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台式民主》也是资产阶级民主
《台式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
《台式民主》。近日，台湾岛上为选举台湾领导人，可谓轰轰烈烈己经有段时间了。离选举日己不足一个月了。台湾记者在街头和养老院进行了随访。在街头主要是年轻人：喜欢叫台湾好。在养老院里随访了几个九十多岁的退体老兵：打仗残酷啊！我是在大陆时被抓壮丁抓来的，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因为壮丁抓不到啊.......。见那老兵含着眼泪在说。
台媒记者作了简单分析：目前台湾岛上年轻人以独立居多。而老年人尤其是被蒋介石国民党被迫带到台湾岛上来的大陆人中以中国统一为主。但老年人不断地在减少，而年轻人不断地在增加。民意的结果是以台湾独立为主的。《台式民主》一直在为独立或统一为轴心而转。而作主的是几个资本家和他们的集团。至于《扶助工农》早被国民党抛至九宵云外了。而民进党就根本不承认。而民众党和最大资本家根本就不认工农。这就是目前的《台式民主》的核心。
蒋介石在统治台湾时是独裁。无可非议。蒋介石儿子接班，是因为蒋介石的这个儿子经苏联培训过，还能做点事。蒋介石死后，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把从苏联学到的和回到中国在瑞金地区看到的土改农民运动分田地共产党的做法搬到了台湾。当时分到田的台湾人转手把田卖了，拿了钱移民了。蒋经国死了，被他重用的李登辉是个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李没法解散国民党，就纵容一帮反国民党分子组建了民进党。这就是《台式民主》的开始。
《台式民主》在日裔台人投机分子李的操纵下，台湾民进党的陈水扁上台执政了。四年，八年执政下来，陈水扁，一个台湾农民的儿子，又是台南一家地主的女婿，进了监牢。为啥？捞钱！陈水扁在台湾执政八年捞了多少钱？
《陈水扁30年从政之路以贪腐丑闻终结》《陈水扁：从“台湾之子”到台湾之耻》《出身贫寒三级贫户之子 “老实的乡下人”》到《“执政”8年 大肆捞钱 享用特权》
台湾学者指出，陈水扁在8年“执政”时间里，打造出真正的“第一家庭”，即“炒股第一，购物第一，拼理财第一”！这8年，陈水扁不仅将自己的政治仕途推上了巅峰，也将家人的腰包变鼓，享受到平常百姓家无法享受的特权。
根据台湾财政部门公布的岛内政治人物财产申报资料显示，陈水扁“执政”8年，家里多出近5000万元的存款和两处房产。此外，吴淑珍的手表和10多件珠宝价格更是难以估量。8年内，陈水扁夫妇还为家人购买了220多万的高额终身保险。
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的婚礼也曾在台湾引起很大争议。按照规定，平常只有“第一家庭”才可以动用公务用机“空军一号”。婚礼当天，包括媒人等一票人全部登上“空军一号”，前往女方台中的家里提亲。当时，有人开玩笑说，“空军一号”变成了提亲的专机。
陈致中的婚礼极具奢华，台湾几乎所有的银行家以及比较大的企业家全部到场，这在台湾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更离谱的是，曾有商人赠送价值100万元的对表，竟被吴淑珍要求换成价值132万元的名牌钻戒，并强制对方弥补差价。
陈水扁家族的特权远远不止一家四口人在享受。扁家友人蔡铭哲曾在出庭时证实，他曾以吴淑珍助理的名义帮陈水扁家修缮官邸、添购家具，都能获得很大的折扣。
陈水扁“执政”8年，推动许多重大建设，包括雪山隧道通车、高铁营运、“二次金改”等，只是这样的政绩，却因为弊案陆续引爆，最终把自己推向牢狱之灾。
“第一家庭”从风光无限到分崩离析。陈水扁家族弊案的爆发，为这个曾经的“第一家庭”带来了人性的冲击，一场亲情角力战上演。顷刻间，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父女关系、婆媳关系变得复杂而诡异。昔日风光无限的“第一家庭”，如何蜕变到众叛亲离、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境地？
夫妻关系：从“救夫保子”到“舍大保小”。在陈水扁的仕途中，吴淑珍一直是最重要的推手。吴淑珍所谓的“政治车祸”发生后，陈水扁在公众面前始终扮演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夫妻大方秀恩爱。
弊案初期，吴淑珍为了保护丈夫陈水扁与儿子陈致中，曾采取部分认罪的司法策略，企图将全部罪责揽在自己身上，通过这一手段来达到“救夫保子”的目的。而陈水扁也同样将罪名推给妻子，称吴淑珍“不是正常人”，瞒着他在官邸捞钱、搬钱、洗钱。
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明朗，扁家人似乎意识到唯有坦白认罪才能减轻家人、尤其是儿子陈致中涉罪的责任。此后，吴淑珍的策略由“救夫保子”转为“舍大保小”。
陈水扁办公室透露，先前曾带着一封吴淑珍亲手写的信转交给陈水扁。吴淑珍在信中措辞强硬地责备陈水扁。之后，吴淑珍更进一步发动劝扁认罪攻势，甚至撂话：“不认罪以后就不来探视！”
父子关系：从“避实就虚”到“当庭对质”。扁家弊案初期，陈致中、黄睿靓夫妇称父亲对洗钱一事毫不知情，力保陈水扁的痕迹相当明显。然而，随着弊案审理的进一步白热化，陈致中坚定地表示愿意出庭作证，与父亲陈水扁对质。当陈水扁听到儿子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时，眉头深锁，坐立难安。
为了达到让父亲陈水扁认罪的目的，陈致中也曾以死相逼。他表示，如果吴淑珍有事，他准备“随母而去”。而陈致中妻子黄睿靓探阿扁时更是直接哭诉，希望阿扁配合院检，不要累及子女与第三代。
父女关系：从“为父叫屈”到“对扁发飙”。每当弊案进入紧要关头之际，陈幸妤高声嘶吼，为家人辩护，强调汇往海外的钱都是“选举结余款”。她还点名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谢长廷和高雄市长陈菊，都曾拿过父亲陈水扁的钱。
但当陈幸妤涉入家族弊案被限制出境，无法实现赴海外求学的美梦时，她把一腔怒火通通发泄到陈水扁的身上。陈幸妤到看守所探视父亲时，父女间发生激烈争吵，陈幸妤情绪失控，当场发飙。陈水扁则是一次又一次消费儿女的隐私。他不仅出书大爆陈幸妤的失恋情史，称女儿曾当第三者，还直指她会发疯甚至自杀，让其隐私沦为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
这就是《台式民主》。在《台式民主》之下的种种丑陋一览无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1966年8月22日 中央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主席、中央：最近，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住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现再作如下规定：
一、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二、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三、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防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四、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
五、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公 安 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在《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在治安时代以后的北洋军阀，后来的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的。现在的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这与陆平、蒋南翔有何区别？中央下命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对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的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方向问题就是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危险。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大家起来又加以镇压。所谓方向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如果碰上这类的事情就要爆发出来，明明白白就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学生，是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十八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别让外国人知道，其实除了机密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地不让外国人看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都写在宪法里。从这次镇压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行动看来，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我看该处理。
毛泽东《对中央首长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
毛主席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巴黎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我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品。）
毛主席叫陈伯达同志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主席说：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同学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借“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泽东：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月〕这是毛泽东同志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1〕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大字报写得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注释： 〔1〕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全文如下：现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那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事情发生在五月八日发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国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斗争高潮之后，五月十四日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急急忙忙的传达了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在市委大学部紧急会议上的“指示”，宋硕说：现在运动“急切需要加强领导，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陆平和彭珮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要“引导”到那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什么是“正确的方向”？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资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能解决的”。“北大不宜贴大字报”，“要引导开小组会，写小字报”。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你们“引导”群众不开大会，不出大字报，制造种种清规戒律，这不是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吗？我们绝对不答应！
你们大喊，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这就暴露了你们的马脚。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些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作梦！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向走资派反抗战斗的时候了！
反习分子们听了习近平说，文革是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
可乐坏了。
其实，这是一粒老鼠药。
为何说是一粒老鼠药？
习近平是现任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
坐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打下的天下。
又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显然两者都不想得罪。在讲“犯了严重错误“之后，又加了一句，这是前任“决定了的“，言下之意与他无关。
在共运史上，《文革》！毛泽东是“犯错误“？还是对共运史的伟大贡献！后人一定会有认识。
《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武装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看似结束了。但蒋介石国民党留下的无数的右派分子还在，而且还有无数的新的产生。每个人脑子里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联合起来疯狂地反对共产党，逼共产党下台。他们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代理人《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所做的一切证明了这个事实。文革就是阶级斗争。工人下岗了，被砸了铁饭碗。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民又一盘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后的一切丑陋社会现象都变本加利地复辟了。睁眼看不见吗？
《文革》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文斗就是使用的《东方民主》。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还大量产生，社会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使必为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来，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必定成为走资派。
毛泽东吸取了斯大林极其严重的教训，敢闯新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础上，创造了完整的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把这些前人没提出的、他亲自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变为现实，取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迄今为止最高效率的理论和实践成就。
文革就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而使用的方法是文斗而不是武斗，使用的是《东方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也称大民主。
苏联的官僚化体制严重弊端，毛泽东是最早发现的。薄一波在《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提出：“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是察觉最早的。”
吸取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严重的教训之后，敢闯新路的毛泽东开创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他全面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广泛的存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集中表现——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指出：“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
他科学的划分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大所有制）和发达阶段（高度发达生产力为基础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并明确指出了从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到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根本底线和根本途径。
毛泽东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从不发达社会主义到发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底线：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而行动是一切行动的根本保障。
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一过渡的根本途径：以捍卫无产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为前提，发展社会生产力。
他提出了“打击官气、尊重群众热情、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号召群众大规模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和劳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利用一切人类先进技术实现大规模飞跃”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指出：“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毛泽东也科学的规划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在三年过渡阶段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具体执行上，毛泽东科学的提出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并举”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科学的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在庐山会议，毛泽东特别提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以对立统一观点具体的分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科学的论述了沿海和内地、国内和国外、国家和生产单位以及个人、中央和地方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
特别是关于国家、生产单位、个人之间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完整的原创性理论：
1、坚持政治挂帅、艰苦奋斗作风，勤俭节约，加强积累，反对过度的“物质刺激”。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个人主义。
2、适当注意在积累、发展的同时注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大公有私、公私兼顾。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生产单位实行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而不是一长制。
干部必须放下架子、参加劳动，保持和群众的平等。
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必须注意不断变化改进。
群众必须参加管理，必须调动群众建设和管理的热情、智慧、创造力，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加强对群众政治教育，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短期利益之上。
毛泽东比其他国际共产主义者都更重视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这一生产关系重要定义，紧紧把握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毛泽东更是探索着真正的公有制道路。毛泽东科学的指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
4、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广泛的办各种形式“小洋群”、“小土群”工业，加快发展速度。
在统筹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社会主义计划理论。
1、必须依赖客观事实、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制订计划，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现有人力物力、内外环境制定计划。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深刻论述了计划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
2、计划存在绝对的不平衡和相对的平衡、绝对的不按比例和相对的按比例，要坚持变化发展观点。要保持好相对平衡、相对的按比例，就要注意绝对的不平衡、不按比例，根据绝对的变化发展，使计划相对的平衡、按比例。
3、处理好突击和不突击的对立统一关系。
4、计划制订和调整的过程是不断的深化认识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过程。毛泽东时代的计划根本不像苏联体制那么僵化，而总是变动调整的。
5、在计划工作上，既要反对什么账都不算的听其自然，又反对丝毫漏洞都不放的过度的四平八稳。
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实现从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基层载体构建方面，毛泽东开创了集体公社理论——集体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合一、政经合一、全民皆兵，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和民兵力量，作为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向社会主义发达阶段过渡的载体。而且，毛泽东创造性的指出，两大所有制并存条件下，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例如买给农民的生产工具。
毛泽东指出：“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
公社是实现农村自主工业化、发展乡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乡村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载体。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关于公社的自主工业化，毛泽东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毛泽东开创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实践成就——不到三十年，我们就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国防设备体系，拥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
毛泽东敢闯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没有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变为现实，取得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成就。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最全面、最有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丰富、最科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效率最高的实践成就。
新中国刚成立，我国一穷二白（1949年建国之初，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当时的工业产值还不如比一个仅仅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比利时），经济严重基础薄弱，人口平均寿命仅仅三十五岁。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人口平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长到六十五岁，全国粮食也增长近一倍。起点于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人类历史起点极其低、条件极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现代工业建设成就。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从两千多年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建设，用二十七年实现了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基础现代化，让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自己拥有“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
常常听到新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说法。特别强调的是《富起来》这三个字。走资派和右派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的是《富起来》呢？就是想说明，因为走资派和右派们复辟了资本主义之后，实行了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化后使中国人《富起来》了。
走资派和右派们闭口不会去谈，毛泽东时代三十年十几亿中国人创业时的艰苦，日夜不断地努力奋斗一切从零开始，几十年所累积的财富资源和固定资产，几千万的熟练工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农村的水利建设，开恳的荒田和几亿农民工的劳动力。
走资派和右派们开口就说，《富起来》了。真的《富起来》了吗？还真的是《富起来》了。走资派官员《富起来》了。右派们《富起来》了。资本家《富起来》了。也带动了一部分人成了中产阶级。普通的出苦力的打工的人《富起来》了吗？几亿农民工《富起来》了吗？
读了新闻《震后陈家村，贫苦土地上的去留两难》后有所思。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己经四十多年了，先富起来的第一代贪官污吏土豪资本家们都可以当爷爷或太爷辈了，这些先富的人的孙子辈重孙辈都已《富起来》了。怎么陈家村因地震众多记者去采访得得知陈家村的现状是：
“对于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震，显得是那么“不公平”。面对赶来救援、采访的外来者们，陈家村人毫不避讳地讲述着，从前的贫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这里曾经的生计是种田、养牛羊，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日子因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里人这几年越走越远，一直到了东南沿海的电子厂。县里还出台了鼓励外出务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补助、给稳定务工的代表发奖金。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谋求改变，“走出去”是自上而下为数不多的选择。
当陈家村大半人外出务工之后，一场地震提醒了年轻人对这里的重要。从搬运物资、安葬遇难者，再到将来的定损重建，都离不开赶回来的青壮年操持。以后怎么办？去留两难。一户户贴着“危房”的院子里，塌落的是打工攒下的十几万积蓄，“家里没钱了啊”，还是得走出去。“
《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今年是2023年终了，《四年前才摘帽脱贫的地区》。走资派邓小平的《富起来》是为谁？为了让谁“先富起来“？“让少数人先富“中的少数人是谁？显然，这“让少数人先富“中没有大多数的工人农民。
《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改革开放对于农民来讲，又倒退到旧中国时代。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扫盲工作进行过全国范围内的很多次。毛泽东在创建红军时对工农士兵就进行了扫盲，从瑞金延安一直到全国解放成立新中国后全民扫盲。然而，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的今天，陈家村《很多人没读完小学，甚至不识字。》！？
《陈家村大半人外出务工》。农民工！文中开头第一句就是：“地震之后，那些候鸟似的打工者赶回了甘肃省积石山县陈家村。从南到北几千公里，从温润繁华到满目疮痍。“
《候鸟似的打工者赶回了甘肃省积石山县陈家村》！《从南到北几千公里》！能富吗？何时了？“地震之后“《震后陈家村，贫苦土地上的去留两难》！这就是改革开放要的结果？！
当初，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下会是这个结果吗！？
文中说：“今年9月，29岁的绽玉娟第一次出远门，她和丈夫离开大河家镇陈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厦门，最后站在了一台“和麦子收割机一般大”的机器前。夫妻俩都有些发怵，“这我怎么能干得了？”“
《陈家村》《到了2500公里外的厦门》流水线上的农民工，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是这个成果？蒋介石，汪精卫，清皇帝都能做到，还讲什么“共产党“？
农民工们：“一年365天，佘满素像候鸟一样，在南北方辗转，哪里有活儿就去哪里。西北的冬天太过寒冷，工地没法开工，为了不让冬天闲着，村里大部分务工者会去到南方城市——那里的厂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线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夏天，佘满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杂活，十月底，他回到积石山待了十几天，便又和同村的两人结伴去到广东惠州，到一家电视机工厂打工。
他的任务是给电视机配件打上螺丝，每天工作约10小时，时薪是19元，这是经过几手劳务公司“层层抽成”后的价格。佘满素只读到小学一年级，这对他来说算是份不错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砖轻松许多。他说，如果文化程度高点，就可以找到时薪30元的岗位。
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满素还是无法习惯没有孩子在身边的生活。只要一有休息时间，他就通过视频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今年，他18岁的儿子第一次出远门，开启了家里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绽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离家，坐上了去厦门的动车。在这之前，她的丈夫在积石山周边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间，一个月可能只有十几天有活干。绽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养不活”。”
“一位77岁的低保户说，“如果不是这（地震），没人会知道我们这里有多穷。”他和老伴、孙女住的没抹外立面的水泥砖房，是四年前政府给低保户建的安置房，和村里那些老旧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错的。
积石山县曾是国列省列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甘肃省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2019年，全县2989户13546人脱贫，53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15%，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目标。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全县630户2821人剩余未脱贫人口全部脱贫，1389户5989人边缘易致贫人口消除返贫致贫风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2014年，厦门市海沧区与积石山县建立结对关系，厦门也成了当地外出务工的首选城市之一。记者采访到的村民大部分只有小学文化，他们就职的岗位集中在电子产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饮服务等行业。“
成了资本家需要劳动力的产地，新中国的农村。青壮年帮资本家打工，老人小孩留守农村。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富起来》吗？
”三个月前，她和丈夫去厦门那天，女儿也是这样哭，小儿子紧紧抱着她，不让她离开。
对于这种“被迫外出”的无奈，在积石山县从事多年劳务中介的马元深有体会。每年8月份开始，来向他咨询招工的人就多起来。他说，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愿意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个月只能赚三千，我们也愿意守着家里。”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2年10月底，县里共输转农村富余劳动力8.124万人。2023年以来，县劳务部门对接厦门、济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业，动员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外出务工。
一位陈家村村民讲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岁那年，他先是去了邻近的青海化隆县，15岁时从西北远赴上海，在电子厂干了14个月，因为是没到法定年龄的“黑工”，总被克扣工资。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后半段，他的落脚点已经远至广东惠州，但他最怀念的还是开始在化隆那段时间：“都是家乡的人，说话、吃饭都是一样的。”
在陈家村四社村长韩志刚的记忆里，打工潮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村民们先是到新疆、青海从事建筑、修路等工作。大约是2018年，村里的青壮年开始去到广东、厦门和南昌等地务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后来进电子厂的机会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户家庭，现在将近80%的人都在外地。现在年轻人一个月在厂里就挣到三四千。
《文革》是什么？文革就是阶级斗争。是毛泽东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武装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看似结束了。但蒋介石国民党留下的无数的右派分子还在，而且还有无数的新的产生。每个人脑子里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时都在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他们联合起来疯狂地反对共产党，逼共产党下台。他们在共产党内找到了代理人《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所做的一切证明了这个事实。文革就是阶级斗争。工人下岗了，被砸了铁饭碗。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民又一盘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资本主义私有化后的一切丑陋社会现象都变本加利地复辟了。睁眼看不见吗？
《文革》是文斗，而不是武斗。文斗就是使用的《东方民主》。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还大量产生，社会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使必为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来，寻找他们的代理人试图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必定成为走资派。
毛泽东吸取了斯大林极其严重的教训，敢闯新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基础上，创造了完整的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把这些前人没提出的、他亲自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变为现实，取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迄今为止最高效率的理论和实践成就。
文革就是阶级斗争的继续，而使用的方法是文斗而不是武斗，使用的是《东方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也称大民主。
苏联的官僚化体制严重弊端，毛泽东是最早发现的。薄一波在《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提出：“对于苏联体制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弊病，在我们党内，毛泽东是察觉最早的。”
吸取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严重的教训之后，敢闯新路的毛泽东开创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他全面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广泛的存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集中表现——阶级斗争。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指出：“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
他科学的划分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大所有制）和发达阶段（高度发达生产力为基础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并明确指出了从社会主义社会不发达阶段到社会主义发达阶段的根本底线和根本途径。
毛泽东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毛泽东明确指出了从不发达社会主义到发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底线：为了无产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而行动是一切行动的根本保障。
毛泽东也明确提出了实现这一过渡的根本途径：以捍卫无产阶级的根本阶级利益为前提，发展社会生产力。
他提出了“打击官气、尊重群众热情、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号召群众大规模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和劳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利用一切人类先进技术实现大规模飞跃”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泽东指出：“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毛泽东也科学的规划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两步走”战略：“在三年过渡阶段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走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具体执行上，毛泽东科学的提出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并举”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科学的指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在庐山会议，毛泽东特别提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以对立统一观点具体的分析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科学的论述了沿海和内地、国内和国外、国家和生产单位以及个人、中央和地方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
特别是关于国家、生产单位、个人之间关系方面，毛泽东提出了完整的原创性理论：
1、坚持政治挂帅、艰苦奋斗作风，勤俭节约，加强积累，反对过度的“物质刺激”。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个人主义。
2、适当注意在积累、发展的同时注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大公有私、公私兼顾。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生产单位实行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而不是一长制。
干部必须放下架子、参加劳动，保持和群众的平等。
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必须注意不断变化改进。
群众必须参加管理，必须调动群众建设和管理的热情、智慧、创造力，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加强对群众政治教育，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短期利益之上。
毛泽东比其他国际共产主义者都更重视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这一生产关系重要定义，紧紧把握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相互关系”的毛泽东更是探索着真正的公有制道路。毛泽东科学的指出：“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
4、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广泛的办各种形式“小洋群”、“小土群”工业，加快发展速度。
在统筹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没有提出过的社会主义计划理论。
1、必须依赖客观事实、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制订计划，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现有人力物力、内外环境制定计划。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深刻论述了计划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这几年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朝气大发扬，无论如何要永远保持下去。“
2、计划存在绝对的不平衡和相对的平衡、绝对的不按比例和相对的按比例，要坚持变化发展观点。要保持好相对平衡、相对的按比例，就要注意绝对的不平衡、不按比例，根据绝对的变化发展，使计划相对的平衡、按比例。
3、处理好突击和不突击的对立统一关系。
4、计划制订和调整的过程是不断的深化认识的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过程。毛泽东时代的计划根本不像苏联体制那么僵化，而总是变动调整的。
5、在计划工作上，既要反对什么账都不算的听其自然，又反对丝毫漏洞都不放的过度的四平八稳。
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实现从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基层载体构建方面，毛泽东开创了集体公社理论——集体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合一、政经合一、全民皆兵，大力发展政治经济和民兵力量，作为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向社会主义发达阶段过渡的载体。而且，毛泽东创造性的指出，两大所有制并存条件下，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例如买给农民的生产工具。
毛泽东指出：“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
公社是实现农村自主工业化、发展乡村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乡村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载体。毛泽东说：“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长期并存下去，总有一天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生活对农业生产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不能充分满足工业对农业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要满足这种需要，就不能不解决两种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国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来统一计划全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和分配。”
关于公社的自主工业化，毛泽东深刻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毛泽东开创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取得了极其辉煌的实践成就——不到三十年，我们就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国防设备体系，拥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
毛泽东敢闯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没有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变为现实，取得了国际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成就。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最全面、最有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丰富、最科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效率最高的实践成就。
新中国刚成立，我国一穷二白（1949年建国之初，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当时的工业产值还不如比一个仅仅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比利时），经济严重基础薄弱，人口平均寿命仅仅三十五岁。但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人口平均寿命从三十五岁增长到六十五岁，全国粮食也增长近一倍。起点于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新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人类历史起点极其低、条件极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现代工业建设成就。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从两千多年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建设，用二十七年实现了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基础现代化，让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自己拥有“两弹一星一潜艇”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西安煤田地质勘探局职工跟踪追击 查出一个隐蔽的右派小集团
西安煤田地质勘探局职工跟踪追击
查出一个隐蔽的右派小集团
本报西安21日电 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职工搜查出一个非常隐蔽的企图蒙混过关的右派小集团。7月中旬，这个局向局内右派分子蒋承铭进行说理斗争时，他为了转移目标曾经透露说：“你们为什么不抓‘大虾米’，只抓我这‘小虾米？’”
在群众追问、启发之后，他终于揭发了地质处技术员陈钟崇这个“大虾米”的反动言论和幕后活动，经过广大职工的进一步揭发，以陈钟崇为首的右派小集团原形暴露了。
这个右派小集团的成员除陈钟崇以外，还有该局146勘探队技术员徐九如和西安煤矿管理局一个肃反中被惩处过的反革命小集团首要分子李戈萍（留机关管制）。
这个右派小集团网罗周围一些落后分子，到处污蔑攻击党员和党组织，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造谣说“农业合作化搞糟了，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水利事业搞糟了，淮河两岸没有开鲜花，灾民更多”，说什么“修宝成铁路也有国民党的功劳”，诬蔑肃反运动是“冤枉好人，违反宪法”，并且认为“匈牙利事件发生说明社会主义长不了，希望中国很快也来个‘匈牙利事件’”。
他们还用密码和代号进行联络。在整风开始以后，他们经常通信，交换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情况，并且互相鼓励支持。
在反右派战线上
专栏：在反右派战线上
在反右派战线上
煽动教徒反共未逞牧师外衣下面现出原形
“无神的人（指共产党）不应该管有神的人（指信神的教徒）”。这是河南省郑州市的右派分子、郑州市中华圣公会牧师于沛苍，向党射出的一枝毒箭。
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右派分子，一贯污蔑诋毁共产党的政策，企图煽动教徒反对人民政府。他把教徒比做“鹌鹑”，说人民政府“已经将‘鹌鹑’捏得喘不过气来”。这个右派分子还到处串连组织别人向共产党进攻。现在，这个右派分子在教徒们的揭露下，现出了原形。
（据新华社讯）
集新闻界右派言论的“精华”于山提出四项恶毒建议
河北日报副刊部于山（共产党员），为了取消党对报纸的领导，改变报纸的政治方向，集全国新闻界右派分子的一些反动言论的“精华”，提出了恶毒的“四项建议”：主张办报照合作社的办法，按工分分配收入；报纸编辑部门的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编辑按质按量完成定额任务后，其余的时间自由支配；在全省办两个报纸唱对台戏。
（本报特约新华社稿）
揭开“同人晚报”的秘密
重庆日报举行过七次大小会议，揭露了以编辑部教育组记者游仲文、文化组编辑杨本泉、财经组记者曹岳霖人等为核心的右派小集团。
这批右派分子一面利用各种“鸣、放”座谈会，大肆攻击共产党的办报路线，一面秘密地筹办“同人晚报”，准备用这张“晚报”来继承资产阶级的办报传统，加强“市民报道”和车祸、火警、杀人放火等一类的所谓社会新闻的报道。他们密商好由曹岳霖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的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公开提出办“同人晚报”的建议，同时由游仲文向文汇报发专电，企图利用文汇报的支持，对中共重庆市委施加压力。他们还到处招兵买马，并打算拉一个共产党员任总编辑，作为装点；还计划聘请重庆文艺界的右派骨干分子刘盛亚写小说，汪子美画漫画。
（据新华社讯）
金忠文疯狂叫嚣消灭左派集团 被驳得理屈词穷竟行凶打人 我公安机关依法予以逮捕
第2版专栏：金忠文疯狂叫嚣消灭左派集团
被驳得理屈词穷竟行凶打人
我公安机关依法予以逮捕
新华社沈阳21日电 辽宁省水利局右派分子金忠文在群众揭露和批判他的反动言行的会议上明目张胆地行凶打人，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金忠文是辽宁省水利局的技术员，是一个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他在大鸣大放中狂妄地叫嚷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主张改组党中央。他甚至恶毒地污蔑现在和历史上封建王朝的天下没有什么两样。他还歪曲党的整风运动是借着整风来找右派分子，并且赞扬右派分子们提出的镇反杀人多了的荒谬言论。他扬言说他是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在新社会受改造决不忘本，要“饮水思源”。当水利局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动言行进行猛烈反击的时候，他还猖狂地张贴大字报继续散布他的反动主张，荒唐地叫嚣要“冲破”所谓“黎明前的黑暗”。他谩骂辽宁省水利局是被反革命集团所把持，并且公开叫喊要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左派集团。
金忠文的反动言行引起了全水利局工作人员的无比愤怒，向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前后四次会议上把他批驳得理屈词穷。但金忠文却毫无悔罪表现，始终顽固不化，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和主张。在8月12日批判他的会议上，他仍然说谁不承认他的“真理”，谁就是左派，谁就是反革命集团。他这种丧心病狂的叫嚣，引起了全局工作人员极大的愤怒。当会议主席宣布暂时休会的时候，这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竟疯狂地在大庭广众之间行凶打人。因此，公安机关把他依法逮捕。
这个极端反动的右派分子出身于富农家庭，因他的父亲早死，他从小继承父业，他自己也是富农分子。他一直对革命心怀不满。1950年他参加水利工作，在配合某地修飞机场时，曾偷画飞机场地图，被发现畏罪逃跑。被找回后，他诡称有精神病，因而混了过去。今年水利局让他描绘地图，他又把一张绝密军事地图弄得下落不明。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他就磨刀弄斧，并把妻子迫回娘家，准备行凶。在反右派斗争中，水利局的工作人员曾对他是否有精神病问题作了详细调查，连他的妻子也说没有，并经过医生三次诊断，都断定他没有精神病。（附图片）
——劳驾，请您借个火。
——别客气，自己人。
游允常
章伯钧二十多年的密友 林伦彦也是一个反共专家
第2版专栏：章伯钧二十多年的密友
林伦彦也是一个反共专家
本报讯 右派分子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林伦彦，在全院教授、职员、学生的批判揭发下，已暴露出他原来是一个披着教授外衣的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
林伦彦得意地说他和章伯钧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是和章伯钧“排排坐”的人物。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农民军，只能做后备力量。1949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夕，他就和章伯钧、曾昭抡等津津有味地研究英国工党的纲领，设计一幅政治蓝图：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号召时，各民主党派纷纷声明拥护。那时，林伦彦是民革中央委员，起草民革的意见书时，张文、邓初民等力争要在意见书上加上阐明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新民主主义的序言，但林伦彦却反对这样做。为了积蓄个人政治资本，那时他还私自发展“特别小组”成员遍及南京、上海、汉口、广东，连托派、特务、反动军官也拉进去了。但是他这张“特别小组”的名单，被民革中央在北京开会时否决了，他自己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把他从民革中央委员中除名，他原预料要当上的政协会国委员也落空了。解放初期，他就以一个“失意政客”的姿态“一怒南下”，说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此路不通彼路通，政治不行，教书还有本钱。”
在他的所谓“教书”的时期内，他一直在诋毁共产党的领导。说什么解放后“知识分子是待罪的羔羊”“三害的马列主义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对党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他也极尽污蔑之能事。
对于林伦彦的反动言行，人们予以有力的揭发和驳斥。华南师范学院副教授曾近义严正地指出：林伦彦直到现在还没有缴械投降。他警告林伦彦说：“切不可把人民的宽容，视为可欺，如果执迷不悟，那便将永绝于人民了！”
基督耶稣被钉死受难，信徒们记念。不是信徒也尊重记念。
是谁将基督耶稣钉死？
是罗马总督。基督耶稣被拘捕、审判，被犹太行省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判刑，受到鞭打，最终被罗马士兵钉十字架。
基督耶稣犯了什么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耶稣其罪名是声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是反叛者是普通罪犯。
基督耶稣被钉死，这是事实。也是结果。信徒们坚信。
不是信徒不会去说，为什么不逃走？躲起来？不被抓？这些胡说八道还重要吗？
拿一个死人取乐，这是不道德的，没人性的。
毛岸英是被美帝国主义的轰炸机上的汽油弹狂轰滥炸在朝鲜的国土上不幸被炸亡的。毛岸英是志愿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上战场的。后牺牲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承认毛岸英是英雄。
反共分子损人利己的人是读不懂大公无私的毛岸英的。
同样，反共分子损人利己的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怎么读得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这些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决定他们不可能读懂毛岸英。
反共分子只能如深宫怨妇，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但怨也罢，讲点道理，来点事实，说点人话，反共分子不会。他们没办法做到，他们只会狼嚎狗吠，只会颠倒黑白，满嘴喷粪，恶毒谩骂。
反共分子把人性普世价值挂在臭嘴吧上喋喋不休，可是他们的言行却没有半点人性，只有奴性，贼性，奸性，匪性，鬼性，狗屎性。
那些反共分子右翼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右派也是洋奴派，他们的世界观就是私字，就是个人主义为核心，眼里根本就没有广大劳动人民。毛主席却要求他们斗私批修，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和个人主义，要他们为人民服务，这严重的打击到了他们个人的私心和个人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对毛主席和毛岸英恨之入骨了。
如今的反共分子右派实际上是洋奴派. 他们崇洋媚外且充满了奴性,因此认为毛泽东没出国就郁闷,地位低就自卑,得了势就报复. 换句话说, 对历史人物的看法能够预示到评论者的行为. 再没有比洋奴派对毛泽东评价更能体现洋奴派的作风了, 那就是崇洋媚外,媚上欺下,嫌贫爱富,得势便猖狂的恶劣品行. 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就会大肆卖国,压迫穷人,并疯狂镇压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
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狗嘴吐不出象牙。这是对他们最好的注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不管右派知识分子如何诬蔑毛主席和毛岸英，可以肯定，未来的历史，人们记得的还是毛主席和毛岸英，不会记得那些所谓的精英反共的知识分子！
反共分子能懂毛泽东和毛岸英吗？如今的反共分子右派实际上是洋奴派. 他们崇洋媚外且充满了奴性。就是崇洋媚外，媚上欺下，嫌贫爱富，得势便猖狂的恶劣品行。 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就会大肆卖国，压迫穷人，并疯狂镇压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那些右翼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右派也是洋奴派，他们的世界观就是私字，就是个人主义为核心，眼里根本就没有广大劳动人民。
1935年6月底，毛岸英、毛岸青及董健吾之子董寿琪随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乘法国邮船斯芬克司号从上海启程，在海上航行了约1个月，途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8月初抵达法国马赛港，改乘火车到达巴黎。
1936年底、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被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至今，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还保留着毛岸英当年填写的档案：“父亲，中国革命的领袖；母亲，烈士。”在他个人的简历中，是这样填写的：“母亲生前，与她一起在狱中生活；母亲死后，在上海扫地、端茶。”在上海流浪睡马路饿了讨饭都经历过。、
苏联国际儿童院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儿童院团支部书记和伊万诺沃市列宁团区委员，经常应邀到各处去作报告。他写过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笔流畅优美，被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后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1941年冬末，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建议，毛岸英的老师劝他加入苏联国籍。毛岸英坚决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如果我加入了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
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时常惦念心爱的儿子。有人从苏联带回儿子的照片，毛泽东欣喜万分，仔细端详着长大了的儿子。毛泽东经常给儿子写信，鼓励儿子好好学习。1941年，毛泽东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岸英文理通顺，字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毛泽东还亲自挑选21种60本书给儿子捎去，希望儿子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迅速向苏联首都莫斯科推进。为了防备德军的坦克突袭，伊万诺沃市开始挖筑反坦克壕。国际儿童院学生也参加了这项艰苦浩大的工程。
时值严冬，冰天雪地，气温在摄氏零下四五十度。反坦克壕的挖掘标准是深3米、宽3米，每天每人的定额是1立方米。这对儿童院的孩子们来说，是一项重体力活，体力和意志都经受着考验。铁镐抡下去，地上只砸下一小块，钢钎凿下去留下一道白印……孩子们虎口震裂了，贴上一块胶布，手心磨出了血泡，咬牙坚持。中国孩子长得瘦弱，但干起活来，能吃苦，舍得花力气，常常受到伊万诺沃市政府的表扬。毛岸英是整个儿童院的“孩子头”，能吃苦在先，以身作则，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1942年5月，毛岸英用俄文直接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上前线的要求。信中这样写道：“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爱好和平的人们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信后署上了自己的俄文名字“谢廖沙”，同时又注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苏雅士官学校是一所专门培养连队士官生的初级军校。在这里，毛岸英参加了6个月的快速班学习。1943年1月，又进入培养中级军官的学校——莫斯科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在这所学校中学员主要是前线部队的尉级军官。在军校，毛岸英于1943年1月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
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提供的一份右上角标注“绝密”字样的档案这样显示毛岸英的履历：勇夫·谢尔盖（谢尔盖·永福，毛泽东同志之子），1936年到苏联，少年。1936年至1940年在波里雅诺、后迁至伊万诺沃市的国际幼儿园收养。1940年11月至1943年5月为：“恩格斯”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并极顺利毕业。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为列宁红军军事、政治学院学员并顺利毕业于诸兵种合成系。1944年8月至11月，为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见习生。1944年12月至今为日丹诺夫信息管理学院第二系大学生，学习成绩为“良好”和“优秀”。
资料显示，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已结束了参与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而当时毛岸英正是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
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斯韦特兰娜·科尔涅耶娃说：“毛岸英表现出色，曾多次要求参战。“在毛岸英的入党转正推荐人苏哈切夫斯基·米·彼、沃罗诺夫的推荐书翻译件上看到有关文字：“谢尔盖·永福同志待人谦恭有礼，对与德国法西斯入侵者进行战斗的苏联极为关注。……”
后来在1950年，已经回国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农来莫斯科，就苏联对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的武器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他还专门邀请陈祖涛和另一位同学、美国共产党主席邓尼斯的儿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当时苏联最高级的旅馆莫斯科旅馆见面，李克农安排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在席间聊及卫国战争时期的往事，毛岸英感叹说：“卫国战争时期，我几度要求参战，斯大林不同意，最后还是同意到前线去。”
1945年5月，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毛岸英，并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毛岸英，曾在苏联学习5年，毕业于列宁军政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获坦克兵中尉军衔。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曾参加苏军的大反攻，一直攻到柏林。毛岸英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最高奖赏。
据当年曾经与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有过亲密接触的瓦洛加（中共早期党员王一飞的儿子）回忆说：“应该说毛岸英当时在我们这帮中国孩子里是一位可靠的、很有威信的大哥哥。当时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更不知道他们兄弟二人的传奇生活经历。但是我们都感觉到，谢廖沙将来一定是一位能够做大事的人。他总是显得很成熟，做事有主见，从不荒废时间，不去外面撒野，老是在看书，想问题。”
瓦洛加还清楚地记得，大约是在1946年初（一曰1945年底）的某一天，毛岸英来到他所在的位于莫斯科300多公里以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我当时正在生病，躺在宿舍里休息，脑袋昏沉沉的。突然门开了，只见谢廖沙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他帮我掖了掖被角，坐到我的床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要回中国去了。我太高兴了！你要好好学习，好好长身体。将来一定回去为我们的国家作贡献。’”瓦洛加说，每次一想到毛岸英，脑子里出现的就是他临行前来向自己告别时的神情。
1945年12月初的一天，一架苏联飞机飞抵延安。受苏联的指派，外科医生阿洛夫和内科大夫米尔尼柯随机抵达为毛泽东治病，同机到达的还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为了安全起见，毛岸英乘坐苏联飞机回国之事，当时并不被外人所知。
毛泽东听说儿子也回到了延安，带病来到机场迎接。毛岸英身穿苏联陆军上尉军服走下飞机，毛泽东走上前去，和快步走过来的儿子紧紧地握住了双手。毛泽东看着儿子，带着慈父的感情说道：“你长这么高了！”
毛岸英回国后，被毛泽东送去到陕北当一段时间农民，搞过土改。北平和平解放后，毛岸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平，负责扫雷。
朝鲜战争爆发时，毛岸英当时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支部副书记。中共中央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向毛泽东、党中央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毛泽东支持儿子参加志愿军，他想，儿子申请上朝鲜参战，是第一个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积极性很高，还是成全了他为好。一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劝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担的任务很重，不好离开，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可毛泽东却回答道：“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离京赴朝前，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为他饯行，毛岸英作陪。彭德怀看到毛岸英，说：“岸英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真快啊!”毛岸英说道：“彭德怀叔叔，抗美援朝，上前线打仗可有我一份。”毛泽东指着毛岸英对彭德怀说：“我这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他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上了请战书，要我批准，我没有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这兵?”
彭德怀马上对岸英说：“不行。你还是在后方，搞建设也是抗美援朝。”毛岸英恳求道：“彭叔叔，让我去吧。我在苏联当过兵，参加过对德国鬼子的作战，一直攻到柏林。”
彭德怀看了看毛泽东，毛泽东说：“我替岸英向你求个情，让他到战场上去锻炼自己。我看，你就收留了他吧。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让他担任翻译工作。”
毛岸英高兴地说：“彭叔叔，我要在您的指挥下，做一个好兵。”就这样，毛岸英要求上前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第二天，毛岸英告别了刚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随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出发了。在飞机舱里，彭德怀看着毛岸英，深感毛泽东主席日夜为抗美援朝操劳，现又送儿子上前线，无限敬重的心情油然而生。同时，他也为毛岸英积极要求上前线的决心所感动，他脱口说道：“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基督耶稣被钉死受难，信徒们记念。不是信徒也尊重记念。
是谁将基督耶稣钉死？
是罗马总督。基督耶稣被拘捕、审判，被犹太行省的罗马总督彼拉多判刑，受到鞭打，最终被罗马士兵钉十字架。
基督耶稣犯了什么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基督耶稣其罪名是声称自己是“犹太人的王”。是反叛者是普通罪犯。
基督耶稣被钉死，这是事实。也是结果。信徒们坚信。
不是信徒不会去说，为什么不逃走？躲起来？不被抓？这些胡说八道还重要吗？
拿一个死人取乐，这是不道德的，没人性的。
毛岸英是被美帝国主义的轰炸机上的汽油弹狂轰滥炸在朝鲜的国土上不幸被炸亡的。毛岸英是志愿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上战场的。后牺牲了。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承认毛岸英是英雄。
反共分子损人利己的人是读不懂大公无私的毛岸英的。
同样，反共分子损人利己的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怎么读得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这些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决定他们不可能读懂毛岸英。
反共分子只能如深宫怨妇，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但怨也罢，讲点道理，来点事实，说点人话，反共分子不会。他们没办法做到，他们只会狼嚎狗吠，只会颠倒黑白，满嘴喷粪，恶毒谩骂。
反共分子把人性普世价值挂在臭嘴吧上喋喋不休，可是他们的言行却没有半点人性，只有奴性，贼性，奸性，匪性，鬼性，狗屎性。
那些反共分子右翼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右派也是洋奴派，他们的世界观就是私字，就是个人主义为核心，眼里根本就没有广大劳动人民。毛主席却要求他们斗私批修，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法权和个人主义，要他们为人民服务，这严重的打击到了他们个人的私心和个人的利益，他们当然要对毛主席和毛岸英恨之入骨了。
如今的反共分子右派实际上是洋奴派. 他们崇洋媚外且充满了奴性,因此认为毛泽东没出国就郁闷,地位低就自卑,得了势就报复. 换句话说, 对历史人物的看法能够预示到评论者的行为. 再没有比洋奴派对毛泽东评价更能体现洋奴派的作风了, 那就是崇洋媚外,媚上欺下,嫌贫爱富,得势便猖狂的恶劣品行. 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就会大肆卖国,压迫穷人,并疯狂镇压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
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狗嘴吐不出象牙。这是对他们最好的注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鹰有时候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不管右派知识分子如何诬蔑毛主席和毛岸英，可以肯定，未来的历史，人们记得的还是毛主席和毛岸英，不会记得那些所谓的精英反共的知识分子！
反共分子能懂毛泽东和毛岸英吗？如今的反共分子右派实际上是洋奴派. 他们崇洋媚外且充满了奴性。就是崇洋媚外，媚上欺下，嫌贫爱富，得势便猖狂的恶劣品行。 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权力，就会大肆卖国，压迫穷人，并疯狂镇压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那些右翼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右派也是洋奴派，他们的世界观就是私字，就是个人主义为核心，眼里根本就没有广大劳动人民。
1935年6月底，毛岸英、毛岸青及董健吾之子董寿琪随张学良东北军的部下、抗联总司令李杜乘法国邮船斯芬克司号从上海启程，在海上航行了约1个月，途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8月初抵达法国马赛港，改乘火车到达巴黎。
1936年底、1937年初，毛岸英、毛岸青被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至今，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还保留着毛岸英当年填写的档案：“父亲，中国革命的领袖；母亲，烈士。”在他个人的简历中，是这样填写的：“母亲生前，与她一起在狱中生活；母亲死后，在上海扫地、端茶。”在上海流浪睡马路饿了讨饭都经历过。、
苏联国际儿童院的5年里，由于毛岸英聪明、好学勇敢、坚忍并爱好“军事、政治和时事”，逐渐成了儿童院里的“小领袖”。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儿童院团支部书记和伊万诺沃市列宁团区委员，经常应邀到各处去作报告。他写过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文笔流畅优美，被当时正在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回国，后刊登在1940年4月12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社还配发了“编者按”。
1941年冬末，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建议，毛岸英的老师劝他加入苏联国籍。毛岸英坚决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只要祖国一声令下，我就要回到祖国去。如果我加入了苏联国籍就不方便了。”
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时常惦念心爱的儿子。有人从苏联带回儿子的照片，毛泽东欣喜万分，仔细端详着长大了的儿子。毛泽东经常给儿子写信，鼓励儿子好好学习。1941年，毛泽东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岸英文理通顺，字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毛泽东还亲自挑选21种60本书给儿子捎去，希望儿子好好学习，报效祖国。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闪电战，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迅速向苏联首都莫斯科推进。为了防备德军的坦克突袭，伊万诺沃市开始挖筑反坦克壕。国际儿童院学生也参加了这项艰苦浩大的工程。
时值严冬，冰天雪地，气温在摄氏零下四五十度。反坦克壕的挖掘标准是深3米、宽3米，每天每人的定额是1立方米。这对儿童院的孩子们来说，是一项重体力活，体力和意志都经受着考验。铁镐抡下去，地上只砸下一小块，钢钎凿下去留下一道白印……孩子们虎口震裂了，贴上一块胶布，手心磨出了血泡，咬牙坚持。中国孩子长得瘦弱，但干起活来，能吃苦，舍得花力气，常常受到伊万诺沃市政府的表扬。毛岸英是整个儿童院的“孩子头”，能吃苦在先，以身作则，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1942年5月，毛岸英用俄文直接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上前线的要求。信中这样写道：“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青年，我在您领导下的苏联学习了5年，我爱苏联就像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爱好和平的人们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信后署上了自己的俄文名字“谢廖沙”，同时又注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苏雅士官学校是一所专门培养连队士官生的初级军校。在这里，毛岸英参加了6个月的快速班学习。1943年1月，又进入培养中级军官的学校——莫斯科列宁军事政治学院学习。在这所学校中学员主要是前线部队的尉级军官。在军校，毛岸英于1943年1月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
俄罗斯国立现代历史档案馆提供的一份右上角标注“绝密”字样的档案这样显示毛岸英的履历：勇夫·谢尔盖（谢尔盖·永福，毛泽东同志之子），1936年到苏联，少年。1936年至1940年在波里雅诺、后迁至伊万诺沃市的国际幼儿园收养。1940年11月至1943年5月为：“恩格斯”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并极顺利毕业。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为列宁红军军事、政治学院学员并顺利毕业于诸兵种合成系。1944年8月至11月，为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见习生。1944年12月至今为日丹诺夫信息管理学院第二系大学生，学习成绩为“良好”和“优秀”。
资料显示，1944年8月到11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已结束了参与苏德战争中苏军最大战略性进攻战役之一——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而当时毛岸英正是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
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斯韦特兰娜·科尔涅耶娃说：“毛岸英表现出色，曾多次要求参战。“在毛岸英的入党转正推荐人苏哈切夫斯基·米·彼、沃罗诺夫的推荐书翻译件上看到有关文字：“谢尔盖·永福同志待人谦恭有礼，对与德国法西斯入侵者进行战斗的苏联极为关注。……”
后来在1950年，已经回国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农来莫斯科，就苏联对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的武器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他还专门邀请陈祖涛和另一位同学、美国共产党主席邓尼斯的儿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当时苏联最高级的旅馆莫斯科旅馆见面，李克农安排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在席间聊及卫国战争时期的往事，毛岸英感叹说：“卫国战争时期，我几度要求参战，斯大林不同意，最后还是同意到前线去。”
1945年5月，苏联卫国战争取得胜利。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毛岸英，并赠送给他一把手枪作为纪念。毛岸英，曾在苏联学习5年，毕业于列宁军政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获坦克兵中尉军衔。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曾参加苏军的大反攻，一直攻到柏林。毛岸英回国前，斯大林接见了他，并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最高奖赏。
据当年曾经与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有过亲密接触的瓦洛加（中共早期党员王一飞的儿子）回忆说：“应该说毛岸英当时在我们这帮中国孩子里是一位可靠的、很有威信的大哥哥。当时我们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更不知道他们兄弟二人的传奇生活经历。但是我们都感觉到，谢廖沙将来一定是一位能够做大事的人。他总是显得很成熟，做事有主见，从不荒废时间，不去外面撒野，老是在看书，想问题。”
瓦洛加还清楚地记得，大约是在1946年初（一曰1945年底）的某一天，毛岸英来到他所在的位于莫斯科300多公里以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我当时正在生病，躺在宿舍里休息，脑袋昏沉沉的。突然门开了，只见谢廖沙兴冲冲地走了进来。他帮我掖了掖被角，坐到我的床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要回中国去了。我太高兴了！你要好好学习，好好长身体。将来一定回去为我们的国家作贡献。’”瓦洛加说，每次一想到毛岸英，脑子里出现的就是他临行前来向自己告别时的神情。
1945年12月初的一天，一架苏联飞机飞抵延安。受苏联的指派，外科医生阿洛夫和内科大夫米尔尼柯随机抵达为毛泽东治病，同机到达的还有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为了安全起见，毛岸英乘坐苏联飞机回国之事，当时并不被外人所知。
毛泽东听说儿子也回到了延安，带病来到机场迎接。毛岸英身穿苏联陆军上尉军服走下飞机，毛泽东走上前去，和快步走过来的儿子紧紧地握住了双手。毛泽东看着儿子，带着慈父的感情说道：“你长这么高了！”
毛岸英回国后，被毛泽东送去到陕北当一段时间农民，搞过土改。北平和平解放后，毛岸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的先遣队，首批进入北平，负责扫雷。
朝鲜战争爆发时，毛岸英当时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支部副书记。中共中央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向毛泽东、党中央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毛泽东支持儿子参加志愿军，他想，儿子申请上朝鲜参战，是第一个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积极性很高，还是成全了他为好。一些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劝毛泽东说，岸英在单位里负担的任务很重，不好离开，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可毛泽东却回答道：“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离京赴朝前，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为他饯行，毛岸英作陪。彭德怀看到毛岸英，说：“岸英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真快啊!”毛岸英说道：“彭德怀叔叔，抗美援朝，上前线打仗可有我一份。”毛泽东指着毛岸英对彭德怀说：“我这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他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上了请战书，要我批准，我没有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这兵?”
彭德怀马上对岸英说：“不行。你还是在后方，搞建设也是抗美援朝。”毛岸英恳求道：“彭叔叔，让我去吧。我在苏联当过兵，参加过对德国鬼子的作战，一直攻到柏林。”
彭德怀看了看毛泽东，毛泽东说：“我替岸英向你求个情，让他到战场上去锻炼自己。我看，你就收留了他吧。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让他担任翻译工作。”
毛岸英高兴地说：“彭叔叔，我要在您的指挥下，做一个好兵。”就这样，毛岸英要求上前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第二天，毛岸英告别了刚结婚不到一年的妻子，随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出发了。在飞机舱里，彭德怀看着毛岸英，深感毛泽东主席日夜为抗美援朝操劳，现又送儿子上前线，无限敬重的心情油然而生。同时，他也为毛岸英积极要求上前线的决心所感动，他脱口说道：“毛岸英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作者：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
时间：1957.12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考验，揭露了右派分子钱伟长长期掩盖的真实面目，钱伟长不但是清华大学右派的首领，而且是全国教育界和科学界中很有代表性的右派典型人物。他是章罗联盟争夺文教、科学领导权挂帅点火的一员猛将，提出过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和教育纲领，进行过一系列反党活动。在今年六月六日章伯钧召集的六教授谋反会议上，他是最积极出谋划策的人，在六教授中又是资本最大、活动最多、影响最广的一个。
钱伟长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一九四○年到四二年在加拿大留学，一九四三年到四六年在美国加省理工学院学习，一九四六年回清华担任力学教授。解放后，他扶摇直上，由一位青年教授提拔为清华大学付教务长、教务长、付校长，他的教授和工薪级别也由五级提到一级。除清华大学的职务外，他还担任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和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科联常务委员，力学研究所付所长，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力学学会付理事长，力学学报编委，物理学会理事，物理学报编委等，此外他还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印友好协会理事，中缅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付秘书长等一共廿多个重要职务(见本文附注)。
解放以来，他曾多次被派出国，代表新中国科学教育界访问印度、缅甸，参加在波兰和比利时召开的国际力学会议，参加赴苏考察培养新技术干部工作的高等教育考察团，参加国家技术委员会派赴苏联、捷克及民主德国考察工业技术的考察团。他参加了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规划方面的许多重要决策，如一九五六年制订全国科学规划时他参加了全国科学规划的核心小组，并经常接受高教部和重要委托，如参与制定我国高等学校教师学术、学位的办法，参与审核我国技术科学方面许多专业的留苏学生名单等。他还接受了波兰科学院授予的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光荣称号，并获得了新中国科学院第一次科学奖金的二等奖。在各种社会活动场合，他都表现得特别活跃，各种全国性的报纸杂志也曾刊登他的文章、谈话或有关他的宣传介绍，使他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一时成为新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的风云人物。
整风运动揭穿了钱伟长这个“一贯进步、博学多才、精明干练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假面具，暴露了他右派分子的本质。钱伟长不象费孝通、曾昭抡等人历史上有着人所共知的反共劣迹；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这样的信任和提拔，为什么他还对党对社会主义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充满敌意呢？这乍看起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钱伟长之成为右派分子绝非偶然；是有其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事实中分析一下他的思想、政治情况，看一看在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关头，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否“一贯进步”？看一看这个“社会活动家”在作着什么活动?看一看这位“科学家”的知识范围和科学态度究竟如何?是否真是通晓一切的“万能科学家”?看一看这位“教育家”是怎样对青年的灵魂加工的?他要利用青年达到什么目的?
钱伟长自诩追随共产党二十年，学生时代就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而且还是革命青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在美国留学时就是唯物主义者，甚至在反击右派初期，他的反党阴谋已开始败露时，他还以这点来欺骗青年学生。不错，在抗日战争前夕他曾一度参加过“民先”，但抗战爆发，这位队员就脱离了组织，脱离了抗战，避入天津英租界教书，后来到昆明又在抗战最困难的关头赴加拿大转美国留学，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两年才回国，几乎整个抗战期间，他都居留国外，对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采取了旁观态度。
在第三次国内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华北临近解放时，他再度打算到美国去作军事科学研究，完全背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后来因故未能去成、才留下来等待解放，但对人民解放军的到来起先采取了很不欢迎的态度。解放以后，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性质的改变，因此解放后第二年，教育部就根据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一个教学改革的方案，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并召集第一次文教工作会议来讨论。这次改革遭到了罗隆基集团的反对，张东荪、费孝通等召开座谈会策划了大闹文教会议的阴谋，钱伟长也是其中的积极份子。由于他们的阻挠，这次改革方案没有通过，延缓了教学改革的进度。但钱伟长看到大势所趋，难于长期抗拒教学改革，因此，他和费孝通主动提出了另一个校内“改革”方案(14院43系的大清华方案)，引用苏联教育经验中的某些辞句，保存旧中国教育的实质，企图以校内调整抵制全国调整，用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来抵制根本性质的改革。钱伟长打着“响应政府号召”的旗号，欺骗、拉拢了一部份人，又假借群众的名义，要挟教育部接受他的方案。这就是钱伟长最初对教学改革的态度。
思想改造运动中，钱伟长崇美反共的思想受到了严正的批判，这次运动后，群众觉悟提高，学校党的领导加强，掌握了行政，钱伟长审度形势，改变策略，由公然抗拒党的政策一变而为表面上积极拥护，但实际上他并未真正接受思想改造，心里另有一套打算。
这期间他讲话、作报告、写文章都极力赞扬苏联经验先进，批判资本主义旧教育落后，强调教学改革的成绩。这样博得了“思想进步、学苏积极”的美名。
但钱伟长表面上虽装作十分拥护党的领导，背地里则处心积虑要和党竞争领导权，1953年春清华大学一位党员付教授因意志薄弱自杀了。钱伟长就幸灾乐祸地在民盟的会议上大事宣扬：“党员灰心失望了。党没有业务，不能领导了。”他当着校内党员的面常故意称赞清华教学改革坚决，嘲笑“只有傅家班(指傅鹰教授和他的夫人张锦教授)不肯换教科书”，但当国务院第二办公室的范长江同志个别征询他的意见时，他却又责怪年轻人无知，不尊重傅鹰教授，傅鹰教授业务好，不肯换书必有道理(其实学校根本没有让傅鹰教授换书)。有一次高教部召开各院校的院校长教务长座谈，有人提出反对系、教研室设秘书由党员教师担任，钱伟长却故意对党员校长和党委书记表示：这条经验必须肯定，他一定要发言力争。但背后又对范长江同志说，党对老教师只“利用、改造”，而不“团结”和“依靠”，老教师有职无权，没有主人翁感觉，似乎新教师就是代表党执行政策的。钱伟长这种表里不一的态度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原来教学改革初期有一部分老教师对社会主义教育路线认识不足，对贯彻教学改革不够积极主动，当时学校党委一方面坚决地依靠广大教师，贯彻教学改革方针，但另一方面对这些抱不同见解的教师也耐心等待，不勉强他们改变自己的看法和作法。钱伟长不谈指导方针上的分歧，不谈新老团结的思想基础，夸大新老教师间的矛盾和所谓“竞争”，强调老教师的“真正”职权和领导作用，实际上就是要让这少数教师各行其是，不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这样已经透露了他和党竞争领导权的意思。
后来他更一再围绕新老教师的关系和老教师领导权问题大做文章。企图用学位、学衔制度限制年青人，以保证他所谓少数“老教师”的领导；他主张教师的任用、进级、进修的大权，都要归“学术水平高”的老教师来掌握，把党排斥在外面。他认为抓到了这一条，就可以用个人名利、个人前途逼使青年教师就范，脱离党的领导。为此，他一直热中于订学位、学衔制度，强调出国进修要凭业务报考，反对政治审查。曾昭抡也加以配合，说钱伟长这见解最深刻，办好高等学校的关键是学位、学衔制度。到整风时他们就公开提出要一切大权绝对归教授，“不学无术”的人“不准哇哇叫”。整风前他们进行这种争夺战，是隐藏在“健全学校正规制度”幌子下面的，他用这种障眼法骗取了高教部某些同志的信任，成为起草这些条例时的重要“顾问”，并且吸收他的意见制定了选拔留学生的办法。
1956年是国际“多事之秋”，帝国主义掀起了反共高潮，修正主义的思潮泛滥。在国内正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一年，也是知识份子中思想动荡、斗争、分化最厉害的一年。从钱伟长个人说，是他最得意的一年，也是他从表面上拥共拥苏转向公开反共反苏的一年。上半年他参加科学规划工作，备受领导信任，参加领导核心，担任了几个组的领导工作，但钱伟长不是因而更加靠拢党，用自己忠诚的积极的工作来回答党和人民对他的极大信托；相反地他却更加明目张胆地开始了公开的反党活动。他野心勃勃地伸手抓科学规划中新科学技术的领导权；他一面不懂装懂，当上了自动化研究所的筹备主任和自动化进修班的主任等，同时，还想挤走党员，抓原子能干部的培养工作。又积极拉拢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和电子学研究所的右派分子，增加自己在这方面的影响。后来他又利用这些资本来拆国防科学的台，煽动科学家尤其是新从美国归国不久的科学家不要到国防部门工作，散布军事部门不自由、国防研究论文不好公开发表、影响成名等等的谬论。钱伟长本人为美帝国主义国防科学效过劳，临解放前还企图再去美国从事这一工作，但他对祖国的国防科学竟抱着这样的敌对态度，这是令人费解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钱伟长随中国技术委员会考察团赴苏时，曾向团长表示他可以参加技术委员会的工作。钱伟长一面喊叫社会活动多，行政工作多，说他的科学生命有被挤断的危险，“要共产党负责”，同时却又不厌其多地抓新技术部门的领导权，其用意何在呢？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他赴比利时出席国际力学会议，又在瑞士逗留，这时他很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动态；后来在东欧接触到一些修正主义的思潮。当他随国家技术委员会考察团在苏联考察时，他利用苏联对中国同志的信任，专门搜集苏联过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教训，作为他后来反苏的资本。回国不久，他就开始了公开反共反苏的活动。
钱伟长利用党的信任，取得了科学、技术、教育界的重要地位，在群众中间有广泛的影响，天然成为章罗联盟要用来进攻文教界领导权的“理想”人物，而钱伟长的阶级立场也要寻找反共的政治力量，这一年钱伟长和章罗联盟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解放初期，钱伟长就曾参加过罗隆基集团的首脑张东荪召开的座谈会，一九五三年他加入民盟，对民盟基层的活动很少过问，但费孝通的“串联”活动却是积极参加的。一九五六年四月他被民盟中央提名当选为中央委员，多次列席中常委会议，七月又被委为文教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七年费孝通还拟提他为民盟的文教委员会付主任，接着又被聘为民盟中央刊物“争鸣”的编委。他从苏联归国后不久，十一月中旬就和章罗联盟密商，藉陪波兰专家参观讲学为名，飞往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五大城市进行反苏反共的宣传，到处发表演说，煽动群众，进行思想放毒。这些城市民盟组织按盟中央公函及章罗联盟骨干分子吴春选的通知，组织了不下万余人来听他的反共反苏演说，并布置“传达”和“学习”。钱伟长每到一地就与当地民盟中右派骨干分子会面谈话。据上海右派分子陈仁炳、沈志远的交代，他们从与钱伟长的接触中，“得知”章罗联盟的“作法”；杭州的右派分子并把他的这种做法加以推广。钱伟长还利用参观、座谈、访问等方式收集材料，为他后来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和教育纲领作准备。他回京之后向章伯钧汇报了这次旅行的收获，章伯钧大为赞赏，并在民盟中央的会议上表扬和推广。章罗联盟的女将浦熙修也通过文汇报极力为他吹嘘捧场。
作者：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
时间：1957.12
一九五七年一月，钱伟长从南方回京后，就向高等教育工作中党的领导公然发动了一次猛攻。
一九五六年夏进行全国科学规划时，钱伟长等就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散布一种教学改革失败论，实际上是否定苏联先进经验，要求改弦易辙，走英美资本主义的老路。
他的这种看法引起了热烈争论，因此高教部定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些重要原则问题，并修订新的教学计划，显然这次会议对今后教学工作方向是有重要影响的。
钱伟长就抢在这次会议开始的前四天(一月七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谈话，这篇谈话全盘否定了教学改革的成绩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原则，提出要从根本上改变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
他俨然以一个党外专家的姿态来“纠正”这几年教学改革的“错误”，藉以证明党是“外行”，领导不了高等教育。光明日报特地把这篇谈话加大标题刊登在头版显著地位上，并且加上按语称它是“专家”对高等教育“关键问题”的深思熟虑的见解，要求检查过去的教学指导思想。这种作法和六月九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伟长等人的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次会议上钱伟长公开发表了他崇拜美国贬抑苏联的言论，说“苏联工业中缺乏新技术”、“发展潜力不大”，说苏联科学技术全面落后，要高等工业教育再走过去被批判和抛弃了的“通材教育”的老路。
他调兵遣将，大肆进攻，并且通过光明日报制造舆论，但终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得逞。今天看起来，当时积极支持钱伟长观点的如雷天觉、陈新民、曾昭伦、冯秉铨等人都是右派分子，显然地，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向党进攻。
五月共产党发出了整风的指示，全党开始整风，并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帮助党整风。章罗联盟认为有机可乘，就发动了猖狂的进攻，钱伟长也明目张胆，出来挂帅点火。他攻击的矛头不仅指向清华党委，而且指向整个文教、科学工作中党的领导，公然提出了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并且要鼓动学生上街闹事，以便由他们出来收拾残局。钱伟长这时期的右派言行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一)攻击高等教育工作中的社会主义改革，鼓吹资本主义旧教育的复辟。他公然宣扬今不如昔，旧中国的教育是切合中国国情的中华民族自己的教育制度，教学改革后的一套是教条主义，他说“办教育挂两个牌子，一个资产阶级，一个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搞不好的。”他诬蔑苏联科学和教育落后，要求学习美国西德。他竭力丑化现在的学校教育工作，极力粉饰旧清华的资本主义传统，他说教学改革打垮了旧清华的优良学风，要十几年才能恢复起来。他反对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座谈会上、自由论坛上和接见学生谈话中大肆宣扬这些右派言论。
(二)攻击高等教育工作中党的领导，公然主张文教科学应由右派来领导。他说学校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党的宗派主义，党的领导越加强，党外人士的“当家作主的味道就越来越稀薄了”。他认为高等学校中“党的这条线太粗”，应当削弱。他要把党员排斥在学校领导之外，提出了“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口号，他说在学校工作的人员只能凭学术地位讲话，“不学无术的不准哇哇叫”。而他心里的所谓“有学有术”的人，仅仅是指在资本主义国家吃过洋面包和在国民党时代得过教授头衔的老教授，他认为学校的一切大权包括人权、教权、财权都要归教授。他主张实行一种聘任制度，学校不得教授同意不能解聘，但教授不满意时却可以随时“拂袖而去”。他说这样才能克服校长的官僚主义，保证教授的绝对权力和就业自由。
(三)鼓动党员反党，诬蔑党中央，攻击积极分子，挑拨党群关系。他诬蔑党中央“分裂”，造谣说有一部份领导同志不主张“放”。他称赞清华党委中的右派分子袁永熙最开明，称赞叛变的党员觉悟高，把党员向右派分子投降叫作“搞好团结”，鼓动所有党员都要这样带头鸣放。甚至公然主张取消党、团组织，说从整风起就可以“公开办党”，又说团组织的存在会造成学生之间不团结，同年岁的人(指团干部)作政治工作只会造成学生的不满。他嘲骂进步分子，挑拨党群关系，他自己身兼廿几项重要职务，却喊叫“非党员就没有前途”，“老教师有职无权”，集中攻击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反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说法。
(四)策动全校右派分子攻击清华党的领导。钱伟长上通章罗联盟，下面联络一些同盟者，后者大多是系、教研组、工会、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就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作为进攻据点，并且以自己的领导身份到群众中去寻找支持者。右派的职员、学生也托庇在这些右派教师的麾下。他们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策略，进攻中互相配合，形成了一个以钱伟长为首的全校范围的阵势。尤其恶毒的是，他们还勾结和征服了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为他们通风报信，里应外合，这样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策略的全面进攻。
(五)鼓动风潮，要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夺取党的领导。钱伟长利用一切矛盾，点火煽风，鼓动群众闹事。其中最大的是发动一个理工合校六千人的签名运动。他亲自指挥一个“工作组”，策划在全校大搞，要组织论坛，访问教授，轰出大批大字报，发表“致教授书”，指责理工分家是教条主义和学习苏联的结果，要高教部立即开会讨论；发动教授和学生签名，要声势浩大，全校轰动，然后登报，搞成全国性风潮。钱伟长还提出了选举校长，他以为有了六千选票，当然可以“取而代之”了。他得意忘形，在章伯钧六月六日召开的六教授谋反会议上大放厥辞，说清华的形势一触即发，学生就要上街，清华党委已经不能掌握，建议章罗联盟用这个形势压党中央，让党中央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但接着就开始了反击右派，钱伟长的阴谋宣告破产。
(六)在这一阶段，他在校外还进行着一个钜大的阴谋纂夺活动，这就是攻击科学战线上党的领导，提出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钱伟长进行这个活动并不自整风始。一九五六年他飞往南方五大城市发表反共反苏崇美的“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演说，一笔抹煞解放后党领导下科学工作的重大成就，根本不提科学规划这件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盛举，处处强调苏联的经验对中国不适用，恶毒地把苏联的援助说成干涉。
一再吹嘘美国技术先进，美国了解中国比中国人自己还深入，应当向它学习。钱伟长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他纂夺科学界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
文汇报、光明日报等也极力为他们吹嘘捧场，藉钱伟长得到科学奖金这件事，大肆宣扬钱伟长的科学道路，他和他弟子间的“迷人的师生关系”，这样来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科学路线，攻击党要挤断科学家的科学生命，高等学校的党不支持科学研究等等，为此后钱伟长的“保护科学家”和提议科学院通过谴责高等学校不重视科学研究提议等活动作舆论准备。
钱伟长又通过各种方式收集科学研究工作的缺点和煽动科学家对党不满，他说“科学规划以后研究条件毫无改进，反而比以前“惨”，又说“解放以后科学事业倒退了，十二年只能用来补课，根本无法赶上世界水平，这件事要共产党负责”，他还提出应有被“保护”科学家的名单，鼓吹“分散就人”，取消科学工作计划性与集中领导。
他与曾昭抡等在章伯钧亲自指导下拟定出了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其中提出科学研究不要有计划地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取消科学院的统一领导，党不能领导科学研究，新中国的科学家需要“保护”，以及要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科学等反动论点。
章罗联盟把这个纲领当作是他们政治设计院的第一号产品，赶在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并加按语说这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新方向”。
钱伟长一面进行反党活动，同时又参加全国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会议，发表正面意见，大耍两面手法。
他一面向科学规划委员会递上这个反动纲领，企图分庭抗礼；
而另一面当事情败露后却又发言表示拥护党，还大呼“亲爱的党”，讲完了拍着范长江同志肩膀问“我讲得怎样?”充分暴露了两面派的丑恶面目。接着，反右派斗争开始，使他的这一场进攻遭到了澈底失败。
右派分子高兴得太早。共产党与工人阶级早已识破他们的诡计。六月八日开始了反击右派的斗争，钱伟长一面在背后大发雷霆，要拉几个右派教授集体辞职来将党委的军，抵制反击右派；而另一方面，外表故作镇定，伪装积极，企图蒙混过关；6月18、19日在民盟中央和清华大学学生自由论坛上还想冒充“反右派积极分子”，高呼“亲爱的党”，他甚至急不择言，居然说出他要“党天下”，极力辩解自己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绝无联系，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他做梦没有想到。无奈第二天陶大镛在师大就被迫交待了一些钱伟长参加章伯钧密秘会议的情况，以后势急转直下，钱伟长反党阴谋就在群众面前完全暴露出来了。
钱伟长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表示低头，但仍然缺乏悔改的诚意，不肯自觉澈底交代，只就别人揭发的事实避重就轻地承认一些，戴上几顶空空洞洞的大帽子，而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仍拒不交代。但无论钱伟长如何狡辩终掩饰不了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本质。钱伟长自夸在政治上“一贯进步”，在科学上无所不知，在教育上又是青年导师；但从群众揭露批判的材料表明，事实恰恰相反然。这位表面上一贯进步，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学习苏联”的科学家、教育家，原来是长期以来反共反苏，崇拜美帝，追求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家、两面派。
钱伟长平时装成心直口快，有啥说啥，彷彿是个单纯直率的人。实际上正相反，他是一个口是心非，翻覆无常、挑拨离间、阴险诡诈的野心家。这几年来他玩尽了两面派手法，在科学院、高教部、清华大学等单位之间播弄事非，挑拨关系，在科学院要谴责“高教部”。在高教部要谴责“科学院”。他要用外力压清华党委，他又以清华大学作资本，培植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身价。大鸣大放期间，他策划指挥，十分狠毒，反击“右派”之后，他百般狡赖，极不老实。从这些事实上看所谓“心直口快”，完全是一种骗局。
钱伟长这个政治野心家是披着“万能科学家”的外衣的，因此特别能迷惑人。他几乎鄙视一切人，骂党员干部“不学无术”；骂老教授的学问已经过时，“误人子弟”；骂一九四○年前后毕业的教师根底差(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念大学)。
他经常指指点点在各种专业问题上充“内行”，还自吹他兴趣和知识的广博是别人不能想像的，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领导一切、高人一等”的“万能科学家”。
一九五六年底他在南方五大城市讲演时，纵论天文、地理、动力、冶金、机械制造、土建、农业、医学等二十多个科学部门中的研究任务和存在的问题缺点，极端傲慢地斥责这些部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无能。他说：“不知他们都到那里去了？都作什么去了？”“连这也规划不出”，要受到后代子孙的唾骂。
他俨然以这一切科学部门的专家自居，而且还高出于这一切部门专家之上。反右斗争开始后，各部门的专家纷纷批判钱伟长的这篇报告，证明他完全是不懂装懂、错误百出。除他自己本行外，其他科学部门，都是十足的“外行”同时还揭发了他的著作中抄袭别人劳动成果，却不注明出处的剽窃行为，事实戳穿了“万能科学家”的神话，揭露了钱伟长“偷、装、吹”的极不老实的治学态度。他用这种态度作学问，他的科学造诣到底有多深？也是值得专家们研究的。
钱伟长还自吹是“有几十年教学经验的老教授”(实际上他只教了十年书)，在他和弟子得到科学奖金时，光明日报、文汇报又极力吹嘘他是循循善诱的良师，他在各种会议上还发表过对中、小学教育的意见，他又常常在青年刊物上发表文章，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他还是个教育家，许多青年甚至把他当成导师和榜样。
整风揭露了钱伟长是一个腐蚀青年灵魂的政客。他散播没落的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来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相对抗，他极力鼓吹个人主义，利用知识青年的弱点，煽动他们为个人利益、为成名成家奋斗，不考虑国家的需要，不服从国家的利益。
他公然的诬蔑集体主义教育是封建主义的借尸还魂；他提倡自由任性，不要纪律，反抗领导。他这样用资产阶级的意识来腐蚀青年，把青年变成他的工具，利用青年来攻击党，实现他纂夺领导权的目的。为此，他不惜牺牲青年，让他们作资本主义制度的殉葬品，断送他们的前途。钱伟长常常自吹爱护青年，实际上他是在毒害青年。
钱伟长是具有代表性的右派分子典型人物，他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都发表过较系统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东方民主》的目的是让人类社会中的普通百姓都能来监督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的官员。应用的武器是《四大》。人人来监督官员的威力的益处就是，监督官员的权力用法律的约束力交给官员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对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尊重，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要负的责任。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就要家喻户晓监督官员。
人民应用的方法是《四大》。不需要请示报告上访等，更不准对写大字报的人进行打击报复。如有报复，再贴大字报公布于众。谁敢好意思再犯错。官员也压不住，写大字报者受法律保护。也不会发生如走资派特色政府的上访见不到官员，或被半路上抓去饮茶。这就是公民的自由，平等，民主。如果一再犯错，选举时被不会选作干部了。
发明《大字报》的是工人农民和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那时候沒有互联网, 只能是《大字报》这种形式了。《大字报》的发明是基层的普通劳动人民, 他们对某人或某事有意见, 想表达却无机会和平台, 即使表达了会遭到领导的打击报复穿小鞋, 所以就用《大字报》的形式揭露执政党的黑暗面, 来监督当官的一言一行, 确保能公平公正廉洁奉公。新中国成立后就有, 《文革》时代仍写入宪法中, 运用《大字报》的人上至主席下至平民百姓。如同今天的自谋体, 博客微博微信等。
《四大》是老百姓的大民主，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1950至19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普遍运用的民主方法。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盛行。同时又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七五宪法》中。毛泽东去世后一段时间，此原則还继续享有合法地位，并被写入七八宪法，直至1980年被被走资派邓小平废除。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也会解决得比较快。”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出现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内容为批评学校党政领导。《人民日报》刊登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手段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提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的群众性的大民主运动。
1966年11月和12月，中央文革小组指令，以“四大”为主要形式的《民主运动》逐步扩展到工厂企业和农村人民公社。即《文革》的开始。
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将“四大”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第一章“总纲”中规定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的民主。1978年宪法更进一步将“四大”上升为《公民基本权利》。
这个《公民基本权利》通过还不到二年就随着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 于19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取消了《公民基本权利》四大的全部内容。
新中国的《大字报》：1957 年 9 月 6 日 ，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四厂时观看了大字报。1957 年 9 月 18 日 ，毛泽东在上海视察时，又专程到上海国营第一纺织厂看大字报。
在 1958 年 2 月 12 日 视察沈阳黎明机械厂、 2 月 13 日 视察长春汽车厂、 2 月 14 日 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 4 月 12 日 在长沙视察驻地附近的警卫连和长沙著名的饮食店火宫殿、 8 月 12 日 视察天津东郊四合庄乡新立村农业社时，毛泽东每次都比较仔细地观看了各单位专栏中张贴的大字报和鸣放栏中的工人群众提的意见和对干部的批评和揭发的各种各样不为人知的丑事。
1956年9月6日下午，毛泽东由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陪同，离开东湖客舍驱车到湖北省委整风运动的点，位于武昌新河街的、公私合营的裕华纱厂看大字报。
毛泽东一进厂门，就被工人认出来了。“毛主席来了”的消息很快传开。工人们高兴得直鼓掌。毛泽东微笑着，同围在身旁的工人亲切握手。当时，厂区两旁全是贴满鸣放的大字报专栏。
第一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党能领导一切吗?》大字报上写道：“共产党能领导打仗，只能搞土改，搞农村工作有一套，搞工业生产不行，还是需要资产阶级来领导。”
读完大字报，毛泽东说道：“好家伙。” 他回头问：“ 这些大字报是谁写的? 这些人过去是干什么的?” 厂党委书记张元一、经理尚金修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你们怕不怕?” 张元一、尚金修回答：“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有工人群众的支持，我们什么也不怕。” “你们能顶得住吗?“ “顶得住。”“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不要怕，要顶住。”毛泽东高兴地说。
大字报很多，有一张大字报特别引人注意。上面画着五个头像，头像的嘴上还有封条，下面的文字，说明这些人是靠吹牛拍马上去的，所以整风时不开口揭发党的问题。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前站了很久，问：“上面画的是谁?”
尚金修说：“都是从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干部，有的在旧社会是童养媳，有的是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现在都是工厂或本车间的领导。” “怎么能丑化工人呢? 写大字报的是谁?” “都是资本家的留用人员。” “被贴大字报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还好，照常工作。”“那就好，那就好。”毛泽东放了心。
毛泽东在张平化和张元一、尚金修陪同下，边看边往前走，职工紧紧相随。在一张题为《绣楼闺阁》的大字报前，毛泽东停住脚步。这是仓库工人写的，批评厂级领导作风不深人，从来没有去过仓库，希望领导走出“绣楼”，深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问：“你这个领导是光吃饭不干事，还是既吃饭又干事?”尚金修答：“我们还是工作的。”张平化说：“他们既吃饭又干事。”
毛泽东环顾左右，问：“这张大字报是写谁的?”尚金修：“是写我的。”
毛泽东看了一眼尚金修：“你是男的，怎么是闺阁?”“我们的书记是女的，大字报是写我们的。”
毛泽东问：“对不对?(指群众的批评)你是不是没有到仓库？尚金修：“去过，去的次数不多，每月盘存的时候去。”
毛泽东：“你是不是在楼上办公?”尚金修：“我们办公室在一楼。”
毛泽东：“当厂长的，每天要到工人中去走一走。全厂范围内每天要转一转，要走出‘绣楼’，深入实际，接触群众。”
武汉的9月，气候仍然十分炎热。毛泽东冒着暑热看大字报已有一个多小时了。尚金修请毛泽东、张平化去会议室休息一下。毛泽东不同意，要去车间看看工人。从筒摇车间进去，从清花车间出来。纺织工人见到毛泽东，热烈鼓掌，毛泽东也向工人招手致意，走到工厂靠长江的小路上，毛泽东问： “看完了没有?”尚金修：“看完了。”
毛泽东同在场的工人、干部亲切话别，然后健步走向停靠在江边的轮船上。裕华纱厂，后来改名为武汉市国棉第四棉纺厂，是武汉市纺织行业的台柱之一。
1963年毛泽东要柯庆施带他去看大字报。上海国棉一厂的职工，整风的大字报一天出了好几百张。九月十八日这天，毛主席来厂看了大字报，全厂有将近两千个职工看到了毛主席。“很高兴，足足陪了毛主席三十分钟。”党委书记特别的感到幸运，与毛主席握了手，谈了话，陪着毛主席在走廊里走了半里路，并且与毛主席拍了照。
毛主席穿的一身淡灰色中山装，着的布鞋，身体很健康，面色很红润。起先我们是这样打算：请毛主席和柯庆施同志到休息室坐一会，让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工作。毛主席笑着说“先看大字报吧，我们一面走一面说。”
毛主席首先看到的是一张老工人发言的大字报，他老人家仔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老工人对整风中一些错误言论提出了反驳，并且要把错误的言论进行讨论。毛主席看了以后，连连说：“老工人说的对。”
这时候，毛主席很关心地问我们：“鸣放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告诉他，鸣放已经一个多月，现在全厂正在展开争辩。在一张名叫“百丑图”的漫画前，毛主席又停下来仔细地看着，并问了一些这张漫画中几个人物的错误言论的情况。
毛主席来厂参观的消息，飞也似的传开了。这时候正好是早班工人吃饭休息，有的工人端着饭碗从饭厅跑出来，有的工人从后机房骑脚踏车跑过来。在毛主席周围，已经围上了一百多人，四面鼓起了掌声。毛主席向群众招手，不住的向大家微笑。
我们继续向前走。贴在芦棚上有一张批评党委书记的大字报，毛主席仔细地看了一遍。因为平时接近群众不够，待人接物方面比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职工反映看见我就害怕，甚至于在下车间巡视时，他们有意躲避。这张大字报就是批评这种作风。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毛主席说“我们应当更多地接近群众。”是的，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牢牢按照他的嘱咐和同志们的批评去改进自已的作风。
走着走着，我们到了食堂门口。一张大字报贴在门上，这是批评食堂管理不善，卫生工作不好。告诉毛主席，我们已经组织二十一个人的食堂检查组，正在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毛主席看了大字报并点点头。
当我们绕道经过托儿所、医务室走向南纺工场的走廊，早班吃饭的工人和保全工人老早在两旁排着队等候了。他们个个都想挤到前面来，更清楚地看看毛主席。毛主席慢慢地走着，举起了左手，微笑地环视着群众。
走出南纺工场以后，毛主席又看了几张大字报，并且问起了厂里情况。他问我今年几岁，在工厂工作几年。在小花园的门口，有四、五个职工涌上来，毛主席亲切地和他们握手。女工高玲弟，是纺织工人蓝球队健将，曾经上北京见过毛主席，这次又与毛主席握了手，好高兴极了。
我们还想多留毛主席一会儿，但是时间不早了，毛主席还有更多的工作要作。在群众夹道鼓掌欢呼声中，毛主席上汽车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走道上还聚焦着一些休息的工人，大家高兴地谈着。
《“大鸣”、“大放”》其原本是把社会主义发展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推广到中国共产党对干部党员的整风运动当中，指人民群众应有的《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言论自由。
《大鸣》相对于现代少数精英言论自由的“小鸣”，将政治评论的范围扩大到当时中国的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等平民百姓。其主要内容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可以对任何人、在任何场合进行公开质询，并且不受任何形式束缚，不限地点，不限集体或个人。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采用原有媒体之外的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
《大放》是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人民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包括以下方面：放开历史观念的束缚，思想的解放；放开所有规则的约束，废除所有审批和注册等限制，任何人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废除已有制度基础。
《大字报和大辩论》中的《大字报》指一种写在纸上、粘贴于公共场所、以大字来书写的墙报，用于表达自己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看法。
《大辩论》指在广泛的群众中间，围绕一个政治问题进行的辩论。主要强调集思广益、全民参与。与议会和委员会类似小范围的辩论相对，指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交由人民自由讨论。
这一英民主。政策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应当享有的大众自由和大众民主，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