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让西医治死不愿让中医看病

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近代以来，中医饱受争议。

支持者甚众，反对者亦不在少数。

许多重量级的名人都曾著文激烈反对过中医，如曾国藩、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周作人、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钱钟书、巴金、李敖等等。这些人物都是大人物，在民国时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其中不乏过激之词，如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

大学者陈寅恪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连同一向用词平和的巴金也曾这样说：“干净彻底消灭旧医，平生所愿，活得长些再长些，一定要亲眼看到它的死亡，亲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认识到旧医就是巫术，像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

那么，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中医的呢？这个话题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兴趣。

毛泽东学贯古今，对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与实践自然有着很深的研究。他曾多次在写作与谈话中谈到过中医，多次接受中医治疗，并与不少中医名家交往过。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毛泽东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陕北著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吃了第一副药叫您胳膊抬得起来；吃了第二副药叫您胳膊能转动；吃了第三副药您的胳膊就自由了；吃完第四副药就能让您爬单杆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都收到了满意的疗效。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所取得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曾谈笑风生地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里有哲学……”尽管当时可能是随意一说，但他把中医放在“三大贡献”之首，充分表明了对中医的看重。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

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接着，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12月成立，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4年，毛泽东还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同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病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待遇。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两年中医。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不仅对中医药情有独钟，而且还与许多中医名家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中医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建国后，毛泽东还几次接受中医治疗。1950年，毛主席发烧，一个多星期了，打了些针，吃了些药，烧还是不退。毛主席对保健医生、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说：“麻烦你给我吃点中药吧”。孔伯华给毛主席诊了脉，看了病，开好药方，请毛主席吃两到三付。结果，毛主席吃了两付，烧就完全退了。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服用刘惠民开的药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询问唐由之叫什么名字，得知其名字后，毛泽东立即风趣地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接着，毛泽东就背诵了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闭上眼睛在听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yongbing1993]

毛泽东谈：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不要四面出击〔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　　　　

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一九五○年　　八月一日）　　　　

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１〕（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１〕（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一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２〕一文按语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和获得辨〈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１〕（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对于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１〕上发出的号召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同志讲了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根据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　　　　

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６〕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１〕（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　　

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　　

[yongbing1993]

毛泽东成为千古伟人的机理初探





《毛泽东成为千古伟人的机理初探》

作者：钱学森

钱学森是著名航天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二十世纪初，在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历史突然改变了轨迹。“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以非凡的胆略与智慧，领导中华民族绝处重生，仅仅用了二十八年时间，就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所有强大的敌人，一雪百年耻辱，建立了新中国，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族之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中国人民从列强的宰割与蹂躏中奋然站立起来以后，毛泽东在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一片废墟之上，发下宏愿：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今天，中国人民正在将毛泽东的伟大理想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然而在我们攀登顶峰的道路上，将会充满艰难与曲折。中国要想后来居上，超过世界领先水平，引领21世纪世界新潮，不仅必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新一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首先造就象毛泽东那样具有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的胆量和雄才大略的第一流的领袖群体。毛泽东作为生长于中国大地的世界第一流的伟大领袖，为我们研究他的成长历程，探求造就伟大领袖和统帅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他13岁前学过四书五经,朝夕诵记中潜移默化了他的心灵。“影响毛泽东性格，塑造毛泽东人生境界的，还有丰富的古典文学名著。象《精忠传》、《隋唐嘉话》、《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书中古侠们打富济贫的行为，梁山好汉们的造反精神，孙悟空的叛逆性格等”。

在13岁时由于认定继续背诵哪些陈腐无用的经书不合自己的心愿, 他便决定在家自学了。这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只是被强烈的求知欲驱动着学习他所能够找到的一切书籍。后来他读到一本郑观应写的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书《盛世危言》, 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强烈震撼。

他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毛泽东17岁离家赴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求学前夕，写了一首《赠父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反映出当时的毛泽东是一位很有志气的青年。在东山学校，他从同学那里借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从这本书里，他认识了令他非常钦佩的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林肯等人物。他在东山的求学只有短短的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加入湖南起义新军。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弃武从学。但学什么呢？毛泽东回忆说，“我并没有判断学校优劣的特定标准，也不明确自己究竟想干什么。”

他对学校的了解一是报纸广告，二是朋友介绍。“一个警政学校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食，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学法律的学生，他劝我进他们的学校。我也读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我写信给家里，重述了广告上所许诺的一切，要求给我寄学费来。……另一个朋友劝告我，说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中，当前需要的人材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又花了一元钱向这个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被录取了并在那里注了册。……有一天我读到了个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我认为最好能在那里成为一个商业专家，就又付了一块钱报名。……我进了这个学校，但是只耽了一个月。我发现，这所新学校的麻烦之处，在于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只懂得一点点英语。……我的下一个经历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我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此后毛泽东住进湘乡会馆，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读书，主要是世界地理和历史。后来实在没有钱了，才又留意广告，考进湖南师范学校，“我在师范学校当了五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

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八年，这是毛泽东一生接受的最正规、最完整的教育。

单从以上引述的有关毛泽东就学的的经历来看,可谓乏善可陈。读了六年私塾, 一无留洋背景, 二无名牌学历。17岁读高小, 后来是一联串的技校,而且个个半途而废。25岁才师专毕业。这样一份简历在一般人看来, 别说锦绣前程, 就是混碗饭吃, 也是实属不易。毛泽东的求学经历, 为何如此坎坷?

因为他内心深处孜孜以求的是超凡脱俗的“内圣外王”之道, 天下没有一所学校有能力传授!

而这一切只有靠他自己去独立探索。就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非凡的个性，和由此产生的超人的智慧。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领袖，关键的原因是他在青少年时期培养出了伟大领袖的心理素质。一种高屋建瓴的领袖心态。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性格形成对其以后一生的成就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与其当时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如果不是出生在湖南,他的心理发育历程也许会大不相同, 中国的历史也可能随之而大不相同。湖南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在近代出了个曾国藩。正如唐浩明在《曾国藩》一书中描写的那样,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 十几万湘勇带着从金陵劫掠的大批财富, 回到湖南“起屋买田, 送子读书, 经商跑大码头, 出门会阔朋友, 开湖南一代新风,遂使历来号称天荒之地的三湘四水, 从此眼界大开, 风气大变, 人才辈出, 灿若群星, 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名气, 最有影响的一个省份。” 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子中蔚然成风。

莫志斌，陈特水在《跟毛泽东学读书》中披露，青年毛泽东是极为推崇“圣贤”的。他“衡量圣贤的标准，显然是受了曾国藩家书的影响。”曾国藩为教育曾氏子孙，选择了“古今圣哲”周文王，孔孟，司马迁，诸葛亮等33位中国历史上卓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完整地记录并深入研究了这３３位曾国藩选出的“圣哲”，其中多位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多次出现。毛泽东特别崇拜曾国藩从修身养性的“内圣”入手，中道致力于经帮治国，治军，“平天下”，从而引向“外王”之道。在青年毛泽东眼里，曾国藩是位既懂“内圣”之道，又获“外王”之绩的“圣贤”人物。在曾国藩的影响之下，加上西学东进的时代感召，和当时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悲惨境遇，毛泽东逐渐明确了学习的目标，那就是师从古今中外的众多最伟大的人物，修炼“内圣外王”之道，兴邦治国平天下，改天换地救中国！

伟大的志向造就了毛泽东非凡的品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了完成“天降大任”，毛泽东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吃大苦，耐大劳的品格。他和友人一起徒步考察湖南，“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沿途乞讨，体察民情。为了培养自己的坚强意志，每遇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他常赤身露体，呼号狂奔着在峥嵘险峻的岳麓山上奋勇登攀。抒发着战天斗地的万丈豪情。寒冬腊月，冰水浇身。风急浪高，劈波斩浪。风吹浪打，闲庭信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青年时代的壮志豪情，在他令人回味无穷壮美诗篇《沁园春.长沙》中得以尽情的展现：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浸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潜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毛泽东顶天立地的豪迈气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胸怀远大抱负，有意识地自我训练的结果。

在品格修养中,毛泽东还非常看重成大事者忍辱负重, 愈挫愈奋, 百折不挠的意志磨练。正是这样的心理素质使他在日后极端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在受到错误路线打击排挤的逆境中，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领导中国革命,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正是这样的心理素质使他所造就的人民军队具有一种一往无前的气概, 它要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正是这种气概,铸成了人民军队的军魂。它让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们无不心惊胆寒。毛泽东曾反复研读司马迁在受腐刑之后写给朋友的《报任安书》,并仔细地琢磨司马迁在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境界:“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毛泽东经常用《报任安书》中的话来教育全党要经得起挫折, 要不为逆境所折服, 要奋发有为。毛泽东日后考察干部,也特别看中能否经得起挫折这一条。

司马迁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司马迁注意读“无字之书”。他２０岁以后，游历各地的名山大川，考察史迹，广收史料，对历史的感性认识，为他后来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司马迁的“实学”精神令青年毛泽东深受感动，他表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在司马迁的“实学”精神影响下，毛泽东一生注重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１９２７年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其调查研究的典范之作。后来在延安又写了《实践论》。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其获得真知灼见的重要方法。

毛泽东伟大的志向在造就其非凡品格的同时，也使他拥有了做为领袖所必备的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张昆弟1917年9月日记曾记述：“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38页。）胸怀大志的青年毛泽东喜欢“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毛泽东自述：“我渐渐聚集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这些核心成员后来组成一个团体，对中国的大事和命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一群态度严肃的人，无暇谈论琐事。……我和我的朋友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这些人包括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张昆弟、萧三、陈昌、周世钊、罗学瓒、彭道良等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他们组成的团体就是著名的“新民学会”。

“《礼记》里的‘大学’篇中有‘道在新民’；《书经》里的‘汤诰’篇中，有‘人作新民’。我们取其‘新民’，意在除旧布新。新的人，新的势力，开一代新风!”不久以后，毛泽东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便高举着共产主义这面大旗，凝聚党心，军心，民心，让千百万仁人志士，为实现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标，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分身碎骨，心甘情愿！天安门上毛泽东一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全球华人，无不动容！建国之初，毛泽东“超英赶美”一番宏愿，海外赤子，竞相归国。没有汽车洋房，没有金钱美女，只有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新中国建设蓝图！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蒸蒸日上，一日千里。今天让我们反思一下，如果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时，不用解放全人类的的伟大目标为感召，而是用为实现“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而奋斗，谁会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头都没了，还想啥？毛泽东如果没有“超英赶美”的宏图大志，而是“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海外精英们还会有毅然回国的激情吗？毛泽东的伟大，在于其志向的伟大，感召力的伟大，凝聚力的伟大！

伟大的志向不仅造就了毛泽东非凡的品格，也造就了毛泽东超人的智慧。毛泽东安邦治国，改天换地的奋斗目标，注定了他只能师从天下最有智慧的那位老师---五千年的历史。1910年毛泽东在私塾里第一次读到了吴乘权等编修的《纲鉴易知录》。这是一部简明中国通史。私塾的学习为他打下了古文的基础。后来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里读到了《御批通鉴辑览》。这部书是由臣下将乾隆帝朱笔御批的《资治通鉴》的８００条汇编而成。此书的卷首还有乾隆写的序言。学安邦治国何人最有资格当导师？当然是建功立业的帝王。这样的帝王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正是那时的毛泽东在冥冥之中苦苦寻找的指路明灯。就是为了读这本史书，他退学了。按照乾隆的指点，毫不犹豫地纵身跳进了浩瀚的历史海洋。从此以后，毛泽东读史成瘾。史书成了他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资治通鉴》是他最为欣赏的著作之一。

“《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百度百科）。毛泽东评价《资治通鉴》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我读了十七遍，每读一遍都获益非浅。”

《二十四史》也是毛泽东最爱读的一部史书。该书是由清乾隆皇帝钦定的二十四部史局的结果，它以统一的纪传体裁，完整、系统地记录了明亡以前中国几千年的沧桑历史。是中国唯一一部完整的、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官修史总集。全书共有三千二百多卷，八百多册，约有四千万字，可谓包罗万象。毛泽东并非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去考证式地读史。而是带着问题读，根据需要读。目的是学习安邦治国平天下之道。

当毛泽东将上下五千年的天下兴亡，人世沧桑，尽收眼底，烂熟于胸，融汇贯通之后，终于找到了上帝为历史当裁判，为帝王写评语的感觉。“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跃然纸上：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将古往今来无数英雄豪杰的雄才大略，经验教训融入自己的灵魂深处之后，他本人也就成为东方智慧的化身！达到了料事如神，用兵如神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通过正确的“修炼”确实达到了“神”一般的境界！

这里我们并不想鼓吹神秘主义。而是要探索毛泽东成为千古伟人的机理，从而让毛泽东式的领袖人物能在中华大地上层出不穷！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些实例来分析历史是如何启发毛泽东的灵感的。

毛泽东的许多政策和方略来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比如《汉书》中《赵充国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古时边塞有事，京师发兵，粮草运输极为不便，往往兴师动众至边疆，敌已遁逃。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督兵西陲，多次上书，提出“屯田戍边”,寓兵于农的主张，而且身体躬行就地解决军粮, 这样可避免长途运输的困难, 节省国库开支, 以逸待劳,长期戍边。这个主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来曹操和曾国藩也搞屯田,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为抗战时期的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解放后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黑龙江军垦农场等重大举措,提供了历史借鉴。（将来有朝一日，中国大举开发非洲或月球什么的，这条仍然可以借鉴。此乃后话。）

毛泽东善用兵,其中很多也是从赵充国那里学来的。赵充国主张, “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毛泽东将之表达为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赵充国讲,“战无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克，不苟劳众。”毛泽东总结为“不打无把握之仗。”赵充国提出“以逸待劳，取胜之道也。”

毛泽东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

赵充国平定西羌少数民族暴乱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保护牧农草地的政策受到牧民的拥戴。这为毛泽东长征路过彝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示范。赵充国的“严惩首要，胁从不问，善待来使，保护牧民”的民族政策，最终使罕开族不战而降。而与其合谋的先零族的入侵，也因势单力孤而被击破。后来孔明对孟获的七擒七纵，更是将对少数民族的攻心战术发挥到极致。这对毛泽东的民族政策和俘虏政策的制定有重大启示。

范忠程在《博揽群书的毛泽东》中，记述毛泽东在《赵充国传》讲到兵法的地方逐一圈划。三个大圆圈的竟达19处之多。从圈点浓密，标记繁多，批语精当来看，毛泽东对赵充国印象极为深刻。

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记》与《史记·项羽本记》，对刘，项二人楚汉相争前后的历史作了认真的思考。毛泽东认为项羽的缺点在于优柔寡断，沽名钓誉，不善纳谏。肯定刘邦了解人民心理，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决策对头，用人得当。后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到民主人士李鼎铭的“精兵简政”的建议时说：“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只要你说的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后来又建立了人民政协制度，就是由刘邦这样的历史经验而来。

在楚汉相争最关键之际，两军相持于荥阳。楚军切断了刘邦的粮道，刘邦害怕了。请求休战。以让出荥阳来换取项羽承认荥阳以西为汉的领土，项羽不顾谋臣范增的反对，放弃了接近灭汉的胜利，“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鸿沟而东为楚。”

和约签定后，项羽松懈，引兵东去，而刘邦得以喘息，最后打败了项羽。这段历史毛泽东自然是牢记于心，决不会重蹈项羽覆辙。1949年4月，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垮台之际，重演刘邦故伎，向共产党提出划江分治的主张。毛泽东不顾斯大林的压力，坚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此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著名诗篇中，阐述了楚汉相争的历史经验：“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战争年代，许多高超的智慧和谋略都是来自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上所举的仅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的智慧，本质上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经验和教训的结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原因。

中国的历史虽然为战争和谋略提供了大量借鉴，但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特别是经济战略方面，却是一片空白。只有苏联一种模式。毛泽东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几乎从头摸索。而不是在大量历史经验的指引下，胸有成竹。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毛泽东在战争年代才华横溢，而经济建设中则屡屡失误的主要原因。这也正是这位伟人的历史局限之所在。

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我们不仅面临着超级军事强国，也面临着它的超级经济和科技实力。小小寰球，两只猛虎，早晚会有一决高下的时候。中华民族要想后来居上，必须要技高一筹，未来的竞争既是实力的竞争，更是智慧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领袖之间的较量。正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楚汉相争，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刘邦，项羽领导水平之高下。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弱者可能打败强者，关键在于统帅。

“导师伟业垂千古，长征接力有来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未来中国的领袖们，应当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超越毛泽东。批量造就新一代的毛泽东。关键要抓住两个方面，首先是要有远大的抱负，中华民族决不会甘为人后。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动力，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创造力，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号召力，伟大的目标产生伟大的凝聚力。只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发奋图强，科学谋略，才能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顶尖水平！要继承和发扬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不信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大无畏的毛泽东精神。二是要大量研究谋略，不仅是中国的谋略，更要加强研究西方的谋略，特别是经济谋略。未来的主战场更有可能是在经济领域展开。什么是领袖，领袖就是谋万世者，领袖们的谋略从哪里来，毛泽东的伟大成就表明，其过人的智慧主要来自于对中华五千年谋略史的正确总结。靠的是对历史上的大量实例分析来积累经验。这和诸葛孔明初出茅庐便能够大展宏图是一个道理。中国未来的领袖们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精通千百年以来的西方经济谋略史。最后创造出结合双方优势的中西合璧的新的谋略体系。从而占领未来竞争中的智慧制高点。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yongbing1993]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诸多法宝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

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应该受到尊敬。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知识分子必须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感情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学者们一方面帮助群众、指导群众，另一方面向群众学习，使自己的专门知识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专门家只有代表群众，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的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工作中决定的因素，是发现哪些政策是人民大众接受的，哪些是有意见的、反对的。

只有证明为大众拥护的政策，才能成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的政策。革命的政治家是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领袖，革命政治家的任务是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的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凡属正确的领导，就是经过研究，将分散的无系统的群众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

要了解情况，惟一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没有调查，实际工作者无法了解变化着的情况，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的人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是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了解情况就是认识世界。

全党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调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而不是昂首望天。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一定不能做，一定做不好。要当人民的先生，先当人民的学生;只有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按照群众的需要领导群众前进。

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超过群众觉悟、违反自愿原则的命令主义是错误的，迁就群众中少数人的不正确意见，落后于群众、违反领导群众前进原则的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

有些群众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长远的、全局的、集体的利益。

不少青年人不容易深切了解中国人民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期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把发生的困难作真实的说明，和人民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革命战争伟大力量的最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吸引革命人民的旗帜，党所领导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这个军队的惟一宗旨。

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不但是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工作队，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会生产，无往而不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着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在革命战争中，群众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正是由于人民的真心诚意的支持，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人民解放军，从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到现代化装备，从消灭小股敌人武装、消灭日本侵略军和蒋介石反动武装到击败号称无敌于天下的美国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军队，成为一支令剥削阶级和外国侵略者闻之胆寒的传奇般的军队。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之一。

在国内，唤起民众，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联盟，长期合作。统一战线包括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有区别地对待各种中间势力。

但是，必须坚决地揭露和清除民族叛徒，必须保证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

关门主义是错误的，投降主义和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在国外，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这就是国内国际的两个绝大多数。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关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保卫人民革命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它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

它的第一个作用是压迫国内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剥削者、破坏者，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作用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人民民主专政保证着人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是群众的。基本的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歌颂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使帝王将相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的舞台恢复历史的真面目。

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一草一木归人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些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属于权利问题。

人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应该采取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关于党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创性见解。

这些要点所显示的，不是若干互不相关的观点，而是一种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理论体系的大厦。

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对于忠诚的共产党人来说，在任何意义上，“人民群众”都不是一种政治标签、文件术语、竞选口号和表演姿态，而是渗入血液和神经的安身立命的根基。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每一次胜利，都来自人民群众的支持、信赖、智慧和英雄主义。

毛泽东和黄炎培1945年讨论的历史周期律问题具有深刻的内涵，是一个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没有任何党敢于面对和找到破解之路的问题。

一个政治集团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一旦通过斗争和反抗摆脱压迫和剥削，就发生社会地位向对立面转变的情形，成为新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于是开始新一轮的压迫和剥削，开始新一轮的反抗和斗争。

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已经循环重演数千年的历史，丧钟敲响了。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新路”。其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关于党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的系统学说。关于《文革》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十年《文革》的社会实践。《文革》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第一次试行。

在世界马列主义运动史上，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地位和作用为全球所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神圣而艰巨。历史告诉人们的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群众路线能够救共产党。只有《文革》继续革命的理论才能使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