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飞机导弹的平民也懂得报复

没有飞机导弹的平民也懂得报复

 

 

被飞机导弹狂轰乱炸的平民，只要能活下来的，又或是这些平民的子孙后代，这些平民们也都懂得报复。在几千年来的人类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中，为了争皇位获得个人的权利，为了争土地、争女人、争多吃多占、争房产财富都会有斗争，甚至发生战争。先有强者获胜，后有弱者等待时机《报复》。有时为了《报复》，可以制造《报复》的由头。随着科技发展强者手中有了飞机导弹，可以给对方进行全方位的狂轰乱炸。狂轰乱炸必定伤及到平民。而这些平民手中没有飞机导弹甚至武器，但这些平民们也都懂得报复。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之分以来，权贵阶级和平民阶级矛盾一直贯串始终。权贵阶级靠掌握权力和有钱而占有优势，人数一直居少数。平民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处于贫穷落后低微其人口占比数量庞大。

民主就是当官的要听取平民的意见，民主要使社会公正。民主要有利于社会公正，其终极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如果能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民主，就会发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原来是最彻底民主的宣言。社会有不平，无反抗则不平更甚矣，人民有苦难，无反抗则苦难更重矣，制度有不公，无反抗则不公长存矣。毫无疑问，没有反抗，社会不但会踏步不前，甚或逆行倒退。如此看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岂不是民主的最高境界。

所以人类社会要的是平民们团结起来进行集体的《反抗》。而不是一盘散沙似的一个个用肉体去《报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包含了两层重要的民主思想。

首先，这句话明确指出，先有压迫，后有反抗，是因为压迫才导致反抗的，也就是说压迫是无理的，反抗是有理的。

只要有权贵的地方，就必然会发生官压迫民的事情，民压迫官的情况，则鲜有。所以说，“压迫无理，反抗有理”的观念一旦被多数人所接受，从长远看，则反抗未必增多，压迫必会减少。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种不合理的观念，仿佛官欺压民是理所当然的，民反抗官则是大逆不道的，这种观念时至今日，仍留余毒，仍在束缚着民主。毛泽东说出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应该说是站在对民有利的立场上说话的，史无前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仅为《反抗》正名，而且还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唯一方法，不公平从来没有不经过民众的反抗而得到消除，社会也不会不经过民众的反抗而进步。所以说，能提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人远比提出要建立什么样社会的人高明得多。比起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美国的“三权分立”来，毛泽东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更为高明，是人类社会以来对民主最高境界的宣言。有人称毛泽东为导师，的确很确切。

其实，很多的嘴上常讲民主的人，其对民主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制度或体制的层面。孰不知，无论在什么样的制度或体制之下，官的地位总会高过民，如果不认为民的反抗有理，不管是几权分立，只不过是限制或分化了某些官职的权力而已，并没有解决“官的地位总高过于民”这一产生官民矛盾的根本原因，则总归是不彻底的民主。而且制度和体制不公平，又该怎么办呢？他们从来没想过。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境界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这些人真的应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中东地区，一些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从来不批判以色列，哪怕以色列几十年来都干着封锁、圈禁、屠戮平民妇孺、扼杀自由的事情，就因为以色列富有、强大。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没有资格嘲笑反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因为巴勒斯坦人民好歹都是站着拼命的人，而他们是跪在地上摇尾乞怜的殖人畜生。

总有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拿“先进”、“发达”、“文明”给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国家贴金。似乎只要“先进”、“发达”、“文明”了，就可以理所当然侵略、压迫、屠杀“落后”的民族，而“落后”的民族不能反抗，反抗了就是“野蛮”、“邪恶”、“恐怖主义”？

用航母、飞机、大炮、导弹杀人，是“先进”征服“落后”，用石头去砸坦克、用肉身去堵枪眼、绑上炸药和敌人同归于尽，就是“野蛮”对抗“文明”了？就是“恐怖主义”？这是什么道理？

世界上有着很多弱小、落后、贫困的民族和国家，难道强大就可以任意欺凌弱小，就理所当然可以去屠戮、压迫、剥削、奴役他人么？弱小和落后就不配自强和反抗吗？当年的日本鬼子，也自诩比我们“先进”和“优秀”，“是先进消灭落后”，那么难道中国就不该反抗侵略吗？

当年的东北义勇军、东北抗联，该不该反抗日本侵略者和他们的“开拓团”?当年全中国的游击队该不该反抗日本鬼子和汉奸伪军？“先进”难道是侵略和杀戮的遮羞布吗？

再举个例子，当年殖民者、传教士被义和团打了，你们骂义和团野蛮？那么之前殖民者、传教士和他们的“教民”不断蚕食中国人民的土地、虐待杀死无辜的人民，左手捧着经书、右手拿着火枪杀人，就不野蛮了？义和团稍稍一反抗，就成了野蛮了？很多人攻击义和团，主要攻击他们“以落后排斥文明”，断铁路、断电线、砸洋货、攻击“文明开化”的西方传教士。

但是要考虑到——他们为什么会诞生？义和团确实存在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的毛病，但万事都有个缘由，好端端的温和怕事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不要身家性命，也要去和洋人拼命？

1860年《北京条约》后，西方传教士就开始深入中国内陆，各处设立教堂，传播基督教信仰。和佛教、道教不同，基督教传教喜欢深入基层，扎根到农村，凡有人聚居处，就要建教堂，主动传教，步步扩张。

建教堂，传教义，发展教众，那就要和地方上的百姓、农民争夺土地和各种权益。教堂的选址，大都是传教士巧取豪夺的村社土地，而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外国人，一味护短，双重标准，使得传教士们有恃无恐，在地方上仗势欺人。而很多西方国家的冒险家、流氓、强盗、不法之徒，也借着“传教”的名义，深入中国内陆，横行无忌。

当时基督教在中国吸纳的“教民”入教后，就不再受地方政府管辖，不再向地方政府纳税；传教士和当地的“教民”、土匪勾结，强占土地、干涉司法、放贷催债，在地方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教势力，并且强势插手地方经济、政治、宗族问题。地方官根本不敢管、不敢问，听之任之。你想想，大批大批的“洋垃圾”以及“二鬼子”，在中国无视司法，欺男霸女，横行无忌，还能拥有“超国民待遇”，老百姓怎么可能不愤怒？

那时候，“教案”频发，冲突不断，当地官府只听“教民”的陈述，不给普通百姓伸冤，如此才会让矛盾愈演愈烈。比如“涞水县教案”，涞水县当地的村民传统春节的时候张灯结彩庆祝过年，基督教的“教民”们冲到彩棚里辱骂当地百姓，打砸过年的彩棚。教民转头还诬告百姓，传教士给官府发文，要求官府“严肃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官府让当地百姓道歉，还要他们“宴请教民”，甚至逼村民们跪在宴席前认错，最后还要“赔偿一万两白银”。此后，教民更加横行不法，甚至杀人越货无所不为，最后，当事人阎老福一怒之下，加入义和团，打死当事教民。

残暴吗？残暴！愚昧吗？愚昧！文明吗？不文明！以暴易暴，简直是个法盲！但是他还有什么办法？他只是一个农民，被逼到绝境里，他只能想到这种报复的方法。

义和团战士有着朴素到简单粗暴的爱国思想，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过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如今又想来瓜分中国.....”所以，他们要和这些殖民者拼命，历史也证明，他们其实是对的。

义和团落后、迷信、不先进，是的，没错，但他们只是一群被逼到绝境的农民，他们能怎么办？那些“先进”的大人老爷们在山河破碎、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又做了些什么？自己不反抗，还怪反抗者“不先进”？先进的反抗者，也是通过一代一代舍生忘死的烈士们抛头颅、洒热血锻炼出来的啊！

先有太平天国，先有义和团，才会有几十年后那支号堪称“人类文明之光”的伟大军队啊。

请这些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收起那些“高人一等”的傲慢，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成长历程，有的觉醒得早一点，有的觉醒的慢一点，有的实践得早一点，有的实践得慢一点，但面对殖民侵略者，反抗总比不反抗强，只要在反抗压迫，终究都会走出自己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但正因为信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才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情不同，不要总想着用一个万能的公式去套所有的民族，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

帝国主义“救世主”的傲慢救不了全世界全人类，只会害人害己，当年苏联和美国都曾试图“解放”阿富汗，苏联足够“先进”吧？他们曾在阿富汗废除教权、搞男女平等，美国也试图在阿富汗推广他们的“美式民主”.......结果呢？阿富汗人民感恩他们吗？阿富汗人民只会拿起枪，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用鲜血和生命去回报那些“发善心”的帝国主义殖民者。帝国主义真的“先进”的话，别从阿富汗跑啊！

这些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屁股永远坐在强者、压迫者、帝国主义强盗一边，脑子打上了思想钢印，从头到脚都是皈依者狂热，整天就是“荣耀属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

但这些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实际上是不长脑子的，荣誉从来就不会属于殖民者、压迫者和帝国主义，人类的历史如此漫长，中国共产党只有百年的斗争，放在人类文明史上，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历史上靠武力强大便横行霸道的民族多了去了，活到今天的有几个？大英帝国、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还强大吗？还先进吗？以色列今天强大，明天呢？

现在看到的以色列，当然“先进”，因为它比巴勒斯坦经济发达、科技先进、武力强大，因为它背后有美国和全世界的犹太财阀撑腰，所以它可以为所欲为，它可以犯下种族主义罪行而不受到惩罚，他们甚至可以堂而皇之讲出反人类的言论。

请这些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睁开眼睛，看看巴勒斯坦人被非人对待、被虐待、被屠杀。

这些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从来不批判以色列，哪怕以色列几十年来都干着封锁、圈禁、屠戮平民妇孺、扼杀自由的事情，就因为以色列富有、强大。

这帮虚伪双标的些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其实一点都不相信他们嘴里说的“自由”，他们只是慕强媚上、嫌贫爱富，他们是全人类中最低劣的东西。

这些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没有资格嘲笑反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民，因为巴勒斯坦人民好歹都是站着拼命的人，而些牛鬼蛇神马户又鸟们只是跪在地上摇尾乞怜的殖人畜生。

“趋利避害”，只是动物性，“舍生取义”，才是人性。

[yongbing1993]

《报复》《允许报复》谁报复谁




最近《报复》在媒体上频频出现。

因为《你》先打了《我》，《我》要《报复》你。

有辨解：上次是《你》先打了《我》，《我》再要《报复》你。

有辨解：上上次是《你》先打了《我》，《我》又再要《报复》你。

上 ....上次是《你》先打了《我》，《我》又.....再要《报复》你。

《冤冤相报何时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

《报复》的理由己足够，宣战！开打！强对弱，胜在望。

但别过份！上帝是不是在观《报复》？！

《报复》正在进行中，又出现了《允许报复》？！

《允许报复》？！是允许谁报复？！是谁又在允许谁报复？！

火上浇油？！《战争》不是小孩子玩游戏？！

《谁》又在允许《谁》报复《谁》？！

反之，《谁》又在允许《谁》报复《谁》？！

为什么几千年来《战争》不断，就是因为一直在《报复》和《允许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

学学《毛泽东共产党战时如何保护平民》！

放下武器的军人就是平民。和老弱病残平民百姓一样的。

《优待俘虏》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人民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重要标志。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就着手对工农红军进行彻底地改造，清除中国旧军队中根深蒂固的军阀作风，专制作风，封建雇佣军队作风，首次为军队注入活的灵魂，把工农红军改造成一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一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人民军队。那个时候，毛主席开始用民主主义方法“优待俘虏”，让他们感受到“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

1928年11月25日，毛主席向中共中央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在介绍“优待俘虏”这一问题时，他写道：“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毛主席为大会所写的“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优待俘虏问题写道：“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

优待俘虏兵的方法：

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

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

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

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 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

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 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西之后，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在富县直罗镇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十一月三十日，毛主席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对这次战役进行了总结，分析了目前的形势，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其中一项要求是“猛烈破坏敌军”，办法之一是“优待俘虏”，他说：“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 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弟兄看待，严禁报复行动。”

1935年11月26日，毛主席给东北军将领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写信，申明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也不打东北军，并指出对待东北军俘虏的优待政策：“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 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1936年7月16日，毛主席跟首位到保安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问题，对于对日军俘虏的政策问题，他说：“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1937年10月25日，毛主席接受了英国记者贝特兰采访，他指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原则之一是“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贝特兰怀疑对日军俘虏优待不一定有效，因为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八路军优待俘虏政策的意义，针对他的疑回，毛主席说：“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938年1月11日，《解放》杂志发表毛主席所著《游击战争》中的基本战术——袭击，共论述了十八条袭击之法，关于袭击后的动作之一处置俘虏问题，他写道：“在离自己根据地或抗日正规军不远时，则将俘虏全部押送后方或交给正规军去处理。不然，则问明情况，给以适当宣传后立即释放，严禁杀害俘虏，仅对民众痛恶的汉奸首领可以在民众要求之下处决之。就是有时俘虏不愿跟着游击队走，亦只应解除武装将他释放。须知杀害俘虏只足增强敌人战斗力，于抗日战争是完全不利的。但在释放俘虏时，要注意保守自己行动的秘密，为达此目的，应把俘虏事先放走，而把没有走的关在一个房子内，使其不能看到游击队退去的方向。”

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讲演，即“论持久战”，其中指出要破坏日军的长处“组织性”，破坏的方法是政治上的争取，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他说：“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

1940年10月18日，毛主席发布命令“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命令要求：“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方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其处置办法，凡反动分子及无用人员则优待释放之，凡可参加我军的士兵及有用人员则收留之，一律不准加以侮辱（如打骂及写悔过书等）或报复。”

[yongbing1993]

上帝是会保护平民们自己的军队




拜登以惯常的结束语结束了他的演讲：“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愿上帝保护我们的军队。”当地时间10月19日晚，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其任期内，第二次于椭圆形办公室向全美国发表讲话。

现年80岁的拜登的此次讲话，针对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包括巴以冲突以及俄乌问题，并没有提及美国国内的事务，不过他倒是向国会发出了紧急预算请求，以支持以色列和乌克兰，称“这是一项明智的投资，将为美国几代人的安全带来红利。”

据悉，拜登正在向国会申请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以色列和乌克兰，其中的600亿美元给乌克兰，但据悉这一提议已经在国会山遭到了抵制。

拜登的讲话持续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他首先讲述了自己的以色列之行，称在那里有“1300多人被屠杀，其中包括32名美国公民”。他还毫不含糊地强调称，加沙医院的爆炸不是以色列人所为。此外他还表示说：“哈马斯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哈马斯利用巴勒斯坦人作为人盾，无辜的巴勒斯坦家庭因此遭受巨大痛苦。”

拜登坚称“我们不能放弃和平”，同时也把在国际大环境下越发尴尬的美国捧得很高，“仍然是世界的灯塔，仍然，”他这样强调说道。

最后拜登以惯常的结束语结束了他的演讲：“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愿上帝保护我们的军队。”
　　
拜登在结语时特别提到了“我们的军队”，但就在当天早些时候，白宫在自家官方媒体上的一张晒照，却被批将美国士兵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白宫发布了一张拜登在以色列和正在那里执行任务的“美国陆军精锐特种部队”成员同框的照片。值得注意的是，发布的时候照片中的特种部队成员的脸部并没有被遮挡，全都是清晰可见的。“在以色列，拜登总统会见了急救人员，感谢他们的勇敢以及他们为应对哈马斯袭击所做的工作。”

据福克斯的报道称，照片在发布大约1个小时后才被删除，而当时该帖子已经获得了数十万的浏览量。

通常情况下，出于安全和战术的考虑，美国国防部会将精锐部队的士兵的容貌进行模糊化处理，以保护他们的身份。而白宫如此大剌剌地晒出这些人的真容，显然是欠考虑了。

白宫在意识到错误后删除了照片，并就这一事件表达了歉意，“我们一注意到此事，就立即删除了这张照片。我们对这个错误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任何问题表示遗憾。”

目前网路上已经见不到原本的照片了，而刊登这件事的媒体，也将那几位特种部队士兵的容貌进行了遮挡。

不过这也还是引发担忧，一些批评者认为这可能为时已晚了，因为敌对方可能已经保留了那些士兵的照片，并对他们进行“人肉搜索”。

而共和党人更是借此对拜登政府进行猛烈地抨击，众议员戴安娜·哈什巴格称其为“严重无能”。

至于美国的特种部队为何会在以色列，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说：“我们正在向以色列人提供与解救人质有关的规划和情报支持。这就是我现在能够提供的范围。”

按照白宫方面的说法，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150多名人质中，有“一小部分”美国人质。

“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愿上帝保护我们的军队。”愿上帝保佑你们所有人？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平民》。而愿上帝保护我们的军队才是真话。如何才能真正保护大多数善良的平民呢？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是这样做的。毛泽东不相信西方的《神》即上帝。毛泽东心中的《神》即上帝是《平民百姓》，是放下武器的所有喜良的军人亦是平民。下面是毛泽东的成功了的社会实践。例如：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锄奸政策方面要求：“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大兵团作战和大规模运动战需要，毛主席提出了各部队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树立“无后方作战”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等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在兵员补给方面，当时采取了一个普遍的做法：即俘即补。即将俘虏兵立即转变为解放军，迅速补充部队战斗减员，壮大队伍规模。

1947年10月11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话，介绍西北战场作战经验，要求各区学习西北战场无后方作战经验，他写道：“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 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

1947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发表讲话，指出要“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他以自卫战争中我军依靠国民党区解放军需来说明这一问题，他举例说：“一年多的自卫战争，我们已消灭敌人一百六十多万，其中俘敌一百零几万。我们打仗，部队主要是靠俘虏来的蒋军士兵补充，枪炮子弹也主要靠国民党运送，我们没有大的兵工厂。 过去吃穿供给是靠解放区内部解决，现在还要靠国民党区来解决，如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陈谢大军在伏牛山地区打仗，人员、枪炮、子弹都是从敌人那里来的。这是我们解放军扩大队伍的一个特点。这是世界上任何军队所少有的，而我们一贯就是用这个老法子。”

1948年1月15日，毛主席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俘虏政策是成功的，他说：“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不杀，其中大部分可以参加我们的部队，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官，经过改造可以为我们所用。蒋介石搞关门主义，我们放回去的国民党军官他也不敢用。我们比他胆大，对他的军官，一部分大胆地用，大部分放回去。放的时候和他订个条件，要他出去做工作，只要做一点工作，对我们就有帮助。比如打宜川时，有个被俘的军官在广播中对国民党军讲话，说他可以‘保证缴枪不杀’。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很注意听我们的广播， 们的广播威信大得很。可见，俘虏政策很重要。”

毛主席对俘虏政策的看重，甚至与取得天下联系了起来，他说：“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杀俘虏官兵，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国民党俘虏的数量也大量增加，俘虏的增加没有成为负担，而简直成了解放军的“宝贝”，在淮海战役打响前的准备工作中，有俘虏三万余人被拨补全军人数最感不足的各个纵队。

1948年10月10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召开九月会议的通知，通知中提供了这样的数据，解放战争两年内，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对于今后战果的预测，他说：“我军现有二百八十万人，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以占俘虏全数百分之六十计算），动员农民参军二百万人，除去消耗，五年作战结果，我军可能接近五百万人。如果五年作战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在毛主席的眼里，国民党俘虏俨然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生力量”。

1948年11月7日，毛主席为中央军委起草给参加淮海战役的化东野战军的命令，要求连续作战歼灭大量敌人，对各作战部队随战随补，随补随战，使部队经常保有充足的兵员和旺劢的士气，命令还要求：“应将后方补训兵团移到接近战场的位置，以便将已经训练好的新兵及俘虏能够迅速补充部队，同时将此次战役中所获俘虏迅速接收训练及补充部队。”

1949年10月20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第一次会议，谈到部队民主的作用时，他举了淮海战役时的“即俘即补”为例，他说：“淮海战役时，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补、即战。现陈粟部队百分之八十是俘虏成分。他们都坚决作战，全靠我们的革命精神，同他们互亲互爱。”

1950年12月3日，毛主席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谈，在跟金日成讲政策问题时，指出政策对不对将影响一切关系，在对敌关系方面，他说：“在战场上是要坚决消灭敌人的，但敌人一经放下武器，便应宽待俘虏，有时还须释放几个军官，以利瓦解敌人。”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演，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他主张“少杀”，他说：“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

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政策是他的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一条了不起的“中国经验”，是他“得天下”的一个法宝。

1960年9月30日，毛主席会见阿尔及利来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向他特别介绍了战争中通过优待俘虏瓦解敌人的经验，他说：“我们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曾经吃过大败仗，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多，后来转变了，这主要是个政策问题。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这里，重要的是如何团结自己、争取多数、瓦解敌人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政策是打击面只有百分之五，一般不超过百分之八。我们同日本人打了八年，抓到的日本人一个不杀，不但不杀，而且不虐待、不侮辱他们，也不拿他们的东西，而是加以教育。建议你们的打击面也不要太大，大概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就好，不管是对法国人还是对阿尔及利亚人都是如此。对抓到的法国人需要多进行工作，每年抓到几百几千，教育好了的放回去，没有教育好的留下来继续教育，分批放回去。当然，放回去的有的还要来打，那就抓了来再放回去，第三次抓了来再放回去。这样，慢慢地就建立了信任，再上战场他们就会交枪的。”

阿巴斯回去后非常重视毛主席向他介绍的不杀俘虏的经验，他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的时候特别说起毛主席规劝他不杀俘虏的政策，说这对于瓦解敌军有很大的效力，这篇采访稿曾经登在《参考资料》上，毛主席想找来看一下，结果也没有找到。

1960年11月19日，毛主席会见由国家银行长长格瓦拉率领的古巴革命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期间，格瓦拉说：“毛主席著作中有一点菲德尔看出来了是很重要的，我最初没有看出来，这就是优待俘虏。注意了这一点，很起作用。”毛主席回答说：“这是瓦解敌军的办法。”

1962年3月22日，毛主席在听取公安工作汇报的时候，提出要少杀人，他说：“唐德宗派李朔去打吴元济，李朔对俘虏都不杀，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o 我同罗瑞卿谈过，抓住国民党的特务，都不要杀，送回香港。送出去后，无非是骂我们或者再派进来，再来就再抓再放，七擒七纵。”

1965年8月25日，毛主席会见刚果(利)革命最高委员会代表团，谈到不杀俘虏问题，他说:“你们不要杀俘虏，杀俘虏不好。我们也杀过，杀过敌人的将军，如张辉瓒。从这以后我们就不杀俘虏。杀没有好处，不能瓦解敌人。”

1965年12月11日，毛主席会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指出要争取群众，优待俘虏，他说：“不论什么国家的兵士都是劳动人民，要争取他们的士兵。可以做些工作，优待俘虏，好的可以留下来，参加我们的军队；不愿留的，可以放回去，做些瓦解工作。不要虐待俘虏，要宽待他们，包括军官在内。帮助他们‘洗脑筋’，不愿洗的顽固派，也可放他走，无非是第二次再来打我们。第二次抓到了，还可以再释放。”

1975年7月14日，毛主席同江青谈党的文艺政策调整问题，期间谈到了历史，谈到了俘虏问题，他说：“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1975年12月31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说起阶级斗争的问题时，他说：“国民党过去的党、政、军、特人员，战争中俘虏的，现在都把他们赦免了，给他们公民权。”

戴维说:“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

戴维的这句话，碰触到了毛主席思想的本源。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是一种伟大的军事思想，也是一种伟大的政治思想，更是一种伟大的济世思想，他拯救的不仅是一个个生命，更是一颗颗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