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两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

钱理群：两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

 

 

《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

《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

钱理群教授的文章这样写道：

07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到，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yongbing1993]

资本主义制度下会有《文革》吗






走资派牛鬼蛇神岂能懂《文革》？一些不懂《文革》的总喜欢拿《文革》来说事，见到群众运动或学生运动时总说《文革》来了，真是有点如马户又鸟们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下会有《文革》发生吗？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罢工，或各种群众运动，或各种学生运动都是对剥削压迫的反抗，以争取自身的利益。这种群众运动或学生运动自马克思主义的共运之后就己成为常态。这不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革》。

又有一些资产阶级的砖家叫兽右派走资派牛鬼蛇神们，站在资产阶级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能懂得《文革》吗？例如资本家马云说“996“是打工人的“福报“，然而大多数的打工人应该是不认可的。又例如香港的“国安法“对于香港特区政府和大多数的港民来讲是认可并执行遵守的。但还是有少数港人反对，更有趣的是加拿大联邦国会反对党华人面孔的议员，举着反香港的“国安法“的牌子领着几个不知道是不是文革漏网的牛鬼蛇神在游街反对香港的“国安法“。台湾的什么群众运动更是扯不什么《文革重演》了？美国的黑命贵更不是《文革》。近期的西方世界各大学校园内的学生运动以《支持加沙人民被灭絕反战》为主，跟新中国毛泽东的《文革》根本扯不上半点关系。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经过正反面检验过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明白了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梳理了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揭示出这个理论的本质内涵，弄通了这个理论，才能提纲挈领，入木三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为参照，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以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深入剖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式，通过对继续革命的全方位考察，形成对继续革命的系统认识，构建继续革命的理论，进一步阐明这个理论在毛泽东中国革命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石。后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在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从铲除这个基石做起的。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就取消和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存在的提法，继而走资派特色政府坚持否定阶级斗争不存在一直至今。

有人说，从马列主义以生产资料来划分阶级的标准来分析，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建立起来了，阶级矛盾已经解决了，并不具备进行革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因而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那么，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为什么阶级矛盾还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阶级斗争，不是从经济范畴说的，而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讲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以政治思想而不是以生产资料来作为阶级划分标准的。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消灭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一旦条件适宜，这种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随时会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也就复辟了。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中的自私自利思想，机会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泛滥成灾。走资派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充分证明了，看今天的走资派治理下的中国社会现状不就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吗。

那么，这个阶级划分标准的变化，到底是对马列主义阶级划分标准的发展还是背离呢? 用走资派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实践正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资本主义在苏联东欧地区的复辟就是有力的证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立即将文革被否定以后，中国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大面积破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资本家地主阶级的崛起，也可以为此提供十足的验证。

这些活生生的现实的血淋淋的阶级斗争，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从实践上证明了，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了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新生了千千万万个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豪资本家阶级，或者私有化掌握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的资本家出现后，官商勾结贪污腐化还要为资本家鸣锣开道的走资派官员。而《文革》就是针对走资派和资本家的。要研究继续革命的理论，必须要弄清楚为什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阶级矛盾还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主要矛盾。如果这个问题搞不清楚，那么继续革命的理论就失去了立论的依据，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随时有坍塌的危险。所以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是不存在《文革》会发生的。因为《文革》是批判走资派，资本家和牛鬼蛇神，自私自利，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的。

这里还要解释清楚继续革命发生的原因。到底为什么要发生继续革命呢? 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运用不同的认识工具，就会做出不同的回答。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运动是继续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矛盾是继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继续革命发生的直接原因。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具体表现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制度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上。

这三个原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矛盾决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三条总路线就是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提出来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是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问题。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是党内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上存在分歧的反映。由于这个原因问题极为重要，是继续革命的立论基础，需要论述的篇幅较大，因而筒单列出来，作为今后进行具体论述。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从继续革命的原因开始，梳理出了继续革命的十二个要点，这就是：原因，性质，本质，实质，目标，任务，对象，动力，目的，方法，后盾，前途。通过对这些要点的剖析和论述，勾画了继续革命的理论概况，使人们对继续革命的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三个里程碑。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里程碑，列宁主义是第二个里程碑。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地位。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理论中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仅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地论证，而且还付诸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的缘故。所以，不懂马列毛主义的瞎乱叫，文革又来了是不存在的。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时才发生。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续革命的理论正确与否，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得到证明。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不仅表现在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进行分析和论证的时候，更重要的还是表现在被实践所证明了的时候。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检验，也经过了文革被走资派邓小平否定后的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的反面检验。如果把继续革命的理论比作燧石，那么这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检验就如同为辨别真假去撞击燧石一样，燧石被撞击后发出的灿烂光芒证明了继续革命的理论颠扑不破，照耀着共产党人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亘古未有，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论述精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劳动人民对这个理论的研究和解读和认识更加接近真理，使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自己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

[yongbing1993]

思想与政治教育都是不能分开的





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从来都是不能分开的。

把国民培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美国对国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和要求。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搞的是市场经济，而且是一种发展到成熟的、很高阶段的市场经济。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为榨取、获得最大利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服务的。

美国政府并不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互相联系的重要性而不是分开。

美国政府是十分注重对国民普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认为是政府行为的重要部分。

在历届政府的施政纲领中，教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布什担任总统时，就制定过《2000年，教育战略》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规定了教育的核心课程有5门：英语、数学、自然、 历史、地理。要求历史、地理是必须合格，才能取得学分，才能毕业。如 历史上课时可称"抗美援朝"吗? 地理课上讲如何从墨西哥霸占上地吗?

在美国一向都是把历史、地理做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对学生、对国民进行教育的。可见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注重程度。

美国政府还把履行国民权利与责任做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教育学生和国民具有履行国民的权利和责任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不会讲八小时工作制如何来的。五一劳动节为什么改为九月份。等等

克林顿上台，也同样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制定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内容与布什的《2000年：教育战略》差不多。

由于美国政府的官方传媒对共运、马列、共产党、社会主义等的恶意宣传，总是把新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诬蔑为“洗脑筋”，用以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一个暗无天日的专制极权国家。

因此美国人又彧是美奴才们都说到“你们中国人就好洗脑筋”。其实“‘洗脑筋’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美国也同样重视对人们进行‘洗脑筋’，不仅要对本国人‘洗脑筋’，还不遗余力地要对全世界的人进行‘洗脑筋’”。

在美国的大学里，通常都开设有“综合教育”或叫“通识教育”的课程。开设有《职业与文明》的课程。课程的目标明确规定为“保持与扩大美国社会必须的伦理和社会价值。”

美国政府的目标下宣扬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宣扬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从来就十分明确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以人利己为中心，围绕着培养什么样的人利己为目标。

美国为了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他们一面极力宣扬、推行资产阶级一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极力诋毁不同于他们价值观的思想体系。

美国政府和一些政客尤其对穆斯林文化和东方文化最仇视、最反感的。他们时时宣传穆斯林文化和东方文化对他们的威胁，在国民中制造各种各样的诬蔑穆斯林文化和东方文化的奇谈怪论。

美国电视事业很发达，电视频道中，就专门设有历史频道，天天通过电视，生动地向人民进行历史教育，教育人民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

美国还注意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各门学科入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了培养适应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他们一面极力宣扬、推行资产阶级一套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极力诋毁不同于他们价值观的思想体系。

美国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的史地课教学和作业，有一课主要讲美国对西部的开发，讲了开发西部艰苦、死亡、流血的历程，课后就让学生画向西开发移民的路线图，沿途所遭受的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的场面，让学生到图书馆自找有关资料，画成各种图画，在班上展览。有的历史事件曾是发生在附近的地方，就带学生去参观。让学生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课，理解了西部开发的艰苦历史，理解了今日繁荣来之不易，是奋斗、流血的结果，理解了今日的繁荣而感到国家的可爱，民族的自豪，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yongbing1993]

因循守旧愚昧无知《自由贸易》







列宁：我们已经移动了一座其重无比的大山，这座大山就是因循守旧，愚昧无知，顽固坚持《自由贸易》、坚持把劳动力当作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自由”买卖的习惯。我们已经开始动摇并且打破那些最根深蒂固的偏见，那种一成不变、世代相传的落后习惯。

列宁：只是推翻了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才第一次清理出一块基地来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来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共同劳动的纪律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整个国民经济(进而是国际经济)的新制度。

列宁：这是改变多少年来被败坏的风俗的事情，而败坏风俗的，正是万恶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由小个体经济即私有者经济在“自由”交换条件下必然产生(并且经常重新复活)的那种勾心斗角、互不信任、互相敌视、各行其是、尔虞我诈等等恶劣风气。

列宁：几百年来，贸易自由、交换自由被千百万人奉为经济学上的金科玉律，成了亿万人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这种自由同资产阶级宣布并实行的其他“自由”，如“劳动自由”(应读作:饿死的自由)等等一样，都是十足的谎言，都是用来掩饰资本主义的欺骗、暴力和剥削的。

郝贵生：“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吗?

作者：郝贵生

——三评“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讨论，而是在权力意志支配下，全国党、政、军及思想理论界一窝风的跟风运动)后，在所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口号之下，开始了某大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解放思想”的行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科学结论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解放出来。这位大人在南巡讲话中为提出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里关键就是究竟如何理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究竟什么关系?

我们首先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的基本概念讲起。

一是“商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商品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劳动产品。商品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现象，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产生之后出现的经济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存在商品经济，但不是社会的主导。封建社会从总体上是自给自足的社会。马克思概括商品交换的公式是W-G-W。这里的商品W完全是劳动的产品。

二是“资本”概念。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取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在存在W-G-W的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交换公式即G-W-G'。前一个公式G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第二个公式中的G就是“资本”，这里的W就不是一般的劳动产品，二是包括一般劳动产品、土地及劳动力等特殊的商品，这里的G'一定大于前者的G，G'减去G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所有的经济学著作及其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围绕“资本”的运行过程、手段、方法论述的，所以叫《资本论》。其整个《资本论》极其详细地论述了资本的本质、本性、过程、历史作用和危害性。

“资本”现象不是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早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那里就已经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概念加以阐述了。但他们大多数人把“资本”现象仅仅看做只是一种物，看做生产工具。马克思与他们最大区别就是承认“资本”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972年版，第834页)“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纠缠在种种困难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版，第594页)

那么资本反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与人的本质关系呢?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而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以资本所反映的人的本质关系就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这恰恰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即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所以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是等同概念。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没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但有“商品经济”与“市场”概念。把整个资本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资本主义市场行为概括为“市场经济”是列宁。例如列宁在《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15卷104页)中说：“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在市场经济的统治下，都没有可能均衡的发展。”《列宁全集》15卷104页)，在《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说：“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的任何法律也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都转交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10卷407页)

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为了掩盖资本主义赤裸裸的经济剥削现象，于是就把世界上存在的主要国家区分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类国家，开始使用“市场经济”概念。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存在商品经济，但社会的本质和体制不是商品经济，因为只是一部分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交换。所以这种经济体制的本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的最大特点不仅把一切劳动产品全部推向市场，而且把全部生产资料、土地和劳动力也都推向市场。所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就是完完全全的商品经济，也就如同列宁所说的，市场经济。他与资本主义之前的商品经济有质的不同。资本主义不仅把本国变为市场经济，也力图把整个世界变为市场经济。也正是这种把生产要素中的最主要要素劳动力推向市场，所以才能够使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二者是完全划等号的。而且上世纪联合国所划分的“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国家标准就是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划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把前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国家。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资本、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虽然是三个概念，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内涵与外延是等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不能因为三个概念、字词的区别而割裂它们内在同一、等同关系，更不能停留在现象上，歪曲和阉割资本和市场经济的本质。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使用这三个概念时，自觉不自觉地又开始把资本、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三个概念割裂开来。

一是把资本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以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为由，主张引进和利用西方国家的“资本”。在他们眼里，“资本”就是货币，就是金钱，就是物，自觉不自觉地否认“资本”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提出“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引导资本，驾驭资本”的极端错误的口号。他们借口马克思对“资本”在历史发展中的曾有过积极和促进作用，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内容就是要正视和承认资本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所以要大胆借鉴和利用“资本”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为“资本”大开绿灯。他们也承认“资本”有消极和破坏作用，主张对“资本”要加以限制、引导、开红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中“驾驭资本”。这完全是对马克思科学评价“资本”思想的歪曲。马克思对“资本”是历史辩证的评价，当资本主义处在上升时期，资本的积极作用确实大于消极作用，但伴随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其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现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表现为必然灭亡及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也确实说过对“资本”加以一定“限制”的思想，但这只是在一定意义上。真正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不是“限制”资本，而是“消灭”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也就是消灭资本主义。

二是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中国当前某些权力者和经济学家，为了给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提供理论依据，硬要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正如本文开头指出的某位大人1992年南廵讲话中，胡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他借口市场与计划是手段的思想，硬要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市场经济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某位中国当代经济学家的一位权威人物最近一篇文章中硬要把所有制与经济运行方式割裂开来。他说：“产权的私人所有制、合作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说的是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在法律上的最终归属，而市场经济或市场化说的是经济如何运行，主要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定价的问题，要由各类性质不同的经济主体或企业自行决策。也就是说，前者涉及生产要素的公有与私有问题，而后者涉及经济运行或经济调节的市场与计划(政府或国家)问题。倘若使用‘资源配置’一词，那也是前者指资源由私人企业，还是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来配置;而后者指资源是由企业，还是由政府来配置，即‘资源配置’包括产权配置和调节(运行)配置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因此，公有制或社会主义可以与计划经济结合，也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私有制或资本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结合，也可以不同程度地采用计划或政府调节的方式。”这同样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和根本否定。马克思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就不可能有把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完全推向市场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二者完全是一个问题。这位权威人士硬要把资源配置、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问题与资本主义所有制割裂开来，然后再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嫁接在一起。

那位大人在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的同时，也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句话是对的，但“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是手段、方法，市场经济是体制，借口“社会主义有市场”，理论上推导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完全是偷换概念的诡辩论的手法。

同时。我们讲的“市场经济”不能与“社会主义”的结合。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如果按照那位大人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给社会主义的本质下的那个定义即“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确实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但它绝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质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学习和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就必须把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资本、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完全看做同一含义。割裂资本、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硬生生捏造和杜撰出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且自我标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就等于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概念，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行为，是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典型的“合二为一”的楷模。这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而是“倒退、背叛”。我们今天也确实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而是应该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解放发出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轨道上把社会主义进行到底!

[yongbing1993]

走资派邓小平的《谎言总公司》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一，走资派邓小平“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乱臣贼子汪东兴说：没有毛主席，邓小平什么也不是。没有华国锋，邓小平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尽管汪东兴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教导，违法党纪国法伙同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但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毛主席说，邓小平当过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个定论任何人休想改变得了！

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结果翻了个底朝天。把一个好端端社会主义祖国演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社会。文革中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他说，“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邓小平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发誓：“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尖峰以后，掀起的翻案风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说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二，《四人帮是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是走資派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线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邓小平还说：“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内的二号走资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表明这样的政治表态，应该说是正确的。邓小平的这个政治态度，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记在心中的、是眼睛看着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权力的尖峰。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三，《文革是十年内乱、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正如邓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说的一样：“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四，《走资派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的确，邓小平是一个“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这也许是邓小平不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内心世界吧。

邓小平“垂帘听政”，重权在握，居高临下，又不出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最后还是要自封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且还有那么多追随者随声附和，连篇累牍地为“核心”论寻找依据。

《谎言》五，《阶级斗争熄灭论了》。

走资派邓小平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逐步导致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来越猖獗，特别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否定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人民公社体制；让5000万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买断、下岗、失业、受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让两亿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为资本家打工，受尽剥削和压迫，成为全世界唯中国独有的“农民工”现象。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六，《文革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七，《邓小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而没有富起来的工农大众，成为相对贫困或者绝对贫困，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两亿（按照世界标准）。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反映财富分配的基尼指数，中国0.5，美国是0.4，其他发达国家0.28以下，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之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以富人和官僚资本为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

邓小平由于疏于学习，没有读过多少书，读一点书，也从来不写字，不划道，不记日记。对马列毛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篇具有系统性理论性思想性特别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为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提出的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谈怪论。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八，《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和金庸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没有定规么”。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从《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到共产党的所有文献资料，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都没有对社会主义作出理论上的任何“定规么”。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什么是社会主义？老祖宗马克思说得最明白：“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列宁曾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九，《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十，《不当“皇帝”，结果自我包装成“核心”。》

邓小平说：“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１０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

[yongbing1993]

文革中我被江青关进秦城监狱的






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

江青在文革前后和我的几次交往

虽然平时在中南海我常能遇见她，但并没有和她多说话。因为她是主席夫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听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斯大林曾送给她一块绿色的布料，她用它做了件裙子穿在身上。周围的苏联女士看了都纷纷地效仿，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江青绿”，在莫斯科风靡一时。我总觉得，像我这样小小的见习秘书是不应该去打搅她的。可没想到，在批阅我送审的信件和文件时，江青已经知道我了。在中南海”八司马”事件中，我们受到中央办公厅领导错误打击的时候，我听主席身边的人告诉我，江青跟主席说，戚本禹，王象乾十七、八岁就来到主席身边了，他们怎么会反党！在我处在困难的时候，她给了我支持，这在我当时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江青第一次正式找我谈话，是在1964年的春天。1963年杨尚昆、田家英他们把我从政治秘书室调去中南海的后楼研究室当研究员。那里的工作不像在秘书室那样紧张，我便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写这篇文章完全是出于我对当时正在热烈进行着的史学讨论的一点个人兴趣，没有任何人的授意。文章写好后，我先给田家英看。他看了说可以送给“历史研究”杂志去发表。文章送去以后，我在那年的六月上旬就随中央办公厅农村调查工作组到冀东做农村调查去了，我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乡村，那里没有邮局，也看不到报纸。一次我到唐山地委开会，看到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在当年八月出版的《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周扬在中宣部组织了几次有史学界很多权威参加的会议，批判我的文章。9月底，我随调查组一起回到北京，才知道这事。我就写信给《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想了解他们究竟如何批判我的观点的，以便参加讨论。但却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又听说原来已经准备好的批判我文章的会议也不开了。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毛主席在关注这场讨论，但具体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1963年入冬以后，江青三次派人找我。前两次因我去了外地，不在北京而没有找到我。第三次，江青的秘书沈同打电话找到了我。他让我在居仁堂的走廊上等他，然后他就带我去了丰泽园见江青。江青告诉我，她从《历史研究》上看到我的文章，觉得好，就把文章连同《北京晚报》的报道和《光明日报》的内部动态一起送给了主席，她说：“主席看了你的文章就叫我和秘书去找资料给他看，他还看了很多关于太平天国的书呢。”江青拿出一本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给我，说：“最重要的是这本。这是台湾最近出版的《李秀成供状》，白纸黑字呀。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张春桥他们从香港进口的，毛主席仔细看了，还在书中夹了条子。毛主席说你找不到这本书，叫我把这本书送给你，还叫你继续研究，继续写文章。主席说了，别企望用一篇文章改变人家研究了一辈子的观点。”江青接着说：“主席终于对李秀成问题表了态”，她把主席的十六字批示，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讲给我听。还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表态呀，这是大是大非啊，是一场牵涉面很大的原则争斗呀！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江青告诉我，主席的批示是写在报道学术动态的一份资料上的，主席把它批给了中央有关领导传阅，并在批示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她说，批件正在传阅中，等退回来后就给我看。江青最后说：“你做了件好事，给人民立了功。但你不要骄傲，还要再看材料，继续写文章。你别怕大人物的干涉，有主席支持你，怕什么”。

可是，可能因为忙，她后来并没有把主席的批示给我看。我原还以为主席批示的是“忠王不忠”，所以我在后来的文章里有“忠王不忠”这句话。还是邓力群告诉我，他从康生那里看到的原件，主席的批示是“忠王不终”，乃晚节不保的意思。一字之差，不仅更为准确，而且意味深长。

我写的文章受到主席肯定，这下可出了名了。胡乔木，田家英等都提出要和我合作写文章。江青知道了，就对我说，你不用找他们。她让我去找康生。田家英，胡乔木和江青的矛盾很大，江青最早看出这两个人不可靠。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江青是对的.

1964年夏天，我写了第二篇批判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初稿写好后，我就去找康生，请当时由他领导的在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班子帮助修改。在钓鱼台，我受到了康生和反修班子全体成员的热烈欢迎。经过他们的修改，文章的气势果然不一样了。江青得意地对我说，我让你去找康老，没错吧。姜还是老的辣嘛。

康生想让我留在钓鱼台，参加他们的反修班子。没想到陈伯达抢先了一步，他在征得主席的同意后把我调去了红旗杂志社。我去”红旗”上班后，陈伯达让我单独在一个很大的办公室里办公，又让我当历史组组长(正局级)，可他并没有给我什么具体的任务。我猜想，他调我去的主要目的恐怕只是为了做个姿态给毛主席看的。可我是个闲不住的人。不久我就主动要求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通县搞四清运动。

1965年春，通县四清结束，我回家后得了场病，口吐鲜血。家里马上把我送进医院。江青和康生闻讯都很关心我.我对康老，江青表示感谢，江青说，不要谢我，不是我关心你。下面的话她就不说了。我知道是主席在关心我。康生还下了指示，要卫生部保证我的健康。卫生部副部长都亲自来了。其实我也没什么大病，开始以为是结核病，后来一查不是，是因为过度劳累，支气管破裂。出院后我就回到《红旗》杂志，一边休息，一边看报、读书。见到历史学界一些人反对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我就写了一篇《为革命研究历史》的文章与他们辩论。

我在江青身边工作，江青是很以为自豪的。因为我能写点东西，还能办事。可以说，我和江青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的过节。那江青这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她认为她对我那么好，可我还要“背叛”她的缘故。当时也确实是常有这种情况的，田家英自杀后，揭发他最多的人，就是他的秘书逄先知。如果按照逄先知所揭发的，那田家英早该枪毙好几次了。陶铸被打倒，揭发他最多的也是他的秘书张XX。但是，我想她在那个“法庭”上的时候，她应该明白，我并没有背叛她。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出庭去作证。那个法庭也曾经要我出庭作证的，我跟他们说，行！我可以出庭，但我什么都讲。他们问，那你都要讲什么呢。我说，一切我都如实的来讲。但我不能保证会按照你们的要求去讲的，你们如果同意，我就出庭。这些人想想也就算了，没有让我出庭。结果他们全部的旁证材料就引了我一句话，我说“斗争彭德怀是我积极主张的，在讨论的时候,总理、江青也力主此议。”只是在他们宣读的时候去掉了总理，变成是江青力主此议了。而且我后来被判了十八年，王关戚只有我被判刑。王力是背叛了。关锋在监狱里疯了，免予起诉。只有我坐了十八年的牢，一天都没有少。

我被关进秦城后不久，傅崇碧和杨成武来提审我，问我鲁迅手稿的事，从傅崇碧的眼神里我看得出，他是同情我的。不像杨成武，才隔几天，就摆出一付审问者的样子了，典型的风派人物。我说，文化部向我反映，文化部两派群众都要抢文化部档案室，当时鲁迅手稿、茅盾手稿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都在文化部档案室。我把这个情况在中央文革的“文革要闻”上登了出来，陈伯达、江青、还有康生都在上面作了批示，一定要保护好鲁迅手稿，并要我去处理的。我就去文化部讲了话，说鲁迅手稿是重要档案，谁也不准抢。并当场让解放军战士连柜子带手稿一起搬去钓鱼台，贴上封条保存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管保密室的姓卜，你们去找他好了。傅崇碧临走还说，谢谢你。

杨成武杨成武和毛泽东

江青说我盗窃鲁迅手稿。我估计一个是她自己忘了，再一个就是逮捕我的理由并不充分，所以还需要另外再找些理由。但没想到，这件事却成了“杨傅余”事件的导火线。其实，王关戚一抓，大家就觉得现在风向变了，中央文革不行了，军队成了老大了。军队不但不能反对，而且要取代中央文革来领导一切了。这时军队的一些人开始膨胀了，杨成武就说了很多话，说他早就看出王关戚不好。一下子又从中央文革的拥护派变成了反对派了。其实，杨成武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军队里也有着强大的反对派的。在北京军区、总参谋部都有。因为这个人好张扬，他斗了罗瑞卿，自己却又走了罗瑞卿的老路。后来江青在钓鱼台向傅崇碧发难，这恐怕也是偶然中带有必然的事吧。

然后派工宣队进清华、北大，把造反派也压下去，这样大局就稳定下来了。

毛主席高深莫测啊，领导那么大的局面，不这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