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初，这首诞生于黄土高原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唱出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深情。几经改编和广为传唱后，《东方红》不仅创造了演唱人数和演唱次数的纪录，还曾搭乘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向太空，唱响世界。
一曲《东方红》唱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续奋斗的信念和决心。时至如今，每每响起，仍能激荡你我心绪，历久弥新。
用最朴实的生命之呐喊，吼出了陕北大地的心声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
他是人民大救星……”
《东方红》，中国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这首中国人家喻户晓、激昂雄浑的经典革命老歌曾激励了几代人。对于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陕西省政协委员、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小兵而言，这是沁入血液的记忆。在那个大多数人捧着广播听世界的年代，晨间一曲《东方红》、暮色下《国际歌》奏罢后再关上那个方匣子，这颇具仪式感的一天才算完整，“对我们那代人来说，《东方红》是最熟悉的旋律。”张小兵说。
关于《东方红》的创作起源，说法众多。有说法认为它的最初原型是一首叫做《你叫妹妹不放心》的陕北民歌，有人则认为，它其实起源于另一首流传于陕北和晋西北的民歌《芝麻油》。然而，对比这两首歌曲不难发现，歌词虽然大不相同，曲调却相差无几。
没有人说得清，这曲调诞生于何时、创作者是谁、它的第一版歌词是什么。这首曲子已经在黄土高原的山坳坳里，在黄河两岸，流传了几个世纪。晋、陕大地上的一代代后生，在贫瘠的土地上，在黄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吊起嗓子唱着那一句句亲昵的歌词，抒发着心中的情爱喜乐。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翻身做了主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老百姓开始过上了好日子。而以信天游为代表的陕北民歌开始融入革命色彩，讴歌火热的边区生活，纷纷用歌声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拥护。
1938年，音乐家安波等人为这曲小调重新填词创作了一首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哟，打日本就顾不上”。几年之后，以《骑白马》为范本，日后唱响全中国的那首《东方红》在延安以北20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县城里开始萌芽。
半个多世纪以来，佳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两叔侄的创作故事流传已广。七八十年后，李有源的孙子李锦鹏在采访中这样描述这首歌的诞生：“1942年的一天早晨，我爷爷起身掏粪，当他走到一个山峁上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照到他身上，照亮了佳县古城，照亮了黄土高原，照得他身上暖洋洋的。他突然停住脚步，自言自语地说‘把毛主席比作太阳，不是最恰当吗？’因此他就即兴唱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李有源是个苦水里泡大的庄稼汉，直到家乡“闹红”，他和其他穷苦人才真正翻了身做主人。因此他打心眼里感激中国共产党，感激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充实后，李有源将歌曲唱给了侄子李增正，后者在春节闹秧歌时，把这首歌唱响了整个佳县县城。翻身做主人的劳苦大众，用最朴实的生命之呐喊，吼出了陕北大地的心声：“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
1943年冬天，边区政府在佳县县城附近组织起一支移民队，到延安一带垦荒，陕北人把这叫“走南路”，作为移民大队的副队长李增正领着乡亲们一路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南下，将这首歌传唱开来。
歌者唱的起劲，听者听的入神，文艺工作者听到后更是如获至宝。鲁艺民歌研究会收集到的《东方红》，在1945年被鲁艺组织的“挺进东北干部团”带到了沈阳，在刘炽、王大化、高阳、田方、公木的修改完善下在沈阳正式演出，一曲《东方红》天下尽知。
在张小兵看来，《东方红》以朴实的语言，唱出了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情。“为什么陕北群众会如此拥护共产党？这是因为共产党心中同样装着群众。”
共产党治理下的延安，与当时的中国有着太多的不同。一位作家写道：“那是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张小兵认为，在半个多世纪的流传中，这首歌之所以能成为刻在国人细胞中的红色基因，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的利益视作党的最高利益。
“我们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十多年时间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为老百姓谋福利。老百姓得了实惠、得了好处，自然觉得共产党好，自然心甘情愿听党的话、跟党走。”张小兵说，“真正赢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恪守了自己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才可能一切依靠群众。”
张小兵经常给来延安学习培训的学员讲述一个故事：1944年，毛泽东得知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能生育孩子，便找来当时的中共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询问情况并建议请中央医院去化验一下水。张汉武回答：“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愿干。”对此，毛泽东严肃指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经过化验，果然发现村里的水中有大量有害物质，影响了妇女生育，医院很快帮助群众解决了饮水问题。
张小兵说，毛泽东在陕北延安时期，虽然工作很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但总要抽出时间或利用一点一滴的空闲，深入群众，与他们交往，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与群众建立起深厚的友情。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毛泽东用一篇通俗易懂的演讲，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宗旨：为人民服务！
正如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在《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的评价：“他和人民之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上的交流，他好像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
必将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经典
新中国成立后，《东方红》演变为响彻中华大地的经典圣歌。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时刻，奏响的背景音乐就是《东方红》。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东方红》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为纪念新中国成立15周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不仅以《东方红》命名，而且将这首歌改编成交响合唱曲，用于全台戏的序幕。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成就了那个时代文艺界空前的盛举。
80多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延安战斗和生活了13年。在那个积贫积弱、战火纷飞的年代，延安保留住了红色中国的火种。80多年以后，这片“红色圣地”的故事又不止于历史，它也在用自身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转型书写着当下和未来。张小兵告诉记者，如今，“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已经发展成家喻户晓的品牌。苹果也成为全市覆盖面最广、从业人数最多、持续效益最好、对农民增收贡献最大的特色产业。
此外，延安充分利用当地的445处革命旧址，依托景区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配套产业。从对矿产资源的依赖，到走现代农业之路，加上红色旅游带动生态旅游发展，一个多元化发展的革命老区正在焕发新机。
走进新时代，这首诞生于黄土高原民间音乐沃土，表达人民朴素心声的歌，又通过民歌新唱等形式被演绎为多种版本。《东方红》唱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续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必将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经典。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
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持的。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全世界的广大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许多友好国家、友好团体和人士，都给了我们热情的赞扬和支持。我在此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我们坚决保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同他们一道，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世界的总趋势，还是毛主席说的那两句话：“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日本、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心脏”地区，暴发了空前巨大的革命群众运动。越来越多的人民正在觉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和兄弟组织，正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反共、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在争夺原料、市场、附庸国、战略要地和势力范围方面，他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他们为了实现各自的野心，都在扩军备战。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二卷，第一百八十二页）列宁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五卷，第三百四十九页）列宁的这些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因为，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引起革命。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主席指出的这个伟大的真理，鼓舞了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指引着我们在同帝、修、反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早已被全世界人民戳穿了。美帝国主义这个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越来越走下坡路。尼克松上台以后，面临着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和无法摆脱的经济危机，面临着全世界人民和国内人民群众的巨大反抗，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四分五裂、美帝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的困难局面。尼克松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好同他的前任一样，继续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实际上更大规模地扩军备战。美国的军费开支，逐年增加。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它把侵略军队派到很多国家，还在世界各地搞了成百成千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它搞了那么多飞机、大炮，那么多核弹、导弹。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用来吓唬人民、镇压人民、屠杀人民、霸占世界的。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它到处陷入与人民为敌的地位，陷入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包围和痛击之中，并且必将在全世界引起更大规模的革命。
苏修叛徒集团也是纸老虎。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清楚了。还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看到了现代修正主义对世界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全党，同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全世界人民在斗争中逐步学会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使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宣告破产。同时，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履行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内外困难越来越严重，就更加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对内，加紧镇压苏联人民，加紧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外，加紧勾结美帝，加紧镇压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加紧控制和剥削东欧各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加紧同美帝争夺中东和其他地区，加紧对我国的侵略威胁。派几十万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就是苏修最近的两次丑恶表演。为了替它的侵略和掠夺作辩护，它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这一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主权是“有限”的，他的主权是无限的。你不服从吗？他就对你实行“国际专政”即对各国人民专政，以便组成新沙皇统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即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如同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美国的“自由世界大家庭”一样。列宁痛斥第二国际的叛徒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九卷，第四百五十八页）这完全适用于今天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组成的苏修叛徒集团。我们坚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一定会起来推翻这一小撮叛徒集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由于苏联政府一手制造了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事件，中苏边界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中苏边界问题，同我国和其他一些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一样，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对这些问题，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谈判，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解决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根据这个主张，我国先后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圆满地解决了同他们的边界问题。只有苏联、印度同我国的边界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进行过多次谈判。由于印度反动政府继承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要我们承认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都没有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妄图进一步侵占一直在我国管辖之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而破坏了中印边界谈判，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中苏边界问题，是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十九世纪下半叶，那时中俄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沙皇政府采取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动，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大片中国领土，还在许多地方越过不平等条约规定的边界线，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这种强盗行径，曾经遭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愤怒谴责。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伟大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个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得到实现。
我国政府本着对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早在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和九月二十一日就先后两次主动向苏联政府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一九六四年，中苏双方在北京开始谈判。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皇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维护中苏两国人民革命友谊的愿望出发，仍然主张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但是，苏修叛徒集团背叛列宁的无产阶级政策，坚持新沙皇的社会帝国主义立场，拒不承认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还坚持要我国承认他们违约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属于苏联的。苏联政府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立场，使谈判遭到了破坏。
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苏修叛徒集团变本加厉地破坏边界现状，一再挑起边界事端，枪杀我手无寸铁的渔民、农民，侵犯我国主权。最近，他们更连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实行自卫还击，给了侵略者应有的打击，胜利地保卫了我国神圣的领土。为了摆脱他们的狼狈处境，三月二十一日，柯西金提出要同我国领导人通电话。三月二十二日，我国政府立即用备忘录答复他们，说明“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三月二十九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仍然坚持其顽固的侵略者的立场，一方面表示愿意恢复“协商”。对此，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
我们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这就是：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坚持实行的政策。我们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仍然坚持这样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毛主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培育下建设起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我们的党，经历了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斗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始终站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的最前线。正是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国内外敌人极其强大、情况十分复杂的环境中，我们党领导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党从最初只有几十个成员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今天领导着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深深懂得，离开了人民的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成就，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了一条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领导，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就受挫折，就失败；紧跟毛主席，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的党就前进，就胜利。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经验。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主席在谈到整党建党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毛主席用这个生动的比喻，讲出了党内矛盾的辩证法。“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党内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没有吐故纳新，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主席关于党内矛盾的理论，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后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红军的路线，战胜了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联盟，经过长期斗争，又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正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特别是在战胜了对党危害最大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这三个叛徒集团的斗争中，巩固、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不能正确地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正是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时刻，刘少奇又重新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其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刘少奇在抄录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的那一段话时，再一次故意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个最重要的结论，明确地暴露了他自己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面目。刘少奇还继续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反动谬论，就是妄图腐蚀和瓦解我们的党，使党员越“养”越“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应当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各级党组织，广大的共产党员，经受了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经受了大规模阶级斗争的考验，经受了党内外革命群众的审查。使党员和干部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这场大革命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我们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必须使党员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使党员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党才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的学习和宣传，对两条路线斗争史的学习和宣传，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的学习和宣传，都不能只进行一次，而要反复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这样，才能使错误路线和错误倾向刚冒头时，就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抵制，保证我们党始终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正确航道胜利前进。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修改党的章程。中央已将党章草案提请大会讨论。这个草案是全党和全国革命群众共同参加起草的。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由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以来，中央收到了几千份草案。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章草案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又一次进行了热烈的认真的讨论。可以说，新党章草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广大革命群众的意志，是党一贯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生动表现。特别重要的是，党章草案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中央相信，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以后，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按照新党章的规定，建设得更加伟大、更加光荣、更加正确。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
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做好。
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
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
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
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
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
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著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戴高帽游街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对“地富反右坏”的阶级斗争。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发生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个运动，以及准确全面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导这个运动的相关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中共中央具体负责领导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刘少奇的相关指导思想，对于深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研究，对于深化挂帅领导《四清运动》第一线主要领导人物刘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三自一包》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于1962年推出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及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时任副总理邓子恢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毛泽东明确反对这项政策，认为这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三自一包政策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政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紧密联系。1980年，刘少奇获得彻底平反。真正彻底地“解散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也彻底地搞垮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邓小平用实践反证了毛泽东当时反对的是事实，也是必须反对才是对工人农民着想的。
走资派们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这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也被实践证明了的。然而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认同中国这个新资本主义，而是要灭掉中国时，就是如今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所面临的现实。
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并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
走资派篡权上台后《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说道："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1963-1966年在中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城乡社教运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前十条”对 “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
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社教运动开始以 “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城市的社教运动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期都发展成为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对改变农村干部的作风，完善基层财务、保管制度，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有积极意义。
毛泽东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他还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作为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领导“四清“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还下乡搞试点，将矛头对准早己定性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刘少奇邓小平还派工作组用《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基层干部权的王光美的试点样板在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斗争“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
中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
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
四清运动就是这样被刘少奇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
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开展要，而且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又如"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工作组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试点后，中国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既有敌我性质的问题，也有大量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工作组四清的最大区别就是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
这一阶段的农村四清运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重订23条。
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这一阶段，各地在认真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基础上，对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具体安排，并专门划出一段时间进行清政治。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
这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与各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四清谈的很少，同时，毛泽东对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满，认为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派主张《三和一少》。
什么是《三和一少》呢？
《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是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
《一少》就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借用改革开放为名的特色政府国策就是《三和一少》。
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证实了当年毛泽东是对的。《当年毛泽东是对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晚年对《文革》最重要总结。如今特色走资派用四十年证明了，走资派是《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三和一少》是走资派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走资派们的国内纲领。》
到了近几年，国内的资本家和官员的自私自利泛滥，剥削压迫贪腐成灾，社会风气败坏。走资派在国外想当《洋奴才》想《和》也和不成了。又拣起了毛泽东时代的《自力更生》来了。这几天又听说要特色党内耍搞《自我革命》来了。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金日成同志时候的讲话：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是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显治，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售。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苏共在最近的信中说，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坚决的打击”，我们等着看。“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两面派文化》是属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丑陋的那部分。走资派邓小平丑陋的两面派文化是贯穿他的一生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主要特点是跟着利益走，会见风使舵，这种机会主义的投机可以说贯穿着他的一生。纵观邓小平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组织领导者。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直到1966年8月，两个人配合默契，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第一个高潮。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批评了刘邓主导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罗陆杨”，镇压群众运动，混淆是非界限把批判矛头对准己定性的"地富反坏右"。
“高饶事件”，邓小平既是告密者又是批判高岗的积极者，因此取代了铙涑石组织部长的职务，升任政治局委员、常委。他是后来的中央反右组长，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大跃进的中央一线领导者。在批判彭德怀、习仲勋、四清运动、批“彭罗陆杨”事件，以及支持刘少奇主导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面冲锋陷阵。作为与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对出现问题承担责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这是他的拿手戏。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做了多少次检讨目前搞不清楚，从公开资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检查比较深刻。不仅列举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和产生的问题，高调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认“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虽然邓小平检讨深刻，对他的批判之声并没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儿邓榕也开始揭发，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黑批示给刘志坚专整学生家长”、“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
邓小平《我的自述》：“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除此之外, 邓小平有亲笔写过一篇理论文章吗? 还是“白猫、黑猫”啊，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邓小平还能"为人民服务"一点, 邓小平篡权自己当权后就为人民币服务、"为少数人先富服务"了。说是少数人其实言下之意就是邓小平子女先富太露骨, 所以让少数人先富就说得顺了, 实践证明这少数先富的资本家们不都很感谢邓小平吗。要说邓小平的少数人先富是让马云先富鬼都不信, 所以先富者们感谢邓小平也只是一头贱。纵观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参与的历次运动或事件中都是跟着利己走的，会见风使舵投其所好，不敢承担责任，缺乏责任担当，专门看着有能胜出的领导眼色行事，热衷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专营投机钻营之术，这种“墙头草”式机会主义的投机可以说贯穿着他的大半生。但在后小半生篡权上位大权在握时又是“一言堂”，“一霸手”，在用权上失去原则的束缚，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失控的洪水，就会祸国殃民。
毛泽东在位时一直言听行从, 自长征到文革。但毛泽东逝世后立马翻脸。邓小平在对华国锋、刘伯承、刘少奇、高岗等许多人都是如此。就是对死忠邓小平的赵紫阳、胡跃邦也是如此, 不合邓小平意就立即让其下台。刚上台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邓小平对汪东兴就破口大骂：“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只是己经判变投降的汪东兴发表一些不同意见而已。
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什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随着一声大喝，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什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于是说:"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邓小平马上说：“好吧，汪东兴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邓小平的恶霸独裁的真面目露出来了。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打倒被批斗，也不像一些老干部那样下台后保持沉默，听天由命。他只是形式上作为刘少奇体系二号人物“陪批”，一直在为重新上台进行反省和检讨，属于毛泽东所指“可以教育好的干部”。因而，他只是被解职，没有开除党籍，而且几次被启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其实在能力上他不如刘少奇、陈云，在打仗上他与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这些将帅相比是天地之差。
邓小平是后来的中央反右组长，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大跃进的中央一线领导者。在批判彭德怀、习促勋、四清运动、批“彭罗陆杨”事件，以及支持刘少奇主导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面冲锋陷阵。
由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矛盾，邓小平受到了牵联。作为与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对出现问题承担责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这是他的拿手戏。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做了多少次检讨目前搞不清楚，从公开资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检查比较深刻。不仅列举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和产生的问题，高调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认“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报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最了解群众和下边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好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样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经。”
如果说刘少奇是中央领导层吹捧毛泽东和提出毛泽东思想第一人的话，邓小平则是中央领导层吹捧林彪的第一人。因为此时距林彪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仅两个月，社会上对林彪的吹捧还没有展开。
虽然邓小平检讨深刻，对他的批判之声并没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儿邓榕也开始揭发，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黑批示给刘志坚专整学生家长”、“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
邓小平最后被打倒，很可能是随着工作组问题的被揭露，发现其中许多问题与邓小平主政的中央书记处有关，而邓小平仍然坚持对工作组一分为二看法的观点不符合毛泽东否定工作组的立场。
邓小平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写《我的自述》是他的全面总结和检讨，他写道：“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林彪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就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在痛批刘少奇和林彪的基础上，希望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他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上说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揭发林彪解放前“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拒绝到朝鲜作战”、“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说自己“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可以为党”。当然忘不了想重新出山“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
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检查的发言稿，毛泽东的批语也不同。对刘少奇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1966年9月14日。）
对邓小平的发言稿，毛泽东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966年10月22日。）
邓小平这种深刻检查的诚肯态度确实起了作用，虽然毛泽东想让邓小平九大进中央委员的想法没有实现，却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后来邓小平又做了几次检查，第一次是197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二次是1976年1月3日的书面检讨。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又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判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上次检查不足。”并附上了新的“补充检讨”。并说：“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对邓小平的特殊政治保护可以说仁至义尽，面对一个惯于说慌的孩子，他这个“大家长”可以说是爱恨交加。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承认：“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的动员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和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的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的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大方向的正确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还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负担。不少工作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北京两个多月的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或不派工作组的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至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向毛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会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完全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指导方针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随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大会结束以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
请注意：邓小平在捡讨中说：“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
以及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毛泽东说：“可是在50多天里......“
这里都有一个《五十多天》和《50多天里》。指的是同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是《（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5月16日》这个日子在当时很特殊，即《五一六通知》发出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走资派司令部发的纲领）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这是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在这之前是刘邓彭等走资派搞的文革。
五一六通知：”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要求广播和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场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灵魂的问题。”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要死，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末日即将到来，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把黑干将陶铸、王任重之流塞进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当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对准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刘、邓、彭等走资派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不装了，然而个个都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控制局势，镇压革命。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围绕着工作组问题。激烈地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刘、邓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指使工作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干扰”、“抓游鱼”，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坚决支持革命派起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急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候，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持制定了《十六条》。毛主席以最大的决心不惜粉身碎骨，以最宏伟的胆略，在年老体弱时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号召和率领亿万文化革命大军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
于是，走资派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五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六月五日，邓小平派工作组进了北师大附中；六月六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进了北师大；六月八日，北航院党委迎来了以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六月九日，叶林带着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进了清华园，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组成的地质部邹家尤工作队到了北京地质学院；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胡克实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学校；仅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刘邓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里刘邓走资派们对造反派红卫兵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里大镇压》，如同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人们总在攻击毛泽东。其实当初毛泽东在国民党里当个部长为中国农民做些事情。是蒋介石逼上井岗山组建了红军。文革中的邓小平逼着毛泽东让他下台住将军楼喝茅胎打桥牌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只是想让邓小平们不要复辟资本主义而己。毛泽东在对待不同政见者从来重视教育而非消灭肉体的。邓小平在一线领导十年不汇报，在蒋介石手下恐怕没那么幸运了，不是被暗杀就是早下台。毛泽东在逝世前也将邓赶下台了，邓小平自吹能“三上三下“的三上是华国锋让邓上的。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训是：对于死不改悔的两面派人要多加防范。血的教训啊！
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派》。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呢？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主要论点就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却不得不面对文化大革命失败，反修防修失败的巨大风险。这个我们可以从这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地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后一次集体会见时的谈话中可以见到。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
为什么毛主席会觉得文化大革命会失败，反修防修会失败呢？毛主席的解释是"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些反对文化大革命,要算文化大革命帐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这个我们可以从《邓选二卷》某页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主席本
身的愿望来说，是处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对文化革命不理解、有抵触、不满意的代表人物则是叶剑英，这个我们可以从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中可以看出来"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好像原话是"啥子修正主义，谁也搞不懂？"。文革十年了，一大批老同志还不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又如何能够取得反修防修的胜利呢？
那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讲话中提到了修正主义，把修正主义等同于右倾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
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十几天后的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更是明确了修正主义，并提出了要对修正主义展开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之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 。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我们知道马列主义的某些结论是错误的，如果全部照搬马列主义的结论，必定会犯严重的教条错误，就会断送中国革命，断送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次发生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那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绝对不能否定呢？否定了它就是搞修正主义，坚持了它就是搞马列主义呢?
我们知道马列主义是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他宣扬的是劳动创造价值，人民创造历史。所以，个人认为这个不容否定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普遍真理就是："依靠劳动人民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同样的推理，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普遍真理就是："依靠资产阶级，为资本家服务"。
如果中国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不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不是无产阶级，那肯定搞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只有依靠的对象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才能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如果依靠的对象不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剥削阶级那肯定会被资产阶级利益代表人逐步夺取权力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妄想依靠资产阶级来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的路线。
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军事斗争转为经济工作。军事斗争有路线问题，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清晰的回答。经济工作同样有路线问题，同样有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来发展经济，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给了不同的回答。
毛泽东时代依靠谁大家都很清楚，至于邓小平时代依靠谁可能会有不同意见。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名词来说明走资派邓小平到底是依靠谁？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厂长负责制"，一个是现在的"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厂长负责制"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发展经济已经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了，而是依靠一小撮精英厂长、经理们了。
改革了四十多年，发展经济所依靠的对象也变成了"海外战略投资者"，现在振兴中国喊的最响的就是"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依靠的对象也变成了外国资本家，振兴东北经济看来是要依靠美国、日本的剥削阶级了，这就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振兴东北的国策。
现在中央政府的路线是马列主义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就不用再说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依靠的对象是剥削阶级，还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只有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才会说能够。
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如何把一头大象装进冰箱？"，答案是：把一只猫装进冰箱，然后大肆宣扬猫也是大象来给无产阶级洗脑,还谓之曰"解放思想"。依靠剥削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实际上和大肆宣扬猫也是大象的人属于同一类。现在不是有主流学者宣扬股份制也是公有制吗？按这些人的推理，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股份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国家也全部变成了公有制国家，也全部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什么叫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己成国策。）
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一直刮了四十多年了。）
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恶果己现。）
《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 作者：张春桥
这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发表的。
一九七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深刻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全文如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立功、立言、立德，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评价历史人物的三个价值尺度。然而历史上众多风云人物中，有的因立功名垂青史，有的因立言传颂后世，有的因立德受人敬仰，却极为罕见有功有言有德并立达到至高境界的人物。回望千年人类历史，毛泽东是唯一同时建盖世奇功、著天下雄文、扬人间大德，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历史巨人。
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成就了“红船精神”。1921年7月党的“一大”，13位代表会开了一半，在由上海向南湖“红船”转移的路上就溜走了一人。十多年后，张国焘成了大叛徒，周佛海、陈公博成了大汉奸，4人声明脱离共产党，4人因信仰共产党而牺牲，红船十三人中只剩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坚持到新中国成立。董老未进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唯有毛泽东是驾驶“红船”破浪前行抵达胜利彼岸的掌舵人。
毛泽东孤身一人接管几百人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兵败将上井冈山，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首次打出镰刀斧头的工农革命红军的旗号。党中央命令进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决定率部挺进井冈山，点亮了终将形成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
旧军队中的残兵败将不改旧军人习惯无法成为工农红军。毛泽东决定“三湾改编”、官兵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放行。同时开会制定纪律，“古田会议”铸军魂。1927年9月底的“三湾改编”，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和成立“士兵委员会“强调官兵在政治上平等，经济上伙食标准等生活待遇上必须一致的制度。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则通过了毛泽东撰写的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8个决议案。古田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成熟。古田是人民军队铸魂之地。
中国工农红军人员少纪律严又无军响和武器，又被蒋介石国民党军剿杀，战争分分秒秒都在开始发生。如何应对？毛泽东确立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听取意见后总结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针，打了很多以弱胜强的漂亮仗。
1930年12月，毛泽东为第一次反“围剿”誓师大会题写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对联生动概括了适合工农红军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在对生存与胜利的渴望中，选择了毛泽东。力排众议，打鼓新场脱魔掌；用兵如神，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不负众望，带领红军虎口脱险，踏上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新征程。
1935年9月9日，野心膨胀的张国焘与党中央分道扬镳，发密电给在党中央附近的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接叶剑英密报，毛泽东迅速与中央脱离险境。毛泽东多次说：1935年9月9日，是“最黑暗的一天”。
1935年9月底，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哈达铺。当毛泽东从报纸上发现陕北一带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决定陕北为落脚点。毛泽东一扫胸中阴霾，心情豁然开朗，诗兴大发，佳作喷涌，在一个月内连作《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诗词佳作。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布下的重重封锁线，尤其是1935年11月直罗镇大捷和果断纠正“肃反”错误，救出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红军领导同志两件大事，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反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导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当东北军停止与红军交战行动，毛泽东力主东征山西，为抗日开辟道路。大家对东征忧心忡忡，毛泽东却信心满满。东征途中所写《沁园春·雪》就是佐证。东征历时75天，歼敌7个团，扩军8000余，各类缴获颇丰。凯旋当日（5月5日），毛泽东宣布“反蒋抗日”变“逼蒋抗日”。
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在“逼蒋抗日”大背景下爆发。12月13日、1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两次作主导发言，确定由“逼蒋抗日”变“联蒋抗日”。并于19日连发11封电报给在西安的周恩来，周恩来创造性贯彻了毛泽东电报精神，达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变“联蒋抗日”为“拥蒋抗日”。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对在西安的承诺立场上动摇，态度上消极。毛泽东又适时提出“拥蒋抗日”，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深入细致的工作，迫使蒋介石于1937年5月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达成国共二次合作。至此，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体形成，党和红军被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宁青二马军等60多万大军包围的严峻局面得以破解。
领袖地位的巩固与敌后抗战新局面的形成。1937年11月，王明以钦差大臣身份回国，极力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党内高层引起思想混乱，毛泽东的指示一度出不了窑洞。5月，《论持久战》发表，立即在敌我友各方引起震撼。1938年7月，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支持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中央。9至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以巩固。此后，毛泽东关于抗战战略战术思想得以顺畅贯彻，迎来了人民群众大动员、人民军队大发展、抗日根据地大开辟的新局面。
击退反共高潮，维护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都有盘根错节的媚日亲日情结。汪精卫1938年底投降日本。蒋介石则在1938年武汉失守后，连续出现了三次投降危机，并伴随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撰文电告国内外，及时揭露蒋介石的投降行径，并指挥部队以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行动，击退和粉碎了三次反共高潮。
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1939年到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起和领导了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以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以及其间开展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和随之实行的“精兵简政”。这一连串的重大举措，矗起了延安精神，凝聚了党心民心，夯实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力量基础。
未雨绸缪，进军东北。对于东北的战略地位，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1945年8月12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3天，毛泽东开始进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即电令毗邻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所辖4个军分区司令员、4个地委书记，组成东进指挥部和东进工委，率部2万余人分3路挺进东北，夺得经略东北的主动权。
重庆谈判与戳穿蒋介石“灭共”阴谋。蒋介石为独占抗战胜利成果，为向日本占领区运兵争得时间，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断定毛泽东不敢来重庆。毛泽东“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8月28日赴重庆，一边与束手无措的蒋介石周旋，一边做国民党上层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同时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粉碎国民党军的武装挑衅，并命令华东、华北八路军、新四军选派主力挺进东北。10月10日《双十协定》达成后，党内部分同志被“和平民主新阶段”所迷惑，产生了到国民党政府当官过太平日子的思想。毛泽东告诫大家，蒋介石仇共灭共的本性不会改变！从“双十协定”签订到1946年6月，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了周密谋划和准备。
运筹黄土高坡，决胜各个战场。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拥有400万正规军的蒋介石，夸口要3至6个月肃清共产党。毛泽东在世界上最简陋的司令部里，指挥最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先是在延安的窑洞里（1946-1947.3），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又在陕北的沟壑间（1947-1948.3），挫败了蒋介石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再在西柏坡的小山村（1948.3-1949.3），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重大转变。不到3年，蒋介石的幻想被击得灰飞烟灭。
拒绝“划江而治”，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触动了多方的利益神经。苏联、美国和国民党都以不同方式，向中国共产党施压，“革命到此为止”，以求“划江而治”。毛泽东愤然指出，决不允许再出现“南北朝”！随即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动员令。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直下东南、华南和西南，进军西北、新疆和西藏，完成了祖国大陆的全部解放和空前统一。
新中国国体、政体和政协制度的总设计师。对于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早在1931年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就作了最初探索。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和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又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领导制度作出递进式构想和设计。从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到开国大典，毛泽东科学设计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清除一切污泥浊水。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10年间，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同列强签订了上千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欠下了永远还不清的巨额债务。在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形形色色物质鸦片和精神鸦片长期的污染和毒害下，整个社会落后和丑陋程度令人发指。毛主席关于废除旧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庄严声明，使重压在中国人民身上巨额债务一朝清零！又几乎在一个早上就将“黄、赌、毒、黑”等社会毒瘤铲除干净，为新中国创造了晴朗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力服众议，定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最艰难的战略决策。刚刚诞生一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实在没有与世界霸主美国一决雌雄的资本。党和国家大多数领导同志不同意出兵是非常正常的。但毛泽东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以“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充分理由，说服了大家，由彭德怀挂帅，出兵抗美援朝。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血洗天津和北京。50年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国为首的两个八国联军（17国）打趴在三八线上，赢得了一场中华民族的百年雪耻之战，新中国的立国立威之战！
以大跃进速度完成工业化完整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水平，比欧美落后200年，比日本落后80年，比印度也要落后30年以上。毛泽东把工业化称之为“第二个革命”，于1953年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20年，我国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世界顶级成果，一举超越印度，赶上了某些西方发达国家。
以农业为基础的各项建设成就显著。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毛泽东对农业基础建设抓住不放，毫不放松。1952年提出南水北调设想，1956年展望“高峡出平湖”的三峡工程。1950年代，指导完成了农业合作化之后，又亲自制定了包括“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在内的农业发展六十条。全国范围内共修建大中小各型水库，达84000多座，粮食产量由1950年的1.3亿吨，增加到1975年的2.8亿吨。
打赢“准战争”时代的所有战争。新中国成立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几乎与抗美援朝同步，国内展开大规模的剿匪作战。至60年代，共剿灭土匪数千股，200多万人，根除了几千年的匪患。东南沿海同国民党军的作战，持续了近20年。反侵略战争方面，先后赢得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60年代中期抗美援越作战，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1974年收复西沙之战。
60年代中期，当美苏两霸均以中国为敌，大规模侵略战争危险空前严峻，毛泽东主席又作出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从1964年到1976年，中国西部地区崛起40多座工业城市，基本形成毛主席所要求的“山、散、洞”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