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养虎遗患几十年的《惠台政策》
台湾总人口只有2300万。如此多的《惠台政策》。中国大陆几代加起来有几十亿的农民工有没有《惠农民工政策》？中国大陆有贫困人口如2019 年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551 万人，“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以下，中国宣称低收入人口6600万，等等如何看？贫困地区的四面漏风的学校教室，小学生寄宿被烧死等等。贫困人有优惠政策吗？
自2023年2月28日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31条惠台措施”）后，全国各地迅速跟进，目前已有十几个省市地区出台细化措施：延续四十多年来的养虎遗患几十年《惠台政策》。
纵观各这些惠台政策，无一不是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区域特色针对台商进行的量身定制，且措施涉及领域从创业、就业、学习到生活，其中不乏有亮点显现。
根据各地发布时间，贝斯哲现梳理如下（点击政策名称，可以链接到相关文章）：
湖州 惠台60条
湖州最终确定的60条政策，涉及投资和经贸合作、就业创业、文化交流和生活待遇共4个方面。其中，推动湖台经贸交流的部分占比最重，共制定了28条政策。鼓励台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改革示范区、特色小镇等建设，来湖投资设立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企业，可以享受相应税收、投资等相关支持政策。
《湖州市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办法》
重庆 惠台58条
重庆作为大陆西部重要的台资集聚区，目前已累计批准台资企业 1683 家。除掉较常见的几项鼓励政策的细化外，重庆较为特别的是在社会文化交流合作方面，鼓励台湾同胞结合重庆抗战遗址、大足石刻等优秀文化遗产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支持台湾地区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按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赴重庆设立办事机构和开展活动。
《关于促进渝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厦门 惠台60条
厦门市因为地缘优势，台胞及台资企业聚集效应也较为明显。此次出台惠台措施，厦门市也是一马当先，率先推出了60条措施。从内容上看，厦门市的落实措施亮点主要在对台海运、两岸经贸口岸便利化、进一步便利台胞在厦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
《关于进一步深化厦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山东 惠台56条
山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也是教育和人力资源大省，在与台湾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方面有突出的优势。在鲁台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方面，山东鼓励台湾同胞、台湾高校研究机构和民间社团参与承接山东文化工程和文化产业项目，享受和山东文化企业同等产业政策；增设奖助学金，吸引台湾学生来山东高校就读；山东文艺院团、研究机构可以广泛吸收台湾文艺工作者和台湾青年任职、教学和研学。
此外，支持台资企业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山东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一大亮点。
《关于促进鲁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潍坊 惠台80条
潍坊现有台资企业339家,其中12家台资企业入选山东省百强台资企业。在80条政策中，50条是针对国家政策的细化落实，另外30条则结合了潍坊当地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在优化台资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方面，潍坊进一步简化台湾自然人股东身份公证，经潍坊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出具投资者身份证明，无需再作公证。具体如何落实，有待潍坊市台办出具详细的说明。
《关于进一步深化潍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福州 惠台68条
在第六届海青节海峡青年（福州）峰会上，福州市正式发布惠台68条。在支持台湾同胞在榕实习就业创业领域，福州市就台胞来榕创业就业，台胞独资兴办养老机构和开设诊所、门诊部，台湾教师、医师到福州市高校、医院工作等方面推出了23条具体措施。除此之外，许多新领域，包括高新技术医疗医美生技领域、养生养老健康领域也首次允许台青涉及，开放台湾青年组织自己的协会工会，承接艺术团的活动，注册相关资质的公司，开放力度非常大，有望改变原本台青创业千篇一律，竞争力弱的状况，吸引更多潜在台湾创业者。
《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意见》
江西 惠台60条
江西省实施的60条惠台措施中，其中33条涉及促进在投资和经济合作领域加快给予台资企业与本省企业同等待遇，27条涉及逐步为台胞在江西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本省居民同等待遇。比较具有当地特色的是，江西定期结合“精准服务台企月”等活动开展“百家银行进千企”金融定向帮扶台企政银企对接会；将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纳入“江西名牌产品”认定范围；帮助江西台企采用赣欧班列运输出口货物。
《江西省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若干措施的实施办法》
上海 惠台55条
上海是两岸经贸、文化往来的重点地区之一，也是台湾同胞投资、生活的重要聚集地。截止目前，上海累计批准台商投资企业12488家，约占上海整个外资项目数的13.57%。
作为大陆的重要经济中心，上海此次公布的55条措施，其侧重点在于支持台资企业升级转型，并融入上海经济的发展战略。包括：支持台资企业在沪设立总部、支持台湾专业技术人员来沪就业职称评定、支持台湾青年来沪创新创业就业、鼓励台资企业参与上海“五个中心”和“四大品牌”建设等。
《关于促进沪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法》
福建 惠台66条
相比其他省市，出于满足闽台密切的人员往来和交流的需要，福建在落实惠台措施上一直走在前列。此前，福建省早已启动了惠台的22条措施。而这次推出66条措施，则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在“31条”基础上进行了更加细化的梳理。
福建省惠台措施的聚焦点主要在于两岸的经贸交流、台胞在闽创业就业、闽台文化交流。同时结合福建省自贸区的建设，在商品贸易、闽台农业、金融方面都有相关举措。
《福建省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实施意见》
南通 惠台44条
南通市并未将落实措施统一整理成文，而是针对“31条惠台措施”的内容分别提出了落实的举措。这些落实举措，以财政扶持和政策奖励为主，侧重点在于台资企业设备技术改造，人才引进、台胞在南通创业、台胞子女在南通入学等方面等。
《江苏南通助台44条政策落地见效》
宁波 惠台80条
宁波出台的惠台“80”条措施中，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是：存量土地再利用，可实行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这对于有心转型升级的台资制造业企业来说，或是一个利好消息。具体落实措施和政策，有待政府部门进一步细化。
《关于进一步深化甬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云南 惠台12条
云南省作为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相比，在政策优惠力度通常都会更大一些。此次推出的12条惠台措施，虽然数量远少于其他省市，但几乎每一条都与财政扶持、税收优惠、政策奖励相关。
《关于促进台湾企业落户云南滇中新区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
平潭 惠台22条
在两岸影视产业合作发展方面，平潭在福建省首推了20条优惠政策，从税收、投资、营运、奖补等多方面，促进影视产业要素快速集聚，支持打造具有鲜明海洋特色、较强国际影响力的两岸影视产业基地。此外，在对台职业资格采信和台胞台商服务方面，也单独出台了落实方案。
《平潭多项惠台政策相继落地 落实台胞“同等待遇”》
天津 惠台52条
天津发布的惠台措施，与其他省市发布的惠台措施趋同，均是对“31条惠台措施”的细化。当然，天津也结合当地特点，提出在“津台冷链物流试点”方面给予了台资企业和大陆企业同等的政策支持。
《关于进一步深化津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浙江 惠台76条
浙江省出台的76条措施，重点体现在鼓励台资企业扎根浙江、推进与台湾先进产业合作、引进台湾高端人才等方面。在许多政策上，与今年5月份浙江省政府发布的促进外资增资若干意见保持了一致，如市场准入的放宽、用地保障、人才引进等。
《浙江省贯彻＜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的实施意见》
湖北 惠台62条
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目前已有2700余家台资企业、19个台资园区、5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台资企业聚集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从此次62条措施来看，以鼓励台资企业落户和台湾青年就业为主。
《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
昆山 惠台68条
昆山作为长三角地区台资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虽然7月份才发布惠台措施，但仍然备受关注。从内容来看，大部分措施是昆山已经在实施的政策，这其实与昆山的实际情况也较为相符。此次“31条惠台措施”更注重“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而在“同等待遇”方面昆山早已先行先试，并且卓有成效。
当然，此次昆山的惠台落实政策中，也不乏亮点，如：中国台湾考生（含台商随行子女）在昆山中考录取时加10分投档；台湾居民可在昆山注册从事零售业务（不包括特许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并在电商平台开设网店等。这些措施更加具体细致，贴近台胞在昆山的实际生活。
《关于深化昆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广东 惠台48条
广东省发布的惠台措施，其中的亮点主要在扩大准入方面，包括：全面取消台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的要求，放开台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台资持股比例限制。但这并非广东省独创，而是相应央行的外资政策，首先对台商放开，预计今年年底，全国均将放开这一准入政策。此外，台湾个人可参照港澳居民在粤开办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范围，从事相关经营。
《关于促进粤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深圳 惠台99条
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锋，在政策创新和落实上，一致走在全国前列。截至目前，深圳累计引进台资企业6138家，近年来每年从深圳口岸出入境的台胞约230万人次，约占大陆出入境台胞总数近1/4。深圳此次并未出台新政策，而是将过往惠及台胞台商政策打包处理，这也更符合深圳的实际情况。
深圳市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政策汇编（新闻）
淮安 惠台58条
截至2018年6月，淮安市累计批准台资项目1292个，总投资187.9亿美元。汇聚了富士康科技、实联化工、敏安电动汽车、旺旺食品等台湾著名企业20多家。此次淮安发布的惠台政策，侧重现有台资企业的服务及优惠扶持，以及台胞在淮安创业。例如台资工业项目用地“先租后让”、“弹性出让”；台胞创业项目审批开通“绿色通道”等。拟在江苏构建“南有昆山，北有淮安”的台资产业格局。
闵行 惠台38条
上海市闵行区8月1日发布《闵行区落实<关于促进沪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法>若干工作措施》（试行）。据报道，截至目前，闵行累计批准台商投资企业1200多家，占整个上海台资企业数的十分之一。在闵行居住的台胞5万人左右，占居住在上海的台胞总人数的五分之一，主要分布在虹桥镇、古美街道、七宝镇、莘庄镇4个街镇。
闵行惠台措施主要聚焦“人”的需求，38条措施中，有14条是与台胞在闵行教育、医疗、实习、就业、居住等有关。
《闵行区落实关于促进沪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实施办法若干工作措施》（试行）
南京 惠台75条
南京所推出的“四宜”惠台措施，分别是“宜学”、“宜业”、“宜游”、“宜居”。侧重点是鼓励台湾青年到南京创业、就业、居住生活。与其他地区惠台政策所不同的是，南京将重点放到了台湾青年上。在台湾同胞人数较多的社区设立台湾同胞服务窗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及惠台政策咨询，也是其一大亮点。
《关于深化来宁台胞宜学宜业宜游宜居服务的若干措施》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是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制度体系和中国乡村社会的存在方式。当年毛泽东极力“推广”人民公社并将它设计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模式，凝结着他对中同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这种诉求在于，通过全新的制度安排，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统筹农、林、牧、副、渔，建立一套较完整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寻求一条既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又能改造传统小农社会，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中国自己的农村现代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道路。
农村人民公社的设想和具体制度安排，是把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军事国防等统一于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之中。
1958年，当一些农村在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中自发合并建立大合作社（公社）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此寄予承载中国农村发展前景的厚望：几十年之后，我国的乡村将有许多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传达了毛泽东对于公社的设想：“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当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在他看来，“农场”只意味着一种纯农组织，而人民公社要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俱全。
农村人民公社凝结着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深远思考和价值诉求。
农村人民公社曾经承载了毛泽东深远的期望，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在它存续的二十余年当中，支援了工业化建设，促进了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发展了农业生产，以较低的成本满足了广大农村对医疗卫生保障和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基本需求。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战略设想与战术实现之间的配置等问题，毛泽东在推广农村人民公社时所赋予它的价值诉求没能充分显现出来，但却为今天的农村发展道路留下许多令人深思的空间。
人民公社解体、利益联结机制消失后的这些年来，农村耕地和山林因切块承包，以一家一户为一个小生产单位，责任到户，形成了碎片状的“井田”或“西瓜田”，农户利益也由此而碎片化。
一方面，由于生产单位小，每家每户独立核算，生产分配完全自主并各自为政，从而各自利益也是互相分立的。
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同一地区相互分立的农户在生产上往往相互搬套，同质同构，因而在出售农产品时常常相互竞争，这就加剧了利益的冲突。
并且，单个农户在购买生产资料时，交易成本高，还因势单力薄的弱谈判地位常常受中间商的欺诈和盘剥。这些既是农户利益碎片化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也加剧这种碎片化程度。
由于农民利益的分立和碎片化，导致了当下一系列的“三农”问题。
其中最突出是农村公共设施失于维护和公共事业建设难的问题。以水利为例，贺雪峰对其家乡湖北荆门5个村的调查材料显示：自1958年开始，历时8年，调集4县10万民工施工修建的漳河水库，最高可以灌溉200万亩以上农田，5个村的几乎所有农田可以直接受灌。
然而现在该水库灌溉能力不足百万亩，这5个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漳河水了。”另外还有一个1976年修建的可灌溉1.4万亩农田的新贺泵站，曾经为其中4个村的耕地供水，而今也因河道长期得不到清淤，水渠被毁，可灌溉耕地不足千亩。
水利是一项只有组织起来才可以建设的事业。在农民利益分立的情况下，即便是小水利建设也因成本居高和“公地悲剧”而无人问津。每一块农田对水的渴望并不能自然带来建设大水利的合作，即便以前有的庞大水利工程设施，也因与利益碎片化的农户组织生产之方式有冲突而得不到维护，即水利的维护和兴建失去了组织支撑。
水利设施建设如此，其他公共事业（如村庄道路、供电、初级教育、初级医疗等）也类似。山林也同样存在因划片承包、分散管理而疏于保护甚至毁林开荒等问题。
农户利益碎片化已成为当下农民增收的制约瓶颈。无论是购买生产资料还是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个体农民并不具有市场的溢价能力与筹码，极大地制约了农民劳动成果价值的实现。
同时，农民在土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更无力与资本抗衡。最为明显的是单个农户与投资者的信息极度不对称，无法判断土地的增值前景，也难以提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要求，因而土地承包租金低端固化。林地的经营权流转情况更不容乐观。
例如广东某县山地使用权的流转期限为30年，第一个十年，每亩山地农民得到6元，第二个十年得8元，第三个十年得10元。更有甚者，某大型木本油料专业种植基地的山地租金，每亩仅为1-2元。再者，农民进行集体劳动的体制性条件已不存在，这使得需要合作才能开发的产业几乎成为不可能。
当农民在“一亩三分地”上的纯农劳作无法满足基本生计的时候，只能离乡背井进城打工寻找出路，这实际上是许多农民抛地并恶性循环的起点。
由农户利益碎片化而引致的种种问题，彰显了组织起来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必要和迫切。然而，集体经济瓦解后，集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被夸大，使得不少人“谈合色变”。
今日农村，虽然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工商业，但在农业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因为不能组织起来，而致他们无法改善与自己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成为当今不少农村破败不堪的一个重要原因。
走资派邓小平废除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可能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一家一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
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假冒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强制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走资派，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占有方式，从而消灭现存的全部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 在毛泽东同志的具体领导下，带领全国工农大众，经过22年人民革命战争，牺牲了两千多万革命烈士，取得了伟大而彻底的胜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成了社会的主人，经过20多年的建设，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建成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当时生活水平虽不高，但是广大人民过着“夜不闭户，路无拾遗”，心情舒畅，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幸福生活。
但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他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防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邓小平走资派就是要否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按照马列主义理论建起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首先废除了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又说：“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
在“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将对农业改革的经验搬到城市工商业和其它行业，实行个人承包制，包赢不包亏，逐步把国有企业搞垮，送给或贱卖给私人，承包者个个富起来了，原来的企业的厂长、书记、能人大多数成了资本家；更有胜者，当权派利用手中的权、信息、资源，指使家属、子女，侵吞国有资产，利用差价、批文倒买倒卖奇缺商品，赚取超额利润，个个成了官僚资本家。他们巧取豪夺的结果，改公有制为私有制。
邓小平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0页），他不仅在经济上实行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还要在政治上也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声言“到下一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江泽民主持制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执行中变成了自由市场经济，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就是从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与掠夺，只有经过市场的交换作用才能完成；劳动人民也离不开市场，在市场交换中，自己劳动所得，又被资产阶级一层一层地剥削光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
走资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了，正如赵紫阳说的那样“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是先从“分田到户”开始的，在安徽省小岗村这个假“典型”的引导下，经过三年多的强行推广，全国基本上实行了土地私有化，经过秀才们的润笔，美其名曰“双层联产承包责任制”，简称“土地承包责任制”，经美国经济学家产权理论家张五常论证：农业中最大的土地产权实行了私有制。现在（2008年7月）又在推行林产承包责任制，将又有一大批林业转为私人所有。
邓小平走资派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造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从改革开放起，就推行市场经济，先从“农贸市场”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只做不说，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才公开说把“改革的目标定位到实现市场经济上”，又制定了许多配套改革措施，这便为我国改革定了型，经过十几年的演变形成了目前的局面。
中国市场经济前面虽加了“社会主义”的限制词，不管叫什么名称，市场经济的剩余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市场供求规律都在起着决定作用，是“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竞争规律左右着人们，是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了“看得见的手”。它促成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些都和欧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
近期一些出国访问的大员，竞相征得被访问国承认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事实，便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路货色 。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是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奋斗，私欲极度膨胀，极端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成为公害，反过来吞咬着一切公共财产和人民利益。
市场经济好比是“水”，资产阶级好比是“鱼”，如鱼得水，它们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游弋，从中获得超额利润，攫取剩余价值，迅速成长为今天的十亿、百亿、千亿富翁，它们（包括外资企业）成了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的座上宾、钱袋子，也是许多腐败分子的成长因素和依托。
反过来腐败分子利用自己谋取到的权力，千方百计为私有企业开道、护航、服务，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支柱。
二者就是这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私营（外资）企业主利用手中的钱，收买贪官手中的权，为其谋取更大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近年来，私有企业正向广大农村征用、储备大量廉价土地，兴办新兴产业，在城市兴建高楼大厦，抢占商机和黄金地段，驱赶农民和市民，形成大批失地农民和失居市民潮，在腐败分子支持下，剥夺农民和市民。
目前，这种气候、形势已经形成，成为资产阶级为所欲为的天下，广大工人、市民、农民深受其害。工人、农民工成为市场上劳动力的出卖者、商品，资本、生产资料拥有者成了工人、农民工的主人，成了压迫者、剥削者，工人、农民工和农民成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资产阶级拥有压迫、剥削工人、农民工的自由，广大工人、农民失去了不受压迫、剥削的自由，大批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出卖者成为国内外资产阶级讨价还价、压低工资、福利待遇的条件。
“你不干，别人干，有的是人”，工人之间的竞争，成了资产阶级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不断地为资本榨取创造着条件。
市场经济是资产阶级的天堂、乐园，劳动人民的地狱、苦难，这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必然要进行欺骗，“不诚信的代价，每年损失5855亿元”（《文摘报》2004年4月1日），这便是推行市场经济的恶果。私有制加市场经济便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
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培植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
在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昭示下，又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创造了一切便利、优惠条件，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许多有权势人的妻子、儿女、亲友都是企业的直接领导者或暗中操纵者）带领下，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已迅速崛起，“从1995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从66万户增至430万户，增长5.5倍，比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私营企业主16万人增长26.8倍。雇工从822万人增至4715万人，增长4.7倍，是1956年前雇工250万人的18.8倍。资本从2262亿元增至61331亿元，增长26倍，比1956年前的24亿元增长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大变化》第三页），那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现在却不敢承认存在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群体。“许多国有资产正是通过‘内部人’和关系网而流入私人手中的，权力参与分配的直接后果是少数执掌权力和接近权力中心的人，通过按权分配‘为自己及其家族在短期内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赵紫阳在软禁中的谈话》第224页）
“改革开放后，总的来说，在我国的西化学者和走资派的合作下，中国经济改革是按照美国人的旨意行事的。全国工商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自己的调查，2000年内外民营（即私营）经济在GDP中占比重为55%，到2005年上升为65%。这五年比重平均上升2个百分点，据此估计，则2006年私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67%，2007年为69%，现在是2008年9月初比重可能在70%以上了。
这就是说，现在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是私有制为主了，已和世界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状况差不多了。再看工业总产值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发布的2004年资料，计算出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3%，按照多年来国企比重每年下降2个百分点的趋势估计，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10%左右了。数据表明，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所有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了。”（原国家计委副主任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10和203页）
这些新生资产阶级，每天在谋划着如何能赚更多的钱？如何偷漏国税？如何用金钱和美女以及更巧妙、更“保险”的办法收买当权者，为自己的意图服务？如何让工人多做工作，少得报酬、减少福利待遇？如何占有更漂亮的女人？他们过着妻（妾）、情人遍地、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梦幻般的生活，哪管工人和广大人民的死活。
资产阶级除了千方百计多赚钱这一根本特征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漏税；二是收买权力，为己服务。
偷漏国税是所有资产阶级的本性特征之一，几乎所有的私营、外资、个体企业，最本能的常识都要对各种税收进行明争暗抗，“《新华文摘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私营企业主的分析，统计在过去十年私营企业主应缴税3058亿元人民币，实际只缴388亿元，欠缴2670亿元。”（《新华文摘报》2001年第16期第16页）二是用金钱美女、吃喝玩乐，收买腐蚀各级、各部门的党政要员，他们的手段是先吃喝玩乐，待其上钩后，金银财宝、本币、外币一齐上，直到这些大员完全听指挥、成为其代言人为止，这和欧美的资产阶级收买议员、部长、总统以及有关系统权力为其服务的手段如出一辙。
上层建筑的变化。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这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的基本规律；同样，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承认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如“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林彪一类骗子如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反之，坚持马列毛主义的原理就一定会搞社会主义，就是这个道理，这又是一条马列毛主义特别是毛泽东主义的基本规律。
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村的封建文化完全复兴，封建迷信在农村已经泛滥成灾，旧社会所有的神鬼庙寺，全部修饰一新，还加上了现代化的建筑技术，信男信女成群结队，烧香拜佛，求神保佑一生平安，发财致富，到处香火旺盛，有些地方竟出现了有钱盖新庙、无钱办学校的怪现象。除了敬神，就是恢复茔地，有些有钱有势的人，占用大片土地，花上百万元，建造豪华坟墓。再就是过年贴对联，内容庸俗，都是如何发财、聚宝吉庆祥和、心想事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人们的思想境界已恢复到国民党时代的水平。唯心论、宿命论、轮回学说又成了多数众生的信条，许多共产党员也成了封建文化的信徒。
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作用，迫使每一个人去为自己奋斗，把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了自己“富起来”，运用非法的与“合法”的各种手段参与竞争，甚至掠夺。人们的私欲极度膨胀，从追逐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向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见利忘义、非法牟利猛进，追逐金钱、美女、升官发财已成为许多人的世界观。目前，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已成为社会的公害，成为一切违法犯罪的主要根源。“商品以它不可阻挡的威力改造着每个人，中国青年一代在呼吸着商品经济的空气长大。”这些思想意识是新老私有制经济基础和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思想的混合产物，它对人们的世界观起着极大的塑造作用，这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各个领域都在与马列毛主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抗着、斗争着。人人为己，全国又成了一片散沙，又回到了抗日前的状况。
在台湾，当然在大陆也一样。1%的资本家和99%的人的贫富差距不断在拉大，几乎已是台湾一般民众的共识。一场高中同学会，让三十六岁的同年龄的同学们，心中五味杂陈。
一次高中同学会的地点，在阳明山仰德大道三段，占地四百坪，刚整修完成的欧式别墅。主人和七、八个十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一起受邀到别墅主人的新居餐叙。
别墅前的车道，厚重的锻造铁门一打开，映入眼帘的是宽阔的前庭和泳池，网球场、篮球场一应俱全。别墅前大喇喇地停放着一辆最新的法拉利跑车，车库内还有一辆顶级宾利房车和保时捷的休闲车。
光这三辆车，总值就接近四千万新台币。某同学偷偷算了算，自己大概要整整二十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遑论阳明山上的独栋别墅。
“除非中乐透不然我这辈子再怎么努力，都没办法过这种生活吧，“同学对主人说，“如果我不认识你，大概还不知道自己有多穷。“
同样是三十六岁，毕业于同一所明星高中，同学和主人，如今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两岸同胞一家亲》？是大陆的资本家和台湾的资本家一家亲。然而大陆的走资派特色政府想《统一》，台湾执政党不想统一要搞独立。刚上任的民进党高调声明，中国大陆是《敌对国家》。
《两岸同胞一家亲》，这是中国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一直是一厢情愿地对台湾省人爱称同胞的态度。为此，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央给台湾资本家同胞，在大陆投资兴办企业开了不少便利。从1987年大陆开放两岸探亲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目前在大陆生活的台商、台干、台劳以及其家属合计已经达到200-300万人之间，大约是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每年，台商在大陆赚取大量的利润。
台湾同胞到大陆赚钱，两岸一家亲，一厢情愿，这都没什么，中国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还鼓励台湾的大学生到大陆创业和就业。然而，让人无法容忍的是，有的台商却是“两面人”，一边在大陆赚着大把的钞票，一边把赚来的钞票拿回去支持“台独”，买美国武器，这真是让大陆农民工可忍中国大陆人民不能忍，大陆人民能忍大陆农民工也不能忍！太无耻了，让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如何再忍！
有网民发了一条微博：看看這些在大陸的台商嘴臉，在大陸賺錢回台灣支持台獨！這是媒體報導的新闻！
就是说，台商在春节回到台湾后与民进党政府举行联谊活动，座无虚席，其中漳州台商协会荣誉会长李荣福受访时力挺蔡英文政府，他强调“‘国家’确定政策，企业就有责任配合推动······她（蔡英文）继续担任我们的‘总统’，只要她做的任何决策，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支持，这事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的素养”。
看看，一个在大陆赚得盆满钵满的漳州台商协会的荣誉会长，竟然是个“台独”分子，唯蔡 英文马首是瞻，蔡英文指哪打哪。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不仅要问：在大陆赚钱，到台湾支持“台独”，这可以吗？
根据人民日报海湾版的报道，每年春节联谊会，台湾海基会对外表示，有超过100家台商协会、逾200位会长或荣誉会长报名参加，一年比一年多。台商联谊会现场实况显示，开席了41桌，每桌坐满10人，人数不会比马英九政府时少。虽然，事实情况的确比马英九时期要差一点，因为多数台协现任会长都缺席，由“荣誉会长”或“荣誉副会长”出席。但是，在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看来，哪怕如此，也依然不可容忍。决不能允许一边在大陆挣钱，回去却支持“台独”，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说，绝对不可以！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台商支持“台独”呢？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又该如何处置呢？
在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看来，之所以有那么多在大陆的台商支持“台独”，原因有：“台独”在台湾非常普遍，大陆台商是圈子中的一部分。
在台湾，“台独”是非常普遍的，最高的时候甚至过半台湾人都支持“台独”。根据最新民调，虽然支持“台独”的人数只有两成多，但从蔡英文这个“台独”分子被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看，台湾大多数人没有“一个中国”概念。事实上，记得两三年前曾有一个民调称，台湾年轻人当中八九成以上都支持“台独”。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台独”在台湾是多么的普遍。来大陆经商的“台商”及家属总数已经达到了台湾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可想而知这些人当中有多少人是支持“台独”的。他们来大陆赚钱只是赚钱，但他们依然支持“台独”，他们并没有因为在大陆赚钱而放弃支持“台独”，恰恰相反有些人回到台湾后还无所不用其极地贬低大陆、支持“台独”。
过去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采用怀柔政策，希望暖热“台胞”的心，政策放得宽。过去，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对台湾同胞是怀柔政策，尽量多给优惠政策，让台胞尽量多得利。走资派特色政府的这些怀柔政策，显然是希望把台胞、台商的心给暖热了，希望他们知道远近，多为两岸统一做有益的事，扮演两案交流的使者。
然而，事与愿违，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的善意并未暖热那些“台独”分子们，反而让台独们越来越有钱买武器搞台独，越来越猖狂，甚至不光绿营，哪怕那些国民党的党员到大陆骗吃骗喝后回去也骂大陆人这也不好那也不行、骂各级走资派政府官员，以在大陆获得如何高的礼遇、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回去后又如何贬低大陆为荣，大陆的善意往往成了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赚钱的资本。
因此，某种程度上，过去的“怀柔”惠台政策不但没有起到感化台胞的作用，反而纵容了一些人，让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觉得大陆好忽悠。
台湾资本家和艺人回台湾支持“台独”，没有成本！转脸回到大陆照样夹道迎接，双手捧上《惠台政策》。这是大陆走资派的奴性。
那些支持“台独”的台商，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可以一边支持“台独”一边在大陆赚钱，根本是两不误。在这样的过程中，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不但没有任何损失，反而在大陆赚钱后成了回去支持“台独”获取政治资本的工具。台湾资本家和艺人们从大陆赚钱，回去支持“台独”获得政治资本，如此形成循环。
在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看来，我们到了必须把那些支持“台独”的台商砍掉的时候了，就像之前砍那些支持“台独”的演员一样。直白说，就是想在大陆赚钱，就必须支持统一，为两岸统一做贡献。如果要支持“台独”，那么就必须被赶出大陆市场，大陆的一分钱都不让“台独”分子和支持“台独”的人赚。
在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统一台湾的最后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下决心切断所有支持“台独”力量与大陆的经济联系，那些在大陆赚钱的企业、靠大陆赚钱的企业，必须在支持“台独”和支持“统一”之间做一个选择，不能骑墙、不能含糊。
对于支持“台独”、支持绿营的企业，一律封杀、一律赶出去。对于支持两岸统一的台商，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们要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政策优惠，我们还应该支持那些支持统一的台湾年轻人到大陆创业、就业，我们要让“台独”力量逐渐失去支持，要让“台独”支持者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寸步难行。相反，我们应该让支持统一的企业、个人得到越来越多的大陆发展红利。
现在，还有很多台商在支持“台独”，我们发现一个赶出去一个。同时，对于在大陆经营的台商，必须在是否支持统一上作个二选一的选择。支持统一的，要签署保证书，承诺以后永远不支持“台独”分子；支持“台独”的企业，一律终止其在大陆的经营，把他们列入黑名单。
在大陆人民和大陆农民工看来，只有我们下了这样的决心，让支持“统一”的台胞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让支持“台独”的台湾人吃到苦头，我们才能真正让台商与大陆同心同德，才能真正让对台湾“台独”势力进行釜底抽薪，才能提升台湾支持统一的支持率······
过去，我们这方面做得不好。以后，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做好，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台商浑水摸鱼！
当然，以上也是走资派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支持“统一“的台湾资本家和艺人回台湾后也是要向民进党政府交税的。等于也在支持台独，支持台湾买美国武器。所以，走资派官员们是猪脑袋没远见的。结的苦果自己用，等着下台吧。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大搞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对传染病的积极预防和医治，在全中国取得的公共卫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种传染病如霍乱很快在新中国绝迹，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制，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被消灭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灭绝，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卫生部门都下设“防疫站“，专门负责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医治工作。
接生员的队伍的数量至1965年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证。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1965年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但新中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泽东多次对卫生部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以异常尖锐的方式给卫生部以当头棒喝，正是毛泽东的“六二六”讲话，将中国的卫生事业提升到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对农村人民公社从此开始普及基本医疗服务。
毛泽东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医相结合、发展中医药以后，卫生部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医生了。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医生还培养不出来。于是卫生部还采用另一种形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只对高级干部进行保健是搞特殊化，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8月10日，毛泽东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毛泽东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门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医院。
1965 年之前国家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去农村为农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 2800 名医生下农村巡诊。但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仍然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统计显示，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i]换句话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又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及“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六·二六”讲话最大的硕果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这个公社于 1965 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 4 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后来文革时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在学习医学知识的过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师让晚上 9 点熄灯，她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 12 点。王桂珍拿自己做实验，拿自己练针，熟练了以后再去给别人针灸，那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是这样的。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实际上相当于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享有了声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 100 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报道了王桂珍、黄钰祥等人事迹，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此后，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大为改观。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及时治疗。
专业医护人员不够一直是毛泽东时代突出的问题，尤其广大农村，原有以专业技术人员为导向的培养体系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对医护卫生服务的需求。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要想改进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出路还是要依靠农民自己。不仅要依靠农民自己动手，积极主动地消灭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赖以生存的环境，要保护水源、改良水质和加强对粪便的管理，还要为农村培养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医生，这些都是后来赤脚医生的职责。赤脚医生不脱产、不离乡、活跃在农村和工厂，为广大人民群众治疗常见的小伤小病。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赤脚医生等的规模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人员总量(220万名卫技人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针对农村常见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那时候，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世界卫生组织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称之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该模式既满足了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发展需要，又有效控制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后来据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以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推行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可悲可叹的是，2000年中国三农危机爆发，医疗重新成为工农群众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
1968年12月，毛泽东批转了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及经验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阳公社“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看病吃药花钱少，“成功地解决了贫下中农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并称赞首创者当地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至1976年，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生产大队达90%，由合作医疗担负的卫生保健服务覆盖了全国85%的农村人口，从而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在医疗保健方面缺医少药问题。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都是旅居海外和两广侨乡的反满清人士成立的中兴会，同盟会。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后才改名为中国国民党。改名后的国民党内部分歧很多，更有中国各地尤其是北方军阀的分治，孙中山的国民党只能在中国南方即广州开展活动。孙中山根据中国当时的现状无法统一中国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国策。
当时两党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都有不同声音反对合併。但国民党内部对孙中山联共容共政策的分歧，远比共产党内反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严重得多。
国民党内的骨干大都是旅居海外和两广侨乡的反满清人士。他们中的不少追随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拥护共和体制，崇尚民族独立，但在思想意思上却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竟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并将其写入国民党的党章内，激起了国民党内右派的愤怒和极力反对。
其中最有名的邓泽如, 18岁时去南洋谋生，后因开锡矿而发迹，接着成立当地有名的企业家。1907年邓泽如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挂罗庇朥埠分会长，开始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财政角色。他从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等地为孙中山筹款，并在1913年孙中山最困难的时刻，依然对他表现无限的忠诚，后来在1922年与陈炯明的决裂中也不惜与孙中山沆瀣一气。
孙中山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的初期，在某种程度上还宽容国民党党员公开抨击苏联政府的言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人，公开向北洋政府情愿，要求正式承认苏维埃政府。此消息传开，引起国民党人士的愤慨，如当时任广东大元帅府参议孙镜亚检控李大钊等“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
国民党官僚朱和中也批评上海的《民国日报》和《新青年》等报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邓泽如则指示国民党的上海老党员深入调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不守党义事”。不久国民党监察委员谢持的女婿得到一份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文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决案及宣言”。
1923年6月18日，邓泽如在中央执委会第39次会议上提出弹劾共产党的案，虽经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代理人廖仲恺，儿子廖承志曾任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夫人何香凝也是大陆红色政权的红人）的竭力阻扰，但几经修改还是提交立案。国民党党内对容共政策的分歧也趋于白热化。
但孙中山听取鲍罗廷的建议，设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在鲍罗廷的影响下，虽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讨论，弹劾共产党的案依然不了了之。作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之一的邓泽如等11人，把国民党的容共政策视作一团象征中国未来凶兆的漆黑乌云，决定直接上书孙中山。请愿书极为深谋远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借国民党之躯壳， 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隐阴谋”。尽管上书中，邓泽如对孙中山留足余地和面子，只是把矛头直指鲍罗廷和陈独秀身上，国民党的反共从此走上不归路。
次年，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有一个更勇敢的辛亥革命元老，以民族大义直接对点名孙中山，指控其容共恶政的。他就是冯自由。冯自由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华侨家庭，作为最幼的成员，14岁时就参加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兴中会分会。1905年成为同盟会最早的骨干成员，并出任香港同盟会会长。此后，直接参与筹划和指挥西南各省历次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冯自由被指定为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会后，冯自由等五十余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会，反对国共合作。
李大钊，鲍罗廷将这一“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的举动报告孙中山，要求严惩冯自由等四名为首分子。孙立即在大元帅府召集冯自由等，声色俱厉地训斥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理应开除党籍及枪毙”。最后，冯自由受到严惩，被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开除党籍。
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继对孙中山开除冯自由大为不满，要求孙同时开除自己的党籍。同时与孙中山发生激烈的争执，最后孙中山说，“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己的领袖和他的领导……,否则我将抛弃整个国民党，自己去加入共产党”。张继无奈地抱怨说，“总理自己发红，就不退，余已不忍多辩”。不过张继的反共立场从未停歇，后来成了西山会议派的骨干。
尽管遭到孙中山严厉指责，冯自由继续反对国民党的容共政策，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5月中旬，冯自由从北京来到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宣言称：“吾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不相侔”，反对“强效苏俄”。终于为鲍罗廷和国民党的左派所不容，被开除出党。从此，这位最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之一，即退离政治舞台，著书立传，其中有价值的是他的《革命逸史》。
就是这群没有道德底线的在孙中山逝世后颠倒黑白背离了孙中山的理念，国民党开始了百多年的反共经历。
当时国民党的另一个关键人物，蒋介石。不但反共，还屠杀共产党，围剿追杀共产党几十年。特别是蒋介石私人日记和苏联档案解密后，史学家开始详尽地了解对他在4.12事件前的表现。早在《孙越宣言》发表后，蒋介石同样对苏俄评价当面是有嘉，背后捅刀子：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在其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 “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以骗取苏俄援助金钱武器，达到目的后就破口大骂背信取义之小人。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遣蒋介石，向革命成功推翻俄罗斯临时政府的苏联学习建立革命军队的经验。经3个多月的访问后归国，彻底扭转了蒋介石先前对这个共产国家的看法。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写道，“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蒋介石并向孙中山汇报此行的收获，形容苏联共产党的可怕程度，并直言绝不可信任。然而孙中山依然不改变其容共的初衷。与邓泽如和冯自由等辛亥革命元老赤诚的人品不同，蒋介石虽然亲临地狱般的苏维埃国家，开始一改初衷，彻底觉醒，发自内心的反共和憎恨俄苏联特务鲍罗廷，但他却是一个城府深，权力欲之旺盛，不亚于孙中山的政治人物。蒋介石不仅没有空开与党内同仁反对容共的政策，却继续当他黄埔军校的校长，通过苏联的武器和教官逐步把国民党的武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元老中的右翼从未停歇把共产党和鲍罗廷驱逐出去的努力。1925年11月23日，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伦等10余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历史上，这些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最后一致达成决议：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同时还解除苏联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等决议。尤其是会议最后向全党警示：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赤色矣”。
一个多月以后，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操纵下，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会议中，蒋介石不但没有支持西山会议派，反而参与通过了一个《弹劾西山会议派之修正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大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其中中共党员7人；选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中共党员也有7人。中共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毛泽东分别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部，农民部，和宣传部等要害部门。
据最新考证，外事部部长彭泽民也是中共党员。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很明显，不同与孙中山的无知，蒋介石是放弃原则，明知故犯，不惜民族安危，借助魔鬼养痈成患,以实现其个人的权欲。为此蒋介石因丧失起码的政治道德底线，即在23年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被共产党赶出了中国大陆，只能盘踞在台湾度过余生。这是反共的结局。
鲍罗廷的心腹有两人，党政方面是汪精卫，军队的代表即是蒋介石。1925年的下半年，陈炯明的势力依然威胁国民党政府，盘踞在距广州东面仅150公里的惠州，同时任军事部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许崇智的奥军部下也在暗中串通陈炯明（对于孙中山的态度，军阀虽非铁板一块，但他们与共产主义的势不两立是毫无疑问的），为此蒋介石带领黄埔师生先下手为强，同年8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卸下许部三个整旅的武装，逮捕了许崇智的亲信并把他流放出广州。在鲍罗廷和共产党的支持下，蒋介石向惠州的陈炯明发动围剿。11月4日，周恩来率东征军第1师一部及总政治部人员进驻汕头，同年11月7日，东征军第2纵队第11师在陈济棠的带领下克复陈炯明叛军占据的最后一个城市饶平。这一天，正值苏联十月革命八周年。蒋介石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宴请随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并发表了《对于联俄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说，席间，他还高呼“世界革命成功万岁”的口号，以庆祝第二次东征的胜利。歼灭陈炯明的胜利让蒋介石正式亮相于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不过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今后的交往中，切身体验到他的一些心眼，在毛泽东面前实在是班门弄斧！
蒋介石既非北洋出身，也非辛亥元老，纯属名不见经传的乱世之辈。但经潜心钻营，左右投缘，全歼陈炯明后，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可谓万事俱备，准备北伐以完成孙中山夺取中国的统治权。1926年2月21日至24日，在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亲自参与下，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内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北伐。无疑共产党和苏俄的支持是北伐胜利关键的因素。但北伐至上海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共产党。容不下共产党，迫使共产党另起炉灶。
蒋介石的国民党到了台湾岛上，改不了屠杀的习性，在1947年2月28日对台湾本土人进行屠杀。一直不停地反共和反攻大陆搞间谋特务黑社会的破坏活动。直至蒋介石死去在海岛上。这是反共的结果。
蒋介石儿子上台接班干了几年，被日奸李登辉篡权差一点致国民党于灭亡解散。后起民进党上台弄了八年。陈水扁太贪，给了国民党一次机会。想不到总想两面讨好的娘娘腔马英九靠骗弄大陆走资派搞《惠台政策》在经济上收获不少。但也失去了执政地位。
十二年或更长时间没法执政的国民党，在台湾岛内第三政党己形成之后，要想再执政，恐怕有些难。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被玩完。
《主权国家》，世界上共有197个主权国家，包括193个联合国会员国、2个联合国观察员国（梵蒂冈、巴勒斯坦）和2个未加入联合国（纽埃、库克群岛）的国家。
亚洲（47个国家）。其中东亚：中华人民共和国、蒙古、朝鲜、韩国、日本。没有见到有“台湾“。
那么，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这是得到全世界极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一个事实。
而且，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以至所有的法律文件中都没有说到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就是从国际法规文件中也都没有说到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
如此明确的一件事，台湾省政府公开说谎造谣说：“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世界上的《人》都怎么啦？比猪还蠢吗？
既然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台湾是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允许有独立的武装吗？
中国大陆的走资派也蠢得跟猪一样，只会糊编乱造一些没有用的东东，什么世界命运共同体，什么惠台政策讨好等，有用吗？
《解决台湾》！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这里的《解放》是指：解放台湾的工人农民，让工人有铁饭碗，让农民有自己的田地。而不是去“解放“台湾的资本家和地主。而是去解放消灭台湾的资本家和地主。因为蒋介石国民党是代表保护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的。但是，毛泽东慈悲为怀不想对蒋介石国民党兵们以绝路。最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兵们是主张和承认《一个中国》希望统一的。
所以，《统一中国》是蒋介石国民党兵们的主张。蒋介石国民党兵们盼着《统一中国》叶落归根魂归故乡尸埋故土。但这批老兵们包括蒋介石本人到死也未如愿。再有世界各地的老一辈华侨华人们也是希望台海大陆《统一中国》。台湾是是中国的门户，稍有一点战略眼光的中国人都不会任凭外国不怀好意的侵略者掌控台湾政权的。从中国历史上看，有作为的领导人都不会放任台湾让外国人操纵的。
如今台湾的年轻人在大陆走资派的纵容和惠台政策下，加上日奸李登辉等台独分子操控下，又有美日政府的支持下，民进党己成敌对中国的一股势力，而且，全世界的反华反共独派势力的保护地，成了对待大陆，对大陆人民造成威胁和不安全的地方。此时的大陆走资派政府还是喊几声反对有用吗？搞什么命运共同体成不了“伟人“。一直放任台独自流而是在对中国的不负责任，对中国人民的犯罪。
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这是得到全世界极大多数国家承认的一个事实。那就不允许有武装力量的存在。走资派特色政府允许新疆有武装力量的存在吗？走资派特色政府允许西藏有武装力量的存在吗？走资派特色政府允许上海有武装力量的存在吗？
既然不允许别的省，为什么只允许台湾？还要有“惠台政策“？从中央到省到具甚至一市的区一个县以下的小地方都有狗屁的“惠台政策“？况且，台湾人不领情。走资派想拉笼只是一厢情愿。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化了几代人的命和血汗，被走资派们搞到如此地荒唐，等着下台吧。让台湾独立。让新疆独立。无能的走资派。
农村人民公社必须要做到：老有养，弱有扶，病有医
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设计中，农民的福利和保障得到足够重视。通过普遍实行“五保”供养、合作医疗、社会救济和优抚等政策，建立敬老院等福利机构，旨在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依”的大道之欲求。
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保户供养》制度。
五保，即保吃、保穿、保烧以及保教和保葬的简称。
《五保户供养》制度是农村人民公社对缺乏或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无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社员设计和实施的一项福利保障制度，享受这种照顾的家庭或人员被称为《五保户》。
农村人民公社组织承载了毛泽东对弱势和困难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更大寄托，1962年当李雪峰说胡开明认为农村的黄金时代是互助组和初级社时期时，毛泽东说：他只讲到劳动力问题，没有讲四属户、五保户。言中之意，人民公社比以往集体组织能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困难户的问题。
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多次讲（谈）话中都提到要保证五保户的基本生活。在强调反对分配中平均主义的同时，他认为还是要“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
在困难时期的政策大调整中，关于供给制问题，毛泽东主张“五保户得保，困难户得补助，必须采取这个办法。”
毛泽东说，“五保户有的是完全失去了劳动力的，有的有各种原因，要保证他们的生活”，“除了包五保户、酌量照顾困难户，其他通通是按劳分配。”
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把扶助救济贫弱社员作为人民公社的一项制度给固定下来。
各地人民公社将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生产生活安排照顾委托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负责。一般做法是：
(1)照顾农活。对于有一定劳动能力的五保户，安排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诸如养猪羊、看场院等轻巧农活，适当给予工分，保障他们的生活相当于一般群众的水平。
(2)补助劳动日。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五保户，补助其全社一年的人均劳动日数，与其他社员一同参加分配。
(3)补助钱物。即按照政策规定和民主商议的吃、穿、烧、教等标准计算出五保户所需要的钱款和物资数，从提留的公益金中直接分给现金和实物。如吉林省规定，从人民公社可分配的总收入3%-5%的公益金用于五保户和困难户的补助。
(4)对年老体弱病残人员、日常生活自理有一定困难的五保户，安排专人照顾其日常起居。
(5)五保户的费用和具体照顾由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分担，对于穷社队和遭受自然灾害严重、负担五保供养确有困难的社队，国家给予必要的补助。
广西区委在关于1961年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的分配问题的规定中提出，包“五保户”有两种办法：
一是全部由大队包。
二是大队包用钱，生产队包实物，死后埋葬，由生产队负责，其遗产由生产队处理。
孤儿必须抚养好，其费用，一般由生产大队开支，对有亲属族房抚养的孤儿，大队可将孤儿的照顾费用，交给抚养人。
产妇补助、病号照顾，应该由生产队负责。
1962年，在强调继续维护集体经济，认真履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应该做到既调动最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确保军烈职工家属、五保户、困难户都能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
据统计，1958年全国农村享受五保的有413万户、519万人。绝对大多数五保户对于生活安排照顾感到满意。
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一些老幼无人照料的问题，一些地方开始试办托儿所、幼儿园和敬老院（幸福院），对五保对象实行集中供养。
毛泽东认为这也是人民公社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并且认为幸福院不应当孤立地办，而要大中小结合，否则仅仅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没有五行”，幸福院就不幸福了。
1958年12月，中央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场所。
此后，敬老院迅速在全国各地发展起来。据1958年底统计，全国办敬老院15万所，收养300余万老人。
人民公社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的力量，使两百多万五保户得到了较好的供养。
尽管五保制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挫折和起伏，制度的保障水平不高甚至还有缺陷，但它的建立与发展对于解决我国农村中绝大多数鳏寡孤独残疾人的生活问题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这其中蕴含着毛泽东对于农村社会保障的思考，其实践结果彰显了中共和政府对农民群众的关怀。
农村人民公社里集体办供销、信用合作：减少中间环节，直接服务于农村生产生活。
农村人民公社要有商业。毛泽东多次谈到：人民公社里工、农、兵、学、商都有，不只是农业。人民公社在进行自给性生产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商品性生产，这也是公社制度设计的应有之意。人民公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主要通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进行组织。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苏区就有组织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的前身）和信用合作社的经验。
延安时期，以消费合作和信用合作为基础发展出了综合性合作社，如延安南区合作社，由单一的消费合作社发展为办理生产、运输、借贷和供销等业务的综合性合作社。
毛泽东曾赞誉说：“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并且认为发展这样的合作社，是发展边区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延安的这些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之后得到毛泽东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规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
还在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必须使每一个公社，并且使每一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毛泽东说：“商品流转，就是产品进入流通过程。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综合，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
供销和信用是人民公社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和金融服务于生产和生活，并且促进生产的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各业并举，有生产、有交换、有商业流通、有信用活动。
毛泽东批评那种“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的观点”说，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好交换。
因此，毛泽东强调，“每个社都应当种一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他还谈到，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乡与乡之间以及与外省之间的交换。
农产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因而毛泽东强调，人民公社不仅要有自给性生产，还要有商品性生产。
毛泽东说，不发展商品交换，生活不能富裕，没有工资或工资很少，那就只有饭吃。
因此，要提倡每一个人民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忌讳它干什么呢？它现在有作用嘛。
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
并且，毛泽东还指出，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可以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作为过渡时期经济核算的工具。
毛泽东说，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列宁就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
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为此，毛泽东还提出要搞好交通运输业。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的商业是农民与国家交换劳动的一种必要形式。
毛泽东说，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统统是他们自己所有的，他们有产品所有权。要获得这些产品，必须进行交换。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人民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并且，毛泽东在这里就已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
毛泽东说，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
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并且指出，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
以供销合作社为人民公社的商品流通渠道，可以减少中间环节和流通费用。
人民公社的商业，通过供销合作社作为流通中介，统一购买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并为农民提供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基本生活资料，可减少中间环节，节省流通费用。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多次提到：供销合作社的“首要任务，是供给社员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工具、原料）与生活资料（例如粮食、煤炭、布匹、油、盐），推销社员所生产的商品（例如农民的粮食、棉花，手工业者的成品）”，这样就可以不假手于中间商人，“免除中间剥削”。
人民公社成立后，进一步提出把群众加入供销合作社的目的和要求与党和国家组织供销合作社的更高的目的和要求结合起来，将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互相配合，使国家能够掌握农副产品的流通，统筹城乡交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供销合作社得到空前发展，为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文按语中强调，要训练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的会计员，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水平。
在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要发展经济，农民要摆脱贫困的命运，就必须通过生产合作形成生产力合力，通过供销合作供给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交换，通过信用合作为农民提供生产资金。
人民公社时期的供销社经营着化肥、农药、农药机、小农具和部分中型农具，还接受国营商业委托代销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工业品，实际上农村主要生产资料是由供销社提供的。
人民公社时期的信用社在协助国家银行管好用好国家支援农业的各项资金的同时，通过放款支援农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放款（主要是购买化肥、种子、农具、农药的款项）和多种经营放款（主要支持一些资金少、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
可以说，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事业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