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私》《公》即阶级斗争

人性中《私》《公》即阶级斗争

 

 

 

拿人性中的《私》是人皆有之为借口，大兴《私》的言行为“合法合利“化，这是中国走资派四十多年中以“改革开放“的核心价值，激发人皆有之的《私》，使之发挥至絕对精致，如“让少数人先富“，“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学校里培养“絕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等等，一切价值观道德观都以“自私“，“自我“，“自家“为首，为先。以至于人人都以”自私自利“为核心价值观。造成今日之中国社会之乱象。

人性中的《私》和《公》之间的斗争即《阶级斗争》。一讲到《阶级斗争》，有人总是误导说是“穷人“和“富人“，因而有点钱的“富人“就十二万份地抗拒《阶级斗争》。其实《阶级斗争》泛指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富人参加共产党的有之。穷人掌握权力后反共产党的不少。同一个人中一段时间信仰共产党，另一段时间为活命可以背叛共产党的。例如老走资派参加《长征》时会想“让少数人先富“吗？新走贤派将军部长入党宣示时，想到用军队的高级机密出卖给美国吗？同一个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内心存在《私》和《公》之间的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文革》中为啥要斗私批修？！

要问什么是万恶之源，有人说，金钱不是，金钱只是被《私》字利用的掩护工具。私字才是万恶之源。

私字闹得人心倒了，私有闹得人心散了! 那么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私有化观念，就像毒蛇，紧紧缠裹着人心。

前三十年没有妓女吸毒的, 难道没有人想吸毒嫖妓女的! ....... 那时代三反五反文革.....贪腐的官员就少......这就是大环境对个人的关系和影响!

对道德的“传递性”如......是人性的生理反映, 是观察到的一种现象! 在这儿没有说是对的是提倡的更沒有讲是什么理论! 请看清楚了并且看懂了理解了再发声行吗?! 所举的例子 "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气，回家就可以揍婆娘？ “难道在现实生活中沒有吗? 不是常有人劝说别把”在公司受了老板的气”带回家不就是一种制止吗! 还弄个什么"鸡生蛋，蛋生鸡”显得不简单有学问? 好笑不!

然而，情何以堪，一个有着政治终极追求的中国共产党，由改革开放后在”猫论” ”先富论” ”摸石头论”......谎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会道德大滑坡！

想其初，不正是中国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饥不择食时得到的一杯羹，冲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后一个儿子，用最后一颗粮，用小推车，去换取一个新国家吗。

首先搞清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事实再来发声! 笼通地指责是说不通的! 有人总是口口声声喊着民主, 民主不就是人民作主! 那么就去仔细观察研究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所作作为是否民主了再来指责吼骂也不晚!

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组织起来的群众。

共产党将群众组织起来，群众就变成了人民，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后来，有人将人民去组织化，人民又还原成了群众。当人民还原成了群众，共和国也就变成了民国。民国之民，一盘散沙，任人凌辱；民国之国，一块豆腐，任人宰割。毋庸质疑，利益集团怕人民，帝国主义怕人民，他们一定会变着花样将人民还原成群众。

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4]，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今天，重温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对毛泽东不论是站在朋友、对手还是敌人的立场上，不论你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评论功过是非，都无法推翻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也无法推翻毛泽东历史伟人的地位，因为，毛泽东不但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而且修正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改革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长久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人、世世代代的统治者。而且，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的哲理思想，既是前无古人，同时后来者也将难以突破！

在今日的为官之道上，尽管不少的为官者不要说没有毛泽东超凡脱俗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之道都做不到，反而高高在上地享受“先天下之乐而乐”。由此可见，近年来官场的招聘会出现众多趋之若骛者究竟为了啥？这就更值得全社会深思了。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讲演《为人民服务》。从那以后，“为人民服务”不但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文字不但包含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超凡”为民思想，而且去掉了“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享受”思想影子。由此可见，“为人民服务”就是超凡脱俗的为官之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终是父母，官员始终是公仆！几千年高高在上的帝王号令天下贱民的思想理念从此被毛泽东终结在了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也同时把毛泽东推向了超凡脱俗的历史伟人的位置上。

真正共产党的为官之道“为人民服务”就是超凡脱俗的为官之道思想，这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民始终是父母，官员始终是公仆！

为人民服务彻底走了。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却如火如荼。

共产党的初心变了，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了。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样两段话：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 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 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 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 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从这两段话中，你看到了什么？难道不是万众一心、所向无敌吗？？有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奇迹不可以创造呢？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

为人民服务：

“人民”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

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去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去密切联系群众，去促成工农群众的大团结，从而突出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
工农群众有了社会地位，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情，这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于是官民平等、同甘共苦、万众归心、群策群力、群情振奋、希望无限、社会和谐。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

众所周知，自从这个事实上的毫不动摇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特色理论问世以来，不仅从未有过它明确而严格的概念，并且，在事实上还有着这样的强制措施：要不管黑猫白猫的、不问姓公姓私的、不问姓社姓资的、第一桶金原罪不究的、一切向钱看的、一把手说了算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有了如此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出发点，就理所当然的会伴随着这样的过程：千方百计地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千方百计地去 麻痹人们的阶级觉悟，千方百计地去利用和纵容“名人”、“精英”们为所欲为 ，千方百计地去限制工农群众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把工农群众变成了弱势群体。

至此，工农群众哪里还会有事实上的政治地位？而工农群众一旦失去了事实上的政治地位，哪里还会得到事实上的服务和利益？所能够有的，只能是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而已。

于是，便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离心离德、民怨沸腾、治安混乱、外敌入侵。

[yongbing1993]

《亦兵亦学亦工》三线建设学生







读到一篇论文《亦兵亦学亦工 —襄渝铁路学兵连研究（1970-1973年）》 作者：李德英 1 蔡艺雯 2 刘 凡【转载】 来自：《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10月第39卷第5期。

【摘要】襄渝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只重要力量，这些学兵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 16-26 岁。经陕西省革委会动员，西安、咸阳等城市和地区 1969、1970 年两届初中应届毕业生和部分社会青年 25 000余人，到襄渝铁路陕西段参与建设，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工程结束后，这批学兵由陕西省相关部门统一安排了工作。这些学兵既是民兵又不同于民兵、既是知青又不同于知青，亦兵亦学亦工的复杂身份使他们的三线生活既艰苦又难忘，饥饿、危险、死亡与革命荣誉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那段往事的基调。

近年来，关于三线铁路网的规划、布局、建设、影响等问题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对于铁路工程参与群体的研究较少。尤其是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这一群体，尚未有深入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现。尽管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群特殊的知识青年仍未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工作者及原学兵连成员以襄渝铁路学兵连为历史原型，创作了不少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⑤ 。这些亲历者的记录，为学兵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记忆资料，为襄渝铁路学兵连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对襄渝铁路学兵连组织动员、编制待遇、工地生活和学兵记忆做一探析，以便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学兵们在三线建设中所面临的困窘以及他们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

襄渝铁路东起襄樊，西至重庆，全长915.6公里，是连接三线重点地区四川省、陕西省与我国中部地区的交通大动脉，在铁路交通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 。襄渝铁路共分三段：东段在湖北，西段在四川，中段也称陕西段，包括胡家营至达县部分（含陕西省和四川东部部分地区）。西段于1968年4月开工，东段于1969 年3月开工，中段于1970年3月开工。至1970年二季度，铁道兵部队已先后调动23.6万兵力进入襄渝铁路工程施工，但劳动力仍然有缺口 。经国务院批准，四川省和湖北省分别动员30万和14万民兵支援，然而，陕西省由于阳安铁路及宝鸡峡、冯家山、王瑶等水利工程的修建占用了大量民工，可以投入襄渝铁路建设的人力严重不足。

1970年，陕西段开始动工并急需青壮年劳力时，恰逢1969届和1970届初中生刚毕业，尚未上山下乡。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的李瑞山提议让这批学生以“劳动锻炼”的形式参与支援三线铁路建设，陕西省革委会通过了从这两届学生中选调部分人员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建设施工的方案。1970年6月，负责领导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的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成立，经陕西省革委会、陕西省军区和铁道兵东段指挥部共同研究决定，“从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届中学毕业生中选调十六周岁以上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的学生一万名（女学生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由铁道兵部队带领，并配一定数量地方干部，参加施工，争取八月份上齐。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3]3 。随着襄渝铁路陕西段修建工程展开，劳动力需求持续扩大，陕西省革委会决定，除1970年动员约 10000名学生赴三线支援外，1971年再次选调15000名学生参与襄渝铁路陕西段工程建设 。陕西省2107指挥部将其命名为“学生民兵”，在建设工地上，学生民兵连，被简称为“学生连”或“学兵连”，学生民兵连队退场后，政府和社会上称之为“三线学生连”或“三线学兵连” 。

学兵的动员工作由陕西省革委会总负责，各地方的城市人口下放疏散办公室直接领导，并由铁道兵协助完成。其动员范围为“陕西省内家居城镇吃商品粮的1969届、1970届中学毕业生，社会青年和应下乡而未下乡的‘前三届’毕业生”。此外，咸阳地区要求原分配到各军队农场的初中毕业学生和中央、省属驻地县的厂矿企业单位的子弟也加入其中。

在面向学生的动员工作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令学生及家长理解支援三线建设的意义：第一、认清形势，加强战备；第二、修建襄渝铁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一；第三、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改造世界观的极好机会。“

知识青年参加修建襄渝铁路工程是在解放军的直接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可以亲身受到解放军的教育和培养”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指示是“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这里的宣传动员则强调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显然是对毛泽东指示精神的进一步引申，将参与襄渝铁路建设作为知识青年接受思想改造的一个途径，可以说，学生参加铁路建设其实是知识青年改造思想和世界观的另一种方式，与上山下乡殊途同归。

除精神动员之外，三线建设政治动员还有另外两个特色，即制度动员和物质动员[9] 。制度动员具有强制性，而物质动员则是通过为被动员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或给出承诺来完成。对于青年学生和家长而言，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前途问题。对此，动员单位进行了引导，并给出了承诺。据学兵刘某某回忆，动员条件中，对他们来讲最有吸引力的一条就是：支援襄渝铁路的这两届学生，不必参与上山下乡，“去三线就属于分配工作”“铁路工程完工后也会重新安排工作”。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相关文件明确指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让学生和家长消除了顾虑，不必再上山下乡，就可走上工作岗位，何乐而不为。

另外，动员工作中铁道兵部队的军代表直接表明，“我们这次招去的学兵除了不带领章、帽徽，什么都和当兵的一样”。这使学生有了一种加入学兵，就等于成为军人的感觉。有学兵称“做梦都想当女兵”，参与襄渝铁路的修建工程，当上一名“不穿军装的女兵”同样也是一件很“神气”的事。

通过讲形势、树理想、许前途等方式的宣传动员，绝大多数青年学生对参与三线建设表现相当踊跃，参与修建铁路的意愿强烈。最终，有25809名1969届、1970届初中毕业生，分两批送往秦巴山区的施工地参与襄渝铁路工程的修建工作。

学兵的粮食、户籍关系到达驻地后全部转入襄渝铁路修建指挥部。按照有关规定，学兵参与襄渝铁路工程时的粮食均由驻地供应，每人每月45斤；工资为每人每月28元，按月发放；商品供应和棉花供应均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待；学兵每月工资的28元中，需要上缴15元作为每月伙食费，可供自己开销的有 13元。

而同样被抽调修建襄渝铁路陕西段的民兵和普通工人的工资则是每人每月38元，技术工人44元。据襄渝铁路的民兵回忆，“民兵每个月六七八三个标准，吃饭不交钱。同时，部队按照每人每月38元交给地方，是民兵所在生产队的每月工分钱”。除了作为工分计算工作量之外，民兵可以得到每个月8元的零花钱。

由此可见，尽管学兵被称为“学生民兵连”，是民兵的一种类型，但其待遇，与一般民兵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估计与学兵参加筑路工作的性质有关。进行学兵动员时，已经强调学兵到襄渝铁路，是作为上山下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为了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此，其身份既是特殊的“知青”，又是特殊的民工，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在考虑学兵的工资待遇时，主要从接受锻炼和教育出发，能够维持生活即可。

经过陕西省革委会等机构精心组织和护送，25809名学兵分批、分次来到位于紫阳、安康、旬阳、白河境内的施工地，141个学生连队在全长近300公里的襄渝铁路陕西段上铺开，与铁道兵战士和民兵一起，参与了铁路修建的所有工种和环节，并成为桥梁和隧道施工的主力军。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在工地上，铁道兵官兵对学兵很照顾，并积极教育，“对学生绝不能简单的当作劳动力来使用，而是一切着眼于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每个连队派两名军代表，“有的还把军代表派到排、班，对学生连的组织管理教育，一律和解放军一样，对知识青年从政治上关心，劳动上帮助，生活上照顾，真正做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耐心细致的育”。

在铁道兵指战员的教育和帮助下，学兵们培养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不仅学会了砍柴做饭，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并且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教导，用自己的双手在高山峻岭上披荆斩棘，开出平地，搭起帐篷，盖起营房，种上蔬菜，养起猪羊”。

在参与襄渝铁路建设四个月时，就已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和个人，据某部队统计，在该部队参加三线建设的3000多名知识青年中，有800多人被评为五好战士，300多人受到行政嘉奖，评出16个四好排，评出40多个四好班，80%以上的知识青年都写了入团申请书，有1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因而，

1971年2月，陕西省相关机构认为组织知识青年参加三线建设很有必要，同时认为这是知识青年改造世界观、实现革命化的重要途径。

与上山下乡、需要“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相比，参与襄渝铁路修建的学兵，从1973年3月开始，到7月中旬，2107工程陕西省建设指挥部分两批完成了学兵的分配工作。实际参与分配的学兵为24742名，其中69届9668名（包括选干524人），70届15074名（包括选干461人）。学生分配去向，基本上按照 1972年当年的劳动计划执行，按部门分：分配国防工办系统2934名，中央其他单位4380名，省属单位11193名，地、市单位5860名，省军区及驻陕部队3267名；按地区分：分配到西安市9653名，宝鸡市4352名，铜川市622名，咸阳地区、渭南地区2863名，商洛地区175名，安康地区103名[13]5 。据袁培力等人考证，“汉中地区和省外也分配了一部分三线学生”。至此，陕西省相关部门兑现了动员时安排这些学兵工作的承诺。

襄渝铁路“学生民兵连”成为那个时代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民兵，又与普通民兵有所不同，与民兵同工不同酬，“所抽调之民兵、普工每人每月三十八元，技工四十四元，学生每人每月二十八元，实行按月发放”。根据“农忙少上、农闲多上”的原则，民兵由各地区组织，民兵有轮换回家参与农活的机制，而学兵连探亲假都没有；当然，民兵与学兵的前途也不同，工程结束后，民兵继续回乡务农，学兵则统一分配工作，所以他们既是民兵，又非民兵。同时，学兵被组织送往襄渝铁路工地参与建设，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种形式，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他们既是知青，又不同于普通知青。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希望知识青年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将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接受思想和世界观的改造。陕西省在组织动员学生参与铁路建设时，进一步引申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意义，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发展为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因而将组织学生参加铁路建设以弥补劳动力不足的行为，升华为组织学生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积极进行思想和世界观改造的行为，从而与党中央毛主席保持一致。

既然都是知识青年，都要接受思想改造，改造的地点可以是农村，也可以是工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知青。但他们与普通知青最大的区别在于安排工作的承诺，“施工任务完成后，由省劳动部门统一分配工作”。这是普通知青所没有的，当普通知青被要求扎根农村干革命时，他们在铁路建设工地上只干了两年多，就统一安排了工作，即使普通知青也有推荐上学、招工、招干的机会，但这么大规模的统一安排，绝无可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又不是知青。由此，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些青年人：民兵，又非民兵；知青，亦非知青。

铁路学兵连是襄渝铁路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亦兵亦学亦工的学生绝大多数初中毕业，年龄在16-25岁。他们在铁路工地上得到了锻炼，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很多学兵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铁路建设艰苦工作的锻炼，才塑造成了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军人品格”。学兵们艰苦奋斗的历史，可以进一步弘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建设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理解前辈的奋斗及意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