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
四、毛泽东时代的序幕 ——毛泽东避免了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
蒋介石选择了向美国“一边倒”。在他看来只要傍上美国，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美国强，美国富，美国反共。世界上没人敢惹美国。傍上美国金票大大的，实惠多多的，有美国撑腰苏联就不敢乱说乱动，自己就可以放手消灭共产党，就不用担心东北、西北出问题。
实际呢？
据《蒋经国自述》，斯大林当面明确告诉蒋经国苏联为什么一定要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丶“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蒋经国问这“第三个力量”是不是美国，斯大林回答说：“当然！”
斯大林更特别警告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斯大林的这番话充分说明苏联的战略图谋和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国在冷战中的处境。 中国与苏联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面对中国的部分正是苏联最地广人稀、力量最薄弱、最无险可守的“柔软的腹部”。如果有“军事强国”从这个方向进攻苏联，就可能把苏联横着切开，“大卸八块”。斯大林对蒋经国说的“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并非杞人忧天。“军事强国”即便不进攻，只要沿着中苏边界驻军与苏联对峙，就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让苏联日夜精神紧张，防不胜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苏联向来把来自这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视为心腹之患，从不敢掉以轻心。1941年夏秋苏联在苏德战场那么吃紧，明斯克战役损兵41万，斯摩棱斯克战役损兵76万，基辅战役损兵70万，维亚兹马战役损兵66万，一线部队几乎打光了，预备队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门户洞开了，苏联仍然不敢动用西伯利亚的驻军。直到获得佐尔格的确切情报、得知日本将“南进”而不“北进”、不会威胁西伯利亚时，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亚驻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要知道，苏联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中就已经把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已经知道日军的综合战斗力比苏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对苏联的威胁跟德军没法比。即便如此，苏联对这个战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轻心，仍千方百计保持重兵。可见确保中苏边界的安全在苏联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苏联视这个方向为战略要害，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威胁为心腹之患，那么苏联为对付这种威胁自然会不惜一切，决不会有任何顾忌，受任何束缚。
蒋介石显然没听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就要把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其实仔细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话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看出苏联的战略意图：“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如果要靠“缓冲国”这种办法来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光一个外蒙古够用吗？从中国的东北、西北不照样可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吗？既然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对苏联那么重要，那对苏联而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对此苏联毫无顾忌：战略利益的考量永远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
苏联的这种战略意图自沙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俄国的属国。这就是史称“黄俄罗斯计划”的核心内容。由此又产生了“中国边界不过在长城”之类论调。虽然日俄战争妨碍了沙俄实现这个战略，但从沙俄到苏联都一直没有放弃把中国的东北、正北和西北这“三北”都变成“缓冲国”的战略设想——所以有了外蒙古独立，所以有了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满洲国”的承认，以换取日本对外蒙古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大国里只有苏联承认了“满洲国”）。新疆也曾差一点“独立”出去。也就是说，正当中国为民族生存跟日本浴血奋战的时候，苏联几乎实现了把中国的“三北”全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战略意图。所有这一切都出于苏联极端重视确保西伯利亚安全、防范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可能的军事威胁这一战略总目标的需要。雅尔塔协议使苏联有权在中国的旅大驻军，控制了连通中苏边界和旅顺的铁路。凭这两条，加上苏联二战后巨大的国际政治威望，苏联有能力在东北培植亲苏分裂势力，制造第二个“外蒙古独立”。1945年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势力同样不可小视，要制造第三个“外蒙古独立”也并非不可能。
如果苏联真这么干，以中国1945年的国力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那么向美国“一边倒”能阻止得了吗？
白日做梦。当日本制造“满洲国”的时候，美国向日本宣战了吗？美国能在雅尔塔会议上把中国的外蒙古当筹码送给苏联，同意苏军占领旅大，本身就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当回事，更不用说为此牺牲自己的士兵跟苏联开战了。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的战略重点始终是欧洲，中国总是排在后面。二次大战中只要欧洲战场一吃紧，美国总是把给中国的物资扣下转运欧洲方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时正赶上“柏林危机”，美国全力以赴保欧洲方向，对蒋介石的支持力度与此根本没法比。
不管中国如何向美国“一边倒”，美国顶多保你的政权而不保你的主权，更不会为了保你的主权而牺牲自己。——美国从来只在中国内战的问题上跟蒋介石站在一起。但碰上中国主权问题时，比如外蒙古，“满洲国”、麦克马洪线，钓鱼岛，西沙南沙等等，美国何曾为蒋介石“两肋插刀”过？
“冷战”其实就是美苏两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阵，雇别人去卖命。也就是说，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国保卫你的主权，就等于要求美国为别人的主权而牺牲自己——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本意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更广义一点讲，国家关系再好不过如此。即便结盟，那也只管政权不管主权。除非蓄意挑起战争，否则决不会因为“友好国家”的主权如边界领土纠纷之类而卷入战争。
比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不管跟印度关系有多好，肯为克什米尔这样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战吗？中国能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战吗？
苏联把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视为“致命的威胁”，对此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政治影响和压倒的军事实力建立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以应对，决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国。美国把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视为“严重的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威胁”，对此宁愿封锁围堵禁运而不愿直接对华用兵。历史已经证明，美国对中国的分裂并不在意，只要自己能分得一杯羹。也就是说，处在1945年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固然没好果子吃，向美国“一边倒”则只能落得个国家被肢解的下场。这就是当年的现实。
而蒋介石的账却不这样算。他觉得自己跟苏联做成的那笔交易已经解决了一切：“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用外蒙古换得东北和新疆，再加上苏联保证不援助中共——这就去掉了“蒋委员长”最大的心病：美国已经宣布不跟中国共产党合作，只跟他合作。现在连苏联这个世界头号共产党也同意跟他合作而不支持中共，那中国境内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妨碍他消灭中共了。他的政权就坐稳了。牺牲主权保政权，这笔买卖划得来——只是为了显得不那么丢人，在宋子文、王世杰1945年8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走了个“公民投票”的过场：“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不折不扣“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
“公民投票”结果：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显然，蒋介石做这笔交易时最优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反共，是个人私利，是个人好恶，是个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处——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开”的投机本色：聪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见小利忘大义，顾眼前不顾长远，只知算小账，不知算大账。
蒋介石只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却把历史的教训、苏联的战略意图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脑扔到了九霄云外。人家早有言在先：“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你既然坚持向美国“一边倒”，还能指望苏联信守承诺？何况条约规定的是苏联“不援助中共”，并没有规定苏联有义务帮蒋介石“取缔中共”、“禁止中共进入东北”，更没有规定苏联不得另起炉灶、就地取材培植当地亲苏势力。蒋介石在国内一贯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把别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跟超级大国打起交道来却如此无能。说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真是一点不假。看来他的聪明劲只用在“保政权”上，不用在“保主权”上。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中国的处境是何等险恶危急：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立刻将古老孱弱的中国置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冷战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国将不费吹灰之力在中国取得最能威慑苏联要害的战略要地，苏联将不惜一切凶狠反击，利用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苏联在东北驻军的优势，培植、支持亲苏势力，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制，制造出第三个“外蒙古”；美苏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将再来一次“雅尔塔协议”，划分出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让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第二个德国。中国的“三北”（东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将遭到毁灭性伤害，从此被分割肢解，绑在美苏冷战的战车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里长堤一旦决了口，崩溃就难避免了；外来势力操纵下的国土分裂一旦开了头，尔后的进展就殊难预料了。在那种情况下，谁敢担保中国不会被分裂分裂再分裂，变成又一个奥匈帝国，又一个阿拉伯世界，又一个南斯拉夫，又一次“春秋战国”，又一次“五胡十六国”？谁敢说届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会比今日贝鲁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过？
中国之所以避免了这种不堪设想的命运，原因只有一个：毛泽东。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历史关键时刻眼明手快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扭转了历史进程。
不仅蒋介石和美国的如意算盘里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位置，苏联也一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等“百分之百”听从苏联指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瞎指挥。此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便冷淡而微妙。1944年6月，斯大林在与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谈话中公开说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意即“代用品”、“冒牌货”）。抗日战争时苏联给中国的一切援助都只给蒋介石，不给中共。苏联在与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承诺不支援中共，同意将中国东北交国民党人接收。这一切事先跟中共连个招呼都不打，倒是打电报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甚至还提出要中共学法国共产党，交出武装去做官。
谢谢来访和留言!
《转载》历史王明之右倾投降比较今天邓氏“恐美症”外交之相似结局
今日，网络论坛上，偶然拜读到了这篇标题为《与王明的两次较量，毛主席都击中了其要害，体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有关中共党史上曾经的最高领导人王明，曾如何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欲投降中共敌对势力，而结局自取其辱的回忆文章，不妨联想一下当今的中共党国政治，才顿悟性发现，历史是如何地惊人相似。
中共的党国，自邓大人，从被毛泽东临终前政治弃用（毛却仍始终主动保护着邓和家人的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而后被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恢复其原地位后，他并非政治上光明磊落、知恩图报地以其身经百战的老革命资历，更地辅佐当时政治上已名正言顺地代表着毛泽东临终付托华国锋主席，真诚地帮其全面地带领党国继承毛主席遗志，纠错改善，完成使命。而却是以其本该对付敌人之“绵里藏针”（这是毛生前曾对邓的赞誉）的方式，用于对付了那位对邓大人十分民主风范、宽厚为怀、谦虚恭让的、当时仍依法在位执政而作为邓上级的华国锋。并明显政治动机不纯，而阴谋地将华推翻取而代之。
这就种行为，就极具负面性地示范了一严重损毁党国政治道德操守和国法党规的作用。让人普遍感到，好人不得好报的政治负面环境。然后，再以其原本就政治“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作“特色”理论来渐进式、蚕食性地修正并取代了毛思想来作为党国政治指导思想。
从而主动拱手让出党国官媒舆论阵地给那些政治思想理念根深蒂固着对内反共反社、对外恐美哈帝的右派“公知”们。整个就类似当年王明之后来对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邓篡位后，首先，对内打着“民主言论自由”的所谓“让人家说话，天塌不下来”的政治幌子，纵容那些被所谓“平反昭雪”的右派们，在思想舆论上盲目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断章取义历史地诬陷毛泽东、欲全盘否毛。整个就类属有失偏颇之公报私仇！这也恰恰疑似邓大人当时所期盼达到的政治舆论效果。
同时，他又滥用了自己当时由于人们并未完全看懂毛泽东所发动“文革”政治战略目的、而同情并迷信邓之“无辜受害”反而带来的威信和权力，下令删除了宪法原有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类民主言论自由条款。以确保自己不再被群众舆论所监督。故，他曾所谓应“实事求是完整准确掌握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也不过是其一时应急之“绵里藏针”的幌子罢了！故，听其言，观其行后的所有实践，无不恰恰针锋相对地悖论于毛思想。这就使得党国舆论阵地失守、投降于曾被党国击败打垮并推翻了的政治敌对势力！
从而，纵容了思想舆论上公开歪曲历史事实地误导视听，直接攻击或指桑骂槐类之盲目否毛、变相否社、并潜在欲达至彻底否共。而那些右派公知之所以一时尚未公开否共，那是因为，暂时还必须披着这身“中共”的外衣以欺人耳目。而邓本人的政治底线呢，也尚不至于否共的法理执政地位的程度。否则，也就等于自杀式自否了。
而同时，他也自我承认，其政治理论水平不足而自己都搞不清楚什么是“资”、什么是“社”。便可“文盲式”愚民政策地误导党国，投降于连欧美都早已抛弃了的、没落腐朽式统治的旧式资本主义制度。且还不惜倒退式、根本性地实施复辟之。其纵容决策上之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走回头路式改变，而贱卖国企给当权者而导致非公非正之既得利益集团阶级、及改变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而打造出了村官乡霸土豪阶级、以及改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分配制度等而导致社会阶级之必然划分和两极分化之从无到有，等等，从而渐进式潜在地加剧了社会之由于非公非正而欠民主，而失衡动荡暗涌不断。
而当年“六四”之被迫开枪流血性结局收场，无不本质上之类属上述因果关系结局。而我上面所谓“没落腐朽的旧式资本主义制度”者，那是指：并非类似当今已经进入先进式的资本制社会主义制度那样：已将马克思社会主义所释义的民主公平公正内涵，融入于整个国家制度之管理系统的完善和进步了。
也正是因为邓理念之所作所为，已类似投降于被推翻之前政府独裁腐败政府的统治者蒋介石理念之复辟。故，也就衍生其后来之所自诩“发明”的所谓政治之“不争论”了，并以违法违规手段压制、禁言党内外的民声民意。从而纵容其既得利益集团可永远罔顾实践检验真理之失败的事实，而不惜继续牺牲党国人民的利益，而自害自毁下去……
而对外之外交上，则不惜政治上背叛共产党之国际“共运”政治宗旨，心甘情愿地自患“恐美症”，在政治和战略上，毫无气魄可言。极其短视地敌友不分、邪正不辨、混淆是非、认敌为友、联敌制友等。还把中国古代所谓”韬光养晦”之本来用于人民内部或朋友之间的涵义，错位地转用于对敌斗争。并在此谬论概念基础上，再进而具体化为所谓“不挑头”、“不扛旗”类思维，从而变相地本质上，以投降哲学，渐进式放弃和丧失了中国原本外交上曾积极开发式政治声援世界上被外强所压迫和剥削的弱势国家和人民、从而赢得的国际性舆论声誉。当年，毛时代，我们“德不孤，必有邻”。而结果今天，却是随着我国今天之与时俱进之越发强大，却反倒国际上负面于我的舆论越来越多、而所谓的“白眼狼”也越来越多。
为何会是如此负面反差效应？为何我们今天的敌对势力，居然会比倍受当今右派公知们所毁誉不堪的毛时代，更能给我们造成更多的“白眼狼”国来呢？
为何连港台地区的人民内部，也比以前更为倍增了“白眼狼”类的独派分裂势力的阵营，并频频操操控当地民意得手、而并非更该类似邓大人所期盼的那样“有心引力”呢？而却是，德孤邻远呢？难道这一切，都全怪外部之“外因”，而全无中共自身策略之任何过失吗？
而邓大人那更加体现其右倾投降主义，政治幼稚、肤浅、短视的思维下著名的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提法，就更是，非但谬论、而始终无法经得起实践检验真理的考验之且屡试屡败，其整个就是政治幼稚之一厢情愿之低估和誤判了敌对方的智商！自以为是人家会被他邓大人忽悠而牵着鼻子走，而所谓“留待后人解决”。问题是，他邓大人又不是人家日本国的首相或天皇，谁会把他这类一厢情愿的政治幼稚话当回事呢？
结果，该错误谬论，非但产出任何积极成效，却还颇被后人诟病为政治幼稚短视、且右倾投降.......因为，当时事后，反倒加剧了日本国之法理“卖岛”。以及之后，近些年来，日本对钓鱼岛的种种侵犯性动作等，就已经足以事实证明，非但根本没法稳定东海，却反倒更加剧了动荡局面。
再则，涉及国家领土之主权、权益类重大的国家财产的问题，也不知邓大人在应答记者这句话之前，有否事先中央高层或人大，进行过沟通而得到授权。否则，就法理而言，这本来就该事先经过党国高层、以及国家司法机关等集体讨论研究、甚至人大投票表决定夺，以代表国家意志后，方可对外表述。怎么能以个人职权之滥用，可擅自对外作官方承诺的呢？这不带头败坏党规国法所定的国事运作规矩吗……
综上所述，中国自邓“特色”以来的所有政治上打着所谓“韬光养晦”、而实质为“恐美哈帝”的对美外交策略，而美帝却一直战略上以华为敌、对华敌意仇视而处处围堵、扼杀、犯华于今天因果收效，不正应验了伟人毛泽东当年所针对王明之对敌人蒋介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收效那样之：自己“梳妆打扮，送上门去”，结果，却被敌人“一个耳光，赶出大门”的形象比喻了吗？而无非对象不一样，结果本质却相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