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新中国和平与统一是来之不易的
中国自1840年起一直战乱不断——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收复新疆之战、甲午战争、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亥革命、护法战争、军阀混战、北伐、沙基惨案、万县惨案、南京惨案、济南惨案、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所有战乱苦难在毛泽东手里戛然而止——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大陆本土上已有几十年无战争。有人会说，新中国的和平没什么了不起，中国历史上无战争的“太平盛世”有的是。然而“新中国的和平”是中国大陆全面的和平，这个和平中国如今已有力量能保护自己的和平。而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往往水分很大，实际并非那么太平。比如，满清“康雍乾”时期号称“太平盛世”。但《红楼梦》第一回对这“太平盛世”是如何描述的? “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封建王朝的“太平盛世”不过如此。
又比如，鲁迅曾如此描述国民党的“黄金十年”：“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中央军克陈留”、“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礼县土匪屠城”、“六岁女孩受孕”、“空军将再炸邕”、“剿匪声中一趣史”、“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法轮殴毙栈伙交涉”、“冯阎部下全解体”、“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追记郑州飞机劫”、“京卫戍部枪决人犯”、“首都枪决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
注意：第一：“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什么意思?军阀割据呗——中国名义上是统一的，实际是四分五裂的。今天中国人已经习惯成自然的“京沪铁路”那时分为三截：“平津铁路”(北平—天津)、“津浦铁路”(天津—浦口)、“沪宁铁路”(上海—南京);今天的“京广铁路”那时分成两截：“平汉铁路”(北平—汉口)、广汉铁路(广州——武昌)。而“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证明即使同一条津浦线也被割据成了几段，所以不得不“分段通车”。“分段通车”还算好的，至少想通还能通。而山西、云南的窄轨铁路让你想通都没法通。
铁路的“一国两制”还不算多——只有“两制”，其他则简直五花八门：货币、度量衡、工业标准、管理体系、武器体系、军制——用《雪白血红》的话说，“一方土地一面旗帜，一面旗帜一支军队。从军服军衔到枪炮弹药，从齐步正步到匍匐前进，世界上有多少列强，中国就有多少模式”。国家四分五裂，制式必五花八门。比如上海有"英租界", "法租界", "日租界"。。。。。。
“礼县土匪屠城”、“林埭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等等说明了什么?中国不光有军阀割据，更有大大小小的匪盗割据——东北胡子、湘西土匪、广西土匪、江西土匪、豫西土匪、贵州土匪、四川袍哥、青红帮、大刀会、红枪会、哥老会、一贯道、座山雕、南霸天、形形色色土匪流氓地痞无赖混混会道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土匪恶霸黑势力从来不绝，即使“太平盛世”也不例外。这些黑势力靠什么生存?——抢劫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说，只要这些黑势力存在，就无所谓“太平盛世”，无所谓“和平”。
中国社会千年不绝的匪患、无数大大小小割据分裂的黑恶势力，毛泽东只用了短短几年就摧枯拉朽一扫而光——全国剿匪、严厉打击一切黑恶势力反动会道门;不光打军事战，更打政治战：“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孤立敌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反戈一击有功”，通过根本的社会变革彻底消除贫富不均、生计无着、被迫铤而走险等一切产生土匪黑社会的土壤，使中国社会从此彻底免除了匪患和各种黑社会——历史上官府剿匪，屡灭屡生，官兵一走土匪很快死灰复燃，黑社会更是从来没断过线。而中国如今还有座山雕之类吗?还有青红帮、一贯道、大刀会、哥老会、袍哥之类吗? 难怪《雪白血红》说：“小鬼子那么凶，也拿‘胡子’没法，共产党三下五除二就划拉光了。就凭这一点，共产党不坐天下就怪了。”
已经习惯了今日中国生活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自己到了毛泽东之前的中国怎么活——乘高铁? 处处割据、津浦路都要分段通车、各地铁路宽窄都不一样，怎么修高铁? 自驾游? 遍地土匪、杀人越货、到处绑票，你游一个试试? 创业做买卖? 首先，得精通跟各种不同的货币、各种不同货币时时不同的币值打交道：金条、银元、外币、中央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各地政府甚至各路军阀发行的各种货币。如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农民一次卖粮就涉及三种货币：现洋、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要精通到什么程度? 得如鲁迅所说，一看就知道“什么是通行的，什么是该打折扣的，什么是废票，简直要不得。” 其次，得准备应付各种苛捐杂税，包括预征到六十年以后的捐税。如果涉及餐饮，就不但得打点管理、税收、卫生诸衙门，更得应付各路大爷——军、警、宪、特、达官贵人、行会、帮会、街头混混流氓黑社会……不管是官府还是地头蛇，有点势力就能白吃白拿再加上收“保护费”，胆敢怠慢轻则赶你的客户掀你的摊子砸你的店，重则能把人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碰上军阀混战或者帮会抢地盘大打出手就更倒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命都难保，更不用说做生意了。如果涉及物流，就得准备应付关卡林立——有关有路, 包括水路没各路都必有卡，有卡必有税，税率还没准：按量收的、按件收的、按估值收的、按人头收的、随心所欲一口价蛮横乱收的、要纸币的、要现洋的、要实物的……“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 就说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
在《多收了三五斗》里; “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 不去卖，又只能烂掉……”在《故乡》。
别的且不论，光想想上述这些就够令人头大了。就凭这就可以知道，毛泽东给中国大陆老百姓带来的和平与统一多么彻底，多么货真价实高质量，多么史无前例，多么宝贵。如今人大“公知”张鸣说乱世有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而且让“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都“活得人模人样的”;《南方周末》说，“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他们绝口不提如此美好的“乱世自由”、“无政府自由”对普通老百姓的真正含义：军阀土匪的“拉杆子自由”、“征税自由”、“印钞自由”、“设卡自由”、“收保护费自由”、“绑票自由”、“打骂自由”、“抢劫自由”、“杀人自由”……。
又如“哈佛才女”许吉如说：“安全感所带来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一个国家赋予年轻人最好的礼物。”然而安全感的基础和前提是和平和统一。没有彻底持久、货真价实的和平与统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彻底持久、货真价实的和平与统一是毛泽东赋予所有中国人的最大最好的礼物。几十年来，每个中国人每年每月每日每时每分每秒都在享用毛泽东的这份大礼; 所以中国才有了“无战乱，无匪患，人口翻番，寿命翻番”，才有了如今的“你不必一定要在别人的国土上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个体，才可以被尊重。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一个哪怕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也会被善待。因为你的背后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而世界对你的国家充满敬畏。” 又或者“你不需要向外界去解释你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你不需要时刻去提防国土安全，你更不需要因为担心国破家亡而流落他乡。”又或是“强大的国家会赋予一个少年强大的安全感，基于安全感，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他想生活的地点、职业、状态，乃至是心情。他是轻装上阵去看这个世界，又理直气壮的回到自己的家园”、还有“如果你觉得你活得很舒服，那是因为有很多人在默默的为你付出。如果你觉得很安全，那是有很多人在为你承担风险。他们是边疆官兵、维和部队、外交官、公共服务的各行各业为了你和我更强的安全感在不懈努力”。
然而许多人往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又或是“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是何等珍贵，直到失去”——病得爬不起来了，才突然知道健康有多珍贵; 天下大乱血流成河了，才突然知道和平与统一有多珍贵; 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难民同病相怜了，才突然知道“先有国才有家，没有国哪有家”有多正确，从而才知道如陈有西之流的“先有家才有国，没有家哪有国”之类论调有多混账。
真如毛泽东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也是使中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这根本转折的基本保证——在中国实现彻底持久、货真价实的和平与统一本身，就是一项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而这和平与统一是来之不易的, 是前辈们用几代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受益的是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子孙们。
把删除的大段文章放在附录下面，这样格式比较合理。
很多诸国人就是喜欢这样的统一。
漏网右派 发表评论于 2019-03-07 10:20:59
不知道如果希特勒统一了世界，又是怎样评价？
其罪可点，其功亦卓；
罪在当代、功在千秋。
史料详实丰富，收藏了。记得好多年前，在办公室聊天（在中国），当时发射了一枚火箭，年轻人说中国与西方差距多么巨大，一位老同志说你们没有比较不知道中国的进步有多大，他说他小时候在南京总统府外面的街头，看见到处是讨饭的乞丐，衣衫褴褛，成堆成群，那时中国的贫穷饥弱是你们年轻人想象不到的。他还说，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今后的进步也是你们想象不到的，他说对了。已经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世，祝愿他健康高寿，看到今日：“这盛世，如您所愿”。
当然，民国时期也不是所有人家人口都不增加，比如蒋介石和孔祥熙家就子孙繁盛，没有减少人口。这真是：民国政策好，蒋公家里儿孙满堂，留给百姓饿殍遍地！
民国时期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 采访过民国时期中国大饥荒的记者很多，其中有美国人斯诺（Edgar Snow）、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英国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 an）等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 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
有人认为民国时期的战争是导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对。1929年斯诺采访过大饥荒的内蒙古萨拉齐，根本就没有兵燹，却饿殍满地。他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 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象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这本书中有很多斯诺拍摄的骇人的饥民尸体的照片。饿死人不一定非得是战争造成的。民国时期的中国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战争。战争不能完全解释民国饥荒的成因。另外，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和平时期，也经常会发生大饥荒的事情。拿印度来说，2004年，印度“最繁荣的城市”孟买就饿死了近一万儿童。2004年的印度3.5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一半印度儿童营养不良。
部分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2年，富庶的江苏、浙江一带发生百年不遇的饥荒，死亡人数530万。有外国记者甚至拍摄到村民把死人切割，在路边把人肉做为粮食公然叫卖。
1933年，在没有任何兵祸和战事的安徽南部，一场饥荒造成约110万人死亡。当地的行政首长将“赈济请求”呈送给国民党的要员胡汉民，然而这份请求报告则是石沉大海，再无回复。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长沙附近饿死人数大约30万。
对民国时期的这些大饥荒，不少历史学家和国民政府官员们更愿意强调天灾而不是人祸的一面。研究的人好象也不是很多。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根据英国记者英国人哈里森?福曼（Harrison an）和其它外国记者的记载，在共产党的“苏区”、“解放区”以及“根据地”辖区范围内，从未发生一起饥荒。因此，不少临近地区的饥民往往拉家带口投奔解放区。解放区似乎成了那个可怕和混乱年代的“香格里拉”。这种被动式的移民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扩展共产党所控制地区的人口。
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比现在非洲人的平均寿命高5岁。到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9岁，比当时的印度人高15岁.
冯小刚电影揭露民国的一次大饥荒，果粉们就哭天喊地的说：简直是污蔑，我们“黄金十年”孔祥熙等人们生活的那么好，能饿死人？腾讯也跟着质疑，蒋介石负责吗？（如果蒋介石对问题不负责，那为什么你们把成绩都算他头上？）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冯小刚这根本不是揭露蒋公，这是替蒋公掩盖：其实民国根本不是只有一次大饥荒，民国大饥荒是常态，民国大饥荒不只这一次饿死几百万，民国大饥荒起码饿死2亿以上，冯小刚拍了电影之后人们以为民国只有这一次大饥荒，这就是替蒋公掩盖。民国时期中国饥荒饿死人属于常态，42年大饥荒因为被美国人曝光了才记录下来。你们公知精英真应该感谢冯小刚。其实冯小刚电影里说的大饥荒根本不是秘密，美国人写的历史资料里提到很多，只不过大陆公知精英为了美化蒋介石视而不见罢了。
公知逗士经常说“毛泽东污蔑蒋介石”，其实“美国人记录的“42年大饥荒”和美国人写的“河南人被迫帮助日本人打国民党”在毛泽东时期的学校历史书里从来没说过，已经替蒋公掩盖了。
闲话少说，下面我们看民国大饥荒：
先不说别的，我们用简单的数学算一下就知道民国大概饿死了多少人。中国在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人口生育率差不多，毛泽东后期还规定“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毛泽东时代20多年人口增加了4亿多，蒋介石时代人口却维持在4亿五千万左右基本不增加，我们刨除战乱和医疗技术进步，那么蒋介石时代起码少了3亿人。所以，蒋介石时代概因为饥荒大概饿死了3亿左右中国人。这三亿人哪里去了？（公知逗士骂毛泽东时代饿死多少。可是毛泽东时代人口增加了4亿，这数字比台湾地区和印度同样人口比率增加的也不少，,如果印度河台湾没有什么所谓的大饥荒，那毛泽东时代呢？经济发展人口才会增加，如果毛泽东统治某几年死那么多，然后之后忽然增加几亿，那说明经济从特别坏变得特别好，说明毛泽东成取得了特别好的经济成绩，成了神仙。公知逗士说毛时代那么不好，怎么可能发生呢？如果不可能经济忽然出奇的好，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所谓“毛泽东时代饿死多少”是假的。）
“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民国时代有人估计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当时采访民国大饥荒的外国记者很多，这是一组美国《生活》杂志的记者拍摄的南方大饥荒的照片。让我们看看当时人们生活的境地http://history.stnn.cc/reveal/201003/t20100325_1294057.html
民国有记录的历次饥荒：
（一）、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二）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三）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四）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五）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六）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七）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八）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这里面有些人祸）
（九）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十）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
（十一）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这在斯诺的一篇《中国五大害》的报道中可见一斑：“今年，在遥远荒漠的陕西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紧接着传来了骇人听闻的大饥荒的消息。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河南和甘肃的情况也相差无几，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但愿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助，以缓解可怕的苦难。“不久，斯诺再次前往张家口、内蒙等饥荒地区，继续向西方读者报道受灾难民的真实情况，并写下了《拯救二十五万生灵》等长篇通讯，记述了许多令人心悸的场面。”
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灾区的情况总是相似的，只说一件事，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经过水冲车压，到处是深沟浅辙，因而我们那部载重六吨的道奇卡车，有时也甚至无法通行。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上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在连年饥荒的中国北方农村，斯诺第一次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他在报道中写道：“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这是由当时中华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安排的一次旅行，他的本意是为了让斯诺写写沿途的风光名胜，以便吸引美国的观光客。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人类灾难，斯诺本该轻松的旅行变得沉重而压抑，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离开中国。
斯诺《西行漫记》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摘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出，民国大饥荒是常态，绝对不只有冯小刚电影里的一次，这些饥荒记录的死亡人数和我们从简单数字推理出的民国饿死3亿人左右基本吻合，并且这些资料来自于美国一些比较严肃的学者，所以民国饿死3亿左右中国人基本没问题。这就是我们公知精英经常吹捧的“黄金十年”和“民国范”！看到这些，公知精英还有什么脸美化民国？
当然，民国时期也不是所有人家人口都不增加，比如蒋介石和孔祥熙家就子孙繁盛，没有减少人口。这真是：民国政策好，蒋公家里儿孙满堂，留给百姓饿殍遍地！
1943年2月初，《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与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张高峰(1918—1989)，天津芦台(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到达叶县。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他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
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
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王芸生感叹：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据王芸生后来回忆，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遵令于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不仅如此，《豫灾实录》作者张高峰亦受到当局报复。据张高峰之子张刃回忆，1943年3月初，张高峰在河南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后押至战区司令长官总部，由当时被河南民众称为“四灾”(水、旱、蝗、汤)之一的国民党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亲自夜审。汤明确提出了豫灾报道和张高峰给重庆《新华日报》供稿的事，张高峰据实回答，但不承认自己有共产党员身份，之后侥幸脱身。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王芸生后来知道，《大公报》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2012年8月18日，本刊记者在陕西省图书馆收藏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至第二十八辑)中看到，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总经理曹谷冰撰写的《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一文，披露了《大公报》被停刊事件的真实原因。
王芸生回忆，当时，因为停刊事件他向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回答：“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关于“蒋介石大骂报灾者”一事，本刊记者搜索民国史料时发现，民国时期著名军阀、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也进行了生动记载。
冯玉祥回忆：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还披露，当时，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包括“观音土”。
外媒实地调查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提到的“后来又有外国记者团故意去照了许多相片带回来”，指的正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到河南灾区实地调查事件。
白修德(1915—1986)，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Theodore·H·White)，美国人，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因为热爱中国，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
1942年10月，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发生着罕见的大灾荒，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十万火急大逃亡》的灾荒报道在美国发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充分关注。
1943年2月，《大公报》因报道河南灾情和批评当局被“停刊三日”后，白修德深受震动，决定亲赴河南实地调查。
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好友、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到达河南境内进行调查采访。
一路上，白修德和福尔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惨绝景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无尽的废弃村庄，乞丐汇聚在每一个城门口，弃婴在每一条道路上号哭和死去。
飞驰的火车顶篷上，不时有拥挤的难民从车上摔下来。其中一个刚刚摔下来的难民，流着血躺在路基上，车轮切掉了他的脚。他孤身一人，号哭着，他那被轧平的血肉残留在铁轨上。他脚部的骨头露出来，像细弱的白色玉米秆。
白雪覆盖的郑州，碎石铺成的街道充满了衣衫褴褛、人形鬼貌的饥民。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就躺在烂泥和水沟旁待毙。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与灾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驻防在河南的军队依然在征收粮食和实物供养自己，而当地每个政府官员也会按月得到定额的粮食。
令白修德和福尔曼意外的是，他们离开郑州之前，当地官员设宴招待他们，菜肴异常丰盛：有两个汤，有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还有春卷、热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最后，“我们还吃了三个霜糖饼”。
后来，白修德在著作《中国的惊雷》中再次回忆起了这顿饭：“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阳电报局向美国《时代》周刊发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灾真相的新闻稿《等待收成》。1943年3月22日，该报道在《时代》周刊刊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当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四处演说、求取贷款，白修德的报道使她恼羞成怒，她强烈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被卢斯拒绝。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后来，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
关于蒋介石会见白修德一事，白修德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进行了详尽记述：蒋介石在他昏暗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他站在那里显得身材挺拔，仪容整洁，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礼节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
会见中，白修德说了人们如何被饿死，说了征税，还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丑行。但蒋介石否认征收了农民的税，也坚称“不可能出现狗吃死人的情况”，直到同行的福尔曼当场出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
白修德写道：(看到这些照片)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我们告诉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笔开始记下来。接着，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我亲自派出去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白修德事后发现，这短短20分钟的会见，起到了一些作用：粮食开始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
引发“民变”
与旱灾同样严重的是蝗灾。
《河南灾情实况》记述，在1942年之后蝗灾连续大暴发期间，大批飞蝗，遮天蔽日，逐队群飞，所过之处，遇物即啮，禾苗五谷，当之立尽。蝗虫长自泛区，渐次年延，遍及全境。总计四年(1942～1945年)受害面积达两亿七千二百八十余万(272,839,678)亩！
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报》披露，尉氏县境内发现蝗群：大群飞蝗，遮蔽天空，东西达十余里宽，由北向南飞去，一时月色为之笼罩暗淡。
“汤灾”，是指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中原王”汤恩伯给河南人民带来的人为灾祸。他不仅横征暴敛、抽丁拉夫，设立苛捐杂税达38种之多，而且所辖部队纪律涣散，奸淫抢掠，横行乡里。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实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通过省政府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在天灾人祸的多重压迫下，饥饿的河南灾民不堪重负，发生“民变”。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40万国军溃败。当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地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汤恩伯五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毁于一旦。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河南省档案馆等单位和宜阳县委宣传部金燕芳等人的大力支持，亦参考了宋致新等学者的著作，一并致谢。)
文/金明大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2年第33期
核心提示：民国时期著名军阀、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冯玉祥，在其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记载：当时，河南大旱，饿死人无数，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叫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当时，河南省的参政员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郭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包括“观音土”。
郑州市十八里河镇南刘庄村民刘春发，今年87岁，提起70年前的那场大灾荒，他眼睛湿润、声音颤抖：“太惨了，太惨了！”
刘春发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从1942年夏天开始，天一直没有下雨，庄稼绝收，村民断粮，他们村饿死了几十口人，他家就有三位亲人饿死。
91岁高龄的景爱云是郑州市南郊黄岗寺村人，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黄岗寺村饿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两个堂妹都饿死了。
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时值战乱，河南省政府几度迁移，这个时期的档案留存非常少。不过，仅存的这些档案，还是真实地记录了1942年河南旱灾发生时的情况。
这场大灾难至今少为人知，仅隐约存现于当时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后来少量的文学作品中。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历时数月，走访河南、陕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阅档案，寻访亲历者，探寻1942年河南旱灾的历史真相。
“500万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县旱灾调查表》显示，全省111个县中有96个县被列表统计，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1946年，河南省社会处编印的《河南灾情实况》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灾情：田园龟裂，赤地千里，二麦颗粒无收，秋禾全数枯萎。于时树叶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细泥，亦用果腹。灾民因饥饿难忍，而服毒者，缢死者，自刎者，甚至杀儿以求一饱者，所在多有，司空见惯，同时无主弃婴，到处可见，音若泣声，到处可闻，死尸横野，无人收埋，鬼哭神号，无殊地狱。阴森凄惨，绝异人寰！
河南省档案馆收藏的《国民党上蔡县执委关于报因灾吃人情形的呈》证实，河南旱灾期间，确有“吃人”惨剧发生：上蔡县吕店镇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庄60余岁的贫民刘卷良，家贫如洗，乞讨无门，曾在(1943年)3月4日将饿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饥荒。
而据《河南灾情实况》中《河南省各行政区人口受灾损失统计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灾死亡人数达300万。
关于这场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另外一种说法是“500万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回忆：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样，在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的笔下，河南旱灾的死亡人数也是“500万人”。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在报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万人中，我们估计有 300 万已经沦为难民。此外，还将有 500 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中，“500万人”这个数字再次出现：“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灾区预计将发生的死亡人数，最乐观地估计，有 500 万人已经或正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除了饿死的500万人，还有300万灾民背井离乡，外出逃难。他们拖家带口，一路讨饭，向西面和南面的国统区、边区艰难逃亡。
甚至吃“石头面”
今年87岁的郑州人刘春发回忆，因为庄稼绝收，村民们都没东西可吃，连榆树皮都刮下来吃了。榆树皮刮下来后，去掉外层，把内层白色的部分晒干、捣碎，与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馍吃。刘春发说，榆树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肿。
尽管如此，榆树皮还是有限的，很多村民连榆树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饿死了。他们村当时有 200 多口人，饿死了几十口。刘春发家共有七口人，其中奶奶、父亲和妹妹3人都饿死了。
当时，政府不仅没有救灾发粮，还向老百姓征粮，不交就打人、吓唬，逼得老百姓纷纷逃离。因为河南北面和东面已经沦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当时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陇海线洛阳以东的铁轨已经拆毁，老百姓只有步行到洛阳，然后扒火车向西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宝鸡的，最远有跑到新疆的。刘春发因为有老有少走不开，留在了老家。
91岁的景爱云娘家是郑州黄岗寺村的，她回忆说，当时日本鬼子杀人放火，村民们被杀、饿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难。她娘也逃出去了，结果饿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两个女儿都饿死了。
88岁的河南宜阳县人赵士友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寻村黄窑旱灾最为严重的几年。那时候，家里没有吃的，常吃一种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灾最严重的时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树叶，甚至吃“石头面”。
“石头面”的做法，是把一种质地松酥的石头拍碎，磨成面，搅点菜，然后在烙馍的鏊子上炕干吃，“这个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赵士友的家乡，经常有逃荒的灾民路过，郑州人最多，开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沟一带的人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携家带口的逃荒者上门讨饭，“这个走，那个来，我们也没啥给他们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还没啥吃的”。
赵士友回忆，当时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里的破庙和空窑里，有饿死在村里的，有大老远背着家具来卖的，“还有卖孩子的”。
商丘虞城人万翠兰，今年87岁，她向本刊记者回忆，她娘家是虞城曹余庄的，因处于低洼地带，四周常年积水，旱情没有郑州那边严重，但还是有很多土地干裂、庄稼旱死。
她记得后来的蝗灾比较严重：蝗虫飞来时一大片，遮住了太阳，庄稼很快变成一片光杆。遇到墙壁，蝗虫能爬满墙。为了治蝗，老百姓都在地里挖沟，把打死的蝗虫就地掩埋。
勇于披露灾情的媒体
由于时隔久远，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亲历者，已经无法完整回忆起70年前那场大灾荒的详细情节。
而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则真实记录下了当年灾荒的惨绝景象。
1942年10月26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两万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区正陷入饥饿之中。男人和女人们正在吃树皮和草根，腹部肿胀的孩子们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去，数十万人走投无路，千万人面临着一整个漫长冬天的大饥荒的折磨。
一个母亲有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些的孩子，在讨饭的长途中疲劳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叫两个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讨一点吃的，当孩子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婴儿还依然使劲吸吮着她的奶头。
在洛阳，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孩子们的肚子因为吃下这种食物而变得膨胀和水肿。有时饥民的家庭找来家里所有残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饭然后集体自杀。
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报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在洛阳街头，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样嗡嗡响，“老爷，救救命吧！饿得慌啊！”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们的全身，会误认为一张生理骨干挂图。他们的体力跟不上吃饱了的人，一个个地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地饿毙街头。
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们脸部浮肿，鼻孔与眼角发黑。而在连“霉花”也没得吃的叶县，灾民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一位老农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河南灾区，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饿得都睁不开。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1943年4月6日南阳《前锋报》报道：饥饿的灾民们吃干了的柿叶、剥下的柿蒂，蒺藜捣成的碎粉，吃麦苗，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
他们宰杀了平日爱如生命的鸡犬，宰杀了他们相依为命的耕牛，卖掉他们的锄头、破袄，然后卖出他们的土地，最后摘下他们的心头肉---卖了儿女，卖了老婆。然而，结局还是被死亡劫去。
在黄泛区，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郑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在洛阳，有个荥阳籍的灾民亲手杀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勇于披露河南灾情的媒体，只有重庆《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南阳《前锋报》等寥寥数家，这些难得的灾情报道，成了1942年河南灾荒最珍贵的历史记录。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
1943年2月初，《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真实报道河南大灾的通讯《豫灾实录》与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张高峰(1918—1989)，天津芦台(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迁入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政治系读书，兼任《大公报》通讯员。
1942年12月，《大公报》派张高峰到河南任战地记者。他从四川经西安到洛阳，后从洛阳南行，经过密县、登封、临汝、宝盐到达叶县。沿途，他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蜂拥入陕，到处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随处可见灾民扶老携幼、推着独轮车逃荒。他亲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个个饿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肿。尤其令他愤懑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乡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卖地抵租。
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名叫《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发表于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他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他还尖锐地指出，中央早就决定对河南从减征购，省政府也在唱赈灾高调，可惜这庄严的命令没收到半点效果。
2月2日，《大公报》发表了总编辑王芸生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王芸生指出，河南的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饥馑死亡的地狱，至今尚未见发放赈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著肚纳粮，卖了田纳粮，让人联想到杜甫笔下穷凶极恶的“石壕吏”。
恰好，与这篇社评同版，转发了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新闻，称“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引用这条消息后写道：“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王芸生感叹：我们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庆，重庆无冬，人们已感近几天的寒冷。尽管米珠薪桂，重庆还很少听到饿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风吹雪，饥民瑟缩，缺衣无食，又有多少同胞冻馁而死！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据王芸生后来回忆，在这篇社评发表的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遵令于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清朝政权（1616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共传十一个皇帝 ，前后共统治了二百七十六年。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1644年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中国统治者。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间平定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后又平定三藩之乱、统一郑氏台湾，逐步掌控全国。前后又是几十年。战乱饥荒天灾人祸能给中国人带来什么?
康雍乾三朝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有所改善，清朝统治者统一蒙古诸部 ，将新疆和西藏纳入版图，并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但是封建专制沒有改变。 正如《红楼梦》里第一回对这“太平盛世”是如何描述的? 请看: “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封建王朝的“太平盛世”不过如此。
到了清朝后期,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更多的是遭列强入侵，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虽然清朝政府内有人也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 但有的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代办们。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朝后期，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1912年2月12日，北洋军阀袁世凯逼迫末帝溥仪逊位，颁布了退位诏书，清朝从此结束。开启了民国时期。
那么民国时代又是如何的呢? 鲁迅曾如此描述国民党的“黄金十年”：“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中央军克陈留”、“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礼县土匪屠城”、“六岁女孩受孕”、“空军将再炸邕”、“剿匪声中一趣史”、“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法轮殴毙栈伙交涉”、“冯阎部下全解体”、“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追记郑州飞机劫”、“京卫戍部枪决人犯”、“首都枪决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
洋述：“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什么意思? 军阀割据呗——中国名义上是统一的，实际是四分五裂的。今天中国人已经习惯成自然的“京沪铁路”那时分为三截：“平津铁路”(北平—天津)、“津浦铁路”(天津—浦口)、“沪宁铁路”(上海—南京);今天的“京广铁路”那时分成两截：“平汉铁路”(北平—汉口)、广汉铁路(广州——武昌)。而“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证明即使同一条津浦线也被割据成了几段，所以不得不“分段通车”。“分段通车”还算好的，至少想通还能通。而山西、云南的窄轨铁路让你想通都没法通。
铁路的“一国两制”还不算多——只有“两制”，其他则简直五花八门：货币、度量衡、工业标准、管理体系、武器体系、军制——用《雪白血红》的话说，“一方土地一面旗帜，一面旗帜一支军队。从军服军衔到枪炮弹药，从齐步正步到匍匐前进，世界上有多少列强，中国就有多少模式”。国家四分五裂，制式必五花八门。比如上海有"英租界", "法租界", "日租界"。。。。。。
“礼县土匪屠城”、“林埭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等等说明了什么?中国不光有军阀割据，更有大大小小的匪盗割据——东北胡子、湘西土匪、广西土匪、江西土匪、豫西土匪、贵州土匪、四川袍哥、青红帮、大刀会、红枪会、哥老会、一贯道、座山雕、南霸天、形形色色土匪流氓地痞无赖混混会道门……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土匪恶霸黑势力从来不绝，即使“太平盛世”也不例外。这些黑势力靠什么生存?——抢劫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说，只要这些黑势力存在，就无所谓“太平盛世”，无所谓“和平”。
中国社会千年不绝的匪患、无数大大小小割据分裂的黑恶势力，毛泽东只用了短短几年就摧枯拉朽一扫而光——全国剿匪、严厉打击一切黑恶势力反动会道门;不光打军事战，更打政治战：“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孤立敌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反戈一击有功”，通过根本的社会变革彻底消除贫富不均、生计无着、被迫铤而走险等一切产生土匪黑社会的土壤，使中国社会从此彻底免除了匪患和各种黑社会——历史上官府剿匪，屡灭屡生，官兵一走土匪很快死灰复燃，黑社会更是从来没断过线。而中国如今还有座山雕之类吗?还有青红帮、一贯道、大刀会、哥老会、袍哥之类吗? 难怪《雪白血红》说：“小鬼子那么凶，也拿‘胡子’没法，共产党三下五除二就划拉光了。就凭这一点，共产党不坐天下就怪了。”
已经习惯了今日中国生活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自己到了毛泽东之前的中国怎么活——乘高铁? 处处割据、津浦路都要分段通车、各地铁路宽窄都不一样，怎么修高铁? 自驾游? 遍地土匪、杀人越货、到处绑票，你游一个试试? 创业做买卖? 首先，得精通跟各种不同的货币、各种不同货币时时不同的币值打交道：金条、银元、外币、中央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各地政府甚至各路军阀发行的各种货币。如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里，农民一次卖粮就涉及三种货币：现洋、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要精通到什么程度? 得如鲁迅所说，一看就知道“什么是通行的，什么是该打折扣的，什么是废票，简直要不得。” 其次，得准备应付各种苛捐杂税，包括预征到六十年以后的捐税。如果涉及餐饮，就不但得打点管理、税收、卫生诸衙门，更得应付各路大爷——军、警、宪、特、达官贵人、行会、帮会、街头混混流氓黑社会……不管是官府还是地头蛇，有点势力就能白吃白拿再加上收“保护费”，胆敢怠慢轻则赶你的客户掀你的摊子砸你的店，重则能把人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碰上军阀混战或者帮会抢地盘大打出手就更倒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命都难保，更不用说做生意了。如果涉及物流，就得准备应付关卡林立——有关有路, 包括水路没各路都必有卡，有卡必有税，税率还没准：按量收的、按件收的、按估值收的、按人头收的、随心所欲一口价蛮横乱收的、要纸币的、要现洋的、要实物的……“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 就说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
在《多收了三五斗》里; “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 不去卖，又只能烂掉……”在《故乡》。
别的且不论，光想想上述这些就够令人头大了。就凭这就可以知道，毛泽东给中国大陆老百姓带来的和平与统一多么彻底，多么货真价实高质量，多么史无前例，多么宝贵。如今人大“公知”张鸣说乱世有自由，不仅“让文化人得意”，而且让“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都“活得人模人样的”;《南方周末》说，“无政府包含着相当的经济自由”、“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他们绝口不提如此美好的“乱世自由”、“无政府自由”对普通老百姓的真正含义：军阀土匪的“拉杆子自由”、“征税自由”、“印钞自由”、“设卡自由”、“收保护费自由”、“绑票自由”、“打骂自由”、“抢劫自由”、“杀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