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封炒股处罚投机斩断通货膨胀

查封炒股处罚投机斩断通货膨胀

 

这是治疗物价飞涨良方。新中国成立时，在许多新解放的城市，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仍在延续，一大批不法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物价猛烈上涨，经济秩序极其混乱。有人质疑，“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但是很快，中国共产党就用事实粉碎了这个荒唐的论调。

进城初始，各大城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均发布以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的法令。但不法投机商置若罔闻，大肆炒卖银元外币，带动物价指数成倍上涨，严重影响人民币流通。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不法金融投机势力尤为猖獗，狂妄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采取断然措施，一举查封投机势力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将200余投机商逮捕法办。这一行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银元价格立即大幅下跌，全国粮油市场价格随之回落，人民币迅速进入市场流通。

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货币与物资供应不平衡，单凭行政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7月27日至8月15日，中财委在上海召开财经会议，决定采取发行公债、整顿税收、紧缩通货、成立统一的内外贸专业公司等措施，以加强国营经济在市场斗争中的力量。

1949年夏收之后，政府需要大量投放货币收购粮棉。不法资本家乘机囤积粮食，哄抬物价，于10月份再次掀起全国物价暴涨风潮。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精心部署了一场集中调运物资、适时抛售的“经济战”。

从11月1日起，中财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集中调运，并指示国营贸易公司在控制住主要物资的同时，把呆货冷货抛给投机商。11月25日，各地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上海、北京、天津、西安等大城市统一行动，敞开抛售主要物资，使市场行情大幅度下跌。同时，催征税收，收紧银根，冻结贷款，向投机商几路进兵，迫使他们不得不将高息拆借资金囤积的货物贱价抛售，且愈抛愈贱，直至周转不灵而破产。接着，在掌握十多亿斤周转粮的前提下，中财委又部署在1950年春节正月初五，在上海敞开销售粮食两亿多斤，使投机商不得不把年前囤积的大米全部蚀本吐出。国营贸易公司则利用跌价及时购进大批物资，为进一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作好准备。

这场“经济战”，使不法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不久，全国物价开始平稳下来，在民国时期持续十几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新中国划上句号。

上海市汉口路422号，原上海证券大楼旧址。这栋楼见证了70多年前那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抓捕活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初步稳定了人民币的地位，为控制市场创造了必要前提。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战争破坏的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混乱状态，生产萎缩，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严重，市场物价暴涨。面对当时严重混乱的经济局面，必须建立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统一领导、统筹安排。

1949年6月，中央通过《关于建立中央财政经济机构大纲》。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响了一场统一全国财经和稳定物价的“战役”，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连续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的局面，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战线上取得的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破解财政经济困局。“1949年5月12日，上海白粳米价一石需用4.4万亿金圆券，折合法币1320万亿元，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相比，上涨了199万倍，达到了一粒米一百元。”这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与统计数据》一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工农业生产均处于一个不断衰退的局面。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断变更的黄金政策以及发行的金圆券，严重扰乱了国内经济，使得国内经济秩序十分混乱，濒于崩溃。与此同时，刚刚成立的新政权又面临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各种支出十分庞大，困难之巨大可想而知。平抑物价、解决通货膨胀、稳定整个经济形势，成为中央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警察封锁了上海最大的银元交易市场——位于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禁止人员进出，控制楼内证券经纪人的行动。与此同时，由军管会指派的一部分专业人员进入大楼清点查核。当时楼内被堵住的不下千人，突如其来的冲击使他们惊恐万状。随后，在做好安抚和宣传工作之后，军管人员拘捕了250名投机者，收缴了数万枚银元。这场抓捕行动对资本家和投机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很快市场上银元对人民币的比价由6月8日的1：2000降至1：1200，并不断下降。由于银元的贬值，人民币很快便取得了在上海的主导货币地位，令政府有能力对市场进行更强有力地干预。这场抓捕行动被称为“银元之战”，最终以新兴的人民政府战胜上海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残余结束。

打赢平抑物价之战。1949年4月至1950年3月共发生了四次范围不一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49年4月，北方春旱，投机商人炒作银元，导致冀中、京津等地区物价上涨。中央政府从东北调运粮食等生活用品到关内，在国营贸易公司下设立了44个粮食、布匹的直接供货店。此外，人民银行还开办了折实储蓄，保证人们不会因物价波动而遭受损失。

第二次发生在1949年6月至7月的上海，投机商人以黄金、银元、美钞为对象，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投机场所，大肆炒作黄金、银元和美钞。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如禁止黄金、银元和美钞的自由流通与买卖，禁止以金银计价；宣布人民币为法定货币，任何人不得拒用；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投机分子；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和监督等。1949年7月，上海在结束了“银元之战”后，投机商人把战场从金融转移到物资，拉开了“米棉之战”。中央政府从其他地区调运米棉等生活用品支援上海，并对学生和工人进行平价配售，尽量照顾到学生和工人的利益。

第三次发生在1949年10月至11月的上海和京津地区，并波及全国各大城市。11月下旬，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由贸易公司逐渐提高牌价，投机商人以为行情继续看涨，仍抢进货物。当其资金都转为实物时，国营贸易公司开始抛售物资，投机商人资金周转失灵，投机资本遭受严重打击。

第四次物价上涨发生在1950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炸毁上海发电厂，引起人心动荡，商人只买进不卖出。在中财委的统一部署下，上海连续抛售了两亿斤大米，使得投机商人无力抵抗，3月份物价基本稳定。此后，全国各大城市的物价也都没有大幅度上涨。

统一全国财政工作。在中央政府的力挽狂澜下，四次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稳定物价的根本在于统一全国财政工作，尽可能平衡收支，摆脱赤字财政。因此，中央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统一财政的措施，主要包括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金融、统一全国物资调配、统一全国现金管理。

统一全国财政收入。具体措施是将公粮的调度，财政税收的税率、税则制定工作以及税收的征收及支出，全部统一于中央(公粮中5%至15%的地方附加除外)。对超收部分，中央与地方实行二八分成的办法，二成上缴中央，八成归地方所有。全国于1950年3月开始，各县市都建立国库，所有税款都要逐日入库，不能延期和挪用。国有企业的税收和折旧金、利润也须按时上缴国库。在支出方面，全国统一了编制和供给标准。

统一全国金融工作。重点在于以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代理国库，管理外汇，统一管理军政机关、国营企业的现金。

统一全国的物资调配。重点是中财委统一调度全国各地各工商业的仓库库存物资。物资的统一调配，可以使它们得到更有效地利用，也能够更灵活地应对投机者。

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以便国家有计划地节约现金使用和调节现金流通。这一系列稳定物价的措施，使新中国经济得到好转，工业、农业、商业等各方面都有很大提高。1950年，财政收支基本上达到平衡，总收入超过计划的30.8%，总支出超过计划5.4%，赤字占财政总收入的4.4%，财政状况大幅好转。到1952年，社会总产值已经是1949年的两倍，各地农民收入比1949年增长了30%。

早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稳价工作。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中国激烈冲突的社会矛盾中、在中国人民推翻封建统治和反抗外来侵略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过程中应运而生。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的总后方，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物价上涨就是经济斗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期，抗战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调转矛头，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企图困死边区。在这种情况下，边区为了保证财政运转，1938年6月开始发行代价券，1941年2月18日宣布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货币的大量发行造成物价的快速上涨。毛泽东同志曾说：“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准确把握战时的价格客观条件规律及环境变化，在边区采用相对温和的物价政策，通过开源节流、平衡收支奠定平稳物价的基础，通过进行贸易斗争、货币斗争平抑抑制物价波动与上涨。

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生产，平衡收支。化解社会总供求矛盾是抑制物价上涨的根本办法。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金融问题讨论会，毛泽东同志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实际上是经济与财政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发展生产。”1941年12月，毛泽东同志又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为化解边区财政难题指明了方向。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开辟了新的财政收入，为稳定物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生产发展也带动了商业的进步，为平衡供需提供了外贸保障。第二，调节市场，促进贸易。边区实行外严内松的贸易政策，为了鼓励开展贸易活动来活跃发展地区经济，并鼓励开展贸易活动，为此还颁布了工商管理办法，废止了日伪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保护了商人的正当利益，。用公营商业带动民营商业，组织商业联合会，帮助商人通过商业渠道购入货品、出口物资。1941年6月，边区开展平价运动，通过稳定工业品价格，促使农产品价格下跌，提高了边币的币值，使消费者得到实惠，驱走了恐慌心理。第三，灵活调价，保障供应。运用价格政策平抑物价的作用是最直接的。在特殊时期，边区政府灵活调整商品价格，对于紧缺物资，提高收购价格，大力鼓励进口，随着物资不断积累，逐步调整价格至中等水平，保持稳定供应，当物资达到饱和阶段，再减少进口，以稳定物价。第四，利用比价，坚持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边区货币既同日寇侵占区的伪币斗争，又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法币斗争，汇率体现出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不仅具有经济属性，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我们党的具体做法是：在出口旺盛或敌人套购我方主要物资时，提高币值以争取更大利益，并防止物资大量流出；在出口淡季降低币值以刺激出口，保证财政收入。总的来说，边区政府的比价原则是：利提则提，利降则降，随时斟酌情况决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带领人民进行了包括经济斗争在内的各种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艰难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艰苦奋战，击退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解放战争战场上节节胜利，但国家财经领域却面临巨大困难：上万公里的铁轨、数千座桥梁严重损坏, 国民党败走台湾，带走大量的金银外币, 全国有近200万失业人员，大城市粮食、原料及燃料极为匮乏。财政经济困难最突出、最集中的表征是通货膨胀。能不能遏止涨价风成为关系人民生活、社会安定的大问题。中共中央把稳正确方向，迎接治国安邦的新挑战，打出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打开了“稳物价、安天下”的新局面。正是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又历经20多年的艰苦奋斗，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