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权规范《秩序》和《财富》

谁有权规范《秩序》和《财富》

 

 

一说到《共产党》，你们就会说，《共产党》不守《秩序》要造反要革命，“煽动仇恨“等罪名扣上来。你们还会说，《共产党》贫穷没有《财富》等标签贴上来。然而你们在反中国时，不想想如今的中国走资派头头哪一个的《财富》不是己到富可敌国的地步，你们还一个劲地把走资派当作“共产党“来反对。

《共产党》不守《秩序》要造反要革命吗？走资派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走资派们要维稳，要让少数人先富。这个观点同《共产党》是不符的。维护好规范的《秩序》和《财富》的说法和做法，不是跟资产阶级的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一伙是同调的。

《马列主义》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 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

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

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出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yongbing1993]

《湖南共和国》《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二十多岁时投书长沙《大公报》，题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说：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

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

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

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

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

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十多年之后的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国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的同一天，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并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

毛泽东：同志们，全体代表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今天成立了！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围剿”，把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央苏区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但尚未确定建立政权和开会的地点。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在抵达江西瑞金的叶坪村宿营后，最终决定在这里的谢氏宗祠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日这一天，叶坪村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以及各项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大胆探索与尝试。作为当时全国苏维埃革命的中枢，对统一领导与加强全国苏区和红军部队的斗争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后各个历史时期乃至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也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经验。

“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叶坪村外的一片樟树林里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主席”的这个称谓，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此前，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分为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一些地方达到了90％以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世界上最精干的中央政府”。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人民委员会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人民委员（也称“部”），同时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后又被称为“九部一局”。

大会结束后，谢氏祠堂用木版分成了15个小间，除教育部和政治保卫局外，中央政府的8个部全在这里办公。每个部仅分配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房间内设一部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每个部连部长在内仅几个工作人员。一个小小的祠堂，装下了差不多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机关。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

1934年1月召开二苏大会后，成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增设了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些国家机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国家机构的雏形。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重地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中，许多青壮年男子大批地参加红军上前线，农村劳动力缺乏。为拓展劳动力资源，苏维埃政府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劳动。各乡苏维埃政府之下都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插秧。据《红色中华》1934年5月报道：“瑞金模范的武阳区，去冬只有两个妇女会犁耙，现在就有一百零四名会犁耙了，还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学习。”在1934年春召开苏区妇女劳动模范大会期间，代表中的犁耙能手还应邀到瑞金武阳区做示范表演，毛泽东到现场观摩指导，并给她们颁发绣有“学犁耙能手”字样的围裙和印有“妇女劳动模范”字样的斗笠。

苏维埃政府，规定对苏区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为满足小孩子上学的需要，苏区内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或劳动小学）。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中的报告中列举说，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在校学生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

苏维埃政府除推动分田运动外，还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文化事业等等。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自带干粮去办公，腰缠金条去乞讨。“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在赣南地区传唱的山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由衷赞叹。

1933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苏区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苏维埃政府发起了“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以身作则，带头响应节省运动，从家中带米去食堂吃饭，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妻子埋怨他，身为省苏维埃主席，居然连口饭都赚不到吃。他回答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的，此外别无所求。刘启耀自带伙食办公的事迹被《红色中华》报道后被广为传诵，影响带动了一大批苏区干部。

要把每一粒粮食留给前方的战士。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特别是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推行所谓“计口售盐”等十分毒辣的手段，苏区的食盐短缺非常严重。苏维埃政府想尽办法购进食盐，用土法熬制硝盐等，但食盐短缺现象依然存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苏区干部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

“腐败不清除， 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工农检察部，作为反腐的专门机构。何叔衡担任第一任部长。设立控告箱。木质箱体的顶部、正面、左侧、右侧都用毛笔写满了举报规则，字迹清晰可见。其中一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这个来自江西瑞金高兴区苏维埃政府，由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作的控告箱，是苏维埃政府厉行反腐的一个缩影。

1932年初，中央苏区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很快发现，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谢步升被执行死刑，成为我们党反腐败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法令。

1934年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次大会后，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相关审计结果在《红色中华》上公布，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曾发布一份审计报告，得出结论说：“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个结论，完全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声音震动世界，这一瞬间成为永恒，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yongbing1993]

《懒惰之风》哪种社会制度多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以致于后来的资产阶级们及其走资派右派们攻击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养懒汉“的谣言谎言来。事实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中的工人，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当家作主的，一个是被奴役的。“《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的作者：阳和平如是说。
　　
《共产党宣言》：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转载《我在中美两国当工人的不同感受》

作者：阳和平

阳和平简介：阳和平，是1947年就来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的美国专家寒春、阳早的长子。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庆龄给起的。68年初中毕业后曾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过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当工人。八十年代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直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几家大学任教数年，于2007年“海归”到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至今。

阳和平在发言：

我今天讲讲个人的经历。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北京生西安长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陕西方言）。今天就讲讲我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和以后在美国当工人的对比。为什么这个对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国工人是被“温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没有社会地位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太晚了。我是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当了五年，到美国马上就没有主人翁地位了(众笑)。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的，分配到工厂，北京的光华木材厂，当时你要问我在中国当工人是什么感觉，我还真是没法说清楚。因为没有对比，感受不深，就像让鱼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还有什么世界。在毛泽东时代当工人，他以为当工人就那么回事儿，我到美国去当工人才发现，还真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一言难尽。你在美国、在资本家那里当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可是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众笑)。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偷懒，为什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那么 “傻”？不是真的傻，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工人阶级其实有一个本能的勤劳、勇敢的特色。那些贪图享受，那些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那种右派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我创造出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华木材厂当工人的时候，就是个普通工人，先是用热轧机制造塑料贴面板，以后调到胶合板车间。那时候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有学习。七十年代我们学马列，所以我这个根底儿是那时候打的。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都想着他们。

到美国我先是在韩丁的农场干了一年，以后到费城附近的工厂打工，当过复印机修理工、商场计费器修理工，后来多次失业。

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在中国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考验，中国人到那儿去真不适应。一失业，我说：我做什么做得不好，你干吗不要我了，我做什么错事了，你凭什么把我给解雇了？(众笑)后来失业次数多了就油了，失业嘛就是逼着你放假罢了。

有一次失业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家钢铁厂登广告招收电工，我就去应聘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没事就鼓弄电，做马达什么的，我有一些电的知识。应聘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是电工，他在美国也没有办法查。他就给我一个马达和一个启动器让我接起来，我接起来了，他就雇佣我了。

头一天上班，工头派活儿，工人们都在一块儿干活，我就把中国工人干活儿的劲头拿出来了，工头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来干活去了。当时没人说什么，工头一出去，一个工人抓住我说：“你干什么呢？！”我说：“修马达啊！”他说：“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业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国才学会了，当工人必须会作秀：干得很欢，不出活儿，这才叫偷懒。(众笑、鼓掌)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是不会偷懒，真不会偷懒儿。这不是说工厂里没有一个偷懒的，我们班里就有一个，大家叫他赖包，就是赖包儿。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帮别人的。其他的工人，我这边活儿干完了，你那边还忙，我去帮你一把，干完了我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

那时候，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不怕干部到车间来的。你干部来，比如厂长来了，大家就会说：“哟，好长时间不见你了，你是不是脱离群众了？”对吧？你现在活干完了看报纸呢，那不是说厂长来了工人就害怕。因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们做这个塑料贴面板，或者做胶合板，胶合好了然后放到热压器里热压，需要等五到十分钟时间，这时候厂长来，你该看报纸看报纸，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聊天，他来不来无所谓的，他不能开除你，对吧？工人那时候不怕干部，倒是干部怕工人，怕工人贴大字报。(众笑)

我到美国当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工头来了你必须是干活的，你不干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员掌握着你的工作权利，那是很大的权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泽东时代，靠什么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官的、干部没有解雇你的权力，没有扣你工资的权力，那老百姓、工人为什么辛辛苦苦干活呢？凭的是什么？现在的人对这些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工人，要是工厂干部不在，那活儿马上就停下来了，对吧？(众笑、鼓掌)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给你奖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开除了，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们也在斗争中慢慢学会了对付资本家，学偷懒。学会对付资本家是挺有艺术的，我可以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工人怎么对付资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组织工会，不是黄色工会，是工人自己的工会，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干活时的小斗争也是不断的。

我在一个车辆厂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笔订单，要制作上百辆车辆，就像地铁车辆那样。我那时候当电工，专门在车底下装那种很粗的电缆。头十辆车我们按照图纸学着怎么装这个电缆，学会了，从第十辆车开始，就要计时了。专门有一个人拿着个本子和秒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把时间记下来，这是非常“科学”的呀！跟我一起干活的一个高个子黑人非常有经验，他对我说：“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干，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干；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气动工具的，今天用手动工具。”(众笑、鼓掌)

这还不够，固定电缆的螺丝帽是带自动锁的，帽上有个塑料圈，所以你拧这个螺丝帽的时候，你必须固定螺丝，否则它会来回转，你转一辈子也拧不紧。平常这种螺丝只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丝，今天想办法给它转二十圈。由于固定螺母有上下两个扳子，但你看得见上面看不到底下，上面的扳手不停地转，转二十转，下面扣螺母的扳手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只让它扣住十次，必须保证每一个二十转，不能有一个是十五转，因为有一个十五转，工厂方面就按这个计算了，还不能露馅。

而且我们还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里边。那时候八月份天特别热，我们头上系着纸巾，否则汗都流到眼睛里边去了，穿的T恤衫湿透了，我们俩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后经过好几天，活差不多干完了，他一统计，说是三十多小时，我们松了一口气。以后越干越熟，一年以后，我一个人五小时就能干完了，还报三十多个小时，为什么？那时候我半工半读上大学呢，我的数学微积分的作业全在厕所里边写的，所以腾不出时间我怎么办？

这个劳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间是敌对的，就像猫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办法，人家有人家的办法，中国有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人有对策，当然最主要的对策还是通过工会——工人自己的组织，通过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斗争。

到美国后我经常回中国来，每次回来都到工厂去一趟。1977年回来时因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还跑到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去就是几个月，重新体验过去当工人的感受（动情落泪）。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回到美国后重新到美国工厂体验，为什么会到中国老想着回到老工厂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当工人确实是一个同志间的关系；在美国当工人，工人之间有感情，但是跟这个公司没有感情，你所记忆的是老板怎么样监督你，老是一个敌对关系。

北京光华木材厂现在没了，我觉得特别可惜，当年在美国打工的工厂也破产没了，我也觉得可惜，但是对那种工作环境，我一点也不怀念。为什么我老怀念在光华当工人的生活呢？我经常去看他们，现在好多光华的工人还住在垂杨柳那块儿呢。这里，就是说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当家作主的，一个是被奴役的。（鼓掌）

……

为什么今天的工人阶级到了这一步了，这个讲起来就深了，复杂了，我不能直接讲，我就间接讲一讲。间接讲什么呢？我这人小时候特别调皮，调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西安草滩农场长大，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夏天收麦子的时候把麦秸堆了很多，我拿个笤帚把麦秸扫到一块儿，点火！就在大麦秸堆旁边点火，那可危险了。我很喜欢看那个火苗，觉得特别好看。我爸爸一看，他从牛场那边出来，跳过栏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里，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记得好几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还是喜欢玩火，只是在他不在的时候玩。

最后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时候，那时候农场和村里之间有条河，是怕口蹄疫病传播，所以让我们这些青年人去维护农场，不让农村的牛车马车来到农场，怕传染口蹄疫病。我在那里没事干，车辆不是很多，我又点火去了。当时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叶子，杂草很多，火一点起来就越来越大，看着挺好玩。但旁边就是村庄，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突然担心起火要烧到那边村庄怎么办，害怕了，就把衣服脱下来打火，终于给把火扑灭了，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玩火了。(众笑)

工人阶级也是一样。你给他讲：“你不关心国家大事，你总有一天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们当时不听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听一样。(众笑、鼓掌)人必须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得到真理的，光听一面的正面教育这还不够。(鼓掌)有时我对此有些悲观，人们为什么非要经过第二遍呢？要有反面教员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反面教员，我们得感谢他们。工人阶级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体验，咱们才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怎样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资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还得想办法防止“房子”被资本家占领了，这是很重要的东西。(热烈鼓掌) 谢谢大家！

[yongbing1993]

工人工资如何量化的又去哪儿了






《量化》是指目标或任务具体明确，可以清晰度量。

然而，具体到社会劳动中各行各业之内，行与业之间的千变万化多种多样，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以及单纯的脑力或体力，又或是脑力和体力都有，或脑力多些体力少些，或体力多些脑力少些，又因工人们之男女年龄技术智能动人能力劳动经验等等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在大大小小轻重不同任务多少，且时间不同的劳动，加上工厂企业经营活动中，又诸如计划的、生产的、采购的、销售的、质量的、仓库的、财务的、项目的、人力资源的、统计的、分析的、信息的、设计的、管理的等等，同样如打扫卫生的今天很脏明天不怎么脏，无时无刻不关系到不断变化着的动态劳动中，是如何来《量化》工资的？又是如何来《量化》工资的公平合理性？又更谈不上什么“正确性“了。更加扯淡什么“合理性“了。只是资本家想給多少就多少而己。

工人们在资本家工厂被剥削后，工人们拿到了所谓自己的用出卖自己劳动力埃来的一点血汗活常的工资后又用去哪儿了？工人们在资本家工厂打工能不能为自己创造财富？而工人们在资本家工厂劳动创造的财富去哪儿了？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共产党宣言》中又说：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

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

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

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

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

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

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

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

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

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有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

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作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