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的确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
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既不是民主制，也不是集中制。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才能实现“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政治民主目标。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对西方民主制是一个超越，如同“两条腿走路”是会超过“一条腿走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 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
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
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
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孙中山）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制度正式成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它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这一制度与外国普遍采用的议会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一，议会制度是基于议会党团，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没有议会党团，也不开展界别活动，人大代表是按照选举单位（除解放军代表团外，一般按照行政区划）组成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
第二，西方制度通常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我国则采取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形式。
第三，议会制度下的议员基本是不同党派的代表，我国的人大代表是由人民选举产生。
第四，议会制度下是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执政纲领或政策就轮流变化。中国则是共产党领导、多党参政、政治协商，以保证执政纲领和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及长治久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制度。设立这一制度，是国家主席行使国家元首职权，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
为什么中国实行国家主席制度？这是毛泽东的精心设计，为的是保证党和国家安全。
对此，毛泽东有过解释：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国家）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设国家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毛泽东在亲自修改审定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指出，它与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历史上的总统制完全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象征。他既不是立法的也不是行政的首脑，并不具有特殊权力，但是依靠他的地位和威信，他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和国务院提出建议或召集国务会议，因而向国家做出他的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最初由1954年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是政治体制中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关，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国家的象征。
因“林彪事件”的政治原因，1975年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设置。
1982年宪法规定恢复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主席的职权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派遣和召回驻外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代表国家接受外国使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必须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国家主席的活动都是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进行的。因此，中国国家元首制度是集体的，由国家主席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结合起来行使。
国务院制度。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实行中央一级政府制。国务院实行由总理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的工作制度，负责政府方面的日常工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作为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受该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直至国务院）主管部门领导。这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垂直领导与双重领导相结合的行政领导体系。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
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
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他还特别指出，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
由此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制度，中央集权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
地方分权是“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这对新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
毛泽东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不过毛泽东认为，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提出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从后来的实践来看，两个积极性还可以进一步延伸为“中央为主导、地方为主体”。
所谓中央为主导，是指中央对地方的领导、指导和引导。所谓地方为主体，是指地方是中央决策的实施主体，对地方事务负总责。
这就构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机制：
一方面是全国的“大一统”，避免《一盘散沙、四分五裂》，同时《统而不死》。
另一方面是地方的“正当独立性”，让地方发挥自主性、积极性、创新性，同时《活而不乱》。
此外，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制度，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度，中央司法系统（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等。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式民主？这既是一个新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把西方和中国的关系称为“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
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毛泽东还说，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共和国，而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
由此可知，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是毛泽东时代创立的，不仅铲除了旧中国的地基，还建立了新中国的地基。
毛泽东实现了为新中国《奠地基、起房子》的现代国家制度目标。
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现代中国的基本制度体系并不是完善的，还有许多“缺陷”、“漏洞”，甚至还受到来自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须不断完善改进。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己成国策。）
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一直刮了四十多年了。）
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恶果己现。）
《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 作者：张春桥
这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发表的。
一九七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深刻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全文如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时不时有拿毛泽东时代的《户籍》说事。毛泽东时代的《户籍》有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攻击抹黑的重点是“农民们不能随意地进入城市户籍了”，意思是说自从有了《户籍制度》后就如两个铁笼，关进去后就没有可能相互转换了。
中国是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很多。
中国几千年以来农村人口都是无序的，可以无序流动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十年的战后清扫整理后，如果还是无序让农民流动，还能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建设吗？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群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又将无序让农民流动之后，结果如何？有眼有脑的都看得见。
毛泽东时代经清扫整理十年后，将全国人口有序地进行规划。首先居住在城市的为城市户口，居住在农村的为农村户口。
城市户口因没有土地，所以企业工厂招工时优先。这是权宜之计划，要首先安排好城市干部和工人阶级的子女们的就业。因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老大哥。
农村户口有土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农民们获得成功建立新中国的，不会不管农民的。只是刚创业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从当时现有的条件下，将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农村人民公社。
农村人民公社里有各行各业，农忙时社员们耕地种地。农闲时老弱妇女留在公社里管理农田和照顾小孩。而年青力壮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开河挖水库，植树造林，开恳荒地，填海造地，基建造房，进厂做工等。忙得不亦乐呼，干劲冲天，建设新中国。
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干部社员们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根据各地特产特点积极组织创建小型的各种类型的社办企业社办工厂。组织集中民间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以及各种类型的科技人员，到人民公社的社办企业社办工厂里来，还招集各类社办企业社办工厂的做工的社员们进来做工。农忙时可以帮忙收粮食，农闲时可以多请社员们做工。
农村人民公社里有社员，有工人，有各种商店，有学校，有卫生院红医站，有工厂，有农机站，有种子站，有托儿所，有养老院，对老弱病残军烈属实行“五保“。有政府机关，有邮局，有保卫派出所，有民兵，有的还驻有军队。有银行，有免费的各种社会福利。一个完整完善后的农村人民公社，不就是一个小城镇吗？
除此之外，城市户口，农村户口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城市户口中转为农村户口的有：干部下放农村劳动。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的有：工厂招工，顶替。上大学后。参军后。提干部后。随军家属，随工家属，随干部大学生的家属等。
当然，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群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各路牛鬼蛇神，砖家叫兽，马户又鸟们，各有站在自私自利的立扬上，攻击抹黑毛泽东时代。而非客观地看待的。
走资派邓小平们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如果能拿出更好更优的方法来治理中国，那也叫后人们心服口服。可如今呢？
中国的农村如何？农民们如何？农民工们如何？
具体的不在这儿说了。必竟这是中国人的“家丑“。只是狠走资派。
如何正确总结和评价农村人民公社制度，需要注意一下几个不同的角度，并且要把他们综合起来考虑得出的结论，农业现代化必须要走农村人民公社的道路。
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视角。
这是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公社，即如何看待人民公社体制对农业现代化的适应性。如果仅从农业生产劳动的组织形式上看，那么不但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太大，而且，连生产大队的组织规模都是大的。
但是，如果从生个农业产业体系的角度看，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首先是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需要在比村更大的范围上进行组织。
其次是农业产业链条的延伸不能在每一个村级组织上独立完成。如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收购，农产品加工贸易、农业技术推广、农村合作金融(信用社)等等都需要在社一级来组织。
第三，至于农业生产过程的组织，有生产队这一级就可以了。所以，三级体制中，各级职能不同，又不可缺少。解散公社的理由是农业生产适合家庭经营。
那么，对照上面三个方面，只有最后一点能对上号，而生产以外的环节就避而不谈了，这能讲的通吗?
如果说最初的互助合作是贫苦农民直接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那么，后来的合作化、公社化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则完全是为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
农业要发展，要扩大再生产，就必须要对我国传统农业的自然物质条件进行全面改造，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修建水库、打井、灌溉渠道、农田排灌系统等;大规模的农田改造，平整土地、改良土壤、修建田间道路、山区建设梯田等;还包括为推进农业机械化创造耕作条件。
很显然，这些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在规模较小的合作社的基础上会受到了局限，于是产生了并社的需求。这是人民公社在并社的基础上产生的直接原因。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的彻底改造，也恰恰是在人民公社体制时期完成的;中国人民的吃饭温饱问题，也恰恰是在70年代后期就已经基本解决的。
实际上，后来的人民公社不但完成了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而且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上也已经配置完备，每个公社都有了供销社、信用社、收购站、粮站、科技推广站、兽医站、以及水利、电力、农机、良种、植物保护等服务机构或专业人员，在农业上已经完成了由落后的、分散的小农农经济向现代大农业的转变，形成了完整的农业产业体系。
从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化的视角。
如果从整体上讲人民公社与我国工业化的关系，那么，首先，在国家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是为国家工业化起步提供原始积累，同时解决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其次是在第二阶段开始农村的工业化进程。第三，完成城乡一体化进程。如果说合作社是为了农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那么，人民公社则已经不仅仅是农业发展的需要，而是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需要，也就是后来提出的农村工业化的需要。
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包括生产方式上的工业化改造和社会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即由农业经济为主转变为以现代工业经济为主，这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完成工业化转型的主要标志之一。
在人民公社问题上，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她是对农业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忽视了人民公社恰恰同时又是对农村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毛泽东主席之所以产生这一思想，是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得来的。
实际上，在1956年毛主席编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在谈到你并社问题时，就已经考虑到小社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局限性。毛主席在1958年谈到1956年讲十大关系的问题时说：“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我们知道，苏联的工业化是国家一条腿走路的方针，在农村搞的是集体农庄，不能搞工业。毛泽东主席认为我国的人口多，底子薄，工业化不能只靠国家一条腿走路，在农村还要有人民公社的工业化。
这也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不同意有些地方并社以后叫集体农庄的原因，认为叫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可以是农、工、商、学、兵的综合体。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主席的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是他整个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绝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农业问题。他实际上确定了我国城市的、以国有经济形式为载体的国家工业化和农村的、以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经济为载体的公社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战略。这才是毛主席的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内容，也是他坚持人民公社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
否定人民公社的人根本不敢正视这个问题，他们只是拿农业的问题来说事，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以农业不适合集体劳动为由，就把人民公社否定了。但是，历史的进程并不支持他们的短视。人民公社后期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后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强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的“光明灿烂”的战略远见。只是他们还自以为是地认为是私有化改革的胜利成果，却不知后面巨大的陷阱会接踵而至。断送了人民公社体制，也就断送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条腿，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必然变质，蜕变为国际资本主导和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性质的附庸型买办经济。
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断提升和完善的视角。
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具有很大的制度调整和完善的过渡空间。一方面，队为基础，更适合于农业的生产过程，甚至可以容纳统一经营条件下的家庭承包。但是，农业产业中生产过程以外的各环节，就不再适于家庭承包了（大家可以看看毛泽东时代老电影【伤疤的故事】就全清楚了）需要大队和社一级统一组织。另一方面，从农民增收的来源、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要求看，又需要更多的在社一级进行组织和统筹。
这就是三级体制的好处，它兼顾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能容纳不同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自身调整和过渡空间很大，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有很强的适应性。所以，毛主席的人民公社发展战略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过渡，由基本队有到基本社有，最终发展到全民所有制。
毛主席说：“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毛主席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他在强烈反击“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的同时，曾经反复叮嘱党的高级干部，在体制过渡问题上不能急，不能靠“一平二调”。他还说：“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
在人民公社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公社体制内的生产和分配主要在生产队一级，大队和社一级经济实力还没有发展起来，当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公社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随着多种经营和社会企业的发展，这种格局必然会逐渐发生变化，形成社和大队经济实力逐渐反超生产队的格局。
这时，人民公社三级体制逐步过渡的功能就会发挥作用，以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新变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公社工业化进程是其内部体制提升的决定性前提条件，而公社制度本身又是公社工业化进程的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演变，特别是公社工业化的充分发展，在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下，必然使国家和公社的两个工业化进程互相渗透、互相支撑，形成规模有大中小、产业有高中低不同层次的合理分工和布局，使城乡经济逐渐走向融合和一体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加上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逐渐过渡升级，是一个宏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不是仅仅早看了五十年，而是更远，甚至可以说是百年战略。因为毛主席认为，就是过渡到公社核算，也不能马上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公社之间还要有差别，还要发展一段时间才行。如果联系到他的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和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划分，可以说在公社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前都是不发达阶段，那么，这不是需要近百年的奋斗吗！？
传统农村社会转型的视角。
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体制，不但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农村工业化、农村经济组织形式等问题的体制安排，同时还是解决传统农村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式问题的体制安排。
现在炒的混乱不堪的城市化、城镇化问题，实际上就是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变革问题。从一般理论上讲，工业化进程的结果必然是传统农村社会的城市化或城镇化。但是，以资本为主导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剥夺农村的，是迫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产业后备军、雇佣劳动者。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广大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贫困，正是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最初结果。
毛主席对此非常清楚，他十分关注城乡关系、工农关系，把巩固工农联盟作为党的重要的政治基础和施政内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最困难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是如何把几亿农民带进现代工业文明的问题。所以，在制度设计上，不但要解决产业经济上的工业化问题，而且要解决社会结构的转型问题，解决好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问题。通过什么途径、什么组织形式和体制安排来解决?毛泽东主席的答案是人民公社制度，而不是现在炒的火热的、混乱不堪的城市化。
1958年，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也曾指出：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基层单位。----现在也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注意，毛泽东主席并不把自然分布的村落作为未来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而是已经考虑到公社工业化将导致的农村经济和人口的相对集体的趋势，这难道不是一种以公社为载体的小城镇吗?所以，毛主席一般不讲城市化，毛主席要的是人民公社化。
城镇化问题，指出真正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毛泽东的公社化。但是，在乡镇企业大面积私有化以后，小城镇建设又到哪里去了?农村失去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以后，农民不是大规模进城了吗?出现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社会问题?房地产开发拿走了农民的土地，养肥了一批资本家，又有几个农民工买得起房?城市化也好，城镇化也罢，一旦失去了国有经济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支撑，就必然走上资本主义的老路，陷入深刻的社会矛盾。这才是毛泽东主席比大师们看的更远、更明白的根本所在。
包括其他社会问题，如社会保障、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也都是在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框架下逐步解决。不论是公社化的初期，还是后来的五七指示，都已经包含了这些思想。
1960年1月5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这句话时，毛泽东主席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强迫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后又复辟到传统村庄的区别，即在规模上的不同。中国传统农村社区，即自然村、行政村，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的结果，与农村人口自主居住无序形成的。
在进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工业社会以后，由于工业化进程产生的经济和人口的相对集中的趋势，必然造成这种空间布局结构的分化，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这就需要在城市之下、村庄之上找到一种能够适应农村工业化发展趋势的生长极，集聚点和组织载体。
所以，按照毛主席的工业化战略，农村工业化的主要组织载体是“农村人民公社”而不是自然“村落”。就一般的村一级而言，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工业社会的区域经济中心，只有在乡镇一级，即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一级才能成为农村地区的区域经济中心。所以，就一般趋势而言，农村工业化的载体只能是人民公社的社一级，而不能是生产队和大队一级，所以不能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正是因为这种客观趋势的存在，毛主席才说人民公社制度建立的更深远的意义，是找到了农村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
走资派邓小平强行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以后，人民公社里的千万个社办企业工厂被私有化，名曰私人承包，实则为掌权者私吞占为己有。万事开头难，将己经成型的社办企业工厂被有权者接管之后，虽然改名为“乡镇企业“并宣传为异军突起，但是，由于失去农村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最终难免陷入被私有化和在竞争中被淘汰的后果。不过也为制造资本家打下基础，改开后第一代土豪几乎都是在社办企业工厂基础上发财先富的。
这就是这些村级典型却不能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发展的根本原因。很多人认为集体经济的典型是不错，但是不能复制，没有推广价值。原因到底是什么?全国几十万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的典型才几千个，才百分之一二。难道其他村都不具备条件吗?根本原因在于取消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国家放任村自为战、户自为战，必然造成农村生产要素净流出，而不能在乡镇一级实现本土性集中集聚。
这里有一个重大问题，即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与国家政府的关系问题。现在的问题恰恰是缺乏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在法律地位、经济产业政策、财政和金融政策、土地利用等方面的支持和保障，使其处于放任自流的尴尬处境而自生自灭。
而走资派特色政府的砖家叫兽们却还在研究发展所谓的“民营集体经济”问题。难道走资派邓小平的分田私有化以后的四十多年还不是民营吗? 农村发展了吗？为什么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不能大面积发展起来? 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离开了国家宏观政策的保障，集体经济再怎么民营化，也改变不了目前特色农村的尴尬状态。
毛泽东时代有人民公社六十条，人民公社解散后有什么? 除了宪法中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原则规定外，有什么保护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法规吗? 有专门管理、指导、服务于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政府机构吗? 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主体是谁? 有什么权力和责任义务? 谁能说的清楚？
而私人工商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有全国性工商业者联合会，有专门的银行金融机构，那么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可以有全国性的联合会吗? 有服务于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金融机构吗? 过去的农村信用社成了银行，与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还有1毛钱的关系吗？农村人民公社集体企业要上市，你都登记不了，必须改成自然人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最多不能超过50人。法律上哪有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地位？？？
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个不能和四个视角！
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必须要坚持“一个不能”和把握“四个视角”。
一个不能，是不能将1958年中央一线领导刘少奇邓小平所犯的“左”的错误作为指责批评人民公社制度的根据。因为刘少奇邓小平所犯的“左”的错误很快被毛泽东纠正。刘少奇邓小平也作了检查。
1958年在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理性的做法，刘少奇邓小平所犯的“左”的东西很多，形左实右的东西也很多，共产风、一平二调、浮夸风、吃食堂、急于取消商品交换、取消按劳分配、穷过渡等等，上上下下头脑不冷静，这些都是刘少奇邓小平所犯的“左“错误深刻的历史教训。
但是，对农村人民公社这段历史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初起时期混乱状况的批评上，当时的很多“左”的尝试和盲目的做法，而这些极左的做法也并不是毛泽东主席所提倡的，而且也是毛主席最早提出加以纠正的。后来逐步被纠正了，最后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的制度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和组织形式，形成法律后来有了农村人民公社60条例，才成为基本定型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安排。研究一种制度或经济模式的优劣，不能以她不成熟阶段的特征为标准，而是应该以基本定型的特征为对象。所以，对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左”的错误的批评，并不能代替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评判。
农村人民公社中出现“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分析其中认识上的原因，有以下几个重大原则问题没有搞清楚，而这些问题恰恰是毛泽东主席在公社化运动中不断提出和解决的。
1、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高级干部，甚至中央层面的领导人，在当时都严重忽视这一重大的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刘邓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年“超英赶美”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在农村人民公社中也尽可能地扩大供给制的共产主义因素等。
2、混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刘邓一线领导没有认真区别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所以出现大量“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包括土地在内什么都是公家的、公社的，合作社之间的界限被无条件打破，财产和劳动力无偿调拨，严重侵犯农民家庭和合作社的财产权。一直到毛主席再三强调后，多次反复后，才在六十条中最后确定下来。
3、刘邓一线领导急于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农村人民公社是搞商品性生产还是自给性生产，这在当时也是个糊涂认识。人们一般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认为既然向共产主义过渡，就应该加快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毛主席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强调人民公社还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才能拿出更多的产品与国家和社会交换，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和集体积累。
4、刘邓一线领导认为“穷过渡”比富裕了再过渡容易。当时党内高层很多同志存在着“穷过渡”比富裕以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容易的思想认识。刘邓一线领导这些意见，不但在实践中反复被毛主席所批评和纠正，而且，毛主席还提出了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的资产大于大队、大队的资产大于生产队的标准，否则就是平调。
5、刘邓一线领导忽视了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关系问题，破坏了综合平衡。在国家工业化正在起步和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还没有基本解决之前，过早地推进农村公社工业化，大量抽调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这已经被1958年的实践所证明。
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走过了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代和硕果累累的中壮年时代，现在已步入垂垂老矣的暮年，世界依然处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是没有异议的。这个佐证就是当代资本帝国主义者们极力鼓噪的所谓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甚至连生活方式也要全球化。也就是说，资本帝国主义依然主导着世界各国各种样式的资本主义者们起着领袖作用，资本帝国要用他们的主义一统天下称霸全球。
这就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官僚们提出了严重挑战，是俯首称臣为资本帝国打工，失去国家独立、民族自尊而沦为殖民地，甘当奴才附庸?还是突破瓶颈砸碎锁链，引领人类走出资本泥潭，将人类社会领向更为光明美好的境界? 两种选择，两条道路严峻地摆在了世界各国领导者以及全人类世代子孙们的面前!
第一种选择：“俯首称臣为资本帝国打工，失去国家独立民族自尊而沦为殖民地，甘当奴才附庸。”这正是资本帝国主义将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以达到奴役全世界的如意盘算，也是资本帝国称霸全球意志的强烈反应。事实上，资本帝国主义早已这样干了。他们在世界各国内部积极培育和豢养经济买办，扶植政治傀儡，倡导文化颠覆，鼓励洋奴哲学以便于他们对各国实行有效控制。
这就触动了世界各个国家的根本利益，首先是触动了各国人民的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各国人民除了负担本国剥削阶级的压榨，还要负担国际资本的盘剥。这就造成了一种情形，资本帝国主义不但在本国制造“掘墓人”，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制造“送葬人”。这除了早日催生世界革命引发战争，使资本帝国主义尽快地走向法西斯化，我想资本帝国主义的目的是达不到的。不过，达到达不到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这就要看全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
再说第二种选择：“突破瓶颈砸碎锁链，引领人类走出资本泥潭，将人类社会领向更为光明美好的境界。”这种选择已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完成了理论准备;又从巴黎公社到列宁建立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国家，再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过了从创生到初步完善的创建阶段，现在只不过是如何往下走的实践问题。这是一股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新潮流，是能走通的道路。同样，走不走得通，还要看世界人民的觉悟水平。但我相信，早晚是要走得通的!
新生事物总是有一个从创生到完善，从完善到成熟的过程。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也是从认知到理解，由理解到熟悉;从不断地同旧事物的对比过程中体验到新事物的优越，从而才渐渐地肯定和接受新生事物。
我们并不指望社会主义能一蹴而就一个早晨醒来，真正民主并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就会自动到来。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两条道路斗争异常激烈的大背景、大环境下。一方面是旧有的东西还没有消失，还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新事物尚不普遍，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推陈出新的文化大革命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大。
1964年1月，毛主席在审阅中央统战部的一个文件时指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走一段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1966年8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并同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1967年，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
是的，文化大革命触动到了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没有中国革命的“武革”就不会有新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文革”，世界也不会明白如何往下走。
文化大革命的世界意义就在于：文化大革命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拨正航向，为社会主义早日走向成熟奠定基础。使人们的世界观得以提升，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指明了方向。这个目的已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想用否定文革抹杀这种意义，除了证明自己的反动猥琐，还能起到什么作用?
如果你真正懂得了为什么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复强调并教导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你就会看清楚现在这个所谓“精英治国”，其实质理念不过是中国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的祖师爷早就为剥削阶级们发明的那一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吃人哲学的现代翻版而已。
当风雨中有人高呼：“资本主义的法律都是维护资本财团的杀人武器，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捍卫人民利益和权力的有力保证!”; 当“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呐喊从资本帝国的大脑华尔街发出时。我们就应该懂得，世界人民正在渐渐地觉悟之中。如果他们真正地明白了“人民当家做主，人人起来监督政府”，真不知道他们会对私有制下的"民主自由平等"作何解释?
既然西方人把殖民史说成是一部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 把哥伦布占领加勒比诸岛和北美洲大陆，说成是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那么，我们为何不用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真正地去开启一回他们的所谓“真正文明”?
毛泽东如果不进行文化大革命，他就和中国历朝的开国皇帝一样，只是中国诸多历史循环周期中的一个开启者。正是因为他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才使得他成为巨人中的巨人。
毛泽东不是神话，也不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巨人!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重大世界意义，使得毛泽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成为一个里程碑;在人类思想的璀璨星空里，成为永恒的泰斗北极。
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和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有学习有实践按计划地进行中，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有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不断地从实践中吸取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地前进并进步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窃不是不管黑白猫摸石头乱搞一通地复辟老套的资本主义。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己进行了几百上千年，是有进步的好的经济。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实践，事实证明进步很快。但由于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走资派不想继续革命为人民服务了。搞篡权复辟资本主义而进行抹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近十年重建战乱的社会之后，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对农村建设的开始。
毛泽东主席的一生，先后为中国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开拓了两条道路，即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土地革命和工农联盟，在农村形成武装割据的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围绕这条道路，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保证了这条道路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第二条道路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概括为：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全民所有制和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以国家工业化为先导，以公社工业化为补充，实行两条腿走路和分步走的方针，依托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体系，用50年的时间，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
这后一条道路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前一条。为了保证这条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毛泽东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即《文革》，并在实践上从上层建筑和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艰苦的探索，采取了多种形式，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新中国几十多年的历史，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只有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才能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强大中国。
对毛主席的第一条道路，除极少数坚持反共立场的人还在不断进行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构以外，整体上已经被历史所证实和人们的认可。
但是，对毛泽东主席的第二条道路和与其相适应的继续革命理论，则至今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几乎所有的第一代领导人逝世以后的评价都是完美的，唯独对毛主席的历史评价却保留着一个“晚年错误”的评价。这个伟大的“晚年错误”主要就是两件事和一个理论：人民公社、文革和继续革命理论。这个“争议”是不确切的，争议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产生的不同看法，通过学习辨论实践可以得到不争议的。而走资派的“晚年错误”是阶级斗争。走资派至死都会咬住这个所谓的“晚年错误”的。《文革》是批走资派，要让走资派改说《文革》是对的，可能吗？
走资派邓小平否定人民公社之后的今天，看看中国农村的现状如何？许多农村田地荒着，房屋空着，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少数留守妇女残伤病者自生自灭。而大量的农民工为走资派政府资本家出卖劳动力。
今天，下岗工人，农民工们还在纪念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和新中国国营集体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看看这些错误的伟大之处。
今天的听信走资派四十多年来的误导的人们对人民公社的误解太多了，右派就不用说了，基本上从感情上就对这一制度是排斥的，甚至是仇视的，所以是彻底否定，听到这个名字就反感。就是在左翼，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搞早了、搞糟了，是官办经济，说的好听一点，是一种不成功的探索，列出问题一大堆。
那么，人民公社制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在这里概括一个定义：人民公社制度，无非是在大于高级社(现在的村级)的乡镇一级的规模上，建立一种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体制，使其更加适应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便于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利于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这就是问题的本质。请大家注意，在这个意义上，甚至什么“以粮为纲”、“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等，都只是人民公社制度的阶段性特征，而不是人民公社制度最本质的特征。
至于公社制度与工业化的关系，就从现存的集体经济典型谈起。
坚持一段人民公社制度的南街村、刘庄村、华西村。！
任何典型都是特定时期极具时代特征的有代表性的个案，这些个案代表着一定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路线和道路。合作化时期，毛主席总结了一大批典型，并汇编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还亲自写了一百多条按语。那些典型代表新中国农民从个体农业走向合作化的历史趋势。
人民公社化以后，中国农村又涌现了一大批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寨（农业学大寨）成为全国农村学习的榜样。那些典型代表着农村集体化以后展开大规模农业基本建设的历史趋势。再后来，又有很多新的典型，大家知道的乡镇企业的典型有天津的大邱庄，当时可是全国有名，后来夭折了。
但同时还有一大批同类的典型，像河南的刘庄、江苏华西村、河北的周家庄、黑龙江的兴十四村等等，一直到现在，被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典型村，全国有几千个，有的说有上万个。这些典型代表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历史新阶段。
在所有坚持集体经济的典型之间，还可以细分。一种是靠原来的社一级的组织和体制发展起来的，如周家庄的公社体制，代表了在一般农业地区的公社制度是完全可以发展起来的。北京郊区也有一批类似的典型，有改革前就过渡到公社核算的，改革后仍坚持发展社一级集体经济，称为后公社体制，如北京海淀区的东升乡等，现在的乡级集体有上千亿资产。
说明公社制度在城市化地区也可以顺利实现传统农村的城市化转型。一种是在公社体制撤销后，以村为单位发展起来，然后扩展带动周边村庄统筹发展，形成很大的规模，如华西村的大华西体制，山东龙口的南山集团。虽然表面上看仍是村级经济，但他们实际上起到了原来公社的功能和作用。此外，更多的则是以村为单位各自为战，如刘庄、南街村、东北的兴十四村等，都是坚持村级体制。
如果把这些典型上升到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高度来总结，那么，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这一批典型的共同特征是：
1、至今都在坚持集体经济;
2、在农业经济为主阶段都进行了农业基本建设;
3、在后来的发展中都实现了农村工业化;
4、在工业化的基础上都完成了城镇化改造。
这几条是这些典型的主要特征，正是这些特征集中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就是毛主席为新中国制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三部曲。
具体说：就是依托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通过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先解决粮食即吃饭温饱问题，然后在通过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公社工业化，最终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传统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变。
用华西人的说法：就是六七十年代造田、八十年代办厂、九十年代建城。这个通俗的概括，反应了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