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文革中东方民主的罢官升官实践
在说《文革中东方民主的罢官升官实践》之前，先说说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来的罢官升官。
走资派邓小平没有当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没有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一职，但却有权发号施令，可以左右整个国家整个共产党的大小一切事务。邓小平带着全家游山玩水随口说的话都作为国策来执行。不听邓话的就下台，邓小平独裁决策一夜之间先后让三个总书记升官，一个被罢官的没说任何理由昨天去广场看罢课学生今天就不当总书记了，一个自然死亡，一个任满八年下台。还隔代指定了一个总书记当了八年，一个总书记当十二年后，恐怕还会连任一直当下去。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的罢官升官实践。还被走资派的吹鼓手们右派和牛鬼蛇神砖家叫兽们吹捧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资本主义社会己经存在几百上千年了，还要重新设计吗？又问的老百姓吗？在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大大地叹了一口气，认真地说，再也不用看老百姓的脸色行事了。被毛泽东“逼”着为人民服务不爽啊。
走资派江泽东被邓小平破格升官后，在邓小平死后让上海帮升官了，让北京官被罢官了。为什么会升官说了吗？罢官的有原因是贪污了。
走资派胡锦涛让多少人升官了，说了为什么吗？当他下台后，他提升的官员几乎都是贪官。这个总书记怎么当的？
到了现任总书记走资派习近平如何罢官升官的，想必大家都清楚得很啊。一上台把之前身边的人都升官了，突出的有福建帮之称。经二届任期之后，全换上新官了，说了为什么要提升他们吗？争求老百姓意见了吗？而罢官，在走资派习近平手里玩贪腐，玩女人，玩消失己成常态。别说在封建皇朝制下又或是资本控制的所谓民选制下，《罢官升官》！《夺权争权》！《买权卖权》！《授权派权》！这是古今中外都有公示天下，何德何能被升官，不管是科举还是选举都有个明示于大众。然，走资派习近平治下，均一夜之间高官消失罢官，一天之内一个会上高官就升官发财走马上任。
而文革中，毛泽东时代的东方民主之下，文革中干部是如何产生的？ 自从苏联共产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
毛泽东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观察和
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
在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
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１９６４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林彪寄来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
１９６６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１９５８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５月７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５月６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
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５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９０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１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
——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实际上，那时地方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
毛泽东于１９６９年１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９０个精简为２７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８２％，２７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１８％。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１８％。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干校耕种土地３０００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级领导班子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迅速成长。各级政府都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各级革命委员会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着广泛地密切地联系，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更加巩固，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具有深远意义的新生事物。它是落实毛主席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指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老、中、青结合在一起，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战斗，大大地促进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走与工农相结的道路，蔚然成风。工人、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人上大学层出不穷。工农理论队伍得到了不断壮大。政治夜校陆续成立，教育革命欣欣向荣。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是在极为艰难困苦条件下缔造的共产党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长期不改变颜色的途径，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也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为毛泽东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及脱离群众现象，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一直赢得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的。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承认：“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的动员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和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的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的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大方向的正确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还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负担。不少工作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北京两个多月的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或不派工作组的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至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向毛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会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完全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指导方针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随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大会结束以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
请注意：邓小平在捡讨中说：“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
以及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毛泽东说：“可是在50多天里......“
这里都有一个《五十多天》和《50多天里》。指的是同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是《（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5月16日》这个日子在当时很特殊，即《五一六通知》发出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走资派司令部发的纲领）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这是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在这之前是刘邓彭等走资派搞的文革。
五一六通知：”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要求广播和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场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灵魂的问题。”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要死，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末日即将到来，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把黑干将陶铸、王任重之流塞进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当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对准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刘、邓、彭等走资派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不装了，然而个个都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控制局势，镇压革命。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围绕着工作组问题。激烈地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刘、邓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指使工作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干扰”、“抓游鱼”，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坚决支持革命派起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急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候，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持制定了《十六条》。毛主席以最大的决心不惜粉身碎骨，以最宏伟的胆略，在年老体弱时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号召和率领亿万文化革命大军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
于是，走资派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五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六月五日，邓小平派工作组进了北师大附中；六月六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进了北师大；六月八日，北航院党委迎来了以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六月九日，叶林带着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进了清华园，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组成的地质部邹家尤工作队到了北京地质学院；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胡克实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学校；仅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刘邓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里刘邓走资派们对造反派红卫兵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里大镇压》，如同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人们总在攻击毛泽东。其实当初毛泽东在国民党里当个部长为中国农民做些事情。是蒋介石逼上井岗山组建了红军。文革中的邓小平逼着毛泽东让他下台住将军楼喝茅胎打桥牌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只是想让邓小平们不要复辟资本主义而己。毛泽东在对待不同政见者从来重视教育而非消灭肉体的。邓小平在一线领导十年不汇报，在蒋介石手下恐怕没那么幸运了，不是被暗杀就是早下台。毛泽东在逝世前也将邓赶下台了，邓小平自吹能“三上三下“的三上是华国锋让邓上的。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训是：对于死不改悔的两面派人要多加防范。血的教训啊！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面世近60多年来，广为传布。其主创人员之一周巍峙有言：“这是一株革命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奇葩。它撷取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一些重大事件，艺术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这部艺术精品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指导下集体创作出来的。”
《东方红》的酝酿
1960年11月，周恩来在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归国汇报演出时指出：“建国十一年了，在艺术方面总要有新东西，总要有提高。开国初期看看大秧歌《人民公社庆丰收》这类歌舞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据作曲家陆祖龙回忆，《东方红》的创作源于朝鲜的革命歌舞剧：
1960年贺龙元帅带领总政歌舞团访问朝鲜，当时朝鲜为了欢迎我们，他们的演员在飞机场搭了舞台，表演了名叫《三千里江山》的歌舞剧。当时歌舞剧中大概有三四千名演员，演出效果特别震撼。贺龙元帅看过后说，回国我们也搞这样的大歌舞，这就是大歌舞在中国的最初渊源……大概到了1964年的7月底，中央正式决定要创作名为《东方红》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我估计贺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方红》脱胎于196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宗旨是“努力促进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由3000人演出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更是被《人民日报》誉为“充满着革命激情和具有伟大时代气魄的大型歌舞，以磅礴的气势反映了4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来应陈毅之邀在上海考察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并连夜召集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副局长、大歌舞艺术指导许平，表示计划由北京与上海合作，在国庆前编创一部大型歌舞。回京后，周恩来即请周扬着手研究“大歌舞”的艺术构想。7月18日，他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谈到，“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这个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到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
根据周恩来指示，7月24日，周扬起草了一个请示报告，提出创编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光辉历程的大型歌舞，在国庆期间上演，同时就大歌舞的创作思想、内容编排、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若干具体意见：
（1）政治内容方面应以我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为基础，比较概括地加以表现。如各次重大革命事件都来表现，就不免挂一漏万，很难平衡。
（2）这一大歌舞既要在政治上正确表现出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特点，充分体现出在毛主席领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同时也要在艺术表现上尽可能做到统一和谐，有起伏，有发展；做到结构紧凑，风格鲜明，气氛强烈，能给观众以很深的感染力。
（3）在编排新的章节时，音乐方面尽可能选用当时富有代表性的诗词和歌曲，舞蹈方面也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成品加以改编。不足的地方，以及用歌唱或舞蹈难以表现的部分，拟用朗诵诗来弥补。
（4）时间不宜过长，以两小时为限。原上海有52章节，拟调整为46章节……以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为好，规模可在三千人至四千人之间。……
报告并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初步修改方案和创作组名单。周恩来仔细审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按计划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十月一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并特别强调：“要敢于创造”。关于大歌舞的名称，会上有人提议用“东方红”，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亲自拟定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至此，《东方红》的启动工作正式完成。
“敬爱的周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
周恩来是《东方红》名副其实的总策划与总导演。从9月中旬到27日，他多次审看并约谈有关人员，亲自确定《东方红》的创作主题和重要情节，提出创作指导思想是“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创作风格要突出民族化特征，“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创作手法“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创作原则是“两结合”，即“把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
作为一部革命史诗，《东方红》以音乐舞蹈等具象化形式，将革命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舞台艺术话语，进而建构中国革命史规范化、经典化的叙事模式与话语体系。《东方红》的朗诵词，从内容构思到文字表述，周恩来都逐字逐句地推敲斟酌，亲自审改。节目编排方式为“选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和一部分采用当时的诗词和音调改编或新写的作品”，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其表现形式是音乐、舞蹈、朗诵和幻灯背景相结合，计有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35个，革命歌曲39首，朗诵18段，不同的场景33个。为了使《东方红》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亲自为创作组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党史报告，对演出中的各种细节和史实一一予以详尽指导。据周巍峙回忆：“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能否突出地表现出来，是周总理最关注的事情。”周恩来强调指出，整个大歌舞必须让群众完全看懂，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也要让不太熟悉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国际友人看懂，这样才能起到预期的政治宣传与艺术效果。
在创作表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东方的曙光”这一场时，创作组没有找到现成的描写、歌颂共产党诞生的歌曲。周巍峙遍查史料，终于找到一首民歌歌词《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周恩来审阅后，认为这段歌词说明了马列主义的传播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形象地表达了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影响，由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为其谱了曲。舞台表现也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完成，“在这一场天幕左侧光芒四射的马克思、列宁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红旗，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期形象的红旗。在两面红旗下，行进着中国无产阶级率领广大劳动群众英勇奋进的队伍”。周恩来对此表示认可，“这段舞蹈和歌曲的形象都很好，朴素、英勇，反映了建党初期工人阶级的形象”。
在表现遵义会议时，起初创作组认为不好把握，遂代之以歌舞《十送红军》，周恩来观看后表示，“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于是创作组将遵义会议作为重头戏加以表现，并新创歌曲《红军想念毛泽东》表现红军战士盼望毛泽东重新掌舵的迫切心情，周恩来肯定了“这个设想很好”，并要求增加舞蹈演员人数，全面展现红军战士、工农群众、少数民族等多种人物形象，以此表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群众意志的集中表现，这正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具体运用”。
《东方红》的每一处场景、每一个细节，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乃至服装道具舞美等设计，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并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对周总理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及其民主作风感佩不已。9月25日，周恩来亲自审改完《东方红》的朗诵词，“特急，即送周扬同志，请予阅正”，另铅印若干份送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陈伯达、江青、姚溱等“严加审查”，将修改意见速交周扬汇总，“并作最后定稿”。9月27日，周恩来最后一次审看《东方红》彩排，并予充分肯定。
“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1964年10月2日，八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连演14场，盛况空前。具体节目安排见下表（歌曲与舞蹈一起演出时，歌曲用楷体字表示）：
周恩来分别于2日、6日、15日三次观看《东方红》演出，并到后台为日本友人松山树子解答有关《东方红》的各种问题。10月5日，陈毅在会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介绍《东方红》“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又导演革命的歌舞”。10月6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同驻京陆海空军、人民公安部队官兵8000多人一起观看《东方红》。
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与《东方红》创作演出的全体人员，周恩来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了中国首次核试验刚刚爆炸成功的喜讯，全场欢声雷动。10月23日，周恩来在《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作报告，肯定这次演出是成功的，要求在表演中突出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周恩来特别强调了“三化”方针及其辩证关系，“文艺工作者要实现文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改造成为一个革命派，即首先要进行人的革命，然后才能出现艺术的革命……不论什么表演，都要通过民族化的形式表现革命的内容，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红色经典改编
正如《东方红》领导小组成员、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所言：“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红旗，表现工农兵的伟大革命实践，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国音乐舞蹈艺术工作者最光荣的战斗任务。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是在这一根本方针的指导和鼓舞下进行创作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将舞台剧《东方红》改编拍摄成电影进行大众传播，让广大群众都能受到一次深刻、生动的党史教育，促成其经典化与群众化势在必行。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召集《东方红》导演团开会，研究将《东方红》改编摄制电影的相关事宜。他明确指示：“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舞台演出是学习和传播，拍电影是更进一步的学习和传播，电影还可以拿到国外去……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贯穿着，要贯穿着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体现到银幕上去”。就其创作方法而言，周恩来表示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这本身就是革命化……要敢于创造，在文艺上认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走群众路线，“提倡创作上的三结合”。在讲话最后，周恩来将《东方红》定性为“革命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产物”“人民的事业”。
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影厂将舞台剧《东方红》改编为舞台艺术片，只选取了序幕和前六场，后两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东方红》看来还是截止在1949年好，民主革命作一个阶段，许多统一战线的问题好回答”的意见，没有拍摄。9月18日，影片《东方红》摄制完成，周恩来与罗瑞卿、刘志坚连夜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审看样片，对细节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勉励大家：“请大家再加一把劲，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提前完成，在国庆节上映。”10月1日，彩色舞台艺术片《东方红》如期与观众见面，再度在国内外掀起一轮热潮。司徒慧敏在《电影艺术》撰文，提出“三化”的检验标准在于“能不能够以优美的艺术形式传播毛泽东思想，对人民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和革命的前途教育，能不能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就《东方红》而言，这个标准已经达成。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说过一段话：“毛泽东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但是我很遗憾，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中国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型，即新中国两套完整的工业化建成，沿海的工业化和大小三线的工业化。以及从理论到实践的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已经反复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国人民只有旗帜鲜明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把毛泽东思想完全彻底地落实到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直号称中国共产党的敌人美国都在深入研究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并且用来对付中国，并取得了明显成效，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更加警醒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继承好和发扬光大毛泽东思想。如果走资派特色政府主动放弃毛泽东思想，还用白猫黑猫摸石头来作指导，那就是向敌人缴械投降。如果中国共产党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话，那中国共产党就会成为战胜美西方强大敌人的锐利武器。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毛泽东无愧于世界级领袖，毛泽东热在中国内部乃至国外不降反升现象，更令人不可思议，美国人应当研究他的思想精髓。”
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和伟人，一个没有英雄和伟人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我们美国的青年不仅要知道华盛顿和林肯，也应该知道毛泽东。我的父亲曾经跟我说，中国青年对于我们的华盛顿和林肯都非常了解，甚至超过我们的青年，英雄和伟人是没有国界的。”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说：“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戴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泽东’，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都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和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Steve Orlins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说：“我从来没想到，这么多年来，我做的最出名的事情是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他说：“有困难的时候，让我常常想起，我很喜欢的毛主席的一句话，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希望我们一起努力，让中美关系持续往好的方向发展。”
肯尼迪生前办公桌上总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他不仅研究中国，还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艾森豪威尔：“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胁对他没有用。”
尼克松：“毛主席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他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福特：“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美国人不会忘记，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同美国一起采取行动结束了一代人的敌对情绪，在我们两国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和比较积极的时代。”
卡特：一生之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泽东。他在2010年中美座谈会开场白中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4周年的日子，这位从湖南走出来的智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全世界。”
克林顿：“毛泽东说‘若想了解梨子真滋味，就必须亲口尝尝’，这句话真让我欣赏。”
小布什在耶鲁大学研讨会上向众人发问：“大家知道世界上哪本书发行量最大?看的人最多?”众人摸不着头脑，片刻宁静后小布什从笔记本下抽出《毛泽东选集》向众人展示说：“就是这本书——《毛泽东选集》!这本书是我父亲当年从中国带回来的，已经收藏了几十年。”
奥巴马是毛泽东的忠实粉丝。他在执政百天演说时引用毛泽东的话——“只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并在白宫的圣诞树上挂出毛主席像。奥巴马高度赞扬毛泽东的内政外交：“什么是外交?外交就是内政，这两者绝不是两码事，不是。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国民要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愿望是民主主义的根本。”
美国是一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国度，弱肉强食，欺软怕硬，谁把它打趴下了，它就臣服于谁。当然也会研究谁，报复谁。
美国在历史上发动过200多场战争，可谓百战百胜，唯独在朝鲜战场上败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一开始，毛主席给美国人划了一条“三八线”，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并把战火迅速烧到鸭绿江边。
毛主席当机立断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一声令下，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以“小米加步枪”的绝对劣势，对抗以美国为首的“武装到牙齿”的世界最强大的17国联军，在10日内把联军打退300公里，美国《先驱论坛》称：“这是美国陆军历史上最大的败绩”。
1950年12月6日，志愿军收复平壤，将战线从清川江推回到三八线，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一场朝鲜战争，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尊严。从此，毛主席的大智大勇威震四方，令美国人胆寒。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中有一段精采演说，我们是爱和平的，我们不要战争。但我们不怕战争。有人问：战争要打多久？我们不作这个决定。我们把这个权力交给美国总统来决定。美国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直到把它打回美国去。
毛主席告诫中国共产党：“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看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运用毛泽东思想方面，运用最娴熟的主要有：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我们的敌人搞得少少的。拜登把这一思想贯彻到他的核心执政理念之中：“当美国与盟友合作时，美国才是最强大的。”美国“最好的对华战略是让我们每一个，或者至少是我们过去的盟友都站在同一立场上”。我们清晰地看到，自拜登上台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反华联合阵线”正在按计划、有步骤、快速地形成之中。
还有就是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拜登宣布从阿富汗完全撤军时明确表示：“我们将专注于中国等其他优先事项”，现在是美国集中精力处理中国等海外其他优先事项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专注于我们面前的主要挑战，而不是重新与塔利班开战。我们必须支撑美国的竞争力，以面对日益增强的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拜登要求国防部收缩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兵力部署，重点部署到亚太地区，形成对中国“O形包围”和大军压境的态势。
也许有人会质疑，拜登的执政理念未必来源于毛泽东思想，但是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那就是美国政府确实把毛泽东思想研究提升到了战略高度，而拜登的执政理念也确实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美国人深知，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心中最伟大的精神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致胜法宝，所以只要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从中国人民心中“抹去”，就等于抽掉了中国人的“脊梁”，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就成功了一半。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预言：“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对中国政府的颠覆活动，在2021年4月2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中，有一项非常明确的内容——国会每年拨款3亿美元用于针对中国的颜色革命。近日，一位美国共和党朋友透露，这一拨款已经增加到15亿美元，重点用于抹黑毛泽东和“去毛化”。
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直言不讳地指出：“他们心理憎恨而又恐惧的毛先生离开世界了，他们便卑鄙地雇用那些没有廉耻的中国人，四处游说，这难道就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军事人马?连起码的军人自尊都没有……”
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以夷制夷”战略，凭借美国资本对中国舆论领域的强力渗透，收买一批无良的专家学者，鼓动一批内心肮脏的精英，利用一批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而仇毛的人，挑唆一批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毛辱毛运动，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抹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削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和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超预期实现了他们在中国“非毛化”的目标。
以至于1999年版《辞海》对大量与毛泽东历史功绩和独创理论有关的词条被删除和修改，甚至写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因美方“不接受”而被删除、取消掉……
美国政府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权，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然而今天的中国己不是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权。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政权四十多年前己被走资派邓小平们推翻。
如今美西方联合起来要“以夷制夷”的是走资派特色政府。而走资派特色政府及其一批无良的专家学者，一批内心肮脏的精英，一批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而仇毛的人，一批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还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毛辱毛运动，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抹黑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削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和中国人民心中的地位，超预期配合美西方实现在中国“非毛化”。
1、“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2、毛主席在1960年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5页）
3、“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引自袁水松、王均伟著《左倾二十年》267页）
5、1965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谈话时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6、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572页）
7、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又说，“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8、1965年10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9、毛泽东说，如果 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党校出版社，第1160页。）
10、毛主席说：“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就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毛泽东传（1949-1976）》，第141页。）
11、“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X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12、“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13、1966年3月4日，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14、“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
15、“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16、“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主席：对《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1966年8月5日）
17、“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转引自《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18、“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他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406页）
19、毛主席说，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住我对他们的希望，记住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我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项观奇拜会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20、毛主席说：“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对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21、毛主席讲，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1974年，中国代表邓小平出席了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见《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第45页）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毛泽东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民主的最高境界。也是阶级斗争中的暴力的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的最好回答。压迫和剥削就是暴力，压迫者和剥削者掌握着国家机器财政大权，他们可以用文的或暴力的手法，强逼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
自从人类产生阶级结成社会以来，阶级斗争一直存在。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里的帝皇将相才子佳人等的上等人和下等人之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长工之间。以致今天中国特色政府走资派当官的和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几十年来一直贯串始终。
走资派特色政府当官的靠在社会各级制度中掌权而占有优势，但人数一直居劣势，而靠大量的维稳经费组成的警察、特警、保安、城管、农管、文管等外，还有随处可见的监视摄象头。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大量暴力行为，最大的动用军队坦克开进城里开枪镇压。最卑鄙无耻的是判四人帮死罪，大量镇压文革中的造反派。
还有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把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的亿万国企职工兄弟姐妹改革得下岗失业，甚至沦为新生资本家和官僚家族企业的雇佣、奴隶甚至不得不从事皮肉生意以过活，这是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把无数作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经济支柱的国企改革成了私企、外企或官企，是不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把无数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改革成了空壳、虚无甚至土地都“流转”到新生地主老财手中，使翻身农民再度沦为昔日的长工，农民工、短工，临时工干苦活累活脏活后，连拿极低薪为活命的血汗钱，还欠薪？讨薪时下跪还被保安驱赶毒打，这是不是意在变天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不雇百姓死活旨在维护官僚和“先富”既得利益的《物权法》的面皮，为了官僚和开发商的利益，大肆强拆民房并不断造成流血案件，是不是充满血腥的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
震惊中外的台资企业富士康的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走资派特色政府照顾的优惠的是台湾国民党的资本家。工人不准反抗、不准罢工、不准贴大字报造反等还有一丁点共产党的味吗？这不是阶级斗争的暴力行为又是什么？
如通钢工潮，通钢工人阶级不奋起抗争直至拳毖私企总经理陈国君，他们就势必沦落为新生资产阶级的雇工、奴隶甚至被“滚蛋”！……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湖北巴东民女邓玉娇面对淫官肆虐，如果不坚决自卫，直至刀毙淫官，后果岂非可想而知？！
下等人平民百姓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低微，但其人口数量庞大。官与民的力量在社会的不同时期彼此消长，决定着官民矛盾的缓和、激化和爆发。官的压迫资本家的剝削少些，官民的矛盾轻微时，社会和谐，即所谓太平盛世。官的压迫资本家的剝削重了，官民矛盾严重时，则社会不稳定，甚或动荡。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每次的暴力镇压之后的反抗，都是促进人类向文明前进。最终以战争决定着要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有资产阶级的轮流执政。假如工农取得政权，为防止资产阶级的轮流执政的产生，就要进行文革。
调和官民矛盾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民主，或者说，民主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调和官民矛盾。但是，民主的功效仅仅就是调和官民矛盾吗？非也，民主还通过影响官民矛盾而使社会渐臻公正，从而渐臻进步。所以说，民主最内涵的功效是有利于社会公正，其终极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民主，你就会发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原来是最彻底民主的宣言。民众的反抗是被动的，被迫的。压迫越重，反抗越激烈。消灭暴力，就要消灭压迫和剝削。
说实话，刚开始时，很多人对于毛泽东的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由于思维上的惯行和定势，觉得这十一个字可能有“暴力“。不料一旦静下心来，细细想，细细想，难道反抗无理吗？历来都是剥削有理，造反有罪的。但资本社会里有不平，无反抗不造反则不平更甚矣，劳动人民有苦难，无反抗无造反则苦难更重矣，社会资本制度有不公，无反抗不造反则不公长存矣。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反抗，没有造反，社会不但会踏步不前，甚或逆行倒退。如此看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岂不是民主的最高境界？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包含了两层重要的民主思想。首先，这句话明确指出，先有压迫剝削，后有反抗造反，是因为压迫剝削才导致反抗造反的，也就是说压迫剥削是无理的，反抗造反才是有理的。只要有官的地方，就必然会发生官压迫民的事情，民压迫官的情况，则鲜有。所以说，“压迫无理，反抗有理”的观念一旦被多数人所接受，从长远看，则反抗未必增多，压迫必会减少。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种不合理的观念，仿佛官欺压民是理所当然的，民反抗官则是大逆不道的，这种观念时至今日，仍留余毒，仍在束缚着民主，孔孟的儒家思想对此贡献最大。毛泽东说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应该说是站在对民有利的立场上说话的，为孔夫子所深深惧怕的“犯上”撑腰，史无前人。
然而更重要的还在其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仅为“反抗”正名，而且还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唯一方法，不公平从来没有不经过民众的反抗而得到消除，社会也不会不经过民众的反抗而进步。所以说，能提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人远比提出要建立什么样社会的人高明得多。这就好象老师教学生，教会某种知识，远不如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善于教方法的老师才是最好的老师。所以，比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美国独立时的先贤们的“三权分立”来，毛泽东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更为高明，是人类社会以来对民主最高境界的宣扬。有人称毛泽东为导师，的确很确切。
其实，很多的嘴上常讲民主的人，其对民主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制度或体制的层面。孰不知，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或体制之下，官的地位总会高过民，如果不认为民的反抗有理，不管是几权分立，只不过是限制或分化了某些官职的权力而已，并没有解决“官的地位总高过于民”这一产生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则总归是不彻底的民主。而且制度和体制不公平，又该怎么办呢？他们从来没想过。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境界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这些人真的应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了。
《造反有理》？！谁造反？造谁的反？为什么要造反？对谁有理？对谁不理？为什么说有理？
《人类》。泛指每一个有生命的人。人类从原始时就分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小孩。又有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地区不同又分不同地区的人。部落不同又分各不同民族的人。
自从产生阶级之后的人就开始分下等人，中等人，上等人的区别。又分穷人与富人的区别。上等人中又分帝皇将相、达官贵人、才子佳人等等。下等人中又分许多种人来。
阶级产生之后的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和地主等有钱有权之《人》一直掌握主裁权控制权和语语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皇是上帝或天上派来的，命中注定的。百姓只能听天由命，命中注定的。上帝决定的。
因此一直由有钱有权之《人》统治。剝削是有功的。压迫是应该的。朱门酒肉臭是常态。路有冻死骨是活该。反抗是不对的。造反是有罪的。剝削压迫是有理的，造反是无理的。
《人类》中有1%的人是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和地主。是上等人中的帝皇将相、达官贵人、才子佳人。而99%的人是下等人平民百姓低层人劳动人民干苦力重活累活脏活的打工仔等。
长久以来，《人类》就是这么天经地仪，无法改变地延续下来的。1%的人拥有99%的财富，掌握着权力，控制着话语权，统治着《人类》世界里的一切。
哪里有压迫剥削，那里就有反抗。这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马恩二人用毕身的精力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调查观察之后，例举了当时社会中的许多事实为依据，发现了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通过阶级斗争使人类得到不断的文明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由于资产阶级的革命即阶级斗争，原有封建个体的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生产。而奴隶主阶级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大资本家的地位。工厂雇用了大量的工人，而这些工人靠出卖劳动力从资本家手里赚到一些钱为自己的生存。资本家发给工人的钱刚到工人手里还没有放进口袋，外面的房东、食品老扳、生活用品老扳等着拿走了。而资本家老扳们越来越富，而辛苦劳动的工人为什么越来越穷。为什么？
马克思的《资本论》用大量文字说明了这个《为什么？》。马克思将这一阶级的形成统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马克思用《资本论》得出结论：造反有理！
谁造反？是无产阶级造反。
造谁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
为什么要造反？因为辛苦劳动的工人越来越穷。
对谁有理？对无产阶级有理。
对谁不利？对资产阶级不利。
为什么说有理？因为辛苦劳动的工人创造财富。理应当家作主。
对《造反有理》，谁反对？谁支持？就很明白了。
毛泽东：“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
毛泽东：“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毛泽东接见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是毛泽东评价文革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毛选》第七卷：26.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毛泽东：什么时候谢胡〔1〕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泽东：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2〕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3〕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4〕，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泽东：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5〕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的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象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象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6〕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泽东：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泽东：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她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7〕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泽东：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泽东：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泽东：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泽东：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8〕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的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泽东：“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9〕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10〕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泽东：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11〕。
《文革》让一批混入共产党的同路人显现。这批共产党的同路人和蒋介石国民党是同一路人。不想继续《为人民服务》的大官。
毛泽东：“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批评“二月逆流”〔1〕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2〕、薄一波〔3〕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注释】
〔1〕二月逆流，起因是陶铸被打倒，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任副总理、中央文革顾问。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批判刘邓的错误。中组部组织三百多群众，要求去中南海向毛主席、党中央送交决心书，表示彻底揭发批判刘邓，陶铸却说：“组织部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做法我不赞成。”十一月初，看到批判刘邓的大字报，陶铸对群众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其实，陶铸死保刘邓的立场是他到中央宣传部担任领导工作以后就表现出来了。他开始以极右的面目出现，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张伟大的大字报；群众起来了，他又跳到极左，在群众面前大叫大喊：“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每个司令部都不知道是什么司令部……我是主张普遍轰！”更为恶劣的是，他利用掌管宣传大权，在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时，还大登刘邓的照片，并授意伪造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的照片。最突出的是他的“割头术”，即把陈毅的头割去，换上邓小平的头，以示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仍然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张照片发出以后，被许多省市报纸刊用，在全国起了极恶劣的影响。
针对陶铸这种保皇立场，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讲了如下一段话：“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八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在被打倒以后，曾和他的老婆曾志谈起他和刘少奇的关系：“一九四二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指柯庆施〕的问题上，我觉得刘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一九五三年，我对刘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高饶事件后，刘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他看人可能有些偏。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的观点的。”他还讲：庐山会议上，他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劝说黄克诚：“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过身于世，不讲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从这些自白里可以看出，陶铸的保皇立场是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姚文元在《评陶铸的两本书》里揭露批判陶铸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从政治上、文化上到生活上，他的‘理想’都是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头脑中装满了从叛徒哲学到‘士为知己者死’之类剥削阶级反动的世界观。”陶铸确实是刘邓的“贞洁之妇”，在刘邓垮台之后，他仍然“从一而终”，作为刘邓的代言人，在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兴风作浪。但是，他没有逃过毛泽东的火眼金睛。
打倒陶铸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江青、陈伯达，却采取了不讲策略的方式，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他俩专门接见新华社工作人员，把陶铸的问题捅向社会。二月六日的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说：“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毫无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的起来？江青眼睛向天，天下没有几个她看得起的人。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陶铸是犯了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二月十日，毛主席继续召集有林彪、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参加的会议，当面批评陈伯达、江青。他气愤地对陈伯达说：“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又对江青说：“你眼里只有一个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并决定：立即举行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
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这次也不例外。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老帅们和老领导，就利用这次批评左派，向着毛主席，向着文革大闹起来。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会议。一些老帅和老领导借机大发心中的牢骚和不满。叶剑英对未经政治局讨论就让上海市改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党的领导表示出极大的愤懑。并说什么“各地都有一帮右派在造反，他们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叫嚷：“对那些敢于向无产阶级专政宣战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决不手软……”徐向前说：“这回我们派上用场了。大夺权以来，全国到处混乱得一塌糊涂。连大军区、小军区都受到冲击，军队不表态的确不行了。”谭震林对陈毅说：“陈老总，咱们可不能只是发发牢骚就算了，底下的群众斗不赢他们，我们上头得斗垮他们呀，不然，他们更是无法无天了。”李先念说：“中央文革小组不伦不类，本身就是一个奇奇怪怪的组织……再不给他们点措施，中国就彻底乱套了。”陈毅说：“怀仁堂这边我和谭老板〔谭震林〕打冲锋，军委会议那边有叶帅、徐帅。你们放心吧，大家等待的就是时机。现在冲锋号已经吹响了，我们不上阵冲杀还行吗？”
在二月十六日碰头会议上，这些人同中央文革小组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谭震林拍着桌子大骂：“你们〔指中央文革小组〕的目的，就是专整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革命到头来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所谓的群众是什么？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之流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反革命！”“我跟毛主席跟了四十年，到四十一年我不跟了，我一不该参加革命，二不该加入共产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让你们这些人跟着他干去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我就是和你们斗，我还有三千御林军。”陈毅气得脸色发青，哆嗦着嘴唇说：“这一次〔指文革〕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林彪同志国庆讲话〔指一九六六年经过毛主席亲自批阅的国庆讲话〕也有问题，什么叫‘反对革命的路线’，这就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李先念说：“现在可以说全国范围内都在大搞逼供信。不但老干部们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全国处处搞路线斗争，把许多老干部都伤害了。”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我根本不赞成！”
徐向前说：“中央文革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五条指示也不正确。”“连国民党都没达到的目的，他们〔指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革命造反派〕达到了。”
这就形成一股对抗文化大革命的逆流，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余秋里是二月逆流中的两帮凶之一，二月逆流中的“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谷牧。
〔3〕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认定一九三六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出狱的薄一波等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指出：
“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批人的出狱，决不是象他们自己事后向中央所说的那样，只是履行了一个什么‘简单手续’。他们是签字画押，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举行‘自新仪式’后才出来的。”
“当时在狱中的人，对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刘格平〔静火注：刘格平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出狱，文革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良云〔静火注：张良云后来出狱后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同志坚决反对，拒绝执行，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
《反共启事》内容是：
“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曾在白区工作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雪峰一九八九年受访时曾表示：“比如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和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带领敌人去抓我们的同志这样的叛徒还是有区别的吧。我在战争年代里处理叛变革命的人，是要区别两种情况的：一是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而写了自首书，但是没有出卖组织，没有杀人；二是经不起敌人的利诱和拷打，出卖泄露了党的机密后，又用同志的鲜血来换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敌人处死，这样的人是坚决要镇压的。总之，要有区别，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就没有党的规矩。关于薄一波和刘少奇他们被捕以后的情况，我没有发言权。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们或他们派来的人都找过我，我都是这么回答的，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让薄一波他们写这种《反共启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