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中国人中丑陋的奇特的汉奸现象
中国人中丑陋的奇特的汉奸现象令人震惊。据统计，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中国无论哪个朝代，汉奸层出不穷，无论在政治、文化、经济还是军事，到处都充斥汉奸!
政治方面：就拿某些所谓的国家专家智囊，基本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海龟，抱着海龟文凭，就成了中国智囊，美国等西方国家阴谋分化中国，他们就利用西方的思想文化给中国出馊主意，说什么美国是中国重要的伙伴，结果中国处处受害，出口嘛，反倾销了! 抗议嘛，东海南海没了! 买债券嘛，不还啦! 大量便宜贸送去美国嘛, 美国还加关税!
经济方面：这个方面，特别多，中国人最拿手的是窝里斗，一切致同胞"对手"于死地而后快，宁肯外人得益，不肯国人得益。最明显的的莫过于中国的稀土出口，中国各稀土公司内斗，外国人低价进口，中国人出卖了中国的稀土，导致中国战略资源稀缺。宁可压低国内劳工的薪资, 不肯将货物抬高价卖给外国。
文化方面：文化汉奸十分多，谁给你钱，就给谁说话，外国公司无形中雇佣大批中国文化汉奸，替外国卖命，就拿加入WTO来说，为了加入一再让步, 什么条件都答应, 最后被外国控制，外国资本家想提价，结果中国许多所谓的专家学者马上迎合。到如今连中国的内裤都快脱了, 美国还是不满意中美贸易中, 有如此多的"中国人"帮腔美国, 反中国骂中国。还想出了一个狗屁理由说什么中国不是"中共"的? 中华民族在这块土地上有了几千年的历史, 没有中华民族就不会产生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等这几代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族英雄, 他们用鲜血和命捍卫了民族的独立和自主, 他们是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
军事方面：许多外国间谍雇佣中国人到军事驻地拍照，高价买照片。等等汉奸把许多中国军事技术与机密出买到外国，为一己私欲捞些美金。
中国有太多的汉奸!! 远不止所指的那些。
按词典的解释，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由此可见，汉奸的词义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它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来才演变为泛指中华民族的败类。也就是说，汉奸原是汉族的一个概念，指的是背叛汉民族或汉族王朝，而投靠与汉族为敌之异族的汉人，其界限是民族而非国家。
鸦片战争发生后，汉奸概念也发生了变化。面对列强的侵略压迫，中华各族人民成为生死与共的整体。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击列强侵略，捍卫民族独立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任务。于是，“民族英雄”与“汉奸”的概念都超越了汉族的界限，而紧密地与祖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凡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建立功勋的中华儿女，不管是哪个民族的，都被国人尊之为民族英雄; 反之，背叛祖国，投靠外国侵略者的中国人，不管其属于哪个民族，都被国人斥之为汉奸。从这时起，“卖国贼”也就成为汉奸的别称，人们通常将“汉奸”与“卖国贼”连缀使用，于是出现了“汉奸卖国贼”的提法。
在长达十几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汉奸问题极为突出。光是中共抗日武装就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加上伪满洲国军14万、伪满警察10万和不穿军装的大大小小的汉奸官吏，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这些汉奸寡廉鲜耻，认贼作父，甘当傀儡，为虎作伥，卖国求荣，不知干了多少助纣为虐、祸害同胞的坏事。当年，国难当头，就连一些为非作歹的土匪、“袍哥”和形形色色的帮会成员，都纷纷起来抗战; 而汉奸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祖国哺育了他们，可他们反而帮助侵略者残害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他们是什么东西? 他们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格，越过了做人的底线，是中国人中最丑恶、最卑鄙的坏蛋，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是不耻于人类价值与尊严的败类。最丑陋的中国人就是这部分“汉奸卖国贼”。
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修正惩治汉奸条例》和《处理汉奸案件条例》，中共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都参照国民政府的条例，颁布了自己的惩处汉奸法规，对汉奸进行搜捕、审判，一大批汉奸卖国贼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但没有实行诛连九族杀光, 留来的徒子徒孙反共骂毛泽东, 一直持续到如今。
在当代中国，依然存在着汉奸，不过现在似乎已经被用于泛指出卖或伤害中国利益的人。汉奸一词因此也与反华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互通的意义。一些人因为反共进而反民族反祖国，一些人基于个人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一些人被国外反华势力收买而变成了汉奸，一些人继承了他们汉奸先辈的衣钵而成为新一代汉奸。他们或者进行赤裸裸的卖国勾当，或者暗中出卖国家机密，或者在同外国的交易中吃里扒外，或者打着学术研究或文化宣传的幌子隐晦地散布卖国思想，其共同特点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在世界各地汉奸的人数并不太少，但层出不穷，经久不衰。当代汉奸的产地也不限于海外，在国内，很多人也有汉奸倾向，汉奸思想，汉奸行为。这些人中也不乏在各级政府中为当朝高官。有的还以邪教形式招兵买马成群结队, 把反中反共当作全职工作来做。
在海外，一个普遍的汉奸现象是逢中必反，逢共必反。无论中国做什么事，汉奸们都要莫名其妙地反一反。反的对象甚至包括文化语言文字等等。与之相辅的是逢美必捧，无论美国做什么事，汉奸们都要挖空心思捧一捧。长期以来，善良的人们一直对汉奸们的畸形心理感到很困惑，无法理解汉奸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母国有如此刻骨的仇恨。然而，只要稍加留心，汉奸们的病态心理并不难理解。
从心理学上说，海外的汉奸现象不外有两种诱因：汉奸们的个人水平和文化素质。
汉奸们大多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看问题比较偏颇，容易表面化，无法坦荡和平地看待事物，更看不到深层的事物的本质，给人一种肤浅，不踏实，猥琐的弱者感觉。汉奸们多只能从事比较基层的，狭窄的，无需决策的工作，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水平比较差，而是每日苦大仇深的心态影响了他们水平的正常发挥，从而影响到作为正常人的思维。
汉奸们羡慕美国等西方国家表面的物质发达，片面以为是西方文化及当前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漠视其物质成就其实来自源于他们先辈的强盗掠夺创下的历史积累。以汉奸们的浅短目光，自然更看不到西方物质社会的精神颓废和深层的社会危机。比如经济危机, 社会危机和安全危机, 枪案几乎每日发生, 妓女流浪汉每个街角都存在, 偷盗抢窃贩毒吸毒贩卖妇女儿童......视而不见。
汉奸们只能浅薄地看到在中国我们的祖国目前仍然存在的物质艰难，而看不到中国为世人所侧目的高速发展速度，更看不到中国丰富的文化沉积将焕发出来的耀眼光芒。
汉奸们把自己个人的不利处境归咎于中华文化的低劣，而漠视其数千年的辉煌历史及其强韧的生命力。汉奸们因此幻想着能彻底脱离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幻想着能够不是中国人，幻想着自己的悲惨遭遇是因为受到中华文化的毒害而不是自己的无能和病态。汉奸们幻想着自己能象美国黑人歌唱家一样换上白皮肤。
汉奸们以诅咒自己祖国和开国领袖，诋毁自己文化的方式向洋人们献殷勤，希望能得到一点点怜悯和同情，但他们得到的只是鄙夷和蔑视，这反过来又加重汉奸们的自卑心理。今天的川普不就是给汉奸们上了很好的一课! 川普说, 中国留学生都是中国的间谍时, 川普并没有将中国留学生细分一下, 那些中国留学生是美国的好狗狗! 在制订移民政策时还能将中国人细分一下吗? 美国人在骂"Fㄨ Chinese"时有没有细分一下中国人?
汉奸们大多表现得很没有文化，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中国文化。汉奸们的身分很尴尬，无论现在身居何处，加入外籍与否，大多无法得到当地人民的认同。因为他们主观上希望与中华文化割断关系，使得他们无法继续吸取文化精神食粮，从而也丧失了价值判断能力。汉奸们主动舍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在外人面前自然无发挺直腰杆做人，在日常行为上必然会表现出曲意奉迎居住国人民(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生活中的小圈子)的价值观念，从而给人一种低三下四，阿谀奉承的小人形象。另一方面，汉奸们心中充满着仇恨，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表现出某些怪异的行为。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汉奸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无法得到人们的尊重，因而大多生活得很自卑。这种结果更加深了汉奸们的仇恨心里，造成恶性循环。病情严重者会出现精神分裂，甚至有自杀倾向。外国人也瞧不起不尊重并背叛自己祖国的唯利是图的小人的。
汉奸们在谩骂侮辱中国人和领袖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同时也在谩骂侮辱他们自己，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祖先。汉奸们在谩骂侮辱中国，中国人，中华文化的时候，内心也许会有短暂的丝丝快感，郁闷的心理得到一点小小的平衡，但是他们无法摆脱长期的精神空虚和内心深处的剧烈煎熬。毕竟，无论他们喜欢或不喜欢，承认或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中华文化才是他们在潜意识里的文化。毕竟，中文是他们思想的语言，连他们做的梦都会有中国色彩。他们会花很多时间看中文报纸，中文电视，或者是上网络的中文论坛，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还写着中文看着中文说着中国话, 还要从中挑刺来骂的一种矛盾心态中, 使逼成为一个变态的丑陋的不想做中国人, 而在外国人眼中永远是中国人的怪胎。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谩骂诋毁中国只能使他们个人的病情雪上加霜，永无出人头地之日，而无损中国分毫。相反，正直的中国人会因此深化居安思危的意识，更加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共创未来。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现在的中国也正是在诅咒声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在他们崇拜的美国，前总统约翰 肯尼迪的名言是：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在他们崇拜的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是：无论对错，这是我的祖国。
汉奸们大概不知道，在特色政府里的某些高官比你们更汉奸更讨好美国, 美国政府在乎这些高官汉奸, 而你们这些汉奸美国政府高官是视而不见的。
总而言之，汉奸们活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没有祖国。
统而言之，汉奸们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没有文化。
蟊贼东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汉奸！他什么时候关心过百姓的民生？什么时候在意过国家的富强？和习近平一个德性。自己的国民不照顾，大把大把送钱送物给所谓第三世界的盟友，收买他们在联合国的选票以保住屁股底下的龙椅。说句难听的话，“如果让日本人统治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会比毛贼统治更好过！” 我知道你会马上给我戴上一顶汉奸的帽子，但是这种假设也不是不可能。
互相仇恨的种子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
希望博主能够从自己做起， 不害不骗不打压不欺负任何一个你遇到的中国人，也不占任何一个你遇到的中国人的便宜
不过我敢100%肯定你做不到
一。中国
1。东北地区
a) 关东军80余万，包括察哈尔兵团和蒙疆驻屯军；
b) 伪满军常年9万余人，1932年时最多，15万人。
2。关内
a) 日军华北驻屯军
b) 日军华中派遣军
c) 日军华南派遣军
总兵力在85万左右。
d) 汪伪皇协军最多时70余万。
日军在华最多时达200万人。
伪军人数比日军数量少。
二。欧洲
a) 德军200万人绕过马其诺防线，法国政府投降。除了10万法军掩护33万英军大撤退外，全国4000多万人投降，军队皆成伪军。
b) 比利时举国投降，20万军队成为伪军。
c) 还有更多的欧洲国家投降，不一例举。
能不能基于未经篡改的历史事实再次反思，重塑道德，理性梳理我们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复兴中华文明，建立不可逆转的文明政体。
真不希望这个过程太长。
今人读史，总是痛恨祸害了中华300年的满清，痛恨那些为了一己私利助蛮夷祸乱中华的败类，称之为汉奸。
想来若干年后，后人读史，今日出卖良心为独裁伴妆的五毛们，也可称为小汉奸吧。
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理念一直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国家和民族认同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和行为准则。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国家形态初步形成，中国人就坚持国家正统和国家一统的理想，不但“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且华夷之区隔是很强烈的，在民族遭遇外侵的存亡之际，总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陆游《示儿》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现状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是什么样的，这样一种形态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很多时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国家理念的影响力。因为理念不是空的，一个有价值的理念，必须给信奉这个理念的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国家理念固然重要，但“民为邦本”，人民的实际利益更重要。我们都看到，当国家的统治者实行暴政时，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国家就会改朝换代。如果在乱政或暴政下，有外族入侵，那往往会战士临阵倒戈，人民夹道欢迎入侵者。就像美国打伊拉克那样。
当然，在国家的仁政和严政二者之间，会有一个中间状态，就是国家统治者昏庸，政治不清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个时候，并发的是全社会的思想混乱，古人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下降，出现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与传统和正宗的标准的背离和扭曲。在此时，倘有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并举，就会出现许多特殊的现象。
看中国历史上几个被异族入侵并建立了王朝的例子，莫不说明了这一点。蒙古族灭宋建立元朝，满族灭明建立清朝，都是在前朝已是矛盾重重、兵荒马乱、积重难返、人民离心离德的情况下实现的。在那时，虽然还有史可法、文天祥、张煌言、黄宗羲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更多的是望风披靡的降军降将。清军入关时，满族全民族才几十万人，军队不过20多万人。就是这支侵略军，打败了数千万人口的汉族政权，汉族人民没有抵抗异族侵略。相反，出现了大量汉奸部队，就像抗日战争中的伪军一样，他们疯狂地参加了对自己同胞的残暴屠杀。
而到了清末，历史又重演，虽然晚清不乏林则徐这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忧国忧民的英杰，但毕竟大厦将倾，非人力可挽。武昌炮响，全国响应，大清朝寿终正寝。
但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外强凌辱，国运日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了并吞东亚的“圣战”。抗战一开始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于是，连汪精卫，那个当年在同盟会时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物，都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当然，做为个人来讲，每一个汉奸，可能都有自己个别的原因：有的是贪生怕死，有的是好逸恶劳，有的是追求名利地位，有的是苟且偷生，有的是争权夺利，有的是受到要挟，甚至可能会如吴三桂一样“冲天一怒为红颜”。但这里说的是一个群体的行为，因此应当从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的总体环境中去分析和认识中国为何汉奸多的现象。
在抗战前后，不但一般社会成员好多对国家的观念模糊，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军事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有诸多复杂的情况。从国民党来说，先是“九一八”坚决不抵抗，将东北拱手相让给日本；后来是公开宣扬“攘外必先安内”，坚决要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后来在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后，蒋介石同意了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但也搞了不少磨擦，甚至发动“皖南事变”，同室操戈，要消灭新四军；汪伪政权成立后，蒋介石也没有中断和日本的暧昧的谈判。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国家认同趋弱。这是汉奸多的根子。
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他不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且担任会章起草和评议部负责人。其间，汪氏为驳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说，发表诸多战斗檄文，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1910年，赴北京谋炸摄政王，事泄未成，被捕入狱，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悲壮诗句。
1925年，汪氏加入孙中山北上行列，成为著名的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者。随后，汪先后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从法国归国，在武汉主持发动“七一五”政变，不仅在对内政策上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在对外政策上，也改反帝联俄政策为反苏亲帝政策。两月后，蒋汪反共合作，“宁汉合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氏虽在口头上也高喊抗战，但对战局始终抱悲观态度，称“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从抗战开始到南京沦陷的不到半年时间里，汪氏不仅多次当蒋之面“进言和平”，而且为此给蒋写了十几封信。以汪为首，逐渐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集团，以周佛海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汪精卫与周佛海等勾结，导致了国民党抗日阵营的分裂和叛国投敌集团的产生。
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电文吹捧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南京伪政府建立后，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以“东亚联盟”为旗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民政府”。为此，汪精卫解散了沦陷区内的各种党派团体，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民运动，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政、民一元化的境地”；接着，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围剿各抗日武装以改变该政府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后又效法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开展“新国民运动”，在思想领域奴化沦陷区人民等，为日本侵略者统治沦陷区充当马前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法西斯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又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汪精卫的种种行动虽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却不能挽救南京汪伪政权覆灭的厄运。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次年3月，汪精卫被秘密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治疗。11月10日，不治身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前，国民党当局指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汪精卫虽已尸骸无存，但其叛国巨奸之恶名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下场：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
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公博，广东省南海县人，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20年秋，陈公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回到广州后，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参加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为领导人之一，并因此出席了中共“一大”。1922年，赴美国留学后，即被开除出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公博鼓吹上海当前除“担任后方任务”外，将来“为与日本同生共死，必将担任一部分之战线”。因此，“上海应以东亚共荣圈之中心地及联络线之资格，成为中日提携之轴心”。陈公博还以上海市市长的名义，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要上海市民与日本合作，务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1943年3月底，汪伪政权为实现“中日”共同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一目的，特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抵达日本东京，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完全是一副奴颜婢膝之相。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
下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汪伪政权日暮途穷。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又被强行引渡回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葬在一处公墓中。
中共一大闭幕后，周佛海准备同杨淑慧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身边的“文胆”之一。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而“物以类聚”了。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汉奸，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他还向汪清卫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但汉奸毕竟是汉奸。随机应变，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下场：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保住了脑袋。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华中经济，掠夺中国的资源和物资等。是年秋，在日本操纵下北上大连，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议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任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委员。次年出任汉奸组织“大民会”总裁。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解散伪维新政府，出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在梁鸿志为日本服务的时期，日本人始终从工作、生活等多方面予以监视，并在每次伪行政院会议前与其闭门密谈。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后，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梁鸿志继陈公博为伪立法院长。
下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梁鸿志携两妾、幼女逃往苏州。10月2日梁鸿志在苏州被捕，随即被解押上海，送到楚园里作了“楚囚”。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指责下，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傅筱庵，浙江镇海人，曾出任北洋军政府高级顾问，1927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军进军上海之前，他十分的不看好蒋介石，认为北伐军打不过孙传芳的直鲁联军，于是他将宝押给了孙传芳。没想到孙的直鲁联军在北伐军的进攻下，一败涂地。他也因支持军阀孙传芳而被蒋介石通缉，被迫离开上海逃往大连。也就是在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在盘算着寻找新的靠山，并开始与日本人暗通款曲。通过杜月笙的斡旋，南京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傅筱庵得以返回上海，并出任汉冶萍公司股东联合会会长。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傅随即公开投靠日本人；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傅筱庵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傅筱庵公开叛国后，蒋介石极为震怒，命令戴笠对其实施制裁。当时，傅筱庵住在虹口区，属于日军重点设防地域，傅家距日本宪兵队近在咫尺，身边有32名保镖不离左右，平时那里日军戒备森严，外人难以接近此地，更别提自由出入了。戴笠与手下反复研究了各种行刺方案，始终感到难以有效地实施暗杀行动。戴笠提出，应该在傅身边的人寻找突破口，物色可以行动的内线人物。经过反复筛查，一个叫朱升源的人进入了军统的视线里。
朱升源是傅筱庵的亲信，由于曾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对日本人极为反感，他曾私下里劝说傅筱庵，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要紧跟日本人，傅筱庵对朱升源的劝说总是不置一词。军统对朱许诺，事成之后，会安排他离开上海，并给予优厚的奖金，保证他后半生衣食无忧，朱有些动心。在一再劝说傅筱庵回心转意无果的情况下，朱升源彻底灰心了，同时也下定决心与军统达成一致除掉这个铁了心的汉奸。
下场：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在参加了一个日本人举办的宴会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为了不打扰夫人，自己独自来到书房睡觉。朱升源觉得时机到了，他抄起一柄早已准备好的菜刀，这把菜刀被朱升源磨得锋利无比。朱悄悄走进书房，见傅早已进入梦乡，他举起菜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狠狠地砍了下去，顿时鲜血飞溅而出，傅连哼都没哼一声，被杀死在床上。
殷汝耕，浙江省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回国后，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新政学系首领之一的黄郛。1927年，殷汝耕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的名义，代替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密谈。
殷伪冀东政权成立后，.殷汝耕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满、伪蒙疆政权先后签订了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殷汝耕还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活动。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寻求日本和伪满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卖华北经济主权，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蒙受了重大损失。打着“自治”旗号的殷伪冀东政权，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彻头彻尾傀儡政权，它的出笼，使得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于是，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十分愤慨，一致声讨殷汝耕的叛乱行经，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卖国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南京国民政府曾经数次与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该政权，但未得结果。
下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军向北平大举进攻之时，驻通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于同年7月28日反正，将驻通县城内的日本侵略军一个中队及特务机关人员等400多人全部歼灭，并活捉汉奸殷汝耕，收复通县。可惜，殷汝耕在押送途中被日军劫走。之后，他失去利用价值，逐渐被日本冷落。
抗日战争胜利后，殷汝耕被捕，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1947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
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
下场：1943年9月11日，南京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李士群，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
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槟城与汪精卫相识，遂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追随汪去日本留学。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汪精卫对日本妥协的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政府迁往重庆。1938年12月19日，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敌，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之后历任汪伪政权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指定委员、东亚联明中国总会常务理事等职、积极支持汪精卫投敌卖国的“和平反共建国”方针政策。1944年汪死后，陈南下广州任日伪广东政务指导员，企图控制汪伪的广东省政府。
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璧君于1945年9月12日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年6月17日病死上海监狱医院，年69岁。
丁默邨,湖南常德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退出，加入国民党。1937年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二处处长。
1938年，日本侵略者妄图扑灭上海抗日力量，拟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丁默邨被日本人选中。通过李世群拉线，丁默邨于同年冬潜往上海与日本人挂钩。次年2月，丁默邨投拜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提出破获“蓝衣社”及共产党地下组织方案的《上海特工计划》作为见面礼。土肥原贤二派晴气庆胤给予指导，复由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至此，丁默邨正式投靠日本侵略者，并与另一汉奸李世群合组“特工总部”，丁、李分别为正、副主任。继与汪精卫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日本记者称之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则称为“丁屠夫”。
1955年11月，汪精卫死，陈公博继任。丁默邨于次年1月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5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驻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省保安司令，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为谋取后路，丁千方百计与蒋介石的“军统”头子戴笠、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并通过戴、顾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
下场：抗战胜利后，丁默邨功过难定，因为他先是汉奸后又变成卧底，更糟糕的是后来他保外就医、游览南京的消息传开，蒋介石一怒，下令枪毙丁默邨。丁默邨最终在1947年5月1号被“通敌叛国”、“戕害军统、中统地下工作人员”理由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年46岁。
王克敏原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生于广东。字叔鲁。清末举人。1903年任留日学生监督，后改任驻日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年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23年助曹锟贿选大总统。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最终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1945年12月25日在狱中畏罪自杀。
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理念一直有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国家和民族认同是中国人的基本道德信条和行为准则。自从夏商周以来，中国国家形态初步形成，中国人就坚持国家正统和国家一统的理想，不但“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且华夷之区隔是很强烈的，在民族遭遇外侵的存亡之际，总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满江红》词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陆游《示儿》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表达了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
现状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态是什么样的，这样一种形态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很多时候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国家理念的影响力。因为理念不是空的，一个有价值的理念，必须给信奉这个理念的人民带来实际的利益。国家理念固然重要，但“民为邦本”，人民的实际利益更重要。我们都看到，当国家的统治者实行暴政时，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国家就会改朝换代。如果在乱政或暴政下，有外族入侵，那往往会战士临阵倒戈，人民夹道欢迎入侵者。就像美国打伊拉克那样。
当然，在国家的仁政和严政二者之间，会有一个中间状态，就是国家统治者昏庸，政治不清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个时候，并发的是全社会的思想混乱，古人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下降，出现了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与传统和正宗的标准的背离和扭曲。在此时，倘有外敌入侵，内忧外患并举，就会出现许多特殊的现象。
看中国历史上几个被异族入侵并建立了王朝的例子，莫不说明了这一点。蒙古族灭宋建立元朝，满族灭明建立清朝，都是在前朝已是矛盾重重、兵荒马乱、积重难返、人民离心离德的情况下实现的。在那时，虽然还有史可法、文天祥、张煌言、黄宗羲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更多的是望风披靡的降军降将。清军入关时，满族全民族才几十万人，军队不过20多万人。就是这支侵略军，打败了数千万人口的汉族政权，汉族人民没有抵抗异族侵略。相反，出现了大量汉奸部队，就像抗日战争中的伪军一样，他们疯狂地参加了对自己同胞的残暴屠杀。
而到了清末，历史又重演，虽然晚清不乏林则徐这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忧国忧民的英杰，但毕竟大厦将倾，非人力可挽。武昌炮响，全国响应，大清朝寿终正寝。
但中华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军阀混战，人民涂炭，外强凌辱，国运日衰。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开始了并吞东亚的“圣战”。抗战一开始时是个什么情况呢？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于是，连汪精卫，那个当年在同盟会时刺杀满清摄政王被捕后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具有强烈民族气节的人物，都当了中国最大的汉奸。
当然，做为个人来讲，每一个汉奸，可能都有自己个别的原因：有的是贪生怕死，有的是好逸恶劳，有的是追求名利地位，有的是苟且偷生，有的是争权夺利，有的是受到要挟，甚至可能会如吴三桂一样“冲天一怒为红颜”。但这里说的是一个群体的行为，因此应当从社会学的角度，从社会的总体环境中去分析和认识中国为何汉奸多的现象。
在抗战前后，不但一般社会成员好多对国家的观念模糊，就是当时的统治集团和军事集团，由于利益的不同，对国家的认同也是有诸多复杂的情况。从国民党来说，先是“九一八”坚决不抵抗，将东北拱手相让给日本；后来是公开宣扬“攘外必先安内”，坚决要先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后来在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后，蒋介石同意了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但也搞了不少磨擦，甚至发动“皖南事变”，同室操戈，要消灭新四军；汪伪政权成立后，蒋介石也没有中断和日本的暧昧的谈判。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必然会造成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国家认同趋弱。这是汉奸多的根子。
陈丹青：太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政府和国家
国家是你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它已经有了几千年。政府只是管理这片土地的那个组织，它根本就不是国家。清政府灭亡了，但是这个国家还在；北洋政府灭亡了，但是这个国家还在。我很爱国，但是我不会爱清政府和北洋政府。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懂呢？
他手握枪炮，你拿个菜刀就算凶器；他左拥右抱，你嫖个妓女就算流氓；他钞票成吨，你摆个摊位就算违法；他豪宅无数，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我就不明白，他一个当仆人的，怎么这么牛逼？！
美国《独立宣言》讲的不是群体、国家，甚至没有讲民主，讲的只是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不是哪个群体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文化，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军事、经济、国土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
亡国是个伪命题，国是个不动产，只能亡统治者。古人说国破山河在。庄园烧尽有枯井。就是说这个道理。外夷入侵，走了，国人重整河山。日寇来了，走了，大好河山还在。不过现在这个古人也没料到。空气脏了，水脏了，山河石油、矿产、煤炭……挖空卖了，卖的人带钱移民外国走了，这真是国破山河无啊！
七十年代中学毕业后，国人脑袋都装满了如下内容：李鸿章丧权辱国，义和团保家卫国，蒋介石只会摘桃子，地主个个是周扒皮，旧社会暗无天日。有人评价这种人就是一个中国傻逼的标准配置。你要是跟他说：你特么多看几本书，动点脑子再说话。他立马眼珠一翻：你也是汉奸！
祖国，政府，党派是三个概念。1，祖国是为民众而存在的。2，政府，是暂时获得管理权的物业公司，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不是用来爱的，是被人们使用，监督和选举的。3，党派，只是党员的组织，和非党人士没有任何关系。爱国，毫无疑问。爱国就是爱自己，爱自己更是爱国。
不要说政治和你无关，除非你打算像猪一样的活着，否则政治会随时来找你的麻烦；不要说民主不能当饭吃，没有约束的权力随时会让你没有饭吃；不要说他人的苦难和你无关，这种苦难随时会降临到你身上！
一个社会有三大底线行业：1、教育，2、医疗，3、法律。无论社会多么不堪，只要教育优秀公平，底层就会有上升希望；只要医疗不黑暗堕落，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只要法律秉持正义，社会不良现象就能被压缩到最小……如果三大底线全部洞穿！这个社会就是地狱！
一个国家奴才多不多，只要看媒体对领导赞美有多少就知道了。一个国家奴隶多不多，只要看民众遇到不公正有多少人沉默就知道了。一个国家自由不自由，只要看有多少敏感词就知道了。一个国家有没有尊严，只要看人们怎么样对待弱者就知道了。一个国家有没有未来，只要看孩子读什么书就知道了。
小人都想扮成君子，可见君子是受人尊重的；荡妇也想装成淑女，可见淑女是受人喜爱的；懦夫也想有勇士的行为，可见勇士是受人尊崇的；连专制的朝鲜都想炫耀自己是民主，可见民主一定是个好东西。
中国的教育不是启迪人思考，而是规定“你必须这么想”。不是教人如何分析问题，而是规定“这就是答案”。这种教育的结果，是让人缺乏独立思考，容易思想统一，从而便于驾驭，但却聚天下英才而毁之。无良学者到处都有，但数量如此之众，就是制度问题。资中筠先生说得好：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但是， 美国的国家性质 与 中国国家性质不同！
中国的国家是国家机器， 是列宁主义的国家机器， 中国国家是阶级斗争，和压迫的工具。是统治者压迫和镇压被压迫者，监督和统治“工蚁”的手段，在中国，个人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中国国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监督，约束被统治者，所以中国的维稳（就是监督老百姓）是 中国安全的根本！大数据和摄像头，人脸识别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最有效手段。
在中国一切权力归国家（列宁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 个人没有权力， 个人服从组织，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中央定于一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美国的国家 是 “自由人，自由者”的联盟， 或者自由者“联邦”体制。美国国家权力是通过“自由人”从自己权力中， 分离和让渡部分“权力”而形成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最终在“自由人”手中。 自由人可以通过“选举和选票”，随时随地改变，调整和收复这些被分离和让渡部分“权力”。在美国 每一个人是独立，平等人格， 自由思想的 自由人。
在美国一切权力归自由人个体。
美国人爱国， 是捍卫自己个体的权力 和自由！
中国人的爱国， 是献身， 牺牲，为统治者卖命， 保卫国家机器的运作。
做一个比喻“雷锋”是 蚂蚁群体社会中 的一只“工蚁”， 而与文明的人类社会中 独立人格， 自由思想的人， 无法同日而语， 相提并论。 “工蚁”只知道为“蚁后”像“螺丝钉”一样工作和服务！所以，中国人就是像 “工蚁”一样， 忙忙碌碌，勤勤恳恳的工作机器，勤劳！
这两种人类社会形态，他们的思维， 看问题， 理解能力 分别处于 不同 维度和视野。 彼此无法理解 和沟通。虽然，彼此从外形看起来 彼此相似，思维习惯和理想追求不同。
中国人希望 他人都像雷锋一样 为自己服务！ 领导人和家长希望老百姓(和孩子) 像雷锋， 听话，服从， 为国家服务， 为家庭服务。
而老百姓 也希望领导人（父母官，父母亲） 像雷锋一样 大公无私 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为人民服务）！
事实上， 大家（老百姓与领导人）都非常 天真和理想。 在现实生活中，最终 彼此都会失望。 可能能够与中国人彼此沟通的西方人中，有德国人， 俄罗斯人，他们有比较强烈的 国家（集体主义）情节， 或者民族主义情节。 他们彼此可能容易理解一些。
也就是说; 德国人， 俄罗斯人常常在 两种维度的人类中 徘徊 和 犹豫
他们的社会 有时候像 蚁群 社会， 但是有时候 也像 人类社会
人类 如果成为蚁群 社会最大的力量， 就是破坏力
就像 白蚁一样， 可以迅速把一栋一栋 建筑物， 大坝破坏掉。
但是， 在他们把一栋一栋 建筑物， 大坝破坏掉的时候， 他们自己无意识
因为，在他们的维度里面， 只是生存权！ 而不是破坏！
他们的视野中，无法看到 这是建筑物，和 大坝！
就像中国人 现在无论如何就是看不到 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主体”秩序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栋 建筑物， 和大坝！
他们只知道在建筑物， 和大坝里面钻空子，构建自己的“巢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