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进行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进行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记念白求恩：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2]。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向雷锋同志学习：20世纪60年代，中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人物，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质，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精神丰碑。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雷锋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40年12月18日，雷锋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安乐乡的一个雇农家里。在旧社会，他家5口人被财主逼死4口。他6岁给地主放猪砍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雷锋的故乡解放时，乡长从深山破庙里找到了遍体鳞伤的雷锋，送他进医院，治好了满身的脓疮。人民政府免费供这个苦孩子上学。

1958年秋天，鞍钢派人到雷锋所在的团山湖农场招收青年工人。雷锋毅然报名应招。到了鞍山，什么活重干什么活，不管多么艰苦，他都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1959年12月3日，雷锋听到了征兵报告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征兵站报名应征。1960年1月8日，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我穿上了军装，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好几年的愿望在今天实现了，我真感到万分地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作为一个战士，雷锋深知战士的责任。在部队党组织的教育下，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雷锋工作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刻苦钻研技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处处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他为人民群众做了数不清的好事，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雷锋每月的津贴除了交党费、买肥皂、理发和买书之外，全部存入银行。存的钱准备干什么呢？不留姓名把钱寄给遭受特大洪水灾害的辽阳、寄给战友生病的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雷锋在日记上写道：“有些人看我平时舍不得花一个钱，说我是‘傻子’。其实，他们是不知道我要把这些钱攒起来，做一点有益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如果说这就是傻子，我甘愿做傻子，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祖国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长着一个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

雷锋在1962年8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又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其中有两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过去按毛主席的教导做了，所以进步了；现在，我仍要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做人民的勤务员。”

5天后的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执行勤务中，不幸牺牲了，年仅22岁。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分别为雷锋题词。1963年3月5日，首都各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手迹。全国各条战线、各个行业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此后，每年的3月5日成为学雷锋纪念日。雷锋日记、雷锋事迹、雷锋形象、雷锋精神，成为几代中国人印刻一生的记忆。

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

要斗私，批修。斗私，批修，二者是紧密联系着的，不能割裂开来。只有很好地斗私，才能更顺利地、更深入地、更彻底地批修。斗私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长远的政治任务。这个“私”字是几千年来私有制社会的产物。那种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以及中国走资派所鼓吹的“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典型的“私”，典型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就是一个“私”字。修正主义搞什么呢？搞复辟资本主义，搞私有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搞大国沙文主义、投降主义，反对世界革命，反对国际主义，不要共产主义。所以，

“私”字不解决，不经常地斗、长期地斗、彻底地斗，把它斗倒、斗臭，修正主义的根子就不能铲除。老修正主义打倒了，还会产生新的修正主义。我们支持世界革命，要推动全世界建立公有制，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必须在思想上破私立公，来一个大革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改造主观世界。要夺两个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也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革人家的命，也要革自己的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不仅要解决组织上夺权的问题，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斗倒斗臭。否则，组织问题解决了，政权也是巩固不住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罢官运动，是政治思想大革命。

道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解决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克服认识脱离实践、理论脱离实际；克服“劳心”和“劳力”相分离；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

人类的知识从哪里来？对此，毛泽东指出：“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他进一步指出：“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只凭书本知识和只凭主观经验，都是片面的；要获得完整的知识，就必须掌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生产劳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也是人类获取知识技能的基本途径；围绕生产劳动，人类才可以获得感性认识并将之提升为科学的理性认识。

[yongbing1993]

走资派文艺歌颂制毒王丑化警察






《扫毒风暴》该剧之所以能成为暑期高口碑剧集，是因为其真实地再现了普罗大众在欲望与生计中的挣扎沉浮，凿开了国产剧罕见的罪恶生态剖面，细腻地刻画了一个又一个鲜活警察如何以自身血肉填补时代裂缝。

《普罗大众在欲望与生计中的挣扎沉浮》？这里的《普罗大众》是什么人？这些人是《普罗大众》吗？《扫毒风暴》的故事开场是一场婚宴，7分钟的长镜头，记录了《走私家族卢家》与《权力枢纽黄家》间的联姻，亦将走资派时代的丑陋与表面和谐下的《钱权交易》交代得淋漓尽致。

这场婚礼是在解剖：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借改革开放之名，以打左灯往右转不管黑白道让少数人争先富那个年代的病理样本。先是抹黑文革是动乱以及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是吃大祸饭太穷以及“穷怕了“来颠倒黑白，然后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人为弄破产国营集体工厂后私吞为私有化。逼迫铁饭碗的工作下岗，农民四处流窜当农民工。紧接着走资派朱裕基将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化实质就是私有化之后，胡溫时代杀出一条血路来将私有化进行到底，招商引资走资派各级特色政府以政策优惠招进奸商引进黄赌毒资本。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国家机器成了《招商引资》的保护伞，与台湾资本家奸商和世界各国的资本家奸商们共同发财先富。例如：《扫毒风暴》该剧中的派出所所长担任证婚人暗示基层权力失守，各级大小走资派官员都以官商勾结来达到《让少数人先富》。而剧中婚晏的后厨堆积的进口食材指向灰色贸易，喜糖盒里意外露出的冰毒包装则埋下罪恶的引子……。

而剧中的制毒王刘招华，中国大陆首个使用新工艺合成高纯度冰毒的大毒枭。刘招华作为福安市的招商引资负责人，手中权力让很多外商趋之若鹜，一些台湾商人为了能获得当地政府的更多优惠政策，自然就会想方设法拉拢他，合伙走私赚钱无疑是最佳选择。1992 年，刘招华与一位台湾商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福建宏发塑胶有限公司“，地址就在他老家赛岐镇苏阳村不远处的赛江边上，里面有三座厂房，以及一栋耗资 70 多万的三层豪华别墅。

是台湾奸商教会了他如何制作冰毒。1988 年，刘招华在武警福州边防支队平潭县大队屿头派出所任正排职干事，期间还代理司务长。这一年即1988年，刘招华结识了三个对自己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第一位是被上级派去看护和保卫的台湾商人陈道中，据说曾担任过台北地检署副署长，他非常欣赏刘招华，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彻底敞开心扉，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偶然的一次聊天，陈道中了解到刘招华对化学很有见解，于是谈到台湾正流行一种新型化学毒品——冰毒。他从二战时期日本士兵滥用甲基苯丙胺类兴奋剂讲起，跟刘招华上了一趟生动的冰毒启蒙课。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冰毒毒品的概念，台湾地区虽然已经有泛滥的趋势，但法律并没有跟上，直到两年后，即 1990 年，才被台湾当局列入管制毒品，并加大打击力度。这是刘招华第一次听说冰毒，看到跟自己喜欢的化学有关，兴趣一下就提上来了，追着问了一些问题。陈道中见小伙子如此好学，推荐了几本化学相关的书籍和甲基苯丙胺的一些资料。一段时间之后，陈道中弄来 100 克麻黄碱（冰毒原材料）给刘招华，让他试试能不能合成出甲基苯丙胺（冰毒）。刘招华没有让他失望，仅凭之前看的化学书本知识，在一家宾馆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成功合成出来了。刘招华当时采用的合成路线是，用麻黄碱跟醋酸酐进行反应生成甲基苯丙胺，然后跟醋酸生成醋酸甲基苯丙胺。这是冰毒最早期的制作方法，外观、品质都一般，用现在毒品圈里的黑话来说，就是一砣屎。刘招华用这批麻黄碱总共合成出了五十克左右的甲基苯丙胺（冰毒），事后他全部给了陈道中，并没有从中获利。刘招华享受的是化学合成的美妙，以及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中国最早缴获冰毒的官方记录是在 1991 年，这意味着刘招华很有可能是中国大陆合成甲基苯丙胺（冰毒）第一人。罪恶的种子或许就是此刻在他心中生根，但发芽还得过几年。

第二位是一名叫陈文印的社会人士，他没有正经工作，每天就是游手好闲琢磨着如何赚大钱。此时的刘招华与他只能算是点头之交，但几年后正是他让刘招华心中那颗生根的罪恶种子发芽。

第三位是福建师大的女学生吴云青（原名吴碧海。岳父是位退休的局级走资派），福安市赛岐镇人，她既是刘招华的老乡，也是初恋情人，还是明媒正娶的原配老婆，两人于 1990 年结婚，并生有一子。恋爱时期，刘招华经常有空就从单位跑到福建师大见女友，单边差不多一百多公里，吴云青刚开始很感动，但异地恋久了难免就有怨言，现在见面都这么困难，结婚以后怎么办。尽管刘招华一再安抚，但架不住女友一次又一次地抱怨，再加上他从台湾人陈道中嘴里了解到外面的花花世界，也瞧不上部队的待遇，于是做了一个决定，想办法提前转业，到外面一展手脚。但按当时的规定，提干的军人在部队必要服役 15 年，于是刘招华精心策划了一个局，贪污公款 145.15 元，然后故意暴露。事后，被武警福州边防支队行政记过处分一次、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一次。

1995年的中国正是《胡温时期》，在经历了走资派邓小平和江泽民朱裕基的一场前所未有的私分私抢私有化的蜕变之后，一些被逐渐落后、破旧的国营老工厂成为三不管地区，而和私有化后的灯红酒绿的歌舞厅形成鲜明对照，毒王的豪华的皇冠轿车碾过菜市场散落的鱼鳞像是某种隐喻，新旧交替的时代，多种元素的交织，这些都通过摇晃的手持镜头与黄绿色调滤镜复刻出来。在走资派市场经济野蛮生长的时候，罪恶也在滋生，新型毒品冰毒如同幽灵般顺着经济狂飙的裂缝渗入市井巷尾。

制毒王以正面形象在剧中游走，而所谓的禁毒支队的队员们个个都是以反面人物的形象在剧中晃来晃去。制毒王牵引着这群丑陋的禁毒支队的队员们在玩猫捉老鼠。几年都是不管黑白病猫就是抓不到老鼠这个剧本，称得上是《走资派文艺歌颂制毒王丑化警察》样扳剧。如同之前的《狂飙》电视连续剧。剧中的警察的描述都是丑陋的，还总是以此为荣，正义一方的警察并非传统的“伟光正”形象，也不是惯有的英雄神话叙事。那么请问：制毒王有没有人性丑陋的一面？而为什么只展现“伟光正”的一面？又为什么仅展现英雄神话叙事？

剧中利用基层权力编织的保护网，如镇长，厂长，化工厂技师，警局的内鬼，商场上光鲜亮丽的富商、身边老实巴交一辈子的同事、甚至是和蔼可亲满嘴仁义道德的地方官员。

而制毒王卢少骅一出场就显示出了八面玲珑的特点，他退可颠勺炒菜、进可把酒言欢，游刃有余地游走在宴会上各方势力之间，就连面对闯入现场的警察也能面不改色、应对自如，但那双深潭般的眼睛却始终无波无澜，幽深不见底。制毒王卢少骅多么“伟光正”形象！刷中又是英雄神话叙事制毒王卢少骅。这是为什么？

答案是：阶级立场！

文艺是为阶级服务的。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的文艺。

然而，在中国大陆，这种扭曲的思维造成了混乱，给年轻人的感觉就是：我宁当制毒王贩毒王，黑社会老大！也不愿当警察。

我宁当制毒王贩毒王，黑社会老大！也不愿当警察。这就是结果。

那么这些“毒“反得了吗？反得完吗？是在宣扬制毒？还是在宣传要进行反毒？

现在的“官员“的确无能无才到极点。可悲啊！

[yongbing1993]

文化大革命：《乱只乱了敌人》







毛泽东在关于重新印发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在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中说：“……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缺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外，其他一样也不会。”毛泽东还引用唐人诗句：……“刘项原来不读书”，就是说刘邦、项羽未曾读书也能干农民起义那样的大事。他还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

毛泽东在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批语中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

毛泽东：“……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毛泽东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把。”

毛泽东引用晋朝人阮籍的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又说“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毛泽东：“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毛泽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四月，在杭州会议时，他就表示了对于林彪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但到了北京五月会议上，林彪“还是那样讲了，报刊上更加讲得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毛泽东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毛泽东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毛泽东：“……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毛泽东诗：“江上一峰青，隐在云雾中。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毛泽东：“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就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一个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毛泽东：“中国自１９１１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最长的不过二十年……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标题全文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文内容：“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上加的批注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毛泽东：“……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不过是占多点，少点的问题。”

毛泽东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谈话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关锋、戚本禹、给江青的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中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八月十八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积极出来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

（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

《人民日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引用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的五十万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在会上的讲话稿中说：“……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讲话稿送审时毛泽东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行动好得很！”

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副部长×××给毛泽东写信，说他自己在“文革”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所有政治待遇都被取消，请求给予保护等等。毛泽东批示：“送××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又有批示：“×医生：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又有批示：“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鉴于斯大林一死，……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们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毛泽东：“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毛泽东：“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发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

毛泽东：“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毛泽东：“……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这一冲，我看有好处无非是犯了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呀？……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毛泽东：“……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毛泽东：“……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毛泽东对江青在文艺界大会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中有江青说：“……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形式。”

毛泽东对《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毛泽东：“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了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毛泽东：“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

毛泽东：“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等。”

毛泽东：“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决不可丧失警惕。”

毛泽东：“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yongbing1993]

招商引资政策优惠背后大量制毒






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多么熟悉的口号。这是走资派特色政府喊了四十多年的口号，也是从中央特色政府到地方省市县乡各级特色政府的统一口号也是行动准则。招商引资也是很多地方特色政府的“头等大事”。有的领导为了个人政绩，不经严格审查和实地调研，贪多求快，不惜把一些产生污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辐射等污染性要素的项目也一股脑儿引进来。

例如中国福建紧邻台湾，走资派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特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胡温当政开始，全中国是除广东之外，中国另一个走私大省就是福建省。一些台湾商人表面上是来大陆投资做生意，背地却是和当地人走资派官员勾结，大肆走私汽车、电器等商品，赚得盆满钵满。

就说刘招华，中国大陆首个使用新工艺合成高纯度冰毒的大毒枭。刘招华作为福安市的招商引资负责人，手中权力让很多外商趋之若鹜，一些台湾商人为了能获得当地政府的更多优惠政策，自然就会想方设法拉拢他，合伙走私赚钱无疑是最佳选择。1992 年，刘招华与一位台湾商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福建宏发塑胶有限公司“，地址就在他老家赛岐镇苏阳村不远处的赛江边上，里面有三座厂房，以及一栋耗资 70 多万的三层豪华别墅。

公司地址是刘招华精心挑选的，因为“福建宏发塑胶有限公司“表面是收购加工国外的废弃塑料，背地里其实是走私汽车、龙骨酒，而这里可以通过赛江交溪迅速到达海边，上下货或出逃都非常方便。此后短短两年时间内，刘招华通过走私赚取了人生第一桶金，成了福安市远近闻名的大老板，极度嚣张的他一下就买了三台丰田皇冠 3.0 高档汽车，轮流开着去上班和应酬。

1988 年，刘招华在武警福州边防支队平潭县大队屿头派出所任正排职干事，期间还代理司务长。这一年即1988年，刘招华结识了三个对自己人生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第一位是被上级派去看护和保卫的台湾商人陈道中，据说曾担任过台北地检署副署长，他非常欣赏刘招华，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彻底敞开心扉，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偶然的一次聊天，陈道中了解到刘招华对化学很有见解，于是谈到台湾正流行一种新型化学毒品——冰毒。他从二战时期日本士兵滥用甲基苯丙胺类兴奋剂讲起，跟刘招华上了一趟生动的冰毒启蒙课。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冰毒毒品的概念，台湾地区虽然已经有泛滥的趋势，但法律并没有跟上，直到两年后，即 1990 年，才被台湾当局列入管制毒品，并加大打击力度。这是刘招华第一次听说冰毒，看到跟自己喜欢的化学有关，兴趣一下就提上来了，追着问了一些问题。陈道中见小伙子如此好学，推荐了几本化学相关的书籍和甲基苯丙胺的一些资料。一段时间之后，陈道中弄来 100 克麻黄碱（冰毒原材料）给刘招华，让他试试能不能合成出甲基苯丙胺（冰毒）。刘招华没有让他失望，仅凭之前看的化学书本知识，在一家宾馆只用了两三个小时就成功合成出来了。刘招华当时采用的合成路线是，用麻黄碱跟醋酸酐进行反应生成甲基苯丙胺，然后跟醋酸生成醋酸甲基苯丙胺。这是冰毒最早期的制作方法，外观、品质都一般，用现在毒品圈里的黑话来说，就是一砣屎。刘招华用这批麻黄碱总共合成出了五十克左右的甲基苯丙胺（冰毒），事后他全部给了陈道中，并没有从中获利。刘招华享受的是化学合成的美妙，以及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中国最早缴获冰毒的官方记录是在 1991 年，这意味着刘招华很有可能是中国大陆合成甲基苯丙胺（冰毒）第一人。罪恶的种子或许就是此刻在他心中生根，但发芽还得过几年。

第二位是一名叫陈文印的社会人士，他没有正经工作，每天就是游手好闲琢磨着如何赚大钱。此时的刘招华与他只能算是点头之交，但几年后正是他让刘招华心中那颗生根的罪恶种子发芽。

第三位是福建师大的女学生吴云青（原名吴碧海），福安市赛岐镇人，她既是刘招华的老乡，也是初恋情人，还是明媒正娶的原配老婆，两人于 1990 年结婚，并生有一子。恋爱时期，刘招华经常有空就从单位跑到福建师大见女友，单边差不多一百多公里，吴云青刚开始很感动，但异地恋久了难免就有怨言，现在见面都这么困难，结婚以后怎么办。尽管刘招华一再安抚，但架不住女友一次又一次地抱怨，再加上他从台湾人陈道中嘴里了解到外面的花花世界，也瞧不上部队的待遇，于是做了一个决定，想办法提前转业，到外面一展手脚。但按当时的规定，提干的军人在部队必要服役 15 年，于是刘招华精心策划了一个局，贪污公款 145.15 元，然后故意暴露。事后，被武警福州边防支队行政记过处分一次、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一次。

部队是讲究政治清白的地方，于是刘招华凭借自污的方式，成功让自己提前转业，分配到老家福安市人民法院当司法警察。从法警到制毒师部队出身的刘招华在福安市人民法院当司法警察期间，颇得领导的赏识，而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口才了得，善于交际，还很能打，几个人按不住的魁梧凶犯，他一人就能制服。

凭借敏捷的身手，以及聪明能干，刘招华在福安市人民法院立过一个“三等功“，得过“优秀工作者“的表彰。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一次成了领导心目中重点培养的骨干人才。不过，这些荣誉和领导的赏识在刘招华看来都是浮云，他不甘心只拿一份死工资，按部就班过完一生，这里只不过是他短暂歇脚的一个平台，表现积极只是为了下一步作打算。

1991 年，刘招华的积极表现又一次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机会，被法院领导推荐去市里做招商引资工作。

在此期间，他认识很多来自新加坡、菲律宾、台湾、香港等地的商人，还找到了一条发家之路。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陆很多物资非法走私，例如电器、汽车，正常途径价格昂贵不说，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自然就滋生出猖獗的非法走私行业。

尽管刘招华当时已经处于半脱岗状态，但开豪车出入政府机关实在太过于招摇，毕竟当时院长的座驾也只是桑塔纳。于是 1994 年年底，他干脆彻底辞掉了法院工作，全身心投入走私生意。欲望无底洞，刘招华与台湾商人接触中学到了冰毒。

刘招华何许人也？刘招华，中国大陆首个使用新工艺合成高纯度冰毒的大毒枭。在警方眼里他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化学天才；在制毒贩毒吸毒圈他是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人物；在母亲眼里他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在三个老婆眼里他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在子女眼里他是一个只管生不管养的冷血父亲。有人曾把刘招华形容为中国现实版“绝命毒师“，对此说法业内人士嗤之以鼻，因为无论是制毒工艺，包括冰毒品质还是生产规模，即使拥有主角光环的老白都比刘招华差几个档次。

1966 年 12 月 20 日，刘招华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市赛岐镇苏洋村一户人家。刘招华上面还有大姐刘月清、大哥刘招福、二哥刘招禄、二姐刘月春，作为家庭最小的孩子。刘招华与后来的合作伙伴大毒枭陈炳锡的第一个共识，因此两人对财富都有一种变态的追求，永远欲壑难填，为了赚大钱，对法律没有任何敬畏之心。两人第二个共识是信佛，刘招华一家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当地普遍信佛），9 岁那年他还为病重的母亲吃了 3 年斋饭。之后，刘招华就和陈炳锡一样，有了到一个新地方就找寺庙烧香拜佛的习惯。两人第三个共识是非常迷信，极度相信风水、宿命之类的说法，特别是刘招华。有算命先生给他看过，说其五行缺木，于是在逃亡生涯中他给自己取的假名里都必须含有「木」，例如陈桂森、刘林森、刘森、李森青、李青森……刘招华 12 岁那年，父亲病逝，养儿育女的重担全部落到母亲一人身上。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看到母亲为家里日夜操劳，身体越来越消瘦，于是就有了辍学回家帮忙的念头。母亲得知刘招华有辍学想法后，第一时间拒绝了，在她眼里，小儿子聪明又好学，是一颗读书的好苗子，不能因此而浪费人生，自己再苦再累，也会送其读书，将来好出人头地。

刘招华开始首次制毒时，他身体无病无灾，军队排长司务长当得好好的，前途也一片光明。而当他正式以制毒为业时，自己已经是当地富甲一方的企业家，制毒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维系自己表面的风光。他向教授请教制毒工艺，却从没想过自己作为一个毒贩的这种请教会给教授造成怎样的伤害；他之后在逃亡路上结了三次婚生了四个孩子，却从没想过自己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父亲对他们造成怎样的伤害。他作为一个大毒枭生产出成吨的冰毒，却从未想过他制出的毒品会对他数不清的“客户“们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造成怎样的伤害。有些网民眼里仅仅看到了刘招华的“酷“，但他们看不到刘招华伤害过的所有这些人因他一辈子所要承受的“苦“。事实上，直到现在全球也没有一个制毒师，包括一些教授级别的化工化学专业人士，都没能合成出刘招华生产的冰毒品质：纯度、结晶、品相，他们理论方面可能没问题，但工艺技术做不到。

刘招华确实是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在数理化方面，尤其是化学有着过人的天赋，在 1979 年福建省中学化学竞赛中曾获得过二等级。但他最终还是辜负了母亲的期望，在 17 岁那年，见家里实在凑不出学费，主动辍学了。辍学后，刘招华跟着大哥刘招福学修汽车，但几个月后，他忍受不了大哥的暴躁脾气，决定另谋出路。恰好此时，一年一度的征兵活动在当地开始了，他立马跑去报名。当时刘招华的年龄并没有达标，于是在报名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出生日期谎报为 1965 年 3 月 5 日，只是为了参军、工作，改出生年龄在当时非常普遍，最终通过审核，成为武警福州边防支队一名士兵。

在武警福州边防支队，刘招华表现非常积极，是领导眼里重点培养的骨干人才，所以 2 年后，他获得前往武警福州指挥学校学习的机会，毕业后成为老家唯一提干的士兵。如此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一个鬼呢？人们反思过没有？

1966年出身，到他懂事时正是走资派改革开放之始。开始懂事时，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让少数人先富“、“一切向钱看“、“全民经商“、“军队经商“、“有钱就是娘“等等自私自利的道德教育之下。又有几人能逃过这钱的诱惑？

《扫毒风暴》电视连续剧中以及以往的反毒刷中描写的制毒村等全中国有多少人在制毒？有多少地方是制毒点？他们打着“招商引资“的招牌，利用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员的优惠政策，利用被私有化后废弃的工厂及三不管地区，挂着制药厂，制减肥药等昌名背后在制毒。而人民群众只顾赚钱发财致富，管你制毒不制毒，拿到手里的钱就是道德之下的特色走资派政府，只靠几个黑白病猫似的警惕能行吗？

难怪一个小警惕感叹：五年多，从一个化工厂的保卫科付科长，从走私到別冰毒，从制冰毒几公斤到十吨，二十吨，五十吨，一百吨成世界上独有的，中国大陆首个使用新工艺合成高纯度冰毒的大毒枭。从逃脱，出国，死里爱活，讨三个老婆，生四个孩子，见证了他的成长。又豪无办法。难道这个社会制度没有一点反思吗？

假如在毛泽东时，或是所谓的“大乱时期“的文革中会是这样吗？工人价级贪下中农基层民兵，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红卫兵，造反派等人民群众劳动人民布下天罗地网之下，有制毒者容身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