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八字宪法》是新中国搞好农业的宪法
新中国的农村建设怎么搞，农业集体化如何深化？理论上需要研究，现实中需要探索。《八字宪法》是新中国搞好农业的宪法! 《八字宪法》的内容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工、管。
毛主席不但对上层建筑、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驾轻就熟、胸有成竹，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生产力领域的革命，依然是既提纲挈领又细致入微。毛主席深入群众深入实践，依据中国国情，追寻社会主义的强国目标，遵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规律，不仅亲自制定工、农、科技等各行业的宏观部署，而且亲历亲为的主持制订系统的工作规划。每一项部署都是有目标、有步骤、有方法、有分析、有预见的科学方略。绝对不会"摸着石头过河”的!
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是一个私有制小农经济的农业国，由于备受帝国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农村贫穷，农业落后，农民困苦，农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
新中国建立后, 如何用只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占世界24%的人口？近有五亿多人现实吃饭之忧，远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迅速发展之虑。毛主席以革命领袖和大农业家的战略思维关注和运筹着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
毛主席在1955年底组织起草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案》和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最早的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和详尽的纲领。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日益丰富和完善。
同时毛主席提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把新型农民看做是新农村和新农业的根本。对农民进行了深入持久的热爱祖国、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爱社如家的思想教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村文化知识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学习、普及运动。并号召城市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
经过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关系的变革，确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农、林、牧、副（包括社办工业）渔全面发展的经营方针，为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为了迅速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毛主席审时度势科学的总结了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系统、深刻、简明的归纳了农业生产的基本内在要素，在1955年亲手起草（农业十七条）；1956年亲自主持起草了（农业四十条）的基础上，于1958年末及时的提出了农业《八字宪法》。
【八字宪法】的内容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工、管。
其主要内容是：
土：整平土地，保持水土，土壤普查，（按地块制订土壤成分档案），改良土壤，因地改良、因地种植、因地施肥，拓荒扩大耕地面积，施行土地利用规划。
肥：广辟肥源，测土施肥、按需施肥、科学施肥，针对土地和农作物的类别增加肥力、提高肥效。
水：大办水利，建立和维护灌溉水源，兴修蓄水和灌溉工程，合理用水，逐年扩大旱能浇、涝能排的高产、稳产田面积。
种：培育、繁殖、推广、普及农作物的优丰产良品种。
密：合理密植，适度增加单位面积的农作物株数。
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
工：改良、创新农业生产工具。
管：精耕细作，加强田间管理。改进耕作方式，扩大复、套、间种、轮作面积。搞好除草、追肥、铲蹚、收获等系列环节。
《八字宪法》是现代的农业科学理论和传统的农业实践经验的完美结合，作为中国农业科技的母法，它是农业综合技术的高度总结，准确的指明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着力点。
《八字宪法》所规范是是典型的生态、有机农业。要的是蓝天、碧水、净土，绿色有机食品。走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的道路。既符合人多、耕地少，山区和丘陵多、农民多、农民穷，资源少，科技不发达的中国国情，又符合人类农业的发展方向。
毛主席提出《八字宪法》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从整体上营造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从规律上引领中国农业生产力迅速而有效的发展，力争中国农业的持续丰产、长治久安。这也充分体现着毛主席珍爱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尚情操；严谨精深的思想智慧；敢于翻天覆地的胆略气魄。
为了人民世世代代的幸福，誓要把全国的山水林田重新规划、重新改造、重新安排。古往今来只有毛主席带领的中国人民才敢想，才能做！一场群众激情燃烧的农业生产力的革命运动在全国竞大气磅礴的开展了二十多年！
在贯彻落实《八字宪法》的过程中，做到了思想动员和组织保障相结合；群众运动和专业队伍相结合；科学技术和传统经验相结合；单项（元）工作和综合（整体）工作相结合，使之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既迅速又有效的开展。
在全国范围内逐步设置和加强了服务于农业生产力的国家机构和单位建制。如：县级设有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农机局、农电局、农业科学研究所、农机研究所、农机学校、种子公司、国营示范农场、化肥厂、农机厂等。公社设有农业站（或兼设种子站、土肥站）、林业站、水利站、拖拉机站、农业中学、供销社（购、运、储、售农业生产资料）。大队和小队设有农业技术员（组）、试验田地块。形成了管理和服务以《八字宪法》为中心的农业生产力的综合网络。
1、土地是农业的基础。八字宪法中土是肥、水、种、密、保、工、管的载体，而整平土地又是利于灌溉、排涝、保持水土、深耕细作、机械化作业的前提。在土地平整度较好的地区和较大面积的地块，规划了便于作业和管理的田、沟渠、路、树结合的丰产方田。在山、坡地块修建梯、台田并闸沟防止水土流失。
山西大寨大队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苦干加巧干，靠人工率先做到了山、坡地梯田化，壤土“海绵化”。大寨亩产持续增长，到了70年代已经粮超千、棉过百。上交国家的公粮持续大增。
河北沙石峪大队以“万里千担一亩田”的愚公移山精神，人工长途挑土造田400多亩，将原来在石头窝里的（近3万块）780亩土地，手工开凿改造成了（5020块）、1200亩高标准的大寨田。从1966年到1971年，沙石峪共动土石方1760万立方米，投入劳动力1180万个，在青石板上创出高产，震惊了世界。 自 1966年4月29日，周总理陪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沙石峪参观，之后的短短几年间，沙石峪接待了167个国家的（包括４个国家元首、16国总理在内的）3000多位国际友人。
全国大规模的展开了整平土地、加厚土层、改良土壤（碱土掺酸土，黏土掺沙土）、拓荒造田、整齐连片、使耕地质量升级、数量增加的土方工程。
仅就河南省志记载：在1971—1975的“四五”期间，河南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每年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800—1600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可以推见全国工程之宏大。
解放后国家先后组织专业部队和知识青年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就达到500～600万公顷，全国总计增加耕地近一亿亩，耕地面积增加6%左右。同时，国家通过灌淤方式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的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
2、庄稼一枝花，全凭肥当家。肥料特别是有机肥对农作物的当年增产、持续增产改良土壤都起到重要作用。
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在积极倡导化肥工业的同时大力提倡有机肥。1955年，毛主席在关于兰溪上华合作社养猪厂的批示里，发出了“养猪积肥”的号召。1959年在给《人民日报》的信中，毛主席写到：“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肥工厂”。毛主席清晰地勾勒出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健康农业的基本框架。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修正草案）》还明文规定，“绿肥种植”可计入“复种指数”。1959年,毛主席又提倡:“沼气既能点灯做饭又能作肥料,要大力发展”。
到60、70年代，中国在努力建设化肥工业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有机肥料的推广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厩肥、绿肥、堆肥、沤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气渣、风化煤…等广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质。在有“煤苗”的地区，“风化煤”还被农民们用土法制造成“腐殖酸铵”、“腐殖酸磷”等较高等的土化肥。
在六、七十年代提出了旱田主要农作物亩施万斤农家肥的原则。在充分利用现有肥源的同时，集体和社员家庭积极响应毛主席养猪积肥的号召大养其猪。各公社和有条件的大队都因地制宜的建立了能进行简单生产的土化肥厂，生产出大量含量明确、肥效突出的肥料。并注意在测土的基础上，因地、因作物需要科学施肥。一场学习大寨增加壤土腐殖质含量、建造“海绵田”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
随之国家和各省不断的投资建设大中型化肥企业的同时，70年代初国家在每个县都建立了标准、规范的中小型化肥厂
1965年春，我国第一套年产4万吨尿素的设备试车成功，制造出第一批高效化肥。
1972年我国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
1974年，我国又开始设计制造30万砘合成铵装置。
化肥产量从解放初的三万九千吨到70年代中后期迅速增加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
3、1957年，毛主席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国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农民拿着大锤、钎子、铁锹、挑筐，赶着马车，推着小车，大闹水利。从此中国拉开了农业水利建设的辉煌大幕。水利部长傅作义曾做了一个题目为《四个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总结,说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个月扩大灌溉面积一亿多亩,相当于旧中国四千年以来所积累灌溉面积的一半。
截止“五五计划”的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灌溉密度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
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数百万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塘坝尚不在统计之列）。人工河渠总延长300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600亿立方米以上。有资料表明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
河南林县“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英雄气概，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引漳入林的宏伟工程，渠线纵横1500多公里,被誉为“人工天河”, “世界第八大奇迹”。
林县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生活、生产的困难局面，他们决心从7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引入了漳河水，从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修建了工程宏大的红旗渠。
英雄的林县60万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施工条件下顽强战斗十个春秋，硬是用锤钎、撬杠、锹镐、炸药奋力劈开了太行山，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设了151个渡槽，凿通211个隧洞，修建了干渠70.6公里，干渠、分渠、支渠、斗渠共1500多公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贫困面貌。
4、种子革命。早在互助合作化时期，农业上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对优良品种进行培育和推广的工作。
1957年就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制订了农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任务。按照当时的规划就把培育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等作为农业科技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
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对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棉花、大豆、油菜、烟、蔬菜等农业种子的改良研究，建立了有组织、有规划、合作攻关的国家科研系统。
并陆续的健全了农业种子繁育、推广的组织机构、人员队伍、重点地区和独立的培育、示范地块等社会整体工作网络。普遍的说基层公社一级都有种子工作的专业人员、专业地块。
1960年我国各地的人民公社已经建立起五千四百多万亩种子基地。
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优良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梁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
1966年全国召开了第三次农作物育种工作会议。在会上各地交流了经验，同时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促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
70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
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 各级政府、各人民公社对农作物改良和育种工作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和推广良种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南方种植水稻的地区，早在1971年良种种植面积就达到其总面积的80%；杂交高粱播种面积在全国达到20%；杂交玉米约占三分之一；小麦抗锈、抗倒伏、高产品种更是普遍推广。
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30%。
就水稻品种的研究和改良来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的科研部门以及人民公社、生产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其优良成果获普遍推广的先后也有十几种，亩产都达千斤以上。
吉林省海龙县河洼公社社员李贞生于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新品种，是新中国最早培育出杂交水稻的人。1968年他与海龙县农科站、海龙县“五七中学”又一起培育出杂交水稻种子，同时还培育出玉米稻、高粱稻、葵花稻等。李贞生等人的成果，当时作为教学内容编入吉林省的中学教材，还拍了科教电影。
袁隆平小组被抽调研究籼型杂交水稻是从1964年开始的。1972年杂交稻研究被农业部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即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袁隆平小组的杂交新品种实验成功，1976年即被批准大面积推广种植，结果使水稻产量增产20%以上，亩产达600多公斤。
同期培育水稻新品种的并不只有袁隆平小组一个，全国约有十六七个科研单位的上百研究人员、上万个农村公社生产队的农民参与。他们都取得了显著的增产成果。
小麦、玉米、大豆、谷类作物品种的改良中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成就都是很突出的。例如著名农业科学家李振声研究杂交小麦，反复试验十多年，取得了成功，新品种使小麦亩产增长25%、在七十年代就达700多斤。
还有以李登海为代表的玉米品种改良，在1975年就达到亩产1024斤，如今已经更新升级了数十个品种。
5、合理密植。传统农业中的习惯稀植是制约单产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密植就是为了达到单位面积上有效株数的最大化,从而创造单产最大化中的株量条件。
“八字宪法”中“密”字的涵义是合理密植，是对过去的稀植而言，而且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密植。
在全国范围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种类和品种的农作物的合理密植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实践试验和样板示范。通过适度缩小株行距、增加穴种苗数量、增宽播幅等途径，摸索出全面、系统的合理密植的各种模式。推动了粗疏稀植的传统农业生产形式向合理密植的科学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6、植物保护。新中国从科研、教育到生产部门，从科技人员到广大农民都积极动员起来，充分利用农药、生态、土办法、人工等各种手段，完成有效的抑制、根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工作。
1950年以后直至60年代中期，我国农药事业的科研、高等教育和研发产业化方面的工作不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开始了对硫磷的小型生产。四川泸州化工厂新建滴滴涕车间于1951年投产。
1951年华北农科所、上海病虫药械厂研制的六六六投产，浙江化工研究所研制的毒杀芬在浙、闽、皖等省投产。
1952年沈阳化工研究院研发的六六六在沈阳投产。滴滴涕和六六六的研制、生产拉开了我国现代农药工业的发展序幕。
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的确是搞好农业的“宪法”。可是农业《八字宪法》是要在农村走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的基础上实施的，如今这个基础没了，农业《八字宪法》的“八字”不好，自然让人给丢弃了。
水库承包给养殖户养鱼养虾但没人维修了，好多水利设施都荒废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了，水利纠纷多了，有的农民只好在自己的地角挖口井搞灌溉，种粮只种当年口粮，基本不考虑第二、第三年的口粮。
一旦发生饥荒和紧急状态，农村人口也需要粮食供应，那时问题就大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农民是买粮食和买蔬菜过日子的；
农家肥方面也出现了新问题。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搞了农民小区示范试验，将农民的新住宅统一规划，按城镇居民的样式建房，建了化粪池、铺了水泥路、还要求安装自来水。
农民们虽然住进了新房，但却一脸的尴尬。养鸡、养猪一是没有场地，无处养，二是臭气满屋，没法养。庄稼一技花，全靠肥当家，现在农家肥都没了，以后连种菜也只好用化肥了。
如果全国的新农村建设都这样搞，农田全都用化肥，农村人口的排泄物都浩浩荡荡地排入江河，到时治理农村污染问题又要成了“头等大事”了；
改良土壤的事没人做了，土地利用规划更谈不上，乱占耕地的事件时常发生；
良种的事就不要说起了，农民常常遭遇假种子已不是个别现象了；
“密、保、管、工”当然也难办了。
农业又在靠天吃饭，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而尤其突出的是第一产业的农业及农副产品的价格相对应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价格偏离得出奇。
农民从事农业这个主业，竟然不能养家糊口！
特别是当家中有孩子上大学的，不出去打工或从事副业就根本不行，逼得青壮年都要外出挣钱。
国家的统计部门统计出来的农村农民如何增加收入时，得出一个可悲可叹的事实是，统计部门统计的农民增加的收入不是体现在主业和相关的农副产品上，而是靠打工获得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农业这个基础产业自然难说稳固。
天知道! 谎言! 忽悠! 再继续吧! 总有一天吃完了毛泽东时代的红利后, 会有报应的!
农家肥方面也出现了新问题。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搞了农民小区示范试验，将农民的新住宅统一规划，按城镇居民的样式建房，建了化粪池、铺了水泥路、还要求安装自来水。
农民们虽然住进了新房，但却一脸的尴尬。养鸡、养猪一是没有场地，无处养，二是臭气满屋，没法养。庄稼一技花，全靠肥当家，现在农家肥都没了，以后连种菜也只好用化肥了。
如果全国的新农村建设都这样搞，农田全都用化肥，农村人口的排泄物都浩浩荡荡地排入江河，到时治理农村污染问题又要成了“头等大事”了；
改良土壤的事没人做了，土地利用规划更谈不上，乱占耕地的事件时常发生；
良种的事就不要说起了，农民常常遭遇假种子已不是个别现象了；
“密、保、管、工”当然也难办了。
农业又在靠天吃饭，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否定了一切就能证明邓小人高大了吗! 谎言! 忽悠! 再继续吧! 总有一天吃完了毛泽东时代的红利后, 会有报应的!
山西大寨大队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干苦干加巧干，靠人工率先做到了山、坡地梯田化，壤土“海绵化”。大寨亩产持续增长，到了70年代已经粮超千、棉过百。上交国家的公粮持续大增。
河北沙石峪大队以“万里千担一亩田”的愚公移山精神，人工长途挑土造田400多亩，将原来在石头窝里的（近3万块）780亩土地，手工开凿改造成了（5020块）、1200亩高标准的大寨田。从1966年到1971年，沙石峪共动土石方1760万立方米，投入劳动力1180万个，在青石板上创出高产，震惊了世界。 自 1966年4月29日，周总理陪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沙石峪参观，之后的短短几年间，沙石峪接待了167个国家的（包括４个国家元首、16国总理在内的）3000多位国际友人。
全国大规模的展开了整平土地、加厚土层、改良土壤（碱土掺酸土，黏土掺沙土）、拓荒造田、整齐连片、使耕地质量升级、数量增加的土方工程。
仅就河南省志记载：在1971—1975的“四五”期间，河南省大规模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农田基本建设运动。每年冬春4个月，最高上工人数达到800—1600万人，占全部农业整、半劳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亿立方米。可以推见全国工程之宏大。
解放后国家先后组织专业部队和知识青年对东北和西北进行了大面积垦荒。到改革前，仅这两个地区新增耕地就达到500～600万公顷，全国总计增加耕地近一亿亩，耕地面积增加6%左右。同时，国家通过灌淤方式对黄淮海、宁夏等地区的上亿亩耕地进行了土壤改良，使长期低产田变为中产甚至高产田。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7修正草案）》还明文规定，“绿肥种植”可计入“复种指数”。1959年,毛主席又提倡:“沼气既能点灯做饭又能作肥料,要大力发展”。
到60、70年代，中国在努力建设化肥工业并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有机肥料的推广使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厩肥、绿肥、堆肥、沤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气渣、风化煤…等广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质。在有“煤苗”的地区，“风化煤”还被农民们用土法制造成“腐殖酸铵”、“腐殖酸磷”等较高等的土化肥。
在六、七十年代提出了旱田主要农作物亩施万斤农家肥的原则。在充分利用现有肥源的同时，集体和社员家庭积极响应毛主席养猪积肥的号召大养其猪。各公社和有条件的大队都因地制宜的建立了能进行简单生产的土化肥厂，生产出大量含量明确、肥效突出的肥料。并注意在测土的基础上，因地、因作物需要科学施肥。一场学习大寨增加壤土腐殖质含量、建造“海绵田”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
随之国家和各省不断的投资建设大中型化肥企业的同时，70年代初国家在每个县都建立了标准、规范的中小型化肥厂
1965年春，我国第一套年产4万吨尿素的设备试车成功，制造出第一批高效化肥。
1972年我国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
1974年，我国又开始设计制造30万砘合成铵装置。
化肥产量从解放初的三万九千吨到70年代中后期迅速增加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
截止“五五计划”的结束时的1979年，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积超过了世界人均水平。灌溉密度提高到了46%，处世界领先地位。
同时还完成了2.6亿亩的除涝和7000万亩的盐碱治理。其间，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总库容4千多亿立方米（数百万座10万立方米以下的塘坝尚不在统计之列）。人工河渠总延长300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各类堤防总长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总量土石方也当在3600亿立方米以上。有资料表明万里长城的工程量为2亿立方米。
河南林县“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林县人民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英雄气概，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引漳入林的宏伟工程，渠线纵横1500多公里,被誉为“人工天河”, “世界第八大奇迹”。
林县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生活、生产的困难局面，他们决心从70多公里以外的山西省引入了漳河水，从1960年2月至1969年7月修建了工程宏大的红旗渠。
英雄的林县60万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施工条件下顽强战斗十个春秋，硬是用锤钎、撬杠、锹镐、炸药奋力劈开了太行山，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设了151个渡槽，凿通211个隧洞，修建了干渠70.6公里，干渠、分渠、支渠、斗渠共1500多公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贫困面貌。
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对水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棉花、大豆、油菜、烟、蔬菜等农业种子的改良研究，建立了有组织、有规划、合作攻关的国家科研系统。
并陆续的健全了农业种子繁育、推广的组织机构、人员队伍、重点地区和独立的培育、示范地块等社会整体工作网络。普遍的说基层公社一级都有种子工作的专业人员、专业地块。
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关科研部门培养的优良小麦、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梁等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
1966年全国召开了第三次农作物育种工作会议。在会上各地交流了经验，同时推荐了72个新育成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良品种。这些新品种还不断更新换代，促使农业产量逐渐提高。
70年代初，科研部门就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新技术应用于农作物育种，培养成水稻、小麦、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几十个新品种，不仅使农作物产量提高、生长期缩短，而且具有抗病虫害等特点。
从这时起，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渐领先世界， 各级政府、各人民公社对农作物改良和育种工作都十分重视，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选育和推广良种的活动，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全国范围对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种类和品种的农作物的合理密植数据，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实践试验和样板示范。通过适度缩小株行距、增加穴种苗数量、增宽播幅等途径，摸索出全面、系统的合理密植的各种模式。推动了粗疏稀植的传统农业生产形式向合理密植的科学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水库承包给养殖户养鱼养虾但没人维修了，好多水利设施都荒废了，远水解不了近渴了，水利纠纷多了，有的农民只好在自己的地角挖口井搞灌溉，种粮只种当年口粮，基本不考虑第二、第三年的口粮。
一旦发生饥荒和紧急状态，农村人口也需要粮食供应，那时问题就大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农民是买粮食和买蔬菜过日子的；
农家肥方面也出现了新问题。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搞了农民小区示范试验，将农民的新住宅统一规划，按城镇居民的样式建房，建了化粪池、铺了水泥路、还要求安装自来水。
农民们虽然住进了新房，但却一脸的尴尬。养鸡、养猪一是没有场地，无处养，二是臭气满屋，没法养。庄稼一技花，全靠肥当家，现在农家肥都没了，以后连种菜也只好用化肥了。
如果全国的新农村建设都这样搞，农田全都用化肥，农村人口的排泄物都浩浩荡荡地排入江河，到时治理农村污染问题又要成了“头等大事”了；
改良土壤的事没人做了，土地利用规划更谈不上，乱占耕地的事件时常发生；
良种的事就不要说起了，农民常常遭遇假种子已不是个别现象了；
“密、保、管、工”当然也难办了。
农业又在靠天吃饭，三农问题日益突出。
而尤其突出的是第一产业的农业及农副产品的价格相对应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品的价格偏离得出奇。
农民从事农业这个主业，竟然不能养家糊口！
特别是当家中有孩子上大学的，不出去打工或从事副业就根本不行，逼得青壮年都要外出挣钱。
国家的统计部门统计出来的农村农民如何增加收入时，得出一个可悲可叹的事实是，统计部门统计的农民增加的收入不是体现在主业和相关的农副产品上，而是靠打工获得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农业这个基础产业自然难说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