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共产党是如何《分田地》的

当年共产党是如何《分田地》的

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

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

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

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

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

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

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

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

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

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

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

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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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反抗了》

《打土豪分田地》开始于抗日战争刚结束的华北地区的农村,   当时日本鬼子投降了，敌伪区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农民群众自发起来斗汉奸地主，积二千年以来的苦恨仇怨，广大贫苦农民们看到了复仇的机会纷纷自动组织起来了!

当时不仅是贫雇农，甚至连富农和小地主也参加了清算斗争汉奸的运动。由于需要救济生活困难的贫苦农民，才在运动中触及分配土地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佃户雇农们，他们苦大仇深，与地主阶级更是不共戴天。地主不仅夺走了他们的粮食，甚至把他们留的种子也搜括一空，拿去供奉日本鬼子。锅碗盆勺、农具家什，统统被洗劫。说是日本人征用，实际上一半进了地主的仓房。地主的“狗腿于”假借“皇军征用”的名义，闯进家门，抢去了他们仅有的被褥里的棉絮。

河南一个农民诉说，一个当了伪军队长的地主管家如何把他关进监牢，扬言只有把他的女儿送给那个队长才放他出狱。一个中农的妻子哭诉了地主是怎样霸占了他家的十亩地，为了灭口杀害了她的丈夫，并把尸首扔进野外的煤坑里。还有一次，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受迫害的农民同声控诉鲁西的一个地主。为了替日本人修工事，这个地主逼迫他们往山上运送石料，地主的狗腿子手拿棍棒跟在后面监工。在这次苦役中，有的人被砸断了胳膊腿，有的被压折了腰。战争使穷人更加贫因。饥饿和失去土地的苦痛，使他们更难容忍地主老财的骄奢淫逸。最先起来进行斗争的往往是那些最贫穷的村庄。

那里的群众发起的“清算大会”，为共产党提供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许多村子里，一开斗争汉奸的大会，农民群众压抑在心头的满腔怒火立即爆发了。他们强烈要求把汉奸地主的土地和财物分给他们，以弥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被地主强行霸占去的一切财物都必须物归原主，少一文钱也不答应。十月里一个凉爽的早晨，在鲁西一个名叫李官屯的村子里，手拿棍棒钢叉的农民挨家挨户动员老幼乡亲出来参加斗争地主毛顺邦的群众大会。

会上，一个怒不可遏的农民站出来控诉：“二月初三，你抢走了我三百块钱。那年月印把子不在咱们手里，咱不敢吭一声。你干的坏事谁个不知?你还帮日本鬼子抢咱们的棉花。现在就要你还！“人群也呼喊起来：“非还不可！非还不可！“另一个佃户挤到台前说：“俺家好几口人命都死在你手里。眼下俺们还在挨饿。你把抢走的东西统统还给俺们!“这个地主被迫交出了五百四十亩地，七栋房屋，有百十来棵栎树的一片树林，以及家具等物。群众给地主留下了三十亩地和一栋房屋。

这个汉奸运气还不坏，总算保住了自己的脑袋，可是也并非处处皆如此。在曾经被日军占领过的山西省某山区，农民清算地主的方式就暴烈得多。在抗战期间，这一带山区和附近的平原地区部未曾进驻过八路军，地主对农民的奴役根深蒂固，地主利用土地盘剥农民特别残酷，这一带农村的贫困状况也尤为明显。日本鬼子一撤走，反奸清算运动立即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这里发生过一些恐怖行为，在群众越是落后的地区，他们的行动也就越是暴烈。

在山西省某地，群众召开了诉苦大会，曾经在抗战期间杀害过十八个农民的某地主三兄弟被押进了会场，会场上顿时群情激恼。群众怒不可遏，将到会的干部挤到了一旁，把这三个地主吊在大树上。在太行山区一个名叫窦马庄的村子，群众抓住了一个地主的狗腿子，硬是用石块把他给砸死了。在与窦马庄毗邻的一个村子，大伙把一个曾经当过伪军队长的地主抓来，给他套上一挂犁，用鞭子赶着他犁地。人们一边赶一边喊道；“过去你把咱们当牲口使唤，现在也让你尝尝这个滋味！”村子里新来了一批青年学生，都是怀着美好的理想从北平跑到解放区来的。他们根本不了解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之深重，想要把这里的农民运动纳入既定的轨道。然而农民却认为他们多管闲事，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还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懂个屁!“连新从外面来的八路军战土们也无法使激愤的群众平静下来。在冀中的一个战土告诉我：“

有一天，我们四个战土押送一个汉奸到县里去。半道上路过一个村子，村里的老百姓闻讯后一下子跑过来把我们的大车给围住了，不大功夫就围上了百十来人。他们问道：‘你们把他带到哪儿去2’我们回答说：‘送到县政府去。’他们说；‘不行!不许走！’好家伙！群众有一百多人，一个个横眉立目，满脸杀气。我们呢，才四个人。他们嚷道：‘把这个汉奸交给我们，要不你们就别想走得了！‘他妈的，有啥办法！“农民动辄威逼地主，因为他们知道，把地主的传统权力打掉一些，并不违反政府的法规。当日本人撤退时，大批伪职人员也逃之夭夭。在这一带没有任何政府机构。当时八路军正集结在国民党占领区的边界一带，除进驻了几座较大的城镇之外，尚未深入到广大农村。边区政府机构有限，对于大部分农村，一时也来不及接管。农民协会控制了民兵武装，但并无司法机构，共产党一时鞭长莫及。

当时，大部分干部都还缺乏经验，尤其是某些非党干部，对农民不服从政府的领导，更是忧心仲钟。而县的干部则担心被指责为包庇地主。在冀中地区，那些不顾群众的反对，硬要把被斗争的汉奸从他所在的村子带走的干部们，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你们绝不能这样干，这种干法是不得人心的。我们应该遵从群众的意愿。“然而要真正遵从群众、特别是那些最贫穷也是最积极的农民的意愿，却远非易事。他们有如脱缰的烈马，横冲直撞，迅猛异常。斗争汉奸的群众运动势如燎原之火，从一个村庄延焰到另一个村庄。不仅是贫雇农，往往连中农甚至小地主也都投入了斗争。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广泛民主的特点。这既是它的长处，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中农看到汉奸大地主被斗倒，贫苦农民被霸占的财物得到了偿还，他们便急不可耐，也想分享一份。但汉奸大多欠债累累，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还清。小地主和富农便产生了疑虑：这样下去，何处是一站？于是转而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而那些最积极的贫苦农民，一旦投入清算汉奸的运动，却越干越带劲。有些地方的大地主跟随日本人逃跑了，无法对其进行清算斗争，群众就没收其财产。成群结队的男女农民，尤其是那些家无隔夜粮的贫苦农户，冲进地主的宅院，撵走地主的管家，把粮食牲畜分光，然后在大门上贴封条。在山东农村，当农民群众打开地主的仓库时，发现里头有大批财物原属他们自己所有，这些财物都是被地主以供日军征用的借口掠去的。我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一个地主的女儿，看不惯她父亲欺压穷苦农民的行为，毅然站到农民群众一边，帮助他们分她父亲的财物。农民群众认为，分地主的家财有理，他们说；“过去他把咱的东西都抢定了，现在咱只是把它夺回来。

但农民群众也并非是毫无节制的。中华民族也绝不是野蛮人。虽然不少华北农民具有鞑靼民族的血统，但同时他们也拥有悠久的文明传统。中国人一向以他们的通情达理而自豪。在中国，制止一场争吵最常用的办法是说：“咱们来讲讲道理。所以俄国革命的许多特点在中国农村甚为罕见。混乱的局面，确实有过，抢劫的行为，也的确发生过。但却并未发生过大肆捣毁房舍、砸门翘窗、洞屋穿墙的暴行，更没有乱伐果树的破坏行径。因为群众想要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收归已有。至于打死人的事，那是农民群众为了报仇雪恨。也不见得单纯是报私仇，这是群众共同的仇恨，同仇敌忾的呼声发自全村群众的肺腑。因为当时尚未建立司法机关，所以农民群众只好自执其法了。以上涉及到的仅仅是清算运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农民群众并不是对所有的汉奸地主都进行清算，被清算的仅是其中罪大恶极者。斗争的矛头还不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那些罪恶昭彰的大汉奸虽被处置了，但其幕后操纵者却仍然迢迢法外，依旧作威作福，欺压人民。在抗战期间，地主往往指派一帮地痞流氓充当村长，投靠日本人为害乡里。如今，这些地痞流氓也许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是幕后的地主却依然握有势力，继续玩弄种种阴谋诡计对抗群众。在山东省的范庄，有一个地主将日本人撤走时留下的一万五千斤粮食私吞了一万斤，而只将剩下的五千斤分给农民群众。当大家表示不满时，他就威胁说：“少废话！

区公所里可有咱的人。“一句话就把老乡们给吓住了。从他们一生的经历中，农民群众深知，你要是在区公所里没有沾亲带故的人，去告状也是白搭。生活世故使他们误以为八路军的政府与其它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那些不法地主一面在干部和群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一面采取高压手段迫使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大多数村子都尚未进驻八路军，地主就乘机对农民群众进行威胁，说什么谁要想召开清算大会，就会遇到严惩。他们不光是进行威胁，有时公然绑架苦主，甚至雇人放“黑枪”暗杀积极分子。
 
这样的形势给共产党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当某个汉奸被愤怒的群众清算之后，其家属往往也就失去了生活着落。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将带来无政府主义，并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地主正在极力压制农民，而农民又急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于这些受到地主威胁的农民，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为他们撑腰，他们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使共产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实行了八年的改良方针，现在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他们采取革命的方针。在政治上改变方针，不象足球比赛中交换场地那样方便。如果他们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然会使一部分抗日地主离心离德，这些地主在抗战期间分别担任了地方政府甚至边区政府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们也会因此失去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土的同情，乃至失去国外人士的普遍好感。他们在国外一向被视为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侠义之士。可是，如果他们不满足农民的要求，他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其时，马歇尔的和平调解濒临失败，内战迫在眉睫。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而打一场战争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要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进行挑战，则有可能脱离除农村的贫雇农以外的各阶层的人，作这样的决断又谈何容易。

共产党暂不作决定，而是先召集各地干部总结经验，研究情况，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过去了，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迫切愿望与日俱增。整整一年未作出决策。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来临，耕耘播种的季节到了，该是迅速作决策的时候了。共产党仍然按兵不动。这一拖延，使边区军民愈加感到蒋介石的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机。共产党在此历史性的决策之前，徘徊再三，就象是一个等待着冲锋陷阵的战士。这一着的进退，将决定全局的胜负。老是等着等着，叫人心烦意乱，神经紧张得受不了，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真想豁出去看看。共产党有如处身于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线上，等在那里。
 
后退一步—与地主阶级言和；前进一步—向封建主义开战。这一决策实在事关重大。一九四六年夏天，党中央终于向各个县委下达了平分土地的指示。决策已定，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