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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儿女抗击外侮的《出师表》
1937年毛泽东曾写"祭黄帝陵文" 被评抗日"出师表"
2015年07月21日 09:28 陕西日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祭黄帝陵文手迹碑 （资料照片）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此背景下，1937年4月5日，在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之际，为进一步营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抗日的社会氛围，国共两党分别派出代表，共赴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桥山黄帝陵，举行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仪式。这是国共两党自成立以来，首次共同公祭黄帝陵。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是林祖涵(林伯渠)，中国国民党派出的代表是张继。两党代表在公祭仪式上宣读了各自的《祭黄帝陵文》，其中，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笔撰写，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篇《祭黄帝陵文》，激奋昂扬，读之顿生民族豪情，这是近现代以来民族危亡时刻，中华儿女抗击外侮的《出师表》!
这篇“出师表”，采用传统祭文撰写形式，开头说明致祭时间、致祭人、致祭人委派代表、致祭祭品等情况。正文采用四言古体，共56句，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前8句)，高度概括了轩辕黄帝建立华夏民族的丰功伟业；第二部分(第9句至第28句)，追溯了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境界；第三部分(第29句至篇尾)，毛泽东昭告明志：誓死保卫祖国江山，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直到“还我河山，卫我国权”，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同时提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的抗日主张，呼吁各党各界，团结坚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撰写的这篇《祭黄帝陵文》，除4月5日由林祖涵在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仪式上庄重宣读外，还于4月6日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公开发表。《新中华报》编辑部所加按语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会议结束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行，专程由洛川到中部县桥山拜谒黄帝陵。据《任弼时年谱》记载，此时轩辕庙内的供案上，还陈列着毛泽东手书的《祭黄帝陵文》。任弼时认真品味领会祭文的深刻思想后，言简意赅地指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奔赴前线誓死抗日的‘出师表’”！
诸葛亮《出师表》中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同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中所言之事虽异，但情志相类。视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师表》，是准确的定位，其在当时发挥的巨大鼓舞作用毋庸置疑。如今，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已勒石立碑，耸立在黄帝陵轩辕庙碑亭，每天接受数以万计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和国际友人的瞻仰。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的今天，再读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依然使人热血沸腾！深刻领会其中的思想和精神，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苏宇/文 作者系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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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28年11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1929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也说：虽然红军的质量还不算太好，“不过根本就没有饷发，雇佣式的性质还算极少。军中的训练还不错，兵士对于革命二字，还有相当的认识”。“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都一样）”。
陈毅1929年9月在上海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说：“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引者注：指朱德）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常感觉太清淡了。红军废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毛泽东1936年告诉斯诺：1911年辛亥革命时，毛泽东热血沸腾响应号召入伍当了半年兵，当时“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作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收入比民国初年的普通列兵都少，谁还能相信红军士兵的“工资”是当时“行业内的最高工资”？
那么普通红军战士的“军饷”究竟是多少呢？由于红军实行供给制，主要的支出就是伙食费。对于伙食费，1932年，中革军委作出规定，每人每日为大洋1角（条件好时为1角5分）。一个月按30天计算，普通红军战士所得伙食费（由于红军经费短缺，其他经费项目诸如零用钱和草鞋费等难以按时下发）为3元（条件好时为4.5元）。这基本上就是红军战士的“工资”。
虽然毛泽东作为红军领导人会有其他办公费用，但在普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情况下，他的“军饷”不会比普通战士高多少，3至4.5元这个数额与他跟斯诺的谈话是比较吻合的。
为什么红军“军饷”那么低却有那么多国民党军俘虏兵愿意加入红军？
1929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说：朱毛红军的成份非常复杂，有原先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老兵（因为战斗频繁死亡甚多，现只占部队的三分之一），有平江、浏阳、岳阳、湘南的农民，还有从国民革命军中俘虏过来的士兵（俘虏兵现在差不多占了部队的一半）。俘虏兵现在有当连长排长甚至营长的。
杨克敏的报告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基本吻合，这说明有大量的国民革命军俘虏兵加入红军。
有一句老话叫当兵吃粮，卖命拿饷。当兵吃粮拿饷银似乎是天经地义，从清朝的绿营、北洋的新军一直到国民革命军，士兵都是拿军饷的。如果以军饷多少作为判断标准，那么为什么红军“军饷”那么低，还有那么多国民党军俘虏兵愿意加入红军？
其实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总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粟裕战争回忆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上面这段话：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
可见，吸引国民革命军俘虏兵加入红军的是新型人民军队迥然不同的气象和作风，而不是所谓的“高工资”。
相比较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军饷发放是这样的：
抗战前，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军队虽然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定的薪饷表，在这个表里面规定了从士兵到特级上将的薪水和饷银，但由于其实际上是一个军阀的集合体，各部队千差万别，大多数没有按照其执行。而其最高领袖蒋介石也根本没依照其执行，蒋介石依靠着中央的优势，以金钱为手段，对服从自己的多给点，对疏远的给的很少或完全不给，看人下菜碟，多寡不均十分严重，从根本上破坏了他自己定的规章，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类当然是老蒋的亲儿子，中央军的嫡系，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有第1.2.3.4.9.10.11.14.21.25.28.36.43.47.49.51.58.59.60.61.67.78.79.80.83.85.87.88.89.92.93.94.95.96.97.98.99师，独立第6旅共37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以及骑兵第7师及税警总团、教导总队。和几个独立炮兵团、工兵团等等，约40多万人，这些人是老蒋的亲生儿子，嫡系，所以装备良好且军饷优厚，而且这些部队大都经过调整，人员也充实，每师官兵达到约1.2万人，这些部队每师每月的军饷（包括办公费包干约1.3万-1.5万左右)一般约为25万左右。
有些人认为25万很多，一年就要300万，这40多万人，每年光军饷就要有1.2-1.4亿左右，但仔细算来，这25万只不过将将够而已，当时中央军的调整师编制有士兵1.15万左右，军官600-700名，每兵月饷8-12.5元（另外，骑兵和炮兵以及文书，技术兵的工资更高），每月这就12-13万，几百名军官，上尉连长就工资100元左右了，营长以上就更多了。这样，数百名军官的月薪就约9-10万元了，另外每月还有些伙食补贴和1万多的办公费包干，加起来就25万左右了。
当然，每个师的情况也不一样，如骑兵师因为兵员只有4000-5000，虽然官兵的薪饷也相对较高，但每月不足20万，教导总队人数多，每月就得30多万。至于税警总团的支出是在盐务支出里面，非常优厚，而又不在军费帐中列支，搞得很特殊。而其他的各个整理师因为编制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其月饷也都不同，不过大多在25万左右。这些部队都能保证按章发饷，从不拖欠。
第二类是一直依附中央军的部队，都是能听老蒋命令的部队，如原朱培德部（抗战前朱培德已死，该部有2个师），孙连仲部（4个师），原谭延恺系湘军（谭延恺也死去，不过该部因陈诚为谭延恺的女婿，过得也可以，该部有2个师），原五省联军被他收编的几个师等（第5.55.56.57师），一共十来个师，他们每月是16-18万，但有时还要拖欠一些（拖欠后一般不会补给了）。
这些钱就不太够了，但这些人还是有办法的，这些部队除孙连仲部以外大多都吃较多的空饷，这样一来不但把少发的钱给补回来，还能落几文。孙连仲的办法就是西北军的老办法，少发一些钱就是了，反正西北军很少发军饷，他扣了之后发的钱在西北军系统里面也算不错了。不过，南京政府经常拖欠军饷，拖欠之后基本都是欠30万50万的，一次说定发个10万8万就算结账，这些军阀由于实力较弱，往往只能吃个哑巴亏。之后，他们的官兵也只能跟着吃这个亏，因而往往一年只发11个月甚至10个月军饷。
第三类是与中央关系一般，但有地盘有影响的半独立军阀，这些军阀一方面有其独立性，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蒋介石，而蒋介石因为他们都有很大的实力，也不得不以补助其一部分军饷来维持双方的关系，如阎锡山虎踞山西，拥有十几万人（12个师），宋哲元占据平津有军队10万人（4个师），韩复榘在山东拥兵6-7万人（5个师），何健湖南有7-8万人（6-7个师），杨虎城在陕西有3万多人（3个师），还有一段时期的东北军20来万人（15-16个师），这些部队每月主要军费是他们自己地盘筹集，中央补助，大体上是每个师每月2-8万，不同部队，不同时期相差很大。不过这些部队因为都有自己的地盘，而且地方财政收入不错，虽然薪饷有时候也不足，但基本还是过得下去的。发个七折八扣的军饷还是能保证的。对这些军阀，蒋介石有时也拖欠军饷，但因为他们有实力，敢于和蒋介石对着干，如韩复榘就曾因为南京政府拖欠其军饷，一怒之下命令军队接管山东的国税机关，自行扣款，宋子文没办法，只好找人说和，以后再也不敢拖欠其军饷。
第四类是没有地盘或有地盘但很小收入又少，并且与中央关系较好的军阀，这些部队如镇嵩军2个师，20路2个师，西北回军3个师，黔军几个师，第十军（原直鲁联军徐源泉部）2个师，共15-16个师，对这些部队每师每月发军饷10-15万，但每年都要拖欠一到两个月，拖欠的最后基本赖账。这些部队的办法很多，如马鸿逵等部队基本不发军饷，最多每人每月发3-5块钱维持费，人马的花销多靠士兵自己抢掠，甚至要求士兵自己带枪马，自带口粮，一副中世纪的领主摸样。20路的军官由于大多是土匪出身，为搞钱不择手段，甚至绑票、贩卖毒品无所不为。徐源泉的部队更是利用打红军之机贩卖人口。可以说，这些军队是国家养的一群土匪。
第五类是孤魂野鬼型的部队，这些部队没有地盘，又桀骜不驯，老蒋就用卡住其财政的办法逼他们就范，以达到消灭其的目标。这些部队吉鸿昌的22路军，梁冠英的25路军，还有甘肃的新一军，鲁大昌师，河南的原建国豫军改编的45师，方振武余部（1师1旅），庞炳勋部（39师），国民2军、3军的余部高桂滋部和高双成部等，老蒋对他们都是每月每师5-6万就打发了，还经常赖账，这些部队也不敢闹，只能咬牙忍住。军饷随之降成每月12万了，还长时间不发，弄到最后梁冠英只能辞职，老蒋很高兴的接受了其辞职。还有邓宝珊的新一军（只有2个旅和一个军部，直属队不到1000人），每月只给8万元，弄得他们每月士兵只发5块钱，军官发20元。
第六类，就是半独立的军阀，而且与中央关系较差，中央根本不能怎么样他们的，这些人如川军的刘湘（以他为代表的川军有30多万）、桂系的李白（7个师），云南的龙云（约3个师），广东的陈济棠（11个师），这些人的军饷老蒋只在用得着的时候给几个钱拉拢一下。
这些人的情况又分几种，广东收入多，每年8000-9000万，养活十几万军队绰绰有余，陈济棠还能办工厂，买军火，建立海空军。广西只有每年不到3000万收入，李宗仁白崇禧只能缩小部队，训练民团，并以和陈济棠联合的代价，换来陈济棠每月接济30万元，双方还成立鸦片专卖公司，每年能获利500-600万，对军队，李宗仁号召大家吃苦耐劳，仅发一部分军饷维持。龙云的云南只有2000来万收入，所以只能有3万多军队，好在其是鸦片主产地，光卖鸦片每年就获利千万。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有的国家称《合众国》，有的国家称《帝国》，有的国家称《酋长国》，有的国家称《共和国》。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就被称《共和国》。按照当代中国走资派的特色政府，如今的中国应该称《特色官国》。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官太多了。
说官多，不只是说官的绝对数多，而且是说官与民的比例数大。
1950年，600个民配一个官（1/600），官民比数是很小的。
到2007年，26个民配一个官（1/26），官民比数增大几十倍。
有的人认为，个别地方，已经浮肿到9个民配一个官（1/9）的程度。
其次是，官太富了。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可是官们的个人收入、私车、豪宅，已直逼发达国家。
官们除了有工薪收入外，还有算不清是工薪收入多少倍的灰色收入。
挂名“出国考察”的官旅游团，在外国花钱的大手阔绰，强力吸引国外旅游业的眼球。
公务员一轮又一轮的长薪，致使对公务员优厚待遇的艳羡而引起的考公务员热，以成百成千个考生竞追一个名额的录取率而成为世界上的一大亮点。
第三是，官太奢了。
上面的“官富”是指官的个人收入富。这里的“官奢”是指官府的奢华、行政开支的奢侈。
有的城镇并不富，但官的办公楼富丽堂皇，同当地的民居形成强烈对照。
有的地方的官邸甚至模拟美国白宫。
国家行政管理费每年大跨度飞升，“三公”开支是个惊人的数字，2005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
相当于教育投入的5倍。
第四是，官太淫了。
在港商、台商、外商那里，只是个二奶。
在官这里，则是三奶、N奶。
有的官把N个奶组建成建制班，进行管理。
有的人揭露：有的官员居住区，已成“寡妇村”，官员下班不回家，官太成了“寡妇”。
有的人编段子：“官，老婆叫你回家睡觉！”
第五是，官太僚了。
这里说的“官太僚了”，是说官僚主义作风很严重的意思。
原本的干部称谓，没有了，变成官员。
原本的干群鱼水关系，消失了，变成官民油水关系。
官们都很牛、很雄，很威。
官的眼里，视民为屁民。
官的心里，牢记住为上级党说话，却忘掉了为老百姓说话。
官的屁股，总是挨着贴着同资本家、外商坐在一起，远离了人民群众。
官的两手，不要两手，只要一手，就可以遮天。
一群官簇拥着一个首长，到下层一个单位。
下面的人就背地里嘀咕：“来了一群蝗虫”。
第六是，官太霸了。
一个官屁股，霸占两个茅坑拉屎。
既在行政当官，又在人大当代表。
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官员占70%，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官员代表大会。
建国头三年，工人农民在人大代表中占三分之一。
到十届人大两千九百多名代表中，工农被排挤只剩34名。
第七是，官太贪了。
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案件达到???385万件，查处408.9万人?，374.2万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已有4.2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
自2014年??起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以来，??中国从120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9165人。其中，党和国家工作人员2408人，??追回赃款??217.39亿元。??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0名归案。
中央纪委已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53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83.4万人，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6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1.7万件，处理了32.2万人。党的十九大后，查处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39万余件，处理了35.9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28万件，处分18.8万人。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查处了9.3万个案件，处理了8.4万人。
四十年来中国有多少贪官？从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间，因违犯中共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中共党政人员逾420万人。反腐十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
贪腐金钱的数量：
有官平均每天贪10万。
有官买房专门为了藏钱。
有官收受多个住房单位和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亿余元。
有官被查时，“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大量黄金、钞票，用箱子分装在一起，足足拉了十余车。其中有部分钞票都受潮发霉了。”
有官其家中被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当时当地行长亲自带着几名工作人员携点钞机到场清点，钱都是一扎一扎地包裹在塑料袋里，外面还绑着塑料绳，码在纸皮箱里，清点的时候工作量巨大，最后人和机器都不堪重负。
有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财物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1.1125亿元。
网上有一个段子很火：“16台点钞机，竟然点坏四台！看后真是令人气愤！难道这样的假冒伪劣产品，就没人管吗？对于伪劣点钞机生产企业，一定要严查到底！”
这显然是一个调侃的段子，借调侃点钞机，来表达这样的事情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真正烧坏点炒机的是这些贪官对现金的贪婪。
因清点贪款烧坏点钞机的事并不是个例，据媒体报道，2012年8月，时任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林高被广东省纪委双规。随后，办案人员从其住处查获大批现金。为清查暂扣的1700万元赃款，银行派了8名专业点钞员，连续工作12个小时，烧坏了3台点钞机。
1700万就烧坏了3台点炒机，如此看来，用来清点魏鹏远案件赃款的点炒机质量还是不错的。
点炒机是怎么被烧坏的？记者就此采访了业界人士。据一家国内点钞机生产厂家的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点钞机连续工作很容易发热。一般情况下，一台性能完好的60W点钞机，能连续点钞3小时左右，点钞机很可能因为过热而烧坏。这样的点钞机每分钟点钞量在900张左右。
据此分析，一台点炒机能连续清点超过1620万的现金就有可能被烧坏。
如果有1亿元现金码在一起，空间上有多大呢？据湖北一家银行专业人员向记者描述，应该在2立方米左右，比一般家里普通卫生间略小一些。以至于有人调侃，“魏司长这是在用钱来搭房子呀！”
五花八门的“藏金术”
盘点近年来落马的一些贪官，可以发现在家里藏现金的不在少数。为了把钱藏好，官员们充分调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出五花八门的现金藏匿手法。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藏法一：放身边】一些官员选择在家里藏钱，放在身边随时可以看着。藏钱的地点可以是密码箱（柜）、床底，甚至可以是厕所。如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将4个装有共939万元的纸箱藏于新居厕所中，因厕所渗水被发现。
话外音：钱放身边看似安全了，但做恶梦的几率估计也会比普通人高得多。
【藏法二：假道具】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家里有一个特别定制的煤气罐，用来藏数百万赃款。另外他还将装有280万元的密码箱埋在一个垃圾堆下。
话外音：太有创意了，这哥们真不怕哪天被人当成真煤气罐给点上啊！
【藏法三：租房子】有些贪官用专房来藏赃款。如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租了一处豪宅专放赃款，屋内放满干燥剂，但最终1200万元仍发了霉。
话外音：看来金屋不光是用来藏娇的，更是藏金的。
【藏法四：藏室外】室外藏钱的案例很多，地点隐蔽得出乎意料。重庆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将2000万元用油纸包住沉入一口鱼塘中。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则将受贿的400万元，部分现金用塑料纸包裹藏在树洞、灰堆、稻田、粪坑里和屋顶瓦下。
话外音：难为这些官员了，放在战争年代，估计个个都能做个好的谍报人员。
【藏法五：埋地下】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在父母曾经住过的一处废弃的平房院子里，埋下了一个精心包裹的大包，里面有1500多万元公款。
话外音：这是要把钱藏着以后当文物卖钱吗？
贪官为什么愿意“屯现金”
贪官愿意把贪来的现金藏起来，这固然是怕被别人发现，但同时，也是一些贪官对金钱近乎变态的追求和无尽的索取。
与贪官们将大量金钱藏在身边相对比的一个现象是，很多贪官对外却是以生活简朴甚至近乎吝啬如葛朗台一样的形象示人。如把1500万元公款埋在地下的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平时生活低调，常年开着一辆长城皮卡，单位领导让他换台新车，他总是说“没钱”。
专家认为，个别贪官已经把屯钱当成了一种爱好，就像集邮等收藏活动一样。他们的兴奋点不在于花钱，而在于怎样搜刮到更多的钱。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表示，好多贪官怕被外面发现蛛丝马迹，藏钱也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掩盖腐败、蒙混过关的心理。无论藏得再好，手法再复杂和隐蔽，都是在掩耳盗铃，最终还是要露馅。
贵州省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姚贵阳则担忧，一些官员屯钱数量惊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导致钱荒，社会资金不能有效盘活。
“官员屯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官员亮家底、晒财产的制度还需进一步强化，今后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统筹监管，从根源治理腐败、做到正本清源。”姚贵阳说。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
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
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
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
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
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转载《别了，司徒雷登》
作者: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它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主席：辩证法
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毛主席：“左”和“右”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毛主席：原子弹
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
毛主席：对帝国主义的奉告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主席谈：战争与和平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主席：自我评价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毛主席谈：王明
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毛主席谈：反对大国主义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毛主席谈：中国人的谦虚
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
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
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
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
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毛主席谈：斯大林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
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
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
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
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
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 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
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
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
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毛主席谈：群众来信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
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
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
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毛主席谈：自己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
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
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
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毛主席谈：中国的前途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
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
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
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
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
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
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毛主席偶尔也耍耍文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之前，外国租界地很多，世人皆知不去多言。
毛泽东之后，外资企业，中外合资，特区，自贸区等。上海的跑马厅快要完工。等等。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
在毛泽东之前，很多国家都从中国身上咬了一口。沙俄拿下了外东北和一块新疆。日本拿下了北方三省。英国拿下了香港。葡萄牙拿下了澳门。法国和英国拿下了一块上海。德国拿下了青岛。美国说服了所有其他大国与她分享贸易权。毛泽东之后，不再有外国占领。而走资派篡权后，又复辟了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跃武扬威横行霸道了。
内战结束后，毛泽东上台时，全国充满了数百万的土匪，就像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在两年内，所有的土匪都被清除掉了。如果你想想北约在阿富汗的时间有多长，而中国的人口是它的30倍，空间大得多，地理环境更具有挑战性，这不是一个小成就。
当毛泽东上台时，中国有5000万吸食鸦片者，这是鸦片战争的后果。3年内，每个人都是清白的。如果你想一想美国的"毒品战争"和禁酒令是如何进行的，这个结果是非常惊人的。
当毛泽东掌权时，妇女的社会地位如此之低，以至于一个13岁的女孩被卖给别人作为他的第三个小妾，只需100美元，这是司空见惯的。毛泽东废除了纳妾制度，并规定妇女与男子平等。他让所有年轻女孩和男孩一样去上学，接受教育。今天，中国的女性百万富翁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
毛泽东上台时，80%的中国人是文盲。识字的定义是能够写自己的名字。在中国，常见的身份识别方式是用手指蘸上红墨水，按一个拇指印，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写自己的名字。新中国建立了夜校，让所有40岁以下的人在工作之余去那里学习如何阅读和写作，在十年内，城市和城镇的文盲潮退去了。今天，中国的识字率为96%，识字率的定义比1949年要高得多，即能够阅读和书写大约3000个汉字的能力。基本上是五年级的水平。
毛泽东上台时，中国的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毛泽东对一群贫穷的农民进行了基本的保健和免疫培训，以服务他们自己的村庄，平均预期寿命立即开始跃升。中国的预期寿命从35岁到今天的73岁。
如果没有和平与安全，没有教育和医疗保健，没有让妇女获得与男人平等的自由，中国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而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考虑到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处于最严格的经济禁运之下，几乎是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这一切。
即使是今天。即使是一个只有2000万人口的小国，让前20个最发达和最富有的国家向它倾注资金和援助20年，而不是让10亿人在西方完全禁运下20年，也根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如果你想尝试，就去索马里、阿富汗、南苏丹、海地做吧，所有这些地方都已经比中国在毛泽东之前的情况要好得多。
为什么毛泽东被视为英雄?
看看毛泽东之前和毛泽东之后中国的事实。
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是中国的领袖。在1950-1976年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有了明显的跳跃。
1950年，中国的识字率为20%。到1980年，中国的识字率增加到65%，现在几乎达到100%。
在1950到1980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良好。它有起有伏，但你必须考虑到中国在1971年之前一直处于西方最严格的禁运之下。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禁运最多的国家。400种物品被列入禁运名单，包括化肥、木制渔船、药品和铜线。
如今中国保持着3年的粮食储备，并且是世界上唯一拥有战略猪肉储备的国家。他们绝对相信，只要有半点机会，美国就会将粮食武器化。在1950年至1971年期间，中国实际上处于与美国的经济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那些年里的经济表现并不差劲。
因此，基本上，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毛泽东之前，你很可能是文盲，在30多岁时死亡。毛泽东之后，你能识字，有一点钱，活到70多岁，你有机会结婚，有孩子，看着他们长大，自给自足。毛泽东的政府提高了中国的预期寿命，解放了妇女，实施了基本的医疗保健和教育，并为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基本事实。任何关于毛泽东领导的讨论都应该从承认这一事实开始。
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工作，80年代的中国走上经济增长的道路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80%的文盲，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妇女被裹住双脚，只能呆在家里。地球上有七十亿人。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如何客观地评价毛泽东?
1949年，中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毛泽东知道英国十六世纪的土地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奇迹般地改善了粮食和商品生产，但它们花了两百年时间，给老百姓带来了苦难、流血和灾难性的混乱。
在中国不断受到攻击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这两场革命。从20世纪50年代初比比利时还小的工业基础开始，长期以来被嘲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结束时成为了世界上六大工业生产国之一。
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在后毛泽东时代就没有什么可改革的。
如果没有50年代和60年代修建的庞大的灌溉和防洪工程水坝、灌溉工程和河堤，就不可能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个人家庭农场获得更高的产量。
莫里斯-迈斯纳说："根据一些关键的社会和人口指标，中国甚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出五倍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毛泽东的经济记录与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工业化的可比阶段相比更有优势，这些国家是后期现代化的主要国家中经济最成功的案例。
在德国，1880-19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每十年33%。
在日本，从1874年到1929年，每十年的增长率是43%。
苏联在1928-58年期间实现了54%的十年增长。
在毛泽东时期，从1952年到1972年，十年的增长率为64%。
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有限援助，毛泽东的工业化进程没有得到外国贷款或投资的帮助，在他去世时，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唯一没有外债或内部通货膨胀负担的国家。
他设计的经济是如此彻底的合作化，尽管有禁运、军事入侵、核威胁、原始的通信、加倍的人口、不稳定的物流，他每十年都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
到1974年，毛泽东重新统一、想象、改革和振兴了地球上最大、最古老的文明，在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失败后实现了现代化，解放了比历史上任何人都多的妇女，并结束了数千年的饥荒。尽管西方对粮食、金融、技术、医疗和农业设备实施了长达25年的封锁，并将其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但毛泽东驱逐了侵略者、土匪和军阀，消除了严重的犯罪现象，使人口和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将识字率提高到84%，解放了中国的妇女，教育了中国的女孩，消除了贫富差距，恢复了基础设施，使中国没有债务，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可能会是什么样?
想象一下，如果是甘地这样的人领导中国，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首先，中国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农民会像以前一样成为最低的阶层。
第二，妇女的地位仍然很差，而现在，妇女是"中国制造"的重要力量。
第三，国有企业和土地所有权是中国经济奇迹能够持续这么久的重要原因。但这对甘地来说是不可能的。
第四，软性的方式对暴力黑帮根本不起作用，所以用甘地的方式，中国的城市将被黑帮所控制。
总而言之，中国是幸运的，否则中国即使不比现在的印度差，也至少有2/3的人陷入无望的贫困。
毛泽东使现在的中国成为可能，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