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好下场
毛泽东：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
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
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
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
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有《公平竞争》和《霸权竞争》之区别。遇到《霸权竞争》时就无《公平》而言了。如果在国与国之间的《公平竞争》之下，最终是两国间的文化的竞争，也是精神信仰的竞争。因为文化和信仰左右着国民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意志力。同时信仰也决定了国家的号召力，组织力和凝聚力。信仰的层次决定了思考的深度，精神的高度和目光的远近。
由于中国人的勤奋，功利，导致中国的各自奋斗一盘散沙，然而由于中国人没有信仰文化，所以导致了中国人的发展和影响十分弱。人类文明的先进必须是全方位的先进，文化思想意识和军事的落后是最大的落后。无海权，无扩张，无军事经济的引导就必然亡国。上不得马，拉不开弓，只能写艳词情诗，难道不是落后。不迷途知返，还喋喋不休抱怨什么文明被野蛮征服啦，这种不知羞耻的思想更可怕，先进了就能不被挨打吗？不被羞辱了吗？挨打了就必然等于落后，被羞辱了难道就不是被挨打吗？北洋水师在当时不强大吗？
中华民族先贤在春秋时期创造了灿烂的多元化思想文化，人生大义到春秋止，同样，在信仰方面，墨家也有所涉猎。但是从汉初到清末，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以及社会的组织形式，由于指导思想的选择错误，没有任何本质的变化或进步，所以，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要务是《去毒》或必须要进行文化大革命。
福泽谕吉，日本民族现代化的灵魂人物。福泽谕吉认为， 一个民族要崛起，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灵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层面、经济层面的改变，这三个层面的顺序应该是先是心灵的改变，然后 是政治体制的改变，最后才是经济的改变。美国之所以取得成功，现有清教徒思想，再有哈佛大学，又有独立宣言，建国100年后才有两党制。
福泽谕吉说，如把这一次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更快一些，但最后是走不通的。福泽谕吉这个话早在中国搞 洋务运动之前就说了，可是中国人在福泽谕吉之后总是要走一条他预言走不通的一条路。李鸿章，张之洞，邓矬子皆如是。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富有牺牲精神的，中国的国土资源和国土面积达不到地大物博，但也绝不狭小贫脊。中国人不去征服，开拓新的疆土就已经够耻辱的，但还一而再，再而三地亡于外敌入侵。
多次被成百上千万的屠杀。这究竟是为什么？答案是文化出了问题，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灾难。
中国的文化人自先秦之后，对人类文明和思想的唯一贡献恐怕就是发明，把玩和歌颂女人的三寸金莲。女人的受害和病态是在脚上，而文人的病态和畸形是在脑子里。从董仲舒到康有为所有的崇儒文人士大夫人人有份。一个也不能放过，一个也不能饶恕。他们所做的就是对权力的磕头，他们的勇气就是对太监的攻击，他们的唯一手段就是颠倒黑白无耻造谣，他们的集体特征就是无信仰，官僚，功利和自私，以自家的走资派邓小平式的小康生活为终极目标。
事实上，这世界上天然就存在两种文化，一种阳刚或鹰，一种阴柔或白兔。两种都有存在的理由或必要，关键的问题是选择哪一种，阳刚者打人，阴柔者（或韬晦者）打工于人。
走资派右派及文人骚客刻意抹黑象秦始皇，汉武帝，杨广，朱元璋，朱棣，毛泽东这样的汉民族大英雄，但是他们毕竟是赋予了中华民族另外一种不屈奋起的特质 。而走资派们被羞辱了难道就不是被挨打了吗？被羞辱了还高呼着“命运共同体“？被羞辱了还举着“互利共赢“？被羞辱了还乞求要“和平“？被羞辱了还拿农民工的血汗钱去喂狼。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构成要素有：国土等自然资源，国民和政治制度。其中国民是文化载体，国民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组织动员力构成该国文化。文化的因素也影响制度的建立和实行，制度和文化必须相辅相成，上层建筑不仅被生产力所决定，也被固有的文化所制约。
现在世界上国土面积较大成功的多民族国家是美国和中国，美国是移民国家，它靠杀人征服和上帝保佑实现的美国熔炉—民族融合。它的两手都是硬的，他建造了帝国辉煌。
而中国近几百年来却是被征服实现的民族融合和国土面积增多。以前中国还有毛泽东思想，走资派复辟以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什么也没有，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过度消耗混个世界加工厂而已。现如今的国际社会就如同一个地球版的战国时期。
美国就是强秦，中国是齐国，日本燕国，伊斯兰世界就像楚国，赵国是俄罗斯。在如此国际环境下，中国如何避免重蹈齐国覆辙，被强秦横扫六合。力争发展自己削弱美国，努力实现军事上美国要回到美洲，亚洲不能有亚洲国家之外的军事存在，经济上实现黄金结算，废除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中期战略目标，接着进一步挑拨日本向美国复仇，美国内部的独立运动，墨西哥和美国的领土纠纷等彻底肢解掉美国，美国太大啦让过多的国家不舒服。对于美国，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就是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文明体系。这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硬实力的对抗，也是文化战略软实力的对抗。中国应当继承先秦先哲，借鉴西方优秀思想，发展中国自己的科学民族文化。
究竟什么是文化，不知道别人如何定义文化，认为文化是除去物质本身之外，被人所创造的全部精神方面都是属于文化，也包括长期积淀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心理习惯等。它被人所创造，反过来又可以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就是以文化人。
比如汽车本身不是文化，但汽车如何造，造什么样的汽车，如何使用汽车就体现了文化。
比如，艰苦奋斗文化，暴发户文化，贪腐文化。还有人们常说的没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没文化，农民意识。两个男女是夫妻但是没有上过床。这就一农民意识，没文化吗？把所有人的关系都以离床的远近去衡量，这个指标最科学吗？有人“送花“，有人说，花是什么? 有人这样回答，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只有变态，窥阴僻的人才喜欢花。这是没文化外，还加了个不浪漫吗？谈论钻戒，有人说，没有实用价值和科学进步意义的都是垃圾。被定义除玉米棒外心无旁物，什么也不知道，整个一农民。好啦，这没文化的农民接着能谈文化吗？
《文化》只能是文化人在谈吗？谁是《文化人》？就一个人的文化特质和修养可以体现在哪些方面？现如今的特色中国人议论可多啦。
人的信仰和信念是人生目标的坚持和追求，个人就像风筝一样必须有条线拴住这就是信仰，严格地说现代特色中国是个没信仰的国家。敬天法祖的定位缺乏终极真理的追求，文化的高度上不去。历史留名的信念在中国起了信仰的替代作用。信念是具体的，信仰是未来的。
《道》道路的选择，正确的路线或正确的思想体系，比如必须要相信民主，但是现代特色中国应当先要文化革命，建立信仰才是正确的道路。儒家对道的解释是宇宙规律和秩序或人伦法度，而非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归宿，因此它无需强调自律和契约精神，它也就不需要神和上帝。而共产党信仰的上帝是《人民》。而非如今的封建迷信。
《德》是价值取向，对社会公众的责任。人们对自私自利私欲的抛弃或追求，《德》决定了肯定大寨还是小岗。儒家的伦理只有私谊没有公德，这样的德没有凝聚人心的力量儒家的德往往执著于对尊者，长者或儒家原则的伦理情感，而非理性。
所谓的道德契约，其实质是人类为了群体的健康生活是个人和人类未来，人类集体所订的契约，为了这个契约的神圣，于是有了上帝。敬神立人。这是理性。中国传统不学礼无以立，是伦理儒家的德，前提是不平等。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典范的是曾国藩—有君，有亲有术，有功名，无苍生，无黎民。吴佩孚是个非常有德之人，但是信和道上不足，历史贡献也就差了些。
《识》眼光，科学预见，思维方式，能够把握未来，具有战略目标。
《才和行》具体战术实践，整合和行动能力，对客观环境的了解和适应，认知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方面在传统文化中法家远胜儒家。
《知和学》知识结构，对自身的了解对外部世界和历史的了解和熟悉。
其中《信仰》最为重要，人之所以成为人区别于动物关键在于他有信仰。这些不同的方面也相互影响。
人类的知识应该有下述几个层次：
第一层次：情感，语言，表达，表述。事物的表面及规律的认知，记述等。如诗歌，小说，戏剧，地理，植物，农业，音乐，绘画等
第二层次：抽象和逻辑认知能力的应用，自然科学知识。这方面中国几乎是空白。空白的原因在于中国人人生目的意义的残缺性-----只有食色人生。
第三层次：管理组织技巧和政经社会，军事知识。这方面中国的法家非常强大，商鞅，鬼谷，韩非的思想不输任何MBA。
第四层次：自然的综合关系，人类思想的改造，教化，人生的目的，人类发展的走向，哲学，宗教知识。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聊胜于无，有过墨子的灵光一现，然后两千多年的黑暗，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让中国人有了自己的上帝。没有崇高性的民族只能做别的民族的附庸或者被灭掉。
同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层次也如下：形象认知，物理化学的认知，机制和内在科学规律的认知，哲学综合和上帝认识和创造。
而人的知识，逻辑能力，情感立场和信仰决定了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高度，一般遵循如下规律：1）天然的质朴正确，2）一知半解自以为是的似是而非如胡乱邦对毛爷爷的非议。3）广泛涉猎全面思考理性逻辑下的迷途知返。4）正确信仰下的自觉。5）预见早50年的先知。
不同的文化孕育不同的人格也导致了人不同的生活追求：
初级的追求：是走资派邓小平所倡导的追求先富，是物质的没有超越动物的猪狗似的食色欲望，本能的，功利的。孔老二所实践的小康生活-----要牛肉干，泡南子，周游列国想当官----猴子，狮子也追求做官，所以做官也是动物欲望。
高级的追求：是精神的或伦理的，属于理性的科学哲学艺术生活。有些超越生命之外的追求。
灵魂级的追求：是圣徒的信仰式生活，目的是救赎人类或民族的，比如：摩西，耶稣，佛祖，穆圣，希特勒，拉登，在他们看来，财产名誉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唯有灵魂生活充实才是最具内涵的。
最高级的宇宙追求：像霍金？
冯友兰把人分为四个境界：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他是中国学问，不讲灵魂，自然和功利也是一回事没必要分开。
所以文化问题也是人生问题。一种文化代表了一种特定的人生方式，某种人生方式又会产生特定的文化影响他人的人生观。
比如毛主席带领他们那一代真正的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平等的新中国并且保卫建设了新中国。由此也产生了红色文化。和一系列的人民英雄。
中国变修复辟后又产生了自私的小岗文化，贪腐文化和黄色二奶文化，也有仰望天空的表演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智慧和思维深度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和战略出路，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它也影响国家的战略，意志，政治，凝聚力，国家的创造力以及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最重要的是不同的文化也影响或认同不同的管理方式：如家长式，官僚式，专家式和道德式如红军时期的民主大协商。
走资派被羞辱了难道就不是被挨打了吗？这也是一种文化，是奴才文化。是投降文化。是太监文化。是卖国文化。是缺钙文化。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学生运动代表时的讲话》
时间：1967年9月16日。文革进行一年多。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至十七日凌晨一时，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天派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
参加接见的还有戚本禹、姚文元、叶群、吴法宪、傅崇碧、李钟奇等首长。江青同志主持会议。领大家学毛主席语录第一页第一段、第3页第三段、第224页第二段、第229页第二段。
江青同志说：小将们，今天开会。小将们，你们不是老将，是小将。现在请总理给我们讲话。
周恩来：有些事商量，找一些大专院校红代会、各学校一些代表来会谈一些事情。但是北京直到现在分成两派：一个叫天派，一个叫地派。今天找天派，天派的后台可能有我一个(伯达：陈伯达。康生：我是地派的后台)，对我是个新闻。有个很好的经验教训，我们喜欢坐飞机，一个经验，坐飞机从地上到天上，最后还要到地上。
我希望号称天派的回到地上来。天派对形势有个错误估计，任务是从形势来，我有一次看过清华《井冈山》小报，对形势估计很坏，说要跟毛主席上山打游击，毛主席是少数了，是悲观的，到处传闻。
最近又比如，七·二O后，在天安门上支持八·五大字报，我同谢富治也遇到几位。韩、蒯等几位同志，是第三次革命大串连阶段，北京学生到外地。中央根本不是这样，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批判高潮，还开了百万人的大会，形势大好，大联合，大批判。为什么还要出去搞串连？我们否定了这种看法。
尽管这样说，可是许多同学回去还是这样估计，把人派出去。八月十日十一日两天我和两方代表都谈话，批判了这种形势估计。清华走得最多，四、五千人，北大也不少(伯达：北航也不少)因为听外面来电话，叫他们回来，就是不理。(江青：清华出去五千揪军内一小撮。今天出的报纸专门反对我，蒯大富到今天还反对我。蒯大富来了没有？你站起来，我今天批评你，严肃批评你，你要作检讨。今天是批评，不是打倒你)
武汉“三钢”“三新”到北京犯了同样的错误，也是悲观。“现在是反动的资本主义复辟前夜”“全国都要复辟”，这样估计，任务怎么提？“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夺谁的权？夺毛主席的权，战争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夺我们军队了！所以揪党内一小撮到军内一小撮，宣传上犯了错误。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要负责。八月中也还这样估计，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错误口号，肃清这个口号的影响。
我们向大专院校谈过多次，和各地革命派也谈过，但始终我们的话不灵。北京一派形势悲观，还在传布揪军内一小撮，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所认识大好形势背道而驰。武汉反革命事件后，引起了各地的注意，这个教训，引起各地军队认识自己错误，马上承认，改正了。
解决各省市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快，差不多江西、浙江、湖南等省都在这个时期得到解决，比上半年要快得多。因为我们的领袖是毛主席，是无产阶级，军队是毛主席领导的，听毛主席话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一声号召，马上解决。
武汉也是如此。中央一声令下，马上解决。事情是毛主席说的“三相信”，北航同学也参加的，了解嘛，没有什么了不起，武汉陈再道、钟汉华这样的人有多大作用，一下就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过了三个半月，革命总是深入了，向广度深度发展了，有的成立了革委会、革筹、军管会，总之把革命推向前进了。在这样的年头里，我们要求把革命、两条路线斗争、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更深入推广，争取胜利，巩固胜利，抱着无限信心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大专院校不相信我们的话，主观臆断，主观主义，错误估计形势，“理想”不小啊！可努力方向背道而驰。前几天，江青九月五日讲话，放了录音，讲了三个问题。
在这三个问题上你们的做法刚好相反。第一个确信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是主要巩固领导中心。《文汇报》十四日社论，领导核心首先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正因为有这个核心，所以在九月一日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江青、伯达和我谈了“五一六”阴谋反革命，破坏党中央。
姚文元文章发表，最后一段突出性质，突出一小撮坏头头蒙蔽群众，揭发出来就行了，要认真对待，但不能扩大化。他们是从“左”的方面动摇党中央。“五一六”就是企图挑拨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关系，矛头好象对准我个人，其实同样对准中央文革。
我和中央文革共同战斗，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天天一起战斗。这样一个战斗关系，统一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指挥下。是钻什么空子？从右、极左钻空子，到处传布，不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利于巩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动摇不了，他要干扰我们的工作。
今天我要再讲“五一六”问题。几个根本观点要说清楚。
一、只是少数，不要扩大化。当然要揪后台、黑手，不要到群众中去抓一大片，揭发一大批。他们只是靠造谣，他们没有多少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组织揭发后不要扩大化。在群众中这派揭那一派，那一派揭这一派，两派矛盾越来越深，也揪不出来。最近对“湘江风雷”头头，有坏分子，一下子看成坏人很多，同意了省军区报告，抓人多了，犯了错误。这是有范围，现在是全国范围，它(“五一六”)似乎称八个方面军，名字叫方面军。其实只有几个人。“红旗军”全国也只有这几个坏头头，揭发后没有多少，以后就不听他们的造谣。
二、我们赞成你们在学校各组织清查出这样的人，确实不要乱窜，自己弄清头头，和坏头头划清界线。最好是本组织，不要别的组织去搞，如农大。地派“东方红”，认清了秦化龙叛党真凭实据，直至在揭发前，我提了意见，他们很听我的意见，审查他，昨天把秦扭去。秦已交卫戍区，我通知了，接受下来，这样搞很好，不但如此，还把农大“东方红”与“五一六”有关系的弄清楚，告诉我，并分析为什么有这种思想，这样做就不能扩大，这样做就很好嘛！象在安徽“九五”讲话，两派打电话回去，都把自己方面的黑手揪出来，揪出来以后并肩游行。
(江青：二十万人。康生：两派并排)
好派、炮轰派并排游行，争先恐后、缴枪恐怕落后，自己把坏头头抓了去，送到军管会。这样的事情应该提倡。农大走资派没有参加你们这方面。农机大、地派，你们应当欢迎人家调查秦化龙。如天派，北航“红旗”也有地派，他们是合作的，这样行动有利于党的纯洁。至于“五一六”也要有这种精神。
三、对于“五一六”，也要把头头揪出来，还是要搞大批判，大联合。
不要因为一度受蒙蔽，就看成全体不好了。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是主观主义，把群众推到对立面，挑动群众斗群众。
四、批判“五一六”以极“左”形式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核心领导。我们文革有什么矛盾？我们平常谈话当然不完全一样，各有各的风格嘛！
(康老：反映一种思想，与赫鲁晓夫一样，勾心斗角，你打倒我，我打倒你，资产阶级这一套)
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五一六”从极左方面干扰，极左，实际上形“左”实右。我们指出“五一六”的反动性，但不能允许老保翻天，不能认为二月逆流对了，不能借此机会翻案。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毛主席核心领导。
象《文汇报》讲的，从中央核心巩固起，到地方核心巩固，你们就要问问自己，错误估计以毛主席为首的核心领导，你们不知道我们内部的政治生活，胡思乱想，把中央领导同志分成这一派那一派，干扰、动摇中央核心领导。是受坏人利用，要揭发问题、要检讨，走资派要想动摇，特务分子要想动摇，姚文元文章、九月三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领导写了，要想动摇毛主席司令部，要想拆台，地、富、反、坏、右。你们啊！这是一种社会思潮，有的思想常常动摇，要深思，电话一到，好象从中央文革得到了什么宝贝似的。
这种做法很不好嘛！从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运动，受资产阶级影响大，形成许多派别。五四运动发展后，北大分两派：胡适之一派、陈独秀一派，各派都又分了一派。在共产党成立后，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正确领导，这仍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取得领导后，虽然有刘少奇进行干扰，但总的方面还是红线。你们常常把毛主席的领导孤立成不能起作用，老是搬起石头砸几个人，这是资产阶级的一套。
过去是北洋军阀，可以这样讲，现在不能这样讲。不错，有坏人，有特务，走资派，但最伟大的力量是毛主席。要相信这个领导，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批准的文件、文章在你们中间就不能起最大力量，那里你们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回想一九一八年时候，我们时代和你们时代不同，我们羡慕。要好好从天上回到地上，好好地想，哪些对，哪些不对。
另外江青同志讲了，我们要巩固人民解放军，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人民解放军是支柱，不仅保卫国防，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卫我们，就是要保卫革命小将，不使走资派，坏人伤害你们。
而你们怎么看？在一个时期，宣传上犯了错误，你们就到处乱分析，只能乱分析，有人分析：“林彪副统帅只能指挥五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还不到。”完全是胡说，看到解放军发展历史，从秋收起义到解放军，一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第一、四好连队。林彪指示，解放军做得是出色的嘛！我们怎么能怀疑解放军。
不错，有坏人，青海赵永夫，内蒙王逸伦、武汉陈再道，是个别的嘛！绝大多数军队考验过了。你们那么冲击，他们还保卫你们。看看语录，怎么能动摇信念。
靠战争解决问题，靠什么武器解决问题，若干青年人认识错了，有坏人就上当了，你们得不到好处。
拥军爱民，毛主席早就号召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江青跟毛主席把军委八条命令发展到十条，拥军爱民，八条实质是拥军，十条实质是爱民。
应该争取很好的一面，这个时代，毛主席的时代，特别重要，因为面临敌人。要搞走资派，要把他们批倒批臭。
希望有最好的敌情观念，敌情特点，一打内战就忘记了。
很多地方群众组织打内战，现在许多领导靠边站，应该通过大批判，达到大联合。
北京武斗破坏国家财产，工人农民带着眼泪进去，带着眼泪回来。有内因，有外因，有走资派挑拨，社会治安影响，这方面要照顾大局，继续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跟军队对立是错误的。
要搞好学校、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如军训，好好支持。伟大领袖教导，学校最好搞军训，实现三性，只有军训才能使无组织现象转为有组织。
军管。有些国家最机密的地方，必须军管，不能实行四大。机要的地方，随便进出行吗？如大会堂，随便进，行吗？
(江青：再重申：昨天夜里象强盗一样冲进红旗。革命小将，强盗哪有革命的。我气坏了，要谢副总理惩罚，要无产阶级专政)
五四青年节，谈起《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不能不提到毛泽东。
毛泽东重新解释了谁领导了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线。包括陈独秀和李大钊等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未认为这个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所激发或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曾就读长沙一中，是与毛泽东相差十五年的校友。他在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中，记述了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毛泽东，和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解释。
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试图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现代史分期上的一个分界线和该党政治生涯的发端。它主要关心两个问题：这个运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以及谁是它的领导者。
对于这些问题，早期共产党领导人没有给以一致的答案。那些曾在五四运动中起过作用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已经认识到这个运动的政治意义，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该党的活动即是“五四”精神的发扬。但他们从未认为这个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所激发或是共产党所领导的。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月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大东亚和侵略行径，而不是仇恨日本人”的运动。他还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爱国运动，而是（十分笼统的）“人类解放”的一部分。
1938年陈独秀所写的《五四运动过去了吗？》一文，是对中共内部毛泽东等提倡的“农村苏维埃”和“山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其中他坚持认为五四运动是一场“民主革命”。根据他的看法，这个运动应被看作自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一直持续到当时的“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有关事件之一。照他的理解，“五四”时期民众所要求的是民主和民族独立，这些要求可罗列如下：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卖国贼。
反对旧伦理的束缚，促进思想和妇女的解放以扫除封建残余。
促进科学，破除迷信，推动工业建设。
反对文言文学，促进以白话文作为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手段。
促进人民权利，反对官僚政治。
在陈独秀看来，一直到当时民众所提出的基本上仍是这些要求，现在需要做的事是去实现它们。陈独秀承认，五四运动的缺点是，它主要是由青年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阶级发动和进行的。但他强烈反对流行的共产党的看法，即“五四”时期已经过去。
受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概括性解释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不同意陈独秀对五四运动的这种看法。毛泽东实际是被这个运动所唤起而开始其政治生涯的。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抓住和利用了这场学生和新文化运动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
毛泽东自1913年春到1918年夏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这个时期的开头几年，毛泽东除了阅读正统的中国历史以外，还读了一些严复等人翻译的西方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穆勒的《逻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著作及希腊、罗马文学等。但毛泽东不久就被《新青年》所吸引而放弃了早先的理想。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毛泽东在1918年9月至1919年初第一次在北京逗留期间，曾深受北京大学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
1919年3月毛泽东自上海回到长沙。在得知五四事件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和长沙市的学生一起参加了支持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活动。这个事件无疑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由于支持和参加学生运动，使毛泽东从一个湮没无闻的中学毕业生一举而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毛泽东主编的延续时间不长的《湘江评论》立即受到《新潮》编辑者傅斯年的赏识，认为是与《新青年》、《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每周评论》并列的全国最好的五六家杂志之一，而毛泽东在《湘江评论》（1919年7月21日至8月4日）上所发表的支持五四事件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被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罗家伦称赞为对学生运动作了准确的解释。毛泽东在该文中指出，五四运动是学生、商人、工人觉悟到在争取民权和社会组织的斗争中必须统一起来的结果。《湘江评论》1919年8月被湖南省政府查封，之后毛泽东赴北京和上海寻求对湖南学生反军阀运动的支持。
1920年秋，著名学者和革命家易培基开始担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教师队伍中增加了许多具有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新教员，其中包括曾在五四运动中出过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匡互生、夏丏尊，武昌中华大学毕业生余家菊、陈启天、恽代英，著名作家舒新城等。毛泽东在1920年秋到1922年冬季期间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校长。毛泽东的主要理论即“新民主主义”，并非全是毛泽东的创造，指出这一点也许不算离题。罗家伦1919年初在《新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在引征韦尔（W．E．Weyl）的著作《新民主主义》（The New Democracy）时第一次把这个名词引入中国。1922年1月28日，江亢虎用“新社会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作为其中国社会党的理论。两年后他又将该党改名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新民”这个词梁启超早先曾使用过，最早的使用可追溯到“四书”、“五经”中的《大学》和《书经》，但含意与毛使用的有所不同。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解释还从许多其他著述者那里得到借鉴。“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就有可能受到了他从五四运动所得经验和对之所作的解释的影响。
1919年在长沙的毛泽东
1939年5月初，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泽东曾在延安的报纸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五四运动》的文章，文章开始写道：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所作的这个简要说明包含了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发表后6个月里所提出的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三点：
（1） 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一个新时期的起点。
（2） 民族资产阶级可以而且也确实与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一个统一战线内参加了革命。
（3） 知识分子担当了这条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
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强调：
（1） 自鸦片战争以来近100年的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要在自19世纪中叶起取代了传统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者应首先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认为这是“历史必由之路”。
（2） 中国革命的实现依赖于某些社会势力，即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
（3）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在这篇文章发表几天后，毛泽东在1939年5月4日延安青年所举行的同样是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群众集会上发表了一篇讲演，在这篇讲演中他详细阐述和发展了在前一篇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强调指出，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自“五四”以来，中国学生和青年在唤起民众的活动中开始起着“先锋队的作用”。但这个运动后来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没有参加唤起和组织工农的工作而失败。
上述讲演被中国共产党官方看作是第一次表述了后来发展为“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的编辑者指出了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五四”集会上作的）这个讲演中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1940年1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他系统地提出了上述文章和讲演中的主要论点。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线。旧民主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前80多年的特征，而新民主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后20年的特征。如毛所说，这种分界的理由是，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者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
而“五四”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成了一个有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但由于当时中国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状况，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资产阶级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因而在当前的革命中有可能和无产阶级实行合作。如毛所说，这即是中国资产阶级与沙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后者不具有这种相对的革命性。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进一步论述说，在文化领域中五四运动也是标志两个历史时期的一条分界线。“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前中国的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那个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也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是世界范围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虽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但看来他特别把它看作一场文化革命。如毛泽东所说，从1919到1940年中国所开展的文化革命是以一条类似于政治领域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的，这种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分为四个时期：
（1） 从1919年五四事件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2）从1921到1927年北伐结束；
（3） 从1927到1936年（《毛选》中原文为从1927到1937年——译者），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的一个时期；
（4） 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到1940年。毛泽东认为，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这两面大旗的五四运动是这场文化革命第一个时期的主要特点。“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与上述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主义分界线的论断一起，毛泽东在同一文章中还宣称：“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马克思曾说过：“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会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五四运动至今一百多年了，这场运动虽然过去了一百多年了，但其影响还时时显现于现实的政治博弈中间，不同的政治力量都在争取对它的解读权。
五四运动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批青年学生作为运动先锋的参与。青年学生运动只有同工农兵结合才能成事。
旧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是农民，农民孩子平均八九岁开始干活，十四五岁就要结婚生子，然后在封闭的农村环境下度过自己的一生，鲁迅笔下的闰土就是旧中国农民的典型代表。
清末十年新政过程中，政府大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由此产生了近代的学生群体，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骨干力量就是以留日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
清政府为了自救而培养的学生，最终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中的一员，这就是历史无情的辩证法。辛亥革命后，毛周一代90后青年，就读新式学堂的就更多了，他们成为了以反帝爱国为旗帜的五四运动的先锋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
在一二九运动中，面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学生们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1939年，毛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讲话《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讲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可以说都基本来自于五四和一二九两代进步学生。一代代进步学生们前赴后继，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学生不仅包括大学生，还包括中学生，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中就有郭明秋这样的中学生，甚至有的人说一二九运动是中学生领导了大学生。学生在现代社会的特殊作用，体现在他们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
1925年，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把“中学生”列为小资产阶级的五个知识阶层之一，与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并列。后来，1939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此有一个解释，毛泽东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
从毛主席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划分阶级要以生产关系为基础，但也要综合考虑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毛主席讲到了家庭出身和生活条件，比如很多学生的收入来自家庭，可以说是一种二次分配，所以不能单纯地说学生是哪个阶级的，但在旧中国，如果能上中学、大学，普遍应该来自富农或小商人家庭及以上，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是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角度上看的。
接下来，毛主席讲到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这里讲到了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青年学生也受着剥削压迫，因此是一支革命的队伍。
第三，毛主席讲到了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紧接着，毛主席讲到了知识分子的缺点和解决办法：“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毛主席的这段话具有何等的现实意义！学生在现行教育制度下是专门读书的，所以社会上一般把学生叫做“读书的”，当下90后一代人平均接受教育的年限已达15年，他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候都是在校园里度过的，不用担心基本生活的他们有对国家命运的思考，有对个人前途的彷徨迷茫，有困惑焦虑，有对黑暗与不公的不满，就是毛主席说的“富于政治感觉”。
但是因为脱离社会，不从事生产，所以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思想空虚体现在很多时候无所事事，耽于幻想，心态消极，性格软弱，行动动摇体现在从“左”跳到右，从盲动主义到取消主义，等等。学生具有双重特点，一方面是具有朴素的社会正义感和对弱者的同情，另一方面是毛主席说的“缺乏彻底性，带有投机性”，“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
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工作中才能克服，事实也是这样。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的结合，是彻底改造自身的方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结合怎么理解呢？我认为，不能理解成只有直接做工做农，甚至变成工人农民，才能叫结合，那样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李大钊、鲁迅可以说都没有“结合”过。这种结合应该理解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在思想感情上彻底完全地站在工农立场上，在行动上支持群众的正义斗争，并且与群众一道为改变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状况而奋斗。结合的方式千万种，只要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加入工农群众的队伍，改造自我，在改造自我的进程中促进他们的团结与进步，都是可能的结合方式。
恩格斯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时说的：“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
恩格斯通过观察和研究的方式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唤醒了麻木的人们，鼓舞了无产阶级的斗志，这就是他的一种结合方式。毛主席小时候做过农活，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与农民结合在一起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毛主席只是对农民同情怜悯，并没有在立场感情上完全站在贫苦农民这边。1927年初，毛主席在湖南乡下考察农民运动的时候，虽然没怎么直接干农活，却为农民运动的正当性大声疾呼，创作宏文，可以说是与农民结合在一起了。
最后，学生的未来是什么呢？那就是最终要消灭建立在阶级社会基础上的脱离劳动的学生阶层。毛主席晚年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这一构想：“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毛主席说的意思是，学生不应该专门读书，读死书，死读书，要缩短教育年限，要把学生转变成劳动者的一部分，这是消灭脑体差别进而消灭阶级的一个重要方面。换言之，在消灭阶级的人类历史过程中，学生这个脱离劳动、专门读书的特殊的社会群体会随着脑体差别的消失而消失。教育将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小学高年级就开始半工半读，带有压迫性质的考试制度也将取消，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将从学校开始实现。那个时候的学校将不是统治阶级进行规训的场所，而是无比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部分。
1967年，针对当时的形势，毛主席借点评五四人物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待，他说：“五四运动的右翼是胡适，后来他成了美帝的走狗，五四运动的陈独秀也成了反革命。当时的李大钊，写的文章也不多，但他埋头工作，后来成为革命的左派。还有鲁迅，当时他重视社会调查，独立思考，后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不做昙花一现的人物，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历次的革命及我们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问题的人，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愿同志们多想问题，少出风头。
《青年运动的方向》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毛泽东在这个讲演中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
今天是五四运动[1]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延安的全体青年在这里开这个纪念大会，我就来讲一讲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2]。“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那末，现在已经转变了没有呢？没有。这一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争取到来的。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点。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全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觉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3]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4]，有甲午战争[5]，有戊戌维新[6]，有义和团运动[7]，有辛亥革命[8]，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北伐战争的革命也是一样，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国民党反共[9]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红军战争。但是这十年的奋斗，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讲到青年运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10]，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11]，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第五，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因此，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最后，第六，我要说到延安的青年运动。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们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12]，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都讲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文革》中：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
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再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防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
公 安 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蒋介石，后来的走资派邓小平。都是镇压学生的。
文革中的走资派也是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走资派陆平、蒋南翔有何区别？
中央下命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
毛泽东: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学生，是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别让外国人知道，其实除了机密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让外国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
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同学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回复yongbing1993 2023-6-4 20:02
毛泽东: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毛泽东: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毛泽东: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泽东：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1〕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大字报写得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全文如下：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向走资派反抗战斗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