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资本家熬夜与抗日战争时伪军

为资本家熬夜与抗日战争时伪军

 

 

 

《为资本家熬夜》的中国人有多少？查不到数据。《为资本家熬夜》的中国人是指：自觉自愿，甘心情意，甚至感到光荣的，积极主动要《为资本家熬夜》的中国人，尤其是为《外国资本家熬夜》的中国人。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工人，农民工，打工仔应该不少的。要比当年的《抗日战争时伪军》的数量要多得多。人多贡献就大。《为资本家熬夜》，养肥了多少资本家。

为什么要把《为资本家熬夜与抗日战争时伪军》相提并论？是因为读了一个美国大资本家的讲话而感后发。大意是：在美国开工厂，美国的工人不愿加班，中国的工人不但愿加班，还会《为资本家熬夜》。

虽说是北美的工人在百多年前用生命和血汗为工人们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和许多福利之后，不再进一步继续抗争了。但美国工人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坚持这个底线，每每通过罢工抗争，得到了工人们的满意。所以美国工人始终为自身利益坚持至今。

然而，中国工人曾经是领导阶级，铁饭碗，全面的社会福利，八小时工作制作为宪法合法规定。到了走资派时代的中国工人，在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强迫压制下，甘愿《为资本家熬夜》，更甘愿《为外国资本家熬夜》，从这个角度讲，《为资本家熬夜与抗日战争时伪军》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说过，中国走资本主义，比老牌资本主义更坏。四十多年的反面教员上的课很精彩。中国大资本家曹德旺为讨好美国，到美国开厂后不准美国工人成立工会不准罢工。抓几百个中国工人来美国《为资本家熬夜》。开始全家移民，又怕在美违法，又退了美籍回中国了。请一些代理继续忽悠中国工人当牛做马。996是福报，中国人勤劳以示鼓励。让时间来记录《为资本家熬夜》的中国人有多少。

伪军有记录如下：

伪军是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由侵华日军占领区的部分投敌的中国人组成的协助日军打中国人民的简称为伪军。不同时期中国各地的伪军名号各不相同，较为著名的有“皇协军”、“保安队”、“警备队”等称呼，常与侵华日军合称“日伪军”。

伪军主要指汪精卫的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军和满洲国军，兵力总共约118.6万人，超过在华日军的数量。

一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的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乡村”或者“城市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中国平民百姓的大屠杀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中国人民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日本皇军为了镇压中国人民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日本作战用正规军。日本皇军为了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日本军官希望利用中国当地的伪军来维持日本的统治，招募当地的伪军来负责所被日军己占领区的治安。根据日本军己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和平建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占领区政权没有干预其他政权辖下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任意调遣地区的伪军参与战争。

1938年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万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日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万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庞炳勋、孙殿英两人联名通电投日，所率领的军队数量为庞大。1945年初，仅汪精卫政权统治区就有日伪军40万余人。

满洲国军以原东北军的一部分为基础组建的。据满洲国《国防年鉴》“国防部分”和日本《陆海军军事年鉴》等资料记载：从1935年至1940年满洲国军总兵力均为8万或10万人左右。1935年，满洲国军共有9个警备军，即第1至第5军管区警备军及兴安东、兴安西、兴安南、兴安北省4个警备军，另有禁卫步兵团、骑兵第1旅、靖安军等。其中靖安军仅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及一个炮兵队。1940年《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载：“估计满洲国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兴安军主要由蒙古族人组成（亦有以教官身分配属的日本人），主要在草原地区活动。

1935年至1936年伪满军共5个军管区，到1937年为6个军管区，其兵力如下：第1军管区（兵数：12,321人）。第2军管区（兵数：13,185人）。第3军管区（兵数：13,938人）。第4军管区（兵数：17,827人）。第5军管区（兵数：9,294人）。第6军管区（兵数：4,214人）

935年12月，李守信部在日军的支援下，在张北县建立了蒙古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同李守信合作，于1936年2月1日，在张北县举行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古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苏尼特旗的王府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仪式，并作为成吉思汗30世子孙宣读誓词，称“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到会祝贺，并称“日蒙携手，亲密合作”。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德化市（由原化德县改名而成）组成蒙古军政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纪年（当年为731年），以蓝地红黄白条旗为该政府的旗帜，同时还成立了以村谷彦治郎为主任的日本顾问部。

1937年8月27日日军侵占察哈尔省张家口，9月4日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侵占山西省大同市，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月27日，蒙古军政府迁入归绥，更名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归绥为首府。11月22日，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张家口签订《关于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协定》，正式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该《协定》称：“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认为在蒙疆方面利害休戚相同，有必要对相互关联的重要事项进行协议统制，为此决定设立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三个政权在张家口合并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政府下设蒙古军总司令部，统帅蒙古骑兵兵团的9个蒙古骑兵师以及蒙古运输兵团的第23卡车团[。

1935年（民国24年），中华民国军事将领王英投降日本，被梅津美治郎任命为大汉义军司令。大汉义军成立于1936年，主要成员为各地的散兵和土匪。1936年11月由王英率领的大汉义军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率领的蒙古军作为日方部队联合进攻绥远，参加了红格尔图战役和锡拉木楞庙战役。12月18日，大汉义军被绥军在锡拉木楞庙彻底击溃，除去向傅作义部投诚的部队之外，其余的全部在张北被日军缴械。1937年（民国26年），王英任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民国28年）11月，他任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形式上，王英是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部下，实际上却直接接受日本军的命令。

和平建国军是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权后，收编的国民政府投降军队组建的一支汉奸傀儡军队。1940年，汪军总数8.8万人。

1943年4月，日军发动太行山战役扫荡庞炳勋统帅的24集团军主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加上先前降日的旧部孙殿英的劝说于1943年5月投降日本，并于汪精卫政权中任暂编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后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

到1945年春，汪精卫政权统治区的伪军达40万余。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南京国民政府收编。

1938年7月中旬，张岚峰赴北平参与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受到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接见，获封“豫东招抚使”。张岚峰于1938年11月下旬组建“豫东招抚使公署”，在陇海路沿线鹿邑、亳县、夏邑、商丘、宁陵、睢县以及其家乡柘城等地招募土匪及流民，共计18000多人，被日军编为 “豫东剿共军”。不久，日军将张岚峰的“豫东剿共军”更名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并拨给大量武器弹药与卡车。

1940年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命张岚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命张岚峰为“苏豫皖边区绥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国第一军司令”。张岚峰将部队扩充至9万多人，成为河南省人数最多的伪军，并多次配合日军的进攻。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包围孙殿英防地林县，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成为“和平救国军”司令。孙殿英任新五军军长，兼任第四方面军指挥官、豫北保安司令。

华北治安军，俗称“皇协军”，是日军华北方面军扶植控制的一支伪军。1940年1月14日，华北治安军在北平正式成立，司令齐燮元，其部队主要指挥人员出自日本人控制的通县陆军军官学校，兵员来自原华北剿共军以及在日军占领区招募人员。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设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治安军改名为“华北绥靖军”，名义上归属汪精卫政府管辖，实权掌握在各级日军顾问手中。

1940年底扩军至5万余人后，开始全部配合日军发动对中国各敌后区域的扫荡作战。到1942年，华北治安军一度发展到12个集团，9万余战斗人员。1943年，杜锡钧接替齐燮元任总司令。1945年9月，华北治安军13个集团，兵力5.5万人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

1942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邯郸、安阳、大名间的三角地带拼凑了一股较大的汉奸武装，番号“东亚同盟自治军”，分布在大名、南乐、内黄、魏县、漳河县一带。号称一万四千人，实际约七、八千人之数。

1935年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统治人口600万。军事力量包括保安队、警察和民团三部分，共计10多万人。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1940)。抗日战争结束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殷汝耕（日文名：井上耕二）于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被枪决。

保安队总兵力在1万5千人以上，未改编时分为5个总队，1936年8月改编为4个总一队和1个教导总队并附设干部训练所。每个总队兵力约3500人。每个总队下设2个区队，每个区队辖3个大队有官兵480人，设3个中队，配备有机枪、山炮、野炮，及骑警、通讯等特种兵。其中第一、二两总队系河北省政府于十四、十八两旅中抽编而成，第三、四、五总队系将原抗日救国军李石两部改编而成，与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相比成分混杂，纪律更乱。改编前的5个总队队长为张庆余、张砚田、周毓英（后改李海天）、赵雷、刘佐周（后改李允声）。改编后张庆余、张砚田、李允声、韩则信分任第一、二、三、四总队长，教导总队的正副总队长由殷汝耕、张庆余兼任。4个总队的防区为：第一总队现分驻于宝坻、香河、通县附近及昌平、怀柔、顺义一带，第二总队现分驻于三河、玉田、蓟县、遵化一带，第三总队现分驻于昌黎、滦县、临榆、抚宁、卢龙、迁安、乐亭一带，第四总队现分驻于塘沽、北塘、宁河、开平、唐山、古冶一带[26]。通州事件后，冀东保安队完全被日军控制，在日军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中，成为协助日本正规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主要工具。

冀东政府的警察是由原分驻各县的常备保安团改编而成，总人数为1万2千人。

冀东政府的民团，又称保卫团或散在团。民团是由各县的乡团、商团、伙会和其池武装组建而成，总人数约10万人。各地还从原保安团内部抽调人员组建了禁烟队，全部约1.5万人，都是三五十人的小队，直属各地警务局管理，内部很复杂，还没有完全脱离保卫团。伪政府统治延伸到城乡各个角落，就是依靠警、团组织，凭借“以警率团，以团辅警”的统抬手段来增强其统治。此外，冀东政府在军队内部还设置了一套明确的奖罚和退休机制。1937年2月，满洲国提供了500万元的经费，帮助殷汝耕提高部队的装备水平。日本也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冀东伪政府训练保安队和改编民团。

东亚皇协军，也称“兴亚黄军”、“黄军”，是1940年至1942年期间，部分晋绥军投降日军后被改编的一支傀儡部队。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阎锡山晋绥军辎重兵司令武怀英投降日军，在日军支持下，组建“兴亚黄军”，并担任总司令。原晋绥军第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和晋绥军旅长郭援任分别担任支队司令，共有800余人。1941年日军将“兴亚黄军”总部和第二支队遣散，将第一支队改称“黄军”、“东亚皇协军”，蔡雄飞任司令，汤嘉谋任高级参谋，总兵力3000人。1942年，日军改任蔡雄飞为“山西省公署警备处长”，撤销所辖部队番号。

[yongbing1993]

《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







毛主席演讲：《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

进入抗日战争后，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迅速培养大批既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德才兼备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并经常到这些学校作讲演。以下为讲话全文：

《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作者：毛泽东

同志们，说了很久要来讲话，但回回没有来得成，很对不住。今天讲三个问题。第一，当学生；第二，当先生；第三，当战争领导者。

同志们现在都是学生，又何必来讲当学生呢？况且有一部分同志快毕业了，毕了业就不是学生，其他的同志也等不了多久就毕业，为什么还要说当学生呢？岂是学生要永远当下去吗？ 我说对的，学生要当一百年。什么道理呢？又是怎样讲呢？因为同志们快毕业了，其他的几个月以后也要毕业了，所以来对这个问题贡献点意见。

党校是学校，住在这里就是当学生。出了党校门是否学生就当完了呢？有人说是的，毕业了。我反对，我说不毕业，但文凭还是赞成发，毕业典礼也赞成举行，这是毕业又不毕业。毕业告一段落，毕业后还要大学特学。无论进了党校、抗大、陕公，外面的中学、大学，都是一个人，尤其是革命的人、一个共产党员的开门。学校生活是一种开门性质，把门打开是想进房子去。进了房子，事情就多得很，在里面吃饭、睡觉、做工作，可以住上十年、几十年。外面的大学三四年，此地的学校几个月，都是开门。真正要研究东西，不是在学校，学校只算一张门，房子是中华民国，那里头才有多一点、深一点的学问供你研究。

现在讲门与房子的关系，不开门就不能进房子，叫做关门主义。强盗进房子，不得其门而入就要窬墙，小偷就打一个洞开扇小门，总而言之要开门。学校虽只几个月，但学了一个方法， 除了方法以外，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党校所学的是马列主义的方法、革命的方法、群众工作的方法、党的工作方法。如同下河游泳，必须先学如何游法，但还不算大游泳家，必须要真的下河游一游。如果游到中间，掉下去了，就不算好角色，是进门就呜呼。我们学的方法是为了战争，就要到各个战场上去做工作，在工作中取得胜利，才算好角色，但这张门的打开是要紧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的第一。

第二，如果活一百岁，今年二十岁，那还有八十年学生可当。学校以外所学的比学校学的多得多。学校所学的只是两手的一个指头，校外学的却有几个指头。不但如此，孙中山先生是学生，学的是医；他学了三民主义没有？一点也没有学。他学了中国革命方针、方法、政策没有？一点也没有。但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他的一套不是从学校来的，而是在外面的大学校学的。小党校在这里，其余如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等都是大党校。如果周游列国，到了英国、美国、法国，那里也成了大党校，大党校者地球也。假使说党校在延安东十里，这话对又不对。对的是小党校在此，的确在此；不对的是大党校在全地球，那里面的东西多得很，天文地理等等之类，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所以党校学生不可自称老爷，我们出去，要时常带着学习的态度。学校学习是第一章，以后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每到一处， 不要宣布自己是大老爷，要宣布自己是学生，老老实实问一问情形，地形路途，东南西北，苛捐杂税，贫农，富农，男男女女都查个清楚。从前怎样，某年怎样，如何发展，弄个明白。在党校就把党校弄个清楚，党校历史怎样等等；出去当县委区委，首先至少把一县一区查一查清楚。不要乱下命令，更不要你的命令别人做不到立即加以处罚，不弄清情形而乱下命令是要不得的。譬如开批评会开展斗争，说某人是机会主义，但如果不把他历史地、全面地弄个清楚， 他不会接受你的批评。弄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隔靴抓痒是没有用的，原因在于没有抓到痒处。解决问题也要抓住其要点才行，如说打日本如何打法，种种理论如亡国论、速胜论等都没有抓到痒处，持久战才多多少少抓住了一些。你们出去无论打游击，做党的工作，群众工作， 不管对象是谁，都要找清他的底子。试问是否可以看看《列宁主义概论》？一面做工作，晚上看两页书，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书本以外的东西也要研究。所以书本上的与非书本上的都是可学的与应学的，而没写字的是大学校。在党校学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我们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比孙中山还强些。讲到马克思，他有没有在学校学了马克思主义呢？据我所知，他不但没有学，并且相反，他学了反马克思主义。他的先生黑格尔是唯心论，马克思是唯物论，他们两个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在学校外面学的，是在德国、法国等处看书、看事而学的。所看的事，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打仗，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和英国劳工运动，并且学了中国革命。后来写了许多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太上老君、开山老祖。他的法宝可使资产阶级头痛，法宝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学校外面创造出来的。列宁也是在校外创造了列宁主义。中国也可以有列宁、马克思，党校七百人中间出一二十个马克思，并不稀奇。

你们在学校已经学了马克思主义，将来继续学习，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还要向日本帝国主义学，为什么他有强大的飞机大炮，他的战略战术如何，政治情况又如何等等，同时打仗一定要了解他的情况，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要向自己学，如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等中国人，知彼就要知道帝国主义。我们要最后胜利，如不知己知彼，就不可能。知己知彼就得学习，随时随地当学生。很多好同志有学习的精神，不把自己作为了不起，没有说学了游击战、社会科学等等就满足，党校没有这样自大的作风。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自己地下全知，天上一半，不肯老老实实了解客观情形，把这情形研究一下，再想个办法，施之于事，就是不肯采纳由外到里、由里到外打倒日本的办法。我所说的就是要学这个办法，这就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中国有些古人也讲这话，如孙武子然。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学校学习等于开张门，出去后要大规模地学习， 第二种学习就是大党校，你们能这样，我们就放心了，不会犯大错误了。如果不用这个办法， 不先了解客观情况之后经过考虑再下命令，一定很危险，我想党校同志们是有这样的意识。

第二个问题是当先生。当学生又当先生，岂不怪哉？一点也不怪，就是这样。当先生的除了学校教员外，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都有责任，在做事中间要当先生，也就是当学生同时当先生，每一个人有责任教育别人。我们中国人很多，四万万五千万，但这些人懂得不很多，什么团结抗日，什么民主政权，什么民生幸福，持久战，游击战，运动战，什么天地人和， 一二三四，赵钱孙李，等等懂得很少。所以教识字的是先生，中学大学教书的是先生。我们还要放宽些，出去开学校，不用钱，房顶是天、房底是地，开露天大学，但这不是叫每个人都去当学校教员，而是说无论做支部书记、县委区委、青年救国会、自卫军、少先队、农民会、工会、妇女工作、游击队、新闻记者，你所知道的就当先生，不知道的就当学生，学了然后再去教育他们。马克思就是这样，从无产阶级学习了，又去教无产阶级。他的先生有几百万工人， 工人觉得冷，觉得饿，都教育了他，工人打机器，也教育了他。后来工人懂得剥削者是谁而不打机器了，要怪机器所有者资本家了，于是工人打资本家，这些都教了马克思，造成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再去教工人。你们也如此，要从老百姓处学习，造成你们的东西，再去教老百姓， 不断地教老百姓。团结干部也是如此，一定不怕麻烦地教他们。从前有个好教员孔夫子，他慢慢地来，弄清了学生脾气，使学生都喜欢，然后好好地教他们，所谓“循循善诱”。他又学而不厌，随时当学生。如果你们有人会学得厌，就不如他了。孔夫子还有一件事，当先生不打盹睡，所谓诲人不倦。你们出去无论做什么工作，也要不打盹睡，如果倦了，要用钻股法刺一下。总而言之，要好好地弄清楚，不要不耐烦。如果每人能诲人不倦，不倦地教育人家，团结干部， 则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团结起来，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先提高了干部水平，继则人民水平都提高了。同志们要肯去讲，肯去说，有台就演讲，不要害羞，不会说就练习演说。有机会不演讲，有谈话机会不谈话，就不是共产党员。大家要有积极地教育人家的精神，就是当先生。

因为同志们不久要出去做各种工作，无论做城市工作、乡村工作、军事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教育工作，我都要同志们抱这样态度。但如果宣布“我做先生”，那就坏了，群众都会慢慢地脱离你，最后剩下你一个。这就是不要摆架子，先生架子摆不得，有点臭气，摆老资格是件坏事，“老子二万五千里”就是摆资格，使人讨厌。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我提倡当先生，但又反对当先生，所反对的是自称先生。同志们都不要摆臭架子，就是要恭恭敬敬，客客气气，才和人讲得通，你的心和人家的心相通起来。无论是群众、父母、朋友或最亲爱的，都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每人都要有教育人家的精神，都要有提高干部水平的责任， 要说到舌子烂，喉子干，就是说要肯讲肯说，多讲多说，不倦地讲，不倦地说，有当先生的精神，但没有先生架子。

第三个问题是当战争领导者。

也许有人说“要我去当排长，我尚未学会，我不去”。不是如此。党校同志大多数不去当排长或师长军长，但又不一定不当。我就当过师长，在井冈山当了一回。我既未进过党校，也未进过军校，逼上梁山，不得不当，何况你们进过党校，当过学生自卫军呢？如果一逼，还是不得不当。但党校毕业生还是不当师长的多，而要去做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那么如何说战争领导者呢？现在战争参加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如果共产党员不懂得战争的道理，不懂如何指挥，就当不成功战争的领导者，所以今天来讲一讲。

在中国今天干革命，离开了战争就不行。

第一，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第二，这种国家的革命任务是要独立要自由。半殖民地是不独立、半不自由，半封建是不自由。中国既然是不独立不自由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换句话就是要独立要自由。

第三，用什么方法来达到独立自由，完成这政治口号，做到对外独立、对内自由呢？方法多得很，党的工作、工会农会、组织政府、分配土地、办报纸、办学校，各种方法，各种方式，但战争是与敌人斗争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以历史看，鸦片战争是战争，太平天国是战争，辛亥革命是战争，北伐是战争，十年苏维埃是战争，今天抗日又是战争。

在中国谋独立和自由，废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要手段是战争。国民党一路干战争，共产党也干过战争三回，第一回北伐，第二回红军， 第三回抗日。因此不论做哪一项工作，都要管战争，要和战争配合。现在有一批同志到山东去干党的工作，他们除了和游击队配合以外，还有什么办法？不然只有走，或者坐监。在山东做党的工作，离不开游击队、抗日自卫队、少年先锋队。山东的梭镖很长，日本兵很怕，因为这也是武器，也是军事，也是战争。如果有步枪，那就更好，所以大家要研究战争。党校同志对战争是门外汉，这句话相当对，又不完全对。同志们未进过抗大，但可以进一进，如果不进， 学学旧戏里进门的办法，两手一张，不消一个钟，也就进了去。这就是说只要有决心。研究书籍也好，到了泰山就向老百姓研究一下、调查一下，就会有办法，就会组织队伍。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同志从前是第一军团的政治委员，现在是五台山的军事总指挥，他就是用两手一张、一步进门的办法学了战争，陕北许多人民也都是这样来的。西班牙有许多军长、师长、团长也是如此，昨天在挖煤，帝国主义侵略来了，就爬出洞来去当兵，当兵有了经验，就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到军长，这些人都未进过军事学校。中国的徐海东、贺龙也是好例子。军事不用学，将来都可当军长，只要你肯干。连这也是逼上梁山的。

日本帝国主义已离武汉不远，如果武汉一失，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不吃则已，一吃便想再吃，他还要西安、广州、南昌，中国只剩下峨眉山。如果大家到峨眉山去当和尚，我就不赞成，你们也不赞成。但那些日本占领了的地方，除了武装，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办法呢？不干战争，如何做工作，如何办农会工会，如何办学校呢？上海、平津等地的工作要做，但是第二位，只能偷偷摸摸，小声讲话。党的主要工作要放在战区，用战争方式来扩大游击区，来挤日本。朝东一挤，挤到平汉线； 朝西一挤，挤到同蒲路；南到正太，北到平绥，中间五台山就属于我。挤得日本兵怕八路军， 只剩下平汉线一条。不但挤白天，而且挤晚上，铁路在晚上就归我。其次一挤，挤到北平城， 弄得火也熄了，城门紧闭。

用这方法挤日本，扩大抗日政权，消灭汉奸统治，扩大党，扩大党的威信，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工会、农会，再加上外国的援助，日本内部的反对，使帝国主义的路断了。马克思算得好，说帝国主义要死，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中国抗日政权的建立、国际的援助中国和日本国内的叛乱之下而死的。于是中国的独立自由到手，开个庆祝会，党校学生散到全国各地，到那一天大家都庆祝。战争没有困难，想做就有。女同志又怎样呢，八路军不要就不干战争吗？也不！中国从前有穆桂英、樊梨花，将来中国还要产生许多女战士、抗日的女英雄。这是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问题越讲越大，要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再有没有？没有了。如果再要有点， 还是没有了。我还要到党校来，将来有机会可再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yongbing1993]

《八小时工作制》文化中国有吗






中国的大资本家曹德旺说，......已经习惯了过去（美国的）通用工厂高福利、高自由度的工人，不能接受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开始筹划组建工会。

这里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与工厂文化》是什么？是《为资本家熬夜》，是996工作制，是没日没夜地为资本家当牛做马，是为资本家的剥削压迫熬夜。这就是走资派特色政府制造的新式资本家口中所说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也是早期资本主义里资本家的做法，后起之秀中国式新资本家也要补上这一课。

中国的大资本家曹德旺为讨好美国政府所投资开的玻璃工厂，连同他的全家人带着所有在中国剥削压迫农民工，将赚到的所有带有农民工血汗的大量金钱一起移民美国来孝敬美国主子。却发现美国法律和美国工人不吃曹德旺这套，待了几年后又用大把钱化在退出美国籍的手续上，回到了特色中国。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工业时代，特色中国的八小时工作制越来越不被人在乎了，毫无节制的加班成了一种常态，成了一种文化，甚至于成了劳动者的一种“福报”，“五加二”、“白加黑”、“九九六”等大行其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劳动法形同虚设，劳动者的权益被视若无物，因过度加班造成的生命悲歌不绝于耳。

旧中国，没有完正的工业体系，所以也谈不上什么《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新中国创立了完正的工业体系，有《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而且还非常全面。毛泽东时代的工厂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是什么？毛泽东时候的工厂不是国营企业，是全民或集体企业。

毛泽东认为国家建工厂是养活工人的，工厂赚了钱，国家就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工厂培养了工人，工人是生产力，他们学会了技术和管理，就派他们去建造新工厂。工厂实行民主管理，每个工人都能发表意见，提合理化建议，厂长从优秀的工人提拔，厂长的薪水和工人一样多。

国家给工人的薪水、福利例如免费上学、医疗等就是所有者的回报。干得好，贡献大，就能提拔。管理者干部如果多吃多占、不参加劳动和办事不公，就会被 监督，就干不下去。

例如土地是全民所有。除了国防、交通、水利、工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建设，国家是不能随意征收农民土地的。征收了农民土地，给予补偿就是让他们当工人，吃国库粮。是不能把全民所有的土地拿来出售的。全民土地征收出售所得应该是全民所有，不能当作财政政府花掉。

这恐怕是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差别。全民所有，不能把所有工人都下岗，也不能把所有工人的东西随意拿走。工人是终身制铁饭碗。 .

毛泽东时代国家建工厂是养活工人的，工厂赚了钱，国家就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工厂培养了工人，工人是生产力，他们学会了技术和管理，就派他们去建造新工厂。工厂实行民主管理，每个工人都能发表意见，提合理化建议，厂长从优秀的工人提拔，厂长的薪水和工人一样多。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不但认为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要为工厂贡献负责，还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大家地位很高，都想评先争优当劳模。

毛泽东经济建设的方向、路线是不能否定的，那时候的建设速度和品质是没人可比的，那时候人心和凝聚力也是前无古人的，27年走过西方300年的工业化历程，追平资讯化技术，这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的，是世界奇迹。而这个奇迹就是那时候的工厂和工人创造的。

毛泽东时代27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中国建了这么多工厂。这些工厂效益如何?盖这么多工厂不就是这些工厂的效益累积起来的。中国既无内债，也无外债，建设资金都是靠这些工厂累积起来的，滚雪球式发展，并且还实现了两弹一星等高科技的重大突破。那时只见工厂天天建，很少看到工厂倒闭。盖了成片的工厂，还没有一分钱的欠债，效益还不好?

《八小时工作制》是宪法规定的。从《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就是到走资派篡权后修改过的《宪法》中也没有取消劳动法中的《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条。

大资本家曹德旺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与工厂文化》完全是一种忽悠。拿《中国式》来唬人，其实就是走资派及资本家的丑陋文化，资本家文化，剥削阶级文化，压迫阶级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丑陋文化，粪缸文化。

走资派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股市大跌、楼市危机、企业困境，私有资本模式难以为继。上市公司大资本家从股市圈了大笔的钱，其他大小资本家又以股权质押拿走了大笔的钱。走资派官员和资本家的打手高管们又都圈走私分了大笔钱，怎么还缺钱呢?这些权贵们为什么还是把企业搞得不死不活?

《八小时工作制》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共产党解放区时就有了。

1922年9月14日，毛主席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始了，工人们高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第一次用运动的力量主张了自己的权利。

1922年8月16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了《劳动法大纲》，发起劳动立法运动，要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十大政纲，其中之一便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了党代表毛主席起草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中写道：“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1931年11月7日，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为共和国主席。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人有监督生产之权。”

在大会通过的“劳动法”中，对工作时间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时间，依本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过八点钟”;“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点钟，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点钟”。

劳动法还对特殊工种、夜工、加班等做了保护性规定，对加班问题，做了如下规定：“除非经过劳动检查机关或工会对于某项工业部门的特别允许，任何工业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以上的额外工作。”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共产党人的政纲，也就是说成为它的宗旨和使命，成为它区别于其他政治组织的一项天然属性，因为它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离开了这一项，自然就会失去这一代表性。毛主席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无不强调建立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政纲。

1938年7月2日，毛主席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在回答“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国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这一问题时，他说道：“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讲演，即“新民主主义论”，在演讲中他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的不同点之一是：“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1940年3月1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他在宣传工作中应掌握的纲领中说道：“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

对于八小时工作制，在特殊时期，毛主席又注重了它的灵活性。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集中一切力量打败侵略者，毛主席就提出了与形势相适应的政策策略，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对工业方面的劳动政策采取适当弹性。

1940年12月13日，毛主席在给中原局、北方局、山东分局等地方的电中指示了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关于劳动政策，他说：“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要区分当前与土地革命时期政策的区别，对劳动政策问题，他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指示中对劳动政策指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 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 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论述工业问题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在这部具有临时宪法作手的建国纲领中，对于新中国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规定，纲领规定：“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中国共产党人用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为中国人民争来了八小时工作制。

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刚刚结束，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为保证职工健康，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扩大就业面，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持贯彻8小时至10小时工作制，一切较大的公私合营工矿交通运输企业均应尽可能实行8小时工作。一切公私企业的加班加点均应受到严格的限制。”

八小时工作制成为新中国最基本的一项劳动政策。即便这样，毛主席仍然不时地关注着它的落实，关注着劳动者是不是真的享受到了这个革命的成果。

1953年6月4日，毛主席在审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制定的高级步兵学校教育计划时，他看到计划中“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这句话，就在“九小时半”处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他随后将此件批示彭德怀：“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1958年11月6日，毛主席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谈到公社社员的劳动时间问题，他说：“明年一月一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1958年11月19日，毛主席在一份关于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

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他说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

关于社员的工作与生活，毛泽东说：“要搞万人检查团，去检查睡觉睡够了八小时没有，睡七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关于人民公社的生活问题，比如工作时间、食堂、托儿所、文化娱乐等，要有一个章程，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1959年12月30日，毛主席说：“关于缩短工作日的问题。鞍钢有的生产单位，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时比八小时的效率还高一点。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在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资产阶级曾经做过调查，证明八小时工作比更多时间的工作，效率更高，这样对资本家更有利，他们也就赞成了。”

[yongbing1993]

不为资本家熬夜工人成中产阶级








不为资本家熬夜的工人，为什么都能成为中产阶级？

例如：有中国的大资本家曹德旺为讨好美国政府所投资开的玻璃工厂内的美籍工人，和从大陆带去的中国工人的例子。

又例如：北美的工人，和中国大陆的工人。

又例如：有工会的工人，和没有工会的工人。

摘录一段《美国工厂》影片中的内容：《曹德旺说，在美国办工厂，需要跟各种势力“斗智斗勇”，而最激烈的分歧产生在工会的设立上。部分已经习惯了过去通用工厂高福利、高自由度的工人，不能接受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和工厂文化，开始筹划组建工会。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一支由数十人组成的队伍，经常出现在工厂内外，游说其他工人同意在福耀工厂成立工会。

曹德旺：他说组建工会这件事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说没有。它要进来我就出去，我马上关掉不干了。工厂要做好需要管理，但工会是无政府主义，没有管理，前面通用做破产就有工会的原因，我不会让历史重演。

UAW—汽车产业工人联合会，是福耀集团的对手，当年，通用汽车的工厂就是因为这家工会的介入导致人力成本接近丰田的两倍，最终宣告破产。为了打赢这场战役，曹德旺专门花了100万美金，请来了美国的反工会组织——劳资关系委员会，对工人进行反向宣传。》

再回到题目《不为资本家熬夜工人成中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会》，没有《工会》，没有《工会》，这些工人能成为《中产阶级》吗？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已存在几百年，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本家就是《曹德旺式》的。引起了工人们的反抗。

八小时工作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奉献给劳动者最珍贵的礼物。现在很多人不记得了，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以为这是天赋的，以为这是资本恩赐的。一些人，其中不乏普通劳动者，常常对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出言不逊。这非常不应该。

当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及其他大城市的工人们开始总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以前的时候，美国工人一天的劳动时间是多少?是十四至十八个小时。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鞋厂的监工说：“让一个身强力壮体格健全的18岁小伙子，在这里的任何一架机器旁边工作，我能够使他在22岁时头发变成灰白。”

三年之后，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一个大会，作出了一个把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作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的决议。

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八小时工作制于是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准则。资本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但它没有办法。古巴革命的著名领导人切·格瓦拉在领导的游击队失败后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奴隶主会给奴隶们制定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地主会给长工们制定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资本家会给工人们制定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人类自有文字记录以来的历史中有制定每日八小时工作制吗？八小时工作制是共产党诞生后产生的。

1866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自己支配，8 小时休息”的口号，要求各国制定法律给予确认。

八小时工作制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工作日长度为8小时的工作制度。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正常一天工作时间为早上九点至下午五点为8小时。8小时工作制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

资本主义早期，工人阶级为争取8小时工作制就开始进行罢工、示威活动。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根据马克思的倡议，首先提出“8小时工作制”的口号。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于1917年11月11日颁布了《关于8小时工作制》的法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8小时工作制被1919年10月国际劳工会议所承认。以后资本主义各国被迫陆续确认了8小时工作制。建国后，中国也实行这一制度。

身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重重压迫的中国已是熔岩涌动。

象毛主席这样一批最先进的革命者开始走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为争取工人的权益而呐喊奔走。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各国的罢工风潮》，介绍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等国家发生的工人罢工情况，毛泽东在介绍法英美罢工背景时写道：“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毛泽东在介绍法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法国，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赋闲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

毛泽东在介绍英国工人罢工运动时写道：“六月四日，坎拿大维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

1919年7月28日，毛主席在《湘江评论》第3号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二)》，他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毛泽东还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联合情况：“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份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

1920年12月1日，毛主席通过书信方式与蔡和森探讨实现共产主义所宜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激进方式时说：“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

1921年7月21日，中国诞生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是组建者之一。这个组织的任务有两个，进行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他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从此，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焕然一新了。

这一年，毛主席脱下长布衫，在江西安源煤矿发动煤矿工人，他提矿灯，钻巷道，与工人交朋友，了解矿工疾苦。那时的煤矿工人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工资仅有八至十二个毫子(硬币)，“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毛主席在那里办夜校，组织党支部，成立工人俱乐部，在煤矿工人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1922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大公报》上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他提出必须关注劳工的生存权，他说：“‘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 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 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与时同时，中共领导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在广州召开了，这次大会通过了一个《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案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这份宣言说：“我们现在有了团体了，全国工人们有了联络了，我们从此以后是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做工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着资本家——我们的敌人——的利益来累死，我们宁可奋斗而死;我们再不能忍住我们的饥饿了;我们再不能让那些外国的或本国的监工们的手掌打到我们脸上;我们再不能看着资本家驱策那些亲爱的小孩子们死在机器旁边。我们决意也不让我们的自由完全被剥压。”

美西方的工人阶级有了工会，为工人阶级自身争取到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为什么美西方的资本家和政府会允许《工会》存在？因为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维持下来，靠的就是这《中产阶级》的力量。试想没有这《中产阶级》，工人一失业就成流浪汉及无产阶级，这群人的力量有多巨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能维持吗？

中国这四十年来吃了《共产党》的红利得于发展。如走资派及资本家曹德旺式的短视的新型资产阶级如此疯狂，工人们总有觉醒的一天。必竞，毛泽东身前播下的《中国红色文化》《文革的继续革命文化》己经深入人心。有时间来验证什么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