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北京山区开展绿化造林

大跃进时北京山区开展绿化造林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为贯彻指示精神，中央国家机关先后组织数万名干部职工前往北京昌平山区开展绿化造林，为绿化京郊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迅速绿化荒山荒地，北京市大力开展群众性造林运动，从202万亩宜林地中划出42万亩，归口十大系统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学校、工商企业等单位。其中，位于昌平区南口乡、长陵乡的5.7万亩山地分配给了中央国家机关。

由于历代砍伐、战争损毁和人为破坏，解放初期昌平区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荒山秃岭随处可见。按照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的指示精神，国管局主动同昌平林业部门联系勘察，提出了中央国家机关在昌平地区绿化造林的区域划分和设点方案，报国务院及北京市政府审批。

北京昌平区造林绿化工作规划在南口乡、长陵乡5.7万亩山地就给中央国家机关了，“永远归我们机关管理，就是国营农场，就是搞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目前是绿化”。

各单位都要有人长期或比较长期在那里，搞副业、工业、商业，“总之是工、农、商、学、兵都有，将来老人还可以在那里养老”。建设国营林场的方针是以造林为主，结合发展农牧副业经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挥潜力，苦战3到5年，变穷山为富山，做到坡地梯田化、山地水利化，荒山变果山、沙地变良田。

昌平绿化不仅美化首都，而且也为机关干部参加长期轮流劳动提供了经常性的场地，还可以使中央国家机关在此建设永久性的休养场所。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绿化造林所需住所、家具、工具、基建材料、投资资金等，均由各单位自行解决。

根据北京市统一安排，绿化造林定于1958年8月5日前后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吹响赴昌平绿化造林的集结号。有了不久前组织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职工赴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的经验，此番组织工作显得顺畅许多。

动员部署会后，国管局与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成立了中央国家机关昌平绿化造林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建立起“指挥部—管理处—站”的三级组织架构。指挥部下设南口乡（又称西区）、长陵乡（又称东区）两个分指挥部。其中，在南口乡设立居庸关管理处，下设臭泥坑站、南站、居庸关站、四桥站；在长陵乡设立珍水泉管理处，下设锥石口站、珍水泉站、下口站、上口站。每处安排长期队伍500人，其中列机关编制6至8人，承担后勤、供给、统计、技术、医药卫生、副业等工作。各站编制2人，承担后勤、供给、统计等任务。

指挥部将中央国家机关68个单位编为38个绿化分队（每队100人左右），其中南口、长陵部署各半。南口绿化造林东起关沟口，西至居庸关、三堡车站一带，总人数40202人，负责27741亩山地；长陵绿化造林东起泰陵的风水岭，西至麻峪房子一带，总人数42395人，负责29259亩山地。

1958年8月1日，各绿化分队抵达昌平南口农场集结，齐燕铭和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副秘书长刘旭作动员讲话。指挥部印发《绿化种植技术指导资料》，要求各队结合任务、地形、技术条件等情况制订工作计划。8月4日，两支队伍开进南口、泰陵地区。国管局成立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劳动生产办公室，指挥部即归其领导。

中央国家机关首批4000余名干部开赴山区劳动，解决吃住问题成为当务之急。泰陵、南口、居庸关和下口村设有粮店和供菜站，但蔬菜种类很少。除了下口、上口、泰陵园、锥石口、居庸关和南站能腾出少量房屋以外，其他地区只能由各绿化队自己想办法。

位于荒山野岭深处的臭泥坑村，是绿化站驻地之一。绿化队在村里的一个破庙安营扎寨，生活所需都得徒步背上山。队员们住在老乡家，特别注意维护好党群、干群关系，所到之处“水缸满，院内屋内洁”。他们自力更生建宿舍食堂、盖畜圈禽场，逐步改善了生活条件。

由于远离城区看病不易，指挥部协调北京市从右安门医院调来3名医务人员，在南口外专局分队驻地建立门诊部，既方便绿化队员看病，也为当地百姓服务。指挥部还从部委机关抽调医护人员，在居庸关地区的国务院直属口分队、卫生部分队和泰陵地区的林业部分队、冶金部分队等驻地建起4个卫生保健站，工作范围覆盖东、西区所有绿化基地。

中央国家机关绿化大军进入山区时，正值北京雨水最丰沛的时节。为了抓住有利气候条件，同时让干部适应工作环境、劳动强度，掌握基本的植树要领，从1958年8月上旬到9月初，各绿化队集中开展雨季挖坑。机关干部们扛锹上山、搬石挖土，全力投入鱼鳞坑、水平条等山地植树基础建设。所谓鱼鳞坑，就是在较陡的坡面和沟坡上，沿等高线自上而下挖的半圆形或月牙形土坑。它们多呈“品”字形交错排列，状如鱼鳞，因而得名。在坑内栽树，可保土保水保肥，一举多得。水平条指沿着等高线修成的台阶式条面，一般要求深度适宜、外表坚固。条面需保持水平，条内土壤疏松，以利保土蓄水和树木生长。

指挥部组织各分队开展试验性雨季造林，安排有经验的同志带队，教大家怎样顺山坡选地形、挖坑修堰，怎样挑苗上山、运土担水，仅用时两周就完成了试验造林的任务，多数单位植树成活率超过80%。各绿化队采取土浅培土、坑小加大、埂低加高等措施，加强田间管理和浇水保苗，相关的水利开发、山间修路、技术训练、党组织建设等也逐步开展起来。

遵照周恩来总理关于京郊绿化工作的指示精神，各部委动员机关干部轮流去昌平栽树，目标是在当年11月底之前完成绿化整地任务的70%，约4万亩。

就在大规模秋种即将开启之际，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了。起初，绿化造林的思路是先绿化荒山，再建国营农场，进而搞共产主义公社，但形势发展之快明显超出预期。1958年9月，北京市商业系统十三陵绿化大队7000人就地加入人民公社。中央国家机关绿化队伍要不要入社、怎么入社、入社后与原单位什么关系？这成为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遵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精神，中央国家机关昌平绿化3人领导小组（高登榜、任民、姜峰）与昌平区委、十三陵人民公社主要负责人研究提出：中央国家机关在昌平的绿化队伍应迅速加入人民公社，在南口的绿化单位加入前进人民公社，在泰陵的绿化队伍加入十三陵人民公社；每一绿化单位为一户，参加绿化人数即为一户的人口数；入社后，仍负责造林绿化，生活待遇和住房用具仍由原单位负责供应解决；允许各单位在绿化区建疗养院、休养所以及投资兴办工业、副业；公社有权调动绿化队伍支援工农业生产等。

上述方案经征求各部委意见，大家普遍认为，加入人民公社后力量大、好处多，结果一致同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遂作出决定，指挥部所属各绿化分队加入当地人民公社。

1958年9月29日，在南口、泰陵分别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绿化队伍积极分子会议。次日，两地造林队伍改编为中央国家机关绿化造林一队、二队，队员们就地加入人民公社，凌晨两点就带着馒头上山，一直劳动到晚上7点才下山。10月1日，十三陵人民公社召开庆祝大会，住在臭泥坑、泰陵、居庸关、上下口村的绿化队还与群众搞了联欢。

中央国家机关办公厅（室）主任会议，研究中央国家机关绿化造林队参加人民公社的后续问题。原3人领导小组调整为中央国家机关绿化造林5人领导小组，指挥部搬到昌平区委，一队、二队的负责人分别加入所在人民公社的领导班子。

北京市委召开秋季造林跃进大会，中央国家机关绿化造林队提出，保证年底前整地完成100%、植树完成70%，并向其他造林绿化队发出了挑战，掀起了整地高潮。各绿化队纷纷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开展“比指标、比质量、比干劲、比团结互助、比群众纪律”劳动竞赛，还运用光荣榜、跃进台、大字报、工地喊话等方式进行宣传鼓动。各部门先后有20余位部级干部、269名司局长赴昌平参加劳动或慰问。至1958年12月16日，各绿化队共整地62616亩，绿化荒山52079亩，超额完成了目标任务。

据统计，1958年8月到12月，中央国家机关在南口、泰陵参加劳动32581人次，奉献49.7万个劳动日；累计投资67.7万余元，绿化荒山5.2万多亩，植树245万株，开荒995亩，建房舍988间、1万多平方米，修发电站5座，修路12公里，打荆条11万余斤，养猪410头，养鸡300多只；帮助群众秋收秋耕9014个劳动日，绿化造林首战告捷。

就在京郊绿化开局良好之际，持续数年的自然灾害不期而至。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同比下降15%，为减轻北京市食品供应负担，中央国家机关绿化造林逐渐向“发展多种经营”转变。

加强幼树抚育管理，保证成活率在95%以上；完成绿化扫尾工作，种植林木树5000亩、果树4万株并建立苗圃。按照统一计划、分散经营的原则，利用南口、泰陵地区新开垦荒地发展农副业，并兴办小型肥料厂、加工厂、砖窑、石灰窑等；除长期绿化造林队伍以外，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参加劳动。国务院同意了这一报告，要求各单位结合实际，“及早做具体的安排，并希抓紧当前备耕的时机，立即行动起来”。

1959年7月，指挥部下达夏季植树（油松）71万余株的任务，并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造林验收制度。1959年底，5.7万亩荒山植树造林任务基本完成，共计植树740余万株，平均成活率约75%。

由于绿化扫尾任务所剩不多，各绿化队开始把相当一部分力量转入农副业生产，全年共生产粮食42万余斤、蔬菜170万斤，养猪2457头、羊3269只、鸡9280只。2/3的绿化队实现自给自足，向机关食堂供应肉类2.3万余斤。

1960年，灾情进一步扩大，全国半数以上耕地遭灾。由于极度缺粮，许多干部职工得了浮肿和夜盲症，不得不暂时中止赴山区劳动。各绿化队的农副业生产同样遭遇严重困难。

从1960年春开始，指挥部要求各绿化队在抓好荒山绿化、补种栽种和保苗护苗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宅、路、水、圈的间隙种菜，提高蔬菜自给率。指挥部从北京市接收百亩苗圃，种上大白菜、水萝卜等蔬菜，缓解各分队蔬菜供应紧张状况。人民银行驻东园车站绿化分队从石缝中抠出一亩多的菜地；在虎峪山下，一机部绿化分队栽种了千余株苹果树，成活率和产量在各绿化队中名列前茅；林业部分队发挥专业优势，在造林辖区内广种果木林。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机关农副业生产的指示，1960年春，劳动办组织开展了中央国家机关食堂福利基地农副业生产竞赛。秋季，指挥部会同中科院在国管局礼堂举办发展绿化造林与粮食代食品成果展览会，宣传植树造林的事迹和成果，展出用树皮、树叶、玉米核等制作的代食品，吸引了大批干部职工前来参观。

“安排好生活，在当前已经成为机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的重要事情，关键在于把食堂办好，搞好机关的副食品生产。各部门的机关事务管理机构，都应当把发展机关副食品生产看作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集中力量开展机关副食品生产。1961年12月，除少数人员留守外，指挥部其他人员撤回。1962年3月，保留绿化造林指挥部名称，人员全部撤回。据统计，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国家机关共有51个单位先后建立271个生产基地，种粮种菜、喂畜喂禽，为共克时艰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3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接管中央国家机关在南口、泰陵地区的绿化山林，建起两个国营农场，中央国家机关在昌平绿化造林的任务宣告结束。

从1958年8月到1961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先后有10余万人次参加了京郊义务植树造林，植树近千万株。干部职工与广大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义务为当地老百姓修公路、建水库、种果林、送医药。指挥部拨出专款3万余元，在东起泰陵、西至麻峪房子、北至风水岭一带，修筑了一条12公里长的山区双线公路，便利了群众出行。在上口村北，水电部分队建起一座小水坝，集防洪、排涝、发电诸多功能于一身。在虎峪建工部绿化分队驻地，依山而建的小型水库解决了农田灌溉和照明用电问题。从东北采购的优质苹果树苗，一机部等多个绿化分队试种成功，填补了昌平无苹果种植的历史空白。绿化队驻地的门诊部和保健站，解决了山区缺医少药的难题。便民利民的实际行动，不仅服务了人民群众，还实打实地锻炼了干部队伍。

全市的森林覆盖率、山区森林覆盖率分别为51.6%、67.05%，其中昌平区的林木绿化率、山区林木绿化率分别达66.92%、92.11%。今天的京郊群山披绿、郁郁葱葱，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京郊绿化，为持续改善首都生态财富，还留下一笔厚实的民生财富。

[yongbing1993]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走资派邓小平玩弄抹杀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诡辩术就是折中主义的手法。

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时指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这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

事情很清楚，如果依了走资派邓小平的《唯生产力论》，必然要破坏已经建立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中同旧社会差不多的那些东西永远保留并不断扩大。

这样，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从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更快地产生出来，为资本主义复辟培植社会基础。

这个结果己被四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走资派特色社会所证实。现代中国特色政府。

走资派邓小平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比长篇大论更能表明《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本质。

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的时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走资派邓小平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东西当作宝贝。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马钢宪法”等等。在走资派邓小平看来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

按照走资派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按照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能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搞上去吗？根本不可能。

只有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这是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的。

所以，走资派邓小平的所谓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才是真。

毛泽东和党内走资派邓小平的分歧，根本不是要不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不要发展生产力的分歧，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

走资派邓小平鼓吹物质刺激，反对批判物质刺激，是为了进一步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走资派邓小平的物质刺激论是修正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苏修叛徒集团一直用它来维护他们的特权和私利，把他们任意侵吞、剥削苏联无产阶级的劳动果实合法化，同时向劳动人民灌输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腐朽思想，使之丧失革命斗志，听凭他们的压迫和剥削。

中国的改革开放后就是如此。

在社会主义社会，修正主义也不是偶然现象，也有其产生的阶级基础和经济条件。

走资派邓小平鼓吹物质刺激，正是为了维护并扩大产生修正主义的经济条件。这同广大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洽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没的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能真正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劳动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前进。

走资派邓小平搞物质刺激，只能是越搞，资产阶级法权越扩大，私有观念越增长，越搞，离社会主义越远，离资本主义越近。

苏修的现实就是一面镜子。在那里，物质刺激可谓无孔不入了，结果又怎样呢？养肥了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却越来越贫困，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走资派邓小平物质刺激论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对哪个阶级有害，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不是十分清楚的吗！

走资派邓小平死死抓住这个东西不放，恰好证明走资派邓小平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时期政治路线的斗争和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在哲学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作为他们机会主义路线的哲学基础。

走资派邓小平也是这样。走资派邓小平在哲学上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突出表现是，用唯心论反对唯物论，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主席又说：“群众是弃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从根本上说来，都不过是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领导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按照唯物辩证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

和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相反，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在走资派邓小平看来，历史是少数英雄豪杰创造的，而不是奴隶们创造的，走资派邓小平根本不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个真理。

走资派邓小平们十分害怕群众运动，群众运动起来了，总想千方百计地把它镇压下去，走资派邓小平在这方面不是作了充分的表演吗？

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走资派邓小平反对合作化。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走资派邓小平伙同刘少奇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

这次走资派邓小平又大刮右倾翻案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把仇恨发泄在革命群众身上，用所谓“整顿”这根大棒向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头上狠敲下去，进一步暴露了走资派邓小平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面目。

走资派邓小平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列宁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走资派邓小平竭力反对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什么“生产力就是科学”。

走资派邓小平攻击工人阶级对教育、科技等上层建筑领域的领导是什么“一不懂行，二不热心”，鼓吹要由“有水平，有知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领导。

总之，走资派邓小平一贯坚持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根本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牢牢站在资产阶级贵族老爷的立场上，梦想复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结果，走资派邓小平就把自己摆在同广大群众和干部对立的地位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用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观察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以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其他各种矛盾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走资派邓小平公然修正这个基本原理，把安定团结、发展国民经济也摆在纲的位置上来。这样，就否定了主要矛盾，否定了对立统一这个根本规律，完全陷入了折中主义的泥坑。

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

走资派邓小平玩弄抹杀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诡辩术就是折中主义的手法。

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时指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

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用来给走资派邓小平画像，不是很逼真吗？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修正主义的虚弱本质。走资派邓小平们本想推翻那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用修正主义的理论来代替它。

但是，搞修正主义，违反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很不得人心，走资派邓小平们不敢太露骨，于是就来个折中，因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列宁《国家与革命》)

但是，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日益提高的广大群众面前，他们这种伎俩已经不灵了。

列宁说：“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为了推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攻击和修正。

从伯恩施坦到苏修叛徒集团，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过时为借口，全面地背叛马克思主义。 在刘少奇表演了一番之后，现在走资派邓小平又跑出来当反面教员了。

走资派邓小平不是经常说什么“不要老是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走资派邓小平所不要讲的“现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资派邓小平所要讲的“新话”，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唯心论和折中主义等修正主义的货色！

当这些东西被阶级敌人作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武器来使用时，就化为那些极端反动和肮脏的政治口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是狂叫什么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吗？

这些反共、反人民、对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仇恨的反动家伙，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走资派邓小平们要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法西斯主义。

走资派邓小平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这就说明，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心目中的“主义”，就是邓小平的修正主义。

这就更加暴露了邓小平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搞修正主义，是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利益。

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党中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

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

从思想上即理论上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要战斗任务。 历史经验表明，要彻底清算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就必须从思想上即理论上把它批深批透。

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时，都非常重视理论上的批判，在每一次斗争中都号召全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于全党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指示，认真看书学习，中国共产党不仅战胜了历次机会主义路线，而且通过斗争，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

当前，为了发展大好形势，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更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在斗争中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牢掌握批邓这个斗争的大方向，把这场伟大的斗争进行到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过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必然使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修正，更加频繁，更加剧烈。

但是，历史己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在每一次同修正主义进行大的斗争之后，都更加坚强，更加生气勃勃。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修正主义则和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一样，是腐朽的，没落的，注定要灭亡的。

[yongbing1993]

为什么《反共》的人《双标》？







在博文《反共谣言之一：饿死千万至上亿》中的评论：

《野彪》评论：“以前的确是饿死过人，但饿死多少，很难统计。我觉得关键是不能双标。例如你说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他们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人数不对，不是三十万，是二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他们会说你在撒谎。

他们说那几年饿死了三千万，你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

我觉得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中共也承认错误了，后来改的也很好，现在国家发展的也不错。如果揪着中共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错误，让中共下台，这办不到。

就像我们如果现在揪着日本半个多世纪以前犯的错误，要日本一命还一命，那也是不行的。因为那些侵略中国的日本兵早就死了。现在的日本人同那场战争没有关系。

所以，大家都需要向前看。

我们怎样才能在美国过得更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回复《野彪评论》：认同你的观点。

但想说的是：问题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为什么《反共》的人《双标》？为什么《一反驳，就是五毛红粉大外宣。》？因为《反共》的人也知道这是制造的《谣言》，所说的全是《谎言》。没有真凭实据，但就是要说。但凡细心留意一下，《反共》的人，《反共的华人》，砖家叫兽学者名人等在各种文章，演讲，讲话，博文中，伤痕文学中，电视电影作品中，甚至是一切《反共》文章中都会说：这时段饿死人的事。谎言说上一千篇就成了“真理“。更重要的是：为《反共》。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内在新中成立后走什么道路的之争。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一派人坚持走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而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内另一派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一直是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以掀起反毛译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势力联合并持续四十余年时间里一个卓有成效的攻击武器。即造谣说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

根源在于：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以毛主席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的。

以刘少奇邓小平一线领导的是要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

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发现后很快批评指出错误，及时纠正按原定的中共中央集体决定的方针政策进行。坚持走集体化社会主义道路，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时，具体的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但不配合搞，反而搞极左的一套。你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吗，刘邓就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套来反抗。共产风，浮夸风，亩产万斤等乱来。结果搞得乱乱的，必竞人民公社是新生事物，谁也没有搞过更没有经验。毛泽东在高位，下面的官不配合，反而捣乱，何以能够成事？此时，恰逢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

很多时候，走资派邓小平们及其右派们反共分子们，都是一体的，因为想要掘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就必须要向毛主席泼污。

1950-1958的九年中，年平均受灾面积为1971万公顷，成灾面积877万公顷，而1959-1961三年的年平均受灾面积就达到5728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91%;成灾面积2251万公顷，是此前九年的257%，为有记录以来最大峰值。

所以，某些砖家叫兽说三年是“风调雨顺，纯粹人祸”，显然是不顾事实。纯属《说谎》。并以此制造反共《谣言》打下基础。

其次，那么到底有没有内部的人祸？当然有！有没有饿死人？当然也有！

只不过，谁的锅，应该得搞清楚吧？

从1958年开始的浮夸风，就是最大的人祸。

关于浮夸风，即便是一发就被毙、就被夹，但经过去年2020这一年的互联网大教育，很多人应该已经对浮夸风的历史有了解了。

如果依然有疑惑，从历史上去寻找这么几个答案即可：

① 1956年“八大”之后，毛主席退居二线(吸取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被一帮修正主义之徒搞的乌烟瘴气的教训)，被推上前台主持工作的，是这两位：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位管党、一位管政，同时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舆论喉舌掌握旗下。邓小平站在麦堆上高举双手高呼着“亩产万斤的图片还是很有领导风度的。站在平地显现不出来。

当时毛主席为了要遏制浮夸风时，还不让登《人民日报》。毛泽东的讲话稿都不得不通过《党内通信》在内部来传达信息。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不想给大众知道毛泽东的讲话稿内容。一线领导刘少奇和邓小平控制《人民日报》。

② “大跃进”这个词是不是毛主席发明的吗? 195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首创“大跃进”，是谁负责审阅的，查查去就知道了。

③ 1958年8月12日，酿成河南信阳饿死百万群众惨案的吴芝圃，陪同毛主席视察农田，背后是谁指使的? 查查去——我教你怎么查，查查吴芝圃在之前反右扩大化时是谁的马仔，谁是反右的组长负责人。同时，再看看1979年1月24日，吴芝圃是被谁“平反”的。

④ 1958年7月，是谁在视察河北武清、香河两县时，提出“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 查查去。1958年9月，是谁去的江苏常熟县考察时声称“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查查去。“一万斤还能更多些吗？就是一张图片上的邓小平高喊的。

⑤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著名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是谁的手笔?查查去。

⑥ 1958年10月，又是谁在天津站上稻堆拍照? 查查去。这张照片是很有名的邓小平的照片。

这些问题的答案，四十年来不让说。

不让说就不说，但至少作为铺垫，我们需要知道1959年之前都发生了什么。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情况逐渐好转。

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毛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某些领导干部要在水利工程中搞“一亿九千万土石方”的问题，毛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毛主席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可以看到，大刮无风期间，毛主席是最喜欢“泼冷水”的人，然而后世遵循81决议精神，却将锅甩给了他老人家………

民国，发生过多少饥荒呢? 随便列一列有史可寻的：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难民5000万;

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超过14万，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沦为灾区，受灾人数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亡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即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1750余万人……

那么问题又来了，冯客写这本造谣书籍的经费从哪里来？——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出资100万美元，责成书写。

从台湾弥散，从此“饿死三千万”成为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毛主席的“不锈铁证”。

之后，经过著名大陆外逃“历史学者”、著名轮子辛H年在台湾香港和一些西方国家的“演讲”，扯淡程度进一步升级：“1962年中国共产党在10月间开了省委书记碰头会，在这个碰头会上，他们认为从1959年到1962年3月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风调雨顺的岁月里，完全是因为人祸造成的4300万人的不正常死亡，安徽，我的家乡安徽700万，山东900万，河南900万，天府之国，四川1000万，这些数字是铁的数字，是我亲自记录的！”这扯淡真的扯的没边。

可就是这种扯淡，能够几十年来在各种西方媒体的“大雅之堂”上登来跃去，然后再出口转内销、由国内各个砖家叫兽二次三次加工创作，继续升温。

查证《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等，根本就没有中央在1960年10月举行各地省委书记会议的记录，事实上当时也压根没有“碰头会”这种官方会议的叫法。

这“4300万人死亡”，张口就来之胆大，实为轮子风范。

最后，除了境外势力的造谣，过去大陆方面同样存在“官史错误”。

比如著名的1983国统局数据(1960年非正常死亡千万人)与党史二卷的计算错误，也造成了恶劣的国内国际影响(比如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国内砖家的“研究”，又比如安斯利?科尔以中国官史数字为依据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

根据“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的公式，在1983官史数据中，从1957===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竟然出现了巨大差异。这能够作为论据以证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千万、三千万人吗?

事实是：灾害前的在1956—1959四年中，由于户籍制度落实伊始执行不到位，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中国统计年鉴》1986)——这等于莫名增加了千万人口，所以，也就造成了此后1960年看似“下降”了千万人口的数字滑坡。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时代全国的《国营农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时代，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到1985年末，全国已有各类《国营农场》2700多个，拥有耕地480多万公顷。

这些《国营农场》，它们分属农牧渔业部门以及军事、侨务和工交等部门管理。

其中农牧渔业部门(农垦部门)管理的农场2055个，土地总面积2373万公顷(内有耕地400多万公顷)。

军事部门管理的农场386个，耕地20.5万公顷。

侨务部门管理的农场有86个，耕地4.9万公顷。

《国营农场》建设的蓬勃发展，使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据统计，1985年全国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向国家交售粮食(包括大豆)334.1万吨，商品率高达47.8%，比1956年增加12.1倍。

另外几种产品产量和供应量在全国还占有较大比重：天然橡胶占90%，供应京、津、沪等城市的牛奶占80%，乳制品占全国的1/3(1984年)，人参、鹿茸分别占14%和60%，啤酒花占70%，供应港澳的活猪占20%，等等。

此外，《国营农场》在向农民传授先进技术，推广先进经验，为兄弟民族培养人才，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民族团结，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国营农场》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耕地面积，为国家提供商品粮食和其他商品农副产品，建成内外贸商品生产基地；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在农业实现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过程中起示范作用；支持和帮助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成为农村先进技术和良种推广、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的服务中心。边疆省区的国有农场还负有屯垦戍边和帮助少数民族繁荣经济、文化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保证供给，减轻人民负担，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解放战争期间，在关东，为了安置复员军人和被俘的蒋军官兵，曾开垦荒地建立农场。

新疆民族的革命部队，在坚持反对国民党军的斗争中，也曾经开荒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又动员了三十多个师参加生产建设。

其中进入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同本地人民军队及国民党起义军队会合以后，立即展开了劳动生产运动。

在华南有几个师的转业部队，组织了垦殖局，种植橡胶和热带经济作物。

在此前后，全国各省为了解决复员军人和失业人员的劳动就业问题，也都建立了一些国营农场，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向农民起集体经营的示范作用。

由此可见，新中国的国营大农牧企业，不是从接受地主资产阶级的遗产开始，而是依靠人力、畜力和旧式农具开垦荒地发展起来的。

就是这样，新中国依靠军队的复员官兵（其中包括许多年老体弱和英勇战斗残废了的同志），团结了全体职工和专业技术人员，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熬过了几年的艰苦困难，现已把一部分荒野变成了良田，盖起了房舍，建立了家园。

许多农场已经是绿树成荫，水渠纵横，果木成林，家畜成群了。

这种豪迈劳动的成果，已经日益提高这些复员官兵和农场职工的社会主义事业心，日益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也正在日益吸引全国广大的青年男女，来参加边疆地区的垦荒事业。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已有五百四十个国营农场，其中大多数已达到了高额的产量。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全国已经有五百四十个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的国营农场，耕地面积达到一千五百万亩。

其中，大多数农场已经达到了高额的产量，一九五五年国营农场的粮食平均单位面积产量高于全国农民的百分之十左右，棉花高百分之八十左右。

在新疆玛纳斯河军垦农场五万多亩棉田的大面积上，每亩达到了四百斤籽棉的丰产。

黑龙江省的九三农垦管理局的荣军农场，在一千多亩地上，平均每亩产春小麦四百一十六点八斤。

大多数农场给农民供给了优良的种籽和种畜，对农业合作社正起着示范作用。

苏联共产党赠送机械装备并且派遣专家帮助新中国建成的“友谊农场”和捷克斯洛伐克赠送机械设备和派遣专家正在建立的“中捷友谊农场”，它们都将成为新中国《国营农场》树立学习的榜样。

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开垦耕地三千五百万亩。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国营机械化农场的开垦耕地七百五十八万亩，可以完成，连军垦农场将共达到一千五百万亩。到一九五七年可共达到二千五百万亩。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将开垦耕地三千五百万亩，这个计划完成后，我国国营农场的耕地将共达六千万亩。

为着完成上述开荒任务，毛泽东时代的中共中央计划以新疆、黑龙江和华南为重点，并且将根据这些地区的特点，发展大农牧业经济，经营不同的特产，生产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

新疆地区的开垦，虽然水利工程投资大，但由于有着植棉的优越条件，已经有了植棉的经验，棉田的产量很高，年年保收。如果到一九六二年新疆军垦国营农场和地方国营农场的棉田增加到四百万亩，每亩以产皮棉一百二十斤计，那末，一年就即可以产棉花四百八十万担。相当于全国同年总产量的百分之十。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和铁道兵农场，如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耕地面积达到三千三百万亩，就可以争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生产大豆四百五十万吨（五年累计数），相当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出口大豆的一半。

华南垦殖局的橡胶园，遭受一九五四年百年未有的大冻害以后，现已逐渐恢复，广东（包括海南岛）、广西、云南都有种植橡胶和热带特产饮料、香料作物的好条件。因此应该积极发展以热带亚热带的作物为主的多种经营。

加强地方国营农牧场对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作用。全中国各省、区的地方国营农场也必须以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指针，因地制宜地进行多种经营，一方面，向当地农业合作社学习耕作方法，另一方面又给当地农业合作社供给已经证明并且经过技术鉴定的优良种籽、种畜和油籽树、果树苗，推广当地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提供经营管理的经验，为此目的，毛泽东时代对于各个地方国营农场的投资的分配和技术人材的配备，应当给以应有的注意。同时，应当贯彻执行勤俭办场的方针，充分发挥人力、畜力的劳动效率，使各地的国营农场对于当地农业合作社真正起示范作用。

《国营农场》是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生产各种农产品的大农牧业企业。

毛泽东时代的《国营农场》还处在初步发展的阶段，它的耕地面积和产量在全国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都还小。

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多耕地，又由于中国幅员广大气候温和，全国各地特别在边疆有着大量的土地可以开垦。

所以，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更多的国营农场，开垦更多的荒地，生产更多的农牧产品，以供应人民生活和对外出口的需要。

因此，中国必须充分发挥现有农场的生产潜力，加强科学技术指导，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积累经验，培养干部，并且做好荒地勘测、土壤调查、水利勘测和规划设计工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更大规模的开荒创造有利的条件作好充分的准备。相信在毛泽东时代的全体从事于农垦事业的人民，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的鼓舞下，将满怀信心地完成党中央和国家给予人民的任务，使国营农牧业进一步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