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的农民就是一条东方巨龙

有组织的农民就是一条东方巨龙

毛泽东说：“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同时，毛泽东也指出：农民兄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但这个观点在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党内，是比较小众和另类的。

无论是左倾代表张国焘，只重视工人运动，压根看不上农民，还是右倾领袖陈独秀一心只寄托于国民党的帮助，眼里只有国共合作。张和陈的主张是当时党内占主流的2个革命观点。当然，结果上看，这两种革命最终都失败了。

试错的成本是惨痛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国民党叛变，发动了围剿屠杀共产党的“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工人们和共产党员被大量逮捕屠杀。可以说，那时的共产党进入了一个危急时刻。关于共产党该如何革命的事，也被重新摆在了桌面上。

毛泽东提出了农民这个同盟军，并没有得到党内的完全认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3月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组织的农民就是一条东方巨龙!

为此报告，毛泽东亲自下乡，耗时32天，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并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民运动工作的同志开调查会。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手握第一手的调查报告，彻底粉碎道听途说对农民革命的误解，还原农民革命的真相。

在毛泽东看来，几万万农民的强大力量，一旦团结起来，势必会如暴风骤雨，惊涛骇浪，势如破竹，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关于如何对待这股强大力量，毛泽东也提出3个反问：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在某种程度是对党内错误领导的批判，更是对领导农民革命的肯定。但农民革命的问题之所以一直没得到党内重视，其实是党内一直不看好这股力量。更准确的说，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农民这股力量。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针对当时法国的情况，形象地描述了农民缺乏组织联系的特性。马克思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

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恩格斯也曾指出，农民本身不是一个统一的阶层，分为不同部分，各个部分的地位和利益各有不同，所以很难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

与恩格斯一样，列宁也主张要对农民进行区分，他认为“农民是一个特殊阶级，作为劳动者，他们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敌人，但同时他们又是私有者。农民千百年来受到的熏染就是，粮食是他的，他可以随便出卖。他认为，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劳动，我的血汗。”

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对农民这个群体的特征做了说明：农民群体本身比较分散、贫穷、保守软弱、目光狭隘重私利，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必须被领导才行，但由于本身属于劳动者和被剥削者，革命性又很强。

但马恩列都没有明确指出，该如何领导农民去搞革命，更没有系统化的农民革命的方案。而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报告中，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该如何开展，做了系统化的说明。首先，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分散的农民就像散沙，是无法形成真正战斗力的 。想要形成革命力量，第一要做的就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为了将更多农民组织起来，共产党带头成立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农会发展迅猛，会员的人数总计从公开活动时期的不过三四十万，到后来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

有了农会的强大组织，无论开展运动，还是发起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就有了可能和保障。但农会不只是一个组织名号。农会想要留住农民，必须要给农民带来切实的权和利。毕竟农民本就很贫穷，而且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官僚、军阀压迫，使农民变得保守软弱，不敢反抗。

权从哪里来？从打倒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惩治城镇的贪官污吏，废除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以及恶劣守旧的陋习中来。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大豪绅和地主只好外逃，逃到大城市，远离农会的地方，小地主和劣绅们，则直接投诚农会。“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推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余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通过农会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农会正在自上而下的，彻彻底底的，清除着封建余孽。这对于当时的封建势力，确实是糟得很，对于千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实践证明，湖南农民革命证明了农民革命，会是中国革命的一股强大可利用的力量。

当然农会夺权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共产党的领导，组织，运动。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农会的不同人群也各有各的想法，对于生活富足的富农来说，农会是彻彻底底的害人组织，是随时可以剥夺自己富裕生活的反动派。这个态度一直没有变，所以农会里的富农，是需要时时刻刻提防的。

对于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的中农而言，对农会的态度是游移的，未必能有啥作为，但这部分力量是需要团结的，因为一旦农会势力壮大，中农的态度就会从游移变为支持。相比富农、中农的消极态度，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贫农什么物质资料都没有，也不怕失掉什么。所以，贫农也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搞农民革命的。因为最能革命，付出最多，所以他们本该取得农会的领导权，这点是非常之必要的。可以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利从哪里来？打倒了土豪劣绅和官僚地主，贫农就翻身做主人了，不再受累于苛捐杂税。农民也开始了合作社的尝试，慢慢可以吃饱饭，穿得暖了。当然，有人站起来了，就有人倒下去，有人笑，就有人哭。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对于农会有人说“好得很”，也有人说“糟得很”，有人喊农会的人们是“革命先锋”，也有人说农会各个都是“痞子”。

针对人们对农会运动指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会中农民所有的行动做过仔细检查，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的。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总共做了14件大事，列举如下：

1、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这是农会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落里的农民没有起来的。

2、政治上打击地主：农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清算账目、罚款私吞赃款的劣绅、要求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和办合作社、对破坏农会罪状轻者进行小质问、对劣迹斑斑的土豪劣绅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罪孽深重者或关进监狱或驱逐，甚至枪毙。这些政治上的打击，都是为了更好的行使农会权利，巩固农会的地位，革封建官僚的命。

3、经济上打击地主：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如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不准退佃。减息。在经济上减少地主劣绅对人们的剥削压迫。

4、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通过打倒都团，彻底拔掉封建统治的獠牙。

5、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6、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毛泽东通过湖南实地考察发现，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

7、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3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1）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2）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3）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会兴盛的乡村，推翻以上四权后，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女子男子都翻身做了主人。不得不感谢农会对男女平权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关于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毛泽东也曾和农会说：“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8、普及政治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还在墙上张贴“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一个都进过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政治宣传可以快速提升农民思想，持续跟进共产党搞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9、农民诸禁：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禁得最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通过对不良行为的约束和惩戒，营造农会积极向上的分为，毕竟一个持久的组织需要防止外界带来的腐蚀。10、清匪        11、废苛捐

12、文化运动：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会的成立，改变了历史。大办其学，很多农民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上学不再只是地主和豪绅子弟的专享，农民哪怕是贫农，也有权利获得教育，成为知识分子。

13、合作社运动：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农会出现之前，农民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会合作社的出现，很迫切地要解决了这三个问题。

14、修道路，修塘坝：这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要想革命顺畅，先修路，路修得好，塘坝修的稳，农民生活才会便利，农民革命才能更通达。综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是中国农民系统化的革命方案。该方案虽然是针对农会这个组织， 却全面且系统地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规章制度等多个领域的具体措施。该革命方案堪称完备的系统。

农民这个群体承受了太多本阶层赋予的特质，这不可否认，但也无妄承受了太多所谓公知的偏见与诋毁。但就是这样的群体，在国民革命中，扮演了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角色，为中国革命胜利贡献了莫大的力量，可笑的是，很多公知却躲在革命大后方，只剩一张嘴在那叽叽喳喳地叫。

农民多是贫穷的，见得世面少，自然目光相对狭隘，都在为生存苟延残喘，日常看重眼前私利也无可厚非，自从农会武装推翻了劣绅地主，减少了苛捐杂税，成立的合作社，兴办农民学校，让农民可以有米下炊，有舍可居，有学可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农民也真正实现了翻身做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