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说：毛泽东是凡躯之神

十世班禅说：毛泽东是凡躯之神

 

 

十世班禅说：毛泽东是凡躯之神。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是因其所创造的伟大功业及业绩在。伟人就是伟人！不会因为有众多宵小、庸才、妾婢、洋奴以及生前敌人的任何蔑骂、诋毁而沦落丝毫！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特色政府走资派官员和砖家叫兽牛鬼蛇神们的谣言谎言抹黑不了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事实。反共反毛泽东的谣言谎言是不能拴上世俗的包袱更不要说绑上黄金。所以走资派官员和砖家叫兽牛鬼蛇神们逐利的结果就是为反而反。所以改革开放后在这片净土上最先长出的多是杂草野花，或是无根的浮萍，自然会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现如今，反毛泽东反共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反毛泽东反共是一种大彻大悟，却不知道自己所表达的只不过是一种负面的感情而已。在后来人眼里这其实都是一回事。和年轻人的爱和恨情感纠结类似。这种爱和恨都是一种极端情感的激烈反应，是他们试图摆脱毛泽东的影响力的无奈挣扎。这种挣扎扭曲了反毛者的灵魂，甚至永世不得超生。这也使得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怜的一些人。既不像先辈自觉的牺牲而留名青史相形之下，有没有机会获得新生，变成了精神界的痴男怨女。

还有一些反毛泽东反共的群体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讲是弱势的，因为没有经历过痛苦就没有深刻，不过好处是也没有痛苦。中年以下的人群往往表现为追求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远离思想和精神追求。但是现实会用痛苦教育这类的人群，而现实和资本正在做这样的教育，所以这群人一旦重新觉悟反而更容易接纳和领悟毛泽东的伟大。

我们相信，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逆反和反面教育之后，在中国年轻的一代人正在觉醒之中，当他们一旦觉悟，不愿意做资本的奴仆的意识一旦苏醒，他们就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集结，就会形成巨大的正能量，而且这种正能量非常纯正。

可以预测今后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评价会越来越正面。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未来十分乐观的根据。因为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之中。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毛泽东是几千年不世出的旷世天才。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无论其正面或者负面）是毛泽东所一手所铸成的。

 而那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如果没有毛泽东，也必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貌。毛泽东的旧日政敌铁托在知悉毛泽东去世时说：“毛泽东是伟人中的超级巨人。”十世班禅说：毛泽东是凡躯之神。

 在人类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位旷世绝伦无与类比的人物。毛泽东唤醒了整个东方人类和新兴世界。毛泽东雄姿英发，文韬武略，倜傥风流，胆识过人。所有的亲历回忆者都指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是无穷的。任何走近他的人，都不能不被其人格和魅力所震撼或者融化（包括他的对手如蒋介石、尼克松、赫鲁晓夫和基辛格）。在他面前，巨人显得渺小。

 以毛泽东出身之卑微，早年所受教育之狭蹙，社会背景之孤陋，以及所掌握资源之匮乏——而竟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缔造出一个雄伟的新生之国！这在最近的历史1000年、黑铁时代以来3000年、青铜时代以来5000年，以至智人诞生以来的四百万年历史上，毛泽东现象都是绝无仅有，浑然天成。毛泽东的业绩令当世之人目瞪口呆，令后世之人难以置信！

毛泽东是一个神话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在短短二十八年之间，审时度势，谋形造势，纵横捭阖，横扫强敌，而缔造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政党（“中共”），一只装备简陋而能克敌制胜的军队（“解放军”），一个赤贫然而精神强大的新兴共和国————毛泽东自身则成为世界上这个人口占世界1/4、地域相当于世界大陆面积1/15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高无上的圣人、教父和领袖。

 最近300年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领袖，敢于如毛泽东那样地蔑视世界殖民主义的西方超强和20世纪的美苏两霸，蔑视西方的整个工业化世界包括联合国和全部所谓的“世界新秩序”。

 1950年新中国立国之初，毛泽东力排众议出军朝鲜，对抗联合国17国（美、英、法、韩国以及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的百万大军，此战美国派出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二分之一。面对这样强大的阵势，只要敢于迎战，即使战败也是英雄。

 然而毛泽东在万里之外遥控战局，将二战中克胜日本天皇大军、威名盖世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打得丢盔卸甲，弃印而去。此后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报复、封锁和堵截，较量几十年，最终毛泽东迫使全世界不仅向他低头，而且为他喝彩，甚至连超强敌酋也不得不对他输诚俯首（见二战英军统帅蒙巴顿将军关于毛泽东的回忆录及尼克松回忆录）！

 事实上，1950年打响的朝鲜战争的终局，并不是结束在1953年7月的板门店，而是结束在1972年2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边。毛泽东蔑视联合国。但是当1971年10月中国使团骄傲地带着毛泽东著作和中国理念回到纽约联合国大厦的时候，中国人所得到的是全世界的欢呼和掌声！

毛泽东现象是历史绝无仅有而不可思议的神话。德国哲人尼采说：战争是净化人类历史的洗涤剂。黑格尔说：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真主穆罕默德说：我带着剑和可兰经而来。

 毛泽东出身一介布衣，早年不过是一个寒儒和卑微书生。观其弱冠状貌，腼腆羞涩如妇人好女。但是，毛泽东大半生在马背上度过。毛泽东身经百战，却手不触枪，其计魁梧奇伟，算无遗策。身在军旅，手不释卷。运筹远谋，鞭挞宇内，临危制变，席卷千军。

 自1928秋收起义到1949年的辽沈、淮海、平津、渡江四大战役，毛泽东从带领数百人的一支落魄残军到井冈山寨落草起家，数年之后竟锻造出一只打不烂、赶不散、意气如虹的钢铁红军。

 二十一年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所指挥的游击战、反围剿、运动战以及最后的大规模歼灭战，以对垒双方投入兵力之数量，战争之规模，覆盖地域之广阔论，均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战争和经典战役，包括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历次战役。

 毛泽东生平取得的战绩足以压倒凯撒、亚历山大、萨拉丁、菲特烈大帝以及拿破仑、库图佐夫、威灵顿等全部西方战史上的一切统帅和名将。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高耸云天，出神入化，精妙绝伦。相形之下，西方之那些名将和战局不过***小丘而已。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足以状毛泽东兵法之高妙。其军略以及政治、军事及宣传动员整体配合之运用，其高明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军事家和战役组织者。

 只要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战争，毛泽东战争学术就当之无愧地名列人类战史之首。毛泽东是一位战功彪炳，值得后代军事家景仰和效法研究的战神。

毛泽东智慧而诡谲，是一位玄机难测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驾驭历史操纵人类的能力，非学而成，似乎来自天赋。毛泽东生前斗倒了他的一切内外强敌。毛泽东蔑视一切对手，说大人则渺之，所谓战略上藐视而战术上重视，又极近辩证。

 毛泽东明哲识才，知人善用，揽申商之法术，概马列之宏教，可谓非凡卓越！毛泽东始终关注人民之“大多数”。他永远站在世界上穷苦大众、“弱势群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那一边。毛泽东使一个东亚病夫的散沙混乱之国，实现大统一，而奠基克成华夏民族复兴之初业。

毛泽东的个性和人格魅力是无穷的。他具有超人的艺术天赋、深刻的直觉灵思和极其广博的人文知识。在私生活中，毛泽东胸怀宽大，感情丰富，幽默诙谐，仁慈宽厚。毛泽东知道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万岁”不过是一句欺人的空话，“四个伟大”只是阿谀奉承，“我才不信那一套”！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知道自己只是不得不时常被包装为钟馗。但是，毛泽东嘲笑自己既是虎也是猴。他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打成粉碎——“不过粉碎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在政治斗争中，毛泽东铁面无私冷酷无情。只要政治斗争需要，他就毅然斩断一切旧日情缘、粉粹任何障碍和形成障碍的人物———不论其是旧日袍泽还是多年战友，文化大革命中尤甚！

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说：“如果需要冷酷无情，那就冷酷无情！”“既做狮子又做狐狸。为了胜利必须用势”。在政治权谋上，毛泽东也是一位马基雅弗利之术的运用者。

 黑格尔说：婢仆眼中无英雄。但那并非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婢仆只是婢仆！英雄也有错误以至罪过。伟人也有弱点以及隐私。耶稣是肉身之人，伟人也是肉骨凡胎，人性所具有的一切都会有。

 但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是因其所创造的伟大功业及业绩在。伟人就是伟人！不会因为有众多宵小、庸才、妾婢（如张戎一类）、洋奴以及生前敌人的任何蔑骂、诋毁而沦落丝毫！

托尔斯泰论时人对拿破仑的褒贬说：一个道德完美的庸夫只是庸夫，一个遍体鳞伤的英雄仍然是英雄。英雄功业在，光芒日月长。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过如此而已。

[yongbing1993]

毛泽东给全国各级干部的一封信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全国各级干部的一封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 包产一定要落实。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 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 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 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

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乏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 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 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 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 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 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作为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 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

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 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 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 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 须知我国是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

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 但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 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 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 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 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 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 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肥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 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 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 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 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

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 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

什么叫自由？ 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

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讯》

[yongbing1993]

教育是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教育》是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服务的。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２〕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１〕 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出版前曾经毛泽东审定。
〔２〕 高，指高岗。饶，指饶漱石。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与张闻天、周小舟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yongbing1993]

批判旧教育制度树立新教育制度





批判旧教育制度，是为了树立新的教育制度。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探索。

1921年，毛泽东起草《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开篇阐明宗旨：“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点，釆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除强调自主学习之外，《大纲》还特别提出“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

1926年，毛泽东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重视培养学生独立阅读和钻研能力。他让学生阅读28种书籍，由教师先列出书中主要问题，让学生自己阅读，追根求源，自己作出答案。

1929年，毛泽东起草《士兵政治训练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即：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这《十大教授法》对后来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与民众教育，包括《抗日军政大学》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重申：“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式的、研究的、经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以一种职业教师的本能，仍然始终高度关注着教育。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强调：“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

毛泽东：“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

毛泽东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

毛泽东那种迫切的语气饱含着对青少年的呵护之情。

从此，新中国的青少年都记得了毛泽东他老人家要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殷切期望。

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教育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是一个革命。”

然而，教育界的实际情况并没有使毛泽东感到满意。

虽然教育事业的规模，包括学校与学生人数都有了很大的增长，全国人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但是学校的教育方法却与毛泽东所期望的相去甚远。

毛泽东这种不满在“二月来信”的批示中集中于：未能让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这会使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落空。在毛泽东随后的一系列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教育现状的突出问题是脱离实际，脱离社会，脱离劳动群众；尤以文科大学最为严重。

与毛泽东青年时代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比较一下，就会看到，64年前后毛泽东对教育现状大声疾呼的批评绝不是心血来潮，小题大做，标新立异，而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反映。

在毛泽东看来，“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批判的旧教育方法，在已经建立了十多年的新中国还在大行其道，“摧残人材，摧残青年”，这是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应该如何评价？社会实践是检验教育成效的标准。

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走出了郭亮、夏曦、夏明翰、李维汉、易礼容、罗学瓒、毛泽民等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

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延安时期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十多万抗日干部，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干部力量。

但是，当毛泽东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年代准备把中国的未来交付给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期望着如同当年他们那一代革命者一样，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新一批栋梁之材时，毛泽东却深深地失望了。

正如毛泽东在《文革》中批判的旧教育制度时所担心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在学校的象牙塔里呆了十多年，“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青年学子们，一旦走上社会，就表现得极不成熟。《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孩子》。

尽管走资派右派们他们满口“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甚至可以背诵毛泽东的语录，却犯下毛泽东历来批评最多的错误，如毛泽东召见学生领袖时所说的：“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走资派右派们他们没有想着为人民做什么好事，却热衷于 “以我为核心”，那“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

结果就成了“群众不信任走资派右派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走资派右派们，学生不信任走资派右派们，走资派右派们的大部分也不信任走资派邓小平的孤家寡人。

客观地说，相对于文科大学，理工科大学的情况要好得多。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理工科大学生，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建设事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这点在毛泽东的谈话中也有所反映。

但是这些理工科学生一旦进入社会活动领域，也表现出因脱离社会而导致的同样弱点。

好在那些后来按照毛泽东的号召下到农村，与农民同甘共苦的一批有志青年，在那种艰苦的经历中，了解了社会实际，了解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诉求，磨炼了艰苦奋斗的意志，终于在今天能够担当起推动新时代的中国继续前进的重任。

真正的人民教育家，是他——毛泽东！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旧学校教育有三大坏处





青年学生这段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践。

毛泽东曾担任学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长，并主持创办《农民夜学》（1917年）。创办《农民夜学》的目的，

一是“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者能力之材”。

二是提供“实习之场”，更重要的是克服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的弊端，实现“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

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夕（1917年9月），毛泽东曾在一师附小教育实习，现在还可查到当时毛泽东的一篇国文教学教案，其中将这节课分为环环相扣的5个环节，

一是读(字)，

二是讲文法，

三是做选例，

四是补助教授未及之知识，

五是练习。

教案通篇体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适应个别差异，扩充内容，与社会相联系，将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融为一体的教学思想。

毕业后（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当主事(相当于校长)，毛泽东发动学生组织自治会，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教师、教学管理、生活管理提意见。提出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等建议，均被采纳，对湖南一师营造民主自由的校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成为共产党员后，毛泽东仍然倾力于《教育》。

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务主任（1921年8月）。

在其《入学须知》中明确宣布“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

学员应“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

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强调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

《自修大学》还附设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收集当时国内可能收集到的进步书刊报纸，供学生自学用。

《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公开招生，招收进步知识青年和工农青年。

《自修大学》的学生来自13个县，最多时达200多人。

这所大学社会反响很大，连著名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也予以积极支持，赞扬《自修大学》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并任该校名誉校董。

1923年11月，该《自修大学》被军阀赵恒惕封禁，毛泽东又办了一所正规中学——《湘江中学》，原来在《自修大学》的二百多学生，大部分转到了这所学校。

这样的履历难道还不能说明毛泽东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吗？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以他犀利而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旧中国教育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极富创新价值和远见卓识的改进方向。这使他远远高于一般的职业教育家。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总结旧学校教育有三大坏处:

“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栽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

学校的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之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的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儒的堕落浮尘，高材的相与裹足。”

今天四十多年来走资派特色政府的无数学生们，经历过学校教育的人们，当你们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做何感想？难道没有一种历史的穿透力震撼了你的心灵？难道没有感觉到，尽管时代已经不同，可旧教育的流毒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你们身边游荡？

[yongbing1993]

毛泽东在读一封《群众反映》信






毛泽东在读一封《群众反映》信后作批示，时间是“1964年3月10日”。批示全文如下：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事情是这样的：1963年12月，北京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十几位校长对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意见很大，强烈呼吁“减负”。魏校长受大家所托，将会上的讨论整理成文，上交领导。1964年3月6日，一份摘登了魏校长这个报告的《群众反映》送到了毛泽东的桌上。毛泽东很快做出反应，写了上述批示，并要求将信件发至宣传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市人委、团中央等所有有关机关的领导成员，可见他有多么重视。魏校长做梦也没想到，她的这个报告会以有名的“二月来信”载入新中国的教育史，更没有想到会受到最高领袖如此重视。

其实，毛泽东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早就很不满意了。随着群众呼声的日益高涨，毛泽东在“二月来信”的前后，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现状的严厉批评。

1964年2月13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及北大清华校长和教育部长等16人参加的座谈会。如此高规格的会议，重点就是谈教育。他说：

—— 学制可以缩短。

——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

毛泽东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总结道：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在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毛泽东又连续发表了对教育现状的看法。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所载：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同他的侄子、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到：

——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

——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团中央《团的情况》登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上批示：

——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等人谈话时说：

——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如此高频率、大范围地强调教育问题，用语又那么严厉，足见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心里已经憋了好久，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1965年的年底，对于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毛泽东来说，接班人的问题迫在眉睫。他从来都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而在他看来，那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制度，不是造就 “书呆子”，就是培养出 “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会使他手创的事业后继无人。这成为他在生命最后年代下决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个重要动因。

在这位伟人逝世以后，毛泽东当年那些振聋发聩的话渐渐被人们淡化了，淡忘了，还有走资派右派行撇开毛泽东那些谈话的核心思想，断章取义地就一些具体做法贬低为“违背教学规律”的外行话，甚至有“轻视知识传授”、“冲击教育秩序”等指责。

毛泽东对于教育学是个外行吗？说这种话的人大概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是正儿八经完成了师范学校的学业的。

毛泽东曾以考试第一名被录取在省立第一中学，这是当时当地的一所大学校，但毛泽东觉得该校“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而毅然离开该校，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度过了“极端可宝贵的” 半年自学生活。

毛泽东考察过好几个学校，都不满意，最后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完整地学习了五年（1913年至1918年），并且确立了“教育学”为自己的“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事业”为自己的“终身欲从事之事业”。

[yongbing1993]

《教育》因社会制度不同而异论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里的《教育》特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受《教育》是《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优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教育》是：

在学校读书是为了什么？高考。

高考是为了什么？进好大学。

进好大学是为了什么？找好工作。

找好工作是为了什么？挣钱。

在这个《在学校读书—高考—进好大学—找好工作—挣钱》的逻辑链里，挣钱是最终目的，到学校学习知识只是最低级的手段/工具罢了。

事实是当年读书好的人，未见得工作佳或挣得多。反倒是有人这样考到某三本院校的同学，竟走走后门进了大企业然后风生水起。说明在学校里学得好不好还是假的，关键是工作好不好，挣得多不多。

《学校教育》《补习教育》《高考》等只是为找工作而为挣钱的一种手段？这些不化钱或化钱的《教育》的成果只为《高考》，为考上好大学拿一紙《文凭》，找一个《好工作》，就可以《变现》来实现《先富的中国梦》这一件事而己。

四十多年来，这个《先富的中国梦》《改变命运梦》随着贫富差距扩大阶级不断固化低层阶级子女的《梦》不断破灭。《教育》的目的培养怎样的人？前些年发生的马加爵事件以及复旦大学投毒案，1995年清华大学朱令中毒案等，都是走资派特色政府《教育》下产生的大量悲剧。

《教育》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学生，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品行端正的人，然后其次才是有能力的能够对社会有用的人。基础《教育》打得不好打得不牢固，人的品格，品德不好就不会走得远，如果德不配位，总有一天会走上毁灭的道路。像最近吃瓜群众眼见顶流的这个倒塌以及霍尊的退圈事件等等，为什么现在的流量小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因为就是大家都太急功近利了，而过去的一些，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总是有着长青有口碑。作为父母首先不应该是焦虑孩子是否是成绩最优秀的。首先更应该做的是先培养他的品质，如果他的人品过硬，相信这一生都不会过得太差。

《教育》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因此人自幼就应该通过完美的《教育》，去建立一种好的《教育》。既然《教育》是人生的主宰，人们就应当努力求得好的《教育》，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做好的《教育》。

《教育》其实是一种从早年就起始的习惯。在家庭及学校教育中，你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孩子折射出的也相应是什么。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敌意中长大的孩子，喜欢吵架。恐惧中长大的孩子，常常忧虑。嘲笑中长大的孩子，个性羞怯。猜忌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妒嫉。羞耻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自信。宽容中长大的孩子，能够忍耐。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分享中长大的孩子，慷慨大方。诚信中长大的孩子，理解真理。公正中长大的孩子，极富正义。尊重中长大的孩子，懂得尊敬。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不但信任他人也信任自己。友善中长大的孩子，不但爱他人也爱自己。

在人类的文明中，科学被看成是最终的裁判者，似乎只有科学支配下的价值才值得人类为之努力，但是科学却不能为我们提供理想的生活，识字的百分比，科学发现以及技术的发明、发现都在一直持续不断地增长，20世纪相当于以前发明的总和，巨大的进步也没有使战争曲线下移（战争发生的频率，军队的规模，及百万人口因战争死亡的人数），这说明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已经大大越过了道德、信仰和爱的发展，可以说信仰与爱心从家庭教育开始就已经被削弱了。

学校不是不重要，但家庭是最重要的环境。中国家长把外在的条件看得重了，自己家庭的影响看低了。《教育》是一种早年就起始的习惯，就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不能表达教育的真谛。那么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教育》是年轻人进入社会和人生的过渡，是培养独立生存能力的孵化器、是培养独立并进行独特思考的人、是一种愉快而向上的积累。只要这种积累给孩子们带来快乐，丰富其人生，这就体现了教育的意义，它的目的就是因人施教，人尽其才。

《教育》就是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唤醒，别人给你的是有限的，只有自己拥有的才是无限的。《教育》不仅是把外在的东西移交给我们，更是促使我们内在的东西喷涌出来。《教育》是一种唤醒，它的目的就是把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拿出来分享，并享受快乐的状态。《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个年轻人都尽可能彻底地找到自己的天赋和潜力，主动选择适合的教育内容和程度。

《教育》使孩子们能够坚强到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够勇敢到能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不至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引导孩子们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怜恤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

《教育》使孩子们能够心地纯洁。目标远大，《教育》使孩子们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入未来的理想。当孩子们拥有以上的一切。有足够的幽默感，能认真严肃，却不致过分苛求自己。谦卑并永远记牢，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明，真勇力中的温柔。没有虚度此生。而不是只为《在学校读书—高考—进好大学—找好工作—挣钱》的逻辑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