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被玩完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都是旅居海外和两广侨乡的反满清人士成立的中兴会，同盟会。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后才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改名后的国民党内部分歧很多，更有中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军阀的分治，孙中山的国民党只能在中国南方即广州开展活动。孙中山根据中国当时的现状无法统一中国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国策。
当时两党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都有不同声音反对合併。但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联共容共政策的分歧，远比共产党内反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严重得多。
国民党内的骨干大都是旅居海外和两广侨乡的反满清人士。他们中的不少追随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拥护共和体制，崇尚民族独立，但在思想意思上却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竟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并将其写入国民党的党章内，激起了国民党内右派的愤怒和极力反对。
其中最有名的邓泽如, 18岁时去南洋谋生，后因开锡矿而发迹，接着成立当地有名的企业家。1907年邓泽如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挂罗庇朥埠分会长，开始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财政角色。他从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等地为孙中山筹款，并在1913年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刻，依然对他表现无限的忠诚，后来在1922年与陈炯明的决裂中也不惜与孙中山沆瀣一气。
孙中山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初期，在某种程度上还宽容国民党党员公开抨击苏联政府的言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人，公开向北洋政府情愿，要求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此消息传开，引起国民党人士的愤慨，如当时任广东大元帅府参议孙镜亚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
国民党官僚朱和中也批评上海的《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报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邓泽如则指示国民党的上海老党员深入调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不守党义事”。不久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的女婿得到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案及宣言”。
1923年6月18日，邓泽如在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上提出弹劾共产党的案，虽经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代理人廖仲恺，儿子廖承志曾任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夫人何香凝也是大陆红色政权的红人）的竭力阻扰，但几经修改还是提交立案。国民党党内对容共政策的分歧也趋于白热化。
但孙中山听取鲍罗廷的建议，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在鲍罗廷的影响下，虽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讨论，弹劾共产党的案依然不了了之。作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之一的邓泽如等11人，把国民党的容共政策视作一团象征中国未来凶兆的漆黑乌云，决定直接上书孙中山。请愿书极为深谋远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借国民党之躯壳， 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隐阴谋”。尽管上书中，邓泽如对孙中山留足余地和面子，只是把矛头直指鲍罗廷和陈独秀身上，国民党的反共从此走上不归路。
次年，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有一个更勇敢的辛亥革命元老，以民族大义直接对点名孙中山，指控其容共恶政的。他就是冯自由。冯自由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华侨家庭，作为最幼的成员，14岁时就参加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兴中会分会。1905年成为同盟会最早的骨干成员，并出任香港同盟会会长。此后，直接参与筹划和指挥西南各省历次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自由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后，冯自由等五十余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会，反对国共合作。
李大钊，鲍罗廷将这一“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的举动报告孙中山，要求严惩冯自由等四名为首分子。孙立即在大元帅府召集冯自由等，声色俱厉地训斥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理应开除党籍及枪毙”。最后，冯自由受到严惩，被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开除党籍。
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继对孙中山开除冯自由大为不满，要求孙同时开除自己的党籍。同时与孙中山发生激烈的争执，最后孙中山说，“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否则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张继无奈地抱怨说，“总理自己发红，就不退，余已不忍多辩”。不过张继的反共立场从未停歇，后来成了西山会议派的骨干。
尽管遭到孙中山严厉指责，冯自由继续反对国民党的容共政策，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5月中旬，冯自由从北京来到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宣言称：“吾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不相侔”，反对“强效苏俄”。终于为鲍罗廷和国民党的左派所不容，被开除出党。从此，这位最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即退离政治舞台，著书立传，其中有价值的是他的《革命逸史》。
就是这群没有道德底线的在孙中山逝世后颠倒黑白背离了孙中山的理念，国民党开始了百多年的反共经历。
当时国民党的另一个关键人物，蒋介石。不但反共，还屠杀共产党，围剿追杀共产党几十年。特别是蒋介石私人日记和苏联档案解密后，史学家开始详尽地了解对他在4.12事件前的表现。早在《孙越宣言》发表后，蒋介石同样对苏俄评价当面是有嘉，背后捅刀子：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在其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 “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以骗取苏俄援助金钱武器，达到目的后就破口大骂背信取义之小人。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遣蒋介石，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罗斯临时政府的苏联学习建立革命军队的经验。经3个多月的访问后归国，彻底扭转了蒋介石先前对这个共产国家的看法。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写道，“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蒋介石并向孙中山汇报此行的收获，形容苏联共产党的可怕程度，并直言绝不可信任。然而孙中山依然不改变其容共的初衷。与邓泽如和冯自由等辛亥革命元老赤诚的人品不同，蒋介石虽然亲临地狱般的苏维埃国家，开始一改初衷，彻底觉醒，发自内心的反共和憎恨俄苏联特务鲍罗廷，但他却是一个城府深，权力欲之旺盛，不亚于孙中山的政治人物。蒋介石不仅没有空开与党内同仁反对容共的政策，却继续当他黄埔军校的校长，通过苏联的武器和教官逐步把国民党的武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元老中的右翼从未停歇把共产党和鲍罗廷驱逐出去的努力。1925年11月23日，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伦等10余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历史上，这些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最后一致达成决议：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同时还解除苏联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等决议。尤其是会议最后向全党警示：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赤色矣”。
一个多月以后，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操纵下，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会议中，蒋介石不但没有支持西山会议派，反而参与通过了一个《弹劾西山会议派之修正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中共党员7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中共党员也有7人。中共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毛泽东分别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部，农民部，和宣传部等要害部门。
据最新考证，外事部部长彭泽民也是中共党员。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很明显，不同与孙中山的无知，蒋介石是放弃原则，明知故犯，不惜民族安危，借助魔鬼养痈成患,以实现其个人的权欲。为此蒋介石因丧失起码的政治道德底线，即在23年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被共产党赶出了中国大陆，只能盘踞在台湾度过余生。这是反共的结局。
鲍罗廷的心腹有两人，党政方面是汪精卫，军队的代表即是蒋介石。1925年的下半年，陈炯明的势力依然威胁国民党政府，盘踞在距广州东面仅150公里的惠州，同时任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许崇智的奥军部下也在暗中串通陈炯明（对于孙中山的态度，军阀虽非铁板一块，但他们与共产主义的势不两立是毫无疑问的），为此蒋介石带领黄埔师生先下手为强，同年8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卸下许部三个整旅的武装，逮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并把他流放出广州。在鲍罗廷和共产党的支持下，蒋介石向惠州的陈炯明发动围剿。11月4日，周恩来率东征军第1师一部及总政治部人员进驻汕头，同年11月7日，东征军第2纵队第11师在陈济棠的带领下克复陈炯明叛军占据的最后一个城市饶平。这一天，正值苏联十月革命八周年。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随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并发表了《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席间，他还高呼“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以庆祝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歼灭陈炯明的胜利让蒋介石正式亮相于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不过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今后的交往中，切身体验到他的一些心眼，在毛泽东面前实在是班门弄斧！
蒋介石既非北洋出身，也非辛亥元老，纯属名不见经传的乱世之辈。但经潜心钻营，左右投缘，全歼陈炯明后，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可谓万事俱备，准备北伐以完成孙中山夺取中国的统治权。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亲自参与下，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内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北伐。无疑共产党和苏俄的支持是北伐胜利关键的因素。但北伐至上海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共产党。容不下共产党，迫使共产党另起炉灶。
蒋介石的国民党到了台湾岛上，改不了屠杀的习性，在1947年2月28日对台湾本土人进行屠杀。一直不停地反共和反攻大陆搞间谋特务黑社会的破坏活动。直至蒋介石死去在海岛上。这是反共的结果。
蒋介石儿子上台接班干了几年，被日奸李登辉篡权差一点致国民党于灭亡解散。后起民进党上台弄了八年。陈水扁太贪，给了国民党一次机会。想不到总想两面讨好的娘娘腔马英九靠骗弄大陆走资派搞《惠台政策》在经济上收获不少。但也失去了执政地位。
十二年或更长时间没法执政的国民党，在台湾岛内第三政党己形成之后，要想再执政，恐怕有些难。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被玩完。
邓小平等走资派们在各种公开场合开口闭口说"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 对文革一会儿说"出发点是好的, 一会儿又全盘否定。篡改丑化文革是"一场浩窃"、"一场动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肆意诋毁与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行采取放纵的态度。
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甚嚣尘上。后来因"卖狗肉挂羊头"要露出真相时, 邓小平又玩弄起惯用的两面派手法, 一方面发表了所谓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狂犬"不改革就下台换人"、改革的步子要快要大"。等老百姓醒悟时为时巳晚，到时资本家阶级形成要变也难。这就是邓小平玩弄的历史虚无主义, 这个祸根不除以至到今天就更难除。后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性发展，是以此为起点的。以至到了都是些"共产党"体制内的人在共公平台公开扬合明眉张胆丑化抹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英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工人、农民。
这里不讲别的就说文革的人口流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共八次，百万红卫兵。经济上：百万红卫兵的交通，住宿，吃饭全免费。组织上：红卫兵由各学校选出代表去参加上天安门受毛主席接见，学校领导老师没有参与决定谁去做学生代表。全国各地百万红卫兵进北京，没有大批警察，没有保安，没有特警，没有城管。只有少数解放军战士代表也是去参加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红卫兵们都自觉遵守各项纪律。天安门广场上没有乱扔任何垃圾杂活。这种情境就如同如今的毛泽东故乡韶山的毛泽东广场上参加的人民，自觉遵守各项纪律。这就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民，不管是当年的红卫兵，还是今天的工农兵都有高尚的人品。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穿上绿军装，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将红卫兵的袖章戴到毛主席的左臂上，毛主席默认了自己是红卫兵的总司令。林彪臂戴着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变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对各地红卫兵来到北京表示热烈欢迎，肯定了全国“大串联”的行动，号召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可以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全国各大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的盛大活动。北京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除“四旧”，掀起了浩浩荡荡的破“四旧”高潮。破“四旧”过程中，打人抄家之风迅速风行起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公然鼓动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这给红卫兵运动加了一把火。
不久，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在全国放映，红卫兵运动愈演愈烈。
8月22日，中央转发了公安部《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受鼓动的红卫兵胆子更大了，到处揪斗走烫派。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8月23日以后，全国各大城市红卫兵仿效北京的做法，纷纷走上街头，大破“四旧”。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北至哈尔滨，南到广州，东起上海，西至乌鲁木齐，几乎所有省会城市和相当多数的中等城市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现在人们眼光不同了，你有机会拿而不拿，人家不但不会对你肃然起敬，反而会笑你‘不中用’。”对于这样的“指摘”，我感慨万千，也只好以玩笑的口气回答：“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也会守身如玉，坐怀不乱，金银财宝总不能比人格和尊严还贵重吧！”
人们从一些文艺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是：一群身着黄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土匪”式的红卫兵挥舞着拳头，雨点般地砸向受难者。这样看待红卫兵是很不公正的。那些作者，如果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尚可谅解；如果参加了文革，就是不讲作家的良心。
一位当年的红卫兵说得好：我们的青春付过血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它才无比绚丽多彩，充满生命的启示。今天的青年可以体会激烈竞争中的兴奋，可以体会爱情的融融温暖，却难以体会那种广阔深远的意境以及内心难以遏制的冲动和豪迈
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我们侨中的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参加了1966年的国庆观礼，那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侨中很多红卫兵就坐不住了，大家都恨不得马上就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检阅。我派人到海口市文革办公室请示，被批准后就着手安排上北京的事。
1966年9月18日，我带领侨中115名红卫兵代表，从海口秀英码头乘船出发，开始了北京之行。
1966年国庆节那天，北京晴空万里，天高云淡，令人心旷神怡。我按照工作人员的安排，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登上观礼台西一台，我按观礼票的次序找到了位置。这时我发现，在我身旁的是位慈祥的母亲。她就是张思德的母亲。张思德是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里所说的那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工作的模范。我身旁还有一位穿着海军军装，胸前佩戴着一排排勋章的人物，原来他就是“八·六”海战中的传奇式的英雄麦贤得。麦贤得是解放后涌现出来的全国战斗英雄。在庆典开始之前，我不停地与英雄、英雄的母亲亲切交谈，向他们问候，向他们表示敬意。
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镇压群众。于是，全国立即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侨中的校园很大，有500多亩。为了让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学校边缘的空地上办起了学校小农场，有一口鱼塘，小茅屋是看管农场的工友住的。文革开始后，农场也荒废了。这里远离教学区和宿舍区，很少会有人到这里来，所以相当清净，确实是避难的好地方。住在这里，我想起了当年列宁在革命低潮时，曾经在芬兰乡间的小木屋居住，过了一段清净安定的日子，我现在的情形，也有一点那种味道。在那段日子里，我静下心来反复学习《十六条》，学习毛主席著作，还看了很多文革的资料、传单。我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自“文革”开始以来所经历过的事情。
伟大的先贤孟子曾说过一段至理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现在的困境不正是对我的一次很好的考验和磨练吗？想到这些，我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
各个学校的“校文革”陆续被砸以后，同学们纷纷走出学校，走上社会，组织起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那时，海口的“总部”、“司令部”、“兵团”、“战斗队”等等多到满大街都是，“团长”、“总长”、“司令”等随处可见，比经济大潮时的“公司”、“集团”、“会社”，“总裁”、“董事”、“老板”还要多得多。
不同的是办公司、建集团要登记、注册，要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而红卫兵的组织不需要谁来批准，只要想干就独树旗帜，自立门派。整个海口山头林立，遍地“总部”。那时候，当头头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你只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凝聚力，敢出面、敢带头，能够聚拢起一帮人，拉起一支队伍，树一面革命的旗帜，叫一个响亮的名字，发一份火爆的宣言，占一处栖身的住所，再置办一些写大字报、印传单、刷标语的必要家当就成了。各个“总部”各行其是，同学们各随其主。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在社会动荡时期总会有人振臂高呼，揭竿而起，树旗帜，立山头，当一回王者，在江湖中闯荡一番。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里是对头头的绝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是对强权的不自觉的依附。当时势力较大、较出名的组织有：“红总”（海南教师进修学校谢××当头）、“红海司”（侨中何××当头）、“海口三司”（侨中李××当头）、“小联司”（一中王××当头）、“516兵团”（侨中陈××当头）、“红东三司”（海中辜××当头）、“海大总”（海口劳大林××当头）。后来，工人、干部队伍中也相继产生不少群众组织。
铁杆保皇 人性至上 围绕当权派，或斗或保，磨擦出火花，这是第四幕《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什么是当权派？顾名思义，带“长”字的是当权派，各单位的领导是当权派。
1966年11月，上海造反派冲击上海市委大楼，造上海市委的反。该矛头直指陈丕显（中共华东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魏文伯（上海市委书记）。这时，全国各省、市造反派都起来造本地区、本部门领导的反，将他们一律称为走资派。有些省市的造反派在大街上刷出了“烈火猛烧省市委，万炮齐轰走资派”的大标语。一些造反派还在本地区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门前贴上对联标语：“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一帮混蛋”。
1967年1月，上海市造反派夺了市委、市政府的权，《人民日报》大肆宣扬，称之为“一月风暴”。风暴很快刮遍全国，也刮到了海南海口。
1月23日，海口市一些造反派组织冲进海口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宣布夺权。被夺了权的当权派面临的是造反派的随意批斗，甚至是随意打骂，有的还面临生命危险。
文攻武斗 动而不乱 争权较量，日趋白炽，不择手段，全国大乱，这是第五幕
1967年初，当造反派夺了各省市、各地区、各部门的党政大权以后，毛主席作出了英明的决策，派解放军对地方实行军事管制，以防地方的党政大权被一小撮坏人篡夺。海南、海口两级党政机关被夺权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开始对地方实行了军管，开展“三支”、“两军”工作（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1967年7、8月间，全国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千变万化，超出了常理，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一时间，烽烟弥漫，杀声四起，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许多地方出现了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枪支的情况。
7月20日，九省通衢的武汉爆发了“7· 20”事件，对立的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8月4日，上海“工总司”向“联司”发起了武力进攻。
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武斗事件。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提倡：“要文斗，不要武斗”，极力遏止汹涌澎湃的武斗浪潮。但武斗的列车长时间难以刹车。
1968年初，尽管权力较量已初见分晓，但全国各省市、各地区，派别之间仍然争斗不休。面对混乱局面，中央决定：组织全国各省市、各地区群众组织负责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自斗私批修，促成革命大联合。于是，我再次赴京。
1968年初的一天，周总理派出总理专机，从北京直飞海口，接我们去北京。海口三大派各群众组织头头约40人左右参加那个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还有海南军区司令、政委，各市、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以及海南驻军其他领导。
赴京那天，由于派别之间你死我活的对立情绪所致，从总部到海口机场几公里的路程，却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那是因为复杂的原因，导致我们几经改变从总部到机场的路线。结果，当天晚上才飞到北京，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接见我们。一开始他就狠批一顿：“周总理派专机到海南接你们，还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你们才来，简直比当年‘三顾茅庐’还要难！你们是怎么搞的？”接着，学习班办公室通知说江青请我们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当时的北京已经进入寒冬，下雪了，但我的心里却一直是热乎乎的。1966年才到北京，登上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时隔一年多，今天又到北京参加学习班，还坐上总理专机，这一切对这个农村出身的穷孩子，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国语演唱悲惨世界中的【听听人民的呐喊】。可听见人民在呐喊：看看人间的苦难，可听见人民在呐喊？再不愿忍受剥削的人们，必将这世道来推翻。
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带来真理火种，中国近代以来的苦难与辉煌，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从积贫积弱到新中国成立、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历史征程。离不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那一代的中国人民。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及共产党信仰的坚守、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有力以及那时代中国人民群众的力量。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带来真理的火种。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一败再败。从晚清到民国，国已不国。当时的中国，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自由主义和思潮层出不穷，孙中山的资本主义的道路没有能够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科学救国，商业救国，洋奴卖国、维新改国等通通没能改变旧中国的命运。直到前苏联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旧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身处黑暗中的旧中国带来了真理的火种。
最终，中国的历史和当时旧中国的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团结中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实践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社会民主发展的理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走上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华民族实现了人民解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走社会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正是在这种信仰的感召下，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才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新中国领导的核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从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再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有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救亡图存。但当时的旧中国依旧风雨飘摇，难改积贫积弱的状况。
历史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农民阶级、又或者是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这些领导力量都无法带领当时的旧中国人民走出黑暗，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唯有诞生于1921年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条小船上的中国共产党做到了！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离不开毛泽东的信仰坚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先进性所决定的，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所造就的。
在《北京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在向热河逃跑时，却不忘记喝鹿血，甚至还想带上自己养的一百多只鹿。慈禧太后明明早已意识到了海防对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性，却还是一意孤行斥巨资修建颐和园，不惜挪用海军军费。
利益决定立场，封建的统治阶级本身的属性就无可避免地导致了这具有戏剧性的矛盾。再看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人民群众用质朴的语言道出了我党的为民本色。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言：“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人民”是永恒的主旋律，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
正是因为有了毫不利己、一心为民的共产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征程上才有了主心骨。无论是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还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都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指引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伟大的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古往今来，人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的历史。在革命战争年代，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火红的毛泽东社会主义的建设年代，也是全中国人民用双手和汗水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伟大成就。时代在不断向前进，人民始终是共产党的力量源泉。
《文革》时代从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下学期，大中学校停课闹革命约一年多后，即进入斗、批、改阶段。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即开始《复课》后进行教育改革。全国各行各业《抓革命促生产》，如同人民公社大跃进时代全国的工人农民，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都轰轰烈烈参与其中的各种生产劳动中去。除了少数的走资派右派分子阴阳怪气说些风谅话外，全国的劳动人民平民百姓没有躺平的，没有内卷的，没有失业的，没有无所事事患精神抑郁病的。
这里不讲《文革》时代在各行各业所取得的成就。单说《生孩子》之事。《文革》时代六六年到七六年十年间，从七万万中国人到九万万中国人。《生孩子》二个亿。当然，在这二个亿中，及之后生出来的孩子们中，有一些在日后不断地跟着走资派邓小平们《唧唧歪歪》地骂文革，怨文革。这些《唧唧歪歪》的不知几斤几两，听了走资派右派分子的改开后的恶意宣传，也跟着起哄抹黑文革。怪不得改革开放后走资派们的极端计划生育灭了不少骂人的伙。更怪不得邓小平八九六四要开枪镇压了。如同蒋介石不顺我者必殊之。
走资派邓小平骂《文革》为十年浩劫，可是“浩劫"的年代又如何将中国人口增加了两亿的中国人的? 对照如今的人口出生率降低以来，甚至走资派的走狗右派南方系的媒体也开始批文革了。因此，从改革开放初一直恶骂的“错批一个马寅初多生三个亿是毛泽东错误”的论调这几年销声匿迹了。转而走资派右派牛鬼蛇神们专职骂文革是动乱和浩劫。“动乱和浩劫“时代的人们还有精力和物力生养孩子？如今中国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
备受瞩目的中国人口生育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养得起娃吗？一个孩子就“压力山大”，不能再生了。谁来帮看娃？生下孩子没人照看，是很多年轻夫妻共同的焦虑。“保姆不断要求涨工资，一路涨到一月6000元。没有了公共集体的社会福利，一切私有化产业化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优胜劣汰，底层穷人就被淘汰之例了还敢生孩子养孩子吗？《文革》和《改革》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不去辩解文革是不是动乱和浩劫，先来看看1956年至1976年中国人口的变动情况：数据表明：1956年人口62780万，1966年人口74206万，1976年人口93267万。1957～1959批了马寅初，取中间的1958年吧，人口65346万。粗略估算，1976较1958多了近3亿。上述数据除1959至1961有分歧外(如出生率下降以及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人口外流)，这表格的数据总体正确。尤其1966至1976这一段应无分歧，如果分歧了，过去他们怎么利用这个数据批判“多生三个亿”呢?这里关注文革期间，事实上，根据这表格1976比1966多了1.9个亿，为叙述方便就说2亿了。
有鬼常常哭诉的“文革时北京经常有人吃不饱”，不防以此为起点展开分析：吃不饱?有可能。但是十年浩劫使你吃不饱吗?不是，只能说“十年间人口增加23%有时可能使你吃不饱”了。难道不是吗?假设十年浩劫期间农业没有增产而人口增加20%以上，粮食的确是大问题了。只是这问题并非是文革的问题，而是人口增加的问题。再者，“吃不饱”是很二的说法，饥饿问题在任何时代都存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存在，比如现在，你哪一天没饿过?不饿还吃饭干嘛?记得我初中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可每到上午第四节肚子都饿的唧哩咕噜。
饿不是标准，“吃不饱”也不是标准，大胖子还饿呢。科学的标准是体重，即当时社会的平均体重。文革时的确少有大胖子，但也没谁饿的骨瘦如柴风一吹就倒了。“瘦猴儿”有一些，“瘦猴儿”现在也有，“瘦猴儿”一般是顽皮的角色，否则怎么“猴儿”?活动多，消耗多，但也比较健康，与非洲难民完全不同。中国人民文革时期的平均体重很低吗?没有。看看那个时候的照片，一个个精精神神匀匀称称的，似乎比现在的臃肿肥胖还健康呢，健身房的帅哥美女的目标都挺文革的。
《动物世界》是我喜欢的一类节目，英美纪录片告诉我们，大凡某个物种数量剧增，其原因无一例外是食物充盈。食物环境不变，则物种的数量也保持不变，除非由于瘟疫爆发或天敌剧增。人类社会同样如此，原始社会自然界变化不大，原始人生产方式变化不大，原始人数量变化也不大。农业来了，人口增加了。工业来了，人口增加了。有时产业没有变化，但社会长期安定团结详和，人口也会增加，如中国的康乾盛世(在康熙六十一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乾隆五十五年突破三亿)用70年时间增加两个亿人口。康乾以后也有增长，但速度降下来了。
文革十年中国人口增加2个亿! 什么概念? 非经济大繁荣不能支撑! 历史规律告诉我们，只有经济繁荣，人口才会快速增长。
事实上我不大喜欢人多，但没办法，实际情况的确是人多力量大。基因学也讲，强大的雄性愿意并且能够留下更多的后代。子孙兴旺是强大的特征。皇帝为什么三宫六院?
即便现在，也是富人能够多生孩子。否则你也养不起。当然，这种理论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毕竟地球资源有限，人类太多会压垮地球。
这是现代出现的新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仍然是人口象征繁荣。人口多有负面后果，但也有正面好处，市场大，列强不敢欺凌。现代社会不能象殖民主义一样肆意猎杀生命，中国人口这么多，即使列强能打败，也要考虑怎么统治，就不敢占领了。
70年代初中国已经开始宣传计划生育了，如果没有这宣传，再多生1000万也没问题，刚才有1.9亿，现在合理地补到2亿，严谨了。
一方面，现在南方系媒体大骂文革“十年浩劫”，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在“浩劫”期间增加两个亿。这浩劫怎么劫的?怎么把人口劫多了?谁是谎言，不证自明。
更有趣儿的是大骂浩劫的那帮反文革分子，他们的年纪大约都出身在文革之后吧。小了不懂，大了没兴趣。这帮反文革分子其老子一般生在文革期间。较大的大约自身生在文革期间。如果真的浩劫，你或者你老子早已经被劫了，哪里还有你生出来唧唧歪歪?
看看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最严厉的阶段，那可真是大刀阔斧啊，你要生二胎不是?直接绑了去卫生所结扎! 你已经生二胎了不是，罚款! 扒你们家房子! 没钱交罚款，就派土匪一样到家里来抢拿捎值钱一点的家具或是别的，这是真实的历史。如果你遇到这样的历史，你很可能被劫了。
当然，不能说改革是浩劫，走资派当政，批评不得。只用客观事实说明一点即：《文革》十年期间中国人口增加了2亿，速度空前绝后。是否浩劫各自判断吧。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制度体系和中国乡村社会的存在方式。当年毛泽东极力“推广”人民公社并将它设计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凝结着他对中同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这种诉求在于，通过全新的制度安排，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统筹农、林、牧、副、渔，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寻求一条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又能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自己的农村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农村人民公社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是把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
1958年，当一些农村在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中自发合并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寄予承载中国农村发展前景的厚望：几十年之后，我国的乡村将有许多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公社的设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农场”只意味着一种纯农组织，而人民公社要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俱全。
农村人民公社凝结着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承载了毛泽东深远的期望，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在它存续的二十余年当中，支援了工业化建设，促进了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了广大农村对医疗卫生保障和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战略设想与战术实现之间的配置等问题，毛泽东在推广农村人民公社时所赋予它的价值诉求没能充分显现出来，但却为今天的农村发展道路留下许多令人深思的空间。
人民公社解体、利益联结机制消失后的这些年来，农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块承包，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小生产单位，责任到户，形成了碎片状的“井田”或“西瓜田”，农户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
一方面，由于生产单位小，每家每户独立核算，生产分配完全自主并各自为政，从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同一地区相互分立的农户在生产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质同构，因而在出售农产品时常常相互竞争，这就加剧了利益的冲突。
并且，单个农户在购买生产资料时，交易成本高，还因势单力薄的弱谈判地位常常受中间商的欺诈和盘剥。这些既是农户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也加剧这种碎片化程度。
由于农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导致了当下一系列的“三农”问题。
其中最突出是农村公共设施失于维护和公共事业建设难的问题。以水利为例，贺雪峰对其家乡湖北荆门5个村的调查材料显示：自1958年开始，历时8年，调集4县10万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库，最高可以灌溉200万亩以上农田，5个村的几乎所有农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现在该水库灌溉能力不足百万亩，这5个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漳河水了。”另外还有一个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万亩农田的新贺泵站，曾经为其中4个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长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毁，可灌溉耕地不足千亩。
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在农民利益分立的情况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设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剧”而无人问津。每一块农田对水的渴望并不能自然带来建设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庞大水利工程设施，也因与利益碎片化的农户组织生产之方式有冲突而得不到维护，即水利的维护和兴建失去了组织支撑。
水利设施建设如此，其他公共事业（如村庄道路、供电、初级教育、初级医疗等）也类似。山林也同样存在因划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于保护甚至毁林开荒等问题。
农户利益碎片化已成为当下农民增收的制约瓶颈。无论是购买生产资料还是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个体农民并不具有市场的溢价能力与筹码，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劳动成果价值的实现。
同时，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更无力与资本抗衡。最为明显的是单个农户与投资者的信息极度不对称，无法判断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难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林地的经营权流转情况更不容乐观。
例如广东某县山地使用权的流转期限为30年，第一个十年，每亩山地农民得到6元，第二个十年得8元，第三个十年得10元。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专业种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亩仅为1-2元。再者，农民进行集体劳动的体制性条件已不存在，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开发的产业几乎成为不可能。
当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的纯农劳作无法满足基本生计的时候，只能离乡背井进城打工寻找出路，这实际上是许多农民抛地并恶性循环的起点。
由农户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种种问题，彰显了组织起来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必要和迫切。然而，集体经济瓦解后，集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使得不少人“谈合色变”。
今日农村，虽然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工商业，但在农业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不能组织起来，而致他们无法改善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成为当今不少农村破败不堪的一个重要原因。
走资派邓小平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可能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一家一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两岸关系变成“没有关系”。台湾观察人士都认为，这项措施再次突显了陆方在对台政策上，绕过了民进党政府。
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的许许多多《惠台政策》中宣布的措施，被台湾执政党指是尝试拉拢台湾民众，但这可能只是大陆政府的一厢情愿。
“我去大陆工作，不代表我不爱台湾” 台湾人如是说。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对台软策略是否见成效？四十多年来被验证是无效的。
中国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国台办宣布，台湾居民到大陆工作，不需要再办理专门的“台港澳人员就业证”，简化了台湾人到大陆工作的程序，被视为大陆拉拢台湾人的最新举措。
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这项措施将逐步为台湾居民在学习、就业、创业和生活上，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而台籍工人失业时也可在当地按规定进行失业登记，享受公共就业服务。
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说，这项措施可能会吸引更多台湾年轻人前往大陆工作。但台湾执政党说，造成台湾人才流失，台湾陆委会表明会强化台湾“留才机制”，反制陆方。
有在北京工作的台湾人接受BBC中文采访时表示，到大陆工作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遇，但这只是中短期的个人考量，不会轻易改变自己对台湾的认同感，或是变得支持大陆的想法。
多名台湾学者对BBC中文表示，台湾这项新措施可被视为“惠台31条”的延伸，是大陆“统战的软策略”之一，统战层面从透过行业，延伸到从个人入手。而此项措施是由大陆单方面宣布，亦突显大陆目前绕过台湾当局的对台政策，对台湾以至两岸关系也不一定是好事。
游走两岸之间的“脱台者”，台海两岸唇枪舌剑避免选边站队，有无可能？台湾民众怎么看？
过去，台湾居民如欲赴台工作，需要花几个月办理证件，提供体检、暂住证、在职证明等资料，去申请就业证，这样增加了大陆企业雇用台湾人的成本，亦会因此引发一些劳资问题，所以台商一直倡议希望取消就业证。
24岁的台湾人Q小姐（受访者要求化名），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后到英国进修，之后从事翻译工作，但她坦言，台湾的市场容纳不到这么多翻译员，而且北京薪水也比台湾好，所以她到北京寻找工作。
不过，过程并不是这么顺利，她在今年3月找到第一份工作，公司不愿意帮她申请就业证，但没有就业证则没有保障，所以她辞工去找另外一份工作。
这家新公司愿意协助她申请就业证，但过程波折重重，流程十分繁复，花了3至4个月才办到就业证。她认为如果台籍劳工不用申请就业证，对大陆的小公司会有很大的帮助，而对台籍员工也好有处，因为她听说，一些大陆企业，会以要申请就业证为由，压低台湾员工的薪水。
在北京工作的Ｑ小姐不认为自己在大陆工作会被同化，或是变得十分支持大陆。“我还是很相信台湾的自由与开放。”
她坦言到北京前已做好准备，购买价钱较高的VPN来“翻墙”上网。她说自己经常用社交媒体，看网飞（Netflix），和收听BBC的节目，“不能接受没有这些东西的生活，如果没有的话，生活好像少了一部分”。
她目前没有经历过完全不能“翻墙”的日子，但如果真的这样，她说：“那就完了，那就只能发朋友圈了，希望那天不要来，否则真的会崩溃。”
“在台湾，我们这一代人是天然独，我觉得台湾就是台湾，但我在这边避免讨论这个问题，不想惹上麻烦，我觉得我仍然非常爱我的家乡、非常爱台湾，”她说，“我一直希望有一天，等我更有能力时，我还是希望回到台湾，或是为台湾做特别的事情。”
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此次宣布的措施被指是尝试拉拢台湾民众，但这可能只是大陆的一厢情愿。
美国华府台美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陈以信对BBC中文说，大陆的所谓“惠台”政策，不能够有效地拉拢民心，因为他们是从统治者阶层，由上而下地猜度民意，欠缺一种客观科学的工具。
“大陆提到民心时，只是统治者自己的想象，缺乏事实基础，”他说，“北京当局或许看到愈来愈多台湾人到大陆就心满意足，但结果就是愈来愈多台湾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愈了解大陆，愈讨厌大陆，这是大陆对台政策上最大的一个盲点。”
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接受BBC中文采访时，用“面包”与“爱情”来比喻台湾人到大陆工作的考量。一方面，大陆提供更多的“面包”去吸引台湾人去大陆，但台湾民主自由的“爱情”或许能令台湾人放弃这个“威权制度”的面包。
他举例，大陆学府尝试邀请台湾年轻学者到大陆工作，台湾学者一般会要求比台湾高很多的待遇条件，因为他们留在台湾，本来可以享受自由的学术环境──这是钱买不到的事情。
他对记者说，近年香港想移民到台湾的人数上升，并非因为台湾“面包不是特别大”，但是因为中国因素下，香港人受到台湾自由民主的土壤吸引，台湾人应该珍惜自己这种软实力。
不过，持续的人才流向大陆，也为台湾当局所警惕。台湾陆委会认为，陆方不断出招吸引台方的技术人才是有“政治意图”，台湾政府会持续强化台湾留才机制，反制陆方。
Ｑ小姐表示，台湾人才流失不单是流向大陆，很多台湾人也去欧美、日本工作，她指整个社会氛围，让年轻人看不到前境、看不出台湾公司会善待员工。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认为，台湾政府确实要考虑如何吸引台湾年轻人留在台湾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面临工时过长、薪资结构低迷的问题。
“改善台湾投资环境，让年轻人留在台湾，不单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家乡，也是一个有希望的环境，这个很重要，”张说。
他认为，政府要向前往大陆工作的台湾民众解释，在大陆投资工作的风险。
淡江大学学者黄兆年认为，台湾必须思考如何把自己的产业与就业机会做好，他认为台湾当局推出的5+2产业创新计划，也是考虑把台湾的产业结构转型。
前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认为，台湾人才流失是民进党政府的责任，因为政府无法促进经济自由化、国际化，而民进党尝试推动把大陆排除在外的经济自由化，也不容易成功，就算现在强调要强化留才机制，也只是很表面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民进党政府提出的产业转型计划成效有多少？仍然有待观察。
目前到底有多少台湾人在大陆工作？BBC中文无法取得官方数字，但一些保守估计，单是上海便有约50万名台湾商人、台籍干部及其眷属。而根据陆委会资料，2004年至2017年间，共有567名台湾人因为在大陆设有户籍或领用大陆护照而丧失台湾人身份。
两岸关系变成“没有关系”。台湾观察人士都认为，这项措施再次突显了陆方在对台政策上，绕过了民进党政府。
近期一连串两岸事件中，已经看出两地关系每况愈下。大陆对台政策“硬的更硬”，例如强迫公司把台湾“正名”成“中国台湾”，不能称呼台湾为“国家”等等；又因为台湾发起奥运正名活动，东亚奥委会取消台中主办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在金门通建通水事件中，陆方“温情喊话”，台湾则是“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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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民进党中国事务副主任的张宇韶认为，陆方已从过去的代理人模式，变成“直营、直销”的方法，不理会民进党的公权力，会对台湾造成影响。
淡江大学学者黄兆年认同，大陆绕过台湾当局推行两岸政策，对台湾不是好事，最理想的状态是，台湾和大陆恢复官方沟通，但别无选择之下，台湾对外可以做的是，与价值相符的盟友与国际，谋求安全、经济上的合作，作出势力的平衡。
前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认为，现在两岸关系变成了“没有关系”，大陆单方地处理两岸关系，不与台湾当局协议，就没有所谓的“互惠条件”，这会令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失去能动性和原本有效的政策工具。
他认为，台湾政府不需就两岸每次事件都有反制动作，有时候会适得其反，例如在M503航路事件以及航空公司把台湾改名的事件，台湾当局尝试从减少航班或是不准个别公司停靠空桥等方式应对，最终苦了台湾人和到台湾的旅客、商人。
“如果我是大陆当局，恨不得台湾就这么笨，大陆不民主才会这样做，台湾这么民主还这么搞，是一种倒退，”他说。
他认为，当局应避免提出错误的反制动作，在这次事件中，应思考把自己的经济做好，增加自身产业的实力，增加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吸引台湾年轻人留在台湾。
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假冒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强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走资派，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占有方式，从而消灭现存的全部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 在毛泽东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带领全国工农大众，经过22年人民革命战争，牺牲了两千多万革命烈士，取得了伟大而彻底的胜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成了社会的主人，经过20多年的建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建成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时生活水平虽不高，但是广大人民过着“夜不闭户，路无拾遗”，心情舒畅，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幸福生活。
但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他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防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邓小平走资派就是要否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建起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首先废除了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又说：“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在“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将对农业改革的经验搬到城市工商业和其它行业，实行个人承包制，包赢不包亏，逐步把国有企业搞垮，送给或贱卖给私人，承包者个个富起来了，原来的企业的厂长、书记、能人大多数成了资本家；更有胜者，当权派利用手中的权、信息、资源，指使家属、子女，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差价、批文倒买倒卖奇缺商品，赚取超额利润，个个成了官僚资本家。他们巧取豪夺的结果，改公有制为私有制。
邓小平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0页），他不仅在经济上实行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还要在政治上也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声言“到下一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江泽民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执行中变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就是从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掠夺，只有经过市场的交换作用才能完成；劳动人民也离不开市场，在市场交换中，自己劳动所得，又被资产阶级一层一层地剥削光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
走资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了，正如赵紫阳说的那样“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是先从“分田到户”开始的，在安徽省小岗村这个假“典型”的引导下，经过三年多的强行推广，全国基本上实行了土地私有化，经过秀才们的润笔，美其名曰“双层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土地承包责任制”，经美国经济学家产权理论家张五常论证：农业中最大的土地产权实行了私有制。现在（2008年7月）又在推行林产承包责任制，将又有一大批林业转为私人所有。
邓小平走资派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造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从改革开放起，就推行市场经济，先从“农贸市场”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只做不说，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才公开说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到实现市场经济上”，又制定了许多配套改革措施，这便为我国改革定了型，经过十几年的演变形成了目前的局面。
中国市场经济前面虽加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不管叫什么名称，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市场供求规律都在起着决定作用，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规律左右着人们，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了“看得见的手”。它促成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都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
近期一些出国访问的大员，竞相征得被访问国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事实，便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路货色 。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奋斗，私欲极度膨胀，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成为公害，反过来吞咬着一切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
市场经济好比是“水”，资产阶级好比是“鱼”，如鱼得水，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游弋，从中获得超额利润，攫取剩余价值，迅速成长为今天的十亿、百亿、千亿富翁，它们（包括外资企业）成了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的座上宾、钱袋子，也是许多腐败分子的成长因素和依托。
反过来腐败分子利用自己谋取到的权力，千方百计为私有企业开道、护航、服务，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支柱。
二者就是这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私营（外资）企业主利用手中的钱，收买贪官手中的权，为其谋取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近年来，私有企业正向广大农村征用、储备大量廉价土地，兴办新兴产业，在城市兴建高楼大厦，抢占商机和黄金地段，驱赶农民和市民，形成大批失地农民和失居市民潮，在腐败分子支持下，剥夺农民和市民。
目前，这种气候、形势已经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为所欲为的天下，广大工人、市民、农民深受其害。工人、农民工成为市场上劳动力的出卖者、商品，资本、生产资料拥有者成了工人、农民工的主人，成了压迫者、剥削者，工人、农民工和农民成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资产阶级拥有压迫、剥削工人、农民工的自由，广大工人、农民失去了不受压迫、剥削的自由，大批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出卖者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压低工资、福利待遇的条件。
“你不干，别人干，有的是人”，工人之间的竞争，成了资产阶级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不断地为资本榨取创造着条件。
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天堂、乐园，劳动人民的地狱、苦难，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必然要进行欺骗，“不诚信的代价，每年损失5855亿元”（《文摘报》2004年4月1日），这便是推行市场经济的恶果。私有制加市场经济便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
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培植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
在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昭示下，又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造了一切便利、优惠条件，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许多有权势人的妻子、儿女、亲友都是企业的直接领导者或暗中操纵者）带领下，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已迅速崛起，“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比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私营企业主16万人增长26.8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万人的18.8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比1956年前的24亿元增长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大变化》第三页），那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现在却不敢承认存在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许多国有资产正是通过‘内部人’和关系网而流入私人手中的，权力参与分配的直接后果是少数执掌权力和接近权力中心的人，通过按权分配‘为自己及其家族在短期内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224页）
“改革开放后，总的来说，在我国的西化学者和走资派的合作下，中国经济改革是按照美国人的旨意行事的。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2000年内外民营（即私营）经济在GDP中占比重为55%，到2005年上升为65%。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估计，则2006年私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7%，2007年为69%，现在是2008年9月初比重可能在70%以上了。
这就是说，现在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了，已和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状况差不多了。再看工业总产值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发布的2004年资料，计算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3%，按照多年来国企比重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的趋势估计，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10%左右了。数据表明，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10和203页）
这些新生资产阶级，每天在谋划着如何能赚更多的钱？如何偷漏国税？如何用金钱和美女以及更巧妙、更“保险”的办法收买当权者，为自己的意图服务？如何让工人多做工作，少得报酬、减少福利待遇？如何占有更漂亮的女人？他们过着妻（妾）、情人遍地、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梦幻般的生活，哪管工人和广大人民的死活。
资产阶级除了千方百计多赚钱这一根本特征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漏税；二是收买权力，为己服务。
偷漏国税是所有资产阶级的本性特征之一，几乎所有的私营、外资、个体企业，最本能的常识都要对各种税收进行明争暗抗，“《新华文摘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私营企业主的分析，统计在过去十年私营企业主应缴税3058亿元人民币，实际只缴388亿元，欠缴2670亿元。”（《新华文摘报》2001年第16期第16页）二是用金钱美女、吃喝玩乐，收买腐蚀各级、各部门的党政要员，他们的手段是先吃喝玩乐，待其上钩后，金银财宝、本币、外币一齐上，直到这些大员完全听指挥、成为其代言人为止，这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收买议员、部长、总统以及有关系统权力为其服务的手段如出一辙。
上层建筑的变化。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的基本规律；同样，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承认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如“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林彪一类骗子如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反之，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原理就一定会搞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道理，这又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的基本规律。
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村的封建文化完全复兴，封建迷信在农村已经泛滥成灾，旧社会所有的神鬼庙寺，全部修饰一新，还加上了现代化的建筑技术，信男信女成群结队，烧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发财致富，到处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现了有钱盖新庙、无钱办学校的怪现象。除了敬神，就是恢复茔地，有些有钱有势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万元，建造豪华坟墓。再就是过年贴对联，内容庸俗，都是如何发财、聚宝吉庆祥和、心想事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人们的思想境界已恢复到国民党时代的水平。唯心论、宿命论、轮回学说又成了多数众生的信条，许多共产党员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作用，迫使每一个人去为自己奋斗，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了自己“富起来”，运用非法的与“合法”的各种手段参与竞争，甚至掠夺。人们的私欲极度膨胀，从追逐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向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见利忘义、非法牟利猛进，追逐金钱、美女、升官发财已成为许多人的世界观。目前，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已成为社会的公害，成为一切违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挡的威力改造着每个人，中国青年一代在呼吸着商品经济的空气长大。”这些思想意识是新老私有制经济基础和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产物，它对人们的世界观起着极大的塑造作用，这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各个领域都在与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抗着、斗争着。人人为己，全国又成了一片散沙，又回到了抗日前的状况。
在台湾，当然在大陆也一样。1%的资本家和99%的人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拉大，几乎已是台湾一般民众的共识。一场高中同学会，让三十六岁的同年龄的同学们，心中五味杂陈。
一次高中同学会的地点，在阳明山仰德大道三段，占地四百坪，刚整修完成的欧式别墅。主人和七、八个十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一起受邀到别墅主人的新居餐叙。
别墅前的车道，厚重的锻造铁门一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前庭和泳池，网球场、篮球场一应俱全。别墅前大喇喇地停放着一辆最新的法拉利跑车，车库内还有一辆顶级宾利房车和保时捷的休闲车。
光这三辆车，总值就接近四千万新台币。某同学偷偷算了算，自己大概要整整二十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遑论阳明山上的独栋别墅。
“除非中乐透不然我这辈子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过这种生活吧，“同学对主人说，“如果我不认识你，大概还不知道自己有多穷。“
同样是三十六岁，毕业于同一所明星高中，同学和主人，如今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两岸同胞一家亲》？是大陆的资本家和台湾的资本家一家亲。然而大陆的走资派特色政府想《统一》，台湾执政党不想统一要搞独立。刚上任的民进党高调声明，中国大陆是《敌对国家》。
《两岸同胞一家亲》，这是中国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一直是一厢情愿地对台湾省人爱称同胞的态度。为此，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央给台湾资本家同胞，在大陆投资兴办企业开了不少便利。从1987年大陆开放两岸探亲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目前在大陆生活的台商、台干、台劳以及其家属合计已经达到200-300万人之间，大约是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每年，台商在大陆赚取大量的利润。
台湾同胞到大陆赚钱，两岸一家亲，一厢情愿，这都没什么，中国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还鼓励台湾的大学生到大陆创业和就业。然而，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有的台商却是“两面人”，一边在大陆赚着大把的钞票，一边把赚来的钞票拿回去支持“台独”，买美国武器，这真是让大陆农民工可忍中国大陆人民不能忍，大陆人民能忍大陆农民工也不能忍！太无耻了，让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如何再忍！
有网民发了一条微博：看看這些在大陸的台商嘴臉，在大陸賺錢回台灣支持台獨！這是媒體報導的新闻！
就是说，台商在春节回到台湾后与民进党政府举行联谊活动，座无虚席，其中漳州台商协会荣誉会长李荣福受访时力挺蔡英文政府，他强调“‘国家’确定政策，企业就有责任配合推动······她（蔡英文）继续担任我们的‘总统’，只要她做的任何决策，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支持，这事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的素养”。
看看，一个在大陆赚得盆满钵满的漳州台商协会的荣誉会长，竟然是个“台独”分子，唯蔡 英文马首是瞻，蔡英文指哪打哪。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不仅要问：在大陆赚钱，到台湾支持“台独”，这可以吗？
根据人民日报海湾版的报道，每年春节联谊会，台湾海基会对外表示，有超过100家台商协会、逾200位会长或荣誉会长报名参加，一年比一年多。台商联谊会现场实况显示，开席了41桌，每桌坐满10人，人数不会比马英九政府时少。虽然，事实情况的确比马英九时期要差一点，因为多数台协现任会长都缺席，由“荣誉会长”或“荣誉副会长”出席。但是，在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看来，哪怕如此，也依然不可容忍。决不能允许一边在大陆挣钱，回去却支持“台独”，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说，绝对不可以！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台商支持“台独”呢？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又该如何处置呢？
在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看来，之所以有那么多在大陆的台商支持“台独”，原因有：“台独”在台湾非常普遍，大陆台商是圈子中的一部分。
在台湾，“台独”是非常普遍的，最高的时候甚至过半台湾人都支持“台独”。根据最新民调，虽然支持“台独”的人数只有两成多，但从蔡英文这个“台独”分子被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看，台湾大多数人没有“一个中国”概念。事实上，记得两三年前曾有一个民调称，台湾年轻人当中八九成以上都支持“台独”。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台独”在台湾是多么的普遍。来大陆经商的“台商”及家属总数已经达到了台湾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可想而知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是支持“台独”的。他们来大陆赚钱只是赚钱，但他们依然支持“台独”，他们并没有因为在大陆赚钱而放弃支持“台独”，恰恰相反有些人回到台湾后还无所不用其极地贬低大陆、支持“台独”。
过去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采用怀柔政策，希望暖热“台胞”的心，政策放得宽。过去，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对台湾同胞是怀柔政策，尽量多给优惠政策，让台胞尽量多得利。走资派特色政府的这些怀柔政策，显然是希望把台胞、台商的心给暖热了，希望他们知道远近，多为两岸统一做有益的事，扮演两案交流的使者。
然而，事与愿违，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的善意并未暖热那些“台独”分子们，反而让台独们越来越有钱买武器搞台独，越来越猖狂，甚至不光绿营，哪怕那些国民党的党员到大陆骗吃骗喝后回去也骂大陆人这也不好那也不行、骂各级走资派政府官员，以在大陆获得如何高的礼遇、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回去后又如何贬低大陆为荣，大陆的善意往往成了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赚钱的资本。
因此，某种程度上，过去的“怀柔”惠台政策不但没有起到感化台胞的作用，反而纵容了一些人，让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觉得大陆好忽悠。
台湾资本家和艺人回台湾支持“台独”，没有成本！转脸回到大陆照样夹道迎接，双手捧上《惠台政策》。这是大陆走资派的奴性。
那些支持“台独”的台商，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可以一边支持“台独”一边在大陆赚钱，根本是两不误。在这样的过程中，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不但没有任何损失，反而在大陆赚钱后成了回去支持“台独”获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从大陆赚钱，回去支持“台独”获得政治资本，如此形成循环。
在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看来，我们到了必须把那些支持“台独”的台商砍掉的时候了，就像之前砍那些支持“台独”的演员一样。直白说，就是想在大陆赚钱，就必须支持统一，为两岸统一做贡献。如果要支持“台独”，那么就必须被赶出大陆市场，大陆的一分钱都不让“台独”分子和支持“台独”的人赚。
在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统一台湾的最后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下决心切断所有支持“台独”力量与大陆的经济联系，那些在大陆赚钱的企业、靠大陆赚钱的企业，必须在支持“台独”和支持“统一”之间做一个选择，不能骑墙、不能含糊。
对于支持“台独”、支持绿营的企业，一律封杀、一律赶出去。对于支持两岸统一的台商，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政策优惠，我们还应该支持那些支持统一的台湾年轻人到大陆创业、就业，我们要让“台独”力量逐渐失去支持，要让“台独”支持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寸步难行。相反，我们应该让支持统一的企业、个人得到越来越多的大陆发展红利。
现在，还有很多台商在支持“台独”，我们发现一个赶出去一个。同时，对于在大陆经营的台商，必须在是否支持统一上作个二选一的选择。支持统一的，要签署保证书，承诺以后永远不支持“台独”分子；支持“台独”的企业，一律终止其在大陆的经营，把他们列入黑名单。
在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看来，只有我们下了这样的决心，让支持“统一”的台胞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让支持“台独”的台湾人吃到苦头，我们才能真正让台商与大陆同心同德，才能真正让对台湾“台独”势力进行釜底抽薪，才能提升台湾支持统一的支持率······
过去，我们这方面做得不好。以后，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做好，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台商浑水摸鱼！
当然，以上也是走资派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支持“统一“的台湾资本家和艺人回台湾后也是要向民进党政府交税的。等于也在支持台独，支持台湾买美国武器。所以，走资派官员们是猪脑袋没远见的。结的苦果自己用，等着下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