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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2024-07-09 17:46:35) 下一个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1971年,林彪乘坐一架军用三叉戟飞机向中蒙边境飞去。周恩来将情况汇报给毛主席,请示是否用导弹将飞机打下来。毛主席没有说话,过了很久,长叹一口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可设,由他去吧。”

那么,这个典出自何处,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本句出自《何典》,这本书是清朝人张南庄写的,是一本奇书,写的是一些人情世故的传奇故事。此书的最大的特色是用语十分接地气,全部用江浙一带的俚语方言写成。比如有一句“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等等,而且有很多泼辣的讽刺,鲁迅就很喜欢这本书,还有李敖。可以说中文界最会用文字骂人的两位都从这本书里得到了灵感。

其实说的是一个叫朱耀宗的书生。他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在殿试时,皇帝看他一表人才、才华出众,就招为了驸马。这时,朱耀宗提了一个请求,说自己母亲早年寡居,一个人把他拉扯大,非常不容易,希望皇帝开恩,能给自己的母亲立一座贞节牌坊。

皇帝一听,很高兴,这是孝子啊,就御笔一批,同意建一座贞节牌坊。

于是,朱耀宗兴高采烈回到故乡,告诉母亲为她申请了一座贞节牌坊。

为啥呢?原来,朱母早年不再婚,只是为了拉扯儿子,但她心中早已经有了人选,就是朱耀宗的授业恩师。朱母心想等儿子考上之后,就准备改嫁过点幸福生活。谁知道这个仆街仔自己娶了公主,却要老娘继续守寡。

于是,朱母告诉儿子,自己是一定要改嫁的,这个贞节牌坊自己不能要。

这就麻烦了,皇帝已经批了,结果你说要改嫁,这不是欺君嘛。但朱母的意志很坚定,最后提了一个方案:今天洗一件衣服。然后拿到外面晒一天一夜,如果衣服干了,自己就不改嫁,守寡到老。如果还是湿的,那说明是天意。

这一天,阳光很好,朱耀宗一见,心想肯定能干啊,就同意了这个方案。

于是,当天下午把衣服洗了挂到外面,可没想到,到了晚上阴云密布,第二天一早更下起了暴雨。一天一夜过后,衣服依然是湿漉漉的。

最后,朱耀宗只好打报告给皇帝,表示自己的娘要改嫁了。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用这一句来形容林彪的出逃呢?很多人从政治的角度进行了解读,但其实大家都没有从感情方面思考毛主席跟林彪的关系。

毛主席跟林彪的关系十分的深远。早在井冈山时期,林彪随南昌起义的部队上山,当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连长。毛主席听说他仗打得不错,而且还是好友林育英林育南的堂弟,就更加赏识跟信任,一路提拔,从连长到营长再到团长、军长、军团长,一跃成为红军主力军的指挥者。

而林彪在井冈山时期也没让毛主席失望,一仗比一仗打得漂亮。

可见,毛主席在众人当中看到了林彪过人的军事能力,毛主席是林彪的伯乐,而林彪也在众人当中看到了毛主席的领导能力,林彪可以说是毛主席的粉丝。

在长征途中,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林彪却不理解,认为是绕弯路,写信要求毛主席将军事指挥权交给彭德怀。毛主席并不在意,只是如亲人般说了一句: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在抗战时代 ,林彪在平型关大败日军,却不幸中友军的子弹受伤,毛主席亲自出迎。

在解放战争时候,毛主席派林彪火线出关,虎啸东北,一举打下解放战争胜利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而在新中国之后,毛主席让在家多年的林彪出山,参与工作,并将他列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

吴法宪甚至说,要是林彪是毛主席的儿子就好了。

可是,正是这位最信任的伙伴最终选择了叛逃,这对毛主席的打击非常大。他的失望跟落寞不言而喻。正是这种复杂的情绪让他无奈地说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里面,有痛惜,有惊讶,但更多的是无奈。

最后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境内坠落,林彪身死。这也不是毛主席希望看到的结局,他内心还是希望林彪能够活着。有一次,毛主席就说道:只要林彪不跑,政治局委员还得让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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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马克思论《北美内战》一八六一






卡·马克思:《北美内战》1861年10月20日于伦敦。摘录部分内容:

数月以来,伦敦新闻界的主要周刊和日报对美国内战一直重复着同样的一支调子。它们一方面诬蔑北部的自由州,同时又惴惴不安地防备别人怀疑它们同情南部的蓄奴州。事实上它们是在不断地写着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攻击北部,而另一篇文章又为自己攻击北部作辨护。

辩解的论点主要是: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是一个关税战争;进一步说,这场战争是无原则的,它没有触及奴隶制度问题,事实上问题只牵涉到北部的主权欲;最后,即使正义是在北部一方,难道想借武力压服800万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是很狂妄吗?南部的脱离难道不正好使北部完全摆脱与黑奴制的关系,并且使北部及其2000万居民和广大的土地获得迄今梦想不到的更高程度的发展吗?因此,难道北部不应该把脱离运动当作一桩喜事来欢迎,倒应该用流血而无效的内战来镇压脱离运动吗?

北部与南部之间的战争——第一条辩词这样说——仅仅是一个关税战争,是保护关税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间的战争,而英国自然是站在自由贸易一边的。奴隶主是应当享有奴隶劳动的全部果实呢,还是这些果实应当被北部的保护关税主义者骗走一部分?据说,这就是这次战争所争的问题。

在美国无疑每一个人都知道,1846—1861年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的税则,众议员摩里耳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只是在1861年叛乱爆发以后才在国会通过。所以脱离运动并不是因为国会通过了摩里耳税则才发生的,充其量不过是因为脱离运动已经发生,国会才通过摩里耳税则。当南卡罗来纳州于1832年第一次发动脱离运动的时候,1828年的保护关税制的税则确实曾经被用来作为借口,但也仅仅是作为一个借口而已,这一点人们从杰克逊将军的声明中已经知道了。可是这一次,旧的借口事实上并未被重复。在蒙哥马利的脱离派国会中,都完全避而不谈税则问题,因为最有势力的南部几州之一的路易西安纳州的植糖业是完全依靠保护关税政策的。

美国的战争无非是一个用武力来维持联邦的战争。北方佬不能下定决心从自己的国旗上取消十五颗星。他们想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大角色。当然,如果这次战争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进行的,那就又当别论了!但是,奴隶制度问题,是与这次战争毫无关系的。

这次战争不是由北部而是由南部发动的。北部是防守的一方。它有好几个月一直平静地听任脱离派夺取联邦的堡垒、兵工厂、造船厂、海关、信贷机关、船只和武器储备,侮辱联邦的旗帜,俘掳联邦的军队。

最后,脱离派决定大动干戈以迫使政府放弃其消极态度,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缘故,才动手炮击查理斯顿附近的萨姆特尔堡垒。4月11日(1861年),他们的博雷加德将军在和萨姆特尔堡垒司令官安德森少校的会谈中获悉,该堡垒只备有3天的给养,3天后必将不战而降。

为了防止他们不战而降,脱离派第二天(4月12日)拂晓便开始炮击,几小时之内即将该堡垒攻陷。关于这件事的电讯一传到脱离派召开国会的地方蒙哥马利,陆军部部长沃克就立刻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义公开宣称:“没有人能够说今天开始的战争将在何处结束。”

同时他预言:“在5月1日以前,南部同盟的国旗就将飘扬在华盛顿的古老的国会大厦的圆顶上,而在短时期内大约也会飘扬在波士顿的凡尼耳会堂上。”

只是到这个时候,才出现林肯征集75000人来保卫联邦的文告。炮击萨姆特尔堡垒截断了唯一可能的依照宪法途径的出路,即召开一个美国人民的全国代表大会,像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所提出的那样。

对林肯来说,这时只剩下这样的选择:或者是逃出华盛顿,撤离马里兰、德拉韦两州,并且放弃肯塔基、密苏里、弗吉尼亚等州,或者是用战争来回答战争。
  
关于美国内战的原则问题,已经由南部在破坏和平时发布的战争口号作了回答。南部同盟的副总统斯蒂文斯在脱离派的国会上宣称,在蒙哥马利新近制造出来的宪法与华盛顿、杰弗逊的宪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在奴隶制度第一次被承认为本身就是一个福音的制度和整个国家建筑的基础;而革命的前辈,那些被十八世纪的偏见所愚弄的人们,却把奴隶制度看做是一种从英国输入并将逐渐消灭的罪恶。南部的另一个魁首斯普腊特则大叫:“对我们来说,这是建立一个伟大的奴隶制共和国(a great slave republic)的问题。”

所以,如果说,北部拔出刀剑只不过是为了保卫联邦,那末,南部不是更早地宣称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继续存在再不能相容了吗?
  
正如炮击萨姆特尔堡垒发出了战争开始的信号一样,北部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林肯当选为总统,成了实行脱离的信号。

林肯于1860年11月6日当选。1860年11月8日,南卡罗来纳州发出的电讯就说:“这里已认为脱离是既成事实”;11月10日,乔治亚州立法议会就忙于搞脱离计划;11月13日,密西西比州立法议会决定召开特别会议来考虑脱离问题。

但是,林肯的胜利本身只不过是民主党阵营分裂的结果。在竞选期间,北部民主党人投的是道格拉斯的票,而南部民主党人投的则是布雷金里季的票,由于民主党选票的这种分散,共和党才获得了胜利。
那末,为什么共和党在北部占了优势呢?另一方面,在民主党内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行动一致的南北两部分为什么发生了分裂呢?
  
南部通过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逐渐篡夺统治联邦的权力,他们的这种权力在布坎南任总统时期达到了最高峰。

1787年的末届大陆会议和1789—1790年根据宪法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曾经通过法律,禁止在俄亥俄河西北的全部共和国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大家知道,领地一词是美国版图内居民尚未达到根据宪法成立自治州的必要人数的垦殖区的名称。)

所谓密苏里妥协案(1820年)——密苏里作为蓄奴州加入美国就是这个妥协案所产生的结果,——曾禁止在纬度36度30分以北和密苏里州以西的每一个领地上实行奴隶制度。

根据这个妥协案,实行奴隶制度的区域推进了几个经度,而另一方面,限制奴隶制度将来再扩展的地理界限看来已经十分明确地规定下来了。

这个地理上的防线在1854年又被所谓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推翻,这个法案的倡始者就是当时的北部民主党领袖斯蒂·阿·道格拉斯。被国会两院所通过的这个法案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置奴隶制与自由于同一地位,规定联邦政府对两者一视同仁,由人民即垦殖者的多数来决定某一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

这样,在美国历史上,就第一次取消了使奴隶制度不得在领地内扩张的一切地理限制和法律限制。

由于这个新法案,在此以前一直都是自由领地的新墨西哥(其面积大于纽约州4倍)便变成了一个蓄奴的领地,因而蓄奴地区便从墨西哥共和国边境扩展到北纬38度。

1859年,新墨西哥接受了一个奴隶制的法典,这个法典的野蛮性可以与得克萨斯和亚拉巴马的法典相比。

然而186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新墨西哥的约10万居民中,奴隶还不到50人。因此,

南部只要派遣若干冒险家携带少数奴隶越过边界,然后借华盛顿中央政府以及它在新墨西哥的官吏和承办人之助,击鼓召开一个冒牌的人民代表会议,就可以把奴隶制度以及奴隶主的统治强加于这个领地了。
  
但是,这个便利的方法在其他领地还是行不通的,于是南部便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即从国会转而诉诸美国最高法院。

这个最高法院有法官9人,其中5人属于南部,所以它很久以来就是奴隶主的百依百顺的工具。

1857年,它在臭名昭著的德雷德·司各脱案件中决定,每个美国公民都有权携带宪法所承认的任何财产进入任何领地。

宪法承认奴隶为财产,并且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保护这种财产。

因此,根据宪法,奴隶主就可以强迫他们的奴隶在各领地内劳动,每个奴隶主也就可以违反垦殖者多数的意志,把奴隶制度带到一直是自由的领地中去。

各领地的立法议会被剥夺了禁止奴隶制度的权利,而国会就同联邦政府一起,被赋予保护奴隶制度的先锋的义务了。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

布坎南事实上是靠了发布奥斯坦德宣言才弄到总统一职的,这个宣言宣布,用购买办法或用武力夺取古巴,是国家政策的伟大任务。

在他执政时期,墨西哥北部已经被美国土地投机分子所瓜分,这些人都迫不及待地一等发出信号便袭击契瓦沃、科阿韦拉和索诺拉。

海上走私者对中美各国不断进行的海盗式的远征,同样是由华盛顿白宫指挥的。

联邦政府暗中支持重新开放奴隶买卖,就同这种公开以征服新领地来扩展奴隶制度和奴隶主的统治为宗旨的外交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斯蒂·阿·道格拉斯本人在1859年8月20日就曾在美国参议院中宣称:去年一年,自非洲运来的奴隶比前此任何一年都多,甚至比奴隶买卖为法律所准许的时期还多。去年输入的奴隶的数目已达15000人。
  
向国外武装扩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直言不讳的目的;联邦事实上已成了统治南部的30万奴隶主的奴隶。

一系列的妥协导致了这种结果,而这些妥协是南部依靠它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而达到的。

在这个联盟面前,自1817年起周期性的反抗奴隶主日益加甚的侵犯的一切尝试,一直都遭到失败。最后,才到来了一个转折点。
  
取消了奴隶制度的地理界限并将新领地是否实行奴隶制度的问题交由垦殖者多数决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一经通过,奴隶主的武装特使,密苏里和阿肯色的边境暴徒,就一手执长猎刀,一手执连发手枪,进袭堪萨斯,并且以前所未闻的暴行企图把垦殖者从他们定居的领地上赶走。

这些盗匪式的袭击受到了华盛顿中央政府的支持。于是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整个北部,特别是在西北部,成立了支援协会,以人、武器和金钱支援堪萨斯。

就从这个支援协会中产生了共和党,所以共和党实起源于保卫堪萨斯的斗争。

在借武力使堪萨斯变为蓄奴领地的企图失败以后,南部便企图借政治阴谋来达到这个目的。

特别是,布坎南政府尽一切力量企图强迫堪萨斯接受一个奴隶制的宪法,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美国诸州的行列。于是开始了新的斗争,这一次主要是在华盛顿国会内进行的。

甚至北部民主党的首脑斯蒂·阿·道格拉斯,这时(1857—1858年)也起来坚决反对政府及其南部的同盟者了。

因为,强制实施奴隶制宪法是与1854年的内布拉斯加法案所规定的垦殖者主权的原则相抵触的。道格拉斯是西北部伊利诺斯州的参议员,如果他承认南部有权借武力或者借国会的法案来夺取北部所垦殖的领地,他自然就会失去自己的全部影响。

所以,正像保卫堪萨斯的斗争产生了共和党一样,它同时也引起了民主党本身内部的第一次分裂。

共和党在1856年发表了它的第一个总统竞选纲领。虽然它的候选人约翰·弗里芒特没有获得胜利,而他所获得的大量选票则确凿地证明了这个政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在西北部的迅速发展。在他们为竞选总统而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860年5月17日)上,共和党人重新提出了1856年的纲领,仅仅作了几点补充。

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如下: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在国外的掠夺政策必须终止;遣责奴隶买卖的重新开放;最后,必须颁布关于自由土地的法律以鼓励自由垦殖。
  
这个纲领的最重要之点是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新的领地;反过来说,就是奴隶制度要永远限制在它已经合法存在的各州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奴隶制度就被限制住了。然而,不断扩张领土,不断扩展奴隶制度到旧有界限之外,却是联邦各蓄奴州的生存规律。

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2000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毛泽东总结《十条教授法》启示








有着长期教育经验的毛泽东十分注重《教学方法》。早在瑞金红色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军队士兵教育工作者概括出了富有启迪性的《教学方法》。

这就是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中提出了著名的《十条教授法》。

《十条教授法》详细内容如下:

一,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二,由近及远;

三,由浅入深;

四,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解俗);

五,说话要明白;

六,说话要有趣味;

七,以姿势助说话;

八,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九。要提纲;

十,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这《十条教授法》是毛泽东在多年教育实践(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安源煤矿工人夜校、农民夜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红军大学等均为免费教育)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至今仍有启发意义,若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根本不可能提炼出这样的方法。

由于创办过不少学校,毛泽东也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

对于每一所学校,毛泽东看重的是校长和教员。

1936年,毛泽东在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

1939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进一步指出:“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亦这样说:“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都是兴办学校的宝贵遗产。

毛泽东为强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蕴含精深哲理、富有实践意义的《十条教授法》,即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十条教授法》的提出备受欢迎,使红四军全军“政治课”具有了易于推广的实用方法,迅速掀起了教学相长的学习热潮,极大地提升了红四军的整体政治素养。

直到今天,《十条教授法》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学习它有利于形成推动教员联系实际教学、学员联系实际真学的机制,对新时代党校教学工作又或是各类大学中学小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条教授法》激发学员思考的灵感。

注重启发学员思考,反对填鸭式教学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教学理念和实践方法。

综合分析《十条教授法》,启发式是其灵魂和根本,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把《启发式》放在第一条的原因所在。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强调《启发式》的同时,还明确标明要《废止注入式》,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注入式》教学方法的坚决的不认可坚决地反对坚决地否定。

归根结底,《启发式教学》就是要突出并确立学员的主体地位,让学员在学习过程中有认识、有思考、有收获。

从投身革命之初,毛泽东一直秉持着这一核心理念,并身体力行进行实践和示范。

早在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就鞭辟入里地指出,旧式教育弊端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其导致的后果非常地严重的:《消磨个性,灭掉性灵》。

1941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又明确地指出:“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毛泽东《启发式教学》的目的是激发学员自身的思考,其基本做法就是《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这种做法既尊重了学员不同认知水平的客观事实,也遵循了学员认识提升的客观规律。

《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都要求从学员熟悉的环境出发,从学员已经掌握的知识层次和体系出发,使深奥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浅显化。

毛泽东在讲著名的《实践论》时,为了形象阐明“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这一论点,毛泽东通俗地讲道,这就像“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亲口尝尝梨子滋味”的说法,立刻引发了学员的思考,直接明白了注重实践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讲《矛盾论》时,谈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深奥论点时,为了便于学员理解,毛泽东通俗地讲道,这就好比“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化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梨子的滋味”和“鸡蛋变小鸡”都是学员已经熟知的“近”和“浅”,“变革的实践”和“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都是学员受启发后真正理解的“远”和“深”。

毛泽东在授课中,只要牢牢围绕《启发式》这一核心理念,灵活运用《由近及远》和《由浅入深》的具体做法,激发学员积极思考,不管多么晦涩难懂的道理都会被学员轻松理解并深刻掌握。

《十条教授法》是要营造学员爱听的氛围。

语言是课堂的精灵,再深邃的道理,再精美的板书,再丰富的讲义,一旦离开了生动的语言都将黯然失色。

在《十条教授法》中,对于课堂语言,毛泽东提出了《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四点明确而又实用的要求。

在语言运用上,毛泽东既是高超的理论家,更是卓越的实践者。不管是面向学员还是面向社会大众,毛泽东的讲话总是备受推崇并被广为传颂,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善于运用大家熟悉的话语透彻地讲明深奥的道理。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碰到雇农要讲雇农话、碰到中农要讲中农话、碰到商人要讲商人话、碰到工人要讲工人话,不能讲一大篇”。其用意就是要把话说得明白一些,通俗一些,要用群众的语言解答群众的疑问,而不是“背天书”一样高深莫测地胡讲一通,最后讲的人和听的人都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毛泽东还善于借用姿势巧妙宣讲。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课,谈到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宏大命题时,毛泽东在黑板上画出一座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

正当学员们愤恨于被剥削阶级残酷压迫而感到无力抗争时,毛泽东做了一个翻塔顶的手势,学员顿时领悟了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就能把塔顶推翻,就能翻身做主人,彻底消除穷苦百姓身上的沉重压迫。

这些深奥的问题,只要经毛泽东一讲,就能让学员理解和掌握,这就是毛泽东讲课的语言魅力所在,也是《十条教授法》中关于语言要求的精妙所在。

《十条教授法》提升学员吸收的质效。

讲课不是一讲了之,听课更不是一听了之,讲课的要旨在于必须让学员有收获。真正让学员全面吸收课堂的讲授知识,必然要有学员自身的参与。

一堂好课,不应该只是讲授者一人的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学员的畅所欲言。

《十条教授法》从确保学员听课必须有所收获的根本目标出发,提出了《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三个具体的要求。

课前精心准备提纲,课中组织相应讨论,课后及时复习,这是毛泽东摸索出来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课程设计规范动作,是确保学员学有所得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

毛泽东在讲课和作报告时,通常只带一份简明扼要的提纲,而这份看似简单的提纲却饱含毛泽东大量的心血。

有一次毛泽东到陕北公学讲课,为了讲好这堂课,即使在日理万机的紧张情况下毛泽东也挤出充足的时间,精心准备提纲。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花三天四夜时间,准备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半天就讲完了,这不折本了吗?

这看似“折本”的一堂课,讲课内容整理出来就是充满真理味道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果,和提纲的精心准备是分不开的。

为了让学员透彻理解、深刻吸收,毛泽东格外注重引发和参与学员讨论。

1937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开设了长达110多学时的“唯物辩证论”的课程,而这些课时中,有一半都是学员讨论课,每次上课都是上午毛泽东先讲,下午再认真参加学员讨论。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在抗大讲课的时候,只讲30分钟,让学员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解答。

大量的讨论和对应解答,能够真正使学员明晰讲课的内容,并与自身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也能让授课者了解学员的所思所想,有利于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而《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是温故而知新的一个过程,更是强化学员吸收讲授内容的补充手段。

通过不断复习之前的讲授内容,让学员持续加深认识,不断指导工作和实践,实现了一堂课《时时新鲜》《处处精准》《年年可用》的长期效果,使学员真正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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