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军民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

延安军民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在蒋介石国民党几十万国军的四面包围剿杀下，处于中国西北的穷山沟延安，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下，靠自立更生独立自主，一边参加抗日战争和反蒋围剿，一边开荒种田生产粮食棉花自给自足。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生活里，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工农红军和延安的老百姓，再加上从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幕名而来的，各行各业的男男女女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们，生活是艰苦的，身体是健康的，精神是饱满的，文艺活动是多样的，是延安劳动人民喜欢的看得懂的听得明白的新文化新文艺新歌剧新音乐新芭蕾舞等。工农兵在舞台看到了自己的形象，有许多民间的流行的艺术经改编加工也登上了舞台。延安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文艺活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欢聚一堂。

 

《翻身人看翻身戏 新歌剧唱新中国——《白毛女》的辉煌与传奇》

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圆满结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延安乃至解放区文艺园地出现了百花争妍的新局面。如郭沫若所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纪。”“在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在这些作品中，我国民族歌剧的开山之作、大型新歌剧《白毛女》，成为《讲话》精神孕育出的一颗尤为璀璨的明珠。作为鲁艺集体创作的成果，不同艺术领域的艺术家携手合作，深思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核心命题，书写了一个新的中国故事，创造了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成就了《白毛女》的辉煌与传奇。70多年来，《白毛女》被改编成京剧、芭蕾舞、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首演。《白毛女》的故事来源于民间传说，讲述了贫苦佃农杨白劳的女儿喜儿，被恶霸地主黄世仁霸占，喜儿逃入深山穴居，青丝变成白发，最后被八路军和昔日恋人大春所救的故事，反映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半个多世纪中，《白毛女》一直活跃在舞台和银幕上，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从“白毛仙姑”的传说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

1945年4月，为迎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歌剧《白毛女》在延安公演，观众中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中央首长。首场公演盛况空前，因为戏票紧俏，陈赓将军是坐在窗台上看完演出的。该剧的创作团队和演员们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今年，歌剧《白毛女》走过了76年的历程，已然是中国民族歌剧史上的一个高峰。

歌剧《白毛女》缘于“白毛仙姑”的传说：1940年，在河北北部一个山村中，村干部和村民都很迷信，说曾在庙里看到过“白毛仙姑”，要他们每月初一、十五上供。于是，区干部带人夜里到奶奶庙捉“鬼”，终于逮住了这个“白毛仙姑”。经审问才知道，“白毛仙姑”原来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被村中的恶霸地主以讨债为名逼死父亲，抢掠回家，后来地主要续娶新人，想阴谋害死她。她设法逃到深山，一住多年，因缺盐少吃，全身发白。她常到奶奶庙去偷贡品，被村人看见，称为“白毛仙姑”。区干部告诉“白毛仙姑”，世道变了，将她从山洞中解救出来……

“白毛仙姑”的故事有不同的版本在晋察冀边区流传，《晋察冀日报》记者、作家林漫（李满天）写出故事《白毛仙姑》，寄给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也将这个故事带到延安，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重视。周扬提出把白毛女的故事改编成一部新型歌剧，作为向中共七大献礼的剧目。剧本最初由邵子南执笔，他是按秦腔脚本创作的，周扬不太满意，觉得“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后剧本改由贺敬之、丁毅执笔，这就是1945年4月上演的版本。

演出过程中的几个小插曲不能不提：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当幕后唱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时，掌声经久不息。座中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也深为感动，毛泽东在喜儿唱出“太阳底下把冤申”时，目中闪出泪光。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便向剧组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三点意见：第一，主题好，是一部好戏，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创作组吸收了来自党中央的意见，以及来自群众的大量建议，对剧本做了数次修改，才形成现在的版本。

鲁艺集体创作的佳话，新的艺术形式的探索

歌剧《白毛女》的成功，部分缘于“白毛仙姑”故事的传奇性，但更主要靠的是当时鲁艺的文学艺术界精英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相当年轻，具有鲜活的创造力。他们将来源于生活的“白毛仙姑”的故事，进行艺术上的构思、提炼与升华，赋予了这一故事新的主题与新的艺术形式，使之焕发出了全然不同的生命力。在贺敬之的《〈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如何改编“白毛仙姑”的故事曾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神怪”故事，另一种意见认为可以作为“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写。但是，“仔细研究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神怪’故事，同时也不仅仅把它作一个‘破除迷信’的题材来处理，而是抓取了它更积极的意义——表现两个不同社会的对照，表现人民的翻身。”这就是“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社会将鬼变成人”这一全新主题的提炼，使之从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成为一个能反映时代变化本质的典型故事，一个新的中国故事。

有研究者称《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这不仅表现在《白毛女》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以及新中国政权为穷人当家做主的性质；也表现在《白毛女》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影响力，很多战士正是喊着“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冲上了解放战争的战场。

还可以引用一个小故事，据说愤怒的战士差点向演黄世仁的陈强开枪，此后部队首长规定，观看《白毛女》必须子弹退膛。《白毛女》不仅具有艺术影响力，它还直接触动了穷苦中国人最深层次的情感结构，让他们从千百年精神奴役的创伤中觉醒，从而迸发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可以说，像《白毛女》这样，将艺术的影响力直接转化为精神力量乃至战斗力的作品，在世界文艺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艺术形式上，歌剧《白毛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新歌剧”不同于西洋歌剧，也不同于中国的民间戏曲，是鲁艺创作团队在秧歌剧基础上的一种新创造，也是歌剧民族化与戏曲现代化相互融合的一种新探索。要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新的思想，用原来的旧瓶子已不适合装新酒了，这也是《白毛女》的秦腔脚本不被采纳的原因。喜儿的扮演者王昆曾回忆，“周扬同志说：‘因为我们马上要胜利了，新的局面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气象、新的味道。秦腔是古老传统的剧种，当然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但不能表现当前我们军民的新的精神面貌。’”

但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却并不容易，张庚在《关于〈白毛女〉歌剧的创作》中指出，“在最初的讨论中，我们定下了这样一个方式：创造一个歌剧。但是在我们前面，有两种歌剧，一个是中国的旧剧，一个是西洋的OPERA。用哪一种，这是得立刻决定的。我们觉得，首先要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能懂，而且喜欢，完全的洋派是不行的，就是洋气过多也不行，再说它也表现不出中国农民的生活来。中国旧剧呢？当然，它是中国的，但它是旧的，这里的故事、生活，是解放区农民的新生活，旧戏的一套无论如何是表现不出来的，正是应当遵照毛泽东同志‘文艺座谈会讲话’所指示的，从生活和民间文艺出发，来加以创造提高，一面吸收旧的，一面吸收西洋的，我们就根据了过去搞‘秧歌剧’一点经验来开始。然而一个大的歌剧不比小秧歌那么容易对付，做着做着，问题就一个一个地出现了……只能从实际做的中间慢慢积累许多点滴的经验……”

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正是在《白毛女》的创作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不同艺术部门的艺术家携手合作，为了一种新的理想和新的艺术，迸发出了惊人的艺术才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写群众，为群众写，写给群众看”，他们与新的历史主体共同成长，充满了历史与创作的信心，而正是这些，才成就了《白毛女》的辉煌与传奇。

1945年1月执笔创作《白毛女》的时候，贺敬之刚满20岁。贺敬之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从山东枣庄经四川梓潼，辗转到达延安，那是1940年，他还是一个少年诗人。如果说贺敬之改变了《白毛女》，让这个民间故事具有了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说，《白毛女》也改变了贺敬之，让他获得了一种新的历史意识与主体意识。

周扬、张庚组建并领导着整个主创团队，导演王滨，作曲马可、张鲁、瞿维，贺敬之和另一位执笔者丁毅，以及喜儿的主要扮演者王昆等人，对歌剧《白毛女》来说都功不可没。王昆在回忆中就谈到张鲁犹如星探般发现她的过程：“那个时候，嗓子不经常唱就难受。所以，走路也唱，打饭吃饭也唱，到后来种西红柿的时候也唱，修飞机场的时候也唱……有一天，我感觉有一个人老跟着我，跟了好几天。后来才知道，那个人就是《白毛女》的曲作者张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