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五七年右派言论的启示录
对于五七年右派言论的启示最后演变成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过程，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学习的。原先只是为中国共产党内官员的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斗争的。说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是别有用心的。“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中国共产党内的“整风”。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毛泽东总在考虑他一手创立的新中国政府官员永远要不脱离劳动制度，不脱离老百姓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 总是要求他的官员们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资本家、没有流浪汉、没有吸毒等平等的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所以在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新中国建立后，尽管形式上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一些旧时代遗留下的官员和影响。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立国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立国后当了大小官时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旧制度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让党外的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来监督这些当官的。
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不可想象。 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少数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干部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有的人是别有用心的抹黑共产党，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就要摘帽子的，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生产资料不存在了就会取消成分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省级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成分的人，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 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共产党政权里，包括警察和政府机关都有大量留用的。所以，1949年之后全国各行各业各级政府中就出现了两种官员，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官员，很大一部分是旧官员，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女们。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官员还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甚至中央层面的一些大官职。
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资本家们的资产合营后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干部和文化干部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官员和老知识分子。所以，那时候老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 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要推翻共产党政权等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明的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至少10％到30％的中共党员应该开除党籍。而且要让所有工农出身的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工农们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就要让他们去休息，旧官员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美国人李敦白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等等群起抗议政府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共产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共产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们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共产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个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毛主席领导工农群众进行的 “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泽东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原打算要摘帽的地主富农的帽子改为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事实上是旧的老的官员集团想把新中国的共产党政权赶掉，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老的官员集团排斥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干部，说是没有知识，没有掌管国家的本事，我们有，所以应该你们下去休息、学习，先让我们掌权。但是革命的工农干部怎么会答应，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你讲本事、讲知识，确实没有，但是有革命的本钱，工农的出身就是本钱，以后之所以十分强调“成分”，就是这样从那时候来的。19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资本家地主富裕人家的子女，因为工农子女还没有钱上，都没有上过小学。哪怕19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1956、57年，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消掉的，土改法里都有明文规定的，但是19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实际上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新中国刚建立要用这些人来建设新中国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 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很多工作单位里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
百花齐放的时候，旧官员集团说要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在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能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是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会有强烈的反应的。当时几个大右派的言论, 包括一些国民党的留用人员，他们就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他们治不了现在的国家，这是言论的核心所在。 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把55万人打成右派，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反右发生在57年，不是发生在这之前，也不是发生在这之后，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当然，会不会有领导人借机报复，是一定有的；会不会有人下指标抓右派，也是一定会有的。到文革初期的时候又出现过一次，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时的反应，他并不喜欢下指标抓坏人这一套。毛泽东从66年初就准备搞文革，头50天，他批评的是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50天中央以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各地的走资派的做法跟反右时一模一样，就是下指标批己定性的地富资本家和右派，把他们放出来批判，他们已经经过一个57年，这一次确实是有意引蛇出洞，但是毛泽东说，这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大鸣大放这个东西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毛洋东写了第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才要造反, 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毛泽东在大字报中说, 把这两个连起来理解，可以知道刘邓真实的动机不在反对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 而是有意转移斗争大方向, 达到镇压群众运动的真正目的。有国外的专家，就是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麦克法夸尔，他讲毛泽东反右很大程度上受党内强大的压力迫使他转向，从大鸣大放到反右，因为党内有强大的压力。57年以前讲落实政策，依赖知识分子，周恩来56年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会上讲话，都讲要团结知识分子，但是57年以后说这些人不可靠，所以转向是这样转过来的，对政策的影响也比较大。
回望那段历史，从新中国后直到反右运动，你会发现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政权里面确实起到很强的参政议政的作用。即便是在反右即将发生前夕的5月下旬，毛泽东与他的秘书林克谈到对肃反中一些案件进行复查的程序问题时还说：今后党组讨论时可以先不定死，议一下交给非党人士议，然后根据他们的讨论，党组再详细讨论定案后，再交行政会议正式通过……。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绝大部分是民主党派人士。从章怡和写的《往事不能如烟》，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待遇是非常好的。但事实这些民主党派人士中有相当一部分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先是以极左面目扩大打击右派分子, 随后又平反拉笼右派分子, 联合起来又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旗号复辟私有化的资本主义, 这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彻底露底了。国营工厂私有化工人下岗了, 人民公社解散农民四处流浪找工成农民工了。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被批了, 所以要极尽所能来否定林黑文革就不难理解了。工人农民被剥削压迢的日子又回来了。普通工农大众参政议政放到历史的时段里面来看，普通的民众能够在政治中间发挥作用，49年以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对普通的民众而言。比如54年宪法赋予公民选举权，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欢天喜地，而今天工农参政议政反倒少了很多。而有些问题已变得令人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等。工作的八小时的权利现在却消失了，工人完全被工具化了。在参政议政方面，工人农民是恶化了。看政协就是资本家富人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工人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而权贵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很明显。今天，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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