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条主义是不会成事的

教条主义是不会成事的

 

 王明：教条主义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1935年10月后，毛泽东率红军到达陕北，胜利结束长征，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二个落脚点。此时国内形势已十分严峻，倭寇不满足于东北和华北，准备对中国由蚕食而鲸吞。中国存亡续绝之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不会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教条。趁红军立足未稳、喘息未定，命中央军胡宗南部，东北军张学良部，西北军杨虎城部，西北青甘宁马家军部，晋绥阎锡山部、榆林邓宝珊部，几十万大军团团围困，步步为营，意欲一举扑灭红军。强邻环伺，万里长征刚刚落脚的3万疲惫红军面对强敌，毫无惧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敲山震虎，几战而令各路敌军貌合神离、逡巡而不敢进，并与张学良、杨虎城、邓宝珊等几位爱国将领达成互不进攻协议。 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中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随后又放弃了“反蒋”口号。1936年12月，党按照“逼蒋抗日”的方针，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及后来的“卢沟桥事变”，共产党以智慧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1937年八月，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以王明为共产国际代表，回国指导工作。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王明等人乘飞机到达延安。又一次迎接“钦差大臣”，毛泽东等人非常高兴，认为是“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喜从天降”。王明回国是共产国际的决定，是来“帮助党”的。回国前，斯大林与他们谈话，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的作用，明确主张，中共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季米特洛夫也对他们谈到，可参照西班牙、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王明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了。
   
王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曾在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的党中央占统治影响。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推行不切实际的“城市中心论”、“进攻路线”、“武装保卫苏联”，对抵制怀疑他们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各大苏区造成毁灭性损失，中央苏区损失百分之百，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王明的错误政策集中表现在他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中。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王明回国，以中共唯一理论家自居，又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支持，独霸了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他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死不谈中国”，马列主义教条随口而出，人称 “驳不倒”，代表国际“宣达圣旨”，攻击毛泽东制定的中央路线。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并不多，一下被唬住了，中央许多领导深以为然，一大批政治局委员重新聚合在王明周围，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几处倒退到遵义会议以前。毛泽东又开始被孤立，其它可以相忍以让，但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始终坚持到底。毛泽东决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马列主义来批叛王明的教条主义、洋八股，开始如饥似渴地深研马列主义书籍。     

毛泽东在延安继续研究他自己的理论，准备驳倒王明。从王明1937年11月归来起，直到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才在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 
     
为什么毛泽东会感到孤立呢？为什么在经历了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在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过程中的错误路线之后，这一次又出现了多数领导人对王明的支持呢？根源还是在于教条主义的深刻影响。中央领导里仍然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为主。虽然经历过这么多血的教训，许多人已经转变过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党内教条主义这一土壤不清除，错误路线就还会不断地滋生出来。
     
王明和刘少奇等抽空具体历史时空条件和环境，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族武装，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的军队，即统一指挥、编制、武装、纪律、待遇、作战计划和作战行动。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合二为一；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正中蒋介石分共、溶共的下怀，实质上等同于不要搞革命，不要搞斗争，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自废武功，依附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明显是投降主义而王明却不自知。
     
王明也是主张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但不是认真研究党在此之前所作出的决策是否符合实际，不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而是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做批评党的决策的尚方宝剑。批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错误，如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宣传等。
   
王明去抗战临时首都武汉负责长江局工作。因有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他藐视中央，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多次冒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演讲，有正确的，更多是不正确的。事前不请示，事后还对抗，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由于王明的干扰和影响，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如新四军没有集中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埋下了皖南事变的伏笔；在城市，他只注意上层的统战工作，并要地下党公开活动，结果暴露了党组织，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状态。
   
鉴于王明的言行造成的严重分歧和混乱，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建议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由于大部分中央同志反对，毛泽东的提议竟没有获得通过。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王稼祥因治伤先期到达苏联, 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离开莫斯科时，王稼祥刚刚手术后身体才复原，就被命令接替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王勉强同意并要求中央派另外的人去接替他。任弼时到莫斯科后替换王稼祥，成为中共驻国际的新代表），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情况，以加强相互间的了解。王明依然在武汉滔滔不绝地宣读共产国际的主张，与此同时，毛泽东则是在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实际问题，并提出对策。在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军事理论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报告。王稼祥也作了发言。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会后决定任弼时留在共产国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1938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王稼祥回国前夕，约请他和任弼时谈话，认为中央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认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在30年代的早期，王和任都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但30年代末他们都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回国后，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
   
直到30年代中期，在党内还存在着一个坏的习例，无论什么时候党内意见不同及发生激烈争论，就要请示共产国际裁决，这种事情持续到1938年王稼祥回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因为共产国际已经承认毛泽东应该为中共领导人了。同时正因为毛泽东成为了中共领导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才成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
   
莫斯科的归来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六中全会召开的主要原因。中央发电通知王明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王明自视甚高，开始不服从，反而要毛泽东、党中央到他所在的国民党统治地区武汉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如此私心自用，几乎等于给蒋介石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的天赐良机。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也是自1928年六大以来规模最大和时间最长的全会。在55位代表中，有12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秦邦宪、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和陈云，另外其他5位中央委员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和30多位军政和中央部属代表参加。在中央最高级领导人之中只有三位缺席：任弼时(在莫斯科)、邓发(在新疆)和何克全(凯丰)。其他人，如周恩来、朱德、王明等没有全部参加全会的各次会议。
   
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甚至可能比遵义会议还重要。遵义会议只是清算了王明的几个支持者的错误思想，而六中全会则彻底战胜了王明本人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会上用王明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词语，重申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分条析理地指出王明等人离开中国特点、抽空条件和环境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脱离实际，是教条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为了克服教条主义，毛泽东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列主义。提出了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用王明等人自己的论据将王明等人的理论谬误批得原形毕露。如毛泽东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时针对王明提到的法国经验指出：“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六中全会还结束了自1937年11月王明到延安后就开始的、党内领导者之间的十二个月的争论。但是王明依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仍为党的统战领域的领导人，与中共代表团一起留在重庆有一段时间，并继续发表他的文章。在党的七大和八大上，他依然是中央委员。中国革命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来自教条主义的干扰，直到延安整风运动，彻底结束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开始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洋八股废止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横空出世。
   
建国后，王明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1956年王明请假去苏联，从此一去不返。八大时，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原则，毛泽东仍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王明对毛泽东至死不服，到苏联后得到赫鲁晓夫的支持，专门攻击中共。王明本打算写一本批毛泽东思想的书，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未完即亡。王明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始终站在别人的立场来看中国，为别人考虑的太多，为我们自己考虑的太少了。以别国利益为中心利益，以别国目标为中心目标，以别国指示为最高指示，所以他不会铭记于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