对可丁可卯“严格按法律条文办事”，要求“赦免原罪”——“刑法规范只是最后的、最严厉的手段。一般不能轻易动用”、“即使在手段上有瑕疵，也并不属于诈骗”……这难道不是对穷人一个样、对富人又一个样?

而对于“超级公知”茅于轼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茅于轼公然宣布自己就是要违法：“犯法的事情，我也仍然在干。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小额贷款吸收存款是犯法的，这是要坐牢的。人民银行给我来信，让我停止，提醒我这是犯法的，但是我不去管它。”

“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不怕，大风大浪我也经过了，再说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

“我就敢于吸收存款，不合法啊，但我不怕，认为它利人利自己就行。改革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规矩，我们的宪法都改了很多回，还有哪条东西不能改啊。人家为我担心，说你吸收存款，要坐牢的，我就不信，是我坐牢还是你改法律?”　　茅于轼如此明目张胆公然挑战法律，陈有西们连屁都不放一个。什么“目前中国法律环境”、“严格按法律办事”、“程序正义”、“公平正义”，全让这些“法律精英”就着狗屎吃了。

陈有西如此一往情深的“民营企业家”究竟是什么货色?从他推荐的“温州‘走路老板’：从数亿身家到欠债3亿”可见一斑：

“暴富钱滚钱炒楼身家数亿”、“炒房的钱太好赚，以至于做其他任何行业，没有想利润多少，风险多少。完全凭自己的想法。比如说太阳能公司，我就是跑到我表哥办公室问了一两个小时，知道‘民生工程’、‘朝阳产业’，第二天就去申办营业执照了”、“这个钱好赚。躺着睡觉都在赚钱”。

包括我，包括温州很多知名企业在内，当时做实业只是摆样子，提供一个平台，融资的平台，人际交往的平台。比如珠宝店，我投入了几千万元，摆个门面，好看而已，赚不到钱。别人说，老潘你在做什么?我说，我做的行业很广，包括鞋、珠宝、建材什么都做。实际上是把实业作为一张名片，宣传我自己。”

“当预期中的银行贷款无法获批的时候，潘晓勇感到了危机”、“羊城晚报：你认为，在你破产的过程中，银行起了什么作用?”“潘：推波助澜!我觉得罪魁祸首就是银行!我被银行害了。我的理解是，罪魁祸首就是银行!”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这个陈有西吹捧的“民营企业家”的成功诀窍一不是技术二不是管理，完完全全是疯狂而轻率的投机——“问了一两个小时，知道‘民生工程’、‘朝阳产业’，第二天就去申办营业执照了”、“投入了几千万元，摆个门面，好看而已，赚不到钱”、“把实业作为一张名片，宣传我自己”……有如此轻率盲目的“先进生产力”吗?之所以能发财全靠拿银行的钱炒房地产。只要有关系能从银行拿到贷款，蠢驴都能发财，一旦银行断供马上土崩瓦解。如此疯狂的盲目赌博居然会被报刊吹捧为“企业家开拓精神”、“仍然能够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闪现的企业家理想和企业家精神”，陈有西还“觉得是个很好的案例”，要拿来作为“绝对平均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宁可共同贫穷，也不能让别人先富”、“迫害‘民营企业家”的典型，还要大声疾呼“对温州潘晓勇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应当如何进行拯救，有没有办法拯救”——如何“挽救”?让国有银行继续无条件给这些投机家巨额资金，任他们肆意用人民的血汗投机倒把谋暴利。凭陈有西的常识，不可能不知道如此盲目轻率的疯狂赌棍投机客根本成不了器，根本代表不了“先进生产力”。为什么知道还要死保到底?“为富人服务”。知识婊子的本性使然。

不光陈有西，其他“公知”都如此——“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对富人一个样，对穷人一个样，富人犯了罪必定千方百计为之辩护开脱：

刚宣布反贪、“苍蝇老虎一起打”，马上有人跳出来闹着赦免贪官：“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刚揭露张艺谋破坏计划生育，马上有人跳出来为他辩护：“没有一个孩子是多余的，当然包括张艺谋的孩子。许多骂张艺谋的人其实是因为嫉妒，嫉妒套上正义的伪装也还是嫉妒。这种逼迫人弄死自己孩子的法律、法规、规章、办法必须蔑视它。”“必须击退通过煽动仇官、仇富来维护‘领导的看法和打手的办法’的伪民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副教授杨支柱)、“张艺谋是违法了，但他违的是恶法。”

这些“普世公知”何曾为穷人的事如此争先恐后过?说他们对富人的事如此积极主动上心来劲不是为了钱谁信?说他们是知识婊子半点不冤。

如今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韩志国也承认，中国社会正普遍流行着“妓女意识”：“金钱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活动的万能通行证，这是社会陷入迷惘和混乱的一个主要标志。‘妓女意识’对社会风气的危害要比妓女本身更为深重也更为负面。”

中国社会的“妓女意识”从何而来?“普世公知”——没有他们大肆鼓吹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是人的本性”、“金钱是成功的奖章”、“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笑贫不笑娼”，没有他们以身作则带头当“知识婊子”、“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妓女意识”怎么可能在中国社会泛滥成灾?

风尘婊子只卖一阵子;知识婊子一卖就是一辈子，“生命不息，卖身不止”。风尘婊子绝大多数的最终目标是从良，换句话说虽然眼下靠卖身为生，但内心深处仍然认为“不管是谁，给钱就卖自己”不正当、不正常、不得已，向往着有朝一日回归正当正常;知识婊子则毫无这种向往，从内心深处就认为“不管是谁，给钱就卖自己”很正当、很正常、很惬意，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卖到底。风尘婊子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干的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行当，从不大张旗鼓理直气壮给自己立贞节牌坊;知识婊子则无此自知之明，见钱眼开卖身求利还要声嘶力竭给自己披上道德外衣。风尘婊子老了卖不动了就不勉强卖了;知识婊子再老再丑再臭也照卖不误，一大把年纪了还老来俏、老来骚，变本加厉浓施脂粉满头插花自吹自擂满世界吆喝招揽生意——七老八十的风尘婊子没见过，七老八十的知识婊子屡见不鲜。由此可见风尘婊子比知识婊子高尚得多，自尊得多，干净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