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中的工农代表几乎降至零了

人大中的工农代表几乎降至零了

 

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第四届人大（75年）工农代表占51.6%、第五届（78年）工农代表占47.3%、第六届 （83年）工农代表占16.6%、第七届（88年）工农代表占23%、第八届（93年）工农代表占20.6%、第九届（98年）工农代表占18.9%%，第 十届（03年）工农代表所占比例18.5%。第十一届（08年）工农代表所占比例8.24%、第十二届（13年）工农代表所占比例13.4%、第十三届（18年）工农代表所占比例15.7%。按照官方的说法，“工农”指的是“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这两个阶层不仅占普罗大众的多数，理论上他们也是 构成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基础，尤其是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为领导阶级。因此，这两个阶层的人大代表人数实际可反映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后的中国特色政权的真正本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有2885位代表出席。其中有工农代表共计1475名占比:51.6%。这是在毛泽东时代的走资派所定义的十年文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四届人大重申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9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拿第九届人大代表的例子来看:  领导干部1240名。企业家613名。教授专家348名。医生88名。法律界人士69名。作家艺术家48名。金融业人士20名。运动员13名。中小学教师51名。基层干部37名。农民56名。工人30名。军人268名。警察武警48名。这中间领导干部、基层干部都属官员。企业家属资本家。教授专家、医生、法律界人士、金融业人士、中小学教师都属"精英"。作家艺术家、运动员属名人明星。军人、警察武警中几乎都是官。而少数的农民和工人的代表真实身份又是如何呢?

讨论中国人大的代表结构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人大的正式名称是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称人大是代表人民来行使权力的机构。按照一般理解，既然是人民代表，代表的是人民，那么人民——也即普罗大众俗称《老百姓》——理应在这个“议会”里占有多数席位。从上述数据看，人大中的工农代表比例一直是走低的，从文革中的高峰时占“半壁江山”跌落到新世纪“无足轻重”的4%，最近两届是13%。"和平演变"的时间只用了28年，不能不使人们惊讶。但这确是工农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真实地位演变的写照。

那么，最近两届的状况是否有所好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结束后，官方曾宣称，顺利实现了“两升一降”目标。所谓“两升一降”，即来自一线 的工人、农民代表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比例上升，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下降。十二届工农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比十一届提高了5.18个 百分点，其中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专业技术人员代表610名，占代表总数的20.42%，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党政领导干部代表1042名，占代表 总数的34.88%，降低了6.93个百分点。由此推算，十一届工农代表比例是8.24%，包括三个农民工代表，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是41.82%。

看起来工农代表的比例有一点提高，然而，这只是一个“伪装”，真实情况并非如此，随意把一个地方的人大代表结构和身份拿来辨析，很容易拆穿官方的“西洋镜”。而一些听话的"工农代表"连续当了几十年只是举手而己根本代表不了工农在人大中发声。就如河南、山东和广东的代表情况看看。这三个地方很典型，都是人口大省,河南是农民工的输出地，后两地是输入地，官方的说法是，增加的工农代表主要在这几个省。

先看河南，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有171名，其中，中直机关代表13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7.60%），工人代表10名（占全部代 表总数的5.85%），农民代表18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10.53%），党政领导干部代表60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35.09%)，专业技术人员代表 34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19.88%)，企业负责人代表35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20.47%)，归侨代表1名 (占全部代表总数的0.58%)。

这里引用有关人士对河南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结构分析，10名“工人代表”中，有5人的真实身份是专业技术人员，3人是企业负责人，1人是私企老 板，只有1个是疑似工人。说疑似，是因为其为郑州铁路局下属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可归类于产业工人队伍。18名“农民代表”中，真实身份为村干部、工商企业负责人的有10人，私企老板的有5人，公务员、工商企业负责人的有2人，村医有1人，来自种粮的农民则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农民代表几乎看不到。

这样，根据人大代表的真实身份重新分类排列，结果是：中直机关代表13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7.60%)，工人代表1名(火车站站长)(占全部代表 总数的0.58%)，农民代表1名(村医) (占全部代表总数的0.58%)，村干部、工商企业负责人10人(占全部代表总数的5.85%)，党政领导干部代表63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 36.84%)，专业技术人员39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22.81%)，企业负责人44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25.73%)，其中公有企业负责人20名 (占全部代表总数的11.70%)，私企老板24名(占全部代表总数的14.04%)。中直机关代表、村干部、党政领导干部都属官员类。而企业负责人、私企老板、工商企业负责人属大小资本家类。专业技术人员属"精英"类, 是否包括名人明星类。

可见，真正的工人、农民代表一个也没有；疑似工人农民各一名(车站站长、村医)，占代表总数的1.16%。实质是工农代表俗称老百姓降至0%。如果把10个村干部都算农民，工农代表占 代表总数的比例也只有7.01%；党政干部代表76名，占代表总数的44.44%；；知识分子代表39名，占代表总数的22.81%；企业负责人代表44 名，占代表总数的25.73%；私营企业老板代表24名，占代表总数的14.04%。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代表114名，占代表总数的66.67%，绝对多 数；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代表120名，占代表总数的70.12%，绝对多数；党政干部+私企外的企业负责人代表96人，占代表总数的56.14%，超过 半数；党政干部+私企老板代表100人，占代表总数的58.56%，超过半数。

河南如此，山东呢？按照山东披露的代表情况，在山东98名新任全国人大代表中，有4位来自基层的代表，其中1人是工人，3人是农民工，占新任代表的 比例为4%。山东全部175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农村的代表6名，他们都是村干部，也是工商企业负责人，真正的农民没有1位。工人代表除上述4位，还有 2位中学教师，一共6位。

广东的情况似乎要好一点。广东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有12位是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包括2位农民工、3位种粮农民、1位产业工人，其余虽然也有一官半 职，但都是含金量不高的芝麻官，如村支部副书记、车间主任、清厕队长、妇女主任、工会主席之类。这12位工农代表占广东全省150名全国人大代表总数的 8%。

这三省的工农代表应该能够反映其他地方的情况。所以，这里就需要追问不官方公布的13.42%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只能猜想，官方把凡是在企业、产业 和农村工作的代表都算做是来自一线的工农代表，而不论他们的真实职业和身份如何。比如，“你”是国家公务员，但在村委会挂职锻炼，也算是农民代表。如果这 样，官方实际上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把戏。

之所以要玩这个把戏，原因是为了堵舆论的“口”。如果人大的代表职位大部分被党政干部和企业老板占住了，对中共来说，总归是不好看的。而工农代表在 前几届的急剧下降也引发了人们对人大是官员富豪代表大会还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强烈质疑，如此下去，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肯定有损害。所以中共必须适当增加工农 代表的名额，这也是适应不断分化的阶层结构的需要。比如农民工，过去规模很少，但现在分化独立成一个阶层，在代表中就必须有他们的名额。

但实际上，增加的工农代表名额多数落实不到一线和基层的工农身上，而是被各种“伪工农”所窃取。因为在党指定代表的情况下，要的只是工农的名号，并应付舆论压力而已。这说明，工农的政治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因为工人阶级队伍己被走资派打散已成打工仔,  人民公社解散后农民一盘散沙己成农民工。打工仔和农民工成了走资派官员和资本家发财先富的劳动力。

其实，官方就曾把十二届人大代表的“两升一降”作为一个成就来宣传，认为这反映了人大代表的结构优化。虽然中国人大代表实际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且考虑到工农代表的议政能力和水平，真的把他们选为代表，也不太可能为自己阶层谋取很多利益。但从另一角度说，如果增加的工农代表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工人和农 民，回归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宗旨，增加执政合法性不论，有利于平衡代表的结构，从而有利于决策和监督。因为人大作为监督机构，假如领导干部的代表过多，甚至按照代表 的官位和级别高低排序，就会模糊监督和被监督的界限，不可能自己监督自己。即便工农代表目前的议政能力不高，可不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在人大这个平台进行一 定的“民主”训练，这一阶层就永远不可能成长起来，为自己阶层争得利益。

当然，从现实来看，人大代表不一定只为自己出身的阶层代言，官员、知识分子甚至企业老板出于公义也会为其他阶层和社会的公共利益说话，但从接近性上而言，地域和出身对一个人关注的议题和政治主张有很重要的影响，也便于选民联系和监督自己的代表。

以富豪人大代表的财富增长速度为例，就能见出这种关联性。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计算，过去8年来，中国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平均财富增长 了3倍以上，相比之下，中国最富有的1000人的财富增长不到两倍。胡润中国百富榜中155位亿万富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平均身家为97亿元人民币，远 高于最富有的1000人平均64亿元人民币。这多出的一倍价值和30多亿元的财富，就可以看作是由富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带来的，是他们这一政 治身份的商业价值。

因此，人大代表的结构并非不重要。人大代表要不仅体现数据和形式上的平等，更应是一种实质的正义。想想看，当河南的10名村干部同时还是企业负责人，它们作为人大代表，其建言会偏向村民利益还是企业利益？所以具体到每一些地方政府的工农代表几乎为零。而有一些工农代表当了几十年只因听话举个手而己。走资派特色政府修正人民代表选举法后还能称是人民代表吗? 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代表都是走资派官员、资本家、砖家叫兽、名人明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