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文革》中的1968年，在黄土高原上的甘肃会宁出了一个新闻人物，这个新闻人物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城镇居民，因为她的那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这场旷古未有、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了20余年，全国近20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祖国各地都留下了下乡知识青年的身影和足迹、理想和追求、青春和汗水、欢乐和痛苦、光荣和梦想。他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经历锤炼了意志。首创了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和王大娘的那句话一夜之间在全国出了名。
王大娘名叫王秀兰，1915年生，会宁县五十铺河西坡（今甘沟乡）人。王秀兰是一个家庭妇女，没文化不识字，39岁丈夫去世后一直含辛茹苦的抚养几个孩子。她心地善良，为人正直，经常帮助亲朋好友，与乡邻们相处的很好。
1965年王秀兰当选为会宁县城关镇枝阳巷居民组长，工作积极，吃苦耐劳，经常积极参加街道居民的公益活动，一有空闲就帮助县面粉厂抖扫面袋，从来不要一分钱，经常义务积肥，无偿支援农业生产，“文革”中她被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8年5月会宁县城关镇召开城镇居民上山下乡动员会，她作为居民组长，首先响应号召，表示要带头下乡。当时50岁的王秀兰在动员其儿媳下乡时说：“贫下中农在乡下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们也有两只手，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城市里吃闲饭，靠别人养活？”这个动员会开罢不到10天，她就带领全家人到当时的河畔公社九二大队四百户生产队(现白草原乡一带)安家落户,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
在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年代里．城镇居民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自然是一件特大的“新生事物”。王大娘带领儿媳下乡落户的事迹在会宁县立即被作为典型，号召全县居民学习。后来王秀兰的事迹为什么会传遍全国，并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呢？这件事情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渊源的。
五十年代初期，新兴的共和国刚从连年的战争环境中走出来，工业、手工业、商业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城市的就业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１９５３年，中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阶段，在这个工业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却面临一个尖锐矛盾：一方面教育事业发展较快，但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中小学生入学率虽较高，而高等教育的发展却不能满足他们的升学要求，一部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凸现出来，且愈来愈突出，1953年，全国小学毕业生260万人，而初中所能容纳的学生却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村又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尤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
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社论，要求各地积极帮助青年人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向知识青年提出下乡的号召。
接着，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上批语：“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9月4日，毛泽东在另一篇文章批下了后来被广为宣传的名句：“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在《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下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从上述历史背景看，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固然有解决城市就业难题的一面，或者是说解决当时的“粮食短缺困难”问题，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当时的决策者要加快改变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解决农村缺少文化的现实问题，争取“几年之后，就可以扫除一亿多文盲。”（见共青团历史大事记.1955年）也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开始精简下放城市和企业人员，知识青年下乡的事情再次被提出来。“大跃进”运动中，全中国有2600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一次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1962年作出了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1958年~1965年之间，尤其是六十年代初的城镇居民下放，完全是源于三年自然灾害引起的当时的国民经济极度困难，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动员和组织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其中的措施之一。
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１９６５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并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这一阶段由于政策适当，步子稳妥，工作进展比较顺利，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６年５年内全国共有１２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当时中央再次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为经济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方针，其深层原因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农业，直接原因是当时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了经济形势，城乡人口比例失调，加强农业、增产粮食、大规模压缩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成为当务之急。
后来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被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64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
毛主席、党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把上山下乡运动促成高潮，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后，红卫兵历史使命结束，就需要动员他们到农村去；而中苏关系紧张，为了备战，动员城市里的人到农村去，可能也是一个因素。”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加了编者按。在”文革”的年代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估价、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评论，一般都是以“二报一刊”的形式及时披露出来，以供人民群众学习、贯彻。《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在《人民日报》发稿的第三天,《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全国各个报刊先后转载《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一文。国内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媒体,也开足马力宣传上山下乡。会宁县由于那篇报道的原因，一夜之间变成了推动上山下乡的典型，作为“黄土高原上的一面红旗”，全国有许多省县派人来参观学习。王秀兰也因为那句豪言壮语，成为响应毛主席号召的核心人物。广播上有声，报纸上有名，电影记录片上有形，全世界的人通过这件事，知道了会宁县，更认识了“王大娘”。王秀兰成了当时家喻户晓、老少皆知的大名人。她还被选为定西地区（现会宁县属白银市）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两名代表之一，于1975年1月赴北京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回县后不久，在河畔公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8年1 2月23 日，会宁县革命委员会做出了《关于认真落实毛主席指示．做好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下乡落户的决定》，将城镇人口上山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改为知识青年下乡安置领导小组和办公室。1969年1月11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在会宁县召开全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场会议，总结会宁县知识青年、城镇居民安家落户的经验，要求全省掀起一个上山下乡的新高潮。会议期间组织城镇居民2700多人和城区66、67、68三届初高中毕业生794人，汽车装家具行李，人员整队从会师门出发，下农村安家落户，并拍摄了现场记录片。
1970年5月以后，下乡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知识青年上，并形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制度。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从1968年开始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才停止。
10年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23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走资派上台后的1978年10月“揭、批、查”运动中，下乡居民要求返城。从70年代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的四个原则。并提出举办大学分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等，为更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创造学习和就业条件，采取多种形式，妥善就业。此后，随着政策的落实，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告一段落。
促成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和平演变这样的宏观战略动机，也有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实际考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红卫兵运动，稳定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积极的一面。一方面缓解了城市就业困难，支援了农业建设，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使知识青年本身得到了锻炼。从另一个角度讲，上山下乡使他们更早地投身了社会，受到了磨炼，增长才干，体验了民间的疾苦。由于有这段经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了社会的精英。
否定过去的错误是正确的，否定过去的正确是错误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要否定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史实。当时是正确的选择。
为什么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正确的呢？
一、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一点，恐怕除了个别地主和资本家都是同意的。既然如此，农民祖祖辈辈在农村劳动生活，市民为什么就不能去农村劳动生活？市民中的知识份子就不能去农村劳动生活？我看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农民是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珠摔八瓣”……其辛苦尽人皆知。正是由于农民的辛勤劳作，我们才有粮、肉、蛋、禽、奶、油和蔬菜吃，否则城里人吃什么？而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去农村劳动锻炼三年五载，体验一回“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应该的？
有些知识份子真的连韭菜、小麦、青草都分不清，只知道贪图享乐，让他们到农村劳动生活，不仅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养成勤劳节俭的习惯有好处，而且对他们的一生都大有益处。这就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没有错，是正确的。而且当时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知青就是培养的对象之一，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如今，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看这还是一个问题。
二、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说到底还得依靠知识，依靠科学技术。可是由于我国的国力较弱、城乡发展不平衡、传统思维习惯和历史上不重视农村教育等多种因素，造成农村学校少、上学读书的人少，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农民则更少。这一点，恐怕左派、右派和中派，中国人、外国人以及崇洋媚外的人都没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人口从刚解放时的4万万5千万，增加到现在的13亿多，20世纪70年代大约是8亿，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即使农村受教育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仍然是极少数。就拿现在来说，七八亿农村人口，有多少上过中学、大学？而且上过中专、大学的，大部分都留在城里了，有几个回农村劳动生活呢？据我所知，中学毕业生在农村劳动生活的也不多，大部分当了小学老师、进了乡镇县城谋生，或者外出打工去了。
要想在短期内改变农村人口的知识结构是不可能办到的，而农村发展又需要知识，需要科学技术，但有知识懂技术的人都不愿意在农村劳动生活，这怎么办呢？建设新农村靠谁呢？
都说农村落后，又都不愿为农村建设出力，这个现象是很不正常的。需要决定出路。农村需要知识份子，动员知识份子上山下乡显然是正确的，而且是必要的。农村需要人才，而城市人才闲置，那就应该让人才到农村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必须是，不仅知识青年应该到农村去，与社会科学沾边的、涉农的领导、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等更应该到农村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听一听农民的心声，看一看农村人民公社的现实，找一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搞清楚中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方向，回到城里认真研究一些日子，然后再发表自己的“对策”。
虽然这样做费劲一点，但也更慎重一点，更接近于真理一点。坐在大楼里，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造不出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民心的车来。也许你造出来的车很现代，但在城里跑堵车，在农村跑颠簸，总之是跑不快，还容易将车碰坏或翻车。等发生了事故再来追究责任，不仅也很麻烦，而且也晚了，造成的损失难以挽回了。
到农村人民公社去劳动生活、调查研究，知识青年可以带个头，给那些领导、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等带个头。因为明天是属于年轻人的。
三、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农村是比较封闭落后的，有一些习惯很不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给农村人民公社带来了新文明，形成了新风气。
过去，农村很少有像样的厕所，知识青年来到农村后，建议农村人民公社里修了公用厕所；过去，农民是不刷牙的，个别爱干净的女孩子最多也就是隔几天用盐水、茶水漱漱口，知识青年来到农村人民公社后，一些青年人跟着他们学，纷纷买来牙膏、牙刷开始刷牙了；过去，农民是不经常洗澡的，甚至头脏了也不洗，知识青年来到农村人民公社后，一些青年人跟着他们学，从经常洗头做起，越来越爱干净、越来越讲卫生了。
最重要的是，知识青年充满青春的活力，活泼、爱动、大胆，经常唱歌、弹吉他，把一部分喜欢吹拉弹唱的农民带动起来了，经常聚在一起搞文艺活动。贪下中农的孩子读书的小学，受其影响，每学期都举行文艺表演。
个别知识青年还与贪下中农里的姑娘、小伙子谈恋爱、结婚，在城乡之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密切了城乡关系，建立了鱼水深情。
就我的亲身体验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期，是农村人民公社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粮食连年丰收，社会新风蒸蒸日上。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很多知青是贪下中农家的常客，还有一个知青就住在贪下中农家，贪下中农们像亲兄弟、亲姐妹。有很多贪下中农等农户过节日或平时做好吃的，都要请知青来家一起吃。
既然知识青年为农村发展发挥了“知识”的作用，起到了“文明”的表率，特别是为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发挥了积极的、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那么就是正确的，而且对后世具有许多值得总结、值得借鉴的经验。
总之，知识青年对农村的文明启蒙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四、知识青年在农村人民公社锻炼成长，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
一些知识青年不怕吃苦，脏活、重活、累活抢着干，与农村人民公社的小伙子、“铁姑娘”开展劳动竞赛，从不示弱，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当地的楷模。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入团、入党、提干。有一个上海知青，从农村人民公社副书记破格提拔为县委副书记；还有一个天津知青担任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团支部书记不到三年，就被提拔为农村人民公社副书记。那个时期，从政治上来说，知识青年是有出路的、有前途的，而且不用请客、送礼、行贿，只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深感到，那个时候提干，的确是靠自己的真本事，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不像现在这样明码标价地公开买官卖官。
当然，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力劳动是要流汗的，是很艰苦的，但付出总会有回报，而且这个回报是基本平等的。
既然农村人民公社为知识份子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舞台，创造了条件，而且对那些成绩突出的知识份子给予重用，没有浪费人才，没有埋没人才，说明上山下乡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政策是没有错误的。
还须说明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的确是有安置费的，大部分是二三百元，有的是四五百元。当时，国家拿出几百元就相当于今天的几千元，单身一人在农村安家，有这么多钱是花不了的。有些农村人民公社还专门给知识青年修建了一排“知青宿舍”，配备了专门的炊事员。
1977年恢复高考，农村人民公社的小队、大队、公社都为愿意报名参加考试的知青提供方便条件，让他们回家复习备考。
在知青大返城时期，有个别知青不愿意走，还想留在农村继续干，真有扎根农村的想法，村干部、村民们还劝他们回城。
应该大声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正确的，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中国在今后，还会出现第二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中国将真正走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