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领袖毛泽东与走资派邓小平

人民领袖毛泽东与走资派邓小平

 

 

 

说毛泽东是伟人，是基于毛泽东（当然包括他领导之下的群体，而毛泽东是这个群体当之无愧的代表和旗帜）对于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建树、功绩，基于他的思想、政治、理论、军事、文学的功力、才华，超越了同时代的和历史上的任何人。

毛泽东在建功立业过程中经历过无数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流血牺牲，无数的明刀暗箭、围剿追杀，无数的歧义纷争、残酷打击，以及无数的指责谩骂、涂污抹黑。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种种磨难不仅无损于其毛泽东的革命意志，反而铸就了毛泽东其事业的辉煌和功名的远扬。

毛泽东胸怀远大自不待言，尤其可贵的是在众人还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知所终时，毛泽东却能够清醒地独具慧眼，如洞观火般地剖析中国社会现实，胸有成竹地确立了志向高远的奋斗目标以及脚踏实地地解决了依靠什么力量实现奋斗目标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初叶中国那种黑暗、混乱、松散和落后的社会现状中，唯独毛泽东能够靠着其坚定信仰、深邃思想和人格魅力将乱世英雄、草莽强人和普罗大众团结于麾下，为着建立一个强国目标共同崛起奋斗。

当中国共产党人初起于青萍之末，人数不过区区几十人的时候，谁能知道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政党在二十八年之后，会成为领导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强大执政党？

其中的艰难困苦、跌宕曲折，现如今又有多少人能够品味出来？

毛泽东穷其一生，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和色彩。

毛泽东鄙视困难，蔑视强权，从不屈服于压力，打击越烈斗志越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从不止步直至生命的终点。

毛泽东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像巨人安泰不可须臾离开大地一样，毛泽东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为自己须臾不可或离的立足之地，并从中汲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初步健全国家经济体系之后，毛泽东不屑于西方社会那种操纵于少数政治经济寡头的政治体制，深刻洞察了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他欲跳出历史桎梏，在更高层次、更广泛范围内探索一种全新的民主社会新形态，并尝试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改革社会管理结构，使最聪明的卑贱者得以参与管理素来只有最愚蠢的高贵者才能管理的社会事务并使之成为常态。

毛泽东勇敢实践着理想，使一大批卑贱者进入了国家管理阶层，涌现出像陈永贵、王进喜、吴桂贤、李瑞环、倪志福、郭凤莲等一大批来自于草根阶层的代表人物。

然而，“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伟人迟暮枯竭，英雄垂垂老矣。当毛泽东晚年吟诵着《枯树赋》时，极少人能够理解毛泽东内心那种壮志未酬、心比天高的无奈、苍凉和孤独。

毛泽东未及实现夙愿，这一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和富于深远意义的伟大社会改革尝试最终失败了。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断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其固步自封和鼠目寸光的短视，实在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潮流既狂妄又无知的挑战。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好的制度。

可以肯定，人类社会形态必将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向前发展，人类终将继续沿着探索改善社会制度的道路前进。

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方式上虽然失败了，但明确的改革目标不仅并未由此动摇，反而留给了后人以可贵的启示和方向。

后人终将沿着毛泽东尝试的政治制度改革方向，继续迈开探索步伐。

在你跟随着当下社会浪潮随波逐流，轻易对文化大革命做出否定判断时，请你扪心自问：

你对毛泽东真正了解了吗？

你对文化大革命真正了解了吗？

如今伟人远逝，一群无耻宵小却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地跳出来恶毒咒骂逝去而永无自辩机会的伟人。它们像一群苍蝇围绕着曾经令世间震撼、而今仰卧无语的虎尸狗苟蝇营、熙熙攘攘，争相质询指责逝者的种种不是，以彰显它们表面上无惧虎威的胆量和气概，其实在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是对社会前进的巨大恐慌、对历史责任的可耻逃避、对思想巨匠的狭隘无知和对人生意义的虚无渺茫。

对于这一群苍蝇般的无耻宵小，人们不屑于辩驳以降低自己的人格，只会投以蔑视和厌恶的目光。

走资派邓小平是“伟人”吗？许多人会问：这难道还有疑问吗？有。从1979年邓小平实际掌握大权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能不说与邓小平所实行的政策导向有着极大关系。一个对于中国社会变化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称其为反面教员式“伟人“也许并不为过。

可是，如果与巨人毛泽东相比，走资派邓小平建树了什么呢？政党，国家，军队，政治经济体系，国际地位，外交格局，思想体系和社会信仰，等等等等，邓小平基本上只有修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旧制度，而甚少有新的建树。

论政党政治，走资派邓小平从来就没有居于过中国共产党的党职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职位上，却实际行使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不在其位却谋其政，有权无责，开了一个破坏共产党内民主集中制度的恶劣风气之先（这里补充一句，当初赵紫阳下台对邓小平最为不满的就是这一点。但赵紫阳是作茧自缚，一点也怪不得邓小平，因为正是赵紫阳本人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宣布党内所有重大问题都须请示邓小平并得其首肯才能决策）。

论思想，走资派邓小平更是毫无建树，一句“摸着石头过河”包括了他的全部理论内涵。据说在南巡时他曾经私下透露过他从来就不读马列的书。

与毛泽东的强烈理想主义特质相较，走资派邓小平表现出的是强烈的现实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实用主义倾向和严重的利己主义机会主义重色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展开的对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本来深具思想理论意义，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惜这场思想大讨论在仅仅证明“实用”的有限和局部价值后就被冠以具有无限和普遍价值的“实践”之美名，即完成了从“实践检验真理”到“实用就是真理”的偷渡，从此实用即真理风行于天下。就如同仅仅从“2+2=2×2”这样局部正确的结果就推导出普遍公式“y+y=y×y”一样，对真理问题的讨论在仅仅将实用冠以“实践”的美名后即走入实用即真理的死胡同，得到的结果可能有条件正确但方法绝对错误，必然招致层出不穷的失误。

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社会四十多年来发展实践结结实实地证明了这一点。一切向钱看，无视传统道德观，全国上下一片乌烟蟑气。

走资派邓小平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至理名言，相当准确地刻划出了他的价值观核心。

按照走资派邓小平的理论逻辑，狗抓耗子不是多管闲事，因为在他眼里那条能够抓住耗子的狗形同好猫。

由此许多事情的本质出现了浑淆。

于是撇开政治论经济，重实用而轻理论的社会价值大改观：谁挣钱谁英雄，谁落穷谁狗熊取代了传统社会是非道德判断标准，全民皆商的社会大潮汹涌而至。

社会上层一批又一批的官倒致富的新贵阶层得以产生，社会下层坑蒙拐骗致富者层出不穷，当然一批所谓的民间私人企业将国营企业私吞改制后，也随之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的货本家未尝不是好事。

因为狗也可以堪称好猫，军队公然经商成为走资派邓小平时代的一大亮点。

一切为经济发展让路的改革开放思路，主导了国家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一场少数权贵疯狂掠夺瓜分国有资产的大戏登场了。

在大河有水小河满的连锁效应下，部分财富资源流入寻常大大小小的当权者的家庭，同时也使少数社会百姓普遍连带受益，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一时令走资派邓小平在部分得到改革实惠的民众心中俨然成为“最伟大的改革家”，又是“总设计师。

另一方面，潜移默化地温水煮青蛙让整个社会迅猛进行着贪富两级分化，工农阶层相对生活水平迅速下降。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才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被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的信仰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价值体系，在走资派邓小平时代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累赘和盲肠，几与空谈无异。

现在一朝丧失，令人扼首痛心！整个社会由于失却了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和明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走资派邓小平理所当然找不着方向，只好“摸着石头过河”；百姓自然跟着糊涂领头人失去信仰支撑，吃肉骂娘，精神空虚，为了赤裸发财连遮羞布都撕得精光。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巨大距离，通过对理论的彻底否定达到暂时解决，但失去理论指导的现实也失去了方向，“摸着石头过河”成为新的走资派邓小平理论，受到新贵的热捧。

当部分人们对改革开放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大唱赞歌、种种美誉加身给走资派邓小平时，却往往忽略了以下两大基本要点：

一是走资派邓小平赖以改革开放的巨大物质基础并非凭空而降，而是继承了前任毛泽东等一辈的创业者领导人民经过多年节衣缩食勤俭奋斗，甚至是痛苦煎熬积累下的家底财富，人们受益的正是这些巨大财富的红利释放。

其次是改革开放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包括国家资源的大量流失，环境的严重污染，理想的彻底放弃，社会道德的沦丧堕落，等等。

改革开放好不好？好！毛泽东时代国家立足于积累财富、准备打仗，国家经济发展重重轻轻（重视重工业、轻忽轻工业），上下同心同德，老百姓跟着勒紧裤带过穷日子没有话说。

而且毛泽东时代的后期已经开始了开放的准备，与西方的交往交流的门扉已经启动。

如果毛泽东时代后期对形势的判断是二、三十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政府一样会将社会积累的红利发放到寻常百姓手上。

只是改革开放必须在坚定明确的理论指导下有序地进行才能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最终利益。

失却了政治目标和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就会出现大问题。

再论军事，邓小平功劳、才能、资质实属平平。

九十年代初军事相关部门在为淮海战役写史时，客观公允地评价了粟裕在该战役中所起的关键指挥作用时，邓小平愤愤不平，出来强调自己才是当时战役的最高负责者，让人看到在功名面前走资派邓小平只是凡人一个。

谁都知道，最高负责者和具体的战役指挥者通常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因为你是最高负责者就取代实际指挥者的功绩。

特别是走资派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尊，却不惜自降品格抹杀他人实际指挥的史实去争历史上一场大战役的功名，有点屈尊降格、略显失态的小肚鸡肠意味。

相较于巨人毛泽东的综合建树来，走资派邓小平应该享有同等历史地位而被世人尊称为“伟人”吗？不，邓小平相形见绌得太明显了，我们只能视其为“强人“。篡权者！强行复辟者！而己。

[yongbing1993]

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毛泽东诗词欣赏

渔家傲　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夏)

作者：毛泽东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步何及！

【注释】

白云山：在江西吉安县东固镇西南方。

飞将军：《史记·李将军列传》，“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

【题解】

蒋介石认为第一次大“围剿”败在“长驱直入”，因此第二次大“围剿”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五月十六日，红军在吉安县东固伏击蒋军公秉藩部二十八师。接着在十五天内，从西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胜，打破了第二次大「围剿」。

【赏读】

该词创作于1931年，真实再现了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战斗历程。此词虽同样是写战争场面，但与《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及《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不同，它描写了一次战斗的整个过程，比其它两首要具体、详细、正面，而不像其它两首那样从大写意出发，从一两个侧面出发，从虚处传神韵。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犹若指挥作战，可以驾轻就熟采用各种不同的艺术手法写同一个题材，可实可虚，可轻可重，可大处着眼，可细处勾勒。

上阕写反第二次大“围剿”中的白云山战斗。一开始就直接切入激战画面，而且非常形象，仿佛白云山上的白云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怒发冲冠，拍案而起，这属拟人化的修辞方法，在此收到奇效。与此句工仗相对的第二句作了互为呼应，既然云欲立，那自不消说，红军战士更是杀声震天，奋勇杀敌。前是“云欲立”，后是“呼声急”，一物一人，一景一心交相映衬，一浪高过一浪，迫人心急。

就在这个焦急的当口，高潮迭起、直趋向前，再次使用拟人手法，请看正义之师的确感天地泣鬼神，不仅有白云助阵，而且连枯木朽株都在为红军拼命努力。上半阕最后二句使此战胜利的高潮到达顶峰。相持激战有了结果，读者的心平复下来，这胜利兵贵神速，作者在此化典，沿用汉时名将飞将军李广来形容红军战士，他们不惧刀枪如林直逼敌阵，仿佛从天而降，立马得胜。

下阕用倒笔追叙反第二次大“围剿”战役的全过程。从写辗转作战，到扩大胜果，直至最后一举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其中“七百里驱十五日”是写实，从江西富田镇到福建的建宁县约七百里，战斗从5月16日开始至5月30日结束。十五天中，红军边打边迂回挺进，总共五战皆获胜，行军作战七百里。在这七百里方圆之内，横扫敌军如卷席，共歼灭敌部三万余众，缴枪二万余支，酣畅淋漓若下了一盘好棋，一举破了第二次大“围剿”。“驱”字十分形象地描写了红军长驱御敌无可抵挡的英雄气概。

随后，作者以山清水秀之景烘托出内心胜利的愉悦，仿佛在大战中得闲暇，品评妖娆江山，以日月天地之精气贯通心灵，以逸待劳再行大战，而且“赣水苍茫闽山碧”同后一句“横扫千军如卷席”又形成巨大反差。作者内心大震荡，笔法也是大起大落，所到之处随意拾来无不是词。最后两句，是写实，属陡然急转但又气韵悠悠，以一个轻轻调侃，讽刺了敌人步步为营之战术，这样的结尾可谓异峰突起，耐人寻味。

全词画面雄阔，语气跌宕，风格豪壮，韵致无穷，生动概括了反第二次大“围剿”战役的全过程，堪称是一首壮丽的史诗。

【谈词说史】

1930年10月，蒋介石集合7个师约10万人的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陆军第18师中将师长张辉瓒为总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主力近6个师于11月上旬由南昌西南的上高、高安、樟树(今清江)等地分路向吉安、吉水、永丰、宜黄等地进攻。红军第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1个团牵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以小部兵力牵制西面进攻约溪之敌，主力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发起猛攻，昼夜激战，俘国民党总指挥张辉瓒以下9千人。后在东韶地区又将国民党第五十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溃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

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不甘心于第一次“围剿”的失败，纠集二十万大军，对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围剿”，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东西八百里，布成一条弧形阵线，采用“紧缩包围”的战术，向苏区步步进逼。毛泽东为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行动作了精心的设计和部署，亲自指挥中央红军，选择进占富田之敌王金钰、公秉藩为首战对象，“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先将红军主力集结隐蔽于吉安县东固一带，等待战机，秘密埋伏二十五天。5月15日，王金钰部脱离其富田阵地，分三路向东固进犯，16日进入红军伏击圈，红军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痛歼敌军，并乘胜进击，直指富田，经一天战斗，歼敌一整师。继而迅即转入战略进攻，由富田而东，奋力横扫，“十五天中，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

此词创作于1931年夏，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时。全词气势雄伟，构思巧妙，语言生动形象，运用了具体描绘和概括叙述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景物的描绘歌颂了白云山战斗的胜利，接着连用几个动词，准确地概述了“七百里驱十五日”的情景，从而写出了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整个胜利，还采用对比的方法，生动地写出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骁勇善战的气势，辛辣地讽刺了敌人软弱无能、窘迫尴尬的狼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yongbing1993]

知识分子为哪一些阶级《服务》






《知识分子》为哪一些阶级的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范围是全世界呢？还只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数的工人、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呢？“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走资派的知识分子们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夺回去。　

毛主席：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于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　　　　

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中间派仍占大多数，他们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而在从资本主义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前进了第一步；但是另一方面，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应当肯定十几年来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这种改造的长期性，即使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或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同他们在思想上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也还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另外，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长期存在，小生产者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没有消灭，必然会恢复和再生长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打击。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生产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　　　　

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我们不但政治要摸底，技术必须摸底，业务必须摸底。也是十年计划，十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　　　　

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为哪一些阶级的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范围是全世界呢？还只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数的工人、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呢？还是以“全民”为幌子，进行欺骗，实则只是为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呢？

[yongbing1993]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真实经济概况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真实的经济概况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从约 142亿元成长到4 681亿元，成长32倍。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迅猛增长。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发电量由43亿度增加到2 820亿度，增加了65倍。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原煤产量由0.32亿吨增加到6.35亿，增加近19倍。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钢产量由15.8万吨增加到3 448万吨，增加211倍。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棉纱产量从32.7万吨增加到263.5万吨，增加7倍。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29.5亿元增加到1979年的1,698亿元，以可比较价格计算，增加8倍多。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主要农产品产量也有明显成长。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中，特别是粮食产量在30年中由1.12亿吨增加到3.048亿吨，平均每年增长3.5%，大大超过人口每年2%的成长速度。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国民所得从358亿元成长到1978年的3 350亿元，增加9倍多，按可比价格计算，30年约增长4.5倍，年平均增长15%，按人均数额计算，从66元增到343元。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国民所得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也增加较快，1952年只有477亿元，1979年增加到2,195亿元，增加4.6倍。

1949～1979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扣除人口成长因素，近30年人均消费额成长1.6倍。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1949～1976）经济发展成就，综合体现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起飞和增长，从1952年到1979年，新中国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递增7 %（见表2）。新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打下了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实现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变迁。

在现阶段特定的内外社会背景和条件下，一种贬抑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言论总是若隐若现。西方产权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籍张五常教授不顾主要事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声称「共产制度在中国推行几十年，行不通也是事实。 」新中国「是人类历史的大悲剧」等。张的荒谬之言遭到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左大培、李炳炎、顾征民等人的实证性批驳。在与张五常的论战中，程恩富教授如此写道：「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对外援助较多和缺乏经验的条件下，尽管没有完全扭转一穷二白的遗留状况，但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比过去快，与世界多数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

相比在走资派邓小平“猫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的今天是：

吾笑贫不笑嫖娼小姐爷叔同床睡

搞活特色市场下密友亲朋结成党

经济挂帅向钱看 保护环境往后放

国财更名变私产 那顾道德耍沦丧

先富起来一小帮 游戏规则资商量

尽早把钱弄到手 黑猫白猫皆无防

[yongbing1993]

生在福中不知福生在危中不知危






有许多不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生在危中不知危。看看加沙200多万名巴勒斯旦人被灭絕大屠杀，被狂轰烂炸四处逃命几乎无处可逃。前些时候中东地区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都是被狂轰烂炸过，之后又被封为“最自由“的国家，那里的“自由“的人们生活的又是如何?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自己国家的领袖被处死，军队被瓦解之后，人群成为一盘散沙，只能被挨打，被灭絕大屠杀，被狂轰烂炸，人民被迫四处逃命但几乎无处可逃。

《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人民自己的军队和强大的人民自己的领袖，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随时都可能沦为难民!

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如此。即使中华民国有领导，有军队，但不是人民自己的军队和人民自己的领袖，一样是一盘散沙被瓜分挨打。

众多中国共产党的元老晚年开始理解：例如科学家钱学森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完蛋了。”

目睹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等行为后，陈云等人更加理解晚年的毛主席。90年代以后赵的人马如李锐、茅于轼、高尚全、吴敬琏等人疯狂宣传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近几年更是十分张狂，他们召开会议，签署宪章，试图搞颜色革命。　　

陈云等人不仅反对私有化，还提出要限制市场经济的范围，提出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鸟的理论。　　

陈云晚年还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要高度重视。其实一大批革命元老在晚年都有所悔悟，比如当年中顾委的大批革命元老都极力抵制胡、赵、万等人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遗憾的是胡、赵的这些措施都在97年后被他潜伏下来的手下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实行了，在吴敬琏、高尚全等汉奸学者的误导下，中国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化、接受WTO苛刻条款、大力引进外资，中国搞起了比美国、欧洲还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再比如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胡、赵像不像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俩就是走资派，他俩搞的那一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政见，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文革中被当做刘少奇死党而被打倒的彭真，在晚年又怀念起毛主席，他不同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并列，他提出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改革开放不能高于四项基本原则。而王震死前遗言，毛主席比他多看了至少五十年。要知道，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人生前，资改派搞的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化改革开放的恶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如果他们活着，只要不背叛自己的理想，一定是坚决的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

陈云在更晚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左右的时间说的:"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

【陈云谈毛泽东】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晚年文革中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毛主席。

【一位老将军晚年的痛苦与迷惘】这是儿子张胜对父亲张爱萍的回忆。张爱萍老将军晚年无比感慨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 第一，人民有发言权; 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张胜为父亲读报，念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张爱萍说：“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公正与公平!” ，“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张胜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带来了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 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晚年对儿女说：“毛主席一向比我们看得远，这次可能他还是对的。”少奇曾跟我（邓小平)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他的女儿说：给毛主席鞠什么躬，就是他把您送进监狱的，把咱全家害得好苦呵！罗瑞卿掉过头，狠狠地就是一把掌，说：你知道什么？你还没有资格评说领袖！回到家中，对毛主席立了一个牌位，时常走到毛主席牌位前恭恭敬敬地默哀。　　

周恩来总理说：“我要求大家永远铭记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唯一正确的思想，她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灵魂是为人民服务！因此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权力都是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谁与民争利我们就要反对谁，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谁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就打倒谁”！　　

周总理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的。”

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王震将军在“去毛化”很凶的时候斥责一些军队干部曾说：“现在社会上有人污蔑和否定毛主席，你们都不说话。告诉你们，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养的和杂种野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王震，也没有你们这些将军！”　　

王震老人家在他逝世前也感觉到世道不对了，向后人留下三句话：一句是：“我对不起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婊子养的畜生”一句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至少50年。”一句是：“丢了毛泽东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就到了。”

钱学森的预言：如果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主席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杨尚昆写道：“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　　

习仲勋同志晚年瞻仰毛主席故居， 题词写道：『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习仲勋同志留给后代的宝贵的思想武器。

梁漱溟先生在1953年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文革中又一度受到冲击。1980年，为梁撰写传记的美国作家艾恺在拜访他时问：中国历史上伟人很多，“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梁漱溟既没有说是孔子，也没有说其他人，而认为是毛泽东，尽管毛泽东晚年犯有所谓的错误。他说：“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这就是一位独立性很强、熟谙中国历史、受到过毛主席严厉批评、在思想上与毛主席有诸多不同认识的老人对毛主席的看法。　　

梁漱溟晚年对共产主义、对中共领袖特别是毛主席的认同，表现在一些细节上。1957年，他的长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元”，寓意长孙。1960年，次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东”，寓意崇敬毛泽东。1964年，第三个孙子出生，梁漱溟为之命名为“钦宁”，寓意为崇敬列宁。这些细节，大致可以反射出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的思想转变。

[yongbing1993]

敢问谁最害怕文革？是走资派。






敢问谁最害怕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未死，势将重生。

自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称警惕文革余孽以来，以文革作为大棒打击社会正义及所谓左派成为新的时尚。近四十多年来对于以“优秀共产党员”自居的资本大鳄资本家们张狂向共产党叫阵的种种评论，更在网络掀起滔天大浪，以致中国政坛有“文革”回潮的预测不绝于耳。

这些对于形势做出预测的人对于“文革”了解多少不得而知。不过，倒是觉得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走资派特色社会的种种乱象还真像极了“文革”初期社会上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潮。

凭实而论，时下网络的言论自由度相比于“文革”初期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早已远远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网络的某些以言论自由为幌子其实是以混淆是非、颠覆善恶、捏造历史、无中生有为目的的文章早已超越当年文革初期的无政府主义，正在撕裂、腐蚀社会，扰乱、破坏秩序，攻击、倾覆社会。

他们的言论一旦受到质疑、批评、揭露和批判，走资派右派们及马户又鸟就会马上又祭出“文革来了”的杀手锏保护自己，给对方扣上“文革复辟”的大帽子，说明白一些就是只有他们攻讦、打击、指责、抹黑别人的自由，没有别人批评、反击、揭露、起诉他们的自由。

有些海外无知的“人权分子“，民运人士，马户又鸟们就是指责文革是以钳制言论自由（禁言）为开端的。这种说法是对文革历史的无知。

事实恰恰相反，文革之前的北京那叫做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独立王国，它才是钳制言论自由的祸首。不是么？一个共产党的主席连在诺大的北京发表一篇文章的自由都没有，还得小心翼翼地迂回到上海才得以发表文章，当时的禁言程度可想而知。这是文革前。

看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治下的又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钳制言论自由的独立王国。

所以说，《文革》期间绝对不是以禁言的。而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广开言路的形式为开端的。

既然时下网络的言论自由早已超越文革初期的“四大”，社会上不同于主流倡导的思想、观念早已以排山倒海之势充斥于耳，在资本家叫阵之后连党校叫兽蔡霞都那么无视自己的米饭班主，勇敢地摆出一副向党进攻舍我其谁的尊容，俨然文革造反派现世，更别提有人主张只要生活自由，领土可以划归外国的人都还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街头在会场趾高气扬。

无政府状态严重到如此地步，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文革不是即将回潮，而是早已开始并且远远超越了历史上的那场文革？

“四大”导致了当年无政府主义思潮，致使当年政府对于社会乱象被走资派右派们否定为“束手无策“。然而事实是：毛泽东收放自如。《抓革命促生》《要文斗不要武斗》《斗私批修》《原子弹爆炸》《广交会》《与多数西方国家建交》等等多方不误。

而如今走资派特色政府也正恰似时下政府对于左右之争、是非难辨、正误难分、信仰缺失的无能为力。难道特色走资派执政党就不该面对乱象有所作为吗？如果一定要说执政党如今整治乱象、规范言论的决心就是“文革“再现的话，那只能说文革还真是大有必要欲火重生。

敢问谁最害怕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文革》要反的正是这些《走资派》。

所以答案是《走资派》最怕《文革》。

像如此多的高官，中官，小官等等的腐败，尤其是中央内的高官难道不就是中國共党内货真价实的走资派吗？如果温家宝也是属于走资派的话，他害怕文革自属必然。

那位自称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邓小平本就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人物，哪里像他自诩的那样能与文革撇得清关系？他一旦大权在握，于情于理都会对《文革》全面反攻倒算。而大步走资本主义路，历史清清楚楚证明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所作所为。

这些走资派人出于本性害怕文革，中国那些小老百姓跟着他们的余唾瞎掺和什么呢？如今反腐首先反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无异的腐败的当权派，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发展有什么不好？

像资本家这种打着红旗——自称是“优秀共产党员“——反红旗——反对共产党及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共产党理应将其扫地出门，毫不犹豫地清理出自己门户。

资本家本身既然还自称“共产党员”并且冠以“优秀的”这样冠冕堂皇的副词，资本家理所当然地要有遵从党纪党规的自觉性。

资本家利用共产党的名号和资源拼命谋取私利本就属于违反党纪党规，再翻脸骂娘，这就难免有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嫌疑。

假如资本家具有与共产党不一样的政治理念，资本家全身退了党再发表资本家的反党言论啊！

资本家赖在共产党内死活不走还要当街向党叫阵，这就失却了英雄气慨，近乎于泼皮无赖了。

为什么近四十年来人们诟病共产党变了质，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庙里像大资本家乃至中资本家，小资本家这样不信共产党，而己经开始念歪经的假和尚太多的缘故。

文革走了。其原因有领导者走了，有《四大武器》方式方法走了，有共产党领导工农兵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走了，更有我们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个人的信仰走了。

当然，也有走资派右派们的势力雄厚、极力顽抗、多方扰乱的原因。

马户又鸟们总以为“武斗”、“无政府主义“、“停工停产“等等是《文革》自身的产物，其实不然。

那些都是走资派扰乱《文革》以自保的产物。

《文革》本身清除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派的目的并没有错。

历史上新生事物从来不会一蹴而就而不经历数次失败的，但她也必定会顽强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就像人们看到的，今天《文革》不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号令下发生。而正以新的历史面貌，新的方式，新的方法出现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现实社会中吗！尽管不能成为真正的《文革》。然而，一些类似的行为和言语也能以《似文革》来让走资派右派马户又鸟们惊吓一下：《文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