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魔鬼在跟上帝战斗......'

                                   

          “这里魔鬼在跟上帝战斗......”   (《卡拉马佐夫兄弟》论纲)                                                                                 

         陈殿兴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欧美各国读书界的注意。1884年首先在德国翻译出版，接着法国（1888年）、挪威（1890年）、捷克斯洛伐克（1894年）、意大利（1901年）、英国（1912年）、罗马尼亚（1915年）、塞尔维亚（1923年）等国便相继翻译出版，对世界文学、哲学、美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作家威弗尔、卡夫卡、黑塞、茨威格、托马斯·曼，法国作家纪德、普鲁斯特、马尔罗、加缪、勒孔德·利尔，英国作家本涅特、沃尔芙、曼斯菲尔德，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弗、菲茨杰拉德、安德生、福克纳都对《卡拉马佐夫兄弟》有所赞誉或直言不讳承认受其影响。不仅文学家，甚至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哲学家尼采、萨特等也都声称从中受益。[1]我们希望海内外华人作家也能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但是中文读者要完全讀懂它卻不容易，一是因為中文譯文不夠理想——我们的建議是讀不懂的地方先放過去，或者找其他譯本看看；二是因為它卷帙浩繁、氣象萬千，不容易把握住它的脉络，本文就是想在这方面對讀者提供一些幫助。

 

                                                             

                       一、钩深致远，苦心经营，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酝酿过程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期酝酿、苦心经营、集他的思想和创作经验之大成的一部压卷之作。

1850年陀氏在鄂木斯克服苦役时结识了一个因弑父罪被判刑的囚犯。这个囚犯姓伊林斯基，贵族出身，是退伍少尉，曾在托博尔斯克边防营服役。伊林斯基为人放荡，债台高筑，他的罪名是为了得到遗产谋杀了父亲。他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他的同乡对他的罪行却异口同声地加以肯定。犯罪事实显得确凿无疑。陀氏把他写进了《死屋手记》一书。此书1860年出版，一年半之内就再版了四次，极为畅销，因此自然也就传到了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市，即伊林斯基的故乡。1862年5月，陀氏接到西伯利亚来信，说真正凶手已经缉拿归案，伊林斯基原系冤枉，法院已正式为其平反，宣布无罪释放，他无辜服了十年苦役。此事陀氏写进了《死屋手记》第二部。

1874年秋，在他的创作笔记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故事轮廓：

 “托博尔斯克，20年前，类似伊林斯基的故事。兄弟俩，老父亲。老大的未婚妻，被老二偷偷地嫉妒地爱上了。可是老大的未婚妻爱老大。老大是个年轻的准尉，酗酒胡闹，同父亲争吵。父亲失踪，一连几天音信皆无。兄弟俩正在谈论遗产问题，突然官府来人：从地下搜出尸体。老大的罪证（因为老二不跟父亲住在一起）。老大受到法律追究，被判苦役。（注意：他平日跟父亲吵架，炫耀已故母亲留下的遗产，还有其他胡闹行为。他走进房间，连未婚妻都躲避他。他醉醺醺地说：连你也相信？老二制造的假罪证极逼真。）公众不知道谁是凶手。

 “服苦役的地方的一幕。囚犯想打死他。

“长官。他不肯告发。苦役犯同他结为生死弟兄。长官责难他打死父亲。

“十二年后，弟弟来看他。场景：沉默不语，互相理解。

“又过了七年，老二官位显赫，可是内心痛苦，患疑病。对妻子宣布人是他杀的。妻子：‘你干吗要告诉我？’他去找哥哥。妻子也跟去了。

“为救丈夫，妻子跪在服苦役的老大面前，求他不要声张。老大说：‘我已习惯了。’和解。‘你不服苦役也受到惩罚了。’——老大说。

“老二生日。宾客满座。老二出来，宣布：‘人是我杀的。’人们以为他是中风。

“结局：老大回来。老二流放。老大放回。老二请老大做孩子们的父亲。

“‘你走上了正确的道路！’”[2]

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初构思。

1874年8月，在《少年》的创作笔记里，我们看到他曾打算把《少年》里的主人公安排为三兄弟：“老大是无神论者。绝望。老二是狂热信徒。老三是未来一代，新生力量，新人。”这个构思，在《少年》里未能实现，后来被作家带进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里。

写完《少年》以后，陀氏在1876年一月号《作家日记》[3]里说：“我早就树立了一个理想——写一本关于当前俄国儿童的小说，当然也要写他们当前的父亲，写他们当前的相互关系。”  他认为《少年》只是完成这个理想的“初步尝试”。

1876年4月9日给阿尔切夫斯卡娅的信里，陀氏把《作家日记》看成是创作一部庞大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实验室，他说：“我准备写一部很庞大的长篇小说......我着意研究的不是现实——这我不用研究也熟悉，而是时事的各种细节。在时事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青年一代以及当代俄国家庭——我预感到它同二十来年前相比已大不相同......”[4]

他计划1878年暂时停止出版《作家日记》，在1877年最后一期《作家日记》里他说：“在期刊停刊这一年里，我要全力以赴写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在出版《作家日记》的两年期间不知不觉不由自主地孕育成熟了。”

在他后来的创作笔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与这个主题有关的两部小说——《父与子》和《幻想家》的构思笔记。这两部小说都没有写成，其中一些想法也终于汇入《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创作里。

陀思妥耶夫斯基酝酿和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正是俄国国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开始传入俄国、民粹派开展活动的年代。 民粹派不惜牺牲生命进行暗杀，企图用政治恐怖手段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实行社会主义。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仅1879年一年，因进行政治恐怖活动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就有十六人。所有这些流血事件都是发生在陀氏眼前。陀氏一心想制止这种流血事件。有些政治恐怖案件公开审理时，陀氏还出庭旁听过。

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不使他考虑用什么办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问题：用恨还是用爱？没有上帝，人们能否建成地上的天国（社会主义）？没有上帝，人类能否和睦相处？

陀氏的答案是否定的。

另外，1876和1877两年的《作家日记》的编辑出版工作也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做了很好的准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占有重要位置的儿童问题，魔鬼试探耶稣的问题，异端裁判所大法官问题以及俄国国内政治问题，在《作家日记》里都已涉及。

1878年4月上旬，陀氏开始起草《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作大纲。从在大纲里列出的问题里，关于孩子们的小说还在考虑，上文提到的托博尔斯克故事被包括进去并做了改动：杀人凶手已不是兄弟中间的任何人，而是斯梅尔佳科夫；老二承认自己是凶手的情节安到了“神秘来访者”和伊万身上——“神秘来访者”杀人十四年后在命名日公开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伊万在审判米佳的法庭上当众承认父亲是斯梅尔佳科夫在他怂恿下杀的，等等。

这年的5月16日，陀氏的三岁儿子夭折。陀氏悲痛欲绝，工作不下去。夫人建议他跟哲学家、神学家索洛维约夫[5] 结伴去访问奥普吉纳修道院[6]——陀氏早就想去。在修道院里访问了七天，并跟阿姆夫罗西长老交谈过。这次访问给陀氏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印象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打上了鲜明的印记。

 

                     二、森罗万象，时代画卷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情节

 

老卡拉马佐夫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生了个儿子叫米佳；第二次婚姻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伊万，一个叫阿廖沙。

老卡拉马佐夫的原配太太跟别人跑了，续配太太被他折磨死了。

三个孩子都是别人带大的，老卡拉马佐夫丝毫没有照管和教育过他们。

老卡拉马佐夫荒淫无耻。他夜里奸污了一个在街上露宿的魔怔女人，结果生了一个儿子，叫斯梅尔佳科夫，长大以后给他当厨子。

老卡拉马佐夫不仅好色，而且贪财：米佳妈妈留给米佳的遗产，米佳长大以后他不肯如数交给米佳，结果父子发生了财产纠纷。父子俩又同时爱上了一个商人的“外室”——格鲁申卡。米佳急需三千卢布以便格鲁申卡答应嫁给他以后好带她远走高飞，认为父亲应该再付给他三千卢布，这样就可以了结他们之间的财务纠纷，而父亲却不肯付给他，反而用这三千卢布去勾引他的心上人格鲁申卡。

米佳是个放荡不羁、性格暴躁的人，他非但不掩饰对父亲的仇恨，而且到处叫嚷要杀死父亲，而且真当着弟弟和仆人的面把父亲打了一顿。

父亲在一天夜里被杀了。米佳被当成了凶手，而且判了二十年苦役，因为那天夜里他的确去过父亲的花园，往外逃跑的时候被父亲的老仆人格里戈里看到，他用顺手带去的一把小铜杵把老仆人打昏了。加上他身上的血迹和平时的叫嚷，看来真是铁证如山，他有口难辩，而且辩驳也无人肯信。

其实，人是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趁格里戈里被打昏的时候杀的。斯梅尔佳科夫杀老卡拉马佐夫一是为了泄恨——他认为自己的悲惨境遇都是老卡拉马佐夫造成的，二是想得到老卡拉马佐夫用来勾引格鲁申卡的那三千卢布，三是杀完人后可以逍遥法外——因为没有人会怀疑到他。他是在开庭审判米佳的前夜对伊万承认的。他说，他所以下决心杀老卡拉马佐夫在思想上受了伊万的“可以为所欲为”的理论的影响，在行动上也受到了伊万的默许。斯梅尔佳科夫承认完以后，当夜自缢身死，没有留下任何杀人证据。

伊万不像米佳，他表面上话语不多，文质彬彬，然而他却是个无神论者，认为人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可以为所欲为。在他看来，父亲和米佳之间的争斗是两条毒蛇互相吞噬。他也希望父亲被杀，所以斯梅尔佳科夫为了给杀害老卡拉马佐夫创造条件暗示他离开时他就离开了。父亲被杀，米佳被当成凶手，他受到良心谴责，痛苦万分，到审判米佳的法庭上自首，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他的震颤性谵妄发作了。

以上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情节，围绕这个主要情节，作者还写了米佳、卡佳、伊万、格鲁申卡之间的爱情纠葛，写了修道院里的生活和思想斗争，写了霍赫拉科娃太太和她的女儿，写了斯涅吉廖夫一家，写了阿廖沙所联系的一帮孩子们。综合起来看，作者在这部史诗式的小说里写了三代人。老卡拉马佐夫、米乌索夫、佐西马长老、斯涅吉廖夫、霍赫拉科娃太太等算第一代，米佳、伊万、阿廖沙、拉基京、卡佳、格鲁申卡等属于第二代，丽沙、科利亚、伊柳沙等孩子们代表第三代。他想通过对这三代人的描写展示俄罗斯的过去、现在、未来。

      

                     三、“这里魔鬼在跟上帝战斗......”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题

 

本书里的人物米佳在《火热的心的独白。以诗言志》里说过：“这里魔鬼在跟上帝战斗，战场就是人的心。”[7]这句话大概可以借来概括全书的主题。

 陀氏在这部小说里告诉我们，这桩惨案是不信上帝造成的。首先是老卡拉马佐夫，他不信上帝，荒淫贪婪，奸污魔怔姑娘生了斯梅尔佳科夫——杀他的凶手；而且侵吞妻子留给大儿子的遗产。其次，斯梅尔佳科夫不相信上帝，结果堕落为杀人凶手。再次，伊万也不相信上帝，结果有意无意地做了杀人帮凶。而米佳因为信上帝，所以尽管受了那么大的冤屈，仍然没有倒下去。

老卡拉马佐夫的三儿子阿廖沙和佐西马长老作为笃信上帝的正面人物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作者的理想：笃信上帝，虔诚祈祷，热爱邻人，为他人的罪孽承担责任（理由：假如你是虔诚教徒而对人施加影响的话，别人也许不会犯下罪孽）。

作者用很多篇幅写了正面人物皈依基督的过程。如佐西马长老由一个军官变成修士、“神秘的来访者”杀人十四年之后终于在基督教义的感召下主动投案自首以及阿廖沙克服因长老尸臭而产生的信仰危机等等，都生动地写出了上帝在他们的心里战胜魔鬼的过程。

对不信仰上帝的代表人物，如伊万，作者也没有轻描淡写。本书第五卷第四章《离经叛道》是伊万对阿廖沙说明自己反基督观点的自白。在这里伊万提出了忘却和宽恕丧尽天良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直接对基督教教义提出了质疑，义正词严，力透纸背。陀氏的朋友、主教公会总监波别多诺斯采夫在杂志上读到这章后立即给陀氏写信急于要知道作者怎样回答伊万，把伊万驳倒。陀氏回信说将在下一卷《俄罗斯修士》里加以反驳。他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来写《俄罗斯修士》，结果自己对这个反驳也不满意。他给波别多诺斯采夫回信说：“我又担心又害怕，不知道写得够不够。”他在给别人的信里也一再保证要把伊万的论点驳倒，他甚至担心会因此不让他的这部小说继续发表下去。

伊万心里的魔鬼跟上帝的激烈斗争，在本书第十一卷里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

 有没有上帝？没有上帝，人类会怎样？这些问题贯穿全书，几乎在每个人物的心里都引起过震荡，而且在人物之间也不断进行争论。不仅阿廖沙同伊万争论，米佳同拉基京争论，连老卡拉马佐夫也一再问阿廖沙和伊万有没有上帝。 在阿廖沙遵照长老的教导回到世俗世界去建功立业的前夕，派西神甫甚至对打着科学旗号的无神论进行了回击，为的是给阿廖沙在思想上筑起一道抵御无神论的防线。

 

                      四、史诗加“复调小说”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体裁

 

我们要欣赏陀氏的这部小说，必须注意它的两个特点：一它是一部史诗，二它是一部“复调小说”。

先谈第一个特点。陀氏早就想写一部史诗[8]式的小说。

1862年在《时代》杂志上发表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编者前言里就说过：“纵观当代全部欧洲文学，您就会在所有作品里看到这种思想（陀氏指的是他所说的“复活被环境、陈规陋习、社会偏见压垮的人”——引者）的痕迹，也许到本世纪末这种思想就会在某一部伟大艺术作品中得到完整清楚而强有力的体现，这部作品必将像但丁的《神曲》表达其时代特点——中世纪天主教信仰和理想——那样表达出自己时代的追求和特点。”

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他指的不是普通小说，而是全面反映“自己时代的追求和特点”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二，这部作品应充满“复活被环境、陈规陋习和社会偏见压垮的人”这样一种激情。

1862年雨果《悲惨世界》出版之后，陀氏这种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推动。

1865年，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开始发表。《战争与和平》气势恢弘，人物众多，写法独特，好评如潮，被誉为“史诗”。陀氏针对托氏这部小说是历史小说这一情况，1868年在给友人迈科夫的信里明确提出了要写一部以当代俄国青年思想为主题的史诗。这就是系列小说《无神论》的构思。《无神论》没有写成。这个想法1869年12月—1870年5月演变成《大罪人传》的写作大纲。《大罪人传》也没有写成，但这里已包含了《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一些情节和主题，最后形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大纲。

这里我们要提醒读者注意：陀氏要写的是一本描述时代特点的史诗，而且规模很大，作者在本书《作者的话》里说，本书分成两部，这里写的只是第一部。了解这一点对理解《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构很重要，否则就不容易理解作者在这部小说里花了那么多笔墨来写跟“惨案”关系不大的一些人和事，例如拿出很多篇幅来写修道院和孩子们，等等。

其次，我们谈这部小说体裁的第二个特点——“复调小说”。

这部小说的写作手法跟传统小说写作手法极不相同，许多研究者都指出过。俄国学者巴赫金在其所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里借用“复调音乐” 这个术语把陀氏小说艺术手法特点归纳为“复调小说”，我认为十分贴切。

巴赫金把受到作者统一意志支配的传统小说称为独白小说，说陀氏创作的小说是“多声部性”的小说，“全面对话性”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志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不发生融合。”[9]巴赫金认为，陀氏笔下的主人公的议论不同于一般小说里的主人公的议论，这些“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绝不只限于普通的刻画性格和开展情节的实际功能”，“与此同时，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也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立场的表现”。[10]

《卡拉马佐夫兄弟》写作手法所体现出来的正是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说说多声部这个特点。第一卷《一个家庭的历史》是序言性质的，交代了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历史情况。接着描写了惨案发生前后几天的情况。第二、三两卷写案发前两天；第四、五、六卷写案发前一天；第七、八、九卷写案发当天、当夜以及第二天早晨的预审。第十、十一卷写米佳被捕两个月后的一天——审判他的前夜，第十二卷写第二天的审判。尾声写米佳被判刑后第五天。每天所发生的事件很多，这些事件在情节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大都是由阿廖沙的穿梭式访问连接起来的。我们看到的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事件中，而互相不发生融合。结果就创造出了一个复调世界，突破了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传统欧洲小说模式。

其次说说对话性这个特点。作者很喜欢用人物对话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书里对话很多，有的话长得出奇。米佳的独白（《火热的心的自白》）实际上是跟阿廖沙的对话，占了三章，伊万的自白（《离经叛道》和《异端裁判所大法官》）实际上也是跟阿廖沙的对话，占了两章。公诉人和和辩护人的发言占了第十二卷的大部分篇幅。有的对话甚至是在主人公自己与自己之间进行的，如第四部第十一卷第九章里，伊万同自己的幻觉——鬼的对话。

主人公的议论，在这里绝不只局限于普通的刻画性格和展开情节的实际功能。这种主人公语言所要表现的不是主人公的性格（或典型性），也不是他在某些具体生活环境中的立场，而是主人公在世界中采取的最终立场，是主人公对世界的看法。在这部小说里表现为有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人类命运会怎样的争论和思考，构成了陀氏作品艺术形式的基础，构成了他的风格基础。

第三说说描写对象是“思想”这个特点。 这部小说虽然写了许多人物之间的纠葛，而且情节也跌宕起伏，充满悬念，但是他描写的对象不是人，而是“思想”。

俄国学者恩格哈尔特早在1924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他写的不是表现某种主题思想的小说，不是十八世纪崇尚的那种哲理小说，而是描写思想本身的小说。如同在别的小说家作品中描写对象可以是惊险故事、趣闻轶事、典型心理、生活画面或历史场景，在他的作品中这个对象就是‘思想’。他培育出一种完全特殊的小说，并把它发展到异乎寻常的高度；这类小说不同于冒险小说，伤感小说、心理小说或历史小说，可以称为思想小说。”[11]

跟这个特点相联系的就是“描绘人类心灵的全部隐秘”。陀氏说：“我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描绘人类心灵的全部隐秘。”[12]早在军事工程学校读书期间，他就立志要探索人心秘密。陀氏描写人的心理变化的本领简直是无与伦比的。人物的心理变化在作者笔下真可以说纤毫毕见。本书第八卷和第九卷刻画米佳到莫克罗耶去见格鲁申卡的路上、见到格鲁申卡后以及在预审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的那些篇章，是最明显的例子。他不仅描写人物明确的心理活动，而且也描写人物的双重思想。所谓双重思想，是指人物表达出来的是一种思想，而在这思想后面却隐藏着另一种思想。例如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第六章里，看到伊万同斯梅尔佳科夫谈话，我们似懂非懂，直到在《三访斯梅尔佳科夫》里，我们才从伊万同斯梅尔佳科夫的谈话里懂得了他们当时说的那些话的深层思想。连人物尚未形成的朦胧思想，也难以逃脱他的视野。这里我们可以举描写伊万在大门口同斯梅尔佳科夫那次令人似懂非懂的谈话之后夜里的思绪做例子：“夜已很深，伊万仍然没有睡......各种奇怪的和几乎完全意想不到的愿望在折磨他，比方说，过半夜以后，他突然迫不及待地想下楼开门到厢房去把斯梅尔佳科夫揍一顿，可是假如您要问他为什么揍人家，连他自己也举不出一条确切的理由来，除了这样一条理由：这个仆人是全世界对他侮辱最重的人，因此可恨。另一方面，这一夜，一种无名的、使他感到屈辱的怯懦也笼罩着他的心灵。他觉得怯懦得连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头痛，眩晕。一种仇恨的情感在心中燃烧，他像要对谁复仇似的。想起方才跟阿廖沙的谈话，甚至恨阿廖沙，有几分钟也很恨自己......”[13]至于作者在下意识领域里的挖掘，那更是作者独到之处，最典型的例子大概要算是伊万跟自己的幻觉——鬼的谈话了。[14]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说，他创作小说《浮士德》时曾反复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这一章。[15]

了解了陀氏这部作品写作手法特点之后，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陀氏的确像陀氏研究专家格罗斯曼说的那样，“创造了欧洲小说史上新的真正天才的一页”[16] 。

 

                     五、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现实意义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者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使陀思妥耶夫斯基赢得了全世界最大的小说家之一的声誉。如今他是拥有最广泛读者的小说家之一，这或许是由于他在小说中有力地表现了曾使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几代人感到困惑的那些道德问题、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这段论述是颇有见地的。

20世纪过去了，但作者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有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人会不会有美德？没有上帝的参与，人能否建成巴比塔（社会主义或世界大同）？科学发展了，上帝还能否存在？这些使书中人物苦苦思索的问题，小说里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大概现在也仍然会是人们在思考的问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亡，我想书里提出的这些问题应该能引起读者的思考兴趣。

除了思想方面发人深省以外，对现代作家来说，写作方法方面可借鉴的地方也很多，特别是在心理描写方面。

在世界文学史上，各国作家互相借鉴的情况可以说比比皆是，而出于蓝胜于蓝的情况也屡见不鲜——陀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想，文学创作要想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必须放眼世界，吸取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艺术成就。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这句老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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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陀思妥耶夫斯基20卷集》，莫斯科《TEPPA》1999年版，第15卷第276—282页。参阅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世界文学》，施元译，胡德麟校，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参阅《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卷“陀思妥耶夫斯基”词条及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The Brothers Karamazov。

[2] 《陀思妥耶夫斯基20卷集》，莫斯科《TEPPA》1999年版，第15卷第184页。

[3] 《作家日记》是陀氏独力举办的直抒胸臆的文艺政论性刊物，1873年作为《公民》杂志一个栏目创刊，1876年独立出版。

[4]《陀思妥耶夫斯基20卷集》，莫斯科《TEPPA》1999年版，第15卷第222页。

[5]索洛维约夫，弗拉吉米尔·谢尔盖耶维奇（1853—1890）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托尔斯泰过从甚密，他们曾听过他的哲学讲演。

[6]奥普吉纳修道院极为有名，据说是一个改恶从善的强盗修的。俄国作家果戈理、列·托尔斯泰都去访问过。

[7] 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3卷第3章。

[8]史诗本是古代民间文学一种体裁，通常指以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古代长篇民间叙事诗。如荷马史诗。现在人们常把比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的结构复杂、画面广阔、内容丰富、意义深刻的优秀长篇叙事作品称为史诗或史诗式作品。

[9]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白春仁、顾亚铃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29页。（这里的“意识” 指一个人的全部思想观念，一个“意识”常常代表一个人）。

[10] 同上。

[11]恩格哈尔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小说》，载《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与资料》第二集，莫斯科—列宁格勒，思想出版社1924年版。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传、书信及记事本摘抄》，圣彼得堡1883年版，第373页。

[13] 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5卷第7章。

[14] 见《卡拉马佐夫兄弟》第11卷第9章《鬼。伊万的噩梦》。

[15] 《托马斯?曼文集》，俄文版，莫斯科1959年版，第9卷第251，287页。

[16]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莫斯科，国家艺术科学院1925年版。