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特色中国文化的乌烟瘴气

走资派特色中国文化的乌烟瘴气

 

 

人们生活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染酱缸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变迁时代，所有的事物都在急速流动、不断变异，社会转型，制度失衡，利益重新分配，多元论冲击一元论，价值观混乱，秩序在离析，规矩在败坏，一切都在洗牌和重新出发，世界处在一个价值纷争、精神困惑的时代。

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的推行，导致了文学正在经历着从作品到商品，从写作到策划，从创造者到生产者，从读者向消费者的变异转化过程，类型化取代典型化，真实性消解理想性，语言文本向图像文本转化，使文学的审美趣味越来越趋向娱乐化、欲望化、世俗化、感官化、表层化、断裂化，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理想和道德精神价值的挑战。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出现了各种混乱的情况：

反道德的渎圣主义。鲁迅被骂成“乌烟瘴气鸟导师”，智勇双全的杨子荣染上匪气，陷入三角恋爱，抗日英雄阿庆嫂变成“风流婆”和“窝囊废”，《红岩》中的江姐和叛徒甫志高谈情说爱……从古到今的圣贤、智者、先知、英雄、大师几乎都成为反道德者的箭靶子，遭致不同程度的审判、攻击、嘲讽与贬损，或者颠倒黑白的污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丑化、漫画。

典型的如四卷本《石康文集》，既是一部完整的周文（书中主人公）的个人性史和情史，也是一部“道德沦丧史”，用作者的话来说叫“猖狂写作”、“无耻写作”，“新恶心小说”。它内容宠杂，格调低下，充斥着不少“污言秽语”。作者将自己称为“活流氓”，“摆出一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架势，绘声绘色地向嗡嗡描述我的浪荡生活”，从勾女人、嫖娼、酗酒、吸大麻、服兴奋剂摇头丸到偷自行车、偷试卷、偷父母钱等醉生梦死的堕落。作者说他的创作源泉就是“毅然写出我的无耻之作”，“我只有全无顾忌地追求荒诞无耻的生活，只有荒诞无耻的生活才是我真正的向往，那是我的趣味……”因此，他写空虚、孤独、无聊，他骂学校、骂老师、骂考试，诋毁岳飞，嘲讽民族英雄，赞美秦桧，说他“很有点特立独行的味道……就是圣雄甘地也不过如此风度嘛。”此书放肆地嘲弄道德，颠覆理想，以一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态度写作，体现出“人生信念的迷失”，成为地地道道的文字垃圾。
       
反道德不一定是公开宣称的反，直接声言的反，而是从其作品的价值取向、写作的宣传主张、创作的理念和人物形象之口所表现的倾向，流露的态度。如拒绝一切崇高的尤其是神圣的价值，拒绝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一切优秀的遗产，对一切崇高的人与事物：英雄、圣贤、智者不遗余力地嘲弄、侮骂、毁谤，把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推向极端，代之以恶意的、否定的感情用事。又如以无知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挑战既定的道德伦理秩序，挑战人类道义与良知的底线，以丑为美、以德为敌、以破坏为荣，欣赏荒诞，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性反常，鼓吹反认识、反理性的情绪。
     
 如果说渎圣不过是一种手段，放纵才是其目的，渎圣和放纵是一体两面的。因为过去之圣贤多是主张节欲、勤俭、克己复礼、修身养性、无私奉献的，那么现今的反道德者一定是鼓吹放纵，是为了享乐，是将盲目的物欲、钱欲、情欲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和意义，而大加渲染，竭力推崇，赞赏和炫耀的。

譬如余华在长篇小说《兄弟》中对流氓成功者李光头财大气粗、颐指气使、喝令一切的描写，与其忠厚老实的兄长宋刚失业漂泊，落魄到卧轨自杀的两极比较，客观上就在宣扬一种反道德者春风得意飞黄腾达，持守道德者步履维艰处处受难的残酷哲理。小说在对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时，却对李光头“邪恶的智慧”、手眼通天的本领津津乐道，不无艳羡，让读者在“讽一劝百”的描述文字中也神昏心迷，放弃道德操守，投降世俗情趣。

非道德的虚无主义。如果说反道德是出于对过去存在和提倡的道德持不满、反对或是攻击态度的话，非道德者则对一切道德现象都不以为然，刻意抹煞，他们对道德要么不作区分，要么持怀疑态度，对是非、好坏、善恶、应该不应该不作判断取舍，主张“什么都行”，无可无不可，其结果便是导致取消共同的道德标准、道德原则，让人们几乎什么都不相信，只糊里糊涂地在一个很低的价值平台上滑行与苟活。
       
在道德虚无主义者看来，既然一切都是相对的，虚无不实的，那么所谓的好坏、善恶、优劣便统统没意义，毋须区分，相对性便等同于虚无性，嫉恶如仇便不如不遣是非，与其明辨善恶，不如难得糊涂。尤其是近年来盛行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奉行的基本就是一种反道德的“虚无主义”，它们都否认真理、否认道德，混淆价值观，对价值采取“隔岸观火”的相对主义态度，对道德采取“冷漠综合症”，或将其悬置起来，对所有被接受的都要重新质疑。因此曾是后现代主义干将的罗蒂在晚年时断然宣布：“后现代主义不是一条出路，后现代主义多半是破坏性的，没有什么正面的建树。”
       
非道德貌似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其实必然会滑向低俗、流俗一边，因为向崇高、善良、优雅境地努力是特别费力的事，而滑向低俗、流俗则无需努力，随波逐流就能达到目的。古人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就是这个道理。现今充斥于文坛的所谓以客观超然的姿态，不动声色地从事“零度写作”，就是一种集中的表现。那就是叫作家躲避情感，躲避感动，躲避崇高，其实就是回避价值判断，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笞假恶丑，不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而热衷于去写世俗的、琐碎的和平庸暧昧的东西，对真实的人性光辉视而不见，对丑恶黑暗的现象置若罔闻，于是人性堕落被当作新的文学元素，人性沦丧被视为商务卖点，男女两性的露骨描写被当作扩大销量的拿手好戏，体现了时代和文学的堕落。
       
 比如电影《色，戒》，就是用现代影视多种手法把王佳芝与易先生两性交欢的过程渲染得惟妙惟肖，让俗众去尽情偷窥，却刻意淡化易先生杀人刽子手的身分，淡化一段国破家亡的惨烈历史，用“性”、“色相”、“人性”、“爱情”之类的东西混淆敌我、模糊是非，消解神圣，抹杀正义与邪恶斗争的必要性，否认献身者的精神内涵与风骨节气，借这段历史故事大赚钞票，流露出历史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错位。又如已有人尖锐地批评文坛上长期被遮蔽的病象：汪曾祺小说的“可疑之处”，是“无条件地称颂、认同”所谓的“民间标准”，其实不过是“精神状态的下移和倒退”；余华的主要作品传达的“苟且偷生”、“唾面自干”、“逆来顺受”则是很低俗很陈旧的人生观念。

此外还有池莉小说中鼓吹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人生哲学，与李国文倡导的“生在哪年，是不重要的，死在哪年，也是不重要的；活着，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无论如何得想方设法活下来，哪怕当癞皮狗，哪怕当三孙子，也在所不惜”，包括有人鼓吹的“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就好”遥相呼应，共同散发着一种浓烈的市侩与犬儒气息，其主要特征是放弃生存原则与精神节操，崇尚活命哲学，为了保命，什么都可以放弃与出卖。让人不得不怀疑，倘若遇到利益诱惑与生死威胁，他们是否将“快乐地堕落”，义无反顾地叛变？
       
应该说，对待每一件事，人们当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判断和不近一致的态度，这是属于正常范围的。但如果面对的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是关乎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还有人轻佻地采取不置可否，“怎么都行”的态度，那就让人难以苟同了。因为选择一种态度就意味着肯定一种价值，反对一种事物也意味着反对那种价值或道德。生于人世间，每个人都有许多无法逃避的责任与选择。若什么事都不作判断，不加区别，那就会取消应有的是非观念、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甚至会连带取消共同的价值原则价值取向，造成纷纭杂乱、莫衷一是的局面，或是酿出分裂和任何共识都难以达成，真理永远缺位的灾难。那是我们必须加以防止和反对的。

[yongbing1993]

没有共产党老百姓都是一盘散沙







看现在的中东地区加沙人就是一盘散沙。

几千年来的中国农民就是一盘散沙。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盘散沙》的不团结问题。以《秋收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中国工农红军》《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新四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子弟兵》《全民皆兵》《农村互助合作社》《农村人民公社》《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农兵学商大联合》《民兵组识》《共青团》《少先队》《贫下中农》《造反派》《红卫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多种形式，最大成就是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受压迫和剥削，不受外人欺负。不再是《一盘散沙》了。

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工作期间，居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一栋江南民居里，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党，它带领人民浴血奋战创建了新中国。

关于几千年的旧中国，人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叫作《一盘散沙》。当年孙中山讲过，毛泽东讲过，这是旧中国最大的特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小很多，但它还是能够打败中国。当时英国的舰队才4000多人，却可以打败4亿人口的中国，逼着清朝廷签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但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却可以成建制地消灭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等十八国联合《军队》，直至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标就是以《三八线》为目的。美联军被打退致《三八线》，《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取得胜利。是什么原因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和蒋介石国民党执政不一样了，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的领导下，新中国的中国人民己不再是《一盘散沙》了。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国家迈入了一个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驻军及租界，完全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新时代。

几千年来的旧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都在探索中国人的《一盘散沙》该如何解决，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最后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就是一定要能够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才能解决《一盘散沙》的问题，才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

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可以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反动统治者。而列宁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红军的《十月革命》本身的成功就意味着列宁主义的成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成功。这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士一下子意识到中国人民可以通过共产党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进行造反，从而摆脱东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列强的侵略奴役，获得民族独立。

有了这种认识实际上还只是第一步。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开始付出了无数生命的牺牲，最后才探索出一条建立现代国家的成功之路。

成功之路的结论：谁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组织中国。

没有毛主席，沒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人至今可能还在黑暗中徘徊。毛泽东主席的过人之处在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跳动的脉搏，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有着准确的把握。毛泽东找到了落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迈向现代国家的规律。

在上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接受的还是苏联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也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叫“五种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根据这样的观点，当时的斯大林就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需要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是中国的进步阶级，中国共产党应该辅助中国国民党，甚至到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四一二大屠杀时反革命政变之前的半年，1926年10月，苏联共产国际还是明确指示中国共产党不要开展对资产阶级右翼的斗争，不要开展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不要开展农民运动，怕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

但毛泽东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认为中国不是简单的封建社会，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性质，中国的官僚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中国基层社会的乡绅也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中国还有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的官僚《洋买办》式的资产阶级，官僚《洋买办》们的根基或者替他们办事的经营的往往是乡下的《土豪劣绅》，《土豪劣绅》们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基层形成一种黑社会，所以中国革命或者说中国如果要建设现代国家的话，必须重塑整个由《土豪劣绅》把持的中国社会基层结构。所以当时毛泽东非常有远见地指出，谁能够组织农民，谁就能组织中国。

毛泽东在广州、武汉和株洲举办了很多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些讲习所孕育了大概11个省的2800多个农会，为整个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而毛泽东本人一直在《上山下乡》作调查研究。同时，毛泽东写了许多的农村调查报告，例如，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还有如毛泽东的《农村调查》：1937年10月，毛泽东准备将“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汇编成书，这些材料一部分在战争中遗失，自己还掌握的仅存11个部分。他的初衷是“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毛泽东写好了序言，但书却未能出版。

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再次为先前的调查材料写了一篇序言。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完全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毛泽东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之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毛泽东还强调：“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1941 年4月19日，毛泽东在校读完书稿后专门写了《跋》。稍后，《农村调查》在延安正式出版。

《农村调查》收录文献14篇，包括：《序言一》《序言二》《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土地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和《跋》。其中的调查材料，除两部《土地法》外，《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作于1930年10月至11月；长冈、才溪两乡的调查作于1933年11月。

《农村调查》鲜明地表现了毛泽东遵循“眼睛向下”、相信群众和实践出真知的调查理念。《兴国调查》通过了解8个家庭，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让他知晓了农村的基础概念。《东塘等处调查》弄清了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木口村调查》了解了村政府委员会的成份和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以及中农和富农小地主在斗争中的立场变化。《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记述了赣西南土地斗争的情况。《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是江西省委吉安会议上陈毅、陈正人、马铭等关于同土地革命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报告的要点。《分青和出租问题》是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吉安扩大会议上的摘录，内容是关于分田中富农和贫农的问题。《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记录了赣西南特委常委王怀和赣西南北路行委书记陈正人两人报告的关于永新和北路富农如何剥削牟利的情形。《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收集并总结了两乡的苏维埃工作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

《农村调查》的遗憾：两份重要文献因遗失而未收入。

毛泽东极其珍视自己的调查材料，“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无奈革命战争环境险恶，保存这些材料殊为不易。《农村调查》出版的延后，也为这本书带来了遗憾。

在“序言二”中，毛泽东开头就交代：“这个材料延至今天才付印，但寻乌调查又遗失了。”他痛惜的是，《寻乌调查》原本在1937年第一次计划出书时尚存。因此，《农村调查》在延安出版时并不包含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以及同一个月在总结调查工作经验基础上而作的《调查工作》这两个重要文献。恰恰这两个作品堪称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标志性著作。失去《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两文，既是毛泽东个人的憾事，也是《农村调查》这本书不小的遗憾。

好在历史的尘埃掩不住思想的光辉。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著作在当时有石印本、油印本等形式为革命者学习和流传。新中国成立后，《寻乌调查》在中国共产党的档案中找到，并在1982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首次公开发表。《调查工作》也于1957年由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捐献石印本，得以再次与读者见面。1960年底，毛泽东读到《调查工作》，对工作人员表示这篇文章“是喜欢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篇文章是1930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从毛泽东的话中可知，此处“两篇文章”应指《调查工作》和《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反对本本主义》和1964年修改的《反对本本主义》不是同一篇文章。】。

1961年3月，毛泽东将这篇文章印发在广州召开的南三区会议的同志，并写了一段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1964年，毛泽东将这篇文章作了些文字修正和补充，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

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后干什么？这更是经历了旧民主大革命也即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失败之后，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随后组织了秋收起义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后来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些观点在当时被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的主流都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但后来证明这是实事求是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中国人民经过了2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统治，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来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特别是在最基层，通过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地，把最广大的农民组织起来，这就从社会结构上解决了长期妨碍中国成为现代国家的《一盘散沙》的问题。中国最基层社会组织起来之后，中国这个东方的国家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而，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们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因私有化又使农民成了《一盘散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