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林彪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在回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毛泽东说：“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针对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来信，林彪问：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1930年4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中，所用的一句形容中国当时革命形势和前途的话。在长期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林彪便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困惑。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从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阐述。

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批评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指出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星星之火，必将燎原》。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总结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始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发展。

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一封信中的名言。《星星之火》指的是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政权地区中的小块红色区域，即局部地区内的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政权。《燎原》指的是革命的发展、红色政权的不断扩大并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大革命失败后，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统治，党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这些起义大多数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领导者实行了错误的政策或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失败了，但一些起义部队在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农村坚持了下来，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但当时党内一些人产生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明确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和希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特道路为什么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一方面，就其可能性而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能够长期存在并得到发展，终成《燎原》之势。

只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白色政权包围中的红色政权完全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毛泽东精辟概括了这些条件：

（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半封建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使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继续不断地发生分裂和战争。这种分裂和战争既然总是持续不断，小块区域的红色政权就能够利用这种矛盾而发生并长期坚持下来。

（二）红色政权之所以在小块地区发生，是和大革命运动的影响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就是在大革命过程中工农群众曾经发动起来的地方。

（三）小块红色区域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随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必然继续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

（四）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

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

另一方面，就其必然性而言，中国革命只能走《星火燎原》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逐步探索出的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首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在革命力量超过反革命力量时占领中心城市的经验。

因此，革命工作以城市为中心，武装起义首先是为了占领中心城市，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

大革命已经失败，中共中央一度将党的重心放在中心城市，就是基于这种认识。

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都失败了。

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多经过摸索，转移到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僻农村和山区坚持斗争。

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迫使一批又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历史一再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大革命遭到失败、敌我力量对比极端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标题是《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林彪给毛主席的信后，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回信，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林彪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悲观思想认识，指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

1930年新年伊始，在刚刚结束的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信。信中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建议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那么写这封信的人是谁呢？他就是当时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林彪。

林彪对革命产生悲观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红四军军长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一封信，史称“二月来信”。信中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并要求他们俩离开队伍回到中央。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但这封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鉴于前面有“二月来信”，现在又看了林彪的这封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疑问，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会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

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1930年4月，毛泽东在福建古田镇赖坊村协成店驻地，给林彪写了一封名为《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在信中，毛泽东除了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批评外，更多的是深刻阐发了他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要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这样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很显然，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复信，已经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

为了教育红军战士，毛泽东在将信发送给林彪的同时，还请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图。

1948年公开刊行这封信时，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不要提及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将这封信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封信就像是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步一步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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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飞机大炮毛泽东用分散游击





毛泽东用《游击战》打日本鬼子。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后，他对井冈山上的朱孔阳对付官军的“打圈子战术”法子进行了改造。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攻克遂川县城，并在遂川县城召开了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十二字诀”。当年的遂川县委书记陈正人后来在《毛泽东同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一文中回忆说：“在遂川时(即1928年1月)就听到毛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个字原则了，特别是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县苏秘书长许大权也回忆说：“1928年古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召开赣西南农民暴动联席会议，由张世熙、刘兴汉、郭定元等人参加，会后在罗塘的沙窝里召开了会议，讨论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密诀。……”当年参加会议的万安县委委员曾华英也回忆说：“毛主席在遂川联席会议上，教导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要看敌人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敌人来了我们就退，敌人退，我们就后面追。”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十六字诀”，也是“十六字诀”第一次见诸于历史文献中。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在小布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会前，毛泽东曾亲笔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工农民兵游击组织遍布全中国，这是抗日战争史上创造奇观 ，是毛泽东十六字诀山地游击战战法大显神通。

十四年抗战，艰苦卓绝。在党的领导和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在主力部队的指导和帮助下，各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和自卫队，活跃在敌后广阔的战场上，依托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和青纱帐，到处摆开了杀敌的战场。原始的大刀、梭标、斧头，自然界的水、火、石头，都变成了他们杀敌的武器。他们以惊人的胆略和无穷的智慧，在人民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活泼的活剧，创造了许多灵活巧妙、神出鬼没的独特战法，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晕头转向、丧魂落魄、顾此失彼、疲於应付，像一条野牛陷入我人民战争的沼泽泥潭中不能自拔。

《麻雀战》。这是民兵在抗战中经常运用的一种主要和基本的作战方法，也是最能发挥民兵特长的游击战法。其基本特点是以少量民兵组成战斗小组，出没在山野密林、狭窄隘口、街头巷尾、地道暗洞、青纱帐里，像麻雀啄食一样，东一枪、西一枪，忽聚忽散，忽来忽去，一会跳到这里，一会跳到那里，出敌不意，扭住敌人，一阵猛打;敌人反击时，就立即撤离，消失得无影无踪;敌人撤退时，就呼啸而来，枪声大作，杀声四起，使敌人打又打不著，追又追不上，甩又甩不掉，吃又吃不好，睡也睡不著，陷入心神不宁、狼狈不堪的苦境。麻雀战打得最出色的，就是全国民兵战斗英雄李殿冰领导的北岳区曲阳县尖地角村民兵游击小组。在1943年的3个多月里，他们先后对敌作战27次，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名，缴获步枪3支、电话3部、牲畜47头，战利品一批。

《地雷战》。地雷战首先是晋察冀根据地的民兵发展起来的战法。1940年春，河北省安国县东赵、西赵两村的民兵，在反“扫荡”中把两枚手榴弹埋入地下，炸死了两个敌人。於是，各村纷纷效仿，利用废铁壶、瓷瓶子、瓦罐子等，装上炸药，以杀伤来犯之敌，取得了显著的战果。此后，各地民兵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制造了铁、木、石、瓷地雷等，发明了拉火雷、踏火雷、电火雷、定时雷、连环雷、绊雷、跳雷、飞雷等几十种埋雷方法，各式各样的地雷和雷阵，对於打击运动之敌、杀伤“扫荡”之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赫赫战果。北岳区阜平县五丈湾村著名的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的爆炸组，利用地雷战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362人，炸毁汽车25辆;山东海阳县赵村的赵守福和於化虎，带领民兵用地雷战炸死炸伤日伪军303名的事迹，全国闻名，威震敌胆。

《地道战》。抗日战争中期，由於日寇加紧对我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处在平原地区的抗日军民，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於是就发明了纵横交织、户户相通、村村相联、不怕水淹、不怕毒气，既能藏，又能打的地道战，成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大法宝。仅1944年冬季，各抗日根据地的平原地区就挖地道达1.25万公里，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条伟大的地下长城。冀中清苑县冉庄民兵，就是因为运用地道战打了许多漂亮仗而驰名中外，他们的事迹被改编成了电影《地道战》。英雄的冉庄民兵先后作战157次，其中进行地道战17次，依托地道进行伏击、追击战斗55次，配合地方武装出村作战85次，共毙伤敌267名。当时，日伪军曾传出这样的禁令：“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太行地区磁县山底村民兵、晋察冀地区满城县石井村民兵、北京市顺义县焦庄户民兵，都是利用地道战取得辉煌战果的英雄群体。民兵们曾用打油诗颂扬地道战：“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敌人钻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灭敌人最可靠;鬼子气得干瞪眼，抗日军民哈哈笑”。

《破袭战》。这是广大民兵和群众创造的又一战法，它不仅适用於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如公路、铁路、桥梁、车站、码头等，而且适用於对敌人的仓库、工厂、矿山等进行破坏和袭击。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民兵经常以隐蔽、突袭的战斗，配合正规军对敌人的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进行破坏，挖路基、扒铁轨、炸桥梁、打火车、割电线、平围墙、阻河道、毁码头等等，有些地方在一夜之间就出动几万或几十万民兵和群众，把数百公里长的铁路、公路全部破坏，将电线割断，电杆锯倒，使敌人的交通和通信联络陷於瘫痪。1939年，安徽省肖县就出动20多万民兵和群众，参加了陇海铁路大破袭，一夜之间将100多里的铁路全部拆掉，枕木、铁轨、和电线、电杆一起运回根据地，日寇被迫停车10天，使其西运计划流产。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仅冀中的民兵和群众，就有35万人参加了破袭敌交通线的斗争。1941年至1945年间，晋察冀全区共捣敌伪碉堡1140多座、炮楼300多个，炸毁敌汽车360多辆、火车头40多个，破坏公路3.76万公里、桥梁730多座。

《围困战》。就是对敌人的据点和碉堡实行封锁，把敌人围困在据点和碉堡里，使其没吃没喝、走投无路，最后将其挤跑、赶跑或歼灭。太岳沁源围困战，就是广大民兵和群众围困封锁、制服敌人的一个典型战例。1942年9月，日寇纠集了1万多人，分14路进犯我只有8万人的沁源县抗日根据地，并在沁源县城安了据点，妄图把沁源划为“剿共实验区”。这里的民兵在敌人到来之前，一面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山里，一面实行“坚壁清野”。敌人占领沁源县城后，见不到人，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一切供应全靠外地。广大民兵和游击队又密切配合，到处截击，袭击敌人的运输队，无奈，敌人只好外出四处抢粮，可又遭到游击队和民兵打击，只好呆在据点杀马充饥……这场围困战，经过两年多的时间，终於把敌人困出了沁源县城。在此期间，沁源民兵共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敌4250多名，涌现出了民兵杀敌英雄100多人，爆破能手200多人，沁源县获得了民兵对敌斗争“模范县”光荣称号。

《伏击战》。一般分为待伏与诱伏两种。待伏，是在得知敌人出动的兵力、时间和必经之路后，预设埋伏，待机歼敌。如1944年农历4月的一天，太岳区安泽县风池、高壁等地的民兵，获悉日寇骑兵运输队要给府城的敌人送粮弹，民兵们便在距府城西12公里的柳寨村做好埋伏。当鬼子的运输队进入伏击区时，地雷“轰轰”地爆炸起来，一时浓烟滚滚，杀声四起。仅七八分钟时间，33个鬼子就被消灭了32个，只有一个受伤的逃进了府城据点。诱伏，就是先以主要力量在有利地域设伏，然后以少数民兵诱敌深入，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将其歼灭;或者佯攻一个方向，引诱敌人前来增援，在路上伏击敌人。如冀南区隆平县民兵自卫队在河上伏击鬼子汽艇，山东平原县塘坊民兵伏击日寇一小股机械化部队，都是采用的这种战法。

此外，十四年抗战中，广大民兵和游击队还创造了窑洞战、联防战、捕捉战、水上游击战、拔点战、攻心战、坚壁清野等战法。这些神奇巧妙的战法，对於配合主力作战，粉碎日寇的“清乡”、“扫荡”、“蚕食”，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游击队歌》是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歌曲，该曲于1938年1月1日，在八路军干部晚会上由贺绿汀指挥救亡演剧队首次演唱，该曲也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曲。

《游击队歌》歌词：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在那密密的树林里，
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
在那高高的山岗上，
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没有吃，没有穿，
自有那敌人送上前，
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
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
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哪怕日本强盗凶，
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
哪怕敌人枪炮狠，
找不到我们人和影。
让敌人乱冲撞，
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
敌人战线越延长，
我们的队伍愈扩张。
不分穷，不分富，
四万万同胞齐武装，
不论党，不论派，
大家都来抵抗。
我们越打越坚强，
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
看最后胜利日，
世界和平现曙光！

《游击队之歌》为代表的抗日歌曲，诞生于战场一线，是抗日军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鼓舞了八路军的士气，也促进了军民团结，在军营和群众中广为流传。不仅是抗日战争峥嵘岁月的永恒印记，更唱出了机智勇敢、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行。

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延安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时提出：“在这里应该挂上一幅《游击队歌》曲谱照片。”可见该曲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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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共产党人是战士也是诗人




毛泽东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在生死关头，他们留下了许多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的诗句。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不过是一个只有50多人的小党，但是经过不断的发展壮大，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甚至死亡的威胁，无数革命者始终坚守着心中的信仰。

夏明翰烈士在其就义前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方志敏面对敌人死亡的威胁，在狱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直言自己为信仰而死的坚定决心。

1964年8月，陈毅元帅已经63岁了，在生日当天他写下了一首抒怀诗，回顾总结自己参加革命以来的历程，最后用“马列最伟大，世界正归心”作为结句，来表明自己信仰、遵循马列主义的一生。

罗荣桓元帅，1963年9月他因病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本想写首诗留给自己的子女，但是已经力不从心，就口述了这首《告子女》：“我给你们留下的，只是党的事业，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的遗嘱是一句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不仅体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也体现了对信仰的坚定。

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随时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在生死关头，他们留下了许多大义凛然、置生死于度外的诗句。

1922年3月，周恩来得知战友黄爱被敌人杀害，写下了《生别死离》的诗：“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寥寥数句，直接向人们提出了如何对待生与死的问题。这首诗虽然是为纪念战友而作，但也表明了自己在生死面前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与其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还有许多革命烈士在狱中留下了就义诗，或者叫作绝命诗、绝笔诗。

杨超写下了：“满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王达强写下了：“一心只爱共产党，哪管他人道短长？我一歌兮歌声扬，碧血千秋叶芬芳。”

邓雅声写下了：“平生从不受人怜，岂肯低头狱吏前！饮弹从容向天笑，永留浩气在人间！”

罗亦农写下了：“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与这些颇有文采的诗句相比，还有一些革命者留下的诗句，是在接受敌人审讯时和敌人对答的记录，或者临刑前脱口而出的话语。

刘继哲在陕西西乡监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欣然道：“你问啥，我不讲，你动刑，我不降，你要杀头我昂头，甘将热血献八荒！”

富有文采的华章与朴素平实的语言，这两者在表达形式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两者所表现出来的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这些诗词真切地表达了老一辈革命者面对生死抉择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价值取向，是革命精神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险阻，在这些困难险阻面前，老一辈革命家展现出了无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18年12月，那时候虽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但是在李大钊看来，共产主义将来一定会胜利，他写下了：“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充满着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1927年4月，李大钊不幸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被捕之后李大钊在狱中坚贞不屈，最后被处以绞刑。在绞刑架面前，李大钊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宣扬共产主义必胜的真理，之后从容就义。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诗词，在这众多的诗词中，很多都体现了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首就是作于1929年10月的《采桑子·重阳》。1929年6月，当时红四军内部充斥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了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七大，本来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选举前委书记的时候，毛泽东却落选了。之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去指导地方工作，因为心情不好再加上长期以来积劳成疾，生了一场大病。党组织为他请了当地的名医，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1929年10月，毛泽东大病初愈，这天恰好是农历重阳节，他在福建的上杭县临江楼写下了著名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抒发了毛泽东革命豪情万丈、革命前景万里的豪迈情感！

还有作于1965年5月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当时毛泽东已经72岁了，但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丝毫不减。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作者：毛泽东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面对困难险阻所展现出来为民请命、为民族牺牲的担当史。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

1925年深秋时节，毛泽东独自来到长沙的橘子洲头，面对苍茫大地、壮丽河山，他挥笔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诗词展现了毛泽东那种除旧布新、主宰世界的满怀豪情。

沁园春·长沙

作者：毛泽东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36年2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雪》。在毛泽东看来，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已经成为过往烟云，真正决定和主宰中国命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词中充满了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那种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也跃然纸上。

沁园春·雪

毛泽东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开幕。如何使中国人民摆脱黑暗的命运，走向光明的命运，中共七大的召开实际上已经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陈毅参加了中共七大，在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开幕词之后，写下了《七大开幕》一诗。“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全国人民翘首仰望延安，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中国共产党的七大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时讲了这样一段话：“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作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这是陈毅写的《七大开幕》诗。

毛泽东的这段话回答了为什么“万众瞩目清凉山”。当时成千上万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从五湖四海奔赴延安，因为清凉山上树立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旗帜，正因此，延安才成为敌后抗战的指导中心，才成为抗战、团结、进步思想的发源地，才成为中华儿女向往的地方。

毛泽东的这段话描绘了延安教与学的情景。延安是当时全民族学习的中心，毛泽东是这个学习中心最著名、最忙碌的诲人不倦的老师，是新民主主义旗手意义上的老师。

这位老师不断强调着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才能有学问、长本领、干革命。不学习，没有学问，就会有本领恐慌，便不能领导工作。毛泽东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毛泽东这位老师深入地探索着学习的内容。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研究当前的实际问题等三个方面的任务。只有第一方面没有后两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后两个方面，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对抗大学员们说：总的“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具体地说，要学三样东西：一是“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要学做干部，发动组织广大人民抗日；三是“要下一种决心”：为了抗日救国，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

毛泽东这位老师引导延安经过了三个不同寻常的学习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运动的阶段，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号召学习为标志。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带领下，全党掀起了重视学习之风。第二个阶段是改造学习的阶段，以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标志。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的危害，劝导教条主义者改正错误，提出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第三个阶段是整风学习的阶段，以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为标志。在对教条主义者劝导效果甚微的情况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将学习与整顿党的作风结合起来的整风学习运动，以理论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伴以纪律整顿教条主义。三个阶段步步深入的学习，克服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文化知识水平和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全党牢固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yongbing1993]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同时，毛泽东并以此教育全体中国工农红军，经过深思熟虑，1930年4月，毛泽东在福建古田镇赖坊村协成店驻地，给林彪写了一封名为《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回复信。在信中，毛泽东除了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批评外，更多的是深刻阐发了他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毛泽东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要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这样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很显然，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复信，已经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为了教育中国工农红军战士，毛泽东在将信发送给林彪的同时，还请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图。

1948年公开刊行这封信时，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不要提及他的名字。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并将这封信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信就像是茫茫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步一步走向新的胜利。

1930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信中讲述了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不仅如此，信中还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信的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人就是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

林彪对中国革命产生悲观的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之后，井冈山的革命力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刘安恭等人产生了重大分歧。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分歧争论的后果，就是在敌人不断“围剿”中工农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工农红军损失1000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擅自主张打了一仗，尽管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为此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林彪本人受到的纪律处分，导致他一直郁郁寡欢。

无独有偶，1929年4月，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此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工农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尽管如此，此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到“新年贺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质疑很具有代表性，因为此时有悲观情绪的大有人在。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屠杀、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在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中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说明这些同志不仅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反而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林彪的“新年贺信”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毛泽东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

1930年4月，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四面铁桶般的围剿追杀，共产党内高层听信共产国际的盲目指挥，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没有供给生活极其艰苦人员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红军官兵情绪低落，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之下，尽管戎马倥偬之时，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仍给林彪复信。除了给中共中央写汇报信比较长之外，毛泽东很少写长信。这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在古田镇整整花了一天时间写毕，此信长达7000字。

毛泽东这封信，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作了删节，信的开头一段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没有的。

毛泽东是这样写的：“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有些事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什么一点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

以上这些被删去的原文，可从中共中央北方局1944年印行的《抗战以前选集》中查到。

在回复信中，毛泽东除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作了分析批评外，更多地是深刻阐明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

毛泽东信中这样写道: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这般潇洒，表明他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

该信的目的是要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信的结束语，也是后来被删除的。原文是：“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就在于这一点。“

在古田镇赖家坊“协成店”小屋，油灯彻夜通亮，毛泽东一气呵成写完了给林彪的这封长信，同时加上《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标题。毛泽东在致信林彪的同时，并责成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图。显然，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复信，已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

林彪致函党中央，要求编辑《毛选》时隐去本人姓名。

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延安编印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书中收录了毛泽东致林彪的这封信，作为整风的重要文献供干部学习。1942年中央军委编印的《军事文献》、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两条路线》、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编印的《抗战以前选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编印的《党的路线问题选集》、1947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续编》，均收录了这封信。可见，毛泽东对此信的价值非常看重。

1947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开始酝酿筹划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由于这封信的特殊历史地位，中宣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编选《毛泽东选集》时要收入毛泽东致林彪的这封信。

1948年2月28日，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的林彪致电中宣部，表示这封信的内容有很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他本人同意向党内外公布，同时又表态说：“为不致在群众中引起误会，希望只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开我的姓名，避免对内情不了解的人发生种种无益的推测。”

林彪的这份电报由中宣部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随即作出指示：1.这封信不要出版；2.请陆定一、胡乔木负责将这部选集的书稿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地方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因此，1948年出版的东北书店版和晋察冀版《毛泽东选集》中均没有收入这封信。

可是，此信毕竟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分量很重。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中共中央统一编辑《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亲自主持这项工作，此信再次入选。不过，为不引起党内同志对林彪的误解，毛泽东将信的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信中凡是批评林彪的地方都作了删改，公开发表时通篇文章没有出现林彪的名字。

尽管“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正式写入党章，但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一直成为林彪心中未能去除的一块心病。

1969年9月，林彪回到井冈山故地重游。由于心情不错，一向身体虚弱的他居然能爬山涉水，登黄洋界观云，临小井龙潭听瀑，到七溪岭追忆往昔。兴致勃勃的林彪让他人捉刀，填写《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势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其中“岂疑星火燎原”一句，林彪显然是想把那笔旧账一笔购销。据云，拟稿者最初写作“何疑星火燎原”，却被林彪改为“岂疑星火燎原”。

如此反反复复，历史云遮雾障。直至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问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题注才如实写上：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