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怀念：毛泽东与中国妇女

永恒的怀念：毛泽东与中国妇女

 

 

永恒的怀念：毛泽东与《中国妇女》

 

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毛泽东与《中国妇女》杂志渊源甚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回溯那段岁月，以此深切缅怀伟人毛泽东。

1939年6月1日《中国妇女》创刊号，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刊名

 

1939年6月1日，《中国妇女》杂志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延安窑洞，毛泽东亲笔题写刊名并赋诗祝贺，此后，他的文章、题词多次出现在《中国妇女》杂志上，激励广大妇女投身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中国妇女》杂志与生俱来、不可磨灭的红色基因。

毛泽东对《中国妇女》杂志和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深情关怀，永远激励着我们书写时代发展崭新巾帼篇章。

题写刊名并赋诗祝贺

《中国妇女》成为女界抗日宣传阵地

《中国妇女》杂志由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本全国性女性刊物，也是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的女性刊物，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毛泽东主席为《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赋诗《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当年，46岁的毛泽东亲自挥毫题写刊名，并为创刊号赋诗《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祝贺。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这是毛泽东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抗战诗词之一，弥足珍贵，后来被收录于《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题词墨迹》中。

这首诗热情洋溢，每句都寓意深刻，通篇一气呵成，豪情万丈。他称赞中国妇女，提出“男女并驾，如日方东”，并将妇女盼望《中国妇女》出版比作“如旱望云”，足见毛泽东对杂志和妇女工作的重视与厚望。这也是他对中国妇女的赞扬和鼓励，他希望中国妇女既投身自我解放运动，也为抗日救国事业贡献力量。

抗战时期，每到战争爆发纪念日或节日，《中国妇女》杂志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登载领袖们纵论时局、动员抗战的文章。

为纪念抗战两周年，《中国妇女》杂志第一卷第二期首发毛泽东的《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论述了中华民族当时所面临的头等重要问题：“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中国妇女》杂志第一次刊发毛泽东的署名代论，文章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题目改为《反对投降活动》。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十九周年和抗战三周年，《中国妇女》杂志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毛泽东的《团结到底》，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中华民族必然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

1940年2月，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会的指示信上说，“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进行”。那时的《中国妇女》杂志还有一张特别的插图，是毛泽东给妇女们的寄语：“开展边区妇女工作应当从生产着手”，也代表着党中央对广大边区妇女的嘱托。

“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上又一次赞扬中国妇女。

迫于战争形势等原因，1941年3月，《中国妇女》杂志停刊。从1941年9 月起，《中国妇女》以《解放日报》副刊“中国妇女”专版出现，每两周一期。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应中共中央妇委会的请求，专为《解放日报》副刊“中国妇女”专版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特刊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希望党的干部要深入群众之中，为团结、发动群众投身抗战多做实事。

在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和领导下，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就像一面旗帜，引领推动全国各界妇女追求自身解放、投身抗战救国的时代洪流，书写了壮丽“半边天”发展进步的恢宏史诗。

念兹在兹深切关怀

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1949年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领导下的全国妇女组织——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7月20日，作为全国妇联机关刊，《中国妇女》杂志复刊，为了鲜明地区别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旧中国，改名为《新中国妇女》（1956年1月，刊名又改回《中国妇女》）。

毛泽东主席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1949年7月21日）

 

这一次，创刊号扉页上，刊发了毛泽东和朱德的题词。其中，毛主席题词号召全国妇女“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生活，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领袖的题词，鼓舞了当时全体办刊人员，也成为《中国妇女》杂志新的办刊宗旨。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新纪元。广大妇女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她们走出家门，参加生产，与男性并驾齐驱，在各行各业勇创佳绩、建功立业，撑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半边天”。

20世纪50年代，《中国妇女》杂志“新中国的伟大建设”栏目热火朝天地报道了《战斗在成渝铁路上的妇女们》等，还刊载了《林幼华——长江上第一个女驾驶员》《第一个农民出身的女研究员张秋香》等一批人物通讯，从

不同侧面宣传了各条战线的先进女性典型。

许许多多创造了新中国第一的女性登上杂志封面。《中国妇女》杂志记录了她们奋斗的足迹——田桂英，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孔庆芬，第一位海船女驾驶员，还有第一批女瓦工、第一位高炉女电焊工……她们意气风发走向社会大舞台，生动诠释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经毛泽东批准，北京西郊机场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举行盛大的起飞典礼。当女飞行员们驾驶着6架运输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毛泽东从中南海的办公室走出来抬头观看，高兴地说：“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正从我们头顶上飞过。”

以此为主题，当年的《中国妇女》杂志四月号刊发了一组重头报道，包括朱德和邓颖超在起飞典礼上的讲话，何香凝的署名文章《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的成就证明妇女能掌握近代化的技术》，以及本刊记者撰写的文章《艰苦的学习，卓越的成就——记新中国第一批女航空人员的成长》《她们以生动的实践为妇女开辟了新的一页——记全国民主妇联邀请女航空人员、女拖拉机手、女电车司机座谈会》等，整个专题占了10页篇幅。

1951年10月，国庆节庆祝活动，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广场上的群众挥手示意

 

毛泽东一直关怀妇女工作和《中国妇女》杂志。1951年10月《中国妇女》杂志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的署名文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这一时期，宪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选举法、劳动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颁布，保障了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国妇女》杂志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规，宣传妇女解放的思想，支持和鼓励妇女同男子一道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

经典名句永流传

妇女能顶半边天

毛泽东主席与全国著名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龙冬花亲切交谈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夜以继日地亲自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改稿件、撰写按语。毛主席的巨大工作热情极大地鼓舞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此间，在中国妇女杂志社工作的董边同志，给主席送去了五份关于妇女参加合作化工作的材料。毛主席仔细翻阅了《中国妇女》杂志呈送的材料，并欣然提笔写下按语，阐述发动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

其中，毛泽东为一篇《建德县千鹤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的报告写下了512字的按语：“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他还将文章标题改为《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肯定建德县千鹤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妇女投入农业生产的做法，这一重要论述后来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毛泽东主席曾16次登上《中国妇女》杂志封面

 

1953年，为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千鹤妇女打破传统旧俗，走上田间地头，实现男女同工同酬，喊出了“劈山拦河溪改田”的口号。两年后，毛泽东这一批示，把妇女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全新高度，也使建德千鹤村成为“妇女能顶半边天”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提振了千千万万中国妇女的自信，也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

还有，毛泽东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所作的按语同样被收录于《毛泽东选集》，按语写道：“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1955年《中国妇女》杂志第十号在头版用7页篇幅刊登了毛泽东的署名文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该文“总结了我国多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着重地批判了目前党内在发展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思想即右倾思想，而就农业合作化的必要和可能、合作化的具体道路和步骤、领导合作化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的问题，作了纲领性的指示”。

半年后，1956年《中国妇女》杂志第二号头版刊登了毛泽东的署名文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次月，《中国妇女》第三号头版发出了《毛主席关于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指示》，并配发编者按：“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里，做了有关妇女工作的四段批示。这些批示，分别批在《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等四篇文章前面。毛主席这些批示指出了妇女彻底解放的根本道路，是妇女工作的指南；由于毛主席的这些伟大的指示，使妇女们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希望一切妇女工作者和全体姐妹们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1958年《中国妇女》杂志5月号还刊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供稿的《毛主席和女社员们》，并配发了照片《毛主席在林赛华家里》。文章节选描绘了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四川省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合作社的情景，体现了毛泽东对妇女解放和妇女地位提高的关怀之情。

毛泽东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自20世纪50年代对千鹤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肯定，到60年代对天津、贵州等地妇女工作的表扬，逐渐演变成“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一伟大思想，并成为家喻户晓、响彻中国的口号。

经典名句永流传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1960年3月，正逢“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十周年，全国妇联第一次表彰了万名全国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中国妇女》杂志对此作了全面报道。其中，专题报道《永远做红、勤、巧、俭的红旗手永远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都倾诉着先进妇女对毛主席的爱戴心声。

比如，来自安徽的陈淑贞说，“三八社，好地方，前后对比不一样，往年光种不保收，如今遍地稻花香，多亏党的好领导，毛主席恩情比天长。”来自浙江的祝瑞香说，“我今年五十六岁，人老心不老，有信心，有决心，一定要把猪养好，再上北京见毛主席。”

从1960年第17期起，《中国妇女》杂志开辟了《学习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栏。1960年第21期，邢燕子登上《中国妇女》杂志封面。当期，还刊登了邢燕子写的文章《在党的教导下让我们并肩前进》，这是一封给“亲爱的鹅鸭坡改碱队青年队全体女队员们 / 亲爱的赵玉珍同志”的回信。

1964年12月26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令邢燕子终身难忘的时刻

 

邢燕子，“上山下乡”的女知青，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作为河北唐山“燕子突击队”的队长，为改变农村穷貌作出了突出贡献。她曾先后五次受到毛泽东接见，《中国妇女》杂志曾刊登过毛泽东接见邢燕子的一组照片。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当时刚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京召开，毛泽东便以家宴宴请几位劳模，邢燕子和钱学森、王进喜等一起受邀赴宴。

“今天不是生日会，也不是做寿宴，而是要践行‘三同’，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席间，毛泽东还将自己的一碗饭拨给邢燕子和董加耕，说：“年轻人要多吃啊，要吃饱！”这是不爱公开庆生的毛泽东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

1965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十三陵水库游泳，其中有位女青年游得很棒，毛泽东感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做到。”后来，这句话被作为领导人语录频繁引用，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女性典型。《中国妇女》杂志记录下她们的故事，把这些闪亮的名字镶嵌进妇女运动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

经典名句永流传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1964年第2期，《中国妇女》杂志在头版刊登了毛泽东的《诗词十首》，长达6页篇幅，包括《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律·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并附上1页《毛主席诗词十首简注》。

其中，《七律·为女民兵题照》一首广为流传——“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当时，毛泽东十分重视民兵建设。1959年国庆节，民兵方队接受检阅后，作为受阅的3000位民兵之一，女机要员李原慧持枪而立，全副武装地照了相，并将照片视若珍宝地藏在身边。一天，李原慧去给毛泽东送文件，离开前，毛泽东问她参加民兵训练了吗，她答参加了，还从随身带的笔记本里拿出这张照片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沉思片刻，让李原慧拿支笔来。没想到，毛泽东接过铅笔后，拿起手边一本看过的地理常识书，翻到空白页，龙飞凤舞地写下了这首诗，并对她说：“你们年轻人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噢！”1961年春，在菊香书屋，毛泽东在宣纸上再次书写了这首诗，正式送给了李原慧。

蒋兆和、萧琼合作作品：画毛泽东主席《为女民兵题照》诗意

 

1964年第3期《中国妇女》杂志封面刊登了“画毛泽东主席《为女民兵题照》诗意”，封底为“毛泽东主席《咏梅》词意”，封面和封底均为蒋兆和、萧琼合作作品。清新质朴，雅致隽永，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一代宗师蒋兆和的画搭配其妻的书法，为毛泽东的诗更添意趣，也是一件难得又经典的传世杰作。

1993年《中国妇女》杂志第12期刊登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社论《毛泽东与〈中国妇女〉的五次交往》，其中提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妇女》的美术编辑在为一稿件进行再创作时遇到了难题——他不知主席常穿什么颜色的服装，难以着色。为此，当时的总编辑董边同志只得求助于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毛主席的住所，叶子龙同志接待了董边。他从衣服挂钩上摘下一顶旧帽子告诉她：‘这是主席的帽子，主席的衣服就是这样的灰色。’为了让《中国妇女》杂志的美编为主席像着色更贴切些，叶子龙将这顶帽子暂借董边。于是《中国妇女》杂志美术编辑借助于毛主席的这顶帽子，完成了一次艺术的再创作。”

激励与勉励，

二题《中国妇女》刊名

《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毛泽东主席给《中国妇女》杂志题字”的套红消息和社论

 

《中国妇女》杂志沿用至今的刊名手迹，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20日题写的，时隔27年，毛泽东再次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刊名，实属难得。

对此，《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套红消息和社论，中央和全国各地党报都进行了全文转发。

在1966年《中国妇女》杂志第9期上，《热烈欢呼毛主席为〈中国妇女〉题字》一文记叙了毛泽东二题《中国妇女》刊名的情景。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任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后，请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字，“只过了两天，在八月二十日，毛主席就挥起他那写过大量光辉著作，饱蘸着无产阶级革命豪情的大笔，在百忙中，为《中国妇女》题字了！”《红色书写：毛泽东题写报刊名轶事》一书中，《毛泽东二题〈中国妇女〉》这一章节也讲述了相关轶事。

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留下的这些金玉珠贝，彰显了党对妇女宣传事业和妇女运动发展的深切关怀，成为《中国妇女》杂志为中国妇女记录和珍藏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永远铭记和弘扬。

[yongbing1993]

共产党被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







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

这后一种情况如同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

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说，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

《关于反华问题》

作者：毛泽东

时间：1960.03.23

附件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

假定说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

这后一种情况如同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

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说，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

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

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

我劝同志们，对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

第一，他们人数极少。

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

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

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

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

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

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面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

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

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

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说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

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越站不住脚。

美国和我们的仇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

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

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的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

我们有苏联的先例可资借鉴。

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没有好结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败也最惨。

因此，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性地反对我们。

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整二十世纪的后四十年。

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二千斤至三千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候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yongbing1993]

道德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同







中国古人提倡仁爱，是以仁爱为形态的道德行为。在社会的层面，与仁爱相关的道德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对他人的同情、关怀。泛而言之就是要个人做到：乐善好施、利人助人、尊老爱幼，等等，便可视为体现仁爱的道德行为。

这一类行为无疑也包含个人的某种行善努力以及身心的付出，但从利害关系上看，仁爱行为的特点在于不涉及对捐者个人的重大影响或剧烈的冲突变化，即自身不受伤害为原则，或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捐建希望学校、救助受灾群众等善行中，捐者尽管在身心、经济等方面也需要出力，但这种出力或付出并不对捐者自身的生命存在、经济状况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在捐者个人行为的选择和落实过程中，无需面临重大或剧烈的思想冲突。就是说：“我们有义务对所有人提供我们能够提供的、所付出牺牲或努力相对较小的服务”。这里所说的“付出牺牲或努力相对较小”，与不涉及利害关系方面的剧烈冲突或对抗具有相通性即万万不可伤到捐助者或帮助者或救助者自身的生命和利益。

在个人逃生和救助他人的不同选择背后，个人总是面临着利与害的重大冲突：维护自我的生命，还是履行对他人的道德责任？救助他人其特点在于通过助人利人、先公后私、敬老慈幼等善举，展现对人的正面价值关切。

从家庭之中的尽孝，到社会之中的尊长，从一旦他人需要，便伸出援助之手，到发生灾情时，立即以不同方式踊跃救灾，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为善的行为。与仁爱形态的行为一样，为善通常也不涉及重大或剧烈的利害冲突：尽管为善的行为亦需个人作出多方面的付出，但其生命存在或其他根本利益，并不因此而受到实质的影响。

相对于此，止恶以制止他人行恶或作恶为特点，它以否定的方式，显现了行为的道德性质。一般而言，为善过程以使人受益为指向，因此很少会感受到来自作用对象的阻力。然而，止恶旨在制止作恶者的恶行，其行为与作恶者的目的、利益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在危害他人的目的难以实现或不正当的利益受到触犯的情况下，作恶者常常视止恶者为其实施恶行的障碍，必欲以不同方式，包括极端凶残的手段消除这种障碍，由此，止恶者容易受到各种形式的伤害，其生命也可能面临威胁。从制止偷盗或抢劫，到制止暴力伤人或杀人，止恶者往往为此付出各种代价，甚而失去生命，通常所说的见义勇为，便属于这一类行为。以利害关系上的重大或剧烈冲突为背景，止恶的自我牺牲性质从一个方面突显了克己和舍己行为的道德性质。

这里可以对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一主张后来被概括为亲亲互隐和大义灭亲这两种行为作一考察。就直接的含义而言，亲亲互隐意味着基于亲情，对亲人的过失或劣行加以掩饰或隐匿。关于其中所涉及的法律意义，往往存在着不同理解，对此，这里可以暂时悬而不议。从道德层面看，这一类行为蕴含着对亲情以及亲情关系中相关对象的关切和肯定，其中更多地体现了亲情关系中的为善趋向。与之相对，大义灭亲虽然也涉及亲情关系，但它更多地从对抗、冲突的层面展现了行为的道德性质。如果说，亲亲互隐可以视为仁爱或为善行为在亲情关系中的体现，那么，大义灭亲则更多地表现为止恶之行在亲情关系中的引申。后者常常面临内在情感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可以看作是行为者所涉利害冲突的独特形态，作为道德领域的具体行为，大义灭亲总是需要应对更多冲突。

为善止恶主要关乎行为主体与他人的互动，就行为者自身而言，问题则涉及扩善或充善与去恶或控恶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扩善或充善，主要与自我相关。这一过程主要便表现为自我德性的涵养和提升。德性的升华既表现为人格境界的转化，也体现或落实于日常的道德行为。比较而言，去恶或控恶主要展现为负面或有害之行的戒除或摒弃，吸毒、嗜赌等等，便属于需要加以戒除的负面之行。相对于偷盗、抢劫等恶行，上述有害之行更多地体现于行为者自身，所谓去恶或控恶，也不同于制止外在的恶行，而更多地与抑制自身的有害之行相关。

作为道德行为的仁爱或为善以助人利人、实现正面价值意义为取向，这一过程固然并不影响行为者的根本利益，从而有别于牺牲自身利益意义上的见义勇为，但在成人之美、合人之需的行善过程中，也需要克服自身道德冷漠、道德麻木等精神取向：在他人需要帮助时，尽管助人也许只是举手之劳，并不会对行为者带来严重的损害，但相关的个体也可以采取视而不见或袖手旁观的态度。唯有克服了这一类道德冷漠和道德麻木，以仁爱或为善为特点的行为才可能发生。

与之相反而相成，见义勇为、止恶固然需要应对利害关系上的重大冲突，行为者甚至可能牺牲自己，然而，在舍己而行的过程中，对他人或社会的关切以及与人为善的意向，往往也渗入其中。

事实上，仁爱与见义勇为的区分，主要以伦理学上分析地说为前提，从现实的道德形态看，二者同时呈现交错融合的一面。以孝行而言，一方面，孝表现为对父母的敬重、关切，其中体现了广义的仁爱精神；另一方面，孝不同于自发、本能的行为，需要克服个体的自利趋向，并付出多方面的努力，后者包含着克己的见义勇为内在要求。在这里，仁爱与见义勇为彼此关联，构成了道德行为的相关方面。

进而言之，在道德行为的实际展开中，仁爱之维与克己的面向往往相互过渡和转换，其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日常交往中，尊老敬老体现了重要的道德关切，与之相关，在老人遇到困难时施以援手，看到老人不慎倒地而加以搀扶，便实际地体现了以上关切，这一类行为同时内含仁爱为善的性质。

然而，在社会风气呈现不良趋向时，常常会出现如下现象：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受人之助后，不仅不予感谢，反而借机诬陷，以谋取不义的赔偿。因此，在搀扶倒地老人可能被讹诈为肇事者的特定条件下，本来是仁爱性的行为，便同时具有了克己的性质：面对可能的诬陷，伸出援助之手同时需要具有在利益上自我牺牲的道德勇气。

与之相近的是另一种救助人的行为形式。生活中可能出现如下情景：某一个体在夏日的小河边散步，突然看到有儿童落水，便立即下水相救。如果这条小河水流平缓而水浅，其深仅及成人之胸，而该个体游水技能又很好，那么，他的救人之举便属于仁爱或为善的行为，因为在此背景下，河水虽然会危及儿童的生命，但对成人并不构成威胁，行为者也相应地无需面临生与死的冲突和选择。

然而，在山洪暴发、洪水汹涌而来之时，发现有人在湍急的水流中挣扎，情况便发生了重要变化：此时若下水救助，救人者本身很可能被洪水冲走，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依然跃入水中，那么，这种救助行为已具有另一重性质：相对于河边救人的仁爱之举，面对洪水的威胁和生死的考验毅然救人，无疑应列入见义勇为之域。

在此，同为下水救人，前者以仁爱、为善为内在特点，后者则呈现克己与舍己的形态，而当同一个体不仅能够河边救人，而且勇于在洪水中施救之时，从仁爱之举向克己行为的转换便成为现实的过程。

当然，就其蕴含的相异取向而言，仁爱和克己无疑体现了道德行为的不同规定或维度。以仁爱、为善、关怀为表现形态，道德行为主要展现了内在的人道品格：将人视为仁爱、关怀的对象，其前提是肯定凡人皆有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更多地突显了道德的崇高性。这一意义上的克己以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为前提。所谓克己，首先表现为克服或扬弃人自身存在的这种限度。此所谓有限，既表现为人的生命绵延的非恒久性，也在于人的存在规定的限度性。

从生命延续看，人固有一死，作为行为者的个体，终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人的这种有限性，既规定了个体存在的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不可替代性，也赋予生命存在以独特的价值内涵，在面临生死抉择的重大时刻，这种价值内涵进一步以严峻的形式突显出来。舍己救人、舍生取义等行为的道德意义，也可以从这一角度加以理解：它在表现为对个体生命自我舍弃的同时，也使个体的存在超越自身限度而获得了永恒或不朽的意义，而道德的崇高性则由此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人的有限性同时也体现于行为者自身规定的独特性和限度性：作为具体的个体，行为者既有其特定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欲求，也有自身特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价值需求和价值追求的独特性不仅表现为价值追求的差异性，而且也从一个角度折射了个体存在的限度性：每一个体都具有属于他的价值需求和价值追求。

当个体的这种需要、欲求、价值取向在一定的情景中与助人、救灾、止恶等行为选择发生冲突时，克己便在将他人或公共之利放在更为优先地位的同时，又通过抑制个体特定的价值需求或价值追求而使自身行为不再受这种需要和欲求的限定，由此克服了个体在价值层面的限度。在这里，克己作为道德行为的具体形态所内含的崇高性，也从另一个方面得到了体现。

可以看到，道德行为具有人道性与崇高性双重品格，在以仁爱为取向的行为与表现为克己的行为中，道德行为的以上二重品格得到了具体的展现。仁爱和克己在分别体现道德行为的人道性与崇高性的同时，又彼此关联，后者进一步表明了人道之维与崇高之维在道德行为中的相关性。

人类的道德理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在原始社会里，道德意识中并没有自觉表达的道德理想。

从奴隶制时代开始，由于实际的道德和应有的道德状况经常处于矛盾状态，道德理想便作为一种自觉表达的愿望包含在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意识中。

各个时代、各个阶级的道德理想都同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或现实矛盾密切相关，它往往既是一定社会或阶级激励人们在道德品质和社会道德关系方面所追求的目标，又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反对异已势力和现存不合理现象的手段。

它以当时社会或阶级的基本道德要求为其内容。道德理想能不能成为人们热忱向往和执着追求的目标，能不能激励人们改善个人道德品质和现实道德关系，最终要看它是否正确反映了现实社会关系发展的趋势，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历史上的道德理想从其阶级属性上看，主要有两种对立的基本类型:一种是剥削阶级的道德理想，如中国古代儒家关于“圣人”和“天下大同”，道家关于“真人”和“无为而治”，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至善”或“幸福”的人和自由、平等、博爱等社会的道德理想。这一类型的道德理想，虽然也对当时的人们起着程度不同的感召和激励作用，其中有的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其总的倾向是粉饰剥削者的人格特征，漠视和掩盖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和道德冲突。

与此相对立的是反映劳动人民要求和愿望的道德理想，如中国古代墨家关于“兼爱”、“非攻”、“尚贤”，农民起义中的“均贫富、等贵贱”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领袖洪秀全“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以及19世纪初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热爱劳动、积极进取、彼此友爱、关心社会公共利益等道德理想。这一类型的道德理想着重于鞭挞剥削者的伪善，憧憬人与人之间绝对平等，但却往往带有空想的性质。

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以忠诚共产主义事业、自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等作为根本内容。它批判继承历史上所有进步道德理想中的积极因素，正确概括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深刻反映当代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有着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成为现实的客观可能性。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对于增强人们履行各种道德义务的责任感，提高人们道德品质修养的自觉性，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鼓舞作用。

[yongbing1993]

近代中国各个时代道德观念各异







在《道德的起源以及道德沦丧的造成》一文中说到：人类的《道德》在某些方面有共通性，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一些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视的《道德》理想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也常常有所差异。同样一种《道德》，在不同阶级社会背景中的外在表现形式、风俗习惯往往也相去甚远。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道德》不是天生的，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的宣传教育及社会舆论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中的《道德》观念，是与几千年的旧中国，世界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改革开放时代是有不同之处的。例如：在对待妇女问题上的不同。

几千年的旧中国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古代谚语。出自明·陈继儒《安得长者言》：“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又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出自于《论语》。见于《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朱熹《论语集注》将“小人”解为“仆隶下人”，将“女子与小人”解为“臣妾”，即家里的女仆与男仆。妓女，妓院遍布大街小巷。女人作为男人的玩物，三妾四房，皇帝后宫三千。男女结婚有父母包办，要彩礼办酒席等。

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革中：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伟大实践，是妇女大解放的金句，响彻神州大地二十多年，影响至今。在《永恒的怀念：毛泽东与中国妇女》一文中讲了很多。新中国成立初，取消全中国的妓女，妓院。男女结婚不用彩礼，不办酒席。一夫一妻制，没有包小三养情人等。

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改革开放时代：铁链女，贩卖妇女儿童。包小三养情人。妓女，妓院遍地都有。男女结婚要彩礼，大办酒席。等。

制毒，吸毒，贩毒：唯一干净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革中。其余的古今中外各朝各代有干净过吗？今日中国大陆境内有多少人和地方在制毒，吸毒，贩毒？

白衣天使，救死护伤为人民除了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革中，还有哪里有过？看病先拿钱，没钱不救人。哪有什么“老人跌倒在街上没有人敢去扶“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五保户》政策。

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革中住房国家和集体分配的，那有为争房斗得你死我活？那有无房可住的流浪者。

说到中国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改革开放时代的道德滑坡，其实道德沦丧最历害的是贪官、奸商和妓女，更是那些无良文人。他们心胸狭窄，心理阴暗，却处处标榜自己道德高尚，智力超群，是救民于水火的救世主。把中国今天道德滑坡归罪于文革的那些砖家叫兽就是其中的例子。为了抹黑毛泽东，他们甚至连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公认的新中国的道德楷模——雷锋也不放过。这样搞下去，中国的社会道德能不滑坡吗?

今日大陆中国出现的“众人在大街上看到老年人摔倒在地不敢上前搀扶，社会上电话、短信等诈骗和碰瓷敲诈十分普遍，孩子掉入河中溺亡，施救者向孩子父母索要数千元打捞费，否则不予打捞，社会离婚率高，贪官皆有情妇、小蜜，整个社会二奶、小三、情人、偷汉十分普遍，产科医生贩卖婴儿，教师奸污、猥亵幼女，医生奸污病人，公安看守所安排卖淫女进所与在押犯人性交等事例，这些现象都发生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改革开放时代。

而在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道德水平要比现在高的多。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出现了一个社会道德风尚从未有过的优好期，这样的道德风貌在旧中国几干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从新中国成立到 ‘文化大革命’ 20 多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在文革的 10 年中，是新中国道德建设的一段光辉的时期。这种风气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

尤其是在文革中对于旧有社会习惯、道德风气的涤除作用是超越任何力量的。除此以外就是，新中国在“‘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和 ‘铁人精神’等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团结友爱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对新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主义道德在不断地净化中演变成为一种道德的宰制力量，它不再是一种询唤和感召，而变为一种向人性和道德宣战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几年中整个社会的风气、秩序和纪律是好的。学生自觉地遵守纪律，可以经常看到红领巾拿着喇叭，维持交通秩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大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坏分子作斗争，树立了一代新风。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了社会风气的革命化。

这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展开并随着全民学雷锋达到了其历史的最高点，因为 “这场学习热潮，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了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这一道德风尚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也因此成为经历过那段激情岁月人们心目中永恒的珍贵记忆。

榜样示范是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常用的一个方式、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法宝。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法宝并善于运用典型人物对人民群众进行精神感召并鼓励人民群众向着美好的理想迈进。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树立过不同的典型人物，而在这些典型人物群体中，其代表的广度以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历史之长非雷锋莫属。就像有些学者说的: “雷锋! 这个名字曾经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响彻中国大地，传遍五湖四海，其伟大的人格魅力，享誉中外，成为一种具有震撼力的精神力量。……从战争年代的董存瑞、刘胡兰，到建国后的王进喜、焦裕禄、陈永贵，再到和平建设时期的李素丽、徐虎……。尽管这些名字我们还都能耳熟能详，但没有一个能像雷锋的名字那样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在毛泽东发出 “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学习和宣传雷锋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一直是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开展着。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在历史发展中始终焕发着光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需要，在党员和广大群众中开展了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热爱劳动、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系列教育。

“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吹响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号角，而此后学雷锋活动广泛地、持久地进行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高潮的集中体现。雷锋精神以其巨大的辐射力，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在青少年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全国各条战线，各个行业掀起了一个持久的学习雷锋的热潮。像雷锋那样做人，像雷锋那样工作、学习和生活，在全国蔚然成风，雷锋成为一个时代的楷模。这场学习热潮，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了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具有这样独特的道德风貌是很多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中的学雷锋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有力助推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学雷锋活动对于宣传共产主义道德，优化社会风气，提升社会主义道德风貌无不起到了重大推进作用，学雷锋活动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并被后人铭记和回忆。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高潮的第一发起者，或者说，毛泽东是掀起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高潮的第一人，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中国今天存在的许多社会道德问题，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才出现的，而在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要比现在高的多。把中国今天道德滑坡归罪于文革，完全是胡说八道，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没有脑子，或者是精神有问题。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好不好? 中国今天的道德滑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全国的老百姓心里都很清楚。只要是智力正常并且没有偏见或不良用心的人，都会得出正确的答案。凡是6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在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要比现在高的多。如今的盗窃、抢劫、诈骗、碰瓷敲诈等刑事案件，文革时期的犯罪率要比现在低得多。那时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哪象现在家家都装着防盗门。至于老人摔倒不敢扶，施救者向溺亡者家人索要打捞费，以及贪官养情妇、男人包二奶、女人偷汉当小三，产科医生贩卖婴儿，教师奸污、猥亵幼女，医生奸污病人等事例，不仅在十年文革中是根本没有，就是文革后的七十年代后期也很少。而此类事情，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后才逐渐多起来的。

大量的事实充分说明，中国今天的道德滑坡根本就不是文革造成的，而是猫论当道的结果：既然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那么为了“先富起来”，大家就可以不择手段了，不管坑蒙拐骗还是贪拿卡要，“先富起来”就是英雄好汉!社会上坑蒙拐骗的多了，谁还敢再相信谁? 既然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么女人就会用青春去换金钱，男人就会为高效享乐去玩命，其结果，贪官养情妇、男人包二奶、女人卖淫当小三，越来越多也就越来越不足为奇了。

说到中国今天的道德滑坡，其实道德沦丧最历害的是贪官、奸商和妓女，更是一些无良文人。贪官虽然坏，被抓后还会认罪。奸商虽然恶，还敢承认自己是财迷鬼。妓女虽然贱，却从不说自己有多高贵。而这些无良文人，心眼比针鼻还小，心肠比蛇蝎还毒，心胸比地狱还阴暗，心智比狐狸还诡诈，却处处标榜自己是道德高尚的圣人，是智力超群的良师，是拯救中国老百姓于水火的救世主。一句话，明明是婊子，偏要立牌坊。

这些无良文人，有的在前些年吃过共产党的苦头，就始终怀恨在心，全国广大人民群众都说毛泽东好，他们却对毛泽东恨之入骨，连篇累牍地造谣污蔑咒骂毛泽东。为了抹黑毛泽东，他们良心丧尽，大白天说瞎话，“把文革当个筐，什么坏事都往里面装”。为了抹黑毛泽东，他们甚至连毛泽东亲自树立的、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公认的新中国的道德楷模——雷锋也不放过，竟然胡说雷锋事迹是假的。象他们这样搞，中国的社会道德哪能不滑坡呢?

在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第一次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第一次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是人类历史的最强音，是对历代统治阶级愚民政治的最大叛逆，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尊重与信任，也只有他作为人民的领袖，可以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敢于号召人民打破迷信，彻底解放思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游行，这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让人民当家作主。

试问那个国家的领袖能有这样的胆魄和对人民的信任？只有毛泽东。任何群众运动都会出现偏差，都会有过激的行为，不能把各级领导执行中的问题和群众的问题都归罪在毛泽东的身上。因为史无前例，所以只能大胆探索。他没有私心，他的心完全放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心上了，当他察觉到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和伺机复辟的阴谋，为了维护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利益，他不顾自己的安危，“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派。

今日中国的巨变，完全证实当时他是何等的英明果断。今天5%的一小撮侵吞了95%人民所应有的财富，牺牲了国家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严重违背了毛泽东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有些人的确有钱了，却失去了资源、道德、民心和国际尊严。

毛泽东时代打破的是对宗教的迷信而不是信仰，因为任何宗教信仰都离不开道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是最讲道德，最有自由、最骄傲、最幸福的人民。真正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正做到了“安定团结、安居乐业；”真正做得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和敌人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