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解散人民公社之后三农问题严重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制度体系和中国乡村社会的存在方式。当年毛泽东极力“推广”人民公社并将它设计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凝结着他对中同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这种诉求在于，通过全新的制度安排，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统筹农、林、牧、副、渔，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寻求一条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又能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自己的农村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农村人民公社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是把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
1958年，当一些农村在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中自发合并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寄予承载中国农村发展前景的厚望：几十年之后，我国的乡村将有许多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公社的设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农场”只意味着一种纯农组织，而人民公社要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俱全。
农村人民公社凝结着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承载了毛泽东深远的期望，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在它存续的二十余年当中，支援了工业化建设，促进了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了广大农村对医疗卫生保障和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战略设想与战术实现之间的配置等问题，毛泽东在推广农村人民公社时所赋予它的价值诉求没能充分显现出来，但却为今天的农村发展道路留下许多令人深思的空间。
人民公社解体、利益联结机制消失后的这些年来，农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块承包，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小生产单位，责任到户，形成了碎片状的“井田”或“西瓜田”，农户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
一方面，由于生产单位小，每家每户独立核算，生产分配完全自主并各自为政，从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同一地区相互分立的农户在生产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质同构，因而在出售农产品时常常相互竞争，这就加剧了利益的冲突。
并且，单个农户在购买生产资料时，交易成本高，还因势单力薄的弱谈判地位常常受中间商的欺诈和盘剥。这些既是农户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也加剧这种碎片化程度。
由于农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导致了当下一系列的“三农”问题。
其中最突出是农村公共设施失于维护和公共事业建设难的问题。以水利为例，贺雪峰对其家乡湖北荆门5个村的调查材料显示：自1958年开始，历时8年，调集4县10万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库，最高可以灌溉200万亩以上农田，5个村的几乎所有农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现在该水库灌溉能力不足百万亩，这5个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漳河水了。”另外还有一个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万亩农田的新贺泵站，曾经为其中4个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长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毁，可灌溉耕地不足千亩。
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在农民利益分立的情况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设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剧”而无人问津。每一块农田对水的渴望并不能自然带来建设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庞大水利工程设施，也因与利益碎片化的农户组织生产之方式有冲突而得不到维护，即水利的维护和兴建失去了组织支撑。
水利设施建设如此，其他公共事业（如村庄道路、供电、初级教育、初级医疗等）也类似。山林也同样存在因划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于保护甚至毁林开荒等问题。
农户利益碎片化已成为当下农民增收的制约瓶颈。无论是购买生产资料还是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个体农民并不具有市场的溢价能力与筹码，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劳动成果价值的实现。
同时，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更无力与资本抗衡。最为明显的是单个农户与投资者的信息极度不对称，无法判断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难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林地的经营权流转情况更不容乐观。
例如广东某县山地使用权的流转期限为30年，第一个十年，每亩山地农民得到6元，第二个十年得8元，第三个十年得10元。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专业种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亩仅为1-2元。再者，农民进行集体劳动的体制性条件已不存在，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开发的产业几乎成为不可能。
当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的纯农劳作无法满足基本生计的时候，只能离乡背井进城打工寻找出路，这实际上是许多农民抛地并恶性循环的起点。
由农户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种种问题，彰显了组织起来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必要和迫切。然而，集体经济瓦解后，集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使得不少人“谈合色变”。
今日农村，虽然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工商业，但在农业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不能组织起来，而致他们无法改善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成为当今不少农村破败不堪的一个重要原因。
走资派邓小平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可能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一家一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转载》在那个年代，我们是这样推荐工农兵学员的
作者：工厂人事干事
来自：重庆三四零三工厂
“工农兵学员”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出现源自于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对因文革而停止多年的高校招生，中央决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收学生，其对象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
推荐招生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行试点，随后在全国高校推广，一直实行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才终止。
在此期间，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七届95万名“工农兵学员”。
作者工作所在的重庆三四零三工厂，在此期间也先后向高等院校推荐了10名“工农兵学员”，他们学成归来，都成为工厂生产工作的主要骨干。
我虽无缘成为这些幸运儿中的一员，但却有幸参加多届 “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工作，了解工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很多情况，虽然通过推荐上大学已成为历史，网上也有很多关于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回忆文章，有的文章把推荐“工农兵学员”写成是有权势的人利用职权“走后门”，为亲属子女谋利益的机会。这种情况不能说不存在，但多数推荐单位还是按照文件要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只是这种推荐入学的方式，本身就带有文革时期的特点，带有办法设计的缺陷，在执行中容易出问题。
我所在的工厂先后向高等院校推荐了10名“工农兵学员”，其中也出过问题，并且是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选择三个环节上，各出过一次问题，但都不是上述利用职权走后门的问题，而是有关人员因嫉妒心、报复心以及企图抹黑强者而上位不健康心态作怪而造成的问题。
工厂所推出的这10名 “工农兵学员”， 1名为1967年招工进厂的工人，其他9名都是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的新工人，其中没有一名工厂领导的子女或亲属，甚至没有一名本厂职工的子女或亲属，本来在推荐的预选对象中曾有一名本厂退休老工人的子女，但也在最后的录取阶段被淘汰。所有推荐工作都在阳光下进行，没有任何暗箱操作。我在此回忆当年在工厂参与推荐“工农兵学员”的经历，也是客观反映当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真实情况，以及遇到各种问题的真实内情。
第一次：群众推荐突出政治，群众举报临阵换人。
我1972年调重庆三四零三工厂工作，以前是在部队农场，农场有2名同事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学医，所以知道通过有推荐上大学的事。到了工厂，厂里当时已有2名“工农兵学员”在清华大学读书，一人在清华大学焊接专业首批试点招生时入学，一人在1971年清华大学电气专业进修班招生时入学。
刚到工厂，就听说厂里首次推荐工农兵学员就闹出临阵换将的风波：上级分配工厂一名清华大学焊接专业的试点招生指标，厂里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确定一名从事焊接工作的优秀复员退伍军人去清华大学焊接专业学习。
在得知自己能到清华大学去读书，这位青年焊工非常兴奋，就邀请一同复员进厂的战友们喝酒，以示庆祝和告别。没想到有人暗中向厂革委和驻厂军代表举报反映，说该焊工的父亲在解放前曾当过学校童子军的教官，还说该焊工上大学的目的不是代表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他请战友喝酒炫耀是把上大学当成了个人光宗耀祖的喜事。
结果可想而知，厂革委和军代表当即决定换人，另推荐一名1967年进厂的学徒工到清华大学读书。这位意外顶替去清华读书的学徒工喜出望外，那位被无辜换下的焊工倍受后悔。
第二次：领导批准是个关键，工人监督不可缺少。
进工厂当年，我又亲眼见证一起更换推荐对象的风波：1972年上级分配一名西安交通大学的招生指标，经群众推荐，领导已确定一名知识青年进厂的优秀学徒工为第一推荐对象。但很快就发生更换推荐对象的事情，这位学徒工的父亲是市里重点工程四川维尼纶厂建设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当学徒工的领导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去做家访时，不巧碰上指挥部有人来紧急汇报建设工程问题，学徒工的父亲就先去处理工作问题，过后才来接见这位领导，向他表示歉意，并感谢领导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培养。但这位领导心里很窝火，认为自己是被人看不起，才会被冷落一旁，暗自忿忿不平。
回厂后这位领导马上决定更换另一名备选推荐对象去西安交通大学读书，并放话从此不再推荐这学徒工上大学。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是我当时的领导在负责，因在同一个办公室，我也知道其中内情。在确定推荐意见后又随意更换推荐对象，明显掺杂个人恩怨，群众对此也有议论。正是：办事要公正，群众有杆秤，秉公能成事，为己必伤人。
第三次：学校录取本应择优，考生反映又要听取。
1973年，上级分配一名合肥大学英语专业招生指标，因我的领导调离工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具体工作就落在我身上。这一年，国家在招生办法中尝试增加文化考试，我按照文件要求认真做好工作计划，仔细做好推荐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经个人报名，群众评选，文化考试，组织推荐，最终确定三名预选对象：二名知识青年进厂的学徒工和一名技校毕业的技工。
文化考试是参加全省统考，合肥大学来重庆招生的英语老师对三名预选对象还进行了英语的口试。合肥大学招生组的军代表告诉我，这次招生是总参委托合肥大学培养外语人才的招生，毕业后军队将从中挑选为国防事业服务的人才，所以学校很看重文化考试结果。
考试成绩出来，一名知识青年学徒工总成绩第一、技校毕业技工总成绩第二、另一名知识青年学徒工总成绩第三，工厂的推荐意见就是以文化考试的排名顺序把第一、第二、第三候选对象推荐给合肥大学招生组选择。
没想到竟然在学校复审阶段又出问题。招生组的军代表告诉我，因为出现意外情况，他们不可能按照工厂的推荐顺序，即按文化考试的成绩来确定录取对象了。招生组本来是准备择优录取第一候选对象，但突然有考生来找他们反映情况，来人强调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根正苖红，被工厂派到中学担任工宣队员。虽然本次文化考试成绩只考第二名，但他学习愿望特别强烈，希望学校能录取自己。同时他还告诉招生组，文化考试成绩第一的推荐对象家庭有问题，他父亲虽是儿科专家，但解放前做过国民党军医，因结发妻子患病不能生育，又娶小老婆生孩子，解放后虽然与结发妻子离了婚，但仍旧住在一起，孩子们都称她为大妈。
学校招生应贯彻阶级路线，如果不看家庭出身只按考试成绩录取他不服气。这突发的情况给招生组出了难题，招生组本来已决定接收文化考试成绩第一的知识青年学徒工，他是工厂推荐的第一候选人，不但文化考试成绩优秀，口试英语的成绩也很好。对这个考生反映的情况，招生组本来认为政府既然允许这样的家庭状况维持至今，就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但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招生组坚持把第一候选人招到学校，那个反映情况的考生不罢休再直接反映到学校，我们也不敢保证就不会发生学校将考生退回推荐单位的情况，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对已录取的考生将会是很大的打击。经再三考虑，我们招生组的意见是：即使我们不招成绩第一的考生，这个成绩第二的考生我们也不要，我们宁愿招收成绩第三的考生，考试成绩虽然差点但他没搞小动作。结果，文化考试最差的第三候选人幸运的上了大学。正是：择优录取本公平，暗施小计耍聪明，谁知结果不如愿，受益并非设计人。
因为本年度的高校招生出现了张铁生事件，全国文化考试成绩最终都作了废，交白卷的张铁生还成了“反潮流英雄”。事后，区文教组召集全区参加文化考试的单位开会，区文教组向主任一上来就做自我批评，说自己觉悟不高，本以为自己来自企业，不会重犯走封资修教育路线的错误， 没想到还是“穿新鞋”走了以考试成绩取人的“老路”，希望大家都认真回忆一下，看我们区里有没有交白卷写信的，一定要把我们区里的“张铁生”挖出来。
会上有参加过阅卷的人发言：我们区里确实也有在白卷上写字的考生，但写的是“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并不象张铁生那样理直气壮，大家听了哈哈一笑。我没有发言，但心想厂里同样发生不按文化考试成绩录取的事情，说出来脸上也不光彩。
因为文革停止高考招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通道刚开始，1970年高等学校进行招生试点，让人们又重上大学的希望，谁不想上大学呀？我也非常想，虽然文革开始时我只读到初中三年级，但我自信自己是个读书的料，如果不受文革影响，我肯定能考上大学。
现有了当工农兵学员的机会，而且看到自己的同事不断有人被推荐上大学，想读书的愿望也更加强烈。我曾向政工组的领导申请去读书，领导说你所在岗位本来就缺人，现在不可能推荐你。无奈之下也只有服从工作需要。上学指标是稀有资源，想竞争可以理解，可以正大光明的去竞争。
但文革本来就是造反的年代，“反潮流”的张铁生这样做了，厂里上访的考生不也一样吗？工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从试点招生到我负责的这次招生，分别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选择三个环节上，各出了一次问题。
事不过三总结改进，同类配对平和心态。
1974年，上级下达工厂三个指标：清华大学一名，重庆大学一名，哈尔滨电工学院一名。为避免再出现问题，先通知各基层单位做好选拔推荐工作，七个车间及科室共推荐9名预选对象，经征求团委意见，再按每个指标配两个候选对象，最后确定6名候选对象。
为避免因心态不平衡再出问题，3个招生指标把同样家庭出身，同样社会关系，同样文化程度的推荐对象按同类配对组合成三组：清华大学指标配2名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工，都为初中文化，都是车间青年突击队队长；重庆大学指标配2名领导干部家庭出身的青工，都为初中文化，都是优秀团员；哈尔滨电工学院指标配2名职员（父亲为企业经理、院所工程师）家庭出身的青工，都为高中文化，都是优秀团员。
因为6名推荐对象都是厂里公认的优秀青年，以相同的家庭出身，相同的文化程度，相似的个人表现配对候选，彼此不感觉比别人有多大的优势，所以心态平静。整个评选推荐过程波澜不惊，顺利确定3个学校的最终录取对象，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上级机关也非常满意，马上又给我厂追加一个华中工学院的招生指标，原来是局属其他工厂也出现推荐闹矛盾的问题，局属一家工厂为推荐谁去华中工学院上学闹得不可开交，严重影响工人和领导之间的团结，最后把矛盾上交到上级机关，希望上级帮助解决。
结果上级机关干脆收回该厂指标，转给我厂进行推荐。我厂马上将本次落选的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工推荐给华中工学院，学校非常满意，工厂也乐得一年能推荐出4名工农兵学员。
1974年改进推荐办法立见好处，大家都愿意接受同类配对的新办法，
以后年度推荐照此办理再没出问题，直至1977年最后1名上海机械学院招生工作顺利完成。
因为当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推荐招生就此宣告历史终结。
对此我的感受是，这种以推荐方式招生的办法，虽然不象网上有的文章所写的那样不堪，但明显带有文革年代特点，办法设计刚开始的确存有一些缺陷，因为必须通过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工厂中很多有强烈读书愿望并且文化基础很好的青年工人，即使个人报了名，也难得到工人群众的推荐，又要得到领导的批准，学校招生组的文化考核等选拔，所以基本保证真正的公正公平，推荐招生的名额是根据工厂农村及军队的需要来决定的。上大学来学习知识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除少数特殊需要的人才外，都是那儿来又回到那儿去的。
在当今特色社会中看得见的恶霸地主“黄世仁”固然可怕，但化了妆的“黄世仁”恶霸更险恶，尤其令人担心的正是生长恶霸地主“黄世仁”的那块土壤。碰一下那些只会发横财而不懂国家法律的法盲先富起来的恶霸权贵资本家老总官缭，也略有体会：不清不白的环境产生不伦不类的怪物，说不正常也正常。
在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下，四十多年来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开放，不管黑道还是白道《先富起来》就是王道的《自私自利》灌教下的几代人，也即《老三届》之后的中国几代人，在如今社会中自私自利己名正言顺，在各级学校中尤其是大学中特别是名牌大学中，四十多年来培养了几代中国人中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各行各业担任着走资派官员和各行业的领头人领路下，致使全体中国人高举着《自私自利的大旗》，在中国又或是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中国富了。中国强了。
人，其实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名著里对于人性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一个人有时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推他一把，他会直坠下深渊，拉他一把，他就能获得新生。那对年轻的恋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在他们即将绝望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他们是不会坠下深渊的，他们的灵魂也不会被罪恶严重侵蚀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丧失殆尽。那么，全民自私自利，谁来伸出这只手？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词典上出现一个新名词——《老三届》。
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这一代人见证了中华民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后的即毛泽东时代的一段特殊的历史。他们亲身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参加过《上山下乡》呼吸过广阔天地的新鲜空气。他们在毛泽东时期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将《老三届》千锤百炼，终于铸造成坚实、管用、敢开拓、能创新并富有时代责任感的一代娇子！
《老三届》历经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的社会实践，心中始终充满着正气、希望和进取。《老三届》是特殊的一代，史无前例的一代，也是难得的一代。他们是一直对社会、对民族高度负责的一代人。他们正在追忆中看着社会，在以亲历者看着民族，在观察中寄予希望，希望《老三届》的种子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希望社会越来越和谐，希望民族越来越兴旺。
一位历史学家说过——50年内无历史。历史，应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及演绎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实记载，离得愈远，看得愈清。太短的时间，很难让书写者摒弃个人的荣辱恩怨，真实地反映历史。
因此，真正的历史，是需要时间来铸造的，时间是历史的试金石。
《老三届》在文革中是学生，参加文革必须要使用过的“文革四大武器”，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大鸣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辩论大字报是运作形态。“文革四大武器”引上“舞台”，这是序幕。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开始了《文革》。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样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似乎预示着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通知》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通知》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通知》表明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于是，个人崇拜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逐渐盛行。
从1963年起，毛主席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各级政府层一大部分权力。到了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腐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控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的一个饭堂的墙上，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是以聂元梓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师和学生。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大校长、党委书记。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从这里点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
6月1日，毛主席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八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的运动哄然而起，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报刊连连刊登工、农、兵、学、商各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北大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6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应倡议书。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将成为一场持久战。
现在，机会来了，可以革命了。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聚拢着一群一群的人，被围在当中的激情万分地在演讲，围观的人群热情高涨，高声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游行的队伍，边喊口号，边游行，演出一幕幕“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精彩画面。
出身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同学，经常后悔自己出生太晚，没赶上父辈那样的年代，没能在万里长征中浴血奋战，没能在抗日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没能在三大战役中建功立业，没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卫国。现在，终于等来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在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之后，中国高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已不再闪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国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织着，巨大的兴奋与喜悦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统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了全国各地。由于多年来，社会上、学校里一直在宣讲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理念，认为：阶级斗争永远没有结束，老一辈革命家和干部子弟的父母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随时有变色的可能。一旦红色政权变色，千万人头将会落地，无数工人和贫下中农又将回到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动，配合党内的野心家准备卷土重来。这种理念在学校里的集中表现就是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必须划定阶级界线。在这场斗争中依靠的对象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在学校里，“红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对象。
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它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理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称赞“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走上社会 破旧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会，大破“四旧”，大造舆论，这是第一幕
1966年5月29日晚，十几个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址上聚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红卫兵”，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红卫兵”三个字，最早出现在苏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夺取了沙皇的政权，革命导师列宁称赞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红色的卫兵。红卫兵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就这样诞生了。
6月2日，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某学校红卫兵的身份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
7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明确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利用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所写的这两份大字报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后来毛主席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的文章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
邓小平等走资派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开口闭口说"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 对文革一会儿说"出发点是好的, 一会儿又全盘否定。篡改丑化文革是"一场浩窃"、"一场动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肆意诋毁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行采取放纵的态度。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甚嚣尘上。后来因"卖狗肉挂羊头"要露出真相时, 邓小平又玩弄起惯用的两面派手法, 一方面发表了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狂犬"不改革就下台换人"、改革的步子要快要大"。等老百姓醒悟时为时巳晚，到时资本家阶级形成要变也难。这就是邓小平玩弄的历史虚无主义, 这个祸根不除以至到今天就更难除。后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性发展，是以此为起点的。以至到了都是些"共产党"体制内的人在共公平台公开扬合明眉张胆丑化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英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农民。
这里不讲别的就说文革的人口流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共八次，百万红卫兵。经济上：百万红卫兵的交通，住宿，吃饭全免费。组织上：红卫兵由各学校选出代表去参加上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学校领导老师没有参与决定谁去做学生代表。全国各地百万红卫兵进北京，没有大批警察，没有保安，没有特警，没有城管。只有少数解放军战士代表也是去参加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红卫兵们都自觉遵守各项纪律。天安门广场上没有乱扔任何垃圾杂活。这种情境就如同如今的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毛泽东广场上参加的人民，自觉遵守各项纪律。这就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民，不管是当年的红卫兵，还是今天的工农兵都有高尚的人品。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上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将红卫兵的袖章戴到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林彪臂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变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对各地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欢迎，肯定了全国“大串联”的行动，号召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盛大活动。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除“四旧”，掀起了浩浩荡荡的破“四旧”高潮。破“四旧”过程中，打人抄家之风迅速风行起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这给红卫兵运动加了一把火。
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红卫兵运动愈演愈烈。
8月22日，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受鼓动的红卫兵胆子更大了，到处揪斗走烫派。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23日以后，全国各大城市红卫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北至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乌鲁木齐，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多数的中等城市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现在人们眼光不同了，你有机会拿而不拿，人家不但不会对你肃然起敬，反而会笑你‘不中用’。”对于这样的“指摘”，我感慨万千，也只好以玩笑的口气回答：“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也会守身如玉，坐怀不乱，金银财宝总不能比人格和尊严还贵重吧！”
人们从一些文艺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是：一群身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土匪”式的红卫兵挥舞着拳头，雨点般地砸向受难者。这样看待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那些作者，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尚可谅解；如果参加了文革，就是不讲作家的良心。
一位当年的红卫兵说得好：我们的青春付过血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它才无比绚丽多彩，充满生命的启示。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激烈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情的融融温暖，却难以体会那种广阔深远的意境以及内心难以遏制的冲动和豪迈
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侨中的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参加了1966年的国庆观礼，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侨中很多红卫兵就坐不住了，大家都恨不得马上就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检阅。我派人到海口市文革办公室请示，被批准后就着手安排上北京的事。
1966年9月18日，我带领侨中115名红卫兵代表，从海口秀英码头乘船出发，开始了北京之行。
1966年国庆节那天，北京晴空万里，天高云淡，令人心旷神怡。我按照工作人员的安排，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登上观礼台西一台，我按观礼票的次序找到了位置。这时我发现，在我身旁的是位慈祥的母亲。她就是张思德的母亲。张思德是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所说的那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模范。我身旁还有一位穿着海军军装，胸前佩戴着一排排勋章的人物，原来他就是“八·六”海战中的传奇式的英雄麦贤得。麦贤得是解放后涌现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在庆典开始之前，我不停地与英雄、英雄的母亲亲切交谈，向他们问候，向他们表示敬意。
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镇压群众。于是，全国立即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侨中的校园很大，有500多亩。为了让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学校边缘的空地上办起了学校小农场，有一口鱼塘，小茅屋是看管农场的工友住的。文革开始后，农场也荒废了。这里远离教学区和宿舍区，很少会有人到这里来，所以相当清净，确实是避难的好地方。住在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列宁在革命低潮时，曾经在芬兰乡间的小木屋居住，过了一段清净安定的日子，我现在的情形，也有一点那种味道。在那段日子里，我静下心来反复学习《十六条》，学习毛主席著作，还看了很多文革的资料、传单。我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自“文革”开始以来所经历过的事情。
伟大的先贤孟子曾说过一段至理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现在的困境不正是对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验和磨练吗？想到这些，我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
各个学校的“校文革”陆续被砸以后，同学们纷纷走出学校，走上社会，组织起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那时，海口的“总部”、“司令部”、“兵团”、“战斗队”等等多到满大街都是，“团长”、“总长”、“司令”等随处可见，比经济大潮时的“公司”、“集团”、“会社”，“总裁”、“董事”、“老板”还要多得多。
不同的是办公司、建集团要登记、注册，要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而红卫兵的组织不需要谁来批准，只要想干就独树旗帜，自立门派。整个海口山头林立，遍地“总部”。那时候，当头头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你只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凝聚力，敢出面、敢带头，能够聚拢起一帮人，拉起一支队伍，树一面革命的旗帜，叫一个响亮的名字，发一份火爆的宣言，占一处栖身的住所，再置办一些写大字报、印传单、刷标语的必要家当就成了。各个“总部”各行其是，同学们各随其主。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社会动荡时期总会有人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树旗帜，立山头，当一回王者，在江湖中闯荡一番。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里是对头头的绝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是对强权的不自觉的依附。当时势力较大、较出名的组织有：“红总”（海南教师进修学校谢××当头）、“红海司”（侨中何××当头）、“海口三司”（侨中李××当头）、“小联司”（一中王××当头）、“516兵团”（侨中陈××当头）、“红东三司”（海中辜××当头）、“海大总”（海口劳大林××当头）。后来，工人、干部队伍中也相继产生不少群众组织。
铁杆保皇 人性至上 围绕当权派，或斗或保，磨擦出火花，这是第四幕《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是当权派？顾名思义，带“长”字的是当权派，各单位的领导是当权派。
1966年11月，上海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大楼，造上海市委的反。该矛头直指陈丕显（中共华东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这时，全国各省、市造反派都起来造本地区、本部门领导的反，将他们一律称为走资派。有些省市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刷出了“烈火猛烧省市委，万炮齐轰走资派”的大标语。一些造反派还在本地区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门前贴上对联标语：“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帮混蛋”。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人民日报》大肆宣扬，称之为“一月风暴”。风暴很快刮遍全国，也刮到了海南海口。
1月23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组织冲进海口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宣布夺权。被夺了权的当权派面临的是造反派的随意批斗，甚至是随意打骂，有的还面临生命危险。
文攻武斗 动而不乱 争权较量，日趋白炽，不择手段，全国大乱，这是第五幕
1967年初，当造反派夺了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大权以后，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派解放军对地方实行军事管制，以防地方的党政大权被一小撮坏人篡夺。海南、海口两级党政机关被夺权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开始对地方实行了军管，开展“三支”、“两军”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1967年7、8月间，全国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千变万化，超出了常理，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一时间，烽烟弥漫，杀声四起，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许多地方出现了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枪支的情况。
7月20日，九省通衢的武汉爆发了“7· 20”事件，对立的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8月4日，上海“工总司”向“联司”发起了武力进攻。
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武斗事件。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极力遏止汹涌澎湃的武斗浪潮。但武斗的列车长时间难以刹车。
1968年初，尽管权力较量已初见分晓，但全国各省市、各地区，派别之间仍然争斗不休。面对混乱局面，中央决定：组织全国各省市、各地区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斗私批修，促成革命大联合。于是，我再次赴京。
1968年初的一天，周总理派出总理专机，从北京直飞海口，接我们去北京。海口三大派各群众组织头头约40人左右参加那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还有海南军区司令、政委，各市、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以及海南驻军其他领导。
赴京那天，由于派别之间你死我活的对立情绪所致，从总部到海口机场几公里的路程，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那是因为复杂的原因，导致我们几经改变从总部到机场的路线。结果，当天晚上才飞到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接见我们。一开始他就狠批一顿：“周总理派专机到海南接你们，还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你们才来，简直比当年‘三顾茅庐’还要难！你们是怎么搞的？”接着，学习班办公室通知说江青请我们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当时的北京已经进入寒冬，下雪了，但我的心里却一直是热乎乎的。1966年才到北京，登上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时隔一年多，今天又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还坐上总理专机，这一切对这个农村出身的穷孩子，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高考》《上大学》《保送读博》《出国留学》均为了啥？
为了《檀香木当柴烧》？为了《当流浪汉》？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了《逃离农村、工厂或中国》？为了《帮助美国反对攻击中国》？为了《体验美国穷人生活》？为了《反共大业》？而上吊自杀的，被强奸的，被失踪的，被奸杀的，被车祸的，被间谍的，当妓女的，吸毒的，杀人的，被杀的，成奴隶的，当奴才的，做洋买办的，出卖祖国的等等，合加起来应该不算少数吧。
相比较，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乡下农村山沟里的贫下中农可当自己的儿女对待的。即使个别干部不好，那个年代的知青都有造反精神，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改开后还被骂了四十多年了。
学霸前往美国6年后被人发现吊死在实验室
发布：2024年01月27日
来源：魔都全球华人圈
留学生成了导师的奴隶
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的校园内，在学校封闭的实验室内，此时却人头攒动，人们惊恐地站在实验室门口，看着随后赶到的警方一步步封锁着现场。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佛罗里达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华人留学生陈慧祥，被人发现在实验室内自缢身亡。
当同宿舍的舍友在推开实验室的大门时，陈慧祥已经气绝多时。
一根结实粗壮的麻绳套在了陈慧祥的脖子上，因气血不畅使得死者眼球突出，嘴巴微张，脸色铁青……
陈慧祥，1989年生人，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农村家庭。
小时候的陈慧祥并未展现出过人的天赋，但在上学之后，却对学习有着异常的自觉。
陈慧祥的父母回忆，儿子小时候非常自觉懂事，在别的父母还在抱怨自己的孩子不写作业的时候，自己的儿子已经写完作业，洗漱完毕要睡觉了。
靠着强大的自制力，陈慧祥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优异。
高考时，陈慧祥扎实的知识基础派上了用场，成绩自然不错。
两个月后，陈慧祥如愿进入了吉林大学读书。对于陈家人来说，陈慧祥的表现让家人骄傲万分。
四年后，陈慧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学校保送陈慧祥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继续深造，两年后，陈慧祥顺利结束了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业。
父母认为，陈慧祥现在学到的知识已经完全足够找工作用了，可以走上社会了。但陈慧祥却并不这么想。
在他心里，自己上学二十年，历经春去秋来，熬过寒冬酷暑，并不仅仅是为了找份还算体面的工作，他要登上知识的巅峰，实现人生的价值。
幸运的是，陈慧祥的实力得到了美国七所高校的赏识。
综合考量后，陈慧祥选择了佛罗里达大学，学校为了能让陈慧祥前往求学，表示他可以全奖学金入学，在校生活和学习不需要再花一分钱。
既然儿子想要出国留学，做父母的还有什么阻止的理由呢？更何况儿子选择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样羡煞旁人的留美机会呢？
而正是这次出国让陈慧祥与父母足足分开六年，也正是这次出国，让陈慧祥彻底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留学六年从未回家
在美国求学的陈慧祥，既是李涛的专职司机，又是李涛的私人秘书。
除了完成和别人同样的学术研究，完成课题钻研之外，他每天还要为李涛开车，送自己的导师上下班，还要为李涛挡酒，甚至是给李涛放好洗澡水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陈慧祥和朋友约好一起吃饭，但李涛却突然要求他开车送自己去酒店。
陈慧祥试探性地说了一句当天有事情，却遭到了李涛劈头盖脸的怒骂：“我最讨厌对我说不的学生，你连自己的导师都能拒绝，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做的？”
陈慧祥早就厌倦了这样的生活，对李涛拿自己当奴隶似的命令如鲠在喉。
但为了在学术上能少受李涛的刁难，为了自己能顺利毕业，也为了能脱离苦海，回国看望父母，陈慧祥只能放低姿态，听命李涛。
2018年是陈慧祥读博的第五年，他递交给ISCA的论文成功中选，这就意味着，陈慧祥距离完成自己的学业只差答辩。
陈慧祥只需要在毕业之前，写出一篇顶会文章，然后顺利答辩，就能戴上令人羡慕的博士帽。可这篇顶会文章却由李涛全权把持。
李涛记恨陈慧祥平日里对自己的诋毁和不满，知道陈慧祥对自己的命令和指派是阳奉阴违的，于是打算在顶会文章上落井下石。
因为顶会文章的难度要比论文中选难度小得多，陈慧祥仅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就告知李涛可以阅稿。
但李涛对陈慧祥新写的文章大为不满，直言这就是一堆粗制滥造的破烂。
在陈慧祥的再三请求下，李涛极为不悦地指使陈慧祥，将论文整体提纲修改了数次。
陈慧祥的朋友说：“当时他自认为自己的论文写得很好，但李涛却让他不停地修改，到了最后陈慧祥本人也不知道自己辛苦写出的数万字的论文到底说了些什么，更不知道要补充些什么。”
事实也正像陈慧祥朋友的阐述那般，在李涛的指导下，陈慧祥的论文杂七杂八修改了不少地方，但错误百出。
这个求学二十多年、知识渊博的学生，还是第一回看不懂自己的论文。
陈慧祥思考了一夜，慎重决定撤稿重写，不过李涛却再一次站在陈慧祥的对立面，果断阻止了陈慧祥的决定。
在陈慧祥看来，这就是明摆着想让自己提交一篇漏洞百出的论文，让自己在答辩大会上吃瘪，然后毕业失败，继续当李涛的奴隶。
既然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点盼头都看不到……
被一篇论文压死的留美博士
前前后后，一篇简单的顶会论文，在李涛的刁难之下，陈慧祥足足修改了7个月的时间。
到陈慧祥死的时候，他都没有修改完毕。
2019年6月6日，当陈慧祥得知李涛不愿意撤稿，而他注定要丢脸的时候，便停止了对论文的调整和润色。
6月13入夜，陈慧祥自缢身亡。
直到9月份，陈慧祥的绝命书定时发出后，关于李涛和陈慧祥之间几年内积攒的恩恩怨怨才被人们渐渐发现。
当社会舆论、陈家人还有警方的调查矛头都指向李涛的时候，潜水3个月的李涛才出面辩解。
他说：“即使我不让陈慧祥撤回论文，陈慧祥也能自主撤回，若只是因为我的不允许他就选择自杀，于理不合。”
“陈慧祥自杀一事与我无关，反而与不断追寻真相的、远在大洋彼岸的陈家人有关。”
李涛还说：“陈慧祥的精神不正常，有抑郁症倾向，在公开的聊天信息中，他曾与家人表露过一死了之的想法，但陈家人没有当回事。”
对于李涛的解释，警方结合证据展开了调查。
2021年2月8日，关于陈慧祥自杀的调查报告，被呈现在世人眼前。
李涛曾多次违反同行评审程序，利用私人关系走后门、学术舞弊、收受贿赂，因此，他被限制在15年内不得在计算机协会旗下的任何期刊发表文章。
此外，李涛原本参与的审稿工作、编辑工作和有关项目的任何工作都被撤销。
佛罗里达大学也紧跟着发表声明，永久撤回对李涛任命为导师的命令。
作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导师，李涛不仅仅没有职业道德的底线，被金钱所腐蚀，而且，毫无人性，硬生生的将自己的学生，还是与自己同样漂泊海外的故国学生给推上了断头台。
他虽然没有亲手杀死陈慧祥，但六年的慢性折磨，给与的精神压力，要比那些杀人作恶的刀犯更为致命。
毛泽东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说：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可能起来。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毛泽东说：““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由于担心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使老百姓“再走回头路”，重新沦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对象，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所以毛主席决心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历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在历次改朝换代的过程，像“文化大革命”这种“革命形式”确实是“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特点就是触及到人人《斗私批修》，《私》即每一个人的自私自利，当官的不当官的都存在自私自利，《斗私》从平民开始，官员从平民中过来，当了官更要继续《斗私》。《批修》就是批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
在几千年的封建式的你争我斗的斗争史中，其争权夺利的实质却并非史无前例。没有触及到人人《斗私批修》。更没有《批修》就是批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封建式的或资本家之间的你争我斗的问题在于为谁争权，为什么人谋利。在中国的历史上，在阶级产生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或是资本家之间的你争我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已为众所周知。即使农民起义成功后掌权当官了也就成了资产阶级权贵，只是轮流当权贵。而文革是工人农民掌握后要继续革命，不准让少数人先富成资本家权贵。
《文革》是毛主席与走资派彻底决裂，与右派官权、资本精英的彻底决裂，是对几千年“封建资本史”、以及近代世界资本共济会统治世界历史的颠覆、是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大破、翻转，是跳出“历史盛衰周期律”的必然选择，是防修反修的大搏斗、大演习，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超越四大发明的新贡献，是《斗私批修》迈向共产主义新征途的有益探索。
毛主席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大声高喊着提出《要让少数人先富》，又重新制造资本家地主阶级，并大度重用这些人当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即《官》，让权贵右派解放思想大胆地去先富，不管黑道白道摸石头先富，先富了就是好猫。
同时又强力拿掉工农兵在党代会、人代会中的优势比例（实际上也是利用了政治统帅一元化领导时期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充分信赖、信任，并把那时建立起来的信誉、形象过度透支到现在），领着文革中被打倒的部分走资派和建国后的地富反坏右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重评，对文革是全盘否定，说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四十多年来不断重复谎言几万篇，几代中国人乃至世界上的人，基本上都是受的这样的千篇一律的教育。现在的党政军机关和学校若有人在谈话中说文革好，必受到群起而攻的待遇。
毛主席是才子、伟人、民族英雄，读书很多，走资派们不爱学习，不爱看书，爱打牌、看体育节目，爱玩……不知、不懂、不喜欢，就不要别有用心、急着瞎下结论，彻底否定。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本身就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如何？单从干部队伍看，文革中的干部要求参加劳动，了解情况效率就高。
现在，全世界再也不会有如此的速度。即使与时俱进到现在，文明社会、现代化社会、和谐社会也不会。首先，要可行性调研报告，要组织砖家、叫兽、或者海龟派、外国智囊、战略投资机构、世界（全国、全省）知名机构，现场看一下，到宾馆、饭店、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封闭作业，进行评估、论证。其次，报精蝇领导开会讨论、研究，然后，通过，然后列发改委计划，然后拨钱，然后，组织施工队招标，然后，再转包，然后，再找民工开始干，最后，又拖欠农民工工资。或者，大手笔，国际化，引全球之智，聚世界之才，引进国际战略合作伙伴，请著名一流公司设计，还可以出去考察、调研、取经。最快一二年，快一点二三年，慢一点三四年、四五年也有可能，然后，纪委、审计再介入，看是不是廉洁工程，程序得合法。
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组织、动员农民兴修水利，包产到户后确遭毁，没毁坏的就吃老本到现在，快吃光了，从水利资源丰富的西南大旱中才看出来，这次看到的文章，更坚信毛主席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
那时的干部要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反对自由主义》、《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11篇著作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管人要管心，首要是管思想。没想到，那时的干部要“读、斗、做、防、扎”活动，学习毛选，简直比部队、比党委、行政部门还厉害。而走资派特色政府里有那些单位，学吗？可能有的计划上有，是真的学吗？谁敢拍胸脯说：学了！当然，厚脸皮，以假乱真者例外。政府部门的部委、厅局都是一长制，一把手负责制，“三定”方案中有一个（副）书记，也写有文章，但其他各业务司局、处、科、股室人员还知道什么是组织生活吗？
政治挂帅——经济挂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膜拜GDP）。人民（群众）至上——官员（资本）至上。把毛主席打倒的再平反——拨乱反正。前30年，政治挂帅，后30年，经济挂帅。事实证明，在民众都尝到一点点甜头后，民族、国家迎来了巨大的灾难！——当然，却是西方资本家和国内官学商的极乐世界。
追根溯源，资产阶级信仰坚定，共济会坚信少数统治多数能胜，是合理的、公平的、正义的、博爱的，按照《杜勒斯十条戒令》去做，而不像共产主义者，信仰不坚定，妖魔化毛泽东、妖魔化文革，不断理论创新，和平发展是主流，今天解放思想、明天与时俱进、后天和谐社会，阶级消失论、阶级熄灭论、阶级和谐论，不知不觉中，丢了队伍、丢了阵地，为时已晚，天下大乱！
被人卖了还笑眯眯、乐哈哈地帮人数钱！是战略伙伴关系，双赢！正、反、合，该出太阳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苏联中国的情况使社会主义威信扫地；二十年后的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灰头土脸。社会主义的机会来了，关键是看有没有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
这世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和谐风！英特耐雄纳尔一定会实现！
这句话是五，六十年代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思想变化。进了城上大学嫌自己农村爹娘土气，以至于爹娘大老远进城看望子女，子女不认。
文革前的教育系统里的教学方法是旧中国留下来的，灌输给学生的还是那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旧社会留下来的老师们指点、激励学生：世间的任何事情与读书相比都是下等的，只有读书学习知识是最高贵的。在各行各业中，只有读书是最高尚的，能够出人头地，勤勉治学求取功名的谆谆之言。
以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在新中国成立初就在教育界流行的口号。当时教育界的教职员都是旧中国留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二年开始高考招大学生，几乎都是出身在有钱人家的如资本家官商及地主家庭。十多年后有工农子女上大学读书。当时学校中就如校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工农子女的思想起了变化。读书做官当人上人。
文革中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进行了批判之后，又进行了教育改革。上大学读书为生产劳动服务，大学生来自农村工厂连队的，除国家需要外都回到原来的工厂农村和连队。不会有《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
》的学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更缩小了城乡的差别。农村人民公社的兴办，各行各业都有如同建立一个小城市。各行各业都需要知识人才轰轰烈烈搞建设搞三大革命。没有人躺平内卷无事生非得精神病做坏事。集体学习劳动，互相关心爱护忙得不亦乐乎。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又复辟《高考》后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又以非常响亮的一句口号响彻在各大学校院内。当年昂首步入大学的学子们，多少人曾经为之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提出。从1977年，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大学期间，学校的一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了影响大学生们人生的“至理名言”。
然而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因文革中批得太臭，改革开放后走资派右派们就改头换面，是让高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们能够为自己《改变命运》，上大学《改变命运》，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出国留学《改变命运》。改变什么命运？命运本就是一个封建迷信之说。穷人命运？富人命运？不是天注定，上帝注定。有人上大学了，读博士了，出国留学了，还是流浪汉的，自杀的等都有。改变什么命运？无非是逃离工厂，逃离农村，逃离中国。
文革前就有《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文革中批判了的《一年土、二年不洋、三年不忘爹和娘。》文革中的大学生们：在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牢记着学校的规定和老师的教导，就是不能第一年土，第二年洋，第三年连爹娘都不认识了。就是要艰苦朴素，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文革中的同学都做得很认真，几年期间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
大学生们的吃穿一直很简朴。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很不好，没有给学生寄钱的记录。就是粮票，也是东凑西借，秋天拿粮食换粮票，然后再把地方粮票换成全国粮票，等放假回家再拿。
那时候学校食堂的吃比较简单，不奢望吃得饱，只求还不饿。一般同学是每次换食堂饭菜票一个月的，有的是换一两天的，没有超过一个星期的时候。有同学是享受着助学金的，但是那时候发的票根本不够吃。有同学一天少吃一顿饭的时候也有。
有同学的衣服和鞋都是只有一份。有同学最怕下雨，下雨路上有岁庙会把鞋弄湿，而且鞋还不容易干。有同学去上课走路也就很麻烦了。
有同学洗衣服是尽量拧的特别干，这样第二天可以穿着去上课了。有同学因为衣服没有彻底干而不去上课，起码有十几次。
有同学在学校买的唯一一件用品是帆布箱子，那是要到西安学军要装东西的，也是别的同学鼓励下的决心，估计那时候也要好几块钱啊。有同学没有买过其他像样的东西，包括喜欢的书。
班里人时兴互相帮助，有同学也经常得到同学们的关照。有一个女同学，她家里是城市的，经济条件比有同学好多了。她看见有同学那样困难，经常把粮票送给有同学，使有同学不至于饿肚子。她的经常关照，有同学把她当成非常重要的亲人啊！包括后来一直到现在，有同学的经济方面都交给了她负责。
每年放暑假放寒假，有同学都会老家。参加一些劳动是必须的。有同学参加公社组织的大修水库劳动，工地上的大喇叭不停地宣传，北京的大学生也来参加劳动。有同学听了很是高兴啊。当然有同学也有作秀的心态，其实没有好好干什么活。在村里每次干活，也是一些简单的劳动。无非是想证明有同学没有变坏，那个年龄的心态现在看也属于正常。
有同学父亲给同学讲过：解放前，村里有一个人在县警察局当局长，每次骑马会村，到了村口必须先下面，不管有没有人能看见。好像以后形成了一种风气：就是必须走路进村。
这个风气对有同学的影响特别大。从1974年开始到现在，我每次都严格执行着。有一次有同学到辽宁开会，省里的几个好朋友开车送有同学回老家看看。这样锦州市里、义县县里的有关领导也开车到了有同学家，当然公社也知道了。村里人感觉有同学很神气呀，特别是有同学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可是有同学进村必须下车，然后走着回家。有同学家就在村口，走也就是50米。但是那不是距离问题，是看有同学变了没有。
有同学在学校最不怕的就是蚊子，因为蚊子就是不咬有同学。二年级的时候，班长不相信有同学不怕蚊子，非要把他的蚊帐给有同学。班长是部队来的，是山东人，对人特别关心。其实有同学没有见过蚊帐，班长的关心也使有同学开了眼界。其实一个宿舍里的其他5人都有蚊帐，只是有同学对蚊帐的作用理解不深而已。
应该说，有同学做到了没有洋，更没有忘记爹和娘。
当时，有句讽刺某些大学生的话，叫“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不认爹娘是不可能的，但背离爹娘的观念意识、生活习惯却是很自然的，无可责备的。
有人从农村走进城市就选择了“忘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更多农家子弟身在城市，对故土“心有於而力不足”。
学弟学妹，报到时别嫌父母土。
大二学生发帖，“忏悔”自己曾嫌弃父母初次进城举止不当，并发出呼吁。
昨日，在重庆工商大学的校园BBS上，一位名叫向光会的大二学生在网上发出“忏悔书”：自己当初上大学的时候，嫌送自己进城的农村父亲说话、举止土气，现在想起来，真是愧疚！
这位学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帖子，向那些农村来的学弟学妹们提个醒：父母送你们上大学，他们大多都是第一次进大城市，说话做事难免有那么点“土气”，可做子女的千万别“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忏悔：责备父亲说错话
向光会以《没事了，写写父亲送我来重庆》为标题发出帖子，讲述了父亲送他来重庆上大学时所发生的事，忏悔自己不懂父亲心而发生的争吵。
向在帖子中说，去年他和父亲到学校时比较早，就在附近住了几天旅馆，期间，父亲操着不熟练的普通话与服务员交谈，遭到服务员的嘲笑。向光会觉得父亲很丢脸，责备父亲“你不会说普通话就别说！”。帖子写到这里，向光会说：之后，想起来都想痛揍自己一顿。
当向光会在学校安定好了后，父亲也要离开他去外地打工了。上午，两人准备去火车站买车票。因为买车票不知道路，父亲被人以带路为名骗了20元钱，还被人逼着买东西，当时向对父亲的“懦弱”很愤怒。在帖子的最后，向光会满怀内疚与感激的心情说：其实不是父亲怕惹事，他是怕惹事后影响孩子上学……
提醒：新生别嫌父母土
昨日，记者联系上这位发帖者向光会。小向是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与生物学院04级应用化学的学生。小向说，自己写这样一篇帖子，除了表达对父亲的感激外，也是为了提醒即将来报到的新生们，千万不要和父母在途中争吵，要不会很伤他们的心。
小向还特别提到，希望自己的学弟学妹们看到这篇帖子后，心中能够有所触动，做一个能让父母宽心、安心的懂事孩子，要学会理解父母，并能尊重、爱戴自己的父母。“我尤其向那些跟我一样出身农村的学弟学妹们提个醒，父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送我们来城市读书，他们自己往往都是第一次进大城市，说话做事难免会显得‘土气’，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所谓面子而伤父母的心……”
学子感言：我们曾经伤害父母
昨日，记者在重庆工商大学BBS上看到，向光会这篇帖子一出现，立即有数十名同学跟帖。“薄荷的天空”回帖：“心里酸酸的，想老爸了，每次和老爸吵嘴后都很后悔，我知道那个看起来很凶的老爸在和我争吵后都会很难过……”
四川外语学院新闻系大二的小王谈起父母送自己上大学时，也觉得十分愧疚：“去年考上了川外，父母非要送我去不可，帮我铺好床位后，就一直不走。我怕同学们笑话，就把他们‘赶’出了寝室，还不接他们的电话，春节回家后，才知道妈妈一直在医院做切割肿瘤手术，为了不影响我读书，他们隐瞒了实情。”小王拜托我们给今年所有的新生带句话：“千万不要与父母争吵，只有父母才是最疼爱自己的人！”
（转载《重庆青年报》）
2024年初，华中农业大学11名硕士、博士生举报导师黄某某，连续多日登上热搜，成功破圈。华中农业大学校方宣布，经过初步调查，黄某某涉嫌学术不端，已经对其停职。在学校官方网站上，也看不到黄某某的介绍。
尽管黄某某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对学生的指控进行了否认，并称自己三天没睡着觉，在忙着回复学生的指控，自己没有公开反驳，只是为了爱护学生。但是那100多页的举报PPT文件，可谓证据确凿，学
校调查组不难查清真相。
这一事件影响极大。在互联网上已经演变成“真诚的学生冒着风险捍卫学术理想”，是高校和学术界一场小小的“革命”。因为11名学生所举报的那些“事迹”，在有的高校和学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且也不是一两天。
黄某某叫兽为的是“钱”和“名”。一个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在为农业生产劳动服务吗？
相比较在文革中的农业学校如何。公社贫下中农最欢迎《土专家》。
转载：《从“土专家”的成长，看农业教育革命的方向》
《“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 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
靖江县革命委员会 靖江县大兴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1968年12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这篇材料生动地描写了农村人民公社里的贫下中农热爱“土专家”的情形和培养“土专家”的途径。贫下中农管理农业学校，加上各个人民公社都注意培养一批贫下中农们自己的“土专家”，贫下中农的子弟们就不会跑到城里上大学后就成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识爹和娘”了！
“土专家”是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开放出来的花朵，不少年青的“土专家”是贫下中农的好后代。这是江苏省靖江县大兴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对不脱产农业技术员的赞美称呼。
一九五八年，大兴人民公社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引下，全社各大队纷纷办起了红专学校。学员全部是土生土长，队来队去，他们学政治，学文化，拜贫下中农做老师，在田头做功课。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全公社二十个大队共培养出“土专家”一百五十多人，对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正当这支队伍蓬勃发展的时候，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了一整套信“洋”不信“土”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鼓吹“专家治农”，“大老粗”不懂科研的谬论，一刀砍掉全部红专学校，妄想把这支新生的农技队伍扼杀在摇篮之中，使茁壮成长的农业技术队伍遭到了摧残。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明确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主席的教导，为群众科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全公社闻风而动，从大队到生产队都设立了群众科学实验网。一时被修正主义路线整下去的“土专家”又重新活跃起来了。几年来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现在公社有社办农技站，大队有五到七人、生产队有三到五人的科研小组，全公社有八百多个农技员。这支科研大军，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迅速成长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变得更加坚强了。
农村人民公社里的贫下中农最欢迎“土专家”。
“土专家”大都是无限热爱毛主席，并有着丰富实践经验、有革命干劲的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经过几年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不加重群众负担，既是社员又是技术员，又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有不少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他们受到了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
“土专家”同农村人民公社里的贫下中农心连心。他们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种田为革命，一心为革命。
一九六五年夏天，七一大队松柏垡生产队的棉花刚出土不久，就遭到了虫害。在两三天内，有十三亩棉苗死去百分之七十。生产队的“土专家”看到集体经济受到损失，贫下中农辛勤培育的绿油油的棉苗成片死去，非常着急。“土专家”薛美芳急得哭了。为了找出病根，她和其他几个“土专家”一连几天蹲在受害的棉苗旁，象伺候生病的亲人一样，废寝忘食地观察虫害的情况，终于找到了危害棉苗的象鼻虫。
他们拿着捉到的象鼻虫请教县农技站和县农业局，想不到有的技术员却不以为然地说：“书本上没有讲到这种虫子”，“就是有这种虫子，也不会危害棉苗。” “土专家”听了这些没有一点贫下中农感情的“洋专家”的话，肺都气炸了，他们坚定地说：“我们自己搞，一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迅速扑灭虫害。”
救苗如救火。他们经过反复试验，用六六粉治虫、糖酸诱杀等方法，终于制服了虫害。公社立即进行了推广，使全公社二千五百多亩受害的棉苗都脱了险。老贫农顾炳生激动地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薛美芳他们就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土状元’。”
从两个农技站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群众爱的是“土专家”，厌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设备条件好的县农技站，有皮尺、喷雾器、天平等一大堆测验仪器。
一个是一无设备、二无“洋”本本的公社农技站。在分工上两个农技站各有不同。县站是敲锣卖糖，各管一行。管棉花的不管稻，管稻的不问棉花。人民公社农技站是样样管，行行抓，分工不分家。
县农技站的一些技术员，出门手里拿着一根尺，骑上一部脚踏车，到一个地方就是测测，算算。群众说他们脚踏车骑骑，解决不了多大问题。
公社农技站的“土专家”出门带的是毛泽东思想，搞的是三大革命，摆开两条泥腿子，深入田头，到一处就是学学、干干，动嘴又动手。
今年春天水稻育秧时，县农技站的人在田头指手划脚，提出这个规格，那个标准，夸夸其谈讲了一大套，就是不动手，贫下中农要他们做个样子，他们傻了眼，贫下中农说他们是“嘴上种田”。
人民公社“土专家”就不同，他们赤脚下田，同贫下中农一起干，秧田做得很合标准。贫下中农说：“‘土专家’说到做到，他们的话我们一听就懂，他们的学问，我们一学就会。‘土专家’最符合实际，最能解决问题。”
专区农科所的一些技术员也同样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一九六七年，这个农科所有两个技术员到七一大队搞点，当时，群众曾经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那知，他们一到，就是指手划脚，大路跑跑，田头转转，很少参加劳动。
在棉花开花结铃时，五一生产队有四十亩棉花田田底差，急需追肥。他们说，追了要疯长，不让追，而薛家生产队同样的田底和苗情，“土专家”根据往年实践经验，认为追上这次肥是保证棉花早熟迟衰产量高的关键，因而立即带领全队男男女女浇粪追肥。
结果，薛家生产队比五一生产队每亩增产皮棉三十五斤。贫下中农说：“大学生有名气，就是摸不到庄稼的脾气，照他们的方法种田，产量要降低。‘土专家’和我们是土对土，谈得拢，说在嘴上，做在手上，为我们做出了好样子。这样的‘土专家’我们就是欢迎。”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和提高“土专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大兴公社培养“土专家”的主要途径：
一是放手让“土专家”到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去，到阶级斗争的风浪中去，锻炼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大兴人民公社的贫下中农把提高“土专家”的无产阶级觉悟，帮助他们树立为革命种田、为革命研究农业科学的正确的政治观点，放在首要地位。
人民公社农技站的“土专家”朱玉芬刚离开学校参加生产时，捧着“洋本本”，死啃洋教条，结果越学越糊涂。
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上了十几年学，不要再捧洋本本了，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到劳动中去锻炼自己。”朱玉芬在贫下中农的帮助下，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自觉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成了县和专区群众科研战线上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刮起无政府主义妖风，煽动公社农技站的个别农技员离开工作岗位。朱玉芬同志一眼看穿了阶级敌人破坏生产的阴谋，勇敢地挑起了公社农技站的重担，积极指导全公社的农业科学实验，作出了很大贡献。
人民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又把朱玉芬同志放到对敌斗争第一线去，领导“老大难”单位的斗、批、改。贫下中农称赞这样的“土专家”说：“‘土专家’脸黑心红立场稳，技术大权掌得顶呱呱，这样的技术员才能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
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在生产斗争实践中不断提高“土专家”的技术水平。
人民公社农技站有三个同志，主要任务是到各大队搞点，帮助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交流推广。各大队、生产队农技员在每一个季节里，都专门研究几个当前生产中的课题。
去年跃进大队刘西生产队的几个“土专家”，对红萍如何越夏、冬保进行了研究，解决了“洋专家”不能解决的难题。公社立即组织“土专家”到刘西生产队取经，那里的“土专家”就是教师，其余农技员就是学生，河边就是课堂。全公社的“土专家”都学会了这个技术。
三是将外地的经验，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试验和推广。如搞山芋蒸汽育苗，刚开始，部分群众不相信。鞠家垡的“土专家”和县农技站几个技术员共同研究推广了蒸汽炉搞三床苗，既节约用煤，又不浪费劳力，全公社很快发展到四十二个蒸汽炉子。
中技毕业的技术员陈善德同志说：“实践最重要，象我们这些从旧学校出来的人，只有和有实践经验的‘土专家’结合在一起，才能作出一点贡献，否则将一事无成。”
四是让“土专家”学习必要的农业技术理论知识，使他们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再回来指导生产实践。公社农技站经常印发一些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科研材料，供“土专家”学习应用。
以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土专家”，由县农技站一些同贫下中农结合得比较好的技术员讲授农业理论知识。大兴公社采取各种培训方法，在四年中共举行田头现场会、讲用操作会三百五十多次，培养了一支思想、技术都过得硬的技术骨干力量。
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八年，有七个县到大兴公社请了三十八名“土专家”去帮助搞技术革新，深受各地广大群众的欢迎。
从“土专家”的成长，看农业教育革命的方向。
一、农业教育和农业技术大权就是要由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来掌。今后，农业院校要统统搬到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过去农业院校的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坑害了许多工农子弟。这个公社有一个学生，过去在家时样样都干，考上农学院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从脸黑心红的贫农儿子，变成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公子”。
贫下中农说：“考上了大学后，一年一读，就看不起在家种田的同学，二年一读，不认得父母，三年一读，私心通天。真是‘雾迷天放鸽子，有去无来’。”因此，只有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握农业教育大权，才能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才能培养出一大批又红又专的新型农业科技人员。
二、农业院校的招生对象，要从心红眼亮，脚踩污泥，手上有茧的“土专家”中挑选。贫下中农说：“这样的苗子选去学习，我们才称心，放心。”
教学内容要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要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要把“土专家”在第一线上遇到的实际问题带到学校里去研究，在理论上提高。到学校学一两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来。学生的毕业证书要由贫下中农考核发给。
三、原有的教师队伍，要进行彻底整顿，要由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贫下中农、“土专家”和同工农结合得好的知识分子组成。知识分子要走同工农结合的道路，分批下放劳动，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