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正文
游戏规则因抗美援朝战争而改变！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于新中国，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还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当年“联合国军”进展顺利，兵临鸭绿江畔时新中国忍气吞声没有反应，或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挡不住“联合国军”，被人打回鸭绿江北。那么“世界警察”维和模式仍然可以认为是成功模式，“世界警察局”美利坚合众国仍然可以继续自由自在大摇大摆地进入世界各国, 这个事实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角色了！然而，就因为当年不起眼的新中国说了一声“不”，于是一切都改变了！新中国，从棋子变成了棋手！而且，还决定了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方式的改变！——也就是，世界游戏规则，因新中国的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获得了胜利而改变。
在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随着一批朝鲜战争档案文献的披露，当年朝鲜半岛那场战争在一时在社会和民间成为热门话题，各种置疑和非议铺天盖地而来。这些置疑大体都是围绕着这场战争起因和缘由，以及新中国出兵参战的合理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而展开的。当然，关于新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也是一个重要话题。
第一个问题：战争起因——谁是侵略者？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这场战争始于一场内战，没有侵略者：朝鲜内战双方都在谋求统一和国家最高权力，都不认为三八线这条原本是战后对日的临时受降分界线，本来就不具有政治分治线的意义，更不是半岛南北方彼此的国界线：南北双方各自都认为自己是代表整个朝鲜民族的合法政府——从更高层次的意义而言，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对雅尔塔模式造成的自己民族的分治分裂不满，都在作出努力以图突破这种模式，实现民族统一。
朝鲜内战爆发时，联合国为这场战争作出的决议中，也并没有指认朝鲜北方为“侵略者”，使用的措词是“构成对和平之破坏”。而在美国提出的议案中，是直接把北方定位为侵略者——“无端的侵略行为”，但这个提案遭到了常任理事国之一的法国代表让·肖尔，以及非常任理事国挪威代表斯塔贝尔、埃及代表法齐·贝等的反对。法国代表让·肖尔称：既然要求在朝鲜实现停火，那么就应该要求交战双方都停火，不能只要求北朝鲜停火。挪威和埃及代表则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作出判断，并且指出：“这是一场朝鲜人之间的战斗，所以根本上讲是内战的性质，‘侵略’只能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采取的行动”。
那个时期的联合国安理会有5个常任理事国和6个非常任理事国，通过决议需要常任联事国全票在内的7票以上同意，才能通过。而这时常任理国中苏联代表缺席（1950年1月13日，苏联因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而退出安理会），法国代表又表示反对，而非常任理事国中又有三个国家表示反对——南斯拉夫代表明确反对，所以有可能达不到“7票以上的法定票数”。所以美国代表被迫修改原提案，将“无端的侵略行为”，改作了“武装攻击构成对和平之破坏”。
于是，“侵略者”出现空缺。
——这场战争，没有侵略者？？？！！！
是不是很喜感？
接着，在美国的蛊惑之下，联合国决议组织有着16个国家军队参与的“联合国军”（南朝鲜军队也受其指挥），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于是新中国也被迫出兵，苏联也出动了部分空军参战。
于是，“谁是侵略者”又被朝鲜南方提了出来。
这是个很令联合国尴尬的问题：朝鲜南北双方都是内战一方，谈不上“侵略”；苏联没有武装力量在朝鲜，也谈不上侵略——既或有武装人员参战，联合国既不敢出也无法指认其“侵略”。如果这样指认，那就等于宣布联合国在与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进入战争状态，那差不多就等于宣布以“大国一致原则”而确立的安理会的解体——这差不多就等于宣布联合国解体。
美国有武装力量在朝鲜，却又不能指认自己是侵略者。于是，联合国采用这样一种解决办法：
一、1951年1月31日，首先将朝鲜南方向安理会提出的“大韩民国遭受侵略之控诉”议案从议题中撤出。
二、1951年2月1日，将一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鲜”提案提交联合国大会通过，该提案 “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既直接援助与协助侵略朝鲜之人，并与联合国在朝鲜之军队作战，该政府已在朝鲜从事侵略”。这个逻辑非常荒谬：联合国指认不出“侵略朝鲜之人”，却将“协助侵略之人”戴上侵略的帽子！堪称联合国历史的一个奇怪而又荒谬的决议。
三、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一个名为“应付朝鲜侵略事件之其他办法”的决议，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侵略者”采取“战争手段”以外的“其他办法的”决议：“应付朝鲜侵略事件之其他办法”，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北朝鲜政权统治下之地域实行禁运军械、弹药、军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之运输器材以及可用以制造军械、弹药军用品之物资。”
于是，朝鲜战争中，就出现了中国这个唯一的“侵略者”。
这也是个非常奇怪非常荒谬逻辑：美利坚合众国在远隔大洋的朝鲜半岛投入武装力量，不叫侵略，而中国在战火烧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出兵解除威胁，倒成了“侵略者”。
然而，历史就是有这么无情。
二十年后，新中国重新回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上，联合国这个决议就面临着一个更为尴尬的问题：当年的被裁定的“侵略者”回到了常任理事国席位上了！那么当年的这个决议，还有没有效力？是干脆宣布废除，还是让他不了了之？
没办法，只能选择后者——让这一纸文献继续留在联合国文献库中，以备史家们时时提出来打自己的脸！
所以，现如今在联合国主页上的“文献中心”中文版中，是查不到当年这两个决议——只能通过英文版进去，才能查到。
这就是联合国这个“冤大头”的应对尴尬的办法——两头糊弄。这是不是更喜感？
当然，现在说起来，联合国当年赐给天朝的这个“侵略者”，其实是很受用的：此前，我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被侵略史，现在竟然混成了“侵略者”，能够以列强施加于人的同样方式，回敬列强！
第二个问题：战争后续——维护世界和平方式的改变
朝鲜战争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终于以对等言和的方式结束。
言和双方：联合国军 PK 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
也就是说，战争的结果是，联合国与一个自己不承认的对手，对等言和。
这可不是联合国决定参战时期待的结果。
联合国成立之初乃至其后一段时间，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式是“美利坚合众国式”的，即：被世界头号大国美利坚合从国操控的联合国，是世界政府；而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警察局！这个世界但有哪里不太平，“世界警察局”美利坚合众国就可以派出军队去充当警察，去揖拿“罪犯”。这个嘛，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对参加这场战争的解读非常直截了当：警察行动。
然而事与愿违，这次警察行动成了一个失败的行动。“警察”不仅没有拿下“罪犯”，最后还不得不与“罪犯”对待言和。联合国派出一国武装力量为主的“世界警察”介入一国内战，从而使自己成为了冲突一方，也就失去了公正仲裁的地位。当然，如果“世界警察”行动顺利，公不公正还是“世界警察”说了算，“世界政府说了算”，这种维护和平模式当然也就有了一千个继续下去的理由！
然而，就在“警察行动”即将获得成功的关键时刻，一支此前被人瞅不上眼的新的力量介入了！
这就是新中国！
由于新中国的参战，这场战争才得以“对等言和”结束。这个看起来很对等的结局其实一点也不对等！尤其是对于联合国！这意味着联合国此后得继续为这个结局背上重负，包括面对当年要揖拿的“侵略者”重新回到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尴尬。更重要的，是必须面对“世界政府”的模式继续不下去，必须考虑改变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式。
于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应运而至——一位瑞典人达格·亚尔马·昂内·卡尔·哈马舍尔德，他自1953年4月10日起担任联合国秘书长，见证了这场战争旷日持久的谈判，从而开始了“重打锣鼓另开张”的盘算：联合国再也不能这么着玩儿了。
于是，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新模式——调解委员会模式，出台了。
这个新的方式，就是新中国现在也积极参与的“维和部队”模式。
维和部队不是当年的“世界警察局”，其冲突制约机制是“调解式”的，遵循的是“维和三原则”：
中立原则：维和行动不得妨碍有关当事国之权利、要求和立场，需保持中立，不得偏袒冲突中的任何一方；
同意原则：维和行动必须征得有关各方的一致同意才能实施；
自卫原则：维和部队只携带轻武器，只有自卫时方可使用武力。
多年以后举目回望，如果当年“联合国军”进展顺利，兵临鸭绿江畔时新中国忍气吞声没有反应，或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挡不住“联合国军”，被人打回鸭绿江北。那么“世界警察”维和模式仍然可以认为是成功模式，“世界警察局”美利坚合众国仍然可以继续自己这个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角色！
然而，就因为当年不起眼的新中国说了一声“不”，于是一切都改变了！
新中国，从棋子变成了棋手！
而且，还决定了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方式的改变！
——也就是，世界游戏规则，因新中国的参与而修改。
新中国，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国家安全，还对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场战争对于新中国的意义，还需要多言么？
“警察”不仅没有拿下“罪犯”，最后还不得不与“罪犯”对待言和。” 哈哈，这真是让老美这个“世界警察”自打脸 ！
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因“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发报甚多而被美军测出，认定有重要机关并派飞机前来轰炸。当时，毛岸英等四人在木板房中。燃烧弹落下瞬间，形成上千度高温。有两人先后跳出后，木板房便化成灰烬。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 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的第六位亲人。
岸英到延安，毛泽东抱病到机场迎接。据中央机关工作的老同志回忆，毛泽东的心情和身体一下子好了许多。父子在一起只吃了两天饭，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 大灶，并让他到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家学种地，上“劳动大学”。吃惯了洋面包的毛岸英，这时睡农民的土炕，一样干起农活儿。1947年春，国民党进攻延安，他随中央机关北撤，又按毛泽东的安排去土改工作团，在山西临县参加试点。他写信报告父亲说，两个月的收获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此后，他又到冀中、山东搞过土改，并参加了中宣部、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半个月后，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毛泽东参加了婚礼，只送了一件穿过的大衣，并对儿媳说：“白天岸英穿，晚间你盖，都有份。”
1950年春，毛岸英跟随李克农访苏并当过翻译，此后又要求到基层。1950年夏，他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并决心“在这个工厂连续不断地做十年工作”。
赴朝参战 同年10月，毛泽东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毛岸英在家中遇到了准备出征的彭德怀，便要求入朝参战，并得到毛泽东支持。随后，他到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除了彭德怀等几人了解他的身世，其他人都只知道这是一个活泼、朴实、能干的年轻人。
在朝鲜桧仓郡志愿军总部陵园里，长眠着一位天下知名的烈士——毛岸英。几十年访朝的中国人，总是怀着特殊的感情到那里凭吊。按彭德怀的话说，他是“我们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他的光荣牺牲，既体现了领袖与人民的一致，也表现出个人崇高的献身精神。
在同龄人中，有他那样曲折经历的非常少见。先后流浪、留学和在东欧参战，并在国内学农，参加土改，到工厂当干部，参加志愿军，最后牺牲在美军投下的燃烧弹形成的火海中。
曲折的童年 毛岸英，192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市，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出生后，他随父母到过上海、广州、武汉，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随母亲及两个弟弟回长沙县东乡板仓隐蔽。1930年，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时，8岁的毛岸英也被一同抓进监狱，目睹了母亲与敌斗争和牺牲前的惨烈。随后，他被保释出狱，翌年被外祖母、舅妈带到上海交给毛泽民。
毛岸英兄弟三人被送到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后不久，小弟毛岸龙去世（还有突然失踪一说）。党组织因顾顺章叛变等事件一再遭到破坏，幼稚园的孩子们被迫疏散。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因1933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党的经济资助中断。董的原配妻子在生活困难时，对两兄弟的态度变坏。据毛岸英讲，兄弟俩曾一度过着流浪生活。后来，董健吾将他们找回，与地下党接上关系，于1936年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两兄弟送往欧洲，随后到莫斯科入国际儿童院。
在苏联的生活 在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学习认真，不久便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1939年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支部书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中苏两党有过不让中国孩子服兵役的约定，毛岸英仍坚决要求参战。不久，他找到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被批准去军校学习。1943年毕业时，他获中尉军衔，并加入联共（布），后来回国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他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校期间曾到红军中担任过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1946年1月，他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临行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赠送了一支手枪，他直至牺牲时，身边还带着这支枪。
1922年10月24日，毛岸英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8岁时，由于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后来，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岸英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解放初期，任过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他虽然是毛泽东的儿子，但是从来没有因自己是领袖的儿子而欺压百姓，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和普通劳动群众打成一片。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1月25日在美军空袭中牺牲。
毛泽东不仅注重子女书本知识的学习，而且还特别注重他们在实践中学习，认为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样学问才会更广博，更深厚扎实。为此，他常常语重心长地教育子女要与老百姓一样，不要搞特殊，并且鼓励他们去大风大浪中艰苦锤炼。
1946年春，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父亲身边。毛泽东用慈爱的目光不停地仔细打量着爱子，当发现毛岸英患了感冒时，立即拿出自己的毛衣给他穿上。
久别重逢的父子坐在一起，亲热地交谈起来。最后，毛泽东说：“你在苏联长大，进的是洋学堂。对国内的生活你还不了解，缺乏实践，应补上这一课。”说到这儿，他思忖片刻，继续语重心长地说，“理论只是知识的一半，你光有外国的书本知识还不够，还要把书本知识变成自己的才行。中国还有个学堂，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你应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那里能学到外国学不到的有益的东西。过些时候，我给你找个校长。”
毛岸英领会了父亲的意思，爽快地答应说：“好，我也想去农村，参加劳动，向群众学习，锻炼锻炼。”不久，毛泽东把毛岸英带到“校长”——陕甘宁边区的一位劳动模范跟前，并介绍说：“这位就是校长，你过去吃的是面包牛奶，回来要吃中国的小米，可养人哩。”随后指着毛岸英对劳模诙谐地说：“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学生，他上过外国的大学，没上过中国的大学。我拜托给你，请你带他上咱们中国本土的‘劳动大学’。”劳模惶恐地说：“咱这叫什么大学啊，咱啥也不懂。”
毛泽东谦虚地进一步点明说：“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你要教他嘛，告诉他，庄稼怎么种出来的，怎么能多打粮食。”劳模这才信心十足地说：“这些我行。”
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叮嘱毛岸英：“你要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从开荒一直到收割后再回来，等你‘劳动大学’毕业了，再上‘延安大学’，好不好？”“嗯，很好。”毛岸英痛快地答应着。毛岸英换上毛泽东送他的打补丁的衣服和鞋子，背上一斗半小米和几斤菜籽，来到南泥湾开始上劳动大学。
期间，毛泽东利用去南泥湾视察工作的间隙特地看望了毛岸英。当他发现儿子的手依然白胖少茧时，严肃地说：“你还不能毕业呢!”并指着那位劳模手上的血泡老茧说，“他是你的教授，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毛岸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从此，毛岸英牢记父亲的谆谆告诫，有意识地加强锻炼，吃苦耐劳，用心学习。他起早贪黑地同老乡们一起抡大撅头、起圈装粪、施肥犁地，学着干各种农活儿。每次从山上劳动归来，他还要捎回一捆柴禾，送给烈军属。
1946年下半年，由于胡宗南部进攻延安，形势紧张，加之要学的农活基本学会了，学了50多天农活的毛岸英回到延安。毛泽东看到儿子晒得黑黑的皮肤，摸到儿子手上一层厚厚的茧子，十分满意而高兴地说：“白胖子变成黑胖子了！你学习成绩不错嘛！不过，今后还得继续锻炼。”
北平解放后，首批进入北平的队伍中就有毛岸英。他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承担了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重任。这其实是一项危险系数非常高的工作，但毛泽东未予阻止，因为他明白：作为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必须要有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让儿子到工厂学习管理生产，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
随后，毛泽东还支持鼓励毛岸英达成参加志愿军的请求。他身边工作人员曾劝说，毛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毛家已有5位亲人为革命牺牲。可他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后来，当彭德怀就毛岸英牺牲的经过详细向毛泽东作汇报时，毛泽东万分悲痛，沉默一会儿却说：“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
1958年，李讷因急性盲肠炎打针，针头断在肌肉里，连续做了两次手术，手术不顺利引起伤口感染，发烧。毛泽东为此非常担心，为解除李讷的思想负担挥笔草书一封信：“李讷：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动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意志可以克服病痛，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信末还抄录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毛泽东要李讷充分体验意志的力量，通过与疾病作斗争，使自己意志更加坚强。
1969年，李讷当选九大代表，毛泽东见状立即提笔圈掉，指定8341部队补选一名代表。这时李讷已当了北京市委副书记，毛泽东知悉后很生气。
1970年初，毛泽东为了锻炼李讷，使她日后进步更快，让她前往设在江西井冈山下进贤县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李讷对于父亲的话是“坚决照办”，二话没说立即前往江西“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
期间，当李讷结婚的时候，毛泽东特地派人送去了满满一大包袱的结婚礼物，可待打开后却让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原来，包袱里装的是一套39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毛泽东就是这样，完全打破了旧时代的婚礼常规，用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给女儿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结婚礼物。毛泽东的用意显然是：即便是结婚这一人生大事、女孩子最幸福之时，他依旧非常看重子女精神层面的修养，让女儿时刻都要注重加强思想理论素养的提升。
足见，毛泽东对子女关爱而不溺爱，不允许他们搞特殊，让他们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成才。他悉心指教，用心良苦；他严以教子家风的精髓在于：开怀家国事，不言身与家。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宽广胸怀和崇高品德。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次，毛泽东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他担心干部子女成为“汉献帝”，高级干部子女不管好要出问题。最后，他指出：根本问题是要自己带头，要严以律己。与此同时，毛泽东十分注重言传身教，以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因为他深知：教育者的以身作则更能打动被教育者、更具说服力。为此，身居高位的他一方面对待老人非常敬重，另一方面一直秉持“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的三条原则，对待亲人故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为子女树立了良好榜样。
“百善孝为先。”这是做人最起码的本分与品德。毛泽东一向对母亲孝顺，这自在题义之中，勿需赘言。难得的是，毛泽东对岳母、对恩师等也特别尊敬。这些鲜活感人的言传身教，分明给子女们树立了榜样。
战争年代，为了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事业，毛泽东离乡背井辗转各地。虽日理万机却未忘远在湖南老家的亲人。
1949年8月4日，湖南长沙和平解放。随后，从家乡传来了发妻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健在的消息。毛泽东非常欣慰，立即拍电报表示祝贺和问候。8月10日，他收到妻哥杨开智的来信，心情极佳，当即复信：“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
1950年4月，向振熙80大寿，毛泽东特意提前派长子毛岸英回家乡为外婆祝寿。4月13日又专门给岳母写了封祝寿信：“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敬颂康吉！”值得注意的是，这封贺信是毛泽东和江青共同署名的，并且“江青”二字是他亲笔写上的。毛岸英的到来使杨老太太十分高兴。她对外孙说：“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颗平常人的心。”她还说，“过去我常给他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做了。”毛岸英向外婆问长问短，转达其父对老人家的问候和敬意，使老太太获得很大的安慰。1951年，毛泽东又派次子毛岸青回湘，探望外婆及亲友。
全国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毛泽东按月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从未间断过，一直到老人去世。
以上数例可以体现出毛泽东对杨老太太的牵挂和关怀，对夫人杨开慧的思念。儿子们从毛泽东尊老情怀中潜移默化地学到了做人的真谛。
对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毛泽东总是给予无私的关怀与帮助。可是这种关怀总有一把看不见的尺子，从不离开某个度。
毛泽东有8个表兄弟，相互之间关系都很好。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多次给他们写信寄钱寄物并接他们上京。但当湖南解放后家乡的亲友们纷纷给他写信提出让他推荐参加工作或介绍到北京工作的要求时，他都未答应，并说这样做“人民会说话的”。
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什么问题，一经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但毛泽东却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作为领导，他要率先律己树立一种风范。他对秘书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
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曾抱了很大的希望给毛泽东写信，想靠他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为亲友在谋私方面开方便之门。他为此还给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拍去一封电报，并另有一封请王首道转送给杨开智的电报。他给王首道的电报中称：“杨开智等不可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能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给杨开智的那份电报中说：“希望你在湘听侯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新中国刚刚成立那阵子，毛泽东外祖父家的亲戚也经常上北京看望他，有些人回去后非常神气，不把当地政府干部放在眼里。他知情后，给乡政府写信：“……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曾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写信，开列了14名亲属的名单，要求在工作或升学上给予相应的照顾和安排。名单转到毛泽东的手里时，他毫不犹豫地当即批示：“不能办……”
毛泽东不徇私情，严于律己，自然给了毛岸英很深的影响。毛岸英以父亲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抵制亲属中违反原则的事情。毛岸英外婆的一个本家亲戚托他帮助安排个好岗位，捎信儿的人也讲：“帮帮忙，这是人之常情……”然而，当毛岸英了解到这是外婆家里不少亲人们的思想状况后，当即给亲戚写了封长信，其中针对“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写道：
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已经获得了根本的胜利。而对于这一层舅父恐怕还没有觉悟。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
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特别对于我们这批有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没有受过斗争考验的知识分子是这样的。
毛岸英在信中本着对亲戚负责，对长辈负责的态度，直截了当、毫不留情、苦口婆心讲了自己的心里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非常精彩地阐述、非常深入地剖析了某些人想搞“裙带关系”“跑官要官”的严重危害和整治不正之风的极端重要性。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毛泽东一贯重视教育家人要有“勤俭节约”的理念，这方面是他严以持家、严以律己而教育子女的重要表现。他生活上从不要求任何特殊待遇，终其一生厉行节约、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还注意言传身教给子女们。
毛泽东对全家的生活开支控制得非常严格。当时江青的工资不高，家里有生病的毛岸青，还有正在读书的李敏、李讷和侄子毛远新。另外，江青的姐姐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再加上平时有湖南老家的亲戚来北京看病，交通食宿、看病的费用，都由毛泽东负担。这些开支经常让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非常为难。后来，李银桥就为毛泽东家制定了一份《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毛泽东在看了这份计划后，认为每天3元的伙食标准太高了。李银桥解释说：“这三块钱中还包括招待客人的费用。”毛泽东听后考虑了半天才同意了这份计划。
毛泽东的生活用品即使破旧不堪了他也不允许工作人员随便丢掉。他还经常嘱咐工作人员，生活用品需要多少就买多少，不要多买，以免浪费。对于生活用品，他总是利用得“彻彻底底”，因此，毛泽东的生活账中有很多类似修补热水瓶、换锅底、换皮凉鞋底、修理手表等的消费记录。
毛泽东经常告诫子女，学习和事业要向上看，但生活要向下看。据李敏回忆，毛泽东经常要求子女们艰苦朴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生活好了一些，但他仍要求子女们不要穿得太讲究，要和老百姓一样，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行。在这方面，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开国伊始毛泽东做了一件睡衣，而这件普通睡衣他却穿了20多年，线开了缝住就行，磨破了补上就好。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缝补了多少次，当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去劝他做件新睡衣时，他却说：“我看还是应该节省点，不要做新的，破了再补嘛。”一补再补，这件睡衣上最终落下了73个补丁。谈起父亲的家教，长女李敏最深有体会，她曾经回忆说：“父亲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她说，小时候父亲经常要求他们要艰苦朴素。解放了以后，生活好一些了就让他们穿得不要太奢侈，要和老百姓一样。父亲还要求他们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多尊重，要对他们友好。
对于毛泽东的勤俭主张，倘若只是从物质和经济层面上简单理解，就会显得低俗和浅薄，毛泽东实质上是从道德和精神层面上强调勤俭持家。在他看来，勤俭是君子所为。
中华民族纵横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有两个不同的传家理念，一个是传给有形的财富，一个是传给无形的精神。什么能够传之久远呢？有形的物质不一定久远，它有生有灭，有盛有衰，终有消耗殆尽的时候；唯有精神财富可以长久地传承，弥足珍贵。毛泽东正是善于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粹的典范，他的教子之道和治家经验里无不时时处处浸透着“厚精神、薄物质”的理念，他率先垂范，身教与言教相结合，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书信点化、开家庭会教子
民间常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人类的大智慧。毛泽东深谙其道，因此他非常注重能够利于深层思考、从容指教的书信方式，来与子女们进行认真、坦诚、耐心的交流沟通，给以指教。他写给儿女的家书数十篇，字里行间无不充溢着对子女不厌其烦的谆谆教诲，不仅体现了他望子成才的苦心，而且体现了他崇高的道德风范。
1938年3月，已与毛岸英、毛岸青二子分别10年的毛泽东看到兄弟俩托人从苏联带回的信与照片后喜出望外，一遍遍端详，不久，有人要去苏联，他赶紧写信托捎去：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
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毛泽东写给儿子的第一封家书，舐犊之情跃然纸上，令人动容。从此父子间“鸿雁传书”，频频往来。
在莫斯科，毛岸英先后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儿童院所在的列宁区区团委委员。1941年1月31日，得知儿子在政治上的进步，毛泽东百忙之余提笔写去长信，表达了作父亲的一份真性情：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有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这封信数百字，毛泽东言简意赅地对儿子们的学习和发展方向提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教子成才之道溢于言表。
作为高瞻远瞩、胸怀大局的领袖，毛泽东对子女们的要求始终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1947年10月8日，他在致毛岸英的信中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毛岸英十分珍视父亲在这封信中关于人生、事业的那段教诲，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抄录在笔记本上，时刻激励自己，以不辜负父亲对自己的期望。
毛泽东对小女儿李讷疼爱有加，但也一再告诫她，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搞特殊。上大学后，李讷过着工农子弟般的生活，住学校，吃食堂，每周六下课才回家。有一次，李讷离校晚，卫士李银桥担心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瞒着毛泽东派车去接李讷。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狠狠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委屈地说：“就是怕不安全。”毛泽东严厉地说：“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行？不许用车接，说过就要照办，让她们自己骑车子回来。”因为从小上干部学校，上了大学的李讷身上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干部子女的傲气。后来，当她学习了《庄子·秋水篇》之后，认识到了自己有自高自大的毛病，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对己对人的态度，要彻底和同学打成一片。于是，她写信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思想动态。毛泽东看后，深为女儿的进步高兴。1963年1月4日，他给李讷回信予以及时的指点，可谓循循善诱：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 一月四日
父亲来信中的分析、批评，诚恳深刻，一针见血。李讷再次写信，表示决心痛改。1月15日，毛泽东回信，予以鼓励：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交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 一月十五日
在以上两封信中，毛泽东希望女儿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有特殊化的想法，必须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女儿的毛病，辩证地进行了分析，而且开出了治病的药方。这对孩子的成长，显然是极为有益的。因为他相信，干部子女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培养自主自理能力，是增长社会能力的必要途径。
李讷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无论在政治思想，还是在作风品格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毛泽东的书信以饱含挚爱、质朴通俗、深入浅出的语言，如清泉滋润了子女们的心田，而且他对子女们的关心是全方位的，既有生活上的关心，又有读书上的关心，还有做人上的关心。据考证，毛泽东一生总共给子女写过28封家书。这些书信，大到理想、前途、事业、婚姻，小到身体状况、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处处是父亲给予孩子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
让长女李敏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经为一顿伙食召集过一次家庭会议。一次，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送了一桶咖啡和牛奶等，要给毛泽东的孩子们改善伙食。大师傅就给孩子们煮了牛奶，弄了咖啡、面包、黄油，孩子们则兴高采烈美滋美味地享用了这些特殊的食物。而平时，他们的早饭都是简单的稀饭、咸菜、馒头片。馒头不是圆的，是那种长条形的，切成片以后蒸出来吃，每天的早饭都是这样。这是再普通不过的标准饮食。这件事情被毛泽东知道了，就马上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对孩子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孩子们有的觉得爸爸太严厉了，喝点牛奶、吃点面包都要受批评，有点过分。李敏还能够接受这种批评，因为她毕竟吃苦多些，曾在苏联挨过饿。而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最受毛泽东疼爱的李讷当时还小，她就委屈地哭了。但爸爸未因她掉眼泪就表露出心疼。
其实，并非他们没条件过得好一些，当年一些国家元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他处置这些礼品既有原则又有分寸，凡属贵重礼品一律归公，专门陈列起来。对于没法保存的土特产，是水果就送幼儿园，是几包茶叶就送身边工作人员。这些东西从未落到过家人或孩子们的手中。李敏说：“我们这些孩子大都不知道，他也不让我们看到。”
毛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后毛泽东就不再补贴他们家用，理由是：“人民给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李敏说自己参加工作后就从未向父亲要过钱，父亲也说到做到，从未再给过她钱花。
在中国，皇亲国戚一向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但一代伟人毛泽东却迥然不同，他甘当公仆，告别官国。如果说毛泽东和他的亲属有啥“特权”，那就是比普通人要做出更大的牺牲。让我们通过有关历史故事，看毛泽东的亲属有哪些“特权”：
一是“有为革命牺牲的特权”。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长沙清水塘。从小就随父母四处奔波。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敌人关进协操坪监狱，小岸英也同妈妈一同关在监狱内。杨开慧就义后，毛岸英被释放，后由党组织将他们兄弟三人送到上海。
1931年4月，地下党机关遭破坏，岸英兄弟流浪街头。1936年，上海地下党只找到岸英和岸青，并将他们送到苏联学习，此间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
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遵照父亲的嘱咐，去乡村劳动。建国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参加志愿军赴朝，1950年11月25日不幸牺牲。
二是“有饱受苦难的特权”。
1927年2月毛泽东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不久杨开慧又生下第三个儿子毛岸龙。1930年，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岸龙和大哥毛岸英、二哥毛岸青，在组织的安排下，跟着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叔母钱希钧的身边，住进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
1931年春上海地下党遭严重破坏，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乞讨为生，受尽苦难，小岸龙不幸失踪，谁也没有再见到过他。
三是“有被执行纪律的特权”。
在长征中，毛泽东的妻弟——17岁的贺敏仁，因拿老百姓近百个铜板被枪毙。1935年6月中旬，红军部队进驻藏民区。这是一个人口稀少、高山多谷、土地贫瘠的地方，部队的粮食供应发生了困难，许多部队断了粮。贺敏仁已饿了好几天了。他听说山上有座喇嘛庙，说不定那里可以找到食物。
于是他一个人悄悄地上了山，在那里捡了近百个铜板，被执行纪律。后来毛泽东听说后，只说了一句：“红军就应该有铁的纪律，我们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自己的亲人。”
四是“有艰苦奋斗的特权”。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节衣缩食，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度难关，他七个月不吃肉，20多天没吃一粒粮。由于营养不良，他腿脚出现浮肿，硬是勒紧裤，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带领中国人民搞出原子弹来。在那是，他的子女和寻常百姓一样饿肚子，饿急了竟悄悄找警卫战士要饭吃。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
从毛泽东亲属的不同境遇，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人格的伟大，其伟大风范光昭日月，感天地，泣鬼神。然而，在当下一些官员却不是这样，他们以权谋私，作威作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毛泽东的伟大风范形成巨大反差。
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问题。对于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他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强调：“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毛泽东自己又是一位拥有多名儿女的父亲，但由于战争等原因所限，除次女李讷外，其他子女都未能一直在他身边生活，因而他对子女们格外关爱，常常为能够见到他们甚至收到他们的来信而高兴不已。尽管如此，他对子女关爱而不溺爱，总是以其革命家和政治家的高远视角，把对子女的关爱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紧密相联，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他们。他要求子女既要志存高远，又要脚踏实地，认真读书学习，掌握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真才实学，而且从自己及其子女的特殊身份出发，要求子女加强自我修炼，确立平民意识，绝不能享特权、搞特权。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对读书问题更具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青少年，处在“修学储能”的阶段，更应当认真读书学习，掌握真才实学。否则，“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对子女的读书教育。
首先，他认为子女的读书内容首先必须广博。
毛泽东在给子女的信中不仅屡屡提及“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勉励他们趁年纪尚轻，专心学习，刻苦读书，而且要求他们读书的内容也十分宽泛，涉及自然科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地理、古典文学、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笔记小说、诗歌等。
1954年7月，他致信女儿李敏、李讷，建议她们读《古诗选本》：“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1959年8月，他致信大儿媳刘思齐，建议她“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毛泽东曾先后两次给他们购置并寄送书籍。1939年8月，他致信毛岸英、毛岸青，“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批书在寄送过程中丢失。毛泽东遂又购置了一批，并于1941年1月致信两个儿子：“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他还随信附上了这批书的详细书目及册数：“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毛泽东要求子女读书内容的广博性，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他觉得子女的读书内容也要有所选择。
毛泽东深知，人的学习追求固然必须学无止境，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读完。因而，读书也应当有所侧重，尤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读书内容更应有所选择。在谈及自己青年时代追求新知识的经历时，他说，自己在湖南师范学校求学的5年（1913—1918）中，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而只想专修社会科学。然而，进一步的学习使他深感缺乏自然科学知识也难以深入学习社会科学，从而开始努力学习自然科学，吸取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方法。1940年初，他进一步指出：“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在校学习的青少年更要努力学好自然科学。因为只有具备坚实的自然科学知识功底，才能学好社会科学，也才能为参与社会实践、建设新中国奠定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1941年初致信毛岸英、毛岸青告诫他们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此外，毛泽东认为鉴古可以知今，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他在1939年5月曾指出，“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毛泽东不仅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历史典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很有造诣，而且教育子女们也要努力学习历史。他在1941年给毛岸英、毛岸青所寄的书籍中，就有《三国志》《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历史教程》等历史书籍。1947年9月，他在给毛岸英的信中专门提出，“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子女们都努力学习历史，而小女儿李讷更干脆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门学习历史。
第三，他为孩子们指出基本的学习方法。
在教育子女们刻苦读书的同时，毛泽东十分注意为他们指出基本的学习方法。其一，由浅入深，锲而不舍，不断积累。李讷1959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不仅要认真学习课内必读书籍，而且还利用课余读一些大部头的历史著作，这就难免感到压力巨大。毛泽东知悉后，于1959年12月专门致信李讷：“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1963年1月，他再次告诫李讷“读浅，不急”。就是说，读书学习要由浅入深，坚韧不拔，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不断积累，才能收到厚积薄发的效果。这是做学问的最好途径，也是做好学问的基本规律。
其二，要善于思考，而不要读死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毛泽东历来提倡读书学习必须独立思考，消化理解，而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只是机械地背诵教科书。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掌握真才实学，增强分析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他要求学生“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对于子女，他教育他们“不要急，知识需要积累，最重要的是要把书读活，切忌读死书，死读书，要勤动脑，要善于思考”。当二儿媳邵华告诉他自己的《中国通史》取得了高分时，他当即要邵华解释刘邦、项羽兴衰的原因。邵华虽然回答得有条有理，但均是教科书上提到的，而没有融入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借机对其指点：“这是死记硬背，算是知道了点皮毛，但还没有很好地理解。要多读史料，多思考，能把‘为什么’都说清楚，这一课才算学好了。”事隔多年，李讷在忆及父亲教她读书的情景时，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不喜欢那种死记硬背呀，读死书呀，这些他不喜欢。”
其三，重视孩子的社会实践。1946年春，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在父子久别重逢的情形下，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让毛岸英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他对毛岸英说：“你在苏联长大，在苏联大学读书，读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就是劳动大学。过些时候，我给你找个校长，上劳动大学去。”不久，他便给毛岸英找来了“校长”——边区劳模吴满有。临行前，他教导毛岸英：“你要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要从开荒干起，一直到收获。这样你就会有切身感受到的艰辛，懂得劳动人民的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先后安排没有农村劳动经历的大女婿孔令华和李讷分别到北京郊区黄土岗公社、井冈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参加劳动锻炼。
毛泽东在对待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希望他们加强自我修炼，成为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人。正如李敏和李讷所回忆：“爸爸要求我们政治上要积极进步。要为人民做工作，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就可以了。”“他不希望我们做什么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不是的。他是要求我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他说，你们只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很满足了”。“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为人民服务”，既是人民领袖毛泽东对子女的起码要求，又是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因为只有信念坚定、奋发向上而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并时刻注意从各个方面修炼自己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些。
毛泽东在教育子女认真读书学习的同时，总是告诫他们“学成为国服务”“学成为国效力”“为人民服务”，要求他们将个人的学习同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实现个人理想结合起来，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46年1月，他致信仍在苏联学习的毛岸青：“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1947年10月，他致信毛岸英：“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1955年8月，他复信准备去苏联学习的大儿媳刘思齐：“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1956年2月，他复信在苏联学习的刘思齐：“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希望刘思齐关心祖国时政特别是热火朝天、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热爱祖国，刻苦学习，学成为国效力。1957年8月，他再次复信刘思齐：“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1960年1月，他致信刘思齐：“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1962年6月，他致信邵华，希望她“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
即使是子女们的恋爱和婚姻问题，毛泽东也总是从革命事业出发，要求他们寻找具有共同理想的伴侣，而不能以貌取人，更要摒弃“门当户对”的偏见。毛岸英回到延安后，结识了一位来自北平的女大学生傅小姐。对于这位既有文化又非常漂亮的傅小姐，毛岸英很是钟情。但毛泽东得知后郑重提醒毛岸英：“除了漂亮，你还了解她什么？理想、品德、性格你了解吗？她刚从北平来，我们都不了解。婚姻对你来讲，既是终身大事，也关系着我们的革命事业。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定要慎重，不能轻率从事。”在这里，毛泽东既要求儿子把爱情和婚姻建立在理想、品德、性格的了解上，建立在对革命事业的志同道合上，又要求儿子要注意自己的特殊身份，慎重从事，以免被别人利用。事实上，这位傅小姐不久就因为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而跑回北平，并且还在报纸上撰文辱骂延安。毛泽东于是借此进一步教导毛岸英说：“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哟。”在解决毛岸青婚事的过程中，毛泽东依然坚持严格要求。他对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著作编译室俄文翻译的毛岸青说：“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你就说你是中宣部的翻译不是很好嘛。我劝你找一个工人或农民出身的人，这对你可能还有些帮助。”在毛泽东的教育影响下，毛岸英和毛岸青先后与革命烈士家庭出身的刘思齐、邵华结为连理。
为了培养子女们的坚强意志，毛泽东不仅要他们参加劳动锻炼，而且利用一切机会启发引导他们。1960年12月25日，他在和李敏、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叶子龙、吴旭君、林克、李银桥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吃晚饭时，特意讲了一个“汉口人不怕油锅烫”的故事。他说，从前有个8岁的小孩子，到了阎王老爷那里。阎王把他丢入烧得滚滚的油锅中，他却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在油锅里游来游去，看样子舒服得很。阎王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呀？他说，我是汉口人。阎王听后说，怪不得，你是汉口人噢，不怕油锅烫。原来汉口的夏天是很热的，汉口人是热惯了的，经受了锻炼。阎王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说，算了吧，放他回去。看来人就是要锻炼，不要怕锻炼。毛泽东接着又讲了一个历史故事。他说，战国时的苏秦、张仪都是鬼谷子的高徒，但后来苏秦当了六国的宰相，张仪去投靠他，却受到冷遇。张仪气得直骂苏秦无情无义，一点也不给老同学面子，于是跑到秦国，后来也当上了宰相。这时张仪终于明白，苏秦之所以怠慢他，是因为他知道张仪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如果把他留在自己身边，顶多当个科长；不留张仪是逼他更加发愤图强，做出更大的成就。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人就是要压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人就是要锻炼，不要怕”。“到农村去锻炼。我看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在这里，毛泽东利用“汉口人不怕油锅烫”、张仪遭“冷遇”的故事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步步深入，层层递进，教育在座的人必须经受各种锻炼，尤其是要到最艰苦的实践中去，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克服困难，才能不断增长才干，增强自己的意志力。
即使是子女们患病，毛泽东也将其看作锻炼意志的机会，鼓励他们以坚强的意志战胜疾病。1958年2月，他致信当时住院连续做了两个外科手术，并且手术后伤口感染引起发烧的李讷：“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
尊老敬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毛泽东一直身体力行，而且也是他教育子女的一个重要方面。自1927年离开故乡韶山后，尽管他从未忘记家乡父老亲朋，总是千方百计打听他们的情况并同他们取得联系，但毕竟关山远隔，战事频仍，音讯难继，更不要说回乡探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毛泽东党务政务军务繁忙，仍然无暇回乡，只好派毛岸英代他回乡看望父老乡亲。1950年4月，他分别致信毛岸英的外婆和舅父舅母：“向老太太尊鉴：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与此同时，他还以韶山的乡风民俗教育毛岸英要尊敬长辈，不得怠慢乡亲。他叮嘱毛岸英：“见了乡亲们，辈分大的男人北京叫爷爷，我们韶山称阿公，长辈喊伯父叔叔婶婶阿姨，同辈的以兄弟相称，或者喊同志，不要没大没小的。再一点，要入乡随俗，不要有任何特殊，老百姓最不喜欢摆资格的人。”他还交给毛岸英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皮包，“这里的一些票子，是我多年的积蓄，是我资助你的，看到真正困难的乡亲，你就见机行事吧”。其后，他又先后委派毛岸青、邵华等回乡看望向老太太，照顾其生活。除了教育子女们孝敬老人，尊重乡邻以外，毛泽东还教育子女们要尊重他人，感恩他人，牢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1960年，他致信在大连治病的毛岸青：“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全愈。……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必须继续保持的优良作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更是毛泽东要求全党必须“永远记住”的“真理”。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的子女沾染上一些干部尤其是高干子女的通病——骄娇二气，总是及时地给他们敲响警钟，要求他们必须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并且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1941年1月，当他收到毛岸英关于自己在苏联的工作、学习情况特别是由于表现突出而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的来信后，他喜忧参半，深恐儿子由此产生骄傲自满情绪，马上致信毛岸英、毛岸青：“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1963年1月，他连续两次复信李讷，勉励李讷坚决克服骄娇二气，奋发向上，而不要做鼠目寸光、自高自大的河伯式人物。他写道：“看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字里行间，既有他对李讷思想转变的嘉许，更有对李讷谦虚谨慎、严于律己、团结同学、学人之长、以求进步的鞭策。
毛泽东严格要求子女确立平民意识，绝不允许他们享有任何优越感，享受任何特权，并且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毅然将儿子送上战场，使其和千千万万平民子弟一样血洒朝鲜。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的地位至尊无上，但他从不允许子女们打他的旗号，以他的名义、地位和权势享受特权、谋取私利。当毛岸英去参加工作时，他告诫毛岸英：“工作了，对同志们说时，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当毛岸青谈恋爱时，他告诫毛岸青：“你谈恋爱找对象，就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嘛。”当李敏、李讷进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他让王鹤滨带着她们去报名。学校给了两张学生注册登记表，表中有一栏要填写家长的姓名，王鹤滨自忖不能自作主张，便把表带回中南海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对王鹤滨说：“你带去的学生，就填你的名字嘛！”结果，在李敏、李讷的注册登记表家长一栏中填写了“王鹤滨”，这对姐妹多了个“王爸爸”。在她们上学期间，同学、老师均不知道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她们与普通家庭的孩子一同学习、生活、成长。当李敏参加工作时，毛泽东告诫她：“告诉人家你是解放军干部，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当李讷生病需要住院治疗时，他再三告诫将要陪同前去的身边工作人员，不许李讷报真名，更不许提她是毛泽东的女儿。结果，李讷在住院登记时所用名字是“沈娟”，对医生则声称是毛泽东身边保卫人员沈同的女儿，以一名普通员工子女的身份在医院接受了应有的治疗，没有享受任何特殊的照顾。
按照有关规定，毛泽东和其他高级干部一样可以享受“小灶”，但他极少允许在他身边生活的李敏和李讷同他一起就餐。她们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只有周末才被允许回家与父母一起用餐。加上毛泽东一贯生活俭朴，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他给自己作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的规定，有时甚至一天仅吃一顿马齿苋充饥，李敏和李讷更难以享受“小灶”。当李讷向他诉说在学校食堂的饭菜不够吃、油水太少、上课肚子总是咕噜噜叫时，毛泽东教育女儿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形势一定会好转。要相信共产党”。有一次，李讷好不容易同父亲在一起吃饭。当饭菜端上来后，饥饿难耐的李讷不等父亲开吃就开始狼吞虎咽，顾不上被烫得眼泪直流，并且一边吃一边警惕地看着桌上的饭菜还剩多少。毛泽东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只好放下碗筷。只顾埋头吃饭的李讷不明就里，以为父亲已经“吃饱”，便风卷残云般地将桌上的饭菜“一扫而空”，但仍然“意犹未尽”。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看着李讷的“吃相”无不心酸，想劝毛泽东让李讷回家吃饭。可未等工作人员说完，毛泽东就说：“不可以。和全国老百姓比起来，她还算好的。”“我心里并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的就不能享受。”“还是恪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特别是他的子女，更要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即使是儿子毛岸英的婚事，他也依法严格把关，绝不含糊。1948年，毛岸英和刘思齐相恋，毛泽东对此也很满意。当时，毛岸英已经26岁，刘思齐尚不满18岁，而华北解放区明文规定男满20周岁、女满18周岁方可结婚。毛岸英考虑到自己年岁已经不小，早点结婚后也可专心学习和工作，并且说服了刘思齐，于是二人开始准备结婚。但当毛岸英向父亲征求意见并解释说刘思齐再有几个月就满18周岁时，毛泽东断然拒绝：“差一天也不行！”毛岸英认为这么一点小事，如果自己反复要求，父亲一定会同意的。可经过几次恳求，毛泽东仍然不同意。年轻气盛的毛岸英忍不住和父亲顶起来：“我自己的事还是我自己做主吧！”毛泽东毫不退让，并晓之以理：“你找谁结婚，由你做主。但结婚年龄不到，你做得了主吗？制度和纪律要做你的主”！最终毛岸英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将婚期推迟。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才终成眷属。
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并且先后有6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就有他的长子、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毛岸英。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其军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虽然明知战争是残酷的，总是要流血牺牲的，但当此国家遭遇危难之时，毛泽东父子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利益。经毛岸英主动要求、毛泽东毅然决定，毛岸英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员赴朝参战。当许多同志劝阻毛泽东时，他不仅讲了毛岸英应该去的道理，而且以“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的警世名言表明了自己的坚决态度。
1950年11月25日上午，3架美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十枚凝固汽油弹，正在作战室的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不幸牺牲。当时毛泽东身体欠佳，并且忙于国内外重大事务，周恩来害怕他经受不了这一重大精神打击，故未及时将彭德怀在毛岸英牺牲当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送阅。直到1951年1月2日，毛泽东才得知这一噩耗。尽管他极度悲伤，但他仍坚强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牺牲的成千成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2月21日，当彭德怀向他介绍毛岸英牺牲情况并作检讨时，他反过来宽慰并告诫彭德怀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各种飞机约1000多架，你们千万不能疏忽大意，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司令部的安全。并且，经他同意，毛岸英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安葬在朝鲜的土地上。毛泽东这种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忧国忧民的领袖风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平民情怀，至今仍然铭记在人们心中，仍然是共产党人进行党性教育的最好教材。
============================================
太子要是还活者, 皇后会是反革命吗? 后妈也是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