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 “大市场”与“大政府”

美国大选:  “大市场”与“大政府”

 

阳和平 :  疯子还是骗子？

作者：阳和平

——美国两党政治透视

即将来临的这次美国大选一方面是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与空前的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又是在川普这个从不认输的流氓政客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或许是百年来最具戏剧性的一次大选。虽然传媒上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分析和预测，但是真正看懂美国两党政治的并不多。

美国的两党各方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势力?他们的分歧到底在哪里?

有人喜欢用选民的成分来判断两党的基本面，有人喜欢用两党的宣传来判断两党的政治。

按照前者的说法，当今在欧、美给资产阶级政客投票的工人群众数量是庞大的，或希特勒上台时给他投票的工人阶级成员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那么以此来判断这些政客们所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那是说不通的。

后者的错误是把政客忽悠老百姓的宣传和政客真正要实施的政策混为一谈，全然无视西方政客大多数“有奶便是娘”的本性。这些政客私下跟大财团老板交流中所展现出来的底细和政客在忽悠老百姓投选票时所许诺的东西是完全两码事。也就是说，这些人把企业的广告幼稚地当成企业的真貌。

三、“大市场”与“大政府”

近百年来，资产阶级内部争论最激烈的，持续时间最长的要算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政府职能界限的争论。这个争论反映了资产阶级微观利益与宏观利益之间的矛盾。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有两个极端。一端的“大市场”体制并非不要政府，而是把政府的职责仅仅局限于捍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上，其他的都不管。纯粹“市场至上”的“大市场”体制在一战以后，尤其是在大萧条以后已经几乎不存在，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只不过是部分地试图恢复“大市场”的体制。

另一端的国家资本主义“大政府”体制也并非不要市场，而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把市场的运转规范在不得违背以国家名义包装起来的几个最大的资本集团的利益上。后者是目前在欧洲比较盛行的打着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

“大政府”的出现是针对一系列野蛮资本主义现象对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所带来的遏制作用而制定的，比如在能源、交通、金融等等领域防范恶性竞争的管制条例和强制保险、食物和医药的安全管理和检测、为鼓励某些行业而制定的繁琐的优惠税法，以及类似律师、医生、会计等等各种行业的具有法律效应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有助于资本主义的“正常”运转，也维护着垄断资本的利益。但是这些“大政府”的法规也同时造就了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各种利益的博弈正是通过两党政治的对持来体现。

在经济增长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主流反对政府去干预他们的市场行为。但是经济危机一来，他们又指望政府去“救市”。危机过后他们又马上“好了疮疤忘了疼”，反过来继续排斥政府干预他们的市场行为。

真正迫使资产阶级面对放任市场恶果的是1929年的大萧条。有了这个沉痛的教训，他们意识到失业保险、养老金制度，这些都需要政府去参与，货币和财政政策都需要出手方能缓解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为“大政府”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战以后，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全民医保的对照下，欧洲的列强也普遍地实施了全民医保制度，大大地降低了这些国家的总体医疗开支。

除了比如邮政那些政府参与的自然垄断以外，历史上影响面比较大的最早的“大政府”行为可能要算是教育的普及。按照私有制的逻辑，谁想获得教育谁花钱，教育应该由家庭来承担。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对有文化的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方面的培训经费是庞大的。企业自己承担的话，他们是很难获利的：有了文化的工人或技术人员一跳槽，企业在教育上的花销就打了水漂，好处给了别的企业。因此才有了教育的普及，也就是政府强制性的通过征税来提供小学乃至高中的教育经费。

无论是教育的普及，养老保险，还是全民医保，它都触及到了个别私人资本的利益，危害了比如私立学校，保险公司和医疗资本的微观利益。但是这些措施又使得资本主义获得了可持续剥削的有利条件。所以这些是私人资本个别的微观利益与资产阶级全局的宏观利益之间的矛盾。新自由主义“大市场”的鼓吹者正是要砍掉一大批这类危害个别私人资本微观利益的管制，尤其是对金融资本的管制。

资产阶级的保守派政客，一般都支持“大市场”,比如英国的保守党和美国的共和党。与此相反的，比较倾向于支持“大政府”的在英国是工党，在欧洲是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在美国是民主党。

附:  阳和平（英語：Fred Engst，1952年－），阳早寒春夫妇的长子。经济学家，主要教授计量经济学。历史研究者，主攻中国现代史。

1952年出生于北京，宋庆龄取名为“和平”。出生40天后，阳和平和母亲一起回到陕西西安的草滩农场。1966年，阳早寒春夫妇被调到北京。阳和平跟随表姐卡玛，还有几十个北大、清华学生，想从北京走到延安、井冈山，然后走回北京。但到山西阳泉时，阳和平和卡玛在一座煤矿里待了两个多月。1969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当工人。

1974年，阳和平到美国，先后在农场、修理厂、汽车厂工作。结婚、生子。1981年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1987年毕业。毕业后在中国停留了近10个月，又回美国读博。1997年以论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研究》通过答辩，成为罗格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曾在特拉华州立大学、西切斯特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拉菲亚学院等大学任教。2007年秋后任教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主要教授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