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列宁：《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6月28日）

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果敢和坚韧不拔的奇迹，保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根绝游击习气和克服疲沓涣散现象的过程进行得很缓慢，很费力，然而却一直在前进。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自觉地承受牺牲的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是红军中新的同志纪律的基础，是红军恢复、巩固和壮大的基础。

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同样值得重视。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

5月17日《真理报》登载了阿·日·同志的文章《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全文照录如下：《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

俄共中央关于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给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有力的推动。由于热情普遍高涨，铁路上的许多共产党员职工走上了前线，但是大多数人不能离开重要岗位，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来自各地的关于动员工作缓慢的消息和办事拖拉的现象，使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不得不去注意铁路机构的工作情况。结果了解到，由于劳动力不够和劳动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机车赶修任务都拖了下来。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说帮助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中说：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开始人们有些犹豫，最后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样来到工作现场，整队之后，秩序井然地由领工员分别领到各处工作。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性质。

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500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50％。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高270％。其余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这样。因劳动力不足和办事拖拉而拖延7天至3个月的定活（紧急的）现已完成。

由于设备发生故障（不难排除的故障），个别组曾耽误三四十分钟，但并未影响工作的完成。留下来指导工作的管理人员，忙得几乎来不及给人们准备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纪的领工员也许是有些夸张地说，在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干的活，等于不自觉的疲沓的工人一个星期干的。

鉴于一些真心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来参加了工作，而且今后还会有大批这样的人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时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学习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共产党员的榜样，现在我根据来自各个现场的消息较详细地谈谈组织方面的情况。

参加工作的约有10％是经常在现场工作的共产党员。其余的则是负责工作人员和选任的人员，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员，也有各企业的政治委员，以及工会人员、管理局和交通人员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大家干活时非常努力并密切合作。当工人、办事员、管理人员齐心协力地把住40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勤劳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来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坚定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夺者扼杀不了胜利的工人，国内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尔察克。

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的胜利，这胜利的凯歌的声浪仿佛越过墙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样荡漾在整个工人的俄罗斯，激励着疲惫、懒散的人们。

5月20日《真理报》刊登的恩·尔·同志的《值得学习的榜样》一文，在评价这个出色的榜样时写道：“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知道电站和各铁路线都有这样的事例。在尼古拉铁路上，共产党员加班干了几个晚上，把陷在转盘坑里的机车起了出来；冬季，北方铁路上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几个星期天去清除铁路上的积雪；许多货运站的支部为了同盗窃货物作斗争，在站上进行夜间巡逻，——不过这种工作都是偶然进行的，而不是经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提供的新的东西是，他们把这一工作变成了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他们决定‘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他们决定在整个战争状态时期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同时他们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样。

这个榜样已经引起而且今后一定会进一步引起大家的效法。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讨论了军事形势和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的决议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决定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定于5月17日进行。（2）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组织成示范队，向工人表明，应当怎样工作，在现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做到什么。

据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说，他们的榜样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预料下一个星期六将有大量的非党工人参加工作。作者写此文时，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修配厂的共产党员还没有开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组织义务劳动的消息刚一传出，非党群众就激动地谈论起来了。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六我一定来’。这项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后方的所有共产党支部都应当向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学习。不仅莫斯科枢纽站上的各共产党支部应当如此，全俄罗斯的党组织都应当效法这个榜样。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首先应当帮助红军家属，实行代耕。

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共产党员同志们，动手干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报》报道说：“5月17日在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共98人根据大会决议在班后做了5小时无报酬的工作，他们不过有权再买一顿饭，而这顿饭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也是每人半俄磅面包。”

尽管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组织得也差，但劳动生产率还是比平常高1—2倍。例如：5个旋工在4小时内做了80根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213％。20个粗工在4小时内收集了600普特旧材料和70个各重3．5普特的车底弹簧，共重850普特。生产率等于平常的300％。

“同志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平时干活枯燥乏味，在这里，大家干活都兴高采烈。可是今后，平时干活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干得少，那就太丢脸了。”

“现在有许多非党工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车修理队都自告奋勇要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内把机车从‘坟堆’里弄出来，修好使用。有消息说，维亚济马铁路上也在组织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Ａ．嘉琴科同志在6月7日《真理报》上谈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形，现在把他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记》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我和一个同志怀着极愉快的心情，遵照铁路分局党委员会的决定，去上星期六义务劳动‘课’，让脑子暂且休息几个小时，让肌肉发挥一下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在铁路局的木工厂。到那里后，看到自己人，彼此问好，开一会儿玩笑，查点了人数——总共30人……我们面前躺着一个‘怪物’——一个相当有份量的蒸汽锅炉，足有600—700普特重，要我们把它‘搬家’，就是说，要把它滚到大约1/4或1/3俄里以外的一个平车那里。

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些疑虑……但我们动手干起来了：同志们把木滚就那么往锅炉下面一垫，系上两根绳子，工作就开始了……锅炉还有点不情愿挪动，但终于还是移动了。我们很高兴，要知道，我们人是这样少……就是这台锅炉，比我们多两倍的非党工人几乎拖了两个星期，在我们到来之前它还躺在原地不动……我们在一位领班同志有节奏的‘一、二、三’口令声中，齐心协力地卖劲地干了一个小时，锅炉慢慢地向前移动着。

忽然，出了岔子！一长串同志突然狼狈不堪地倒了下去，——原来我们手里的一根绳子‘叛变了’……但是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换上了一根粗缆绳……到了傍晚，天色已经明显地暗下来，但我们还得拖过一个小岗子，那时很快就会完工了。我们胳膊酸痛，手掌发烧，周身火热，还是拼命地往前拉，——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旁边站着一位‘管理人’，他被我们的成绩弄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缆绳。

帮着干吧！你早就该过来了！一个红军战士出神地瞧着我们工作。他拿着手风琴。他在想什么？也许他想：这是些什么人？大家都回家去过星期六，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打破他的疑团说：‘同志！给我们奏一个快乐的曲子吧，我们可不是什么来随便凑数干活的，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看，这手里的活干得多欢，咱们可没有偷懒，是在拼命地干。’红军战士轻轻地放下手风琴，赶快跑过来抓住缆绳……

——‘英国人真机灵！’——响起了乌·同志动听的男高音。我们和着他的歌声，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宾努什卡，嗨哟，拉呀，拉呀……’

干这活不习惯，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时间睡个够。目的地快到了，经过一番小小的周折，我们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车了：只要垫上木板，滚到平车上，这锅炉就能干人们早就等着它干的工作了。我们一窝蜂涌进屋里，这是地方支部的‘俱乐部’，屋里挂满标语，摆着步枪，灯光明亮，我们很好地唱完了《国际歌》，享受了加‘甜酒’的茶，还吃了面包。干完重活以后，当地同志这样款待我们，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和同志们亲热地告别之后，我们列成纵队。夜阑人静，革命歌声响彻了沉睡的街道，整齐的步伐声应和着歌声。‘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前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唱起劳动歌和《国际歌》。

过了一个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过来了，这回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到9俄里以外去修理车辆。目的地是佩罗沃。同志们爬到叫作‘美国人’的车厢顶上，嘹亮动听地唱起《国际歌》。乘客们带着惊异的神情静静听着。车轮有节奏地响着；我们没有来得及爬到上面去的人就蹬在‘美国人’车厢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转眼就到了车站。我们到达目的地，又走过一个长长的院子，见到了亲热的政治委员格·同志。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了！总共才30个人，6小时内要完成13辆车的中修！面前就是划了记号的轮对，不光有空车，还有装得满满的一辆油罐车……不过没问题，同志们咱们‘对付得了’！

[yongbing1993]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毛泽东诗词欣赏

《清平乐.六盘山 》 (1935.10)

作者：毛泽东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白话译文：

长空高阔白云清朗， 南飞的大雁已望到了天边。不登临长城关口绝不是英雄， 算下来已征战了二万。

六盘山上雄峰再拔， 烈烈西风漫卷着红旗。今天我长绳之武装紧握手中， 哪一天才会将那蒋家狂龙捆缚？

【注释】

六盘山：宁夏南部，甘肃东部。

红旗：一九五七年在《诗刊》创刊号上发表时作「旄头」。一九六一年九月为宁夏干部书写此词时改为“红旗”，手迹发表在该年十月七日的《光明日报》。

长缨：见《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注释。

苍龙：《后汉书·张纯传》，「苍龙甲寅」。注曰，「苍龙，太岁也」。古时以

太岁为凶神恶煞，太岁在地上，与天上岁星相应。

《清平乐·六盘山》是现代思想家、革命家、诗人毛泽东于1935年创作的一首词。此词上阕从眺望远景起笔，写了登上六盘山所见到的北国清秋的景色，回顾了长征的胜利，表达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坚强意志；下阕则写近处，如火的红旗在高山之巅，迎着西风舒卷，烘托了红军将士胜利的英姿。上下两阕相对独立，却又紧密相连、一脉相承；在表现手法上，全词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达到了情景交融、刚柔相济的妙境。

1935年8月，毛泽东主席粉碎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路线后，率红一方面军继续向陕北根据地挺进。9月中旬，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奇迹般越过岷山草地，进入甘肃南部。10月7日，红军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又击败了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扫清了阻碍，摆脱了追敌，当天下午，一鼓作气，翻越了六盘山。此词即是作者翻越六盘山时的咏怀之作。此词最早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

这首词回顾了万里长征的行程，表达了红军战士们勇往直前的钢铁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这是一首在战斗中前进的胜利曲，是一篇振奋人心，激扬斗志的宣言书。

上阕“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起笔境界辽阔，写站在六盘山高峰之上仰望所见。两句词紧扣十月天空景象：天空净朗，云层疏淡，大雁往南飞。“望断”二字涵义丰富，寄意尤深。“望断”，指望了又望，直到不见还望。因为大雁到了秋天，就要由北向南，到南方去过冬。看到南去的大雁自然就会勾起作者和红军对南方革命根据军民和故乡父老乡亲的无限思念，所以才有望断的神情。这两句虽是写景，但景中寓情。接下来“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两句，抒情显得十分自豪。作者屈指一算，红军所行的路程已经两万里前面已经没有险峻的高山了，预定目的地是一定会到达的。“不到长城非好汉”，还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北上去抗日前线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只有北上抗日，才是真正的好男儿。

下阕的结构同上阕一样，也是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抒情。“六盘山上高峰”，点明六盘山题意，并告诉读者，作者当时是在六盘山高峰之上。高峰是作者描写的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背景前面的景物很特别：“红旗漫卷西风”。红军的红旗漫卷于西风之中，这个特别的景物，象征着胜利。从画面中能体现出红军将士的豪壮之情，这就是景中寓情。“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是直接抒情。意思是长征胜利了，革命的主动权已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缚住苍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作者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全词大气磅礴，雄浑豪放，隽异挺拔，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全词造语朴实自然，意境高远，感情充沛而又生动形象。毛泽东用高妙的手法轻松写出了自己悠闲中又有些沉重、自信中又有些悲凉的复杂情绪。”

“《清平乐·六盘山》生动地表现了毛泽东及其统率下的英雄红军胜利地登上六盘山后，远望云天，抒发了彻底打垮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坚强决心，发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壮志豪情。”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生于湖南湘潭韶山一个农民家庭。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书法家。被《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代表作品有《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沁园春·雪》等，有《毛泽东选集》。

[yongbing1993]

不信马列却在共产党旗帜下宣誓








是谁抽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脊梁？是走资派们经四十多年的打着共产党的旗号，谎称“改革开放“，实则《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号称“信仰“马列主义的谎话，以假乱真颠倒黑白，以精致的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两面派机会主义手段抽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脊梁。

正是大批走资派们既不信马列却仍要在共产党旗帜下宣誓的官员，蛀倒了支撑社会核心价值的脊梁。要嘛真心信仰共产党, 要嘛信仰资本主义私有大方方向全世界宣布, 现在这样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挂羊头卖狗肉, 打着红旗反红旗误导胡弄百姓一时还可以, 长久欺骗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恶果将会遗臭万年的! 几十年来真是这批一代接一代继承着抽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脊梁!

在曾经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官员说一套，做一套，何其可怕：买官卖官，骄奢淫逸，官商勾结互动……当达到一定社会普遍性，以示范、以感染、以传递，「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看一个人权力的大小和金钱的多少」社会之风就会流行；「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甚至不惜生命」的社会风气就会形成。事实上，道德的形成既发生在个体间传递，也发生在社会机制对个体的影响与转化。

公平正义的社会容易培养品行兼优的公民，不公平不正义的社会，公民不会认同社会价值观，相反容易滋生灰暗心理报复社会。什么抽去了我们社会道德的脊梁，是这样人不是人, 鬼不是鬼, 挂羊头卖狗肉, 打着红旗反红旗误导胡弄百姓因而没建成和维持好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公平不正义」一点点蚕食掉社会核心价值的支架。

这些年，上层头头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误导胡弄百姓, 人们利用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改革，无意成了权益集团假改革之手，行集团利益最大化之实，诸多改革，受益的总是体制内，受害的总是百姓。至以造成底层人对改革的恐惧症－今人感叹的是，就在今日今时，还能见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官员吗? 还能见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贫下中农当家作主的影子吗?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此庸俗化的「功利主义道德观」作为理论，作为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 作为一个国家的建国方针简直可笑到了极点! 而「共同富裕」的「约定」却被「淡化」：一方面GDP至上，透支环境，透支后代，甚至采取了不公平不道德损害百姓利益手段；另一方面，只讲“抓老鼠”不讲“合理分配老鼠”，一个资源属于全民的国家，极少数人利用资源垄断或权力，获取绝大部分利益，寻常百姓只得到小部分利益或无利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老百姓“生不起，读不起，娶不起，住不起，死不起”，而要全民经商全民竞争, 在窘迫的生存空间中，每个人都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因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 完全走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 而口头上宣称是共产党的信仰, 实际上做的是另一套! 人世间最可恨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大骗子!

共产党是自认为是相信唯物主义同时又崇尚科学的，然而，改革开放后的民俗民风又恢复到旧社会的四旧之中, 很多政府官员如同普通民众一般烧香拜佛算命相凤水成风, 因此各类大师前仆后继层出不穷, 婚丧黑白大操大办.........搞得整个社会污烟障气俗不可耐! 全社会道德无底线出现了许多如黑砖窑童工, 有毒奶粉, 猪瘦肉精……，假, 诈, 骗，......遍地开花。

源自共产党信仰的道德，连结文化、政治，其实也关联经济。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里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理性化发展，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来，一个抽去脊梁而坍塌的社会道德体系，只能阻碍国家经济的理性发展。当人们憎恨官员说谎话、空话，痛恨餐饮业无良，抱怨制造业浮燥时，无妨看一看前三十年的所作所为! 从现实来看，做正确的事比做不正确、不符合道德的事更难。

现在我们除了钱外什么都没有，精神确实很虚无。道德连结文化、政治，是大命题，忙碌于生计的百姓不会对之做学究式探求，只会感知现实来调节自身的道德底线，重要的，他们是以各种管道来相互传递各自生存法则。以职业道德为例，在《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书里，对道德「传递性」给予了大致如下的描述：

一个受到领导不公平对待的医生，可能将怨气撒给病人；一个满腹怨气的售票员，可能将怨气撒向乘客；一个有怨气的老师，有可能将怨气撒向学生…

今天的现实恐怕远比上述图像恶劣：一个爱受贿的领导干部，他手下的医生可能敢向病人索贿；一个被索贿的老师，可能坦然接受学生家长行贿……所有「被潜规则」的人，都可能要去「潜规则」他人；当占有社会主体的岗位任何人都能腐败时，全民道德崩塌危机就在眼前。

中国共产党有政治信念的政党，政治信念是对政治体系及其理论认同、敬仰基础上，形成的自己言行价值观，并且身体力行。按说，透过制度推行的信仰，能发挥对社会的凝聚、导向和感召力。

想其初，不正是中国人在蒙昧中得到的信仰，如同饥不择食时得到的一杯羹，冲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前景，百姓才用最后一个儿子，用最后一颗粮，用小推车，去换一个新国家吗。

然而，情何以堪，一个有着政治终极追求的中国共产党，由改革开放后在”猫论” ”先富论” ”摸石头论”......谎言下一直衍化到今天社会道德大滑坡！

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有5000年的古代文明，其核心儒家思想对后代影响最大。始终走不出封建专制循环的中国，让许多新旧知识分子愤怒异常，有道是“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缺德的人和事首先出现在新闻里，几乎所有的新闻都是无聊或搞笑。政治可以编段子，有人把新闻联播概括为：前 十分钟领导人接见，访问; 中间十分钟中国人民生活很幸福; 后十分钟，国内外的搞笑和国外的普世价值。在经济数据新闻里几乎多是谣言，一会儿房价一定要降，另一会儿房价必定要降，房价不降，......房价还在涨，......谁看见了真相? 新闻就像电视剧，年季有影帝。

缺德的人和事其次出现在各级各类谋体上的是阴暗，愤怒。官员腐败，金融大鳄又侵吞巨款逃离大陆，演艺明星二胎，裸照，窃听门，黄赌毒，网瘾…

缺德的人和事再次出现在各级各类谋体上的是无情，寒冷。老人倒了不敢扶，装死装病碰瓷，计程车司机奸奸女学生，小学生跳楼，教师自杀，井底住了二十年…

所有的新闻谋体报导的多是负面讯息，给人负面感受。人看着这些讯息，心里可不是滋味了。

回顾改革开放几十过去的历史，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句是「民心倒了，就扶不起来了」。民心为什么倒了?

还有早年的一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人心为什么散了? 这都是谁闹的?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三大改造，生产队，合作社，人民公社…哪一步不是党和人民齐心协力奔向社会主义?!

从八一年的三中全会为拐点，改革开放吹响了号角，特区破冰；到大刀阔斧鼓励走出去，引进来，城镇化; 到进一步深化改革，杀出一条血路; 到铁路私有化，外资进入国命脉产业; 到农民分田到户......一路走来越来越背离了共产党的初心, 人心散了, 民心散心, 还能扶起来吗?

天 下为公，世界大同，正是为公，才有无数先烈为公有、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

正是为公，那个时代才涌现出了无数的公仆，党员，劳模！正是为公，才从一穷二 白的烂摊子上，营造出骄人的业绩;

正是为公，人们才不敢也不愿腐败;

正是为公，才让跪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站了起来! 正是为公，人们有信仰 ，有理想，才有了让人无限怀念的那个时代! 人心为公，天下大同!

而今，私字当头。

要问什么是万恶之源，有人说，金钱不是，金钱只是私字利用的掩护工具。私字才是万恶之源。

私字闹得人心倒了，私有闹得人心散了! 那么民心散了, 民心倒了, 共产党无根而为能不倒吗?

私有化观念，就像毒蛇，紧紧缠着人心。

因为私有化，国企宣布破产，工人解散下岗;

因为私有化，该退休的 老人不能退休，继续打工，该上岗的青年，无岗可上;

因为私有化，黄赌毒重返华夏，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再次活跃;

因为私有化，人心膨胀， 物欲横流;

因为私有化，七、八十岁的老人被迫卖菜、蹬三轮;

因为私有化，才有了党员忘记党章党纲，官员忘记为人民服务，人民活的没有尊严;

因为私有化，才有了农民 工辛苦一年讨薪无果痛哭流涕，服务员离乡打工无故失踪;

因为私有化，中国人民肩上又担负起一座座大山;

因为私有化，才有 了贫富悬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因为私有化，中国人才活不起，死不起，生不起，病不起，一心只为人民币;

因为私有化，才有了白领每月赚万元觉得不够花， 有危机感，过劳死;

因为私有化，中国才成了人们口中的“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两国是夫妻关系”；

因为私有化，站直了的中国人为了钱，为了生计，又跪了下去…

痛哉中华!

公有，私有，公道自在人心。

[yongbing1993]

这帮干部子女霸占一切优势资源






《1972年，这种走后门的狂潮........》

《文革里的走后门。这些干部子女为所欲为，娘老子也放纵他们，毒化了社会空气。》

《高级干部子女，下乡的寥寥无几，至今仍留在农村的为数更少。》

《整个社会成了这帮干部子女霸占一切优势资源的狂欢场所。》

《几乎清一色的是军以上干部的子女。》

《他们表现如何？“懒散、特权思想、玩世不恭是那个时代军队高干子弟的通病。”》

《长期不请假，经常私自外出，一连几个月让部队找不到踪影。》

《已经连续几个月不在部队，没有向任何人请假。》

《这帮高干子弟，在34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转发《文革期间的“走后门”问题》

来源: 博客

作者: 杜钧福

现在一些人讨论腐败或者说特权是什么时候开的头。有人说文革前的情况还是很好的，都是文革把风气搞坏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也有人说，从延安时代就有了，当初丁玲萧军他们反对的就是这个。这话也对，腐败之风源远流长。根本原因就是这帮干部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和以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没很大差别，不能期望他们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年青时读到先烈方志敏的文章，读了《红岩》这样的书，全都感动得泪流满面。其中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想法。如果方志敏和《红岩》那里面的牺牲者活到“解放”以后，他们的命运还很难说呢。

50年代风气确实比较好。上层的生活老百姓看不到，中下层还是比较平等的。一般来说，极左越猖狂，社会风气越坏。我的同学李吉士回忆1958年以后，领导机关下基层，就普遍的吃吃喝喝了。但是文革这个运动，确实把腐败上了一个台阶。

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腐败从“红一代”传递到“红二代”。

就某种意义说，文革就是为了解决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口号，而且，针对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层层布置了确定各部门各单位“第二梯队”的具体措施。权力中枢已执政十几年，可他们的儿女辈年龄尚幼，绝大部分还是中学生（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的儿子也是中学生）。如何实现这个政权的代际传递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种思虑反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红卫兵运动起源的思想基础。

正如一些老红卫兵所反思的，在当时的学校里，“黑五类”子女已不构成威胁，他们根本上不了大学，有些连中学也上不了。他们无法在学业上竞争的是中间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类”子女剔出去的战略不管用了，必须把“红五类”择出来。这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原则。“红八月”的屠杀和驱逐也是针对城市中间阶层的，因为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后，北京城里真正的“黑五类”人员已不多。

当然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形势就不是他们所完全掌控的。这场风暴，到了“九大”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以后，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旧制度的回归。老干部这才回过神来，开始对文革进行清算，也就是力图恢复他们在文革前的位置并为他们的子女寻找出路。这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因为大风大雨他们已经经过了，况且他们凭借着“被林彪迫害”的道德优势。

这种依靠权势谋自家的利益的行为由来已久，但1971年以后大爆发。例如《鸿》的作者张戎自述1969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区插队。但她在那只待了26天。期间所干过的较重农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觉背了63公斤，而现场称量结果为2.25公斤。然后她以伪造证明的方式转到成都郊区。在此期间她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城里，在农村时也很少干农活。1971年张戎母亲通过后门将其调入成都国营工厂。1973年再经其母的关系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由于其母的积极活动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干预下获得公费资助到英国留学。

到了1972年，这种走后门的狂潮已经让国家领导人无法容忍了。在得知从山西选拔来送北大为科学院培养的学员都是干部子弟时，周恩来怒不可遏，但是又无可奈何。因为他知道，不能得罪这帮地方干部，稳定和维持九一三以后的局面，还全靠这些干部。毛和周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牌了。

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披露：“中央机关，各省市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子女，下乡的寥寥无几，至今仍留在农村的为数更少。”

于是，整个社会成了这帮干部子女霸占一切优势资源的狂欢场所。请看当时空军34师人员的回忆。为什么是34师呢？

“34师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军队高级干部子女，一是由于空军是陆海空三军中待遇最高的军种；二是由于34师是运输机师，事故率、死亡率相对较小；三是由于34师是中央专机师，可以有机会接近任何一位中央首长；四是由于34师的驻地在首都北京，很容易和常到北京的父母相会。”（浪花《三十四师的高干子弟》，《红袖添香》，2002）

谁来了？“仅仅在我的视野之内，34师就有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刘伯承元帅的孙子，彭绍辉大将的儿子，韩先楚上将的儿子，许世友上将的女儿。军师长一级、中将、少将、大校级军官的子女足足有一百人以上，1973年分到34师的第四期女飞行员二十多名，几乎清一色的是军以上干部的女儿。”

他们表现如何？“懒散、特权思想、玩世不恭是那个时代军队高干子弟的通病。”

“前面提到的叶剑英元帅的小儿子，就是因为长期不请假，经常私自外出，一连几个月让部队找不到踪影而惹恼了他所在的102团2大队的行政副大队长。他在全大队的会上，将叶帅的儿子点了起来说：‘我不管你是谁的儿子，今后再这个样子，该去那去那，不要回来了。’”

“飞行大队的干部战士，当然支持这个副大队长的正义行为，他们联名给叶帅写信，说他的儿子是‘一个只拿钱，不干活的飞行员’。”

“这件事，不知为何被江青获悉。于是，引发了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叶剑英发难。造成了全国‘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的局势。”

知道“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件著名公案的来由了吧？

“不光叶帅的儿子如此，许世友将军的女儿许华山同样如此。1972年许华山已经连续几个月不在部队，没有向任何人请假。一天，许世友将军的电话打到了部队。问34师师长‘你们把我的丫头派到那去了，怎么几个月没有音讯？’。这一下可急坏了34师的大员们。他们原以为许华山在家里，谁知，家里反倒向部队要人。于是，34师调动所有的关系，满世界的找人。最后，还是从海军司令部的一个高干子弟那里得知，许华山这几个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团学习跳舞。把34师的领导们气的脸一个个憋的活像猪肝……”

“这帮高干子弟，在34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韩先楚上将的儿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队想干空勤。胡萍师长，亲自下令改为空勤领航员。领航员干了没几天，又要学飞行，于是又成了飞行员。这些普通人要经过几年航校培训的事，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换来换去。”

后来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提出反走后门，直到现在被认为是想搞乱军队。究竟谁在搞乱军队，是很清楚的，就是这帮不法的干部子女。

当然，不是所有干部子女都这样。也有相当优秀的，堪称表率。“34师的高干子弟表现有好有坏，差异极大。其中，刘伯承元帅在修理厂的孙子，有极好的口碑；独臂将军彭绍辉大将的儿子，是102团一名看似极普通的机械师，十分和气，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架子。类似的高干子弟很多，这些极清高的人物，给原本高高在上的34师注入了一阵孤傲不群的清风……”

为所欲为的都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干部的子女；表现好的都是那些不当权甚至边缘化干部的子女。我也接触过一些干部子女，也感到有这种规律。例如我的老同事高凡，原名高莉莉，是原炮兵司令高存信将军的女儿，著名历史人物高崇民的孙女。她在哈军工读书期间就表现极为优秀，上过报纸，文革期间下放，后落实政策调到我单位，为人极为谦和。文革期间物资非常匮乏。我家偶然机会买到一辆小轮自行车，不想要，问谁要。几个女同事议论，说高凡遇事向来谦让，问她要不要吧。一问果然要，就让给了她。所以我感到她家没任何特权，也不争。可惜这样的好人前几年走了。我想，如果都是这样的“红二代”接班，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

可惜，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怎样造成这样的结果？是老子位子高了，就“变修”了，还是本来就是逆向淘汰？我不知道。“那时的部队和社会就是如此的不公，父辈留给子女的‘遗产’，决定着他们人生的道路是顺利还是坎坷。”

再回来说文革里的走后门。这些干部子女为所欲为，娘老子也放纵他们，毒化了社会空气，给解放军丢了脸。更值得忧虑的是，这样一批公子小姐接了班，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抓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三箭齐发”，只有这一箭发得对头，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我想，也符合解放军空34师官兵们的情绪和愿望。除此其它两箭，什么“批林批孔”，都是扯淡。

这件事后来如何发展，大家都知道，就是毛的一句话“走后门的也有好人”把它否了。毛的话，当然不错，但是用在这里，简直是混账逻辑。所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反走后门，以及毛对这个反走后门的否定，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毛泽东这样的态度，是为干部们进一步腐化，以至于文革后实行集体世袭制开辟了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也是广大参加文革运动的群众对毛的拥戴开始崩溃的起点。以前，他们将毛看作红太阳，看作救世主。社会上的一切苦难、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他们都认为是“走资派”干的。“经是好经，就是给歪嘴和尚念歪了。”现在，他们终于认识到，这个伟大领袖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和历代的皇帝没什么区别。他们进而开始怀疑从少先队时期所被灌输的一切，理想主义完全破灭，随即开始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历程。

黑龙江造反派学生领袖范正美写了一本《秋梦追思》，总结文革历史。从书内容来看，属于左派思想范畴，算个毛派。但是他对毛在反走后门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强烈质疑。他说：“毛泽东在我思想上屹于泰山的地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他还说：“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批示公开的如此强烈的非议在我知道的这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认定，走后门问题是干部利用特权破坏正常纪律和合法程序，与党的传统格格不入。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与后来不正之风的进一步恶性膨胀，不能说没有关系。”他把这归于毛老了，糊涂了。

毛当然不糊涂。毛和学生领袖一样，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是毛知道，这个理想主义不能当饭吃。毛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众多正在走后门的干部们把他拥戴上的，特别是军队干部是他最终的靠山。而叶剑英、许世友、韩先楚这些元帅将军，你跟他们说理想主义的话他们是听不懂的。他们之所以拥戴毛、跟随毛，就是为了他们可以走后门。

扯远点，秦国大将王翦率军出征楚国。大军出了国门二三十里，不走了。王翦派一个参谋回去向秦王要求再赏赐给他一些田亩。大臣们愤怒了，说这人怎么这样贪婪。秦王却不恼，如数赏赐给他，大军随即开拔了。王翦傻吗，贪吗？他知道，一国之君最不放心的就是大将带兵在外。所以他必须装出贪图小利，胸无大志的样子，叫秦王不起疑，不会在后方掣肘。

所以，你想，叶剑英、许世友的儿女成天玩闹、跳舞，林彪的儿子成天和几个谋士在小屋里筹划国家大事，还自称什么“联合舰队”，作为一国之君的毛，对哪种干部放心呢？九一三以后，毛彻底走向现实。所以，江青反走后门是可以理解的，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但是毛否定这个，也是必然的。

江青说，走后门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其实毛的治国之道和马列主义没多大关系，马列主义只是个招牌。但是在这件事上，江青惹了大麻烦。如果江青没有反走后门这出戏，她的下场不会有那么惨，因为干部是得罪不起的。这就注定了江青及四人帮的灭亡。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时代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大搞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对传染病的积极预防和医治，在全中国取得的公共卫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种传染病如霍乱很快在新中国绝迹，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制，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被消灭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灭绝，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卫生部门都下设“防疫站“，专门负责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医治工作。

接生员的队伍的数量至1965年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证。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1965年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但新中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泽东多次对卫生部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以异常尖锐的方式给卫生部以当头棒喝，正是毛泽东的“六二六”讲话，将中国的卫生事业提升到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对农村人民公社从此开始普及基本医疗服务。

毛泽东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医相结合、发展中医药以后，卫生部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医生了。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医生还培养不出来。于是卫生部还采用另一种形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只对高级干部进行保健是搞特殊化，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8月10日，毛泽东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毛泽东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门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医院。

1965 年之前国家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去农村为农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 2800 名医生下农村巡诊。但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仍然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统计显示，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i]换句话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又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及“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六·二六”讲话最大的硕果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这个公社于 1965 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 4 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后来文革时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在学习医学知识的过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师让晚上 9 点熄灯，她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 12 点。王桂珍拿自己做实验，拿自己练针，熟练了以后再去给别人针灸，那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是这样的。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实际上相当于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享有了声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 100 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报道了王桂珍、黄钰祥等人事迹，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此后，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大为改观。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及时治疗。

专业医护人员不够一直是毛泽东时代突出的问题，尤其广大农村，原有以专业技术人员为导向的培养体系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对医护卫生服务的需求。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要想改进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出路还是要依靠农民自己。不仅要依靠农民自己动手，积极主动地消灭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赖以生存的环境，要保护水源、改良水质和加强对粪便的管理，还要为农村培养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医生，这些都是后来赤脚医生的职责。赤脚医生不脱产、不离乡、活跃在农村和工厂，为广大人民群众治疗常见的小伤小病。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赤脚医生等的规模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人员总量(220万名卫技人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针对农村常见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那时候，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世界卫生组织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称之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该模式既满足了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发展需要，又有效控制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后来据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以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推行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可悲可叹的是，2000年中国三农危机爆发，医疗重新成为工农群众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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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大搞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对传染病的积极预防和医治，在全中国取得的公共卫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种传染病如霍乱很快在新中国绝迹，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制，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被消灭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灭绝，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卫生部门都下设“防疫站“，专门负责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医治工作。

接生员的队伍的数量至1965年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证。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1965年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但新中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泽东多次对卫生部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以异常尖锐的方式给卫生部以当头棒喝，正是毛泽东的“六二六”讲话，将中国的卫生事业提升到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对农村人民公社从此开始普及基本医疗服务。

毛泽东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医相结合、发展中医药以后，卫生部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医生了。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医生还培养不出来。于是卫生部还采用另一种形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只对高级干部进行保健是搞特殊化，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8月10日，毛泽东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毛泽东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门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医院。

1965 年之前国家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去农村为农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 2800 名医生下农村巡诊。但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仍然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统计显示，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i]换句话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又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及“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六·二六”讲话最大的硕果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这个公社于 1965 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 4 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后来文革时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在学习医学知识的过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师让晚上 9 点熄灯，她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 12 点。王桂珍拿自己做实验，拿自己练针，熟练了以后再去给别人针灸，那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是这样的。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实际上相当于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享有了声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 100 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报道了王桂珍、黄钰祥等人事迹，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此后，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大为改观。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及时治疗。

专业医护人员不够一直是毛泽东时代突出的问题，尤其广大农村，原有以专业技术人员为导向的培养体系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对医护卫生服务的需求。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要想改进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出路还是要依靠农民自己。不仅要依靠农民自己动手，积极主动地消灭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赖以生存的环境，要保护水源、改良水质和加强对粪便的管理，还要为农村培养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医生，这些都是后来赤脚医生的职责。赤脚医生不脱产、不离乡、活跃在农村和工厂，为广大人民群众治疗常见的小伤小病。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赤脚医生等的规模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人员总量(220万名卫技人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针对农村常见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那时候，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世界卫生组织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称之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该模式既满足了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发展需要，又有效控制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后来据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以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推行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可悲可叹的是，2000年中国三农危机爆发，医疗重新成为工农群众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