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共产党防瘟疫做得好?

为什么共产党防瘟疫做得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消灭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鼠疫、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人民战争，取得疫病防治的历史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从此一去不复返！重温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切身感受过旧中国疫病丛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危害。在他心目中，卫生防疫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不仅仅是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事情，更是决定人心向背、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事关执政安危的大事。“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群众利益无小事。卫生防疫是全体人民民生的重中之重，一定要坚持群众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共产党首先“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特别是“生疮害病”这样涉及人命的事。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把长冈乡、才溪乡称为“模范乡”，就是因为他们把涉及群众利益的这些“小事”解决了，把组织发动群众这件“大事”办成了。在《长冈乡调查》中，他调研了当地群众生活特别是医疗卫生情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把卫生防疫工作明确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职责，这在人民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经常讲：“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疫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危及人民生命健康，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极易造成社会恐慌和秩序混乱，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讲，这是最起码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责任。对疫情视而不见、闻而不报，麻痹大意、玩忽职守，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要求非常严格。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中央报告说：“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这个苗头性问题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看到报告后，马上以中央名义作出指示，严厉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为引起各级领导足够重视，他列举分析了每年全国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的损失数量，认为这可能超过了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造成的损失，强调“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正是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作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的论断，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阐明了卫生防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领导下，新中国卫生防疫的体制机制很快建立起来，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1958年6月30日，当他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兴奋异常，“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第二天清晨，写下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承诺。

疫病防治是一场战争。“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的重要观点，主要强调疫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十分巨大。他以血吸虫病为例分析说：“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既然疫病防治是一场战争，那就必须按打仗的方法认真应对。“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毛泽东从军事和战略的高度，极富创造性地提出疫病防治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战略战术和方法举措，展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在疫情初发时，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公开信息，做好防控准备。如实公开灾情，是毛泽东的一贯要求。1952年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毛泽东收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1959年6月，广东发生严重水灾。毛泽东得知后马上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在灾情面前，毛泽东的战略决断力、实事求是精神、科学严谨态度和为民情怀，令人动容!

在疫情防控上，强调要统筹协调，实行“三者结合”的防治策略，即“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毛泽东历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疫病防治更是如此。党组织是领导保证，科学家是关键，人民群众是主力军，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就能打赢疫病防治战。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是毛泽东始终强调和重视的。发挥科学家尤其是医务工作者的作用，也是他提出的明确要求。“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信提出，用火焚烧的办法对消灭钉螺更有效。毛泽东见信后立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叮嘱“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这个故事，使血吸虫防治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

在救治病患时，强调要坚持中医和西医相结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特意讲了这件事。他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想什么办法呢？只有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但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医、相信西医，看不起中医的观念。为了使这两种医生组成“统一战线”，共同防治疫病，毛泽东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倡议。他解释说：“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他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认为“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中医药在疫病救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在抗灾救灾时，强调要加强社会救济，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救灾是疫病防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深知人民生活困难，一遇天灾人祸就是难以承受之重，必须“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灾时，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把保障群众的吃住放在首位，并经常亲自批示调配物资，保证灾区生活供应。灾后重建是战胜灾害、恢复秩序的根本之策。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就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出：“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在抓生产救灾时，毛泽东尤其关心灾区的税赋负担，强调“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毛泽东关于防治疫病的战略战术和思想方法，是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已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贯彻和体现。

在对待瘟疫这件突发公共卫生的防疫事件上,  毛泽东时常总结经济教训,   对于出现的一些不利于人民群众中的人和事时,  总是将“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是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命题。他认为，“乱子有二重性”，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段论述，既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强调：“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坏事变好事”的道理，完全适用于分析传染病疫情这样的灾难性事件。1958年，毛泽东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处理云南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导致人员大量死亡事件的。11月25日，他对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作出批示，明确指出：云南省委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一方面，“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另一方面，别的省份也可以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避免“犯云南那样的错误”。这是毛泽东灵活运用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的集中体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列举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时就强调了这一点。其中第十一条困难“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就包括发生瘟疫这样的重大灾难。对这类灾难怎么看？他的答案就是，坚持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做好斗争准备，“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共产党政府不是帮着医疗机构把楼盖起来、把设备买进来就了事了，而是要真正把人的作用发挥出来，让“人民卫生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就把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作为卫生防疫的重要内容来抓。1942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军民卫生运动、实施接种预防等。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医防结合，把传染病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这是毛泽东1960年3月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时发出的号召，针对的是一些省市区党委因为忙于生产而放松卫生运动的问题。他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重视这项工作，“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宣战，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

“想尽一切办法”弥补卫生防疫领域的短板。“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是毛泽东大力提倡的口号，也是一种重要工作方法。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阐发。指出：“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到“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困难时，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这段铿锵有力、充满激情的话，读后使人无比振奋，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古树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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