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一年土二年洋第三年不认爹和娘
这句话是五，六十年代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思想变化。进了城上大学嫌自己农村爹娘土气，以至于爹娘大老远进城看望子女，子女不认。
文革前的教育系统里的教学方法是旧中国留下来的，灌输给学生的还是那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旧社会留下来的老师们指点、激励学生：世间的任何事情与读书相比都是下等的，只有读书学习知识是最高贵的。在各行各业中，只有读书是最高尚的，能够出人头地，勤勉治学求取功名的谆谆之言。
以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在新中国成立初就在教育界流行的口号。当时教育界的教职员都是旧中国留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开始高考招大学生，几乎都是出身在有钱人家的如资本家官商及地主家庭。十多年后有工农子女上大学读书。当时学校中就如校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工农子女的思想起了变化。读书做官当人上人。
文革中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进行了批判之后，又进行了教育改革。上大学读书为生产劳动服务，大学生来自农村工厂连队的，除国家需要外都回到原来的工厂农村和连队。不会有《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
》的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更缩小了城乡的差别。农村人民公社的兴办，各行各业都有如同建立一个小城市。各行各业都需要知识人才轰轰烈烈搞建设搞三大革命。没有人躺平内卷无事生非得精神病做坏事。集体学习劳动，互相关心爱护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又复辟《高考》后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以非常响亮的一句口号响彻在各大学校院内。当年昂首步入大学的学子们，多少人曾经为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提出。从1977年，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期间，学校的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了影响大学生们人生的“至理名言”。
然而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因文革中批得太臭，改革开放后走资派右派们就改头换面，是让高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们能够为自己《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出国留学《改变命运》。改变什么命运？命运本就是一个封建迷信之说。穷人命运？富人命运？不是天注定，上帝注定。有人上大学了，读博士了，出国留学了，还是流浪汉的，自杀的等都有。改变什么命运？无非是逃离工厂，逃离农村，逃离中国。
文革前就有《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文革中批判了的《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文革中的大学生们：在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牢记着学校的规定和老师的教导，就是不能第一年土，第二年洋，第三年连爹娘都不认识了。就是要艰苦朴素，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文革中的同学都做得很认真，几年期间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
大学生们的吃穿一直很简朴。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很不好，没有给学生寄钱的记录。就是粮票，也是东凑西借，秋天拿粮食换粮票，然后再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等放假回家再拿。
那时候学校食堂的吃比较简单，不奢望吃得饱，只求还不饿。一般同学是每次换食堂饭菜票一个月的，有的是换一两天的，没有超过一个星期的时候。有同学是享受着助学金的，但是那时候发的票根本不够吃。有同学一天少吃一顿饭的时候也有。
有同学的衣服和鞋都是只有一份。有同学最怕下雨，下雨路上有岁庙会把鞋弄湿，而且鞋还不容易干。有同学去上课走路也就很麻烦了。
有同学洗衣服是尽量拧的特别干，这样第二天可以穿着去上课了。有同学因为衣服没有彻底干而不去上课，起码有十几次。
有同学在学校买的唯一一件用品是帆布箱子，那是要到西安学军要装东西的，也是别的同学鼓励下的决心，估计那时候也要好几块钱啊。有同学没有买过其他像样的东西，包括喜欢的书。
班里人时兴互相帮助，有同学也经常得到同学们的关照。有一个女同学，她家里是城市的，经济条件比有同学好多了。她看见有同学那样困难，经常把粮票送给有同学，使有同学不至于饿肚子。她的经常关照，有同学把她当成非常重要的亲人啊！包括后来一直到现在，有同学的经济方面都交给了她负责。
每年放暑假放寒假，有同学都会老家。参加一些劳动是必须的。有同学参加公社组织的大修水库劳动，工地上的大喇叭不停地宣传，北京的大学生也来参加劳动。有同学听了很是高兴啊。当然有同学也有作秀的心态，其实没有好好干什么活。在村里每次干活，也是一些简单的劳动。无非是想证明有同学没有变坏，那个年龄的心态现在看也属于正常。
有同学父亲给同学讲过：解放前，村里有一个人在县警察局当局长，每次骑马会村，到了村口必须先下面，不管有没有人能看见。好像以后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必须走路进村。
这个风气对有同学的影响特别大。从1974年开始到现在，我每次都严格执行着。有一次有同学到辽宁开会，省里的几个好朋友开车送有同学回老家看看。这样锦州市里、义县县里的有关领导也开车到了有同学家，当然公社也知道了。村里人感觉有同学很神气呀，特别是有同学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可是有同学进村必须下车，然后走着回家。有同学家就在村口，走也就是50米。但是那不是距离问题，是看有同学变了没有。
有同学在学校最不怕的就是蚊子，因为蚊子就是不咬有同学。二年级的时候，班长不相信有同学不怕蚊子，非要把他的蚊帐给有同学。班长是部队来的，是山东人，对人特别关心。其实有同学没有见过蚊帐，班长的关心也使有同学开了眼界。其实一个宿舍里的其他5人都有蚊帐，只是有同学对蚊帐的作用理解不深而已。
应该说，有同学做到了没有洋，更没有忘记爹和娘。
当时，有句讽刺某些大学生的话，叫“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不认爹娘是不可能的，但背离爹娘的观念意识、生活习惯却是很自然的，无可责备的。
有人从农村走进城市就选择了“忘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更多农家子弟身在城市，对故土“心有於而力不足”。
学弟学妹，报到时别嫌父母土。
大二学生发帖，“忏悔”自己曾嫌弃父母初次进城举止不当，并发出呼吁。
昨日，在重庆工商大学的校园BBS上，一位名叫向光会的大二学生在网上发出“忏悔书”：自己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嫌送自己进城的农村父亲说话、举止土气，现在想起来，真是愧疚！
这位学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帖子，向那些农村来的学弟学妹们提个醒：父母送你们上大学，他们大多都是第一次进大城市，说话做事难免有那么点“土气”，可做子女的千万别“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忏悔：责备父亲说错话
向光会以《没事了，写写父亲送我来重庆》为标题发出帖子，讲述了父亲送他来重庆上大学时所发生的事，忏悔自己不懂父亲心而发生的争吵。
向在帖子中说，去年他和父亲到学校时比较早，就在附近住了几天旅馆，期间，父亲操着不熟练的普通话与服务员交谈，遭到服务员的嘲笑。向光会觉得父亲很丢脸，责备父亲“你不会说普通话就别说！”。帖子写到这里，向光会说：之后，想起来都想痛揍自己一顿。
当向光会在学校安定好了后，父亲也要离开他去外地打工了。上午，两人准备去火车站买车票。因为买车票不知道路，父亲被人以带路为名骗了20元钱，还被人逼着买东西，当时向对父亲的“懦弱”很愤怒。在帖子的最后，向光会满怀内疚与感激的心情说：其实不是父亲怕惹事，他是怕惹事后影响孩子上学……
提醒：新生别嫌父母土
昨日，记者联系上这位发帖者向光会。小向是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与生物学院04级应用化学的学生。小向说，自己写这样一篇帖子，除了表达对父亲的感激外，也是为了提醒即将来报到的新生们，千万不要和父母在途中争吵，要不会很伤他们的心。
小向还特别提到，希望自己的学弟学妹们看到这篇帖子后，心中能够有所触动，做一个能让父母宽心、安心的懂事孩子，要学会理解父母，并能尊重、爱戴自己的父母。“我尤其向那些跟我一样出身农村的学弟学妹们提个醒，父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送我们来城市读书，他们自己往往都是第一次进大城市，说话做事难免会显得‘土气’，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所谓面子而伤父母的心……”
学子感言：我们曾经伤害父母
昨日，记者在重庆工商大学BBS上看到，向光会这篇帖子一出现，立即有数十名同学跟帖。“薄荷的天空”回帖：“心里酸酸的，想老爸了，每次和老爸吵嘴后都很后悔，我知道那个看起来很凶的老爸在和我争吵后都会很难过……”
四川外语学院新闻系大二的小王谈起父母送自己上大学时，也觉得十分愧疚：“去年考上了川外，父母非要送我去不可，帮我铺好床位后，就一直不走。我怕同学们笑话，就把他们‘赶’出了寝室，还不接他们的电话，春节回家后，才知道妈妈一直在医院做切割肿瘤手术，为了不影响我读书，他们隐瞒了实情。”小王拜托我们给今年所有的新生带句话：“千万不要与父母争吵，只有父母才是最疼爱自己的人！”
（转载《重庆青年报》）
1967年毛泽东刘少奇夜谈：这个口子开了，就收不回来了！
摘要: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做了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整场谈话不到一个小时）。刘对那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刘少奇坚信“新民主主义路线”，刘少奇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中国未来绝不可 ...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做了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整场谈话不到一个小时）。
刘少奇对那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刘少奇坚信“新民主主义路线”，刘少奇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中国未来绝不可能出现什么资产阶级，即使出现了，我们到时候再限制他们就是，这就相当于把猪仔养肥了再宰。
刘少奇 是个坦诚的人，以上观点是刘少奇一如既往的真实想法。
这场深夜谈话，刘少奇完全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想法，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这场运动”，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
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对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
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认真地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人梅特里写的的《机械人》，值得一读。还有中国的《淮南子》。”
德国人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
法国人梅特里写的的《机械人》。
中国的《淮南子》。
这三本书，前两本主要是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机械唯物主义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
比如刘少奇同志看到党员变富农时所说的“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就是十分机械的理解。
今天走资派让资本入党，关于资本家入党的问题，不是资本家该不该入党，而是大量的共产党员成为了资本家，造成了事实上的资本家的政党的党员，这个党还是共产党吗？如今走资派特色党中有多少资本家党员。难不成把这么多的资本家党员都开除不成？开除得了吗？慢慢地温水煮青蛙，将中国共产党演变成了走资派特色执政党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拿铁饭碗一夜之间，几千万熟练工人被迫下岗，成了打工人底层弱势人群。整个工人阶级被解散，人民公社被解散。
再比如“资本”问题，资本绝不仅仅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物体，资本代表着一种“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向上层建筑蔓延扩展。
资本一定会寻找代理人，这个时候资本就已经变化了，权力也就已经变质了。也就是说，“资本”不是任人宰割的“静止的肥猪”，资本长大了就不是谁想收拾就能收拾的了的。
这也就是毛主席推荐刘少奇读《淮南子》的原因。今天中国人所面临的贫富分化问题积重难返，正是毛主席的精准预言“这个口子开了，就收不回来了！”
其实，早在深夜谈话前一年，毛主席就在井冈山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的此时此刻，王光美突然特别理解毛主席，特别理解毛主席说的话。
何止是王光美，21世纪，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刘夫人王光美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别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质，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时候，毛泽东能够看到、看清楚本质，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刘少奇的深夜对话，毛主席是坦诚的，刘少奇也是倔强的。相信，毛泽东刘少奇他们都没有私心，毛泽东刘少奇他们都希望中国强盛，只是强盛的路线不同。毛泽东刘少奇之间这是路线之争。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之争有十几次。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内政。右派们想利用刘少奇来否定毛泽东恐是多此一举。
刘少奇说，把猪仔养肥了再宰。但是，复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看现实来，养肥了的资本家“肥猪”不听使唤。口子开了，还能收回来吗？
因此，更加相信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魏巍：《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探 —— 纪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诞辰111周年》一文中说：
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体制，企图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引入并代替这种体制的改革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立的经济体系。这是世人公认的。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士也是如此。
惟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独出心裁，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这是在偷换概念，故意把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
其目的无非是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引入我国以便使我国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个戴着红帽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魔术师手中的骗局。
它把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和一切弊端全部搬到了中国。
正是它带来了无处不在的腐败，正是它带来了无孔不入的拜金主义，正是它带来了对公有制经济的大破坏，正是它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正是它带来了人民的大量失业、贫困、社会犯罪，而另一面却生产过剩……。
第一次的庆祝大会预定在早上7点半钟开始。
那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凌晨一点开始就步行往天安门方向前进了。虽然一夜没睡，但大家想到要见毛主席，谁也不觉得困，每个人都兴奋异常。到了天蒙蒙亮，上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统一指挥下已经有秩序地集合完毕。
新华社报道说：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赳赳的《红卫兵》来维持秩序。
天安门的正前方是北京大学的红卫兵，他们高举着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模型。这第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格外赞赏的。本来，聂元梓等七人的造党委反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遭到了上千张大字报的批判。康生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底稿直接送到在杭州的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下令，向全中国公布这张大字报，这之后，才有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诞生。所以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当之无愧地站在毛泽东视线最先看到的地方。在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周围，也算站在天安门正面的是来自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外地红卫兵。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站满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代表。
清晨5点，离大会开始还有整整两个小时，毛泽东就和初升的太阳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下。
接见安排在早晨5点钟。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也许其中有东方红，太阳升的意思，但更主要的是8月份是北京最热的天气，上午下午在室外都几乎热死人。选择在早晨不仅气候适宜，而且从保卫方面说安全系数更大一些。
这种大会，不同于十一、五一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政审，革命群众中难免鱼龙混珠，要是出现暗杀，保卫人员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因此必须出其不意。从以后的几次接见也可以看出来，接见的时间和接见的方式都各不相同，这中间似乎有出其不意的意思。虽然是利用了五一、十一的那一套班子组织大会，但是形势那么乱，怎么可能保证每一个参加者的审查？更不要说严密审查了。保卫人员只有在千方百计把保卫工作做得更加严密上下功夫了。为了更多地接见群众，第二次检阅采用了阅兵式，这种群众动的方式比静的方式要多接见两到三倍的群众。队伍从东往西走，按计算两三个小时的事，却拖到了四五个小时。没办法，费了好大的劲，怎么动员，群众队伍也淤积在天安门城楼下不走，谁都想多看看毛主席。以后就采取群众就地、领导乘车检阅方式了。记不清是哪一次了，毛主席的车在大会堂西边走不了了，红卫兵整个围住了车，乱七八糟，神仙也维持不住秩序了，有的红卫兵干脆被挤进了车里。等到警卫好不容易开出一条路，接出毛主席的车子，才发现车里有一只女孩子的鞋。还有一次，天还没亮，红卫兵已经来了一部分，毛主席来了以后首先到天安门城楼前的金水桥，警卫人员赶紧劝主席上城楼，好一阵子才把主席劝走。接见完，毛主席又自己下了城楼，过了金水桥。当时周总理正在城楼上给工作人员总结，布置下一次的接见，听说主席过了金水桥，也顾不上说什么，就急着往下跑，工作人员也都急着往下跑。年轻人腿脚快，很快超过了总理，大家一齐站毛主席对面喊：“请主席上去。”“请主席上去。”毛主席并不理，还是任群众把他紧紧地围在中间。以后司机把车开过来毛主席才上车走了。更有一次，毛主席接见完后来到金水桥边，一屁股坐在地上。红卫兵立刻围上来，记者也蜂拥来拍照，警卫部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毛主席接出来。
几十年后，已经离休的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说：那时真怕出事。安全一出问题，就不好交代了。
一个纯粹的偶然使一个红卫兵名声大振。一个小女孩因去厕所回来没见到毛主席，当场晕了过去。
毛泽东穿着一身绿军装，由一名年轻的女兵陪同，走过金水桥，微笑着和红卫兵握手，人群沸腾起来。谁也没有想到毛主席来到了他们中间，泪流满面的人们都以能与伟大领袖握手而感到自豪。
几十年后，这个久久不去的印象还深深刻在当年的红卫兵心上。
毛泽东在金水桥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桥上，凝神望着，他似乎被这一片翻腾的红海洋感动了，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一再向群众招手，军帽上红星在初升的朝阳下不时闪着红红的光芒。
然后，毛主席戴上军帽，转身上了天安门城楼。
紧接着，1500名被推选出来的各地红卫兵代表接到通知，到天安门城楼上和领袖一起检阅。大概在7点16分的时候，毛泽东单独接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40名代表，并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合影留念。
7点30分，庆祝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准时开始。
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讲话。就从这以后，领袖、导师、统帅、舵手就成了毛泽东这个名字之前的四个固定副词。
大会结束后，像每年的五一、十一庆祝一样，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游行。这时，穿着旧军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网易注：宋任穷之女，文革后又改名为宋Ｘ）把一枚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宋彬彬几天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了她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经过。
这纯粹是一个偶然。
也正是这一个偶然，使红卫兵超乎寻常得一下子名声大振。
宋彬彬那天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想到应该让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的红卫兵。有了那个让她心砰砰跳的想法后，她找到了主持大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想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在过去的集会上，经常有给毛主席戴红领巾的事情，所以工作人员也就很痛快地把她带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名？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另一个名叫杭生的革命军人的后代也献给毛主席一个黄丝线绣的红卫兵袖章，上面别着五枚不同的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接过来，冲他微微一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骆小海是最先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里看到毛主席的，他和另外两名同学宋柏林和韩平大声地对毛主席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慈祥地笑了，说好好。你们是哪里的？几名红卫兵自豪他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毛主席大声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跟在后面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周春晓高兴地说：“毛主席也参加我们红卫兵了。”
红卫兵的队伍直到上午11点才全部走出天安门广场，仍然没有倦意的毛泽东又在城楼上分批接见了和他一同参加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并与他们一一合影。当时，在天安门城搂上的北大红卫兵提出要让毛主席讲话，周恩来总理对他们说：“你们每人手里拿的不是毛主席语录吗？那上边都是毛主席的话。”
“八一八”之后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八一八”的盛况。9月8日，一部题为《毛泽东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在全国放映，观看的群众在几亿人次以上。宣传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毛泽东有一次接见红卫兵结束之后，观礼台上的数万红卫兵始终没有走，他们说他们没有见到毛主席。因为毛泽东始终是在天安门的下面，就是下来了，观礼台上也看不清。所以，他们挥舞着红红的语录本，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就是不离开观礼台。工作人员建议毛主席就在天安门东西两侧来回走一趟，以此来满足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要求。但是，毛泽东挥舞着军帽从城楼的东侧走向西侧，又从西侧走向东侧，老人家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来回走了整整六个多小时，此时已经回去休息，总不能再让老人家重返回天安门吧？再说，在观礼台上的红卫兵还很多，要分好多批才能全部见完，再有两三个小时恐怕也打不住。
邓小平的几个“如果”几乎全部变成了现实，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明邓小平的不管黑白摸石头争先富的流毒不该批判清算肃除吗? "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何止百万? 如今千万、亿万资本家都有了。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根本不读马列的书, 不懂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只强调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却事实上放任经济上的私有化，放任新的资产阶级的形成。试问，在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在私有制经济占半壁江山并继续扩张的条件下，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能有多大的效果？
邓小平历来拒绝批评，拒绝不同意见。这就是他发明的“不争论”。这和集思广益、实行民主是对立的。
邓小平在1980年代中央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耀邦同志正在做这件工作。
同志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象过去那样，大家无法正常工作，《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
今天我讲两个问题：文革和改革。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大家都是过来人，亲身体会了。我和少奇，66年被打倒。虽然还有车，有秘书，有厨房，但是没有工作了。
群众开批判会，做检讨。我是50岁的人了，革命了一辈子。我革命的时候，王洪文还没出生呢。
更重要的是，无法保护好我们的子女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儿子在北大摔断了腿。他毛泽东的儿子虽然死在朝鲜战场，我的儿子也是文革中光荣负伤。
剑英同志跟我说，再不把四人帮抓起来，我们无法过好晚年了。
对啊。《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没有人会不同意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
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
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事事看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
《造反派们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
《毛主席搞的文革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的》。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
《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
《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邓小平"垂廉听政"下用的两任总书记都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使资产阶级自由化越来越严重，并很快复辟了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难道不是邓小平的旨意?
还有邓小平鼓吹的“造不如租，租不如买”的政策，让今天中国很多的高端技术比起文革前还不如，在世界上大大地落后了。
还有让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越来越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劳动, 贫官污吏遍地都是。
而造成现在的老百姓上访的越来越多。
社会上一切丑陋的封建迷信的文化泛滥, 不都是邓小平的历史虚无主义祸根长期影响下产生的吗?
如现代各字典文件中都写上"毛泽东犯错"的字条一样给中国和世界的后人留下了巨大的后遗症，也给现在的年轻人留下了巨大的难题。
世界领袖中注明犯错的只有毛泽东是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毛泽东说过他的被"撤职开除"无数次, 因犯错打过败仗。
但"文革"决不是犯错。
是邓小平在玩弄历史虚无主义的祸根。
作者：《老三届》一员
被誉为“全人类的骄傲”的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就非常喜欢干农活。他是个大庄园主，可他很会干农活，在偌大的一个庄园里，每一项农活他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曾经说，我要不会干活，怎么管理近百名农奴，并为他们指派活计？
他一生热爱劳动。有一次，他路过码头，被一位贵夫人当作搬运工叫过去扛箱子。他为贵夫人搬完箱子，得到5戈比的工钱。当码头上有人认出了他，围过来向他问好，那贵夫人见状无地自容，想要回那让她蒙羞的5戈比。托尔斯泰拒绝了，说：这是我劳动所得，我很看重这个钱，不在乎多少。
他一生热爱劳动，至死都信奉：体力劳动是高贵而有益的，轻视体力劳动，只能说明精神贫弱和思想空虚。强有力的劳动培养强有力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导致伟大的劳动。劳动，只有劳动，才包含着真正的幸福。这也是我对劳动的理解。
文革后上山下乡在人民公社里，下农田犁地才是我当农民上的第一课啊！我开始领悟到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深刻含义。除了犁地，还在农闲时要兴修水利。要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们建设水利工程，不但要抓质量还要抓进度，我对工程质量也从来没有放松过。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苦干、实干，我们终于赶在春节的前一个星期完成了任务。事实上，在热火朝天的水利战斗中，我们堆头民兵排被公认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因为经多次评比，那面“流动红旗”一直在本民兵排的工地上“流而不动”。
春节过后，我当上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同时向大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政治队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社员开展政治活动：每天组织社员做“三件事”（站在毛主席像前敬礼，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念《毛主席语录》）。
为了给青年人开辟一块活动阵地，实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学政治、学文化。
文昌是著名的文化之乡，当时海南流传着一种的说法：没有文昌人不成机关，没有文昌人不成学校，没有文昌人不成剧团。
1969年7月1日，我的入党申请获得批准，大队党支部在大队办公室为我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决心一辈子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想，我是党的人了，应该为党多做些事情。
政治学徒 练达本领 顺其自然，踏上新征途，步入新行列，这是我的新一幕。
1970年10月，在我当了两年农民，与村民打得正火热时，经群众推荐，被县委选拔为“政治学徒”，抽调去参加文昌县斗批改工作队，还当上工作队党支部书记。
政治学徒是当时县委、县革委会选拔和培养干部的一种途径和做法。政治学徒先通过生产队、生产大队推荐，然后县委组织部门摸底、考察，拟定名单，最后由县委常委讨论决定。能当上政治学徒的都是政治可靠，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作出一定成绩的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农民。当了政治学徒就成了县委的后备干部，每月发28元的工资，脱离了生产队、生产大队，由县委安排使用，算是准干部。
参加县斗批改工作队，犹如进入一所大学校。工作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这些从每个公社选送一位的“政治学徒”，一种是从县“五·七”干校抽调回来的国家干部。显然那些国家干部是“师傅”，我们是“学徒”。
当干部光会干还不行，还得会说。我专门请教县斗批改办公室主任邹行蕃。他是河南人，又是部队教导员，听说他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但很能说会道。我问他：“邹教导员，你这么能说会道，是怎么学来的？有什么决窍吗？”他说：“小杨啊，其实很简单，比如在你布置工作时，只要把三个问题讲清楚就行了： 做什么？为什么做？怎么做？
离开这三条，你东一句西一句，既无条理又无中心，结果变成废话一大堆，让人听得不明不白，你白说，人家也白听，回去还不好贯彻落实，既搞坏会风，又浪费时间，更收不到效果。”邹教导员的一番话让我受益匪浅，并且一直在指导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所以，在我工作过的地方，人们都会说：我讲话有条理，没废话，大家喜欢听，听完后易明白，好贯彻。这都应该感谢邹教导员的帮助和教导。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领导艺术，我是在县水利兵团开始学的。1971年夏季，文昌县组织万人水利建设兵团，第一次动员大会前，兵团领导在“如何开好动员大会，怎么组织比学赶热潮”的主题中所做的文章对我启发很大。
兵团副政委符永俊（时任文昌县武装部副政委）在会上说：我们要动员的对象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特点是干劲大、热情高、不服输，所以我建议设一面“工地流动红旗”，“红旗”的号召力是无穷的。
其次，开工以后不断地树立包括工地上干的，后勤方面管的，宣传方面鼓动的，各个方面的榜样，让大家学，叫大家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再次，共青团方面，要不断地发动青年向团组织靠拢，积极地发展新团员，让大伙在争取政治进步的道路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符副政委越说越来劲，我一边听着一边感动。我想，学生时期我也参加过文化大革命运动，那也是群众运动，但是，那个群众运动与这个群众运动大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内容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形式不一样。在这些“不一样”中，我学到很多“不一样”，这些“不一样”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不一样”的作用，所以，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也有不少“不一样”的开拓，“不一样”的创新，“不一样”的成果。
2年的“政治学徒”生涯，使我不断地走向成熟，慢慢地由政治学徒转为国家干部，逐步地走向领导岗位。领导说：“你的责任心强，工作干劲大，点子也多，在全县青年中有威信，相信你会把工作搞好。但是，有一条要注意，那就是当上领导后，你走起路来也要像个领导的样子。”我一下子哭笑不得，我说：“这一点恐怕我很难做到啊，慢慢学吧！”其实我心里想，要我装那个“官腔”，摆那个“官样”，走那个“官路”，我真的是怎么也装不出来，当然，这不等于不严肃。我最佩服的是毛主席提倡的八个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走马湖山 大展宏图 广阔天地，不断探索，尽力施展，这是我的又一幕……。
中国是农耕社会，农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公社是以农民为主组成的一个小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一方小天地，党委书记就是这个小天地小社会的当家人。
从党、政、军、民，到工、农、商、学、兵。又从钱、粮、财、税，到吃、喝、拉、撒，都在掌管之中，公社党委书记是中国最小一级的“封疆大吏”。虽然从传统上说，公社书记还算不上“七品芝麻官”，不算什么“官”，但在一个公社，却是大权在握，说话算数。当你真正当上了“封疆大吏”，处于谋政位置的时候，你就会亲身体验到谋政的压力和苦恼，当然，你也能从中得到锻炼和成长，你还可以分享到欢乐和成就感。
文昌女子，相貌柔美，却内藏傲气；贤劳淑德，却百折不屈。文昌出了三位“第一夫人”。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是公认的中华民国的“国母”，当然的第一夫人。宋庆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自然也是第一夫人。宋美龄生在19世纪，走过20世纪，逝于21世纪，以106岁的人生历程阅尽近代历史的是是非非，见证了世纪的递嬗与朝代的千古兴亡，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谢飞，湖山公社茶园村人，就是我将要任职的湖山公社人，14岁入团，15岁入党，是30名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之一员，是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6位海南人中唯一的女性。谢飞曾经是刘少奇的夫人，刘少奇曾担任过国家主席。从这个意义上讲，谢飞属第一夫人。
一个县出了三位第一夫人，这不能不算奇迹。文昌女子，善良纯朴，妇德礼仪，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文昌女人，目光长远，胸怀宽广。她们觉得男人的天地应在外面而不在家里，她们鼓励男人到江湖上去闯荡；当男人们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创业、求取功名，她们义无返顾地挑起掌家责任的重担，操持着一个个家庭，守望着一片片家园。文昌女子，让男人们肃然起敬。文昌是“国母之乡”。
文昌男人是热血儿郎，踌躇满志，四海为家，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张云逸，一个响亮的名字，文昌土苑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开国大将之一。
陈策，文昌会文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广州）海军总司令，广州市长，追赠海军上将。
林文英，文昌清澜人，鼎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华侨的一面旗帜。后来不幸落入敌人魔掌，临刑前大义凛然，高声朗诵：溘然长逝去悠悠，竟把头颅换自由；我不负人人负我，愿将铁血洗神州。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纷纭复杂的历史风云中，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文昌的热血青年纷纷跻身军旅，赴汤蹈火，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因战功卓越而晋升将军者就有196人之多。文昌是“将军之乡”、“华侨之乡”、“文化之乡”、“教育之乡”， “排球之乡”。
一个西瓜打一场翻身仗。湖山公社的特点是“三多三少”：荒坡多，熟地少。旱地多，水田少。瘦地多，肥地少。开荒容易种瓜难。
一座桥梁受益一方百姓。一会儿，整个工地便人山人海，大家挑着土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这开头的第一幕告诉我：群众就是力量，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
从6点钟开始，工地广播站就播放着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接着，公社妇女干事林一春从工地广播站发出标准的文昌话：“英雄的水利战士，你们辛苦了！公社党委欢迎你们，东山滚水坝欢迎你们！湖山的大干快上靠着你们，湖山必上，人民必胜！”工地正中两侧横竖着两条大标语：“二个六点半，中午不休息，晚上加一班”、“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坚决打胜攻坚战”。醒目的大标语、振奋人心的广播声，一排排你追我赶的挑土队伍，在烈日之下，勾画出一幅“湖山学大寨”的动人图画。它告诉我们：大寨人在艰苦奋斗，湖山人在改天换地。
天要改，地要换，靠的就是一个“干”字。
一所“学校”培育一代新人。 不拘一格用人才。 在“戏台”上教 “唱戏”。 在“唱戏”中讲“台风”。
在比较中树学风。小题大做抓作风。同床共枕“耳边风”。为民着想挡歪风。
借这个机会，我一边在不断地发现湖山人才，一边在不断地引导着他们，引导他们读书、学习、工作、创业，引导他们立志做人，引导他们跟上时代步伐。
国母教诲 铭记心中 人们都说文昌是国母之乡，一个县出三个国母：宋庆龄、宋美龄和谢飞。
“我的家乡还是个穷地方，你的担子可重啊！”
谢大姐当即转过脸向着我说：“杨书记啊，我这个家乡还是个穷地方，你的担子可重啊！我们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可解放都那么多年了，乡亲们生活还比较困难，我的心不安啊！”
这是多么语重深长的一句话，她鞭策着我，激励着我。我深知自己身上的重担，我只有带领乡亲们改变湖山的贫穷面貌，才对得起湖山的老百姓，才对得起我们的革命先辈。
接着，谢大姐说：“搞农业，水利是命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乡的水利情况很不好，现在怎么样啦？”
“决不能让‘黄赌毒’卷土重来”
“创办‘外来工之家’是一件大好事！”
如今的走资派特色政府的中国社会己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滑向政治大动荡、经济大衰退、精神大崩溃边缘的危险。所谓滑向政治大动荡边缘的危险表现在多个方面，走资派右派们既把肯定社会主义新中国前30年取得了成就统统称作“极左”，从而将毛主席社会主义革命路线打成“极左”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能以当时的毛主席语录为标准，检验当前的实践”。
明眼人不难看出，毛泽东思想都是由一条条语录构成的，不讲别人的语录，只讲不能把毛主席的语录作为检验当前工作的标准，说穿了这就是虽然在总体上强调继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实质上全面彻底的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对当前的指导作用。
显然，这实际上是赤裸裸的砍旗行为，或者说是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行为。再加上山东郯城、湖南望城拆除毛主席塑像行为等等，无疑都说明四十年来一直存在一股反毛泽东恶潮。
这表明走资派官僚民族资本集团不仅激化了同官僚买办集团的矛盾，也激化了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四十年来教育系统由走资派和右派篡改的毒教材接连出现，一些教员在课堂上胡说八道等等，说明教育领域是重灾区，斗争很激烈。
另外，一些资本家企业搞“996”，使打工人受到严重剥削和压迫，矛盾越来越尖锐。年轻记者以亲身接触到的三个打工人受到老板欺压的活生生事实，说明了阶级矛盾也在激化。
同时，中国和美西方及周边某些国家及地区，在南海、台海、东海、中印边界、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包括擦枪走火引起战争的危险性，都在不断增加。
这表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越来越恶化。这就告诫中国人，中国在政治上正越来越快的滑向大动荡的边缘。
关于滑向经济大衰退边缘的危险。“1至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4.4%”（《新浪新闻中心》2023年12月27日）。“
贸易，中国内地下降25.5%《昆仑策网》2023年12月26日）。
“70个大城市中，11月，新房房价下降的有59个，而年初只有13个，二手房房价下降的更厉害，达69个，房价跌幅也越来越大”（2023年12月24日）。“
最近，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调研报告显示，现在，中国仍旧有6亿人月可支配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2023年12月29日）“
纵观全年，A股主要股指大多数收跌，其中沪指全年下跌3.7%，收在三千点下方。创业股指全年下跌14.4%”（《新浪新闻中心》2023年12月29日）。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官方媒体在报导经济数据时，往往只讲同比即和去年同期比，而不讲环比即和前几个月比。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报喜不报忧。以上几点，就从不同方面证明经济下滑的幅度相当不小，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中国的经济滑向大衰退的边缘。
关于滑向精神大崩溃边缘的危险。有人指出：“中国非毛泽东化的事例，在文化、文艺、戏剧、教育、新闻、理论、历史、外交等上层建筑领域以及经济基础等诸多领域都有表现。可以说，这样的问题一抓一大把，不胜枚举。不能不承认，几十年来非毛泽东化的逆流已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一定的气候，就像今年的寒冬一样，可谓是‘高天滚滚寒流急’。”说的完全对。
人所共知，人民群众经常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里，就有这样一句歌词：“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这表明他们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或者说作为军魂、党魂、国魂、民魂的。
走资派和右派们采取低级红、高级黑的手段，在推出的《新东方红》歌曲中，把毛主席只说成是开国的“大救星”，这就是在否定毛主席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红太阳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不落的太阳”地位时，实际上抽掉了我军、我党、我国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或者说给我军、我党、我国和广大人民群众换魂。这样，必然会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造成精神崩溃的局面，如果不能立即和有效地制止，它的范围必然迅速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对纪念毛主席活动的阻止上，2023很可能是最严重的一年。正如有人说，国内外、党内外、各层各界、反共反华的敌对势力都在或明或暗地出没，偷偷摸摸地进行窥视、监测、干扰、破坏等见不得阳光的可耻阴谋。
进入红色的十二月，寒流袭来，气温骤降，一时间反动势力更加猖獗，逆动频出，企图在热爱毛主席的人民群众心头造成类似解放前国统区对待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气氛，仅仅在首都北京，就有数场重要的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活动遭到无理干涉，被强制阻挠破坏掉了。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报名参加去韶山缅怀伟人的群众竟然遭受恶意威胁，被无理要求退票，不得届时前往。这样史无前例的空前残酷的大倒退，鲜明地告诉全国人民，反动派在哪里？他们撕去了伪装，露出了狰狞面目，“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他们欺骗党和人民的惯用策略，他们最害怕人民拥护毛主席，特别害怕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
正像弹簧受到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越强一样，2023年的纪念活动总体上看反而有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座谈会之类的纪念活动，由于受到的打压太厉害，场次数可能有所下降。据红歌会网汇总的数字，各地的情况是：北京34，湖南31，河北24，黑龙江16，湖北15，江西14，四川14，山东13，河南13，甘肃10，江苏10，广西10，广东10，上海9，安徽7，辽宁7，陕西7，福建7，内蒙古5，海南5，新疆5，天津4，山西4，云南4，吉林4，重庆2，宁夏2，浙江2，香港1。
但是，据说网络微信群、朋友圈、微博、公众号、小视频上和通过赠送毛主席像章及其他纪念物品、朋友聚餐、家庭会议、吃长寿面等方式搞纪念活动的，则大量增加。可见，在总体上，2023年的规模，无疑会大大超过以前。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劳尔网友所反映的韶山纪念活动盛况。他说，这一天，韶山仿佛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中心，虽然地球上还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重大事件，有喜有悲，悲比喜多，但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地方像韶山这样能汇聚人心，很难再找到位已逝之人能在如此广大的人群心中产生巨大的能量。这真是感天动地的情景。
现在这轮毛泽东热并没有官方的助力，而是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纠缠、呼应和对比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这一方面要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穿越时代的现实力量，还要归功于继承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的良心学者和启蒙者们，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现实的教育。如果没有现实的鞭打，中国人可能很难理解毛主席当年的忧心和所作所为。
在韶山，毛远新不仅和广大群众一道纪念毛主席，而且同红友们谈了话。他说：“从反右啊，一直到后边一系列社教运动啊，等等他（指毛主席）就要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了，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文艺革命反正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提出来了，这就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的任务，他说这个才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这才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啊，他说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话，你经济基础取得的所有制改造的成绩完全可能会倒回去，这是他原来讲的。他给我讲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我当时不理解。所以他说社会主义革命从合作化，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这一部分，等于这一段，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了。第二阶段的任务，开始要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文化教育、什么什么等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韶山，由三峡人家网友代读的古正华老《在全国十省市庆祝毛主席诞辰130周年大会上的书面发言》指出：“今年纪念毛主席有一个聚焦点————反击诋毁毛泽东的恶浪。这股恶浪主要来自社会上层，来自党内，来自西方。左翼力量则奋起反击。”
在韶山，一个短视频所反映的情况:“在韶山毛主席铜像广场，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有节奏地挥舞着拳头振臂高呼，不要资本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人民的公有制，不要大官僚的私有制；要真正的公有制，不要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私有制”、这个短视频瞬间在各个微信群里、朋友圈里炸开了锅，随即变成网络上的一道霞光，到处闪耀。”
在当今特色社会中看得见的恶霸地主“黄世仁”固然可怕，但化了妆的“黄世仁”恶霸更险恶，尤其令人担心的正是生长恶霸地主“黄世仁”的那块土壤。碰一下那些只会发横财而不懂国家法律的法盲先富起来的恶霸权贵资本家老总官缭，也略有体会：不清不白的环境产生不伦不类的怪物，说不正常也正常。
在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下，四十多年来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开放，不管黑道还是白道《先富起来》就是王道的《自私自利》灌教下的几代人，也即《老三届》之后的中国几代人，在如今社会中自私自利己名正言顺，在各级学校中尤其是大学中特别是名牌大学中，四十多年来培养了几代中国人中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各行各业担任着走资派官员和各行业的领头人领路下，致使全体中国人高举着《自私自利的大旗》，在中国又或是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中国富了。中国强了。
人，其实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名著里对于人性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一个人有时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推他一把，他会直坠下深渊，拉他一把，他就能获得新生。那对年轻的恋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在他们即将绝望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他们是不会坠下深渊的，他们的灵魂也不会被罪恶严重侵蚀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丧失殆尽。那么，全民自私自利，谁来伸出这只手？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词典上出现一个新名词——《老三届》。
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华民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后的即毛泽东时代的一段特殊的历史。他们亲身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参加过《上山下乡》呼吸过广阔天地的新鲜空气。他们在毛泽东时期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将《老三届》千锤百炼，终于铸造成坚实、管用、敢开拓、能创新并富有时代责任感的一代娇子！
《老三届》历经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的社会实践，心中始终充满着正气、希望和进取。《老三届》是特殊的一代，史无前例的一代，也是难得的一代。他们是一直对社会、对民族高度负责的一代人。他们正在追忆中看着社会，在以亲历者看着民族，在观察中寄予希望，希望《老三届》的种子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希望社会越来越和谐，希望民族越来越兴旺。
一位历史学家说过——50年内无历史。历史，应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及演绎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实记载，离得愈远，看得愈清。太短的时间，很难让书写者摒弃个人的荣辱恩怨，真实地反映历史。
因此，真正的历史，是需要时间来铸造的，时间是历史的试金石。
《老三届》在文革中是学生，参加文革必须要使用过的“文革四大武器”，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大鸣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辩论大字报是运作形态。“文革四大武器”引上“舞台”，这是序幕。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开始了《文革》。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样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似乎预示着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通知》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通知》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通知》表明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于是，个人崇拜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逐渐盛行。
从1963年起，毛主席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各级政府层一大部分权力。到了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腐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控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的一个饭堂的墙上，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是以聂元梓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师和学生。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大校长、党委书记。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从这里点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
6月1日，毛主席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八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的运动哄然而起，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报刊连连刊登工、农、兵、学、商各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北大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6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应倡议书。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将成为一场持久战。
现在，机会来了，可以革命了。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聚拢着一群一群的人，被围在当中的激情万分地在演讲，围观的人群热情高涨，高声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游行的队伍，边喊口号，边游行，演出一幕幕“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精彩画面。
出身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同学，经常后悔自己出生太晚，没赶上父辈那样的年代，没能在万里长征中浴血奋战，没能在抗日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没能在三大战役中建功立业，没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卫国。现在，终于等来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在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之后，中国高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已不再闪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国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织着，巨大的兴奋与喜悦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统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了全国各地。由于多年来，社会上、学校里一直在宣讲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理念，认为：阶级斗争永远没有结束，老一辈革命家和干部子弟的父母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随时有变色的可能。一旦红色政权变色，千万人头将会落地，无数工人和贫下中农又将回到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动，配合党内的野心家准备卷土重来。这种理念在学校里的集中表现就是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必须划定阶级界线。在这场斗争中依靠的对象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在学校里，“红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对象。
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它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理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称赞“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走上社会 破旧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会，大破“四旧”，大造舆论，这是第一幕
1966年5月29日晚，十几个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址上聚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红卫兵”，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红卫兵”三个字，最早出现在苏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夺取了沙皇的政权，革命导师列宁称赞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红色的卫兵。红卫兵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就这样诞生了。
6月2日，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某学校红卫兵的身份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
7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明确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利用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所写的这两份大字报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后来毛主席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的文章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
邓小平等走资派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开口闭口说"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 对文革一会儿说"出发点是好的, 一会儿又全盘否定。篡改丑化文革是"一场浩窃"、"一场动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肆意诋毁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行采取放纵的态度。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甚嚣尘上。后来因"卖狗肉挂羊头"要露出真相时, 邓小平又玩弄起惯用的两面派手法, 一方面发表了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狂犬"不改革就下台换人"、改革的步子要快要大"。等老百姓醒悟时为时巳晚，到时资本家阶级形成要变也难。这就是邓小平玩弄的历史虚无主义, 这个祸根不除以至到今天就更难除。后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性发展，是以此为起点的。以至到了都是些"共产党"体制内的人在共公平台公开扬合明眉张胆丑化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英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农民。
这里不讲别的就说文革的人口流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共八次，百万红卫兵。经济上：百万红卫兵的交通，住宿，吃饭全免费。组织上：红卫兵由各学校选出代表去参加上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学校领导老师没有参与决定谁去做学生代表。全国各地百万红卫兵进北京，没有大批警察，没有保安，没有特警，没有城管。只有少数解放军战士代表也是去参加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红卫兵们都自觉遵守各项纪律。天安门广场上没有乱扔任何垃圾杂活。这种情境就如同如今的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毛泽东广场上参加的人民，自觉遵守各项纪律。这就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民，不管是当年的红卫兵，还是今天的工农兵都有高尚的人品。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上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将红卫兵的袖章戴到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林彪臂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变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对各地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欢迎，肯定了全国“大串联”的行动，号召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盛大活动。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除“四旧”，掀起了浩浩荡荡的破“四旧”高潮。破“四旧”过程中，打人抄家之风迅速风行起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这给红卫兵运动加了一把火。
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红卫兵运动愈演愈烈。
8月22日，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受鼓动的红卫兵胆子更大了，到处揪斗走烫派。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23日以后，全国各大城市红卫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北至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乌鲁木齐，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多数的中等城市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现在人们眼光不同了，你有机会拿而不拿，人家不但不会对你肃然起敬，反而会笑你‘不中用’。”对于这样的“指摘”，我感慨万千，也只好以玩笑的口气回答：“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也会守身如玉，坐怀不乱，金银财宝总不能比人格和尊严还贵重吧！”
人们从一些文艺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是：一群身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土匪”式的红卫兵挥舞着拳头，雨点般地砸向受难者。这样看待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那些作者，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尚可谅解；如果参加了文革，就是不讲作家的良心。
一位当年的红卫兵说得好：我们的青春付过血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它才无比绚丽多彩，充满生命的启示。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激烈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情的融融温暖，却难以体会那种广阔深远的意境以及内心难以遏制的冲动和豪迈
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侨中的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参加了1966年的国庆观礼，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侨中很多红卫兵就坐不住了，大家都恨不得马上就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检阅。我派人到海口市文革办公室请示，被批准后就着手安排上北京的事。
1966年9月18日，我带领侨中115名红卫兵代表，从海口秀英码头乘船出发，开始了北京之行。
1966年国庆节那天，北京晴空万里，天高云淡，令人心旷神怡。我按照工作人员的安排，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登上观礼台西一台，我按观礼票的次序找到了位置。这时我发现，在我身旁的是位慈祥的母亲。她就是张思德的母亲。张思德是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所说的那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模范。我身旁还有一位穿着海军军装，胸前佩戴着一排排勋章的人物，原来他就是“八·六”海战中的传奇式的英雄麦贤得。麦贤得是解放后涌现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在庆典开始之前，我不停地与英雄、英雄的母亲亲切交谈，向他们问候，向他们表示敬意。
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镇压群众。于是，全国立即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侨中的校园很大，有500多亩。为了让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学校边缘的空地上办起了学校小农场，有一口鱼塘，小茅屋是看管农场的工友住的。文革开始后，农场也荒废了。这里远离教学区和宿舍区，很少会有人到这里来，所以相当清净，确实是避难的好地方。住在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列宁在革命低潮时，曾经在芬兰乡间的小木屋居住，过了一段清净安定的日子，我现在的情形，也有一点那种味道。在那段日子里，我静下心来反复学习《十六条》，学习毛主席著作，还看了很多文革的资料、传单。我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自“文革”开始以来所经历过的事情。
伟大的先贤孟子曾说过一段至理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现在的困境不正是对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验和磨练吗？想到这些，我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
各个学校的“校文革”陆续被砸以后，同学们纷纷走出学校，走上社会，组织起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那时，海口的“总部”、“司令部”、“兵团”、“战斗队”等等多到满大街都是，“团长”、“总长”、“司令”等随处可见，比经济大潮时的“公司”、“集团”、“会社”，“总裁”、“董事”、“老板”还要多得多。
不同的是办公司、建集团要登记、注册，要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而红卫兵的组织不需要谁来批准，只要想干就独树旗帜，自立门派。整个海口山头林立，遍地“总部”。那时候，当头头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你只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凝聚力，敢出面、敢带头，能够聚拢起一帮人，拉起一支队伍，树一面革命的旗帜，叫一个响亮的名字，发一份火爆的宣言，占一处栖身的住所，再置办一些写大字报、印传单、刷标语的必要家当就成了。各个“总部”各行其是，同学们各随其主。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社会动荡时期总会有人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树旗帜，立山头，当一回王者，在江湖中闯荡一番。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里是对头头的绝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是对强权的不自觉的依附。当时势力较大、较出名的组织有：“红总”（海南教师进修学校谢××当头）、“红海司”（侨中何××当头）、“海口三司”（侨中李××当头）、“小联司”（一中王××当头）、“516兵团”（侨中陈××当头）、“红东三司”（海中辜××当头）、“海大总”（海口劳大林××当头）。后来，工人、干部队伍中也相继产生不少群众组织。
铁杆保皇 人性至上 围绕当权派，或斗或保，磨擦出火花，这是第四幕《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是当权派？顾名思义，带“长”字的是当权派，各单位的领导是当权派。
1966年11月，上海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大楼，造上海市委的反。该矛头直指陈丕显（中共华东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这时，全国各省、市造反派都起来造本地区、本部门领导的反，将他们一律称为走资派。有些省市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刷出了“烈火猛烧省市委，万炮齐轰走资派”的大标语。一些造反派还在本地区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门前贴上对联标语：“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帮混蛋”。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人民日报》大肆宣扬，称之为“一月风暴”。风暴很快刮遍全国，也刮到了海南海口。
1月23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组织冲进海口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宣布夺权。被夺了权的当权派面临的是造反派的随意批斗，甚至是随意打骂，有的还面临生命危险。
文攻武斗 动而不乱 争权较量，日趋白炽，不择手段，全国大乱，这是第五幕
1967年初，当造反派夺了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大权以后，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派解放军对地方实行军事管制，以防地方的党政大权被一小撮坏人篡夺。海南、海口两级党政机关被夺权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开始对地方实行了军管，开展“三支”、“两军”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1967年7、8月间，全国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千变万化，超出了常理，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一时间，烽烟弥漫，杀声四起，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许多地方出现了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枪支的情况。
7月20日，九省通衢的武汉爆发了“7· 20”事件，对立的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8月4日，上海“工总司”向“联司”发起了武力进攻。
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武斗事件。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极力遏止汹涌澎湃的武斗浪潮。但武斗的列车长时间难以刹车。
1968年初，尽管权力较量已初见分晓，但全国各省市、各地区，派别之间仍然争斗不休。面对混乱局面，中央决定：组织全国各省市、各地区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斗私批修，促成革命大联合。于是，我再次赴京。
1968年初的一天，周总理派出总理专机，从北京直飞海口，接我们去北京。海口三大派各群众组织头头约40人左右参加那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还有海南军区司令、政委，各市、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以及海南驻军其他领导。
赴京那天，由于派别之间你死我活的对立情绪所致，从总部到海口机场几公里的路程，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那是因为复杂的原因，导致我们几经改变从总部到机场的路线。结果，当天晚上才飞到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接见我们。一开始他就狠批一顿：“周总理派专机到海南接你们，还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你们才来，简直比当年‘三顾茅庐’还要难！你们是怎么搞的？”接着，学习班办公室通知说江青请我们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当时的北京已经进入寒冬，下雪了，但我的心里却一直是热乎乎的。1966年才到北京，登上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时隔一年多，今天又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还坐上总理专机，这一切对这个农村出身的穷孩子，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