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工农兵良好医德医风的建立
转载《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二)
作者:李玲 来源:李玲教授博客
三、“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建立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保基本、强基层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公平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建国初期,在毛泽东推动下,我国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就建立了覆盖城镇居民的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但是,直到60年代,城市和农村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对此,毛泽东于1965年在“626指示”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并且做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这一号召下,卫生部组织了巡回医疗等措施,但是毕竟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为此,毛泽东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又亲自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和普及和赤脚医生运动。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是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才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为解决我国农民看病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为解决农民看病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随着经济调整,覆盖面大幅度下降。1962年8月,卫生部批评过去几年“在治病方面,一个时期有公社包下来的倾向[16]”。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1968年,湖北长阳等地的农民又自发搞起合作医疗,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持。1968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17]”。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70年代末,覆盖率达到90%。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这个比重已提高到60%。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1968年9月,他又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赤脚医生成为为我国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最高峰时全国有约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18]”。2003年之后,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以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这都是对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继承。
四、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体现走群众路线,把群众“组织起来”,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技术和人才的缺乏。毛泽东在领导中国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挥了我们党“群众路线”的做法,把群众运动和维护健康结合起来,通过发挥群众集体协作的力量,弥补了技术和专业人才的缺乏,而且使医疗卫生成为人民普遍参与的事业,促进了社会建设、移风易俗。
毛泽东对爱国卫生运动的关注,是他关于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的集中表现。1957年2月在《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语和信》中要求,“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19]。1958年为中央起草《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说,“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20]”。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他批转的福建省一个报告指出,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体会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展开宣传活动,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户户动员,人人动手”。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大部分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运动,提高了群众除四害的信心。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提出年爱国卫生运动的具体要求。毛泽东于1月上旬,亲自检查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情况。在毛泽东领导和号召下,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通过有效的社会组织将中国政治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福利,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较高的健康绩效。
毛泽东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做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我国在防治血吸虫病上取得的成就。血吸虫病是当时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深的主要传染病之一,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向全国人民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6年四次就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做出批示[21],推动这项工作。但是在如何开展血防工作上,卫生部门并不赞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认为“农村缺乏安全的医疗设备,工作的重点应当是在县城开办正规的现代医院”[22]。毛泽东则推动各地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进行血防工作[23]。
五、树立良好医德医风,激发医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
医疗卫生服务十分复杂,难以监管,医务人员自身的医德医风对保障服务的质量有很大作用。在医疗卫生工作中,是单纯用经济手段激励医生,还是树立良好医德医风,用救死扶伤的荣誉感来激励医生?这是医疗卫生体制中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一贯提倡,发扬良好的医德医风。抗日战争时期,他把白求恩大夫树立为“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24]”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为延安医科大学的题词中,提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25]。”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对卫生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他十分强调“医生一定要政治挂帅”。1968年,他在一个相关报告中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和大多数能够同工农兵结合,有些人还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26]。”在他这些思想的感召下,再加上当时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这一时期的医务人员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威信,医患关系十分融洽。
六、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对当前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启示
2009年以来,我国开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但还有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尚未解决。各级政府对卫生工作的重视仍有待提高,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激励机制仍然扭曲,医务人员执业环境和职业精神有待改善。财政补偿的长效机制有待建立。随着改革触及药品生产流通环节和医院旧体制机制,对利益调整力度加大,改革还将面临一些阻力。这次医改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对历史的延续。回顾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对今天的深化医改有如下启示。
第一,把人民健康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心目标之一,提高到政治高度。将医改进一步拓展到维护人民健康、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现人民健康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实现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优势的科学发展。
第二,在改革中坚持公平优先原则。当前,虽然比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了很多,但医疗卫生资源仍不丰裕,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公平优先的原则,使有限资源优先惠及中低收入者。应该以更大的力度,调整财政资金和医疗资源向资源不足地区转移,在缴费和支付上提高医疗保障的统筹层次,强化其收入分配职能,适当限制高端医疗服务的发展。在一个时期以内,新增的各类医疗资源,原则上应该全部投向资源不足的地区。
第三,坚持适宜技术、适宜药品的路线。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许多技术密集的、高成本的医疗技术被引进我国,但其中许多是有可以更加便宜、更加经济适宜的技术替代的。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合适的机制设计,走适宜技术和适宜药品的发展道路。尽快遏制资源进一步向高端服务集中、向中心城市和富裕地区集中、向晚期治疗集中的状况,走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发展道路。
第四,把医改等社会建设事业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加强社会建设,改善公平正义,不仅是改善民生的需要,也是经济增长的红利。当年,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我国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维护了基本民生。公平的医疗保障,保护了城乡生产力,为实现工业化提供了人力资本支持。我国当前产能过剩、内需不振,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较大和社会保障水平低,应该把加强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拉动内需的战略选择。
第五,加强医德医风建设,重塑白衣天使形象。当前,在“以药养医”机制扭曲下,医务人员的行为发生异化,医生形象不佳,医患关系紧张,影响医患信任和改革深化。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宣传和树立白衣天使的正面形象,号召医务人员继承和发扬白求恩精神,为体制机制改革营造积极的文化氛围。
合作者:江宇
[1]参见李玲等《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载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